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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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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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28 February 2019
美国大学生真的比中国大学生们用功 作者: 心路独舞
我在中国大学和美国大学都呆过，近十来年一直在美国大学工作，我个人感觉确实是在中国大学读书的大学生当中，感觉生活无聊的数量要多过美国的大学生们，仔细思考过其中的原因，认为大致如下。
1、对大学生活的期待过高
中国高中的孩子们花太多的时间准备高考，也因此对大学的生活寄予很高的期望，所谓期望越高失望越大。相反美国的高中生满足条件的可以申请在大学选课、参加科研什么的，美国大学也不像中国大学那样相对封闭，基本是开放校园，学生申请之前和录取之后都会有多次参观大学的机会，因此对大学的期望值比较合理，而且美国大学算是通识基础教育，上个大学是挺正常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2、高考过后失去追求目标
上大学之前的十几年里，中国孩子的追求目标就是一个高考，一旦考上了，不少会突然失去了追求的方向，而且也累趴了（burnt out），失去后劲儿，反正中国大学是严进宽出，混毕业就是了。相反美国大学是普识教育，能上的都可以上，而且宽进严出，要想拿到学位的话，是必须努力读书才能毕业的。
3、我能说是闲出的毛病吗？
绝大多数中国大学生都是父母付学费，然后再给生活费，到美国留学的学生们也绝大多数是这样，没有生活压力，追求不高，这样的生活不无聊才怪。相反美国的孩子到了18岁就自立了，家长愿意支付学费的有，但是孩子一般也要自己打工挣点生活费；还不说不少家长是不给付学费的，孩子自己借学贷并打工支付生活费用，也就是说，美国的大学生们有生活压力，要读书好，要打工养活自己，还要考虑未来就业，因为有学贷要还，这样的学生忙得想无聊都难。
4、缺少爱好
大学里有各种社团，供有各种爱好的人选择，和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是很难无聊的。无奈一些孩子除了读书其他什么也不会，当读书也缺少动力的时候，大学剩下无聊估计就没有什么了。
从总体来看，美国大学生其实普遍比中国大学生要用功一些，当然像我的母校清华这样好学校的学生也是很用功的，盖因学霸较多的地方多数都有明确的努力方向，奔考研、考托考G奔出国、考公等等，这样的生活不会无聊，而那些没有追求、自我感觉没希望或者混日子毕业的大学生们的大学生活，不光自己觉得无聊，别人看着也没意思.
Wednesday 27 February 2019
严昌海：在台湾找寻传统中国的味道
在欧美国人的眼里，亚洲人好像都长得都差不多。在美国久了，就基本上一眼就能分辨出哪些是日本人，哪是中国人，哪是韩国人。就像在一堆人中，我也能知道哪些是来自大陆，哪些来自香港，哪些来自台湾。特别是对女人的判断，经常很准确，不知道为什么。尽管都是华夏儿女，炎黄子孙，但香港，台湾，大陆女人就是有一种不同的感觉。
大陆女性，特别是50，60，70年代的女性，很多名字都比较雄壮，有时分不出男女，比如：卫，伟，华，斌，冰，……，看看身边的女性朋友的名字，就不难看出。这是因为文革前，毛主席一句"不爱红妆爱武妆"诗句，就似乎给大陆家长定下了一条铁律：女孩子的名字一定要雄壮，要阳刚，柔美的不要!
台湾女性名字一般情况下比较柔和：紫薇，婉怡，席慕容，还有琼瑶笔下那些迷死人的长头发女孩子们，名字美，人也美了。
总的说来，台湾女性就像她们的名字一样，比较女人，不管年龄大小，在不同的场合，会把自己打扮成女性，比同年龄的大陆女性"妖精"。参加台湾社团在美国办的活动，看到尽管五六十岁的女性，打扮得很优雅，也很鲜艳，头发也打理得很时尚，化妆口红，在舞会上跳舞，一点也不输给年轻人，没有觉得她们是老人。而大陆来的女性，到了50岁，就自己觉得是老女人了，很多情况下不爱打扮，更不用说化妆,用口红了。事业上很有成就的，也不外乎只穿西装，就是打扮，也没有台湾老女人那种从里透出来的女人韵味。
有人说，台湾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所以传统文化还保持得很好，还有台湾开放得早，所以很多台湾女性的英语比大陆女士好，给人感觉台湾女士，特别是上年龄的女士整体素质要高一些。
台湾女性说话比较柔，特有的台湾腔，软绵绵的，给人的感觉很温柔。特别是在公共场合，说话声音很轻，很注意说话的环境。就说女作家龙应台，那么硬的名字，写文章那么犀利，但说话声音很好听，很柔和。就算有些台湾女性长相不如大陆女性，但骨子里更有女人味，这种感觉跟漂亮、时尚与否无关。
大陆不少女性一般情况下，说话声音宏量，很有气概，斩钉截铁，有时候有些女士不管在哪里，说话时有点昂扬，大着嗓门吼，很有一些革命气概。大陆有很多美女，也很时尚漂亮，但一举手一投足，眉眼之间，美得有些"男人"。
台湾女人一般情况下，"自己什么都要能干，但在男人面前，就要什么不能干"。而在大陆受的教育，"妇女能顶半边天"，"勤劳勇敢"，所以就有什么自己都能干，不管是在谁的面前，所以才出了"女汉子"这个词。
有专门研究女性问题的专家说，台湾女人那种坚强和野心是在温柔的外表掩盖起来的，而大陆女人的勇敢和野心很容易就在表面上。
一位大陆的女人，和台湾的男士结婚后，感触颇多。她的感受是：台湾婆婆，大概快60岁了，在事业上很成功，管理一个3000多人的政府机构，一天在家里给先生炒鸡蛋时，被烧焦的油烫了，马上撒娇："爸爸(台湾妻子很多习惯跟着孩子叫先生爸爸)，你看，起了一个泡泡，好疼哦!"老先生马上过去，很心疼，赶紧拿起夫人的手，轻轻地吹，叫孩子们拿来烫伤药。要是大陆的这个年龄的女性，上面这一幕的台词八九不离十会是这样的："死老头，你看嘛，就是帮你，疼死了!还楞在那里干嘛呢，还不快点给我拿烫伤药来!"。
温柔这种东西在骨子里，是装不出来，不能速成的。
如果你在台湾找中国，也能感悟到一种久违了的温馨。一些大陆客初看台湾，会有些心理落差，比如台湾怎么连个气派的机场都没有。然而，台湾不是用来看的，台湾是要细细品味的。就像一个女人。人们所了解的中国，大陆只是一半，另一半在台湾。但这一半虽小，却浓缩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粹。
