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文化载体是文献记载

在古代中国，另一个重要的文化载体是文献记载，主要是书籍。如果唯一的文献、书籍遗失了，毁灭了，又没有像伏生那样的人留作载体，它所记录的文化也会随之断裂以至灭绝。而这样的事在以往2000多年间何止万千！

在秦始皇的焚书和禁书后，经历了秦汉之际的大乱，先秦形成的典籍大多损毁，经过西汉时一次次征集和重编，到末年才形成由刘向、刘歆父子编成的《七略》，共7类、33090卷。

王莽覆灭时，宫中图书被焚烧。东汉光武帝、明帝、章帝都很重视学术文化，好在民间有不少收藏，经过多次征集，皇宫中石室和兰台的藏书又相当充足。于是将新书集中在东观和仁寿阁，分类整理，目录编成《汉书·艺文志》。

可是到董卓强迫汉献帝西迁长安时，军人在宫中大肆抢掠，将用缣帛写成的长卷当作帐子和包袱，但运往长安的书籍还有70余车之多。以后长安也沦于战乱，这些书籍被一扫而光。

经曹魏收集散在民间的图书，加上西晋初在汲郡（今河南省卫辉市西南）古墓中挖掘出来的一批古书，又恢复到29945卷。但不久“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爆发，首都洛阳饱受战祸，成为一片废墟，皇家图书荡然无存。

东晋初只剩下3014卷，此后北方的遗书逐渐流到江南，到宋元嘉八年（公元431年）已著录了64582卷。齐朝末年，战火延烧到藏书的秘阁，图书又受到很大损失。

梁初整理图书，不计佛经共有23106卷。由于梁武帝重视文化，加上江南维持了40多年安定局面，民间藏书大量增加。

“侯景之乱”被平息后，湘东王萧绎（即以后的梁元帝）下令将文德殿的藏书和在首都建康（今南京）收集到的公私藏书共7万余卷运回江陵。加上他的旧藏，达到空前的14万卷。

但到承圣三年（公元555年），当江陵城被西魏军包围时，被他下令付之一炬。这一损失无法估量，因为直到唐初修《隋书·经籍志》时，著录到的书籍才89666卷。

唐朝以后，虽然由于印刷术的逐渐普及，多数书籍有了复本，民间的收藏增加，在天灾人祸中得以幸存，但还是有大量孤本秘籍失传了，或者被蓄意毁灭了，由它们承载的文化也随之湮灭。

▌只要记录得到保持，文化就不会断裂

在中国历史漫长的过程中，记录文字的材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甲骨、金属、石料、竹简、木简、缣帛，变成了以纸为主。

文字本身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变为以楷书为主，辅以行书、草书，并且不断产生一些被简化了的“俗字”、“俗体”。

但只要记录得到保持，文化就不会断裂。即使是3000多年后重见天日的甲骨文，经过专家的研究，也大多得到解读，使后人由此获得商代的大量信息。

至于有一些文化已被历史所淘汰，自然不会再有传承它们的人。但只要相关的记载还在，后人还是可以了解的。

例如汉族妇女缠足的现象已经消失，但通过五代以来所谓“金莲文化”的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它的状况和影响。又如科举制度废除后，会写八股文的人越来越少，现在大概已没有高手了。但由于有关科举的史料和八股文都很丰富，研究科举和了解八股文并不困难。

近代的确存在文化断裂，那是由于某些文化载体受到损害或毁灭。

仅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就有多少传统文化的传承者遭受迫害，从此丧失传承的能力！又有多少典籍文献被付之一炬！

这才是文化断裂的真正原因。

破解中央集权之途

 其实，根据历史实据的统计，自秦朝到清朝，统一的时间约为九百多年，分裂的时间合计一千一百多年，"分"比"合"的时间更长（葛剑雄）。每一次重新实现大一统都是以生灵涂炭开路，在元代之前通常造成人口减半以上，元代之后约为减少四成。"改朝换代"的巨大破坏性几乎是人类历史上独有的（秦晖）。

春秋战国和北洋时期，分别是古代和近代两个文化繁荣、大师辈出的时代。北洋时期不仅是近代经济增长的一个黄金期，也是宪政初试的践行期。从三权分立、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到地方自治的实现程度，至今未能再达至。当时建立联邦制的"联省自治"主张得到广泛响应，毛曾热情投身湖南自治运动，中共二大决议也宣布要联合蒙、藏、疆等地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但孙中山反对联省自治，主张中央集权。于是经北伐战争建立民国，经"解放战争"建立红朝，就一路沿着党-国一体的路子走了下去，红朝比民国更彻底。

