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中美之间的关系走向了低谷，很多国人从来没去过美国，甚至从来未曾见过一个美国人，但是对美国的仇恨已经到了恨不得扒皮吃肉、挫骨扬灰的地步。美国真的有那么坏吗？今天来给大家简单列出一些美国对中国的帮助，其实远远不止这些帮助。
第一次：留美幼童
公元1872年到1875年间，清政府为了挽救大厦将倾的清政府，不得不做出一些改变，在传教士李提摩太等人的帮助下，由容闳倡议，在曾国藩、李鸿章等清朝重臣的支持下，
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学生赴美国留学。这些幼童出洋时的平均年龄只有十二岁，他们绝大部分人最终成为了行业翘楚。他们中有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开滦煤矿矿冶工程师吴仰曾、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清华大学校长唐国安、民初国务总理唐绍仪、清末交通总长梁敦彦，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知名人物。
他们在美国学习到了完全不同于八股文的知识，也就是近代科学。他们不需要再去理会君君臣臣四书五经的繁文缛节，学习到的是自由民主的现代文明。他们是幸运的，有机会接触到了外面的世界。他们也是不幸的，因为他们接触到了外面的世界。当他们认识到了外面的世界，却又知道自己将来不得不回到现实的世界后，难免会心有抵触，这让清朝统治者感到害怕。
这样原计划十五年的留洋计划，被迫终止，留美幼童不得不返回也让美国各界表示惋惜，因为很多学生就要瓜熟蒂落了，现在不得不中途而废！中国留美幼童纪念学会会长高宗鲁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幼童与美国家庭共同生活，水乳交融，对促进民族感情贡献良多，影响源远流长。”即便如此留美幼童还是为中国近代文明作出了贡献。
第二次：近代教育
中国自隋朝开起了科举制度，学而优则仕，学的都是四书五经八股文，除了教你三纲五常维护统治和整人之外几乎没什么作用。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1901年《辛丑条约》美帝国主义分到2444万美元。1904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透露：“庚子赔案实属过多。”当时中国学生留学主要以日本为主。首先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后逐步强大起来，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其次地理位置离中国近，语言也更容易理解，同时那时候去日本也很简单；最后还有一点就是便宜，学费很低。
1906年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同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建议罗斯福将中国清政府的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专门开办和津贴在中国的学校。1907年明恩溥发表《今日的中国和美国》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应该多让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去美国留学。
1908年罗斯福给国会提出了一个咨文，指出：“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它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 1908年美国参众两院一致通过赔款总额由2444万美元，减为1365.5万余元，扣除利息，应退还中国1078.5万余元。1908年10月28日，两国政府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政府在最初的4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100人。如果到第4年就派足了400人，则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要派50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
1909年8月，内务府将皇室赐园—清华园，拨给学务处，作为游美肆业馆的馆址，学务处在史家胡同招考了第一批学生，从630名考生中，录取了47人，于10月份赴美。这就是后来庚款留美学生的由来。1911年4月9日，清政府批准将游美肆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并订立章程。4月29日，清华学堂在清华园开学。
