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一下德国跟中国的关系，怎么样从合作共赢，
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是跟德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同步。
德国拥有中国工业化需要的高端技术和设备，比如汽车生产线、
《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说，
那可以说是德国跟中国经贸关系的蜜月期。
任何间方面的依赖都潜伏着危机。这几年，
原因其实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企业通过合资、收购和强制技术转让，
这跟德国企业熟悉的基于规则的市场竞争，完全是两码事。
第一个原因，就是国家对企业的巨额补贴。《华尔街日报》
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国的半奴工制度。
第三个原因，就是中国企业之间相互挖墙角，不计成本倾销。
《华尔街日报》也提到德国的化学工业。
问题在于，中国产品之所以能卖低价，
近十年，中国的廉价商品像海啸一样涌入发达国家市场。最初，
《华尔街日报》报导了中国企业如何在欧洲化整为零，
这种做法成为绕过监管的捷径。中国海关的数据显示，
显然，德国跟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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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不了婚，因为他们离不开中国的廉价货？谁不想要质优价廉的产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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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战马"
excerpt: '这是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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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Dec 22, 2025"
author:
name: 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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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blog teamplate, blog, template, nextjs, tailwind css, markdown, mdx, tailwindcss, nextjs template, webexpe, webexp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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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写视频的嵌入代码
（ 详见https://github.com/briteming/ntmbt/blob/main/_posts/fh.md?plain=1）
然后访问vercel.com/new ,导入项目https://github.com/briteming/ntmbt。
然后，点击deploy按钮，等待部署完成，部署完成后，我得到网址https://ntmbt.vercel.app
新建源帖后，博客网站2-3分钟内就会更新。
项目地址：
https://github.com/webexpe13/nextjs-tailwind-mdx-blog-template
https://github.com/briteming/ntmbt
演示博客：
https://ntmbt.vercel.app，同一天发表的帖子是按字母顺序从上到下排列。
https://ntmbt.vercel.app/posts/fh/ 能显示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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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战马
date: 'December 23, 2025'
description: 这是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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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写视频的嵌入代码
（ 详见https://github.com/briteming/jntmb/blob/main/posts/fh.mdx?plain=1）
然后访问vercel.com/new ,导入项目https://github.com/briteming/jntmb。
然后，点击deploy按钮，等待部署完成，部署完成后，我得到网址https://jntmb.vercel.app/
新建源帖后，博客网站2-3分钟内就会更新。
项目地址：
https://github.com/jishanshaikh4/nextjs-tailwind-mdx-blog-template
https://github.com/briteming/jntmb
演示博客：
https://jntmb.vercel.app/
https://jntmb.vercel.app/fh 能显示视频
同一天里发表的帖子是按字母顺序从上到下排列的：
https://jntmb.vercel.app/ac-test
https://jntmb.vercel.app/admonition
https://jntmb.vercel.app/ce
https://jntmb.vercel.app/fh
pnpm-lock.yaml是pnpm包管理器生成的核心文件，它的主要作用是记录项目所有依赖的确切版本和依赖关系树，确保在任何环境（本地、CI/CD、生产）中安装的依赖都完全一致，避免版本冲突，并显著提高安装速度，因为跳过了依赖解析过程。它冻结了依赖状态，保证了项目的可复现性和稳定性。
核心作用
锁定精确版本：详细记录了直接和间接依赖包的每一个精确版本，防止因版本差异导致问题。
保证环境一致性：确保开发、测试、生产环境安装的包版本完全相同，实现“一次安装，随处运行”。
加速依赖安装：pnpm可以直接读取此文件来安装依赖，无需重复解析package.json，大大缩短安装时间。
项目可复现：团队成员和部署系统都能依赖这个文件获得完全相同的依赖树，保证了构建的确定性。
优化模块链接：这个文件结构也反映了pnpm高效的node_modules链接机制，是其性能的关键。
总结
你可以将pnpm-lock.yaml理解为项目的“依赖快照”或“蓝图”，它记录了构建项目所需的一切依赖细节，是保证项目稳定、快速和可复现性的关键文件，应该始终提交到版本控制系统（如Git）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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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pm-lock.yaml 文件是 pnpm 包管理器使用的锁定文件。它的主要作用是确保项目中的依赖包版本一致性，避免在不同的环境中因为依赖版本的不同导致问题。具体来说，pnpm-lock.yaml 文件有以下几个重要作用：
主要作用
锁定依赖版本：pnpm-lock.yaml 文件会记录所有项目依赖的确切版本，包括直接依赖和间接依赖。这样可以确保在不同环境中安装依赖时，使用的依赖版本是完全一致的，避免因为版本差异导致的不可预期的问题。
提高安装速度：pnpm-lock.yaml 文件详细记录了依赖关系树，pnpm 可以通过这个文件快速解析和安装依赖，而不需要重新解析 package.json 中的依赖配置，这可以显著提高安装速度。
保障依赖的一致性：无论是团队开发还是 CI/CD 环境，pnpm-lock.yaml 文件都可以确保每次安装的依赖版本一致，从而保证开发、测试和生产环境的一致性。
pnpm-lock.yaml 文件中包含了所有依赖的详细信息，包括：
包名称和版本
包的完整性校验和哈希值
包的依赖关系
包的下载地址
包的元数据（例如 resolution 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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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战马
date: 2025-12-23T14:07:00
author: 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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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写视频的嵌入代码
（ 详见https://github.com/briteming/xnbx/blob/main/posts/fh.md?plain=1）
然后访问vercel.com/new ,导入项目https://github.com/briteming/xnbx。
然后，点击deploy按钮，等待部署完成，部署完成后，我得到网址https://xnbx-sage.vercel.app/
新建源帖后，博客网站2-3分钟内就会更新。
项目地址：
https://github.com/xprilion/nextjs-blog-xprilion
https://github.com/briteming/xnbx/
演示博客：
https://xnbx-sage.vercel.app/
https://xnbx-sage.vercel.app/posts
https://xnbx-sage.vercel.app/posts/fh 能显示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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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战马
description: 这是一篇文章
date: 2025-12-23T09:47:00
tags: ["misc1", "misc2"]
series: ["xyz"]
published: true
writer: 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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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写视频的嵌入代码
（ 详见https://github.com/briteming/pnzc/blob/main/content/blog/fh.mdx?plain=1）
然后访问vercel.com/new ,导入项目https://github.com/briteming/pnzc。
然后，点击deploy按钮，等待部署完成，部署完成后，我得到网址https://pnzc.vercel.app/
新建源帖后，博客网站2-3分钟内就会更新。
项目地址：
https://github.com/PAPATIRI/next-zanccode
https://github.com/briteming/pnzc
演示博客：
https://pnzc.vercel.app/
https://pnzc.vercel.app/blog （支持分页）
https://pnzc.vercel.app/blog/fh 能显示视频
主要解决问题场景：
前景：
比如你的packgae.json的依赖是"react": "^17.0.2"，因为有标识符^，所以如果react模块有在17大版本下更新的小版本17.0.3，npm install时候会自动安装17下的最新版本17.0.3
现象：
在前景情况下，你本地是"react": "^17.0.2"，如果这时候react更新"react": "^17.0.3"，别人npm install的时候，安装就是"react": "^17.0.3"。这样导致你们版本不一致，可能引起一些相关错误。
解决：
package-lock.json：简单来说就是锁定安装模块的版本号。
就是在npm install的时候，记录各个模块的版本信息和下载路径，这样别人拉项目npm install时候， 就会依据packgae-lock.json去安装"react": "^17.0.2"，保证大家依赖一致并且安装模块速度也能提高。
注意点:
1.npm安装，没有package-lock.json文件，如果npm版本是5+，会自动生成package-lock.json。有的话会默认依据该文件进行安装而不是package.json。cnpm不支持（忽略）依据package-lock.json文件安装模块，默认依赖package.json进行安装。
2.需要更新版本，得去更新package.json里的模块版本，然后npm install，才能同步更新到package-lock.json
3.该功能基于np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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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战马"
date: "2025-12-22T22: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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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写视频的嵌入代码
（ 详见https://github.com/briteming/rpb/blob/master/posts/fh.md?plain=1）
然后访问vercel.com/new ,导入项目https://github.com/briteming/rpb。
然后，点击deploy按钮，等待部署完成，部署完成后，我得到网址https://rpb-gilt.vercel.app/
新建源帖后，博客网站2-3分钟内就会更新。
项目地址：
https://github.com/rakarmp/PersonalBlog
https://github.com/briteming/rpb
演示博客：
https://rpb-gilt.vercel.app/