他们的"爱"（愛）是有心的，他们的"亲"（親）是相见的，他们的"义"（義）中是有我的，他们的"庙"（廟）是经常朝拜的。中国汉字是现代人与古人交流的密码。密码不失，方能传承。
他们的书店是有主张的，坚守在黄金地理位置。逛书店是一种享受，读书是一种态度。一个不读书的民族只会沦为低智商社会。
他们以忠孝仁义命名道路。台湾的路名很中国，香港的路名很殖民，大陆路名很革命。道路不只通东西南北，也通古今。东西主干叫忠孝路，南北纵横叫复兴路（台北）；还有仁一路、信二路、义三路、爱四路（基隆）；或者一心路、二圣路、三多路、四维路、五福路、六合路、七贤路、八德路、九如路、十全路（高雄）。他们的机场翻修，会一步一个道歉启示。谦恭本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公权更应如此。人脸是城市最细致的风景线。台湾人的脸从容淡定，优雅内敛。
他们会热心为陌生人指路，新一代甚至会拿出手机，耐心为你Google，将地图解释给你看。中华民族以助人为乐，美德有传。
他们一般不拒绝你借用电话；迷路了警察不拒绝开车送你；你不买东西，不会嫌弃你，会说"谢谢，欢迎下次再来"；临行前被告知，大陆砍价杀一半的作法在台行不通，且会招致鄙视。通常，他们不认同讨价还价，减半还价更是拒绝，买卖诚心、童叟无欺本是中国人的从商传统。
他们仍把"小姐"当礼貌的称呼，而"老师"是极令人尊敬的称谓。
友善是台湾人的关键词。友善不是标语，也装不出来，不是面子，而是里子。
他们仍保持里长、邻长的设置，居民一有矛盾或问题，先靠传统的办法协调。中国式友善是乡土社会出发，再扩展到陌生人社会的。
中华民族的里子是乡土中国。
台湾最值得推荐的是什么？导游说是人情和文化。真准，此两物大陆最缺。文化与人情没写在楼面上，却写在人脸上。
用"谷歌地球"俯瞰，台湾的城市与珠三角的城市并无大分别。可再看路牌，再看人脸，则是另一道风景线。
大陆与台湾，似曾相识又彼此陌生。台湾2300万人，大陆14亿人。究竟谁更代表那个传统的中国？在台湾找传统中国的味道，能感悟到久违了的温馨。
环游世界的学者金观涛曾说，走遍全球的华人社区，最适宜居住的还是台湾。
在台湾，机场的服务公司叫信实集团，英文sincere，信达雅，又合理念；货运公司的服务是"送至您府宅"，好一个久违的府宅；公汽公司叫"大有大巴"，大有是易经中的吉卦。
如果楼盘叫"将进酒"或"棋琴九重奏"，你不必称奇。或许你看惯了皇家御庭或欧陆风情。楼盘名称透出一座城市的底蕴。更多的底蕴在文字中。
台湾的斤两跟大陆不一样，还是十六两制，也就是说大陆半斤，台湾是八两。
台湾"综艺教父"王伟忠曾说过一句经典的评语：北京好看不好玩，台北好玩不好看。北京最好玩的时候是1984-1988年。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黄金五年，当然好玩。现在都跟权力玩，能有趣吗？！
台湾不是来看的，台湾是要来细细品味的，比如诚品。诚品代表台北的品味和抱负。不泡诚品，不能理解台北。目前，港澳和大陆的书店大都被挤出了黄金地段，而台北诚品还在坚守。在诚品最困难的时候政府曾出手补贴。逛诚品是一种享受，看多久都没人轰你，像是个图书馆可随处坐。年轻人看报刊的越来越少，但看书仍是必修。一本书通常在二三百元新台币（四五十元人民币），学术书更贵。读书是一种态度，是不沦为"低智商社会"的保证。
在诚品书店，设计书刊充斥着书架。从1990年代至今，台湾成功从为别人代工到自主设计。这个转变要求台湾人了解客户消费心理和生活方式流变，做好研发、设计、行销、广告等微笑曲线的两端。由此，亦要求台湾人从集体化的生活转向个体化的生活风格。这是杂志人詹伟雄的总结。
旅游台岛，沿途有许多主题民宿（家庭旅店），尤其在最南端的垦丁，均是小而精，透着主人的趣味。每间店，每座城市，都应和着传统与创新。
创新不忘本。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笔有千秋业"文人字画展最令人肃然起敬。故宫不只展现帝王将相，不只展现锦衣玉食，还有文人情怀。
去台湾时若值暑假，"百年树人"的学生夏练营随处可见，其中一个内容就是拜庙。台湾教育宗旨是"德、智、体、群、美"，袭了蔡元培等先师们的训导。其中德育是最重要的环节。"品格教育"包含人品、道德与人格等，再延伸出诸如关怀、公平、尊重、责任、感恩等价值观。台湾大专院校都开设一个学期的劳动服务课程，内容是做社区服务、劳动服务的工作。
艺术修养，培养学生具备欣赏音乐的能力，而不为成为音乐家练钢琴，不为成为画家欣赏绘画，而是培养学生对美的认识。伦理教育，学工的学习工程伦理，学商的学习企业伦理，特别医学系对伦理教育非常重视，做医生不能为了赚钱。卢梭说："不管学生将来入何等职业，先使他成为一个人。"
假如去台湾观光，错失了自然美景不足惜，因为大陆也有，但若错失了文化就未能触摸到这个小岛的核心。因为文化是台湾最大的附加值。
台湾大致几类电视节目：最多是娱乐节目，然后是美食减肥生活类，最后才是新闻类，且以社会新闻为主，偶有政治辩论，也是脱口秀。"全民最大党"则属娱、政跨界的两栖节目。当然还有‘大爱’、‘人间卫视’等教化电视。
台湾人八成信佛教，全岛庙堂多达万余座。
著名的佛教的"四大"是：佛光山、法鼓山、中台禅寺和慈济会。街头宣善的提示更是随处可见。领导人或地方官常去拜庙以便亲民。比如土地庙的社会功能非常直接：护国佑民。
资料显示，台湾人信奉的第一是妈祖，第二是观音，第三是土地公。什么叫人间佛教？就是寺庙在人间。无论是阳明山上或居民小区，庙堂端坐其间。关于信仰，台湾人的理解是，只要大家集中愿力，定有好果，与迷信无关。韩国和台湾近几十年来可谓政局更迭频繁，间或丑闻不断，但在社会基本面上人们还是淡定的，是宗教维系着一方安定，而非什么政党。
在高雄宾馆里每个房间放着三本书：佛教圣典、圣经、证严的《静思语》，它们和谐共处。这就是和谐社会。和谐，首先得有起码的价值观。
除人间宗教外，台湾人的工作观也值得称道。工作是生命的实现，而非纯为劳作和生计。勤劳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只是勤劳也有不同的价值观。
不说说小吃好像对不起台湾。康师傅牛肉面在大陆吃香，可在台湾，不名一文。在台湾随便一家阿公阿婆的馆子都有上百年，并不因城管扫荡一空。
小吃摊是城市一道诱人的风景线。"非50年不够道地"，这是一位杂志同仁定下的吃规。看来，没有城管的城市很美好。