偏居一岛的民国后来兑现了从军政、训政到宪政的承诺，盘踞大陆的红朝则打着"举国体制"优越性的旗号，要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坚持到底。恐吓世人的说辞是，不如此就会天下大乱，地方割据、军阀混战，列强瓜分、国将不国……

改开以来，"放权让利"、"以点带面"的"搞活"措施，从"财政包干、分灶吃饭"到"强干弱枝、削藩打围"，放权、收权不断轮替，难以根本走出"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但坚持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始终不变，并随着一些"地方坐大"苗头的出现，中央集权日趋收紧。尤其在地方官员的任命上，从来是中央说了算，戴乌纱帽的前提是对中央及其大统领效忠。地方选举实为摆设，基层自治徒有虚名。

一度出现的"重庆模式"（唱红、打黑）与"广东模式"（公民社会、幸福指数）的双峰竞峙，让人期待多元治理模式公开博弈时代的开启，但不久就被偶发事件之后的雷霆手段迅速结束，回归统一思想、统一目标、统一行动的政治纪律和"规矩"。

走到如今，大一统加一元化，网格化加电子天网，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力图阻遏任何离心倾向，掐灭所有叛逆萌芽。抗疫成为推广新疆模式和实施战时管制的全国大演练，万众欢呼战疫"胜利"的同时，领受了一次甘心情愿被奴役的"再教育"洗礼。

邓当年提出对渔村实行一国两制50年不变，是说届时内地也将实行普选——内地向渔村靠拢。其后红朝却一再撕毁对渔村民主进程的承诺，引发一波又一波倔强不屈的反抗。今上再也按捺不住灭掉这一反红基地的冲动，港版国安法导致一国两制名存实亡。

小岛当年就被坦克开进广场吓呆，如今又见渔村如此下场，拒绝被红朝一统已为民心所向。

说到底，香港和台湾的离心倾向日甚，都是被大一统、一元化逼出来的。求一统而得分裂，这就是历史的逻辑。有人说大一统是乱世之源（刘军宁），有理。

破解之途

大一统的破解是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一个核心问题。走出传统中国统分交替、治乱循环的死结，实现多民族、广区域的融合共存，唯一途径是走现代民主共和之路。

现代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维护，并非主要依赖血缘、地缘和"自古以来……"，而是主要基于自愿认同的契约整合。现代国家本质上不是打出来的，而是谈出来的。宪政制度下的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等，是处理现代民族关系、央地关系的制度安排。

对于民族众多、幅员辽阔的中国来说，民主共和绝不是分裂之道，而是整合之途。以宪政为基础的联邦制，更是近代以来众多仁人志士认可的良方。可惜北洋时期"联省自治"、实行联邦的和平建制刚一启动，就被追逐大一统权力的暴力革命打断，丧失了走出"百代行秦制"与"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机遇。以至中国至今还处于两岸分裂状态，并不断生发出民族矛盾与离心倾向。

胡赵时期，联邦制曾被作为未来选项认真研究。时至今日，海内外众多有识之士仍将联邦制作为解决中国民族关系、央地关系和两岸问题的最佳方案。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兼取"统"与"分"的长处，避免统分、治乱交替的害处。如果只是回头看传统时代的老路，就永远找不到现代国家建构的新路，只能在皇朝治鉴的统治"智慧"中打转。 

总之，实行民主宪政非但不会破坏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反而会增进民族团结、实现国家统一。民主与统一不是两害，而是两利；不是重回传统型周期动荡，而是实现现代性长治久安。

对统治者来说，这不是解不开的结，而是不想解开的结。红朝统治集团早已将共产说辞虚置，把大一统的民族主义祭为圣器，将永保红色江山的私欲披上民族复兴大业的外衣，狂热煽动民众的"爱国"情怀，打压一切危及统治的自由、自治、民主、宪政的追求。近些年来，一众国师、谋士们更把武统小岛叫得甚嚣尘上，不惜以民众的血肉为实现一统霸业的新帝留名青史奠基。

对于知识阶层来说，如果被统治集团的危言耸听和"道义高地"吓住或蛊惑，一说民族大义、家国情怀，一喊反对分裂、武统小岛，就或心虚理亏，或热血沸腾，将民主宪政的追求屈从于大一统的"至高价值"，正是中了传统的魔咒，入了红朝的圈套。