本来，帖子https://rpb-gilt.vercel.app/posts/fh 是不显示视频的。解决办法：
访问 https://github.com/briteming/rpb/blob/master/lib/posts.tsx ，编辑posts.tsx -
在第59行，把 .use(html) 改为.use(html, { sanitize: false })
改好2分钟后，访问帖子https://rpb-gilt.vercel.app/posts/fh ，发现能显示视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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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战马
date: 2025-12-21T10:54:00
description: 这是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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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写视频的嵌入代码
（ 详见https://github.com/briteming/snb/blob/main/content/posts/fh.mdx?plain=1）
然后访问vercel.com/new ,导入项目https://github.com/briteming/snb。
然后，点击deploy按钮，等待部署完成，部署完成后，我得到网址https://snb-ten.vercel.app/
新建源帖后，博客网站2-3分钟内就会更新。注意： 此程序不支持发表180kb的长文。搭建基于nextjs的静态博客程序，这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项目地址：
https://github.com/spcbfr/nextjs-blog
https://github.com/briteming/snb
演示博客：
https://snb-ten.vercel.app/
https://snb-ten.vercel.app/posts/fh 能显示视频。
( https://snb-ym.netlify.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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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战马'
date: '2025-12-21T11:22:00'
slug: 'fh'
excerpt: 这是一篇文章
category: m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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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写视频的嵌入代码
（ 详见https://github.com/briteming/gnb/blob/main/data/posts/fh.mdx?plain=1）
然后访问vercel.com/new ,导入项目https://github.com/briteming/gnb。
然后，点击deploy按钮，等待部署完成，部署完成后，我得到网址https://gnb-4n6c.vercel.app/
新建源帖后，博客网站2-3分钟内就会更新。
项目地址：
https://github.com/gregrickaby/nextjs-blog
https://github.com/briteming/gnb
演示博客：
https://gnb-4n6c.vercel.app/ https://gnb-4n6c.vercel.app/articles
https://gnb-4n6c.vercel.app/article/fh 能显示视频。
( https://gnb.netlify.app/articles
https://gnb.netlify.app/article/fh)
1938年2月中旬，由于抗战局势恶化，继南京沦陷之后，武汉也岌岌可危，湖南不再安全，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决定迁往云南办学。全校师生兵分三路，其中一路由336名师生组成，徒步前往昆明。
这支队伍由体检合格、体力较好的师生组成，从长沙出发，乘船到益阳，再从湘西徒步穿越贵州，进入云南，一路走到昆明。这支步行队伍，全称叫湘黔滇旅行团。为保证安全，军委会指派黄师岳中将担任旅行团团长，黄钰生担任教导员，对旅行团实施军事化管理。
旅行团所有团员，每人发给长沙特产大型油纸伞一把，学生一律军人装束，身穿土黄色崭新制服，扎绑腿，背干粮袋、水壶，外加黑色棉大衣一件。教师中亦有自备竹制手杖者。
旅行团2月20日出发，全团分为两个大队、6个中队、18个小队。大队长由教官邹镇华、卓超二人担任，中队长和小队长分别由学生担任。
2月22日下午，大队人马乘船抵达益阳城外之清水潭。因上游水浅不能行船，遂于23日舍舟登陆，三千余里之长途旅行自此开始。
此乃旅行团自益阳出发时所摄
此次徒步昆明，全程68天行军，经湘西穿越贵州，翻山越岭，晓行夜宿，长途跋涉1600余公里，除车船代步和旅途休整外，实际徒步行军40天，行程约1300公里。
当年，湘黔一带土匪横行，山野村寨常有抢劫财物、杀人越货的事情发生。其中湘西土匪尤为猖獗，不但人数众多，且拥有新式武器，包括重机枪与小钢炮等装备。有时为争抢地盘，甚至敢与当地驻军交战。临时大学组成的旅行团之所以实行军事化管理，由全副武装的军人保护随行，就是怕途中遭遇匪患，发生不测。
为确保师生安全，临出发前，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专门派人与沿路土匪打招呼，告知有一批穷学生将徒步前往云南读书，请各路黑道大哥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要骚扰学生。
此后一路下来，湘黔滇旅行团并未与土匪遭遇，所有路段皆平安无事。
旅行团进入湘黔交界处时，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的热情欢迎。在玉屏县境内，县长刘开彝专门张贴告示，通知县内商民，鉴于“本县无宽大旅店，兹指定城厢内外商民住宅，概为各大学生住宿之所。凡县内商民际此国难严重，对此振兴民族之领导者——各大学生，务须爱护借重，将房屋腾让，打扫清洁，欢迎入内暂住，并予以种种之便利。特此布告。仰望商民一体遵照为要”。
3月17日，旅行团到达玉屏县，受到县长刘开彝、各界代表及童子军的热烈欢迎，食宿等诸方面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关照。
此后进入贵州境内，沿途各村寨的地保皆敲锣提示，要商人与百姓不要抬高物价，以方便过路的师生。有的县份甚至派出中学生到城郊列队欢迎。
欢迎场景在省城贵阳达到高潮。这一天正赶上滂沱大雨，旅行团师生仍然步伐整齐，冒雨行军，一路歌声嘹亮进入省城。贵阳民众见状，齐聚大街两旁，鼓掌欢呼，与旅行团的队员们在雨中握手拥抱。当时大家的心情，都觉得上面有一个英明的领袖，下面有五百万勇敢用命的士兵，抗战胜利是迟早的事情。
68天的长途跋涉中，旅行团的师生们一边行军，一边深入社会。著名地质学家袁复礼教授，结合湘西、黔东一带的地形地貌，讲解相关地质知识。闻一多教授则指导学生收集民歌民谣，他自己同时还用铅笔写生，描画民情风俗。
北大化学系教授曾昭抡的故事更是为师生们津津乐道。曾昭抡是晚清名家曾国潢的后代，他虽然少年时就在长沙教会学校读书，又是清华出身，留美博士，但他与其他出国留学的学者大不相同。一般留学归来的教师，总是西装革履，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曾昭抡却总是身穿蓝布大褂，显得皱皱巴巴的，有些破旧。
据联大学生何兆武说：朱家骅刚到中央大学任校长时，有次召集系主任开会，看见曾昭抡穿得破破烂烂的，问他是哪个系的。曾昭抡答是化学系的。朱家骅就说：“去把你们系主任找来开会。”曾昭抡也不解释自己就是系主任，当即扭头就走。回宿舍后，卷起铺盖就出了校门。随后被北大聘去做了化学系主任。
旅行团行军期间，曾昭抡总是显得毫无倦色。每天清晨，当大家离开驻地，身披星光走了二三十里的路程，天才放亮。此时，曾昭抡教授已经坐在道路前边的界碑石上写日记了。他什么时候起床上路的，大家并不知道，但估计至少要比大队伍提早一两个小时。这让学生们不能不佩服。
旅行团进入后期旅程，接到学校通知，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这名声从此如雷贯耳，享誉天下。
旅行团队伍抵达昆明
4月28日上午，旅行团师生风尘仆仆，抵达昆明东郊，受到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梅贻琦等先生和一众学生的欢迎。随后，大队人马向城内行进，场面甚为壮观。当队伍经过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临时租赁的拓东路宿舍门前时，史语所打出了“欢迎联大同学徒步到达昆明”的横幅，以表示致敬嘉勉。史语所语言组主任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北大校长蒋梦麟的夫人陶曾榖、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的夫人梅美德，均携带各自的女儿与一群当地儿童，在路边设棚，奉茶迎接。当旅行团师生前锋一到，大家立刻欢呼上前，端茶送水，向远道而来的联大师生献上鲜花。
队伍进入昆明圆通公园，在唐继尧墓前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旅行团团长黄师岳中将站在队伍前逐一点名完毕，将花名册送交到梅贻琦先生手中，表示旅行团任务到此完成。这个简单而神圣的仪式，从此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当名垂青史，与日月同光。
在昆明圆通公园合影留念
资料来源：
《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的故事（附图）》
百度百科《湘黔滇旅行团》
岳南《南渡北归》
2024年12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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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最为成功的是民国时期的教育；在民国时期的教育中，最值得尊崇的是抗战时期的教育；在抗战时期的教育中，最光彩夺目的是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全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她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之中，与抗日战争相始终，前后只有8年多的历史。但是，短短8年多，西南联大“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筑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碑文中语），培育了众多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人才，所出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所出的人才都要多，创造了中国以至世界教育史上的伟大奇迹，不但成为驰名世界的世界一流大学，而且，虽身处边陲，却引领思想，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绚烂的一页。由于她的存在，使当时的云南昆明这一边陲之地成为抗战时期中国的文化中心。美国弗尼吉亚大学约翰·伊瑟雷尔教授甚至认为“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西南联大之所以能赢得如此美誉，是因为在她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刚毅坚卓”的民族精神，彰显了一种现代中国的新的道统，那就是：爱国，民主，科学。
一、西南联大的历史首先是一部关于“气节”的历史。联大师生以自身的人格诠释了什么叫“气节”，什么是“教育救国”、“知识救国”，什么是知识分子的历史担当。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伴随着宛平城外激烈的枪声，北平告急！天津告急！华北告急！
国难当头，当时全国最为著名的三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惨遭摧残。为保存文化力量，三校合迁湖南，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1937年11月1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开始上课。但不到两个月，南京又陷入敌手，武汉、长沙为之震动。长沙临时大学被迫再度南迁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这个中国教育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由此诞生。
南迁的过程充满了艰难险阻。大部分师生经广州、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再转滇越铁路进入云南。另有250多名同学组成步行团，在闻一多、黄子坚、曾昭抡、吴征镒等11位教师组成的辅导团带领下，栉风沐雨，徒步行军3500里，历时68天，几乎用双脚横穿湘黔滇三省，完成了世界教育史上一次罕见的远征。
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振兴国家的强烈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使联大师生在被日军摧毁的残垣断壁前仍然精神不倒，用生命书写了一个个感动千古的真实的故事，淋漓尽致地彰显了“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崇高民族气节。
例如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陈家三代爱国，陈先生的祖父陈宝箴系清末著名维新派，被光绪帝称为“新政重臣”；父亲陈三立是中国近代著名诗人。日本人占领东三省，打进北平以后，陈三立绝食、绝药而亡。这时日本宪兵队送来了请柬，请陈寅恪到日本宪军司令部做客。先生深知，如果拒绝，肯定要遭受迫害。自己还要继续活下去，以完成他的史学的任务。他认为，从史学上来帮助中国，这是自己的责任。所以在父亲的丧事还没有办完时，他就悄然地离开了京城，汇集到了西南联大这支南迁的队伍当中。