百年老店，子承父业，子将老店品牌化，用现代手法包装家族产业。就像对待传统，自豪与自尊，首先得有用，才谈得上再造。传统文化亦同理。一家牛肉面馆往往是两代甚至是三代同堂，一代传一代，下一代并不以做饮食业为低下，相反有种家族荣耀在其中。店家一天干上10小时，汗流浃背但很快乐。因为是自己的、家族的事业，人有长远预期，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
屏东有家"四学士牛肉面馆"，一家四姐妹皆学士学位。全都干上了牛肉面。台湾大学生毕业后首选创业，喜欢无拘无束。台湾大学毕业的起薪是2.4万元新台币（约五千元人民币），比起给人打工，还是有自己的小店或小工作室更惬意。
台湾小吃首推台南，尤其是赤坎老城一带，在那弯如肠道的巷子里，小吃店、庙子、风水铺子一应俱全，有个风水铺还有与马英九的合影。城市的灵魂就埋藏在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四神汤，用薏米、白果、山药炖猪大肠，汤是用骨头吊足火候的，呈奶白色，极鲜美。待付账时，老店家过来先把硬币的面朝上再收下，她说蒋公头像是不能朝下的，这样不敬。
台湾小吃为何能做到精致细腻、原汁原味，一言以蔽之："有根"。一家店做死这条巷子，一百年不变。大陆老字号要么被公私合营，要么盲目扩张，都失去了根基。小吃如此，民族亦如此。反观"五﹒四"一代，都是有国学家底的才喊出民主、科学，终成一代学贯中西的大师。无根如浮云！
中国的食品危机，多数坏在了人们没有了长远预期，捞一票就走。
"富过三代，才知穿衣吃饭"。台湾"饭店教父"严长寿概括了台湾社会的三个阶段：第一代由贫转富，暴富之后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口味很重；体态臃肿、血压升高之后，转向第二阶段，即讲究清淡、健康、均衡；第三阶段人们不只为口腹之欲和健康而吃，而是要吃出文化、吃出艺术来。台湾正从新富到成熟社会转型，而大陆还处于新富阶段。新富的另一个说法是暴发户。
两岸对比，从社会进程上看，台湾提前二十年预演了这个过程。
传统的环境观是天人合一，这一点台湾人做得不错。导游笑称LV包包是用来装垃圾的——出外垃圾只能兜着走，因为街头很少有垃圾桶，这是敦促你少制造垃圾。餐盒不能丢公共垃圾筒，否则被罚。
人行道上，汽车如果离行人少于三米，司机会被罚款600元台币。这才叫人道主义。我们这边则是车道主义，汽车从来不让人，还嫌你走得慢猛按喇叭。
台湾大部分地区民风纯朴，即便在台北摩托车夜晚也是放在外面一排，无人看管。逛夜市你不用担心被偷包。打的不用担心被宰，因为司机担心被投诉。在台湾，被投诉是一件很要命的事。
除选战期间，台湾人基本上离政治很远。
在台湾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就是：政治无处不在的社会不是好社会。
旅游就是现代人的朝圣，从别处寻找生命体验。
大陆与台湾，似曾相识又彼此陌生。台湾2300万人，大陆13亿人。究竟谁更代表那个传统的中国？在台湾找传统中国的味道，能感悟到久违了的温馨。
Monday 25 February 2019
严昌海：从鲁迅、储安平、毛泽东,看胡适的伟大
鲁迅是1881年生的，比胡适大10岁，今年刚好131岁。人们知道胡适跟鲁迅同时都是所谓的"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精神领袖、思想领袖、或者至少是文学上的领袖。鲁迅可以说是文学上的领袖，他的小说大家公认是最好的，他的散文、杂文也非常深刻的，所以影响了很多年。差不多近百年来，鲁迅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学作家，影响很大。
台湾著名学者余英时说，鲁迅的影响，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左派把他捧为圣人，甚至于要拿他来打倒胡适，把鲁迅变成共产党的代言人了。所以在几十年来，甚至于从延安开始，就有鲁迅学院，鲁迅就变成了一个精神领袖，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代表人物。他们用鲁迅来取代一切，就说他一切都是革命的。大陆的大学、中学，各种教科书上，鲁迅的作品选入的非常多，所以鲁迅在中国是无人不知的一个名字。可是相反的，胡适从1949以后，因为他反共的原因、因为他提倡民主、提倡自由这些普世价值，跟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完全相反，所以不但受到了冷落，他的书根本不准在街上流行，尤其在1950年代发生批判胡适的大运动后。
按说，鲁迅应该热闹、胡适应该较冷落，但恰恰相反。自从毛泽东死后，思想再度解放，大约从1977年开始，胡适的作品在大陆出现了。今天，胡适更比鲁迅还要热闹。余英时说，这个原因当然是因为，第一，共产党对于鲁迅表面是很尊敬的，可毛泽东有一句话后来传出来人人都知道，有人问说鲁迅如果在今天应该怎么样，毛泽东说或者就是规规矩矩不说话，或者就坐监牢。换句话说，他不能再写杂文讽刺新社会，讽刺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这样一来，鲁迅就从一个非常高的地位慢慢衰弱，尤其是过去崇拜过他的人。一些学者，比如舒芜等最初都是拥护鲁迅、反对胡适；可是在他们死以前，都表示胡适可能比鲁迅更有意义、更重要。胡适的著作生命不是在他研究国故，那些东西后来人超过他了；可是在政治上，他维护民主、自由、人权、个人尊严、以及全民选举种种，是最有力的人。
第二，共产党对于鲁迅又觉得他非常重要，尤其是左派说，我们要一个强大的中国，就必须要牺牲个人自由、牺牲个人的权利。但胡适认为恰恰相反，认为个人的自由跟国家的自由并不冲突，只有个人有了自由，国家才真有自由，所以他认为要争取个人的自由，人格也是自己的人格最重要，个人人格很重要。胡适说每个中国人都有很高的人格，国家就自然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可以建造起来的。他这几句话到今天还有很重大的意义。
所以，胡适比鲁迅更有长远意义。鲁迅在摧毁旧中国的时候，发挥的作用可能大一些，可鲁迅没有积极地提出他的理想来，也没有维护任何普世价值。而胡适的地位，不是来自学问，而是来自他的思想。