1909-1911年，游美学务处选送三批共180名学生赴美留学。这些留学生去了美国以后不仅学到了先进的技术也学到了一些先进的民主思想，言传身教的影响了很多人，很多人成为近代中国执牛耳者（胡适、竺可桢、赵元任等）！
虽然美国这么做有自己的想法，但是确实为中国的教育及人才培养做出了贡献！到了30年代，美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而同时，美国人在中国建立了12所教会大学，这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学。这12所大学基本涵盖了目前中国最顶尖的高校！
第三次：现代医学
最近随着马保国大师被人揍的晕头转向，很多人说中国传统武术已经没落，但是中医正如火如荼，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借了中西医结合的外衣。姑且不论，必定引起争议。提起现代医学就不得不提目前中国最好的医院，协和医院。协和医院就是美国人洛克菲勒捐建的。洛克菲勒家族与中国最早的接触可追溯至1863年，24岁的大卫-洛克菲勒的祖父约翰·洛克菲勒将他的第一桶煤油卖到了中国。最初洛克菲勒家族准备在中国建大学，并派出考察团考察中国。最终得出结论为“因条件限制，办学行不通，建议办医学”，于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目前仍然是世界上重要的组织）组建“中华医学基金会”，于1915 年出资20万美元，购买了欧美教会学校开办的“协和医学堂”，将其改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并斥重资购买了豫王府作为地址，请美国著名的建筑师查尔斯柯立芝主持设计。所花费用由预算的150万美元增加到了最终的750万美元。
民国总统黎元洪题名的《协医年刊》中，写到协和初办的情形：“收买豫王府旧址，计面积六十余亩，建筑新屋十四座，外则画栋雕梁，玉栏碧瓦，集中华建筑术之大观，内则设备周密，器械精良。”1921年9月19日,协和医学院落成典礼热闹非凡，名流济济。约翰·洛克菲勒的儿子小洛克菲勒乘坐海轮航行了一个多月从美国赶来出席此次典礼。他在演讲中说道：“协和医院希望给予中国人民的，不仅是医学科学，而且是西方文明在思维发展和精神文化上的精华”。任教于北京大学的胡适在日记中提到了这次典礼：“是日典礼极严肃，着学位制服参加列队者，约有一百余人，自有北京以来，不曾有这样一个庄严仪式……罗氏演说甚好。”北京协和医学院落成当晚，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在总统府举行盛大招待会，宴请全体代表。据美国历史学家、教育家玛丽布朗布洛克博士考证“在整个20世纪，洛克菲勒在中国科学、医学及高等教育的投资接近8亿美元，远高于其他任何美国来源”。学者资先生考证“自1916至1947的32年，用于创建、维持和发展这所远东独一无二的医科大学拨款总数为44652490美元。”为了提高教学水平，一大批美国专家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包括考德瑞、步达生、海司汀斯等一流学者，还有当时最前沿的生物化学家凡斯莱克，以及哈佛大学医学院院长埃德赛尔，所有设备也均为美国进口。
协和采用残酷的逐级淘汰制,每年平均只有十六位学生可以毕业，培养出了如林巧稚、吴阶平、诸福堂等一批顶尖名医，为日后中国医学发展提供了种子和骨干。科研方面亦成绩斐然，比如从中药大黄中成功提炼麻黄素，成为研究中草药成功的典范，此外还有对中国常见寄生虫病、黑热病和斑疹伤寒的研究等。这一时期，协和成为了亚洲医学和研究方法的最高标准，对日本和印度的高等医学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1924年梁启超先生右肾手术当年就是在协和医院做的。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基金会的工作遭到严重破坏。1938年，董事会通过特别决议：基金会将继续为在华工作拨款，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迁往内地的乡村建设项目。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它根据当时的条件和需要，以最可行的方式，对迁往内地的学术机构进行帮助。如由基金会拨款邀请一批中国著名学者到美国讲学一年，在此项目下应邀的学者包括罗常培、冯友兰、梁思成、费孝通等十几位教授。1947年内战时，基金会仍抱乐观态度。1947年的会长报告中说：“中国此刻正处于悲剧中，内争似乎不可调和。不过从长远看，前景不一定那么黑暗。此时此刻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1949年后基金会还对中国抱有一丝希望，但是最终证明是一厢情愿。1951年1月，时任协和医学院院长的李宗恩致函洛克菲勒基金会纽约总部：协和已收归国有。至此，基金会停止了最后一笔拨款。负责建造和运营协和医学院的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1928 年以后独立于洛克菲勒基金会，但仍接受其资金支持）也被迫离开中国，转而支持亚洲其他国家。大卫洛克菲勒去世后，北京协和医院官方微博称：“洛克菲勒家族最大一个海外慈善项目就是在20世纪初的中国建立北京协和医学院，播下一颗西方医学教育的种子。