西南联大这批学者，基本上都是带着真挚的爱国情感和救国使命感离开古都的。像闻一多先生，在日本人打到城外时，拿着几本书，带着孩子就走了。路上碰见臧克家，问他那么多名贵的书怎么全部抛弃了，先生慨然曰：“国家大片大片的国土都丢了，我几本书算什么呢！”其实，当时如果留下来，日本人承诺：继续教学，照样保证教授丰厚的年金。作为教授，像闻一多，可以有两个文书，有保姆，有厨师，还有洋车夫，生活既舒适又体面。可是他不能接受，宁愿带着一桶饼干，带着孩子，夹着两本书上了船，混入了难民队伍南去，而绝不在沦陷区替日本人办大学。众多的教授就这样就离开了清华、北大。有一位没走的，就是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蜇，但是抗战八年，他没有去日伪的大学里教过一天课，就靠在街头卖自己家里的古董，卖完一件吃一段，吃一段时间又去卖，就是不去上课。
学生也是这样。清华大学董树屏先生当时是一个东北流亡学生。东北沦亡以后，他去找张学良——张当时是东北大学的校长，要求去参战，张学良却跟他说：“我需要文也需要武，你们这样文武双全的要为国家保留下来。”于是把东北大学学生全部转到内地上复旦和清华。董先生被送到了清华，以后就随着清华大学一直转到昆明。他在转移到昆明的过程中，承担了把清华教学器材运往南方的任务。当时既要骗过日本人，又要在路上和难民一块儿争船争火车。到了重庆，军队想把这些器材充公，他想了很多办法，才把器材保护下来，完整地运到了昆明。这使得西南联大的工学院成为设施最好的学院。
曾经就学于西南联大的汪曾祺在回忆中谈到，当时同学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不同地区，有一个河南的同学是从老家一步一步走来的，一个西康的同学是买了一头驴一路骑过来的，可见战时上大学，是何等的不易。汪曾祺说：大部分同学是来寻找真理和智慧的。后来成为著名诗人和翻译家的穆旦当年也是步行者之一，他由此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学生们转移到了长沙后曾多次发生争论：我们现在还应该上学吗？我们应该去打仗。作为一个有血性的男儿，我们应当和我们同龄的人一样去当兵。当时钱穆教授讲了这样一句话，说战争总要过去的，我们这个民族在战后还要建设，要复兴。我们要强盛，所以我们读书不能中断，我们培育人才不能中断。钱先生的观点很快就说服了大部分学生。这一观点也集中体现了西南联大的教育精神，那就是为国读书，为救国而读书。钱穆教授在昆明期间编写的《国史大纲》，首页就是“谨以此书献给抗战的百万将士”。
西南联大教学条件之艰苦是今天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学生们几十人挤在铁皮屋顶(铁皮屋顶最后还因为经济困难换成了茅草屋顶)、土坯墙的教室和宿舍里，这些教室方向不同，大小不一，里面放了一些一边有一块平板，可以在上面记笔记的木椅，都是本色，不漆油漆……这种椅子的好处是不固定，可以从这个教室到那个教室任意搬来搬去。吴宓先生讲《红楼梦》，一看下面有女生还站着，就放下手杖，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于是一些男同学就也赶紧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到宝姐姐、林妹妹都坐下了，吴先生才开始讲。1939年入读法律系的联大校友夏世铎至今难以忘怀图书馆前排队的人潮，而在暗淡的灯光下，却是一片鸦雀无声的自习景象。图书馆连书架都没有——所谓书架，不过是在废弃的油桶上面放上一些木板而已。
名师、教授们的生活同样异常艰辛，闻一多、华罗庚两家一度十几口人共居一室，中间用布帘隔开，形成“布东考古布西算”的奇特格局。在物价飞涨的年月，名教授也不得不卖衣、卖字、卖书、治印维持生计。为躲避轰炸，教授们大多住得很分散。有的住在几十里外的远郊，步行来上课，周培源先生骑自养的马上课，都是从不迟到。
很多著名教授已不复清华北大时期的优雅，破衣烂衫者比比可见。汪曾祺提及一个例子：“有一个女生从南院（女生宿舍）到新校舍去，天已经黑了，路上没有人，她听到后面有梯里突鲁的脚步声，以为是坏人追了上来，很紧张，回头一看，是化学教授曾昭抡。他穿了一双空前（露着脚趾）绝后鞋（后跟烂了，提不起来，只能半趿着），因此发出此梯里突鲁的声音。”
朱自清先生为了度过艰难岁月，让妻子带着家人回四川成都她的老家去，因为那里的物价要比昆明稍低一点，而他自己则长期在大伙房吃糙米、胡豆饭之类的粗食。长期的粗劣伙食使他胃病加重，健康状况恶化，最终导致了朱自清先生的英年早逝。在昆明，朱自清先生的生活窘迫到了连一件布棉衣都无力缝制的地步。有一年冬天，昆明天气异常寒冷，体质本来就很差的朱自清为了御寒，只好在赶街的日子去买了一件云南当地马帮里的穷苦赶马人穿的那种廉价披风，既当被褥，又当外衣用。
为一日三餐奔波的远不止普通教员，校长梅贻琦的日子也过得十分拮据。他有4个孩子正就读于联大，家庭负担确实不轻。但梅贻琦却从不让自己的孩子领取联大发给学生的生活补贴，而是把钱尽量满足那些更需要补贴的贫困学生。梅贻琦夫人韩咏华曾不无辛酸地回忆起当时的一件小事。一次，家里要招待客人，又实在没钱，韩女士便跑到大街上，铺块油布摆地摊，把孩子不穿的衣服卖掉，“一个上午卖了十元，总算勉强把这顿饭备上了。”此后，家里每况愈下，梅贻琦夫人便和潘光旦、袁复礼两教授的夫人一道做糕点，取名“定胜糕”，拿出去卖，换点钱维持家用。
由于战时国家财政吃紧，整个教育界的生存勘忧。情况反映到国民政府后，当时的教育部从艰困的经费中拿出了一部分钱补助困境中的教师。消息传到西南联大后，西南联大校委会召开会议，最终作出了一个决定：所有的教师联名拒绝政府的救济！因为在教师们看来，“在全民族都为抗战付出了巨大牺牲的情况下，在大后方还有许多的人民生活比我们还要艰难，面对中国的百姓，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接受政府的补助呢？还是让这些补助用于抗战吧。”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传统和“刚毅坚卓”（联大校训）的顽强精神支撑着联大师生在物质生活极为艰困的日子里激情不减，弦歌不辍。无怪乎林语堂上世纪40年代初路过昆明作演讲时发出这样的惊叹：“联大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1946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落成。在这块由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国文学系闻一多教授篆额、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教授书丹的纪念碑上，镌刻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共834人。据说，实际从军人数远大于留名数。
而数十年后，当那位曾在昆明跑警报的联大学生邓稼先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命令上郑重签名时，没有遗忘历史的人们会又一次地想起西南联大，想起联大的校歌：“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
二、西南联大的历史是一部坚守现代大学精神的历史。“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筑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它所坚守的现代大学精神具有永恒的意义。
联大奇迹的出现固然植根于师生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担当精神，更有赖于正确的办学思想和原则，有赖于坚守了大学之所以成其为大学的现代大学精神。
西南联大在昆明正式诞生后，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共主校务。联大分理、工、文、法、师范五学院，共26个系，两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学生总数3000人，规模之大，在抗战时期堪称全国第一。联大不但汇集了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人才济济，而且融合了北大的“兼容并蓄”之风，清华的“严谨求实”之风和南开的“活泼创新”之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办学思想和原则，这就是：“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筑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碑文中语）；更具体地说，就是“坚持学术独立、思想民主，对不同思想兼容并包。校方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学生在课外从事和组织各种社团活动。”对此，美国弗尼吉亚大学约翰·伊瑟雷尔教授做过中肯的评论：“联大素负盛名的教师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战时最优秀的学生。除了虎虎有生气的文化学术活动以外，联大还成为中国最具政治活力的一所大学。……追随北大前校长蔡元培、清华梅贻琦、南开张伯苓的传统，联大为中西方文化在中国土壤上喜结良缘做出了榜样。……在不到半个世纪以前，就能产生一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曾长时间在西南联大主持校务的梅贻琦先生有一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当年的西南联大，这一点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西南联大熔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校风于一炉，集三校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于一堂，可谓大师云集，群星璀璨。据统计，联大的教师队伍常年稳定在350人左右，包括教授、副教授、合聘教授、讲师、专任讲师、教员及助教，而教授副教授就占了教师总数的一半以上。在179名教授副教授中，还有150多名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曾留学欧美的学者。这些教师虽来自不同的学校，有各自不同的学术风格和学术流派，却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他们忠诚教育，治学严谨，不苟且、不浮躁，教书育人，自敬其业，不忧不惑，自乐其道，默默耕耘，无私奉献，而联大也全力依靠这支教师队伍，成立“教授会”和几十个专门委员会，建立教师激励机制，实行“教授治校”制度，秉持“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的教育理念，尊重教师的主体精神，创造了民主和谐的治学环境。
86岁的张瑞蕃老人1939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他至今仍难忘联大民主的学风：“老师从不强迫学生学什么”。教师开课都是按自编教材讲授，一般不受干扰。与此同时，相当多的教授主张“通才教育”，认为打好“博”的基础才易于求专求精。课时安排上，让学生有充分自学的时间，去独立思考，自觉钻研，鼓励学生勤学勤思，不读死书，不死读书。汪曾祺晚年在一篇题为《新校舍》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汪曾祺回忆说：“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他细数了几个教授讲课时的风采：“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哲学家金岳霖先生讲课的风格是：一进教室，首先是一阵闭目凝思，然后说两句又停一停，他似乎是要把我们都引入他所设计的瑶林仙境之中，与他同呼吸，同思维。偶尔他会突然叫起一个同学的名字：“啊！这个问题，你说说你的看法。”有时，干脆让学生在课堂上讲上十多分钟，他边听边问，或自问自答，同学们也不时插话。一时间，课堂变成了七嘴八舌的茶馆，师生之间变成了平等对话的伙伴。更有甚者，个别不懂事的同学竟敢当面顶撞金先生：“您的看法有矛盾，不对。”金先生也不以为忤，还会不断地说：“唔！唔！”
在西南联大，教授之间，对立的观点争奇斗绝，蔚成风气。如哲学系的贺麟教授欣赏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外无理”说，反对理在心外，而冯友兰先生的在这方面的思想观点则正好相反。但不管是贺先生还是冯先生，都受到了学生的尊重。旁听在西南联大蔚然成风，不仅学生旁听老师的课，而且老师之间互相旁听之事，也经常有之。闻一多与沈有鼎，两人同开“易经”课，经常互相旁听。旁听意味着自由选择，意味着开阔视野，意味着学术对话。
在西南联大，最可贵的是当时师生之间存在着一种平等、诚挚、亲切、和谐的关系和教学相长的风气。联大实行“自由教育”。有时候一门相同的课，由二三个教师同时担任，各讲各的，各有特色，这叫“唱对台戏”。每个教授必须担任三门课，而且上课时很少照本宣科，主要讲自己的专长和研究心得。平时师生可以随时谈天，讨论问题，甚至为某个科学论据和学术观点争吵起来。据赵瑞蕻先生回忆，1939年秋的一天上午，自己在联大租借的农校的一间教室里静静地看书，忽然有七八个人推门进来，一看，原来是算学系教授华罗庚先生和几位年轻助教及学生。其中的学生就有以后成为美国大学教授的徐贤修和钟开来。他们在黑板前的几把椅子上坐了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验算起来，写了许多方程式，边写边喊：“你们看，是不是这样？……”其中徐贤修站起来大叫：“你错了，听我的！……”立马站起来走上前去，边讲边在黑板上飞快地写算式。跟着，华先生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走过去说：“诸位，这不行，不是这样的……”后来这几个人越吵越有劲，大约又吵了半个多时辰，听见华先生说：“快十二点了，走，饿了，先去吃点东西吧，一块儿，我请客！……”赵瑞蕻先生认为，此事足以说明当年西南联大的校风。，所以印象太深了。正是在“唱对台戏”这些不经意的学校生活中，“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在学生的心灵里悄然扎根，而这，正是一所现代大学的灵魂。