与鲁迅、胡适相似的，还有储安平。储安平与胡适同属于新自由主义，创办过《观察》杂志。二人的共同点是在经济上主张实施计划经济，而政治上则主张实行民主宪政。不过，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渊源出自恩师杜威，杜威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与后来罗斯福新政暗合，可谓在美国挽救了日益式微的自由主义。储安平曾留学于费边社主持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他的自由主义思想来自老师拉斯基。同为自由主义阵营，储安平也想邀胡适为撰稿人，曾恭请胡适当撰稿人，但是胡适始终与《观察》保持一定距离。
不是胡适与储安平道不同不相为谋，而是两人对时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之间相距甚远。胡适一贯温文尔雅，广接善缘而少有敌人，即使与骂他的人私下也可以成为朋友。以胡适为人处世之道，不可能置储安平的请求而不顾。不久之后胡适大名终于赫然列在《观察》封面之上。这对储安平和《观察》同人来说无疑是莫大的鼓舞，然而胡适却迟迟未给周刊一字。储安平1947年7月亲赴北平面见胡适，那次胡适对《观察》的鼓励，增加储安平不少勇气。储安平回上海后再次斗胆向胡适约稿，称胡适文字会使《观察》蓬荜生辉。如此恭敬的"乞稿"，但直到《观察》停刊，两年里胡适未给《观察》写过一篇文章。
胡适这段时间并不是封笔不问世事，而是把多数文章发在一本叫《独立时论》的刊物上。1947年9月28日，胡适在《独立时论》上发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此文发表前胡适在文中所提及主张已广受关注，储安平曾在此文发表之前就致函胡适，希望《观察》能首发此文，但胡适却以已先投《独立时论》为由拒绝。不过，胡适最终同意《观察》转载此文，同时为《观察》题词："要那么收获，先那么载。"胡适用此语来表达自己的信仰，也希望别人相信这句话的道理。从这区区几个字来看，胡适对《观察》的态度是有所保留的。
《观察》奉行的基本原则和立场胡适是支持的，但在具体观点和价值评判上，双方就差异万千了。胡适自1946年夏归国之后，眼见好不容易赢来抗战胜利的国民政府却风雨飘摇，各种丛生的积弊逐渐拖垮了这个政府，内战无休无止，经济凋敝，民生艰困，几个在野党不断撼动这个根基不稳的政府。在这大厦将倾之时，是推一把还是扶一把，是胡适与《观察》诸多撰稿人，尤其是储安平最大的区别。在胡适眼里，国民党这么多年毕竟是一步步在前进，制定《临时宪法》，结束"训政"，召开"国大"，历史正朝着宪政得寸进寸，得尺进尺。1947年《宪法》更进一步确立了自由民主原则，而《临时勘乱条例》只不过是战时措施。储安平可以办杂志自由批评，这本身也是民国以来言论自由逐步走向制度化的实证。如果此时一味谴责政府，无异于是摧毁政府。胡适向来强调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所以他在发言和批评政府时很谨慎，决不逞一时之快而放弃责任。而储安平极尽铄金之能辞，多用激烈的态度批评政府。他太痛恨这个政权，以至于不顾一切地落井下石。
要知道国民政府不能遏止的颓势是抗战后期才发生的，从北伐到"七七事变"的10年间，对外争回了不少利权，对内的建设有不可抹杀的成绩。这段上升期在储安平眼里却不见，只一味否定这个政权，在大厦将倾之刻推上有力的一把。比如对学潮，储安平是完全支持，强烈谴责当局，所有《观察》刊登报道学潮的新闻和评论，都是全盘肯定并煽风点火。胡适对学潮则表示理解之同情，承认政治腐败是导因之一，但不赞成动辄罢课，把学生运动当成政治斗争的武器。在储安平的言论里，布满了国家、牺牲、代表、公平等字眼。而胡适则强调："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两人一对比，简直像两种话语体系。
社会是需要储安平这样眼睛只会向下看，但是手里拿着粪叉子的"扒粪者"，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掘粪。《观察》创办本想为中国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但具体行动却和理想有一定差距，扒粪的叉子失控了。欲使灭亡，先使疯狂。储安平和《观察》在激情相挟下，丧失了理性。原本设想办本非常稳健的杂志，但很多文章越来越激进，逐渐由中间转向中间偏左，对民国政府进行"毁灭性的批评"——几十年后，费孝通在接受央视《东方之子》采访时，仍意气风发地说："那时候我们就是舆论!我们在舆论上打败了国民党。"——费孝通在1957年被打成中国著名的大大右派，受尽折磨20年。
不过，胡适也曾经这样的"天真"。1945年8月抗战刚胜利时，远在美国的胡适给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他1954年，为司徒雷登《在中国五十年》所写的序中说："司徒博士的大使任务也宣告失败，因为正如他自己说的，他是'外交的生手'。……事实上，在理想主义澎湃的那些日子里，我跟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生手们同样的天真。的确，我在对日胜利后不久，竟天真到打了一封长的电报到重庆，以便转交给我的从前的学生毛泽东。我在电文里用严肃而诚恳的态度央求他说，日本既已投降，中共就再没有正当的理由来继续保持一支庞大的私人军队，中共现在更应该学英国工党的好榜样。这个劳工党没有一兵一卒，但在最后一次的选举中，却得到了压倒优势的胜利，获取今后五年里没有人能够跟他抗争的政权。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到了重庆，陪他同来的有美国大使赫尔利将军，也是一个外交的生手。那时候重庆的朋友打电报告诉我，说我的电报已经交给毛泽东先生本人。当然，我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回音。"