只有迈过大一统观念这道坎，才能摆脱精神桎梏，放开手脚探求中国的民主宪政之路，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实现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的长治久安。

2010.11.2

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无数次因为无原则地接受“难民”而引起的惨剧

　　两汉之交，西羌反叛、入寇，东汉初年被陇西军阀隗嚣招安，用以对抗东汉政权。隗嚣被平定后，羌人又被东汉收容。他们好吃懒做，不服教化，专务生殖，人多地少就开始造反，东汉政府只好将他们内迁，在这个过程乘以N之后，最后弄得整个北方到处是羌人。
　　从公元107年开始，羌人先后发动三次大规模叛乱，不仅汉武帝尽百年积蓄，背万世黑锅，讨伐匈奴、移民实边、严禁胡人内迁挣来的北疆被他们祸害 得十室九空，就连西汉的首都长安，刘秀的老家南阳，天府之国的益州都兵祸连年。东汉从光武开始的百年积蓄，在他们的叛乱之下消耗殆尽，尽管羌患最终平定， 东汉政府也奄奄一息，兵无饷，灾难赈，这个定西域、勒燕然，让北匈奴在中亚、北亚地区消失的伟大帝国轰然倒塌，而他的最高人口数，直到宋朝才被恢复。
　　西晋统一全国，晋武帝从北方引入大量胡人作为廉价劳动力，“关中人口百余万，狄戎居半”。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永嘉之乱、五胡十六国就开开心心地来了。
　　南北朝时，南梁武帝接受了从北方来的政治避难者——侯景，及其八千部众。然后，侯景发动叛乱，当叛乱平息时，历吴、晋、宋、齐、梁五朝苦心经营的首都建康只剩两三千人。
　　唐太宗时，大举内迁被唐朝打败之后生计艰难的各类胡人，美其名曰：“自古皆贵中华、贱狄夷，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鉴于“天可汗”这个逼格太高，李世民甚至在此事上罕见地拒绝了魏征的直谏。
　　百年之后，“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些胡人的后代，以安禄山为核心，“三川北虏乱如麻， 四海南奔似永嘉。”把大唐帝国直接干得一蹶不振，顺便弄得后来宋朝的外部环境相当呵呵呵。
　　南宋在泉州收留了一群阿拉伯商人，其首领为蒲寿庚，甚至被南宋命为地方大员。但在蒙元南侵之际，蒲寿庚叛宋仕元，里应外合，屠杀泉州数万宋人。蒙古残暴世人皆知，可钓鱼城抵抗元军三十六年之久，还弄死一个蒙古大汗，投降后尚未被屠。
　　元末天下大乱，蒲氏勾结客居福建的波斯人，欲割据泉州，屠尽周边汉人，被元军平定，蒲寿庚被掘坟戮尸，被抓到的蒲氏一律碎尸于猪槽，逃过一劫的又被朱元璋编入“贱籍”，世代不得入仕。
　　魔鬼得到了报应，可是被蒲氏残害的无数平民，却再也回不来了。
　　明初，专门划出一块地盘收留了一群被朝鲜揍个半死的难民，这群难民的名字叫“建州女真”。后来发生了什么，大家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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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绿恶心不假 各个少数民族也不是什么好鸟 五胡乱华就是一例 后来的女真人更是可恶。不过现代社会最可恶的族群当属穆斯林。

清末最后那些年，太子党试图力挽狂澜

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相继去世后，年仅三岁的宣统皇帝登基，成为了大清帝国第十二位皇帝。在随后的政治卡位战中，一群年轻的满洲亲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权力，掌握了大清帝国最后三年的政治命脉。

宣统皇帝的生父，26岁的醇亲王载沣担任了摄政王；两个亲叔叔，载涛和载洵都加封了郡王衔。不久，21岁的载涛掌管了禁卫军；22岁的载洵得到了海军大臣的职位。在此之前，40岁的镇国公载泽出任度支部尚书，控制了大清国的财政权；42岁的肃亲王善耆当上了民政部尚书，获得了大清国的警务权。

几乎所有的强力部门都掌握在了皇亲国戚们的手中，与此同时，袁世凯开缺回籍，张之洞驾鹤西去，皇族内阁横空出世。似乎谁也挡不住满洲亲贵们抓权的脚步，然而就在皇族内阁成立后不到半年，武昌起义的枪声划过夜空。