还有，就是联大师生虽然身处边陲之地，但他们的学术视角却始终瞄准世界学术的制高点。当时胡适在国外，他在美国偶然看见有一本拓扑学的书，是关于数学的。他把这本书买了，立即寄到昆明给江泽涵教授。因为邮寄费特别贵，他就把这个书皮精装去掉，光要那个芯子，然后再寄到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们就互相传阅、传抄。陈省身先生说，抄了以后就马上讲给学生。从中可以理解为什么西南联大可以在昆明的茅草棚里教出和国际接轨的学生了。杨振宁先生离开联大后到美国留学，他说，我们一到美国什么普林斯顿等一流大学，根本就没有感到我们有什么落后，我们在美国都是最杰出的学生。赵忠尧先生是我国最早研究原子能的，“两弹一星”元勋里很多是他的学生。他当时是国民政府派往太平洋去参观美国比基尼导弹、原子弹爆炸的，参观完以后，他当时就到处筹资想买一些基本的实验器材，带回国来教我们自己的学生实验。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1949年的政权更迭，但他一直在买这些器材，用教学生的薪酬去买，想法集资去买，最后在朝鲜战争爆发前期带着器材回国了。正是有了这样的学术视野，一部部一流水平的学术著作在硝烟中问世：华罗庚完成了开创性的著作――《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结构》被视为该领域的经典；还有张青莲的《重水之研究》、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孙云铸的《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冯景兰的《川康滇铜矿纪要》、马大猷的《建筑中声音之涨落现象》、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冯友兰的《新理学》、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等等大批奠基性论著。而同样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杨振宁在两位导师的辅导下，完成了对他一生科研事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学士论文；李政道读完了他的物理学业，为日后的成就奠定了至为关键的基础。
三、西南联大留给我们的另一笔宝贵财富是：面对强敌，它既保持了一个一致对外的统一的前提，同时它又能够容忍和保全学者们和学生们的个性；既未因为需要统一而走向国家主义，又未因为坚守自由而无视民族大义。
当面对强敌入侵或国家陷于灾难时，自然需要整个民族步调一致，这时往往会产生国家主义，强制主义或者专制，会以国家和爱国的名义来抹杀个性，剥夺个人权利和自由。而西南联大有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就是当国难当头的时候，整个知识分子群体既保持了一致性——坚持抗日的一致，同仇敌忾；同时它又能够容忍和保全学者们和学生们的个性；既未因为需要统一而走向国家主义，又未因为坚守自由而无视民族大义。他们彰显出的是君子的“和而不同”，而不是小人的“同而不和”。作为一个文化群体，它留给我们的这一宝贵财富，给我们现在的大学该怎么办提供了珍贵的历史借鉴。它告诉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民族大义面前从来都是以大局为重，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同时他们也懂得在什么时候什么问题上需要坚守人格独立，思想自由，懂得爱国不等于国家主义，统一不等于专制和独裁。他们决不能容忍打着国家的旗号搞什么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
在西南联大，政治气氛和学术气氛一样浓重。联大的师生大都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究和书呆子，而是心忧天下的仁人志士，但他们又从来不忘记自己作为学人的职分。在这里，德先生与赛先生似乎友情依旧，往往携手同行。抗战期间，曾经由联大学生带头，在大后方掀起了有名的倒孔运动。据说，身为行政院长的孔祥熙从香港带洋狗乘飞机到重庆，国难期间，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行为自然引起学生的愤怒。可是西南联大的学生白天游行示威，晚上却照样自学到深夜；白天在大街上高喊“打倒孔祥熙”、“要民主”，晚上在宿舍里照样交谈数学方程式和“边际效用”；刘文典讲《红楼梦》，从傍晚讲到深夜，还有人向他不断提问，探讨一些文学，甚至佛学的问题。联大就是这样一座“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在心”的学术殿堂。
学者的个性是自身学术个性和个人生活细节的惯性，在西南联大都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保护，原来的三所大学的个性也得到了很好的传承。比如原来北大的“兼容并包”，清华的“厚德以载物”和南开的务实精神，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反而更加和谐的融在一起，创造了新的学风，新的人际关系和更加开放的氛围。当时一些教授走到长沙、昆明的时候，教授和学者的家属还没有来，就安排两个人一起住。像陈省身就曾经和吴宓两个人住一个屋子，一个数学教授和一个人文的教授住一块儿，这种学术的交叉产生了很好的成果。吃完饭以后，大家就一块儿去散步，谈笑风生，完全打破了任何门户之见。朱自清的儿子朱乔森先生回忆说，他父亲当时可以把闻一多先生的手稿借来看，王力先生的手稿也经常借给闻一多先生看，他们可以在还没有发表自己作品之前就互相传阅。这样一种发展学术的氛围，让人不胜神往。这些都发生在战争期间，战争反而使他们的胸怀变得格外的宽广，目光格外的开阔。
在联大，吴宓先生的个性很有代表性。吴先生讲“英诗”，多离不开一，一也离不开多。他认为，美就是讲的多样性的统一，即多中有一，亦即和谐。吴先生为人耿直，放荡不羁。教学却严谨认真。他讲西洋文学史，却重中国经典；爱《红楼》，却崇奉孔子。吴先生本人就是一个“一中有多，多中有一”之人。像吴先生这样的人，在西南联大尚不乏其例。西南联大很赞赏这样的人，因为这是西南联大自由之风的一个标志。毕业于联大的张世英教授认为，西南联大这个学校本身就是一座“一中有多，多中有一”的学府。政治思想方面：进步的，保守的，中间的，左中右都有，各得其所。学术派别和学术观点方面，仅以哲学系为例，有信奉陆王心学的贺麟，也有信奉程朱理学的冯友兰；有信奉大陆理性主义和佛学的汤用彤，也有维也纳学派的洪谦。风格方面：汤用彤雍容大度，成竹在胸；冯友兰博古通今，意在天下；冯文潜，精雕细刻，入木三分；贺麟，出中入西，儒家本色；；岳霖，游刃数理，逍遥方外。总之，名家荟萃，各有千秋。但他们又都有共同的坚守，秉持。在这里，国民党党部及其下属的三青团一向遭人白眼，学运高潮期间，国民党、三青团稍有蠢动，更遭唾骂，“反对一党专政”和“党团退出学校”的呼声不绝于耳。闻一多曾在在一次课堂上痛斥国民党：“国民党成年累月地讲统一、统一，都统一于它，还有什么学术自由可言！哪有党干涉学术的道理？他们懂什么学术？”联大同学一般尊重的是学者，而不是以官阶高低衡量人。倚仗权势，非西南联大校风所能容。在学校里，学术是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爱国、民主、科学，教育独立、教育救国、知识报国，反对专制和独裁是联大师生共同的价值追求。
当然，联大的学者教授们也并非圣人、道德君子，不同类型的学者在观念上的冲突也十分常见。发生在刘文典与沈从文之间的故事就很具有代表性。刘文典系中文系的前辈教授，也是一位在国学研究方面颇有名气的学者。沈从文没有任何学历，到大学当了教授，往往受到学院派的白眼。刘文典先生在课堂上公开说：“沈从文居然也评教授了……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一次跑空袭警报时，路遇沈从文先生，刘竟然对沈说：“你跑什么？我跑，是因为我炸死了，就不再有人能讲《庄子》了。”面对这种莫名的挑衅话语，沈从文一言不发，扭过头，一走了之。钱钟书到联大外文系执教时还不满30岁，才华横溢，也颇有点年轻气盛。他曾经对联大外文系教授的学术水平发表过一番大不敬言论，其中就有“陈福田（时任联大外文系主任）太俗，吴宓太笨”这样的话。这样的冲突虽然只是插曲，但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联大的包容性。
中西融合也是联大老师们治学的共同特点。仅以冯友兰为例。冯先生讲中国哲学史，总是联系西方哲学史来考察。他讲中国哲学史，却把学生的兴趣引向了西方哲学史。通过比较，让学生认识中西哲学之得失。
前面提及，西南联大本身就是一座“一中有多，多中有一”的学府。所谓“一中有多，多中有一”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而不是孔子所批判的“小人”的“同而不和”。联大真正做到了“和而不同”，所以成了世界一流，而我们60多年来却一直把“同而不和”当做宝贝舍不得丢弃，所以也就只能日益“小人”下去。
一、自由散漫的作风
我在北京上师大附中的时候，每一年开学教务主任都有一篇成绩报告，说我们今年暑假毕业了多少人，有多少人考上了北京大学，多少人考上了清华大学，多少人考上了南洋交大——就是上海交大。虽然我们是师大附中的，但他连多少人考上师大都不报，大概当时人们心目中就认为这三个学校是最好的，所以我脑子里边也总以为，将来我要上大学就应该上这三个学校。
1939年秋天我到昆明西南联大报到，一来就感觉到昆明的天气美极了，真是碧空如洗，连北京都很少看见那么好的蓝天。在贵州，整天下雨没个完，几乎看不到晴天，云南虽然也下雨，可是雨过天晴，太阳出来非常漂亮，带着心情也美好极了。而且云南不像贵州穷山恶水、除了山就是山，云南有大片一望无际的平原，看着就让人开朗。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环境不同了。联大三个学校以前都是北方的，北京、天津不属于国民党直接控制的地区，本来就有自由散漫的传统，到了云南又有地方势力的保护，保持了原有的作风，个人行为绝对自由。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也不用呼口号，早起晚睡没人管，不上课没人管，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人过问。自由有一个好处，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比如自己喜欢看的书才看，喜欢听的课才听，不喜欢的就不看、不听。这种作风非常符合我的胃口。
院士邹承鲁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对生物化学非常有贡献，上世纪六十年代轰动一时的胰岛素就是他们搞成功的。我看过一篇记者的访谈，记者问：“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他的回答非常简单，就是两个字：自由。我深有同感。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我们那时候什么样立场的同学都有，不过私人之间是很随便的，没有太大的思想上或者政治上的隔膜。宿舍里各个系的各级同学都有，晚上没事，大家也是海阔天空地胡扯一阵，有骂蒋介石的，也有三青团拥护蒋介石的，而且可以辩论，有时候也很激烈，可是辩论完了，大家关系依然很好。
学生的素质当然也重要，联大学生水平的确不错，但更重要的还是学术的气氛。“江山代有人才出”，人才永远都有，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不会差太多，问题是给不给他以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当然，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的，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会侵犯到别人，但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个人的自由越大越好。
我和母校西南联大的关系非常密切，我的两个姐姐是这个学校的，我的妹妹是这个学校的，我的姐夫、妹夫是这个学校的，我老伴也是这个学校的，所以这个学校跟我的关系算是非常密切。两个姐姐一个念化学，一个念经济，妹妹念中文，后来在人民大学自杀了，现在只有一个姐姐在美国（按：何先生的大姐于2005年3月在美国去世）。我自己从1939年至1946年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从十八岁到二十五岁），这正是一个人成熟的时期。
我在西南联大读过四个系——不过都没念好，高中统考填志愿的时候我问一个同学：“你考什么专业？”他说：“像我们这样不成材的只好读文科，像你们念得好的都应该读理工科。”因为那时候都觉得，没出息的才去念文科，这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所以我一年级念的是工科，入土木系。说来也挺有意思，中学的时候我根本没想到将来要学什么专业，只是看了丰子恺的《西洋建筑讲话》，从希腊罗马的神殿，一直讲到中世纪的教堂建筑，我觉着挺有意思，于是就想学建筑。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学的都是机械系的公共必修课，比如初等微积分、普通物理，这两门是最重要的，还有投影几何、制图课。第一学期我还认真地学，可是到了第二学期，兴趣全不在这些，于是决定改行，开始有意识地补充了一些文科知识。
那时候转系很方便，只要学分念够了可以随便转，我想搞文科，但不知为什么就选择了历史系，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也许有两个潜在的原因吧。第一我小时候在北京，看了好些个皇宫、园囿，从香山一直到北大、清华这一带，都是皇家园林，这就容易使人“发思古之幽情”。第二，那时候正值国难，小学是“九·一八”，中学是中日战争，刚一入大学就是二战，对人类命运也很关心，以为学历史能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
不过我对繁琐的历史考据一直没有多大兴趣。有些实践的历史学家或者专业的历史学家，往往从一个小的地方入手考证一个小的东西，比如红学家考证曹雪芹是哪一年死的，把所有可能的材料都找出来，真是费尽心力，到现在还没有个结论。不过我觉得，即使有一天费很大的精力把曹雪芹是哪一年死的考证了出来，也并不等于理解了历史。而且，冯文潜先生教西方哲学史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让我感觉到，真正理解历史一定要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不然只知道姓名、知道年代，你可以知道很多很多零碎的知识，但不一定就意味着你理解了历史。我想任何学问都是这样，最后总得有人做出理论的总结，否则只能停留在纯技术性的层面。当然纯技术性的工作也有价值，不过那不是我所希望的，我所希望的是通过学习历史得出一个全面的、高度性的认识。项羽说：“书能知姓名。”战争时期我们关心的是人类的命运，我以为可以从历史里找出答案，比如历史上有些国家本来很强盛，可是后来突然衰落了，像罗马帝国，中国的秦汉、隋唐，我希望探索历史深处的幽微，所以就念了历史系。
有些事情说起来很有意思。解放以后院系调整，冯友兰一直在北大呆了几十年，从组织关系上说，他是北大的人，死后应该把书捐给北大，可是他却捐给了清华。刘崇先生在台湾去世，他的书也是捐给清华，而没有捐给台湾大学，这也似乎不合常规。我猜想，大概他们觉得自己一生最美好、最满意的那一段时光，还是在清华，所以愿意把书捐给清华。我现在也八十多岁了，回想这一生最美好的时候，还是联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当然，那也是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的一段时期，可是幸福不等于物质生活，尤其不等于钱多，那美好又在哪里呢？
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这两个条件在我上学的时候恰好同时都有，当时正是战争年代，但正因为打仗，所以好像直觉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那时候不只我一个人，我相信绝大多数青年都有这种模糊的感觉。人总是靠着希望生活的，这两个希望是最根本的，所以那时候虽然物质生活非常之苦，可是觉得非常的幸福。
二、三个大学从来都“联”得很好