但此时的毛泽东早已不是"五四"前北大的旁听生、图书馆的助理管理员，而是手握重兵的一党之魁、两强对峙中的一强，当然不会把这位手无寸铁的胡适放在眼里，时移境异，随着毛泽东在共产党阵营中的崛起，他也不再承认自己是胡适的学生了，当年给胡适写信、写明信片乃至登门拜访时的那份尊敬和谦卑都已荡然无存。——直到1936年，毛泽东还亲口告诉斯诺，他是陈独秀、胡适的忠实读者和崇拜者。毛泽东在长沙创办"自修大学"就是受了胡适的影响，为此他曾当面向胡适求教，在给朋友的信中他也说过，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1951年5月16、17日，胡适连日读了萧三《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他把其中有关毛泽东年轻时办"自修大学"的经历抄在了那两天的日记中。他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南去了。'自修大学'见于记录，似只有这两处，故我记在这里。"
胡适总是忘不了这一切，忘不了1945年给毛泽东的电报，他晚年还几次提及那份用文言起草的电报。1961年12月19日，胡适在台湾，生命已进入倒计时。那天的《民族晚报》上有一篇玉垒生的文章《胡适文言信》，其中引用了他1945年8月4日给毛泽东的电文，勾起他对往事的回忆，"电报，我差不多都用文言，可以节省电费，而且有些成语，或如韵目，的确可以省了许多字。"
1949年以后，胡适虽身处海外，但几乎无时不在关注大陆的命运，文化的浩劫、知识分子的境遇、人民的苦难等都让这位漂泊的游子牵肠挂肚，大陆对胡适思想的清算运动没有让他多么痛苦，反而感到自己几十年来传播文明常识、自由思想的努力没有白费。他一度收集了很多大陆批判他的材料，准备写一篇长文来个总答复。比他年轻十几岁的朋友叶公超劝他说："一个处女怎好和一群强盗打交道，况且文字在政治斗争中并不是最有力的武器。"最后，他也就没有写什么回应文章。
毛泽东惧怕胡适的思想，根子就在于胡适所提倡的独立思考、独立判断，重怀疑，重实证，与毛泽东的愚民政策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毛泽东企图以无所不在的思想灌输、强行洗脑等，使普天之下莫不膜拜、盲从，最后将天下变成他一个人的囊中之物。
1956年9月，胡适已66岁。他在去美国加州大学讲学的途中和记者谈到《新青年》和《独立评论》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地位时说"从那时候开始，自由思想和共产主义便不能相容。"他还说："共产党以三百万言的著作，印了十几万册书籍来清算胡适思想，来搜寻'胡适的影子'，来消灭'胡适的幽灵'。共产党越清算我的思想，越证明这种思想在广大中国人民心里，发生了作用。"他感叹，大陆不仅没有说话的自由，特别可怕的是失去了不说话的自由。"中国知识分子就不能说许多非出自本身或虚伪的话，颂扬不值得颂扬的事，或不谴责他们内心不愿谴责的师友。总而言之，没有不说话的自由，就逼使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讲政治性的谎言"。
也是在1956年9月，胡适在谈及胡风事件时幽默地说："胡风真是该死。张谷非的名字好好的，他不用，偏要叫'胡风'。在共产党一条鞭的奴才文艺制度下，他偏要提倡什么文艺自由。从毛泽东的立场来看，胡风自然应该清算。但是胡风事件可以说明自由思想依然在共产铁幕的控制下滋生蔓延。"
1957年6月7日，中国大陆"自由的假期"突然告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眨眼变成了"控诉和整肃'右派'人士"的运动，毛泽东说，这是引蛇出洞的"阳谋"，当年和胡适一样怀抱自由理想的同伴纷纷落马。9月26日，胡适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长篇演说，"有些人说中国共产政权已经抓住了青年人的思想和感情，那是绝对不确的。……"，同时"对于这些受到共产党的新的残害的牺牲者，对于成千成万胆敢公开指责并且与共产党暴政斗争的同胞"表示诚恳的同情和钦敬，无比沉痛地指出："在今天中国大陆上，凡是想做一个独立的人，不分男女，都正被任意逮捕、拘禁、处决，或消灭。千百万农人都正在被放逐或遭受到最残酷的奴役。千百万无辜的人民，都正在驱作奴工，——共产党美其名为'劳动改造'。儿女们被逼着控诉父母，家庭没有温暖与私人生活。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已被剥夺净尽。没有任何基本人权，甚至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这是胡适对毛泽东治下的中国的基本认识，这一看法至死未变。
胡适一直惦唸著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朋友的安全。1958年12月17日是胡适68岁的生日，恰逢北京大学60周年校庆纪念日，他在北大校友会举行的聚餐会上发表演说，正值毛泽东退居二线，他说："昨天，曾经当过北大旁听生的毛泽东的下台，'新五四运动'是其原因之一。"
但他想不到的是，毛泽东并没有下台，而是继续牢牢地掌握著"和尚打伞"的权力，其无限的权力和异想天开的政策将继续给普通百姓带来无尽的灾难。1960年饿死数千万人的惨剧只仅仅是其中一个例子罢了。1961年1月21日，胡适说："大陆上人民饿死的约有六千万人。在梅县一个村庄里本有四千人口，已经饿死了一半，只有两千多人了。在北京，每人每月还可配到八两油，在乡村，每月每人只有一两油。前天邵幼轩把她的祖母（邵飘萍的夫人）的信带来给我看，说副食都不够，'我们快要干死了'。一个人一个月只有一两油，她说的'干死'，大概是指没有油吃而说的。中国古代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所有哉'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让人民自食其力，不要干涉他，他们会得到食物的。像油，农村都是自己做的，他们种的东西自己来榨油，本来不成问题，所以我主张的'无为而治'还是有道理的。到了政府去管制，已经不行了，再到了实行人民公社之后，什么都没有了。这是管制的结果，还不如无为而治，让人民自食其力，决不至于这个地步。"他说："大陆上人民真的是饿死了，这些都是真的，真气死人！"在胡适身边工作了三年的秘书胡颂平，第一次听他如此沉痛地说出"真气死人"这句话。但胡适毕竟是胡适，他还是知道这些挣扎在饥饿线上的人并没有反抗的力量。饿死也就饿死了，历史将继续。
