1992年我在洛杉磯見到出走兩年的許家屯，他講到六四前後趙紫陽犯了幾個錯誤。
一是他在民運興起時，不該出國訪問，把主持中央的大權交給李鵬，以至李有可乘之機；
二是他不該在5月16日見蘇聯領袖戈巴契夫時說，‘鄧小平雖然退了，但中共13大有個決定，在重大問題上要聽小平的意見’，這就把鄧擺到檯面上來，而鄧的原意是垂簾聽政，有決策權卻不須負任何責任，在民運沸騰時期說這樣的話，等於把責任推到鄧身上，不願為鄧擋輿論的子彈了；
三是在鄧執意要鎮壓時，他不該辭職，而是應去執行，一來保住權力，二來由他執行會比較溫和。
在中共歷次權力鬥爭中，被迫下台的幹部，無論多麼委屈，也沒有一個不作檢討的。包括硬骨頭如彭德懷，倔強如鄧小平，率直如胡耀邦，下台時都作檢討，承認‘錯誤’。鄧小平文革期间下台，還作過「永不翻案」的承諾。這些檢討就像嚴厲的父母逼小孩認錯一樣，即使不是孩子的錯。作檢討就是要在家長制中保護自己，讓自己有復出機會。但趙紫陽拒不檢討，他在1990年的中共六中全會發出一個書面談話，反駁所有加在他身上的不實之詞，並表示人民對貪污、腐敗不滿，又沒有正常渠道去表達，積怨堵塞才會使學運如河流缺堤般爆發。解決之道應該是政治改革而不是鎮壓，他因為無法執行鎮壓的決定所以辭職。
這個書面談話沒有向下傳達，知道的人很少。爆料者說，許家屯以中顧委身份列席六中全會看過。許說他見到的與會者都認為趙的意見是對的，李鵬是錯的。但他認為趙紫陽寫這個書面談話，就絕了他復出的機會，從此黨的「健康力量」失去了支柱。
關於楊尚昆，爆料者說他同許家屯向來有交情，在許提出在香港得到的民運訊息特別是錄影帶後，他也反對鎮壓。但他順從中共黨的下級服從上級、最終服從一人的倫理，不得不執行鄧的命令。6月3日，許家屯一直想找楊尚昆聯繫，過去他通過楊的兒子楊紹明，會立即得到楊的回話，但這段時間楊沒有回話。六四後，許和楊尚昆見過面，楊安撫許，說要許留任一年。不過沒有提他何以沒有實現「說服鄧」的承諾。
1989年12月中旬，楊尚昆去中東訪問，李鵬就在他出國期間，把許家屯叫到北京，當面告訴他要即時退職離任。許提出最好等三個月，待《基本法》公佈後，完成這件事再離任。李鵬不同意。等楊尚昆回國，調令已成事實，無法挽回了。這是李鵬再一次乘機做的手腳。
在周南接替許家屯的酒會上，周對他的前任連一句禮貌上的稱讚話也不說。許知道對他的清算，即將到來，他的人脈也會遭到清洗。他認為只有離開，才有機會，為黨高層的「健康力量」發聲。這是他出走的原因。
八九民運及六四後，我頻頻上電子媒體接受訪問，並當過議政清談節目主持；我又受邀做中文金曲頒獎禮的頒獎嘉賓。另外還在港台電視劇「獅子山下」的「風風雨雨」中當演員，我在劇中擔任一個電視台的新聞總監，劇情是面對九七香港新聞界的困境，我因這故事符合我的憂慮而願意嘗試。頻頻出鏡，使我的知名度大增。翁松燃教授後來在我的一本書中賜序，指我是「突出的意見領袖」和「其他媒體的一個最愛」。以那幾年的情況來說，謙虛點可以說是「浪得虛名」，但「虛名」是確實有的，是新聞界的公眾人物。
1991年，香港立法局開始了部分議席的直選。中英聯合聲明定下的政制是「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英國想在九七前就設置好選舉機制，但一直受到中共反對／阻撓。91年是直選的起步，香港民主派已經躍躍欲試。當時有朋友慫恿我去參選，但我完全不考慮就拒絕了。民主政制至少要在不可改變的規則下進行，才能確立。英國哲學家羅素早在八十多年前說：「中國是一切規則的例外」。從中共建政後的歷史來看，即使在被認為最開明的鄧、胡、趙時代，都不能擺脫這種「自訂規則，自己可以例外」的一人獨斷惡習。六四前後中共高層權力的運作內幕，更使我相信這種惡習只會越演越烈。
我知道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能夠保障自由與法治，但對中國行使主權下能夠維持民主制度真是不抱希望。我想我還是留在輿論陣地比較好，畢竟香港的新聞自由已經成熟，以第四權去監督政府也許可以延續得長久一些。
這是內幕之外的我自己的故事。
圖，1990年中文金曲頒獎禮，與亦舒一起做頒獎嘉賓，頒給陳百強的《一生何求》，最後一句是：「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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