西南联大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起来的一所大学——而不是三所。南开的人少、钱少、物质力量也小，占不到十分之一，其余的是另两个学校分摊，其中清华占了有多一半。三个学校基本上合成一个，而且合作得很好，抗战后酝酿联合政府的时候，有人就曾提出来，说：“西南联大联合的那么好，联合政府为什么就不能呢？不如请三个学校的校长来做联合政府的委员。”不过也有联不好的，像西北联大联了一年就垮台了，因为它原来几个学校就是不一样的，后来硬把它们捏在一起，矛盾闹得非常厉害，以致无法维持。西南联大却是一直都联合得很好，我想有它人事方面的优越条件。比如清华校长梅贻琦，他是南开出身的，清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他是北大出身的，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他是清华出身的，由此可见这三个学校彼此之间血缘关系非常密切，这是一个先天的优越条件，不然可能也合不到一起。
三个学校合并以后，组织了一个常务委员会，三个常务委员就是三位校长，主席是梅贻琦。张伯苓在重庆，实际上是做官了，不常来，我在昆明七年只见过他一面。他那次来向学生做了一次讲话，不过张伯苓好像并不是很学术性，言谈话语之间还带有天津老粗的味道，满口的天津腔。他说：“蒋梦麟先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有一个表，我就给他戴着，我跟他说：‘你是我的代表（戴表）。’”又说：“我听说你们学生烦闷，你有什么可烦闷的？烦闷是你糊涂。”蒋梦麟以前是教育部长，主要搞一些外部事务，对学校里边的事情不怎么管，实际上联大校长一直都是梅贻琦，他还兼过很长一段时期的教务长，所以我们写呈文的时候都写“梅兼教务长”。他的工作成绩还是挺不错的，能把三个学校都联合起来，而且一直联合得很好，在抗战那么艰苦的条件下非常不容易，他确实挺有办法。而且梅贻琦风度很好，顶有绅士派头，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雨伞，甚至于跑紧急警报的时候，他还是很从容的样子，同时不忘疏导学生。在那种紧急的关头还能保持这种风度确实很不容易，大概正是因为他的修养，所以能够让一个学校在战争时期平稳度过。
西南联大有五个学院，文、理、法、工，工学院主要就是清华的，其余三个学院是三个学校都有的，另外还有一个师范学院，是云南教育厅提出合办的，比较特殊。云南教育差一些，希望联大给云南培养些教师，我想联大也不好拒绝，就合办了一个师范学院（今云南师范大学），先调云南中学的教师来上，后来就直接招生了。可在我们看来，师范学院有点像“副牌”，比如我们有历史系，可师范学院只有“史地系”，大概考虑到将来到中学教书，除了教历史还得教地理，所以两门一起学。再如他们有个“理化系”，可是我们理学院的物理系、化学系是分开的，课程的内容和他们也不一样。
西南联大五个学院在地址上分三块，其中，工学院在拓东路，在昆明城的东南角，文、法、理学院和校本部在一起，在昆明城的西北角。校本部就是挂“西南联大”牌子的地方，像校长办公室以及学校的主要部门都在那里。我们住在校本部，是新盖的校舍，叫“新校舍”，其实只是泥墙茅草棚的房子。
那时候的学生比起今天实在太少了，工学院的学生是最多的，总共不过四五百人。工学院五个系，土木、电机、机械、化工、航空，有一个航空系的同学跟我很熟，带我去参观，看那些风洞器、流体实验之类，像是很先进的。我第一年上的是工学院，记得普通物理课的第一个实验是落体实验，仪器都是国外的，物体在自由状态下下落的时候越来越快，通过振动仪在玻璃板上划出一条曲线，然后根据测量曲线两点间的距离得到各种数据。实验时需要用一块玻璃板，上面刷的白粉是用酒精调的，那是学国外的规矩，因为酒精挥发得快，一下就干了，可以立即进行实验，要用水的话还得等老半天。可是酒精比水贵得多，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有点奢侈，可见那时候做实验一点都不含糊，比我们中学的时候强多了。而且工学院的每个星期都有一个下午到工厂实习，制模翻砂、打铁炼钢，都是自己动手。所以后来批知识分子不参加劳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其实并不都是那样。我们在工厂里和工人一样干，就是没人家熟练，笨手笨脚的。
文、法、理三个学院有多少学生我没有统计过，加起来不过七八百人。文学院有中文系、外文系、历史系、哲学系，只有外文系的人最多，大概一级总有二十多人吧，像中文系、历史系每年招十几个人，哲学系人最少，每年只有两三个人。可是我那一年历史系人特别多，总得有二十个。法学院包括政治系、法律系、经济系、商学系和社会系，因为我上过政治系两年课，知道他们一年也就六七个人，法律系基本上也是这个数字，只有经济系的人比较多，一年总有四五十人。我想这大概和将来就业有关系，学经济的毕业以后出路好一点，可是其他的，比如学政治的，出来你干什么？做官也没你的份。理学院里数学系人最少，我们四十三级那一届只有三个人，物理系一年有八九个，多的时候有十几个，四十二级那一班的好像只有八个人，可是他们那一班不得了，出了五六个尖子，包括黄昆、张守廉和杨振宁，号称“三大才子”，现在都是大名人了。
新校舍只有一个院子，地方就那么一点儿，房子不多，住也在那里，上课也在那里，所以彼此都非常熟悉，包括那些理学院的老师，虽然并不一定交往，可是大家都知道这是吴有训、叶企孙，那是周培源、吴大猷，像数学系的华罗庚、陈省身，都是大名人，几乎天天见面的。而且我们还常听同学讲那些老师的小段子，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做学生的有时候对老师也不大恭敬。记得刚入大学的时候，有个同学跟我讲：“今年来了三个青年教师，才二十八岁，都是正教授。”不要说当时，就是今天怕也很少有，哪有二十几岁就做正教授的？一个钱钟书，一个华罗庚，还有一个徐宝騄，都是刚回国。徐宝騄搞统计学，据说非常了不起，属于世界级的权威，后来就在北大经济系，但我不懂统计学，不知其详。我还记得有人问：“华罗庚是谁？”有同学就说：“就是那个瘸子。”华罗庚那时候瘸得很厉害，抗战后他到Illinois（伊利诺伊）大学教书，在美国治了一次才好一些，可是以前他瘸得非常厉害，有一条腿总在那划圆圈。
上面说的是理学院的老师，文学院的更是天天见面了，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罗常培、罗庸都是中文系的，我们都认得，当然他们对于学生就不一定都认得了。历史系至少陈寅恪、钱穆在那里，都是大师了，傅斯年也在，但不教书，他是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只是挂个名。还有雷海宗先生，后来在南开，像刘崇鋐先生、姚从吾先生，后来都去台湾了。后来台湾大学的那批人大致就是北大的底子，傅斯年是校长，除了刚才说的那几个人，还有钱思亮、毛子水等等都在那里，所以台湾大学实际上就是北京大学，虽则不用北京大学的名字。
三、自由，学术之生命
我做学生的时候，各个老师教的不一样，各个学校也不同，有很大的自由度。比如中国通史，每个教师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一套讲，当然国民党也有它意识形态上的标准讲法，既不是唯物史观，也不是唯心史观，叫作“唯生史观”，“生”就是三民主义里的“民生主义”，教育部长陈立夫提倡这个。我不知道这套官方的理论是不是有市场，不过我上中学的时候没有老师这么讲，只记得有个同学会考得了第一，学校奖励他一本陈立夫的《唯生史观》，我想他也不看，我们都不看，所以并没受它的影响。再如国文，老师高兴教哪篇文就教哪篇，今天选几首李白、杜甫的诗，明天选《史记》里的一篇，比如《刺客列传》，或者选一篇庄子的《逍遥游》来讲，没有标准教本。大学入学考试的题目也没有标准一说，倒是解放以后，全国有统一的规定、统一的模式，有标准教科书，考试还必须按“标准答案”。不过我想还是应该没有“标准”，包括自然科学，我认为也不需要有个标准，如果大家都按一个思路想，科学怎么进步？包括爱因斯坦的理论也不应该成为标准，否则永远不可能超越。
解放后我们学苏联，搞“五节教学制”，上课五十分钟，先五分钟复习，再几分钟如何如何，规定得非常仔细。相形之下，联大老师讲课是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教师自己掌握。比如中国通史，那是全校的公共必修课，听课的人多，分两个班，钱穆、雷海宗两位先生各教一班，各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内容也大不相同，可他们都是讲到宋代就结束了。《国史大纲》是钱穆当年的讲稿，学期末的时候他说：“我这本书就要出了，宋代以后的你们自己去看。”再比如二年级必修的中国近代史，老师只从鸦片战争讲到戊戌变法，清朝的灭亡、民国成立都没讲。实际上，中国近代史应该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正好一百年，可是老师只讲了五十年，等于只讲了前一半。向达先生教印度史，两个学期只讲了印度和中国的关系，成了“中印文化交流史”。我爱人上过北大陈受颐先生的西洋史，一年下来连古埃及还没讲完。我记得冯友兰在回忆录里说，他在北大上学的时候有位老先生讲中国哲学史，结果一年只讲了个《周易》，连诸子百家都没涉及。可见当年的老师讲课多么随便。我觉得这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
学术自由非常重要，或者说，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不然每人发一本标准教科书，自己看去就是了，老师照本宣读成了播音员，学生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启发。比如学习历史，孔子是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怎么周游列国等等，每本教科书上都有，根本用不着老师讲，而老师的作用正在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启发学生，与学生交流。我在二年级的时候才十九岁，教政治学概论的是刚从美国回来的年轻教师周世逑，他的第一节课给我的印象就非常深。他问：“什么叫政治学？”政治学就是研究政治的学问，这是当然的，那么，什么叫政治？孙中山有个经典定义：“政者，众人之事；治者，管理。”所以“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这是官方的经典定义。可是我们老师一上来就说：“这个定义是完全错误的。你们在食堂吃饭，有人管伙食账；你们借书，有人管借书条；你们考试，注册组要登记你们的成绩。这些都是众人之事，但它们是政治吗？”这可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他怎么敢这么说？不过我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有些老师喜欢在课堂上胡扯，甚至于骂人，但我非常喜欢听，因为那里有他的风格、他的兴趣，有他很多真正的思想。比如冯友兰在课堂上骂胡适，说：“胡适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后再没有东西了，也没起多大的作用。”这是教科书里看不来的。
当然，联大里也有老师是非常系统的教科书式的讲法，比如皮名举先生的西洋近代史。皮名举是清末经学大师皮锡瑞的孙子，讲课非常系统、非常有条理，比如今天讲维也纳会议，那么整堂课就是维也纳会议，虽然有时也谈些闲话，但并不扯远。皮先生有个特点，每堂课只讲一个题目，而且恰好能在下课时把这个题目讲完，据说以前只有蒋廷黻能做到这一点，后来我教课的时候也想学着做，可是非常失败，因为总免不了要多说两句或者少说两句，不能那么恰好在五十分钟内讲完。另外，上皮先生的课必须交作业，像我们在中学的时候一样，可是他留的那些作业我到现在都觉得非常的好：画地图。近代史从1815年拿破仑失败以后的维也纳会议，一直讲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好一百年，一个学期要求画六张欧洲政治地图，那么一个学年就得画十二张，当然我们也是照着现成书上抄的，不过我觉得这确实太有用了。以前我们对政治地图重新划分没有地理上的具体印象，但画过一遍之后就非常清楚明白了。包括中国史也应该是这样，可是除了皮先生，没有别的老师再要求过。
老师各讲各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至少比死盯着一个角度要好得多。学生思路开阔了，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不一定非要同意老师的观点，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可以公开反对。记得有一次数学系考试，有个同学用了一种新的方法，可是老师认为他做错了，这个同学就在学校里贴了一张小字报，说他去找这位老师，把某杂志上的新解法拿给他看，认为自己的没有错。再比如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里面很多见解我不同意，不但现在不同意，当时就不同意。钱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情太深厚了，总觉得那些东西非常之好，有点像情人眼里出西施，只看到它美好的一面，而对它不怎么美好的另一面绝口不谈。我承认传统文化里确实有好东西，但并不像他讲的那么非常之好。人无完人，总有优点、缺点，文化也没有完美的，也有它很黑暗、很落后、很腐败的部分，比如血统论。封建时代科举考试的时候要写三代履历，曾祖父、祖父、父亲必须三代清白，“王八戏子吹鼓手”，妓院的、唱戏的、搞演奏的都是贱民，凡这类出身的人都不准进入考场。这是传统文化里腐朽的部分，可是钱先生好像并没有正视它，讲的全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美好的部分，以为这才是中国命脉的寄托所在，这是他的局限性。另外，钱先生旧学出身，对世界史，特别是对近代世界的知识了解不够，可是在我看来，中国近代历史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参与了世界，这时候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近代化以及如何与近代世界合拍，所以闭关的政策行不通了，一定要开放，包括我们的思想认识，要有世界的眼光。钱先生对于这些似乎关注得不太够——这是对前辈的妄论了，不过学术上不应该论资排辈，不然学生只局限在老师的圈子里，一代不如一代，那就没有进步了。
再说几件小事。逻辑学那时候是必修，我上的是金岳霖先生的课。金先生讲得挺投入，不过我对逻辑一窍不通，虽然上了一年，也不知道学的是什么东西。只记得有一个湖北的同学，年纪很大了，课堂上总跟金先生辩论，来不来就：“啊，金先生，您讲的是……”我们没那个水平，只能听他们两个人辩。我觉得这样挺好，有个学术气氛，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思想，如果什么都得听老师的，老师的话跟训令一样，那就不是学术了。还有一个理学院的同学，姓熊，他对所有物理学家的理论都不赞成，认为他们全是错的。周培源先生那时候教力学，这位熊同学每次一下课就跟周先生辩，周先生说：“你根本就没懂！你连基本概念都没弄通！”可是这位同学总是不依不饶，周围还有很多人听，每次路过理学院都看见他们站在院子里辩，都变成南区教室的一景了。