难道这帮王子王孙就都是一群酒囊饭袋？其实，这个平均年龄只有34岁的贵族政治团队不仅人才济济，而且改革意愿不打折扣。

“载字辈儿”的佼佼者

如果说“载字辈儿”仅仅是因为血统就能走进权力中心，倒也未必。大清帝国走到1908年，已经度过了悠悠二百六十余载。凤子龙孙大把的，其中能上位的还算是有点真才实学。就说这个摄政王载沣，也算是有过历练。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太后西狩。第二年大清国签下了《辛丑条约》，《辛丑条约》中第一款就是清廷派醇亲王载沣赴德国道歉，并在克林德被杀地点修建一座品级相当的石牌坊，为德国人“涤垢雪侮”。这显然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硬不起，软不得，搞得不好还会被人骂为汉奸。作为大清国第一个出访西洋的亲王，年仅18岁的载沣展现了与其年龄不相符的成熟，有理、有力、有节，令本想侮辱中国的德皇对他也称赞有加。德国人认为他“慎重外交，不辱君命”。这次出国，载沣还很讲“作风建设”，主动谢绝了国内各级官员所预备的高规格迎送礼仪，其简朴作风赢得国内外舆论的一片赞赏。

载沣成功地把一次谢罪之行转变成了18岁年轻人的游学考察，所到之处，无论军校、军火企业、博物馆、电机厂、造船厂，“举凡外洋风土人情，随地随时留心考察”。

因出洋而名闻中外的载沣，回国后就受到慈禧太后的重视。1903年春，刚满20岁的载沣就被任命为随扈大臣。1906年春，受命管理对守卫京城负有重要责任的健锐营。1907年6月19日，24岁的载沣受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从此他成为“掌军国大政以赞机务”、“军国大计莫不总揽”的最高机密机关的领导成员。

正因为有过“海外游历”的经验，载沣有了初步的现代大国意识。他敢于派出军舰到西沙群岛、东沙群岛巡逻，在1910年底还派出“海圻”号去美洲慰问侨胞，解决古巴、墨西哥爆发的排华动乱。在清朝遗老遗少中，载沣是最早剪去辫子、安装电灯电话、穿西服、买汽车的人物。

载沣可以拍着胸脯说：“我的成长是自己一步一步努力的成果。”也许他还可以这样自信地说：“一个人出生在好的家庭，如果没有自己的努力，只靠父辈影响，即使给了你这个位置，也是扶不起的阿斗！能力之外的资本等于零！”

“出洋考察”造就的两颗政治明星

1905年，大清国逐渐从“庚子国变”的打击中走了出来，缓过了这口气儿。与此同时，立宪的日本打败了专制的沙俄，深深地刺激了大清国的统治者们。随即，新政进入了“深水区”，政治体制改革被提上了日程。

这一年，清政府迈出了政治改革的第一步，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在出洋的“五大臣”中，37岁的载泽和44岁的端方尤为耀眼。

五大臣中的头一名，是身份为皇室宗亲的载泽。他也是五大臣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载泽回国后，立即成了君主立宪政体的鼓吹者。

在日本考察时，载泽感触很深。除了天皇接见，日本的前首相、明治维新的元老伊藤博文还前来拜会了中国考察团，他们之前有过一场长谈。

双方就立宪国与专制国的异同，大清改革的核心要务等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这场谈话，伊藤博文全部用英语作答，由中国考察团中的随员柏锐口译。镇国公载泽被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击中了。回国之后，载泽奏请立宪，提出了立宪之三大利：“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不过他也指出：“宪政有利于国，有利于民，最不利于官。”

载泽所说的君主立宪的三大利，打动了大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

1906年8月，大清帝国权力中枢召开了研究立宪的第一次会议，与会者包括醇亲王载沣、所有的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以及直隶总督袁世凯等。从此，“立宪”成为了大清国政治生活的头等大事。

五大臣中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是端方。当年，有“旗下三才子”之说，所谓“旗下三才子”指的是大荣（荣庆）、小那（那桐）、端老四（端方），他们三个都是皇上着力培养的青年干部。纵观端方的一生，闪光点几乎都是不断带兵平定各地的“乱党”，可谓是革命党人的一颗克星。

实际上，端方是一个维新派。《清史稿》中记载，戊戌变法时，他曾奏上标榜维新的《劝善歌》，受到光绪皇帝赏识。但是，端方没有因为戊戌政变而被边缘化，反而在短短两三年的时间里从一个道员升到了署理陕西巡抚。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慈禧逃亡西安，端方以拱卫周备，深得慈禧欢心。庚子年，各地义和团闹得厉害，陕西却在端方治下十分太平。义和团没起来闹事儿，教会也比较收敛，足见端方的本事。这一点，太后老佛爷看在眼里。局势稳定之后，端方出任湖北巡抚，与张之洞搭班子。