1917年，当刻着“民国六年”字样的巨大奠基石沉稳落地的那一刻，一所承载了太平洋两岸科学梦想的医学院，由此诞生。感谢洛克菲勒家族对中国医学的贡献！事实上，除了协和，中国医院的四大家族“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都有美国的影子，协和医院刚刚讲了；湘雅医院的前身是1906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毕业生胡美（E.H.Hume）开办的湖南省内的第一所西医医院—雅礼医院；齐鲁医院由自美国、英国以及加拿大的多个基督教教会联合举办；华西医院是1905年，英、美、加三国的五个基督教会在中国西部创办的一所“规模宏大、科学完备”的高等学府。由此可见，中国现代医院都有美国的身影，美国对中国的医疗事业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第四次：抗日救国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永远的痛，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取得了惨胜，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其中美国对中国的帮助不可谓不大。1938年底中美达成了“桐油贷款” 。中国用桐油作为抵押，获得了美国2500万美元贷款，年息4.5厘，但是“不能用于军火”。1940年4月20日中国通过华锡贷款2000万美元，年息4厘，7年还完。10月22日，《钨砂借款合同》签字，美国借款给中国2500万美元，年息4厘，5年内以钨砂进行偿还。1941年2月4日，《中美金属借款合约》签订，中国在7年中售给美国价值6000万美元的钨、锑、锡等矿产，美国向中国提供5000万美元的贷款，其中一半支给现款，用途不限，另一半在美国采购工农业产品，随用随付。
1941年4月13日《日苏中立条约》签订，苏联停止援华。宋子文在白宫向罗斯福力陈：“中国远东形势之严重；我国望援之迫切；至盼在援助抗战国家新法案之下，能得着大量之实质援助；并盼总统能于最近期中发表援华具体方案节目。”罗斯福在1941年5月6日宣布《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并批示：“中国对于保卫美国是至关重要的，中国有资格得到租借援助。”同时同意美国军人辞职后加入陈纳德组织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1941年12月到1945年9月，美国志愿航空队共击落和炸毁日军飞机2600多架，击沉、击毁敌舰44艘，击毙日军66700多人。5月18日，第一批包括300辆2. 5吨6轮卡车在内的价值110万美元的“租借”物资由纽约起运来华。至12月，共有6675吨租借物资装运赴华。至1941年夏，美国通过《租借法》已向中国拨款1. 45亿美元。1942年3月21日，经过不懈的努力，中美双方正式签署了5亿美元借款协定。从协定的条文来看，同前几次美国对华借款相比，这次借款 “未规定利息，实际是一笔无息借款；未规定偿还期，实际上是长期借款；未规定担保，实际是同盟国政治信誉性质的借款。显然，这是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向中国提供的最为优惠、数额最大的一笔借款。
从1942年初起，美国政府逐步增加了对华租借物资的分配量。根据1942年5月29日宋子文给蒋的电报，美方已向中方交货的租借物资计有：枪械、子弹、飞机、通信及医药器材共6500吨，兵工材料、卡车及零件14. 3万吨，铁路材料5万吨。在1942年内，美国向中国提供的租借法案物资达1亿美元，已经大大超出1941年的数额（2600万美元）。1942年3月21日，罗斯福命令美国空军司令阿诺德成立一支阿萨姆至中国的空运部队，由泛美航空公司提供25架运输机，担任驼峰空运。从1943年起，美国方面明显加强了驼峰空运力量，大大增加了美军空运部的运输机数量。1943年上半年，平均每月的空运量已达2170吨，下半年又增至平均每月6500吨。