同学之间也经常讨论，一则学校小，几乎天天见面，二则非常穷，一切娱乐都与我们绝缘，三则战争时期，大家都是背井离乡，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待在校园里，所以惟一的乐趣就是聊天了。物理系的郑林生和我中学就是同学，后来住一个宿舍，联大的时候我在求实中学教英文，他也在那里，后来他出国了，1956年回国在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现在住在中关村，我们有时候见上一面，那是一辈子的好朋友了。联大的时候郑林生曾经指出我对近代科学的不了解，是我的一大缺欠。有时候他跟我谈一些物理学对宇宙的看法，特别是认识论，记得有一次说起法拉第。法拉第学徒出身，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所以不懂高等数学，这对于学物理的人来讲是致命伤，可是他发现了磁力线，用另外的方式表述电磁现象，后来成为电学之父。这类谈话使我深受启发。其实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以及表述，不必非得用原来的模式，比如过去讲历史都讲正统，讲仁义道德，但这只是理解历史的一个层面，完全可以换一种方式。
亚里士多德说过：诗人可能比历史学家更真实，因为他们能够看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处。所以有时我想，或许艺术家、文学家对于历史的理解比历史学家要深刻得多。古人说：“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如果你不理解人心，而只是知道一个人几点钟起床、几点钟吃饭，并不等于了解他。而专业的历史学家往往止步于专业的历史事件，没有能够进入到人的灵魂深处，知道得再多，也不意味着他就懂得了历史。我的许多想法就是在和同学们的交谈中得到的启发，有些甚至伴我一生。
四、逃课、凑学分与窗外的聆听
我们那时候的学生可真是自由，喜欢的课可以随便去听，不喜欢的也可以不去。比如政治系主任张奚若先生，他的西洋政治思想史、西洋近代政治思想史两门课我没有选，不参加考试，也不算学分，可我都从头到尾听下来，非常受启发，乃至于现在我的专业也变成思想史了。张先生喜欢用英文，经常是杂着英文讲，他有一个发音我现在都记得，hu应该发[hju：]的音，他是陕西人，老说成[xju：]，比如human让他念就成了“休曼”，不过我们都习惯了。第一年上西洋政治思想史，从古希腊讲到十八世纪的卢梭，第二年的西洋近代政治思想本来应该介绍整个十九世纪的西方政治思想，可是张先生并不全讲，只谈他特别注重的几家。上学期只讲了黑格尔、马克思两个人，下学期讲T.H.Green、F.H.Bradley和Bosanquet，三个人都属新黑格尔派。其实这三个人不足以包括现代的西方政治思想，他们仅仅是十九世纪末英国唯心论的一派，可张先生就这么讲。好在当时有这个自由，教师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发挥。
和其他一些老师的课一样，张先生也经常在课堂里扯闲话，比如讲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动物过的是“mere life”（单纯的生活），但是人除此以外还应该有“noble life”（高贵的生活），接着张先生又说：“现在米都卖到五千块钱一担了，mere life都维持不了，还讲什么noble life？！”张先生有时候发的牢骚挺有意思，最记得他不止一次地感慨道：“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为什么还老喊‘万岁’？那是皇上才提的。”（指“蒋委员长万岁”）还有一次他提到冯友兰的《新理学》，说：“现在有人讲‘新理学’，我看了看，也没有什么‘新’。”他没有点冯先生的名字，我们当然都知道说的是冯友兰，因为1941年《新理学》在教育部得了一等奖。其实上课扯扯闲话挺好，你可以从他的自由发挥里知道他真正的想法，这是书本里学不来的。另外还有吴之椿先生，那时候总有五十多岁了，比一般的老师都老，也是讲西洋政治思想史，其实主要就是讲十九世纪后半叶英国达尔文主义的社会思潮。吴先生的课讲得非常深刻，谈到斯宾塞以降的英国政治思潮，真是如数家珍。不过他和张奚若先生一样，都没写过大文章，要按现在的标准得被刷下去，可是那时候人们都知道他们是大学者，学问非常好。吴之椿先生偶尔写文章，也不是纯学术性的，我倒是对他的文章很欣赏，有一段我现在都记得，他说：人类的关系有一种是权威的关系，一种是圣洁的关系。比如政治上是权威的关系，你是我的下属，你就得服从，可是夫妻间就是纯粹的圣洁的关系，夫妻双方是平等的，并不是说一方命令你什么你就得听他的。吴先生说：“可惜中国人的事情权威的成分多，而圣洁的观念少。”这段话给我印象很深。
联大实行学分制，文学院要求四年一共修一百三十二个学分才能毕业，工学院是一百四十四个学分，其中三分之二是必修课，是一定要通过的，比如一年级的英文是必修的，六个学分，不及格不行，可是像第二外语，或者第三外语，就是选修了。我上历史系的时候，按规定，中国史必须学两个断代，至于哪两个断代，比如先秦史、秦汉史、隋唐五代史，或者南北朝史等等，随你选。因为我那时候对中国古代史没兴趣，选的两个断代都是近代的，一个是姚从吾先生的宋史，一个是郑天挺先生的明史。姚从吾先生那时候是北大历史系主任，可是我们当年都觉得姚先生口才不好，讲得不能令人满意，所以不想上他的课。姚先生还教一门史学方法，也是历史系的必修课，我就听过两堂，总觉得还不如自己借本书，一个星期就看完了。而且我知道，好多同学都不上他的课，姚先生也从来不点名，到了学期末，我们把同学的笔记借来看看，应付考试。可是后来姚先生到了台湾做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而且台湾后来的一批中年骨干历史学家都是他培养出来的，真是出乎意料。可见以言取人、以貌取人是何等的不可靠。
郑天挺先生原来是北大的秘书长，教我们明史，也教唐史、清史。郑先生讲得非常之系统，一二三四、ABCD，从头讲起，什么政府组织、经济来源，有哪些基本材料等等，比中学系统的课程提高了一个档次，只不过讲得更细致。这种讲法在联大里很少见，当然这样也有优点，对于我们尚未入门的人可以有个系统的认识。可是非常奇怪，因为明史是历史系的专业课，如果你不是学历史的，并没有必要学明史。理学院的不必说了，即使文法学院其他专业的，比如经济系的，你学明史干什么？除非你是专门研究明代经济史，那你可以上明史课，不然的话，比如你是学国际贸易的，学明史有什么用？要按专业课的选择标准，这门课顶多十来个人上，可是郑先生的课非常奇怪，经常有上百人来听，还得准备一间大教室。怎么会多出这么多人呢？因为郑先生的课最容易pass，凡是选了课的，考试至少七八十分，所以什么物理系的、化学系的都来选，叫作“凑学分”，这在当时也是一种风气。不过郑先生讲课的确非常有趣味，我记得讲到朱元璋时专门提到他的相貌，那可真是旁征博引，某某书怎么怎么记载，某某书又如何如何说，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明太祖的相貌是“五岳朝天”，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而且让人觉得恐惧，就这样整整讲了一节课。
郑先生是专门研究明清史的，院系调整的时候调他去南开，他很不想走，因为研究明清史在北京的条件是最好的，无论是材料、实物，甚至于人，比如说贵族的后代，这些条件都是最好的，一到天津就差了。可那时候都得服从领导，领导调你去天津，你就得去。后来我听到一种说法，不知是真是假，说北大院系调整的时候，把胡派（胡适派）都给调出去。郑天挺先生抗战以前是北大的秘书长，我做学生的时候他是总务长，是多年的老北大了，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跟他的关系都非常密切，所以他出去了，后来做了南开副校长。
其他名人的课，因为好奇，我也偶尔听听，比如外文系陈福田先生的西洋小说史。我记得那一年外文系的男同学都调去做美军翻译官了，所以班上七八个都是女同学，男生一共两个，还都是去旁听的，我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杨振宁。陈先生是美国檀香山的华侨，清华外语系主任，他的英文比中文还好，但他的课只从十七世纪《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笛福开始讲起，按现在的教学方案来说挺没章法的，不过这在当时没人过问。而且陈先生对战局非常关注，后来还主持办翻译官的训练班，所以他上课不是先讲狄更斯、巴尔扎克的小说，而是一上来就把新加坡失守之类的战局情况分析一遍，内容也挺丰富。
再如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小说史，那个课人数很少，大概只有六七个人听，我旁听过几堂，并没有上全。沈先生讲课字斟句酌的，非常之慢，可是我觉得他真是一位文学家，不像我们说话东一句西一句的连不上，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非常有逻辑性，如果把他的课记录下来就是很好的一篇文章。沈先生非常推崇《金瓶梅》，我现在印象还很深刻。《金瓶梅》过去被当作淫书，不是正经的小说，一直到民国以后都被禁止，可是沈先生非常欣赏这本书，认为对人情世态描写得非常之深刻，《红楼梦》很多地方都继承了《金瓶梅》的传统。沈先生是非常用功的，可是他没有任何学历，当过兵，后来到大学里教书，还成了教授，所以往往受学院派的白眼，从刘文典先生到钱钟书先生都是这样。记得有个同学跟我讲，刘文典先生在课堂上公开说：“沈从文居然也评教授了……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可惜我们现在看过去的人总是带着谅解的眼光，只看到融洽的一面，没有看到他们彼此之间相互看不起的那一面，没有能把人与人之间的一些矛盾真正揭示出来。
我听说刘文典是清朝末年同盟会的，和孙中山一起在日本搞过革命，非常老资格，而且完全是旧文人放浪形骸的习气，一身破长衫上油迹斑斑，扣子有的扣，有的不扣，一副邋遢的样子。有件事情我想是真的。北伐的时候刘文典是安徽大学校长，蒋介石到了安徽请当地的名流见面。蒋介石是很注重仪表的一个人，可是刘文典挺干瘪的一个老头，还戴着副眼镜，蒋介石看他其貌不扬，就问：“你就是刘文典吗？”他回了一句：“你就是蒋介石吗？”一下把蒋介石给惹恼了。西南联大的时候刘先生大概是年纪最大的，而且派头大，几乎大部分时间都不来上课。比如有一年教温李诗，讲晚唐诗人温庭筠、李商隐，是门很偏僻的课，可是他十堂课总有七八堂都不来。偶尔高兴了来上一堂，讲的时候随便骂人，然后下次课他又不来了。按说这是不应该的，当时像他这样的再找不出第二个，可他就这个作风。后来因为出了点事，据说是接受了什么人赠的烟土，学校把他给解聘了，他就去了云南大学。抗战胜利以后，其他人都走了，刘文典却留在云南不出来，第一，云土好，刘文典吸鸦片烟，这在联大绝无仅有；第二，云腿好，他喜欢吃云南的火腿，所以他不走，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二云居士”。解放后他做了政协委员，1957年也戴了右派帽子。云南大学老学长李埏教授多年前给我讲了一个刘文典的故事挺好笑。反右时有人揭发刘文典，说他有一首黑诗，就拿出来念。诗的前面有一段序，说他有一个姬人非常可爱，明媚窈窕，温存体贴，可惜短命死矣，他晚上十分感伤睡不着觉，于是写诗怀念她。那诗写得确实缠绵悱恻、哀婉动人，怎么成黑诗了呢？揭发者说，刘文典根本就没这么个姬人，实际上这首诗怀念的是他那杆烟枪，解放后不准抽大烟，他就只好怀念他那杆烟枪。
闻一多的诗经、楚辞，还有朱自清的课我也去听，不过朱自清先生讲课较为平淡。外文系卞之琳先生属于晚一辈的教师，作为诗人、作家当时就非常有名了，可在学校里还不是正教授。卞先生是江苏海门人，口音非常之重，我有一个同班同学上了一年卞先生的英文，回来就说：“卞先生的课，英文我听不懂，中文我也听不懂。”这个我非常理解，因为我趴着窗户听过他的课，他那中文实在是难懂，不过一个人说话是不是清楚和他的学识没有关系，这是两回事。我们一年级学英文都去听潘家洵的课，潘先生五四的时候就翻译了易卜生全集，教我们的时候总有五十来岁了。因为潘先生的专业课是语音学，所以他的发音非常标准，而且说得又慢又清楚，几乎每一个字都能听进去，所以我们都喜欢跑去听他的课。
钱钟书名气大，我也跑去听。他的课基本都用英文讲，偶尔加一句中文，不过他有时有点玄虚，不是很清楚明白地讲出来，而是提示你，要靠你自己去体会，所以非得很聪明的人才能够跟上他，笨的就对不上话了。当年清华四大导师里我赶上了陈寅恪，他教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不过那时候我还是工学院一年级的学生，没有资格选这种专业课。陈先生的课正式上的人很少，大概七八个人，但是陈先生名气大，大家都知道他是泰斗，所以经常有人趴到窗户外面听，我也夹在其中。上课了，陈先生夹一个包进来，然后打开书，可是他基本不看，因为他对那些材料都历历如数家珍，张口就是引什么什么古书中的哪一段，原话是什么什么。如果按照解放后的标准来说，他的那种教课方式是不够格的，没有任何教学大纲，完全是信口讲，但在解放前允许这种讲法。陈先生说话有口音，讲得不是很精彩，不是靠口才取胜的那种教师，而且他讲的那些东西太专门了，引的古书我们都没看过，所以完全不懂。陈先生第二年就走了，本来是去英国任牛津大学的讲座，因为德国刚占领了法国，马上就要打过海，英国岌岌可危，只好滞留在香港。
五、图书馆不是藏珍楼
联大有个大图书馆，每个系也有自己的图书馆，这在战争期间是很难得的。所有图书馆全部开架，学生可以自由进书库，愿意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待一整天也没人管。有的书看着名字不错就拿出来翻翻，如果觉得没意思，又给搁回去，有的非常感兴趣就借出来，如同浸泡在书的海洋里，那享受真是美好极了。解放后我在历史研究所工作了三十年，做了研究员也不能进书库，要看书的话得在外边填条，然后交给图书馆管理员去拿。有一次我跟管书库的人商量，我只查一个材料，但不知道在哪本书里，你让我进去翻一下，不必来回填条换书，太麻烦了。其实那时候我年纪挺大了，都五十多岁了，他“恩准”我进去查书，还拿个手电筒，紧盯在我屁股后面，似乎唯恐我在里面偷书，或者搞破坏。这种监视让我觉得异常尴尬，很不舒服。现在的国家图书馆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许多馆室不能入库，先在外面填条，限借三本，也许只给你找出一本来，翻翻可能还不是你想要的。得，这半天等于瞎耽误工夫，翻了一本没用的书，时间就报废了。
我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碰见过一个美籍华人居密，她是国民党的元老、司法院院长居正的女儿。她说她去南京找材料，借书麻烦极了，借档案就更麻烦，结果待了七个月，所看到的内容抵不上在美国图书馆看一个月。我深有同感。我们手续太麻烦了，如果书库能随便进，就跟逛书店一样，左翻一本右翻一本，那一天能看多少？虽然不是所有书都仔细看，可是信息量就非常大了，需要哪本可以再看哪本。如果不能进书库，借什么书得填条请他给你拿，一天又能看多少？我觉得这跟我们的指导观念有关。图书馆的作用是什么？应该是尽最大的可能把书让大家看到。可是按照我们现在的观点，图书是国家的财富，我们要尽量地把它保护好，越翻越烂怎么成？所以就千方百计地尽量少让人看，或者不让人看，这在无形之中，使我们国家在吸收知识方面落后了。图书馆是为传播知识设立的，着眼点不应当是建多少高楼、收藏多少图书，而应当是怎么才能让这些书流通，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如果这一点不考虑的话，图书馆变成了藏珍楼，唯恐被人家摸坏了，这就失掉了它最初的意义了。