作为一个学者，胡适晚年耿耿于怀的是毛泽东对文化的垄断与宰制，由此造成文化风气的败坏，乃至文化命脉的中断。1959年3月11日，胡适读到大陆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看见大陆上所谓'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共九叶。真有点肉麻！其中最末一首即是'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我请赵元任看此词押的舞、虎、雨，如何能与'有'韵字相押。他也说，湖南韵也无如此通韵法。"在日记、书信中，69岁高龄的胡适透露了他对毛泽东一统山河，不仅主宰亿万生灵的命运，甚至要主宰绵延数千年的中国文化的嘲弄，御用文人大肆吹捧的毛泽东词在他眼里只是"肉麻"，而且连最基本的韵脚都不遵行了。
对那些伪造历史、篡改历史的作法，一辈子重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胡适深恶痛绝。1960年5月3日，"五四"纪念日前夕，记者采访这位年已古稀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巨人，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五四运动是共产党策动吗？"他指出共产党的成立是在"五四"运动之后两年的事，"现在他们说是共产党的策动，完全是瞎说，不值得一驳。"5月4日，北大校友会举行"五四纪念会"，他发表了40分种的演说，再次驳斥了这种编造历史的做法，"但我们算算历史，民国十年（1921）7月中国共产党才成立，民国八年那里有中国共产党？这是讲历史的人最简单的考据。"即使共产党创始人、被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在民国八年二月就辞去北大职务离开了。学生的爱国运动爆发后，陈独秀才知道，在座的毛子水、罗家伦，当时都在场，可以证明。"否定了《毛泽东传》中所谓"陈独秀在北大召集学生演说，学生们才出去有所行动"的说法。他也不讳言"五四"那天，自己"在上海蒋梦麟先生家里，晚上还喝了酒。根本不知道。第二天从记者那里才知道北京的情形。"
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能够彻底揭穿统治者的愚民政策。所以，统治者不喜欢胡适。胡适去世时，蒋介石亲手写下的挽联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个挽联相当准确，蒋介石本人并不接受自由主义，所以他不愿意强调胡适的自由主义大师地位。蒋介石虽不接受自由主义，但他明白胡适的重要性。1948年底，国共争夺战在军事政治战场上胜负几成定局，蒋介石制定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列在抢救名单的第一人就是胡适。据悉当时毛泽东托人给胡适带口信说，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京图书馆的馆长；但胡适却说，"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1949年4月胡适还发表了《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与胡适同机离开北平抵达南京的陈寅恪一家，最终没有去台湾，留在了大陆，他没有像胡适一样从自由的角度去思考。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储安平1957年因在《光明日报》发表《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著名的"党天下"发言），招致当局不满，反右开始后储安平迅速被作为典型打倒，其家人和诸多相关人士均受牵连，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惨死。胡适的儿子胡思杜也拒绝离开大陆，在1951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胡思杜批判自己的父亲，斥责父亲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表示要与之划清界线，断绝往来，此事在海内外引起了一场极大的震动；1957年胡思杜被打成右派，"畏罪自杀"。……
而胡适去了台湾，推动了台湾的进步。中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李慎之曾说："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胡适对世事政局、历史人生的评判未必见得多么深刻、多么高明，然而真知往往并不深奥。即使在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的年代里，也要保持独立的思考，坚持独立的批判，争取说话的自由，对不同意见的宽容，——这些确实都卑之无甚高论。但胡适自由主义的理想虽看起来不是那么过瘾，不像狂热的乌托邦足以激荡人心，颠倒乾坤，但却是离现代文明更接近的思路。读了几十年深刻的鲁迅后，人们依旧找不到方向感；而浅白、清楚的胡适，是人类普世价值在中国最有力的传播者之一，并身体力行了一辈子。胡适所走过的路，乃是通向现代文明的路，也是一条绕不过去的路。这，也凸显了胡适的伟大。
Thursday 21 February 2019
一群纽约小人物扳倒亚马逊 作者: 假装在纽约
上周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亚马逊原本想在纽约建一个规模巨大的第二总部，但因为遭到纽约人的强烈抵制，最终不得不放弃这个计划。
备受全美城市追捧的巨无霸亚马逊，却在纽约栽了一个小小的跟头，这其中的过程和原因值得细细说一下。
文章稍微有点长，希望你有耐心看到最后。
1、
纽约和亚马逊是互相需要的，这件事原本两全其美。
对纽约来说，亚马逊如果能来，绝对是一件大好事。
亚马逊不是普通的公司，而是长期以来一直和苹果谷歌竞争全世界市值最高公司宝座的神级企业。
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身家一度高达1600亿美金，地球首富，美国媒体夸张地称他是“这个星球上有史以来最有钱的人”。虽然他最近饱受离婚和绯闻困扰，但公众形象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亚马逊的产品和服务渗透进了美国人的日常生活，除了垄断美国的电子商务和云计算，还通过并购进入了很多别的领域。