1944年5月密支那机场收复后，整个航程得以缩短，而且飞行安全有了保障，另外美国重型轰炸机自身可以带运物资。6月份的空运额便达到了创纪录的18235吨，而1944年下半年的月平均空运额猛增至26100吨。根据美国历史学家德怀特.杜蒙德估计，截至1945年底美国租借援助中国13. 35亿美元。1942年2月7日，罗斯福致电蒋：“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中国人民，武装起来的和没有武装的都一样，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对于在装备上占极大优势的敌人进行了差不多五年坚决抗击所表现出的顽强，乃是对其他联合国家军队和全体人民的鼓舞。”
第五次：奠定大国地位
二战期间美国一直把中国作为战略大国考虑，罗斯福也一直谋求建立大国维持世界和平，这四个大国就是美、英、中、苏，甚至提出了除四大国外，其余国家不允许保留军队，虽然做出了很多努力，但是最终事与愿违。早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就提出了这个想法。1943年11月23日至26日，由中、英、美在埃及开罗召开，三国领导人蒋、丘吉尔、罗斯福出席，商讨反攻日本的战略及战后国际局势的安排，制定盟军合作反攻缅甸的战略及援华方案，会后公布开罗宣言，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归还一切侵占的土地，塑造战后东亚的新局势。在开罗会议上，美国总统说：欢迎中国成为世界四强之一。我们的“敌人”抬高了我们的地位。开罗会议确立中国成为世界四强的地位，对中国政治上意义重大。
11月23日晚，罗斯福和蒋之间举行了私人会谈，会谈中双方主要对战后的重大事务问题，尤其是战后对日事务问题上进行了交流。
1.关于中国的国际地位：罗斯福总统表示中国应取世界四强的地位，并以平等的地位参加四强机构并参与制定该机构的一切决定。蒋表示中国将欣然参加四强的一切机构和参与制订决定。
2.关于日本皇室的地位：罗斯福征求蒋的意见，日本的天皇制度战后是否应予废除。蒋说“涉及日本政体的问题，应留待战后由日本人民自己决定，以免造成国际关系中可能后患无穷的错误。”
3.关于对日本本土的军事占领：罗斯福的意见是，在战后对日军事占领的问题上，中国应担任主要角色。罗斯福希望中国能够担负起美国所设想的东亚大国地位，提议让中国来主导战后对日占领，甚至主动明示要将冲绳“送”给中国。但蒋推脱了罗斯福的提议并认为，中国尚不具备肩负这项重大责任的实力。这项任务应在美国领导之下执行，届时中国可作为辅助力量参加此项工作。
4.关于战后日本赔偿的问题：蒋提议，战后日本给予中国的赔偿，一部分可以实物支付。日本很多工业机器和设备，战舰和商船，铁路车辆等等可以移交中国。罗斯福对此项提议表示同意。
5.关于日占领土的收复问题：蒋和罗斯福双方同意，日本用武力从中国夺去的中国东北四省、台湾和澎湖列岛，战后必须归还中国，经谅解，辽东半岛及其两个港口，即旅顺和大连必须包括在内。罗斯福然后提到琉球群岛，一再提问，中国是否想要琉球群岛。蒋回答说，中国愿由中美两国共同占领琉球群岛，最后，在一个国际组织的托管下由两国共管。罗斯福还提出香港的问题。蒋建议，在进一步考虑以前，请总统跟英国当局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6.关于军事合作问题：罗斯福提议，战后，中国和美国应作出某些安排，遇有外来侵略，两国可据此相互支援，美国应在太平洋各个基地上保持足够的军队，以便有效地分担防止侵略的责任。蒋对这两项提议都表示同意，并希望美国将能给予中国必要的援助，来装备陆、海、空军，以增强其国防，使其能履行国际义务。蒋还提议，为了彼此的安全，两国应作出安排，使每一方的陆军和海军基地可供另一方使用，并且声称，中国准备把旅顺交由中国和美国共同使用。罗斯福则提议，在就任何有关亚洲的问题作出决定之前，中国和美国应彼此进行磋商，蒋表示同意。
7.关于朝鲜、印度支那和泰国的问题：罗斯福提出，中国和美国应就朝鲜、印度支那和其他殖民地，以及泰国的未来地位达成一项相互谅解。蒋在表示同意的同时，强调了给朝鲜独立的必要性。他还认为，中国和美国应共同努力帮助印度支那在战后取得独立，而泰国则应恢复独立的地位。罗斯福表示同意。
8.关于提供中国的经济援助问题：蒋指出，中国战后的经济重建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将需要美国以贷款等形式的财政援助以及各种类型的技术援助。罗斯福表示，将对这个问题作周密而切实的考虑。
9.关于外蒙古和唐努乌梁海：罗斯福特别问道唐努乌梁海的目前情况及其与邻近地区的历史关系。蒋指出，这个地区在被俄国用武力夺走，并入其版图前，一直是中国外蒙古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说，唐努乌梁海问题将来必须同外蒙古问题通过与苏俄谈判一并解决。