我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的图书馆。按理说我是一个外国人，也没有介绍信，什么证件都没有，可并没有人查问，书库照样可以进。图书馆从清晨开到夜半，只要你有精力，可以从早干到晚，而且它的条件非常好，里面有沙发，旁边就是小吃店，累了饿了可以歇一阵再继续，那你一天能收获多少？而且里面那些关于中国的书，包括港台的书、大陆出版的书，报刊、杂志，几乎都有。可是我们这里呢？国外的书看不到，港台的书也看不到。我在历史所的时候，借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期刊，得写个申请让党委特批，谁愿意去找那麻烦？这等于我们在思想上自我封闭了。别人的都不看，关起门来就看自己的那一点，好比一个足球队整天关起门来自己练，人家怎么打法你都不知道，这种球队出去能打得赢吗？既然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先天就比资本主义优越，他都不怕你，你为什么怕他呢？
我们那时候有好几条路径可以提高英文，一个是跑到外文系图书馆借英文小说。记得有个同学问我：“你看了多少本？”我说看了二十本吧，他说：“二十本不够，得三十本。”后来我们发现，读英文小说不要看英美人写的，而要看其他国家的作品翻译成英文的，比如法国人大仲马、小仲马、莫泊桑的，或者俄国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那些作品被翻译成英文就容易得多。还有一条路，就是看英文杂志。
联大有个杂志阅览室，国内国外的期刊杂志总有两三百种的样子，没事了就可以到里面翻一翻，跟逛书店一样，可以吸收很多东西。其中我有兴趣，而且现在还记得很清楚的，比如Apollo，关于美术史的，里面插图非常精彩——其实学校里没有美术史的专业课，可那种杂志阅览室里也有。还有一本杂志，名字是Etude，是法文的音乐史杂志，介绍很多古典音乐。有一篇文章给我印象很深，讲Schubert（舒伯特）的歌Erlknig《魔王》），那是一个德国民间的传说。一个小孩病得很重，父亲抱着他骑马去看医生，晚上风吹得很紧的时候，忽然有一个魔王出现勾引那个小孩，后来那个小孩就死了。这个歌我在北京就知道，是歌德的诗，可是一直没找着，看见那本杂志上有，赶紧抄了下来。这些条件后来就再没享受过了。我在历史所那么多年，牌子也是“中国科学院”，按理说条件应当很丰富，结果反倒不如联大的时候。
那时候英国领事馆离学校不远，领事馆里的阅览室可以随便进，一般只有三四个读者，而且阅览室的人挺殷勤，还给你倒一杯茶。1939年秋天，就在我离开贵阳的前两天，希特勒进攻波兰，二战开始了。英国领事馆里有各种英文的报纸杂志，当时我们对战局也很关心，常过去翻看。有一份London Illustrated News（《伦敦画报》）报道战局，有很多照片。1940年6月，法国投降，希特勒占领了巴黎，戴高乐跑到英国继续打仗，叫作“自由法国”（后来叫作“战斗法国”）。其实戴高乐在法国地位并不很高，原是陆军部一个局长级的人物，不过他提出一个新的战术观念很有名，认为未来作战主要是机械化的机动战，而不是像一次大战那样打壕堑战，挖个深沟，拥有机关枪把守敌人就过不来。二战时大规模使用坦克，可以到处跑，所以打的是运动战。德国打败法国以后有个“海狮计划”，准备过海打英国，先是大规模地轰炸，每天都是几千架飞机，连续轰炸了三个月，伦敦的居民都住在地铁里，那些情形《伦敦画报》上都有，有照片也有图画。当时英国只有八百架战斗机，数量上远远少于德国，可都是当时最先进的，一种喷火式spitfire，一种飓风式hurricane，性能非常优越。而且英国还有一种秘密武器是雷达，在“大不列颠之战”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所以德国终于没有能过海。这些都是我从领事馆的阅览室里看到的，一方面增加了时事知识，另一方面，不自觉地就吸收了许多现代报刊的应用英文。
六、茶馆听吹牛，里根挂二牌
我们那时候的生活条件极差，尤其教师就更艰苦了。以前那些名教授，比如冯友兰，战前一个月的工资有四五百大洋，在北京可以买一座四合院，战争爆发以后便每况愈下。从前都是用硬币，比如银元，上边有袁世凯或孙中山的头像，再比如铜板，不过都很麻烦，稍微多一点就很重，很累赘，而且非常脏。1935年，国民党政府请英国的专家李兹·罗斯来中国进行币制改革，改用法币（即法定的货币），由中央政府的银行统一发行纸币，全国通行。这当然比硬币优越，一开始很有用，而且打仗要用钱，钱从哪里来？票子一印就出来，所以国民党当局采取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印票子。可是老那么掏窟窿怎么受得了？1935年到1937年，国民党进行改革确实也在着力，因为知道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包括币制改革也是备战，但你不能一味地靠这一种办法。从1937年打仗到1938年、1939年，物价显著上涨，结果通货膨胀，导致整个经济崩溃，最后连吃饭都很困难了。
吃也差，穿也差，住也差，一间茅草棚的宿舍上下通铺住四十人，颇有点类似我们上世纪七十年代五七干校的宿舍。不过打仗的时候生活不安定，有的人休学，有个别有点钱的人在外边自己租个小房子，还有的是根本就在外边工作，比如有人在外县教书，到考试的时候才回来，所以宿舍里往往住不满，但也有二三十人，很挤。我同宿舍里有位同学，是后来有了名的作家，叫汪曾祺。他和我同级，年纪差不多，都十八九岁，只能算是小青年，可那时候他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的蓝布长衫，扣子只扣两个，趿拉着一双布鞋不提后跟，经常说笑话，还抽烟，很颓废的那种样子，完全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派头。北大历史系的汪篯已经是助教了，也是这种作风。
不过好在不要钱，上学、吃住都不要钱，学生每个月靠“贷金”吃饭，而且不用还，这和今天大不一样。假如那个时候要学费的话，我相信绝大部分学生都上不了学，不但我们上不了，就是再大的名人也上不了学，包括杨振宁。那时候教授钱太少了，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数学系主任，他一大家人，饭都不够吃的还上什么学？当年的艰难时世，恐怕是今天难以想像的。
前边提到过，幸福最重要的就在于对未来的美好的希望，一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一是你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那时候也挺有意思，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生活非常之艰苦，可是士气却没有受影响，并没有失败主义的情绪流行，总是乐观的、天真的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而且胜利以后会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一个民主的、和平的、自由的世界，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最幸福之所在。
联大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背井离乡，寒暑假也回不了家，一年四季都在校园里，而且因为穷困，吃喝玩乐的事情少有可能，只好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习，休息时就在草地里晒晒太阳，或者聊聊天。昆明大西门外有一条凤翥街，街上有几十个茶馆，大家没事就到茶馆喝碗茶。其实喝什么无所谓的，很便宜，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一毛钱了，无非就是茶叶兑开水，有的人是真拿本书在那儿用功，但大部分人是去聊天，海阔天空说什么的都有。最记得有一次，我看见物理系比我们高一班的两位才子，杨振宁和黄昆，正在那高谈阔论。其实我们也没有来往，不过他们是全校有名的学生，谁都知道的。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了，黄昆又问以为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一副很不屑地样子，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这是我亲耳听到的，而且直到现在印象都很深，当时我就想：“年纪轻轻怎么能这么狂妄？居然敢骂当代物理学界的大宗师，还骂得个一钱不值？！用这么大不敬的语气，也太出格了。”不过后来我想，年轻人大概需要有这种气魄才可能超越前人。
在昆明的时候时常看看电影，而且也不贵，一个月总可以看上两三次，昆明七年我大概看了总得有两百多场。当时有一家南屏电影院是新建的，设备很新，影片也都是最新的。记得每次演电影前先放一段国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大家起立，屏幕上依次放映国父孙中山、国家主席林森以及蒋介石委员长的像，接下来才是看电影。电影分为几种，一种是时事性的纪录片，比如隆美尔和蒙哥马利在北非的沙漠之战，再比如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片子也是马上就公映了。那次使我们非常惊讶的，就是罗斯福的衰老不堪。那年罗斯福才六十二岁，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应该是一个正当年的时期，可他简直衰老的不得了，简直就是九十二岁，和不久之前判若两人。果然，看了那片子以后没几天他就脑溢血，一下就死了。另一种是故事片，很多都是描写二战的，像《卡萨布兰卡》（当时叫《北非谍影》）、《魂断蓝桥》，再比如《东京上空三十秒》，那是顶新的片子，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第二年春天美国就炸了东京，电影里演的就是那次轰炸。还有一部电影讲二战海战的，看了以后我才知道，那些潜水艇里的人要时常照日光灯，补充一些紫外线。另一种就是文艺片，比如《简爱》、《乱世佳人》，还有音乐片，像讲斯特劳斯的《翠堤春晓》，音乐非常好，我看了三遍，可有的同学看了五六遍，里边的好几个歌我们都会唱。《葡萄春满》（New Wine），讲的是舒伯特的一生。还有《一曲难忘》（A Song To Remember），写肖邦的。演肖邦老师的是Paul Muni，演乔治·桑的是Merle Oberon，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演员，那个片子我也看了好几遍，就是喜欢听他的音乐。后来Merle Oberon和Laurence Olivier合演了《呼啸山庄》，Laurence Olivier和Joan Fontaine合演了《蝴蝶梦》（Rebecca），都是当时有名的片子。
那时候的好片子非常多，里根的电影我看了几部。当时他是个二流演员，用京剧的行话来讲，是“挂二牌”的，当然还有“挂三牌”的，那就更不重要了。当时有个英国的著名演员叫Eroll Flynn，演了许多战争武打片，其中有一部叫《绝望的旅程》，里根就在里边给Eroll Flynn配戏。
据说当时担任电影片中译名工作的是吴宓老师，不知确否，不过从某些片名来看，如《卿何薄命》、《魂归离天》（两辞皆出自《红楼梦》）之类，很像是吴先生的风格。附带说一点，当时的电影没有配音，有些同学就是去学英语的。我作为历史系的学生，也从电影里认识了一些具体的古代生活情况，如Laurence Olivier（奥利维尔）、Vivien Leigh（费雯丽）主演的Trafalgar（特拉法加）海战，Norma Shearer演的Marie Antoinette（中译名为《绝代艳后》，即法国路易十六的王后），这些文娱生活丰富了我们的知识。
七、兼职做教师
从1939年到1944年，对我是最困难的几年。抗战前在北京做中学生的时候，学校里一天吃三顿饭，一个月才花五块多钱，质量不错，而且可以敞开吃，1938年我在长沙上学的时候也是五块多钱，至少都是细粮。可是到1939年就不行了，物价飞涨，学校里吃饭虽然不要钱，可是非常之差，有点像我们上世纪六十年代三年困难期间吃不饱的光景。人的胃口毕竟有限，粮食定量就意味着限制你的口粮，西南联大的时候虽然没有定量，可大家都过去抢，不一会儿工夫就没有了。一直到1942年，我在外面可以找个零星工作兼差了，才算好一些。
1943年读了研究生以后，我就在中学里做兼职教师，每月工资已是数千，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七八百元钱，每顿饭都自己花钱在中学里买，总算能吃饱一点了，只要不养家活口，生活还算过得去。昆明中学有好几十个，比较缺教师，几乎全让联大学生包办了，有的学生迫于生计，平时在外县兼课，到了考试才回来。年轻人精力充沛，而且可以“杀价钱”，工资压得比较低，加之联大学生的水平比当地高一些，所以学校里也愿意用。
我们做研究生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不做中学教师，只有工学院的例外，他们可以下工厂，修公路、修铁路，或者修汽车，除此以外，我想大多数同学都在兼课，包括鼎鼎大名的杨振宁。杨振宁在联大附中教书，他的爱人杜致礼就是他班上的学生，后来他出国了，王浩就接手在那里教。当时不但是学生教，连联大的老师也在中学里兼职。我在好几个中学教过书，求实中学、五华中学、龙渊中学、昆华女中，教国文，教英文，也教过历史、地理，研究生的三年里基本没间断过。在五华中学教中文的时候，朱自清先生也在那里教一班，我教另一班，他的威望、名气比我大得多了，本来就是名教授和文学家，当然应当比我高明得多，所以我并不觉得泄气。闻一多先生也在昆明的中学里教书，学校当局知道闻先生是有名的诗人，所以给他的工资特别高，还特别给他一间房子，虽然现在看来也不觉得怎样，不过在当时就非常了不起了。
八、恋爱？
在恋爱婚姻的问题上，老一辈人和我们当时的年轻一代有很大不同。五四的那一辈人一方面是维新的，比如钱玄同，他的名字就是“疑古玄同”之意，对古代根本是怀疑的，可另一方面，他们的旧学根底都非常深，其中也包括了旧的思想。所以他们的婚姻大多是家庭包办，后来又讲婚姻自由、个性解放，对家庭包办的婚姻不满意，就另外找人结合。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胡适。胡适的婚姻是家庭包办的，虽然后来也另外有人，除了韦莲司可能还有别人，但他不愿意伤他母亲的心，始终保持着和江冬秀的婚姻。这是中国旧的伦理传统。郭沫若、鲁迅都是这样，虽然在外面又有了新的婚姻，原来包办的夫人还在，算是家庭成员。
到了我们那一代，学校里没有规定学生不可以结婚，不过事实上不可能结婚。书还没念完，自己生活不能自立，怎么维持家庭？“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子谁个不善怀春？这是我们人性中之至神至圣。”（郭沫若译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序言）但我们那时候真正谈恋爱的人毕竟是少数，结婚的更是少有，总以为那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一般都是参加了工作，到二十五六岁，甚至三十多岁才结婚，而且很少有人在毕业以前就谈恋爱，女同学结婚的就更少了，或者结婚了就中断学业，做家庭主妇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有一本小说很流行，叫《青春之歌》，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至少我觉得那本书写得很不符合当时的情况。小说写“一二·九”运动，写北大的女生，那时候北大女生才四五十人，就在马神庙的北大五斋，我两个姐姐都住在那里，我去过好多次，所以那四五十个女生我至少认识一半以上，可是没听说谁是结过婚的。男同学里也很少有人结婚，除非是从偏远地区或农村里来的，城市里长大的大都没结婚。可是书里写林道静不但结婚了，还和人同居，而且还换了人，那在当时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哪有女同学随便跟人同居的？后来我在联大见到有学生同居，大都是东北的。那时候东北已经被日本占领了，国破家亡，那些同学流亡在关内，自己没有安身的地方，所以两个人就找一个公寓住下来。可这是很少有的，一般的都不这样。一个人写小说，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经验写在里边，所以那些情节就显得太虚假，完全不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