甚至连美国最著名的老牌媒体之一，曾经在水门事件里把尼克松拉下马的《华盛顿邮报》，都被贝索斯豪掷2.5亿美金买下。
科技一直是纽约的薄弱环节。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科技企业几乎都集中在西岸——谷歌/推特/Facebook/Instagram/LinkedIn/PayPal/AirBnB等等都在硅谷，亚马逊和微软则在硅谷以北、同样位于太平洋岸边的西雅图。
亚马逊的到来毫无疑问将会大大地提升纽约在科技行业的地位，带动其他科技企业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亚马逊这个项目将创造25000个新的工作岗位，预计在未来20年上缴275亿美元巨额税收。
所以，纽约市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和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默(Andrew Cuomo)一直在极力促进这件事。两个人原本是政敌，但这次罕见地结成了同盟，都对亚马逊志在必得。
对于他们来说，这将是未来参选更高职位时可以用来向选民拉选票的重要政绩。州长甚至开玩笑说，只要亚马逊能来，他愿意从此改名叫亚马逊·库默。
另一方面，亚马逊当然也是需要纽约的。
毕竟，纽约这样的世界级城市、金融中心、文化中心，它的人才储备和综合实力放在全世界也少有其他城市能够比拟。
2017年，亚马逊因为考虑到在人口只有70万的西雅图已经没有太多的扩张空间，开始在全美范围内寻找新址修建第二总部，称为HQ2计划。
消息传出以后，全美国一共有238个城市向亚马逊伸出了橄榄枝。它们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制作计划书和宣传视频，极力展示自己的优势，同时许出了各项政策和税收上的优惠措施。
这种争先恐后邀宠的盛况，和前些年中国各个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热情不相上下。所以有媒体略带揶揄地形容说，亚马逊办了一场选美比赛。
这场选美比赛最终的结果是，亚马逊把原本计划容纳5万人的第二总部一分为二。
其中一半，放在弗吉尼亚州的阿灵顿。
这个地方是五角大楼和美国国家公墓的所在地，离美国首都华盛顿很近，虽然属于另一个州，但其实相当于华盛顿的近郊，坐地铁就能到。
阿灵顿和华盛顿的关系，就如同马鞍山之于南京，昆山之于上海，燕郊之于北京。
另外一半，就放在纽约。
之所以选择这两个地方，很耐人寻味。华盛顿是政治中心，纽约是经济中心，都是全美最有权势的城市，而且贝索斯在这两个地方都买了豪宅。
很多人猜测说，很可能贝索斯心里早就看好了这两个地方，当初大动干戈在两百多个城市里选总部不过是场公关秀。
不管怎么说，不管是不是内定，纽约毫无疑问是亚马逊最好的选择。
2、
所以，亚马逊把第二总部放在纽约，对亚马逊好、对纽约好、对纽约地方官员也好。
那到底是谁在反对这件事呢？
答案是，一群担心自己的生活会被亚马逊的到来影响和改变的普通老百姓。
亚马逊纽约第二总部的选址，是长岛市(Long Island City，简称LIC)。请注意这个长岛市，和大多数人熟悉的、《了不起的盖茨比》里那个长岛不是一回事。
长岛离纽约市车程两个小时；而长岛市则位于纽约本土的皇后区，和曼哈顿只隔着一条窄窄的东河，坐地铁到曼哈顿只有一站，到时代广场也只有三站。
长岛市的“市”不是行政级别，而是地名的一部分，比如北京有个地名叫骡马市。
长岛市是我在纽约除了曼哈顿以外最喜欢的地方：地理位置绝佳；房价没有曼哈顿那么贵；最关键的是因为临近河边，视野和风景很好，抬头就能看到曼哈顿的无敌天际线。
长岛市的社区文化也很有特色，这里杂居着来自全世界各国的移民。曾经有住在这里的朋友自豪地和我说，长岛市一共17万居民，但他们说的语言总共有170种。
以前纽约人只爱曼哈顿，曼哈顿一个小岛集中天下繁华，曼哈顿以外的其他地方则基本上都是住宅区。
长岛市和周边地区住着很多中低收入的居民。长岛市隔壁的另一个社区，就坐落着全美国最大的政府公屋项目Queensbridge Housing.
最近十几年，从花旗银行在这里建了办公楼开始，大量商业地产项目逐渐在长岛市出现，现在长岛市已经是全美国发展最快的区域。
原来破败的住宅楼、社区小店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光鲜亮丽的高级写字楼、高档公寓楼——类似的过程，我们在中国的城市里已经见过太多太多了。
这个过程叫士绅化(gentrification)。亚马逊看上长岛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看中了这里的发展潜力。
中国人习惯了大拆大建，可能觉得士绅化是件好事，让城市变得光鲜亮丽。可是在欧美，士绅化是个贬义词，很多人是反对士绅化的。
因为，摩天大楼和现代商业设施会割裂城市自然生长的机理，彻底摧毁原本的社区文化；更重要的是，会抬高周边的地价和物价，房价和房租必然上涨。
亚马逊在阿灵顿的项目，虽然也有人反对，但没有形成太大的声势，一切都在按原计划推进。
但在纽约，去年11月亚马逊项目的细节公布以后，立即激起了人们强烈的关注。
3、
长岛市居民最直接的担心是亚马逊新总部将雇佣的25000名员工。
支持这个项目的人宣称这是给纽约创造了新的工作岗位，但按照亚马逊以往的做法，这些职位会面向全美国乃至全世界招聘，真正留给纽约本地的可能不多。
即使全都在纽约招聘，能胜任这些高技术白领职位的也必然需要有高学历，中下阶层穷人根本分不到好处。
25000人，加上他们的配偶子女，这些人一下子空投到原本只有17万人的地方，可以想见会造成多可怕的冲击？
首先，交通会承受巨大的压力。途经长岛市的几条地铁，原本就已经非常拥挤，每天高峰期凭空多出小10万人挤地铁，局面简直难以想象。
其次，亚马逊表示这些员工的平均年薪是15万美元，即使在纽约这也已经是很高的收入，远非一般工薪阶层所能企及。可以想见，这些人需要与他们的收入相匹配的消费方式，从而必然推高物价。
再次，原本纽约的房子就供不应求，房租已经高到让人无法忍受，多了25000套房子的需求以后，房租必然大幅上涨。
事实上在亚马逊的计划公布后，马上就有房东把原本1800美元月租的房间涨到了2600美元。
原本住在这里的中低收入阶层，只能搬到偏远的地方，给那些租得起房子的亚马逊员工让路。更穷的人，恐怕就要无家可归了。