10.关于统一司令部的问题：蒋提议成立一个中美参谋长联席会议，或者，作为代替办法，中国参加现有的英美参谋长会议。总统答应同美国参谋长们磋商，以便就这个问题作出决定。（后来给出了否定的结论）从会谈中可以看出，罗斯福希望中国能够担负起美国所设想的东亚大国地位。开罗会议结束后，美国与国民政府确定了双方在远东的战略关系，罗斯福蒋为他们取得外交成就相互庆贺：国民党《中央日报》的社论，称开罗会议是“转移了世界人类的命运，重写了世界历史的新页”；罗斯福则在圣诞节前夕发表致美国人民书，宣布美国和中国“在深厚的友谊和统一的目的上，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密切”。可以说是美国或者说罗斯福把中国推上联合国安理会成员的位置上。
第六次：阻止苏联核威胁
前些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叫嚣的扩充核武器数量简直让人不可理喻，以为核武器是闹着玩的吗？中国在上世纪60年代末真的差一点遭受到了苏联的核打击，幸亏美国的帮助才没有遭受灭顶之灾。1968年，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苏联开始在新疆附近大量增兵，总兵力由1961年的12个不满员师和两百架飞机，增至25个师、1200架飞机和200枚导弹。1969年3月，苏联军队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史称“珍宝岛事件”。珍宝岛事件使得本来就严峻的中苏关系迅速恶化，曾经的兄弟彻底反目成仇。为了能迫中国接受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珍宝岛事件后，苏联《红星报》称，苏联拥有强大的核打击能力，可以给中国这个“现代冒险家”以摧毁性打击。
1969年苏联已拥有核弹4万枚，而中国在1969年还不具备远程导弹攻击能力，核弹数量更是寥寥无几。由于中苏之间的紧张局势，人民日报当时发出了标题为“苏联屯兵百万，亡我贼心不死”的文章。鉴于苏联可能对中国发动核打击，毛泽东根据朱元璋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全国很快进入了“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国民经济开始转向临战状态，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实行“山、散、洞”配置，北京等大城市开挖地下工事。以北京为例，每天有三十多万人参与挖防空洞，留下了大大小小两万多个防空洞。
1969年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华盛顿紧急约见了美国总统国度平安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向他通报了苏联预备对中国施行核打击的意图，并征求美方的意见。虽然中美之间当时也是对立关系，但是美国人深知核武器的威力。美国对日本进行原子弹轰炸以后，包括提出研发原子弹的核专家在内的美国人一直在反思，惨绝人寰的原子武器是否应该用于战争，他们认为核武器应该用于威慑而不应该用于战争。况且如果苏联对中国进行核打击，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按照铁血精英们的想法，如果你站在美国的角度你会怎么做？自己的两个敌人就要打起来了，我应该袖手旁观，让中苏争的你死我活，既消灭了中国又消耗了苏联，这样我不是又可以大发战争之财？既消灭了敌人又发展了自己岂不是不亦乐乎？但是美国并没有这么做，美国选择将这个消息告诉中国。但是因为美国与中国当时没有外交关系，且双方积怨甚深，直接告诉中国，一来缺少合适的渠道，二来也可能会引起中国领导人的误解，以为美国在耍什么花招。最终美国政府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绝妙无比的方法，1969年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章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这篇报道的威力无异于一颗“原子弹”，苏联企盼着美国发来支持电，却等来了一篇公开的报道，这篇报道也反映了美国方面反对动用核武器的态度。勃列日涅夫暴跳如雷，大骂美国人出卖和愚弄了他，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苏联要动用核武器攻击中国，世界为之恐慌，各种舆论压力全部抛向了苏联。苏联方面在经过确认后，确定了如果核打击中国，美国就会出手帮助中进行核打击苏联，他们也就放弃了核打击的想法。根据近几年解密的资料看，美国评估当时中苏间会进行小规模的边境战争，但是没有想到会进行核战争，再加上当时美国国内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衰弱，全球石油危机，欧洲共同体的成立和崛起，因此美国也希望跟中国进行合作，因此不同意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而中美关系也从70年代初开始全面进入了蜜月期直到80年代末。