九、“天人交感”下人生观的转变
我做研究生第一年读的是哲学，可是不久得了肺病，一犯起来就吐血，身体非常虚弱。那时候肺病非常普遍，大概很多人都有，不过没有检查出来，因为不犯病的时候和正常人一样。如果我不吐血，我也不会知道自己有肺病，也许是别人传染给我的，也许我还传染别人，这都不知道，没有隔离，也没有药，等于自生自灭。
后来我才知道，吐血好像也并不那么严重。细菌把血管咬破了，所以就吐血，如果一个人失血不很多的话，没那么严重，吐血而死往往并不是因为失血，一般都是因为窒息，血出来的时候把气管给堵住了，那时是非常难过的，我很有体会。而且我得肺病还有个特殊经验，只要天气一变，比如忽然风雷交作，我就感到气闷压迫，开始吐血。有位同学跟我开玩笑，说：“你这是‘天人交感’。”《资治通鉴》里有一段故事，武则天的时候屡兴大狱，抓起人来就用酷刑。有一个人在监狱里受了很重的刑，结果出来以后能够预报天气。别人问他：“怎么会这么灵？”他说不是他灵，而是他的伤一变天就立刻有预感，所以预言非常准确。我想这是对的，我当时也是这种经验，天一变就能感觉到。
我的遭遇还算不错，终于挺过来了，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幸运。物理系一个同学叫张崇域，他物理念得是最好的，后来还做了研究生。我相信如果他一直活下来的话，现在也该是物理学大家了，也会是诺贝尔级的，可是不幸后来得了肺病，毕业不久就死了，非常可惜。化学系有个小胖子叫陆钟荣，也是读得非常优秀，我们一起上过德文，毕业的时候得了肺病，眼看着他一天天消瘦下去，真是骨瘦如柴瘦得不得了，后来死了，实在太可惜了。他们那么年轻有才，如果给一个条件能够活下来的话，我想一定非常有成绩，可惜很早就去世了。
毕业以后我念了三年研究生，起先受王浩的影响一起念了哲学，不过我没有念完，一是因为生病，半年没有上课，二是又受王浩的影响，放弃了哲学。王浩本科是学数学的，哲学念得也非常好，他认为，学哲学只有两条路走，一条路是从自然科学入手，特别是从数理科学入手，不然只能走伦理说教的路，比如孔孟之道，仁者爱人，但这些不是哲学，真正讲哲学一定要从自然科学入手。另一条路，就是得到一点哲学的熏陶，从哲学的背景改行搞文学。他这一点说得非常有理，西方的大哲学家大多是科学家出身，像近代的笛卡儿、莱布尼茨，当代的怀特海、罗素，还有列宁批判过的马赫、彭加勒，都是第一流的科学家。王浩是学数学的，当然可以搞“真正的哲学”，我没自然科学的基础，念了一年工科远远不够，心想还是不要学哲学了，学也学不好的。那时我正病重，于是找来一些文学书排遣，特别是英国浪漫派，雪莱、拜伦、济慈的诗歌给了我很大的影响。
选自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上学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1938－39年以后，抗战进入相持状态，虽然也打，但时战时停，不像开始那一两年大打特打。国民党在抗战一开头也是真打，牺牲也大，及至进入相持状态后就开始变化了。抗战以前，左派、右派界限鲜明，抗战爆发便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可是自从1939年以后，国内矛盾又逐渐上升了。那年我刚入大学，学校里有很多壁报，写的文章大都带有政治性，左右两派又开始争起来，而且争得很厉害。那时候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是同情左派，虽然不甚了解，但总以为左派是真正要求民主的，至于突出无产阶级专政，则是解放后历次运动的事了。
1940年在欧洲战场是个大转折，法国被德国占领了，那是法西斯气焰最高涨的时候。中国当时所有对外的出海口都被日本人占领，只能靠从越南的海防进广西或云南。日本一看法国战败，立即出兵越南，结果越南这条路也断了，只剩下昆明通缅甸那一条路。可那时候英国自顾不暇，无力保护缅甸、印度等属地，日本随即封锁了滇缅路。
1939年我刚入学时，日本飞机只偶尔来一两次，但因为昆明是主要的中转站，所以从1940年夏天到1941年秋天，在这一年零一个季度的时间里，日本几乎天天来飞机轰炸，而且很准时，早晨九、十点钟肯定拉警报。据说重庆一拉警报大家就躲进山洞里，可是昆明没有山洞，幸亏联大就在城边，一拉警报我们就往郊外跑，十来分钟就能翻两个山头，跑到山沟里就安全了。不过因为日本飞机到处丢炸弹，山沟里也有不安全的时候。有一次，华罗庚先生和教我们西洋史的皮名举先生躲在一起，不知怎么日本人在那山沟里（记得叫黄土坡）撂下两颗炸弹，石头土块把他们埋了起来。皮先生爬出来，晕头转向地往外走，没走几步忽然想起华罗庚还在里边，赶紧又找人回去，把华先生拉了出来。在艰难危险的时刻，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有时会让你感到人性中更深层的心态。比如有个叫杨南生的同学，后来是火箭专家了，他就从来都不跑。有一次人家把他拉走躲起来，弹片正好落在他身旁，把一个茶碗给砸了，有人问他：“这回你该跑警报了吧？”他说：“这回就是跑坏了，不跑，留在屋里还炸不到。”
日本飞机来轰炸都是排成“品”字形，三架排一个小“品”字，九架排一个中“品”，有时候是27架排一个大“品”，有时候是36架，前面一个大“品”，后边九架再组成一个中“品”，看得非常清楚。飞机来得挺有规律，每天差不多都是十点钟准时来，炸到十二点、一点钟又走了，所以后来我们上课的时间都改了，早上七点到十点钟上课，下午三点钟再上，中间那段就是等它来轰炸的。昆明天气非常好，阳光灿烂，飞机飞过去的时候炸弹极其耀眼，就像一群水银球掉下来，亮得晃人眼，就听见“嗞嗞嗞嗞”的一阵响，然后是“嘣——”的一声，如果离得近，就会感到地动山摇。据报纸上说，日本当时有两派争持，一派主张从东北北进打苏联，一派主张南进，进攻南洋，打英美，两派争执得很厉害。1941年日本飞机天天轰炸的时候，有一次我在报纸上看见一篇文章，大概作者懂点军事，据他的观察日本是要南进，因为他们炸昆明的时候有一部分所用的战术是练习俯冲轰炸，那是轰炸海军军舰的战术，所以他预言日本是要南进，后来果然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我们当时毕竟年轻，跑上十几分钟躲起来就没事了，可我也看见一些悲惨的景象。有一次飞机大肆轰炸之后，我看见一堆乱坟后边有位老人，他有气无力地慢慢站起来，满脸灰色的尘土，然后非常缓慢地长叹一口气，我看了以后心里非常难过。联大被炸过两次，1940年秋开学不久，那一次炸得很凶，宿舍、图书馆都被炸了。我还记得那天回来以后校园里到处都是灰尘，就看见蒋梦麟校长——平时他很少露面的——坐在图书馆门前的地上，一副无奈的样子。不过总的来说，并没有士气不振，也没有任何失败主义的气氛，加上年轻，每天都觉得好玩儿一样。记得街上有一家牛肉面馆，被炸之后换了个招牌“不怕炸”，大家都觉得有趣。教师们为了躲避轰炸，很多都搬到乡下去了，没有别的交通工具，所以住得近的、远的都得走着来，只有周培源特殊，他买了一匹马，上课就骑着马来。
1941年秋天，美国空军志愿队来了，不算正式参战，所以是“志愿”的，也叫“飞虎队”。那天下午空气依然清新如常，我想也许是高原上空气稀薄的缘故，看得清楚极了，就见一些飞机在天上来回盘旋，速度非常之快，声音也非常好听。我们虽是外行，可是一看就知道那是一种新型的飞机，非常先进。第二天又有警报，日本飞机又来了，可是那天很有意思，大概它们也知道美国的志愿队来了，所以不像以前那样排着大队伍，只是试探性地来了十架，而且也没能到达昆明上空。第二天我们看报纸才知道，那十架飞机全军覆没，都给打下来了。自从那天起，以后就再没警报了。后来征调联大学生给美军做翻译，我听他们回来讲，那种飞机叫P40，是战斗机，头上还画一个鲨鱼。P40的每个翅膀上都有三架重机枪，子弹交叉打过去，火力非常猛。经过一年多天天挨炸之后，我们终于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1941年年底，世界形势大变，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正式参战，“飞虎队”也不叫“志愿队”了，改称“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属于正式编制。1942年春天，美国空军少将Doolittle（杜立德）率领B24中型轰炸机第一次轰炸东京，倒不是为了取得多少物质的效果，主要还是心理上的，就是说美国飞机现在也能打过来，日本本土也不安全了。当时日本陆军跟海军也闹矛盾，陆军推诿海军防御不力——因为当时的飞机还没那么先进，不能从美国本土直接飞到日本，所以有一种判断认为飞机是从航空母舰上飞来的，这就意味着日本海军未能把美国航母阻止在外。可是日本海军则说美机是从陆地起飞的，一定是陆军有哪一个岛没守住，被美国占领了，建了飞机场飞过来。两方面争论不休，不久有一部电影叫《东京上空三十秒》，专门讲这段故事。
“飞虎队”来了以后，日本不敢来轰炸，昆明就相对安全了。当时美军的若干总部设在昆明，很快我们就发现满街都是美国兵，不过美国兵胡作非为的很少，关系处得还不错。政府先后调了很多联大的学生给美军做翻译官，挂上少尉的牌子就算是参军了，如果是四年级的同学，去了就算毕业，低年级的学生，学校还允许他们可以回来复学，梅贻琦校长的公子梅祖彦大概就是二年级的时候参军去的。美国给军人的待遇远较中国为好，包括他们的军队服装、吃、用等等供给都是美国运来的。比如到美军做翻译官，去了以后先发一身美军的衣服、美军的皮靴，而且每人发一块手表，那时候我们谁有手表？如果所在部队就在昆明附近的话，这些同学还时常回学校看一看，腰上挎一支手枪，挺神气的，而且可以很快学会开车，没事就弄辆吉普车，顺便带我们出去玩儿。我在历史系有个熟同学董振球做了翻译官，周末我常去看他，第一，可以在他那里吃一顿，有面包，还可以抹黄油，那就非常了不起，感觉好极了。第二，可以在那里洗个热水澡，而联大是没有洗澡设备的。到了晚上我就在招待所里睡一觉，睡前翻翻他拿来的‘时代’、‘生活’之类的杂志，第二天还可以托他买两件美军的衣服。当时美军的军服大量涌入市场，当然是没有徽章的，质量又好还便宜，所以昆明城里有好多人都穿美军的衣服。
我没有上过前线，所以真正怎么作战我不知道，听一些做翻译官的同学回来讲，美国兵作战的时候也挺勇敢的，不像以前我们以为的那样不能吃苦耐劳。云南西部的高丽贡山、野人山，那些地方根本没有人，穿越的时候都是风餐露宿，晚上没有地方睡，他们就窝在吉普车里过夜。同学谭申禄在中学时，和我就是同学，运动员，身体很好，而且是机械系的，到美军做了副驾驶。空军死亡率非常之高，不过做飞行员也顶神气的，能飞到天上去那是最高的荣誉了。谭申禄专飞印度的加尔各答，后来大概也发点财——相对于我们来说。当时缅甸被日本人占领了，所以不能直接从缅甸上空飞，都得绕西藏沿着驼峰那条路，挺危险的，据说1500多架飞机中约有半数失事，现在还有人在找遗骸（即‘驼峰航线’）。谭申禄给我讲过一个小故事，有一次他们坐的是运输机，毫无作战能力的，飞行途中，忽然发现前面有日本飞机，指挥官下令让他们立刻准备。按照规定，第一信号给出的时候应该把降落伞都穿好，第二个信号一出就得跳伞。后来果然给了第一个信号，大家马上穿降落伞，结果有一个人非常害怕，当时就晕倒了。幸好没有给第二个信号，不然他们真的就要跳下去了。
当时中国主要对外的运输就靠从昆明飞加尔各答这一条路，没有别的选择，而且那时候中国非常落后，没有汽车，没有汽油，没有飞机，也没有各种武器，所有物资都得靠外援，所以必须再有一条对外的交通线来支持，这也是美国参谋长史迪威拼命要打通缅甸的主要原因。美国海船一直开到仰光，把物资卸下来，然后通过滇缅公路不断地运送到内地。1944－45年，我们在昆明依然可以看到公路上运输车队不断地往来，非常繁忙。有一个人叫梁敬錞，做过台湾近代史所的所长，写了一本《史迪威事件》。蒋介石在昆明成立了中国远征司令部，把中国的一些军队逐步换上美式的装备，可是史迪威把这些当时中国最精锐的部队都放在了中缅战场。史蒋之间在战略上有很大的矛盾，终于闹翻了，蒋要求罗斯福一定要换人，否则的话，中国宁可回到抗日战争以前的状态，不打了，所以后来罗斯福就把史迪威调回了美国。
二战的转折点是1942年秋天。1942年以前，日本在中国占据优势，德国把法国打败了，英国岌岌可危，苏联一直被打到莫斯科城下，所以1941年是法西斯国家最盛的时期，整个太平洋东部都成了日本的内海。到了1942年的秋天，盟军方面连打了三个大胜仗，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欧洲战场上，斯大林格勒打得最激烈，红军打败了德军，自此转入反攻；北非战场上，英国陆军第八军团司令蒙哥马利打败了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在地中海转入攻势；东方战场形势的转变是太平洋的中途岛海战。中途岛正在太平洋的中间，所以叫Midway，本来那一战日本的军力比美国还强一些，美国只有三艘航空母舰，日本有八艘，可是它的情报密码被美国破获了，总司令山本五十六坐的飞机被美国打了下来，从此，太平洋的局势扭转过来，日本节节败退。山本五十六是太平洋战争的日本海军司令，偷袭珍珠港就是他指挥的，其实他不赞成打美国，可是日本当局决定要打，他得服从命令，所以这个人也很悲剧性。这就是1942年的转局，之后，盟军进入反攻阶段，日本德国从此一蹶不能复振而终于垮台了。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记得那天傍晚王浩来找我，尚未进屋就在外面大喊我的名字，我还挺奇怪的，仔细一听才知道，他喊：“The war is over！（战争结束了）”当晚，我们几个人凑钱买了食物和酒一起庆祝，意想不到的是，当场就有两个犯了神经病，大哭大笑、又吵又闹。大概是多年战争引发的苦难和流亡生活的压抑突然之间爆发出来了，不禁使我想起莫泊桑的一句结论：“人生是那么脆弱！”
抗战胜利了，大家当然都很高兴，不过也伴随很大的忧郁：外敌不存在了，内部的矛盾更加上升。抗战末期（1944－45年），民主运动已经再次高涨起来，主要目的就是争民主、反内战，尤其在昆明，跟国民党政府闹得非常厉害。1945年底到46年初，重庆召开了一个政治协商会议，本来是请各方面的代表，包括国民党的、共产党的、其他党派的、无党无派的各方代表来协商，会议也做出了一些决议。文革期间还揭发刘少奇当时提出‘要准备迎接和平民主的新阶段，共产党准备把总部搬到淮阴，准备在中国也实行政党政治，也搞竞选’。可是最后也没有实行，还是打了。那时候我们都认为是国民党一党专政，挑起了内战，后来一直到文革，才爆出一点新情况。文革时打倒刘少奇，做了副统帅的林彪号称早在旧政协时就说刘少奇：“什么和平民主新阶段，就一个字：打！”以前国民党骂共产党，共产党也骂国民党，都说对方是假和谈，可是我们一直认为是国民党没有诚意，是国民党想打内战，结果让林彪这么一说岂不泄了底？“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共产党一贯的主张，究竟哪些人愿意打，哪些人是真正希望和平的，恐怕永远也说不清了。
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上学记》，三联书店，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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