这样的忧虑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亚马逊所在的西雅图就是前车之鉴。
西雅图是个小城市，在享受亚马逊荣光的同时，也以倾城之力承受着亚马逊带来的阵痛。
2013年到2018年，西雅图的房租上涨了31%，房价更是大涨71%，造成了大量的无家可归者。
这是《西雅图时报》的一个统计：2018年，西雅图一共有12112名无家可归者，仅此于纽约和洛杉矶，居全美城市第三。要知道，西雅图的总人口在全美只排第18。
在亚马逊确认放弃在纽约建总部以后，我在《纽约时报》一篇文章后面看到一条被赞了2000次的热门留言。
“亲爱的纽约：作为一个最近无家可归的西雅图人，我想说你们刚刚躲过了一颗子弹。”
4、
基于这些担心，纽约的社区草根组织迅速地行动起来，挨家挨户向居民解释利弊，组织他们用各种方式表达抗议，发起了一场又一场的集会。
纽约市议会就此事举行的两次听证会上，抗议者占领了会场，居民向亚马逊的代表连环发问，把毫无准备的亚马逊代表弄得狼狈不堪。
亚马逊线下的书店也成了他们经常去抗议的地方。
亚马逊标志性的笑脸符号，被改成了哭丧脸。
他们还发传单，打广告，发起了#NoAmazonInLIC运动，Amazon变成了Amazno。
随着抗议运动的推进，人们又发现了更多值得愤怒的事实。
原来，纽约市市长和州长为了能够促成这件事，一直在私下运作，甚至试图绕过市议会和州议会，让这件事不需要通过议会批准。这样的黑箱操作，剥夺了公众的知情权。
纽约市政府和州政府还给亚马逊许诺了3亿美元的减税政策。可是，亚马逊本身就已经富可敌国，是全美国最有钱的公司。让这么有钱的公司享受巨额减税，是不是正当、是不是公平？
另一条新闻更是让公众对这件事的质疑直接转向了亚马逊本身：
2018年亚马逊在美国的利润是112亿美元，可是在享受了各项税收减免、补贴和采用了一系列聪明的避税措施之后，亚马逊上缴给美国联邦政府的税是0。不但如此，他们甚至还得到了1.29亿美元的退税。
也就是说，全年净赚112亿的亚马逊，不但没给美国政府交一分钱的税，反而从国库拿了1.29亿。没有人确切知道亚马逊是怎么做到的，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一定没有违法逃税，它们只是为自己的贪婪寻找到了法律和政策的漏洞。
眼看反对的情绪越来越激烈，亚马逊无心恋战，于是匆忙发出声明，宣布放弃在纽约建第二总部的计划。
5、
一群中低阶层的“草民”，一群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最终赶跑了不可一世的巨无霸，捍卫了自己的家园。
从短期来看，长岛市的居民算是取得了胜利。
但他们真的是胜利者吗？我看也未必。
客观地讲，亚马逊的到来的确能给整个纽约的发展带来很多的好处，也能给长岛市的发展注入活力，改善整个地区的城市面貌。把亚马逊赶走，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说实在的，谁不愿意住在一个光鲜亮丽的地方呢？谁愿意自己居住的街道破破烂烂像是贫民窟呢？
长岛市的居民不愿意承受因此带来的房价房租上涨等后果，不愿意他们的生活被改变，诉求绝对合理；而且他们的诉求能够被听到，被尊重，起效果，也很让人羡慕。
再微不足道的草民，也不必担心被时代的铁蹄无情碾压，成为社会发展的牺牲品。
我很喜欢的香港歌手黄耀明有一首歌《下流》，唱的就是那些被时代铁蹄碾过的小人物的悲伤，歌词里有一句，“他们向上奋斗，我们向下漂流”。
但是另一方面，把亚马逊赶走这样两败俱伤的激烈处理方式，也值得商榷。
更好的办法，也许是通过抗议对亚马逊施加压力，让它们来落户的同时也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情理上这完全说得过去，既然要来赚钱就得付出相应的成本。
事实上这次亚马逊做出了一个承诺，愿意出资500万美元在长岛市建一个职业培训中心，为那些中低收入教育程度不够的穷人提供职业技能培训。
可惜的是，双方并没有太多机会在这个方向上做进一步的谈判。纽约人认为亚马逊的这个举措还不够，以亚马逊的傲慢，也不愿意做出更多的让步，反正有200多个城市在等着亚马逊搬过去。
激烈的对抗往往是欧美社会不可避免会出现的现象。因为当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说话的时候，一定是每个人都用最大的分贝叫嚷，为自己争取最大限度的公平和利益，却往往忽略了整体的效率。
不然你觉得为什么长岛市这么一块和曼哈顿咫尺之遥的黄金宝地，却不能建成上海浦东那样的繁华之地？
欧美城市里，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同样拿纽约来说，曼哈顿下城的老中国城，紧邻世贸中心，但整个区域破烂不堪。纽约市政府早就有心对整个下城做都市更新，但阻力实在太大，多年无法推进。
去年去伦敦的时候，我特地去了一个叫“大象城堡”(Elephant & Castle)的社区参观。这个地方同样紧邻伦敦市最中心，到伦敦金融城只有一河之隔，地铁只有几站，地理位置同样十分优越。
出了地铁站，我看到一个类似北京城乡结合部农贸市场的shopping mall，破败程度让我不敢相信自己在伦敦。我听到坐在路边长椅上的一个老黑对着电话吼：where is my fucking money? yes or no?
我又站了一会儿，一个我认不出族裔的妇女走过来对我说，她饿了一天，让我给她点钱买面包。不管她在说真话还是在骗钱，都很能说明一些问题。
很显然，这是一个很穷的街区，平时几乎不会有我这样的观光客来到这里，而这样的地方就离伦敦市中心咫尺之遥，让人震惊。
这几年伦敦也在大力开发象堡，我去的时候看到了好几栋豪华公寓楼，还有一个巨大的公寓楼盘以及配套商业设施正在建设。
但这样的开发，也激起了很多的抗议。
说到底，还是那个公平和效率的老问题。
注重效率的人，往往会无情地无视那些会被发展牺牲的弱势群体；而注重公平的人，则宁愿牺牲整个社会的进步，也要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
也许，能够兼顾公平和效率，在这两者间找到平衡，才是一个社会最好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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