第七次：乙肝疫苗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中国平均每年报出约 1.2 亿乙肝病毒携带者，高达 10% 的新生儿通过母体感染慢性乙型肝炎！乙肝在中国成为继烟草外的导致死亡的第二大原因。由于我国医疗水平落后，在很多农村和偏远地区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全村公用一个注射器。使用过程中根本不消毒，或者仅仅是用热水烫一下。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短短二十多年时间，乙肝大爆发，我国新增的乙肝病毒携带者增加约1.2亿人，其中包括无数通过母体感染的乙肝新生儿。在乙肝疫苗生产上，美国的默克公司拥有最先进的技术和生产线。在最初的谈判过程中，默克公司希望向中国销售疫苗，每只100美元，然而中国每年有2000万新生儿，就意味着每年要花费20亿美元。对于当时的中国家庭而言，100美元就是天价！
最后默克公司的总裁瓦杰罗斯说“最初我们希望向中国出售乙肝疫苗，但我们很快意识到，即使我们将价格降到最低，他们也难以承担。我很焦虑，时间如此紧迫，我想保护孩子们免受这种致命疾病的侵袭，新生儿在出生24小时之内就应第一次接种疫苗……考虑到中国乙型肝炎的严重性，接种乙肝疫苗是唯一有效能够防止这种疾病发生及其后果的方式……终有一天，所有的中国宝宝都能接种乙肝疫苗，免于乙型肝炎的危害。”
最终，瓦杰罗斯提出以700万美元价格将最先进的重组乙肝疫苗技术转让给中国，并接收中国技术人员到美培训。这个价格对于默克公司而言，不仅没有了盈利，而且还可能亏本。因为仅仅是培训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派遣默克员工到中国所花费的钱，已经超出了这笔钱。1989年9月11日，默克公司和三家中国公司：北京生物制品大学，中国国家技术进出口总公司，深圳康泰生物制品签订协议，以700万美元价格，将领先的重组乙肝疫苗生产技术转移到中国，每年生产4000万疫苗，让所有中国新生儿接种乙肝病毒疫苗。1990年5月，默克公司完全撤出中国，当年合作的工厂目前全部变成了中国工厂。1993年乙肝疫苗跨出了历史性的一步，我们成功生产出第一批基因工程乙肝疫苗。掌握了疫苗生产技术后，中国疫苗供给量大幅上升，中国卫生部于 2002 年将乙肝疫苗接种纳入中国国家扩大免疫规划，免费为新生儿接种乙肝疫苗。
官方调查数据显示，中国新生儿乙肝病毒携带率，已从 1992 年的 9.7%下降至 2006 年的 1% 以下，而乙肝病毒携带者人数则从占总人口比的 10% 下降到 7.2%。从1993年到2018年，25年来保守估计有5亿人接种乙肝疫苗。很多人一生也不会知道自己能接种这种疫苗的缘由，因为这一事实从未出现在我们国家的公共媒体上。对一个制药企来说，在此期间接种的疫苗数量足以产生高额利润，但我们知道默克公司将它作为礼物送给中国，对中国人民来说，这是一件无价之宝。
第八次：改革开放及WTO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美苏关系恶化，中美逐渐进入了蜜月期，中国经济也得到了飞速发展。双方在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交流，甚至美国还卖给了中国30多架黑鹰直升机。这种直升机在高原上有优越的性能，经过了三十多年的研究，我们依然无法造出与之媲美的直升机。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在青藏高原等高海拔地区，黑鹰直升机依然是运输的主力。
世纪之交，经过卓越的谈判，美国终于同意了中国加入WTO，加入WTO后的效果十分明显，中国从2000年开始的十年来经济增长速度每年都是两位数，中国迅速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美国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客户，每年中国都可以从美国市场收入几千万美元的外贸，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可以说中国经济的腾飞，真的离不开美国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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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在川大嘴巴上台后，几乎处处针对中国， 川大嘴巴时代的美国对中国几乎完全变了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