张之洞的改革花架子多，端方比较务实，不搞表面工程。他的改革力度也超过了张之洞，甚至在政治上也比较自由化。他曾顶住张之洞的压力，帮助湖北留日学生办报纸，还曾资助典型的革命派人物——蔡锷。这些也只有根红苗正的亲贵才敢干，干了也没有人会怀疑他的政治动机。因此，端方被誉为开明人士，“奋发有为，于内政外交尤有心得”。

1905年，端方被召回北京，任闽浙总督，未及上任，便成了“五大臣出洋考察”的人选。1908年太湖秋操，他担任总指挥，在演习中第一次使用热气球进行空中侦察，并进行火炮的校射。

此时的端方与载泽一样，成了满洲贵族中推动立宪的积极分子。同时，这两颗政治明星也受到了西方媒体的巨大关注。1905年之后的《纽约时报》对这二位的报道就没断过。

因偷拍而落马的官员

1909年，端方出任直隶总督。这年11月15日，慈禧奉安大典隆重举行。作为朝廷大员之一，直隶总督端方参加了葬礼。按照成例，一位官员可以带几位仆从跟随。在端方所带的仆从中，有三位摄影师。他们用冒烟的照相机和另类行为很快就引起了葬礼主管官员的注意。就这样为了抓拍头条而来的摄影师，却成了当天的头条。

结果，端方被牵了出来。由此创下了两项之最：最短命的直隶总督，最早因偷拍事件落马的官员。

这可帮了袁世凯和革命党的大忙，因为端方在军事上很有一套，如果由他掌握直隶，或许可以消化掉袁世凯的北洋军。而且，端方与张之洞搭班子时一手缔造了南方新军，如果有端方在朝里顶着，新军未必会乱。

只可惜端方再次回到历史舞台已经是1911年5月，他被委任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此时，“保路运动”如火如荼。四川总督赵尔丰因此被免职，端方署理四川总督，率湖北新军第八镇第十六协第三十一标及三十二标一部前往镇压。端方到四川后，武昌起义已经成功，以至于军饷不济。端方的手下军官挑动军队哗变，端方和弟弟端锦被哗变的士兵杀死。

独当一面的“铁帽子王”

大清国建国之初，有八位“铁帽子王”，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肃亲王豪格。豪格是皇太极长子，当年极有可能成为第一个入主中原的大清皇帝。最后豪格与多尔衮僵持不下，只好由六岁的福临继位。

从豪格算起，肃亲王的爵位传到善耆这一代已经是第九代。不过，善耆这个铁帽子王早已远离政治，虽然是个王爷，实际上就是个政治待遇，享受这个级别。

善耆干练、开明、为人豪爽、个性诙谐。“庚子国变” 时，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出逃，行抵大同时，太后命善耆回京，会同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办理善后事宜。这时善耆结识了在日军中担任翻译官的川岛浪速，两人相见恨晚，后来拜了把兄弟。在川岛浪速等人支持下，善耆根据日本警察法和北京城的现状，编成巡捕队，建立起中国最早的警察制度。

1902年，善耆被任命为步军统领兼工巡局大臣，领导新建立的巡警。善耆担任民政部尚书后，还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警政、户口、卫生、市政等方面的建设。有一次，善耆的福晋不遵守交通规则，许世英责令罚银十元。许世英此举不但未获罪责，反而得到赞赏。

善耆掌握着大清国的警务大权，职责就是消灭革命党。不过，这位满清王爷对革命党颇有兴趣，有一次同盟会开会，善耆送去1万两银子，同盟会就这钱能不能收展开过争论，最后还是收下了。

1911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未遂，被捕后善耆亲自为其说情，免其一死，还对他优待有加。据说，二人在狱中相谈，甚为融洽，最后相互仰慕。善耆此举使得革命党人对满洲亲贵有了深入的了解，为辛亥革命的妥协打下了感情基础。

手握军权谈改革

说到晚清之中有谁能带兵，除了端方之外，当属铁良和良弼。

铁良的祖父曾为江西吉安知府，但是随着祖父和父亲的相继去世，家境败落，最贫苦时一度断炊。无奈之中，铁良只得放弃科举。从神机营月薪一两的“书手”干起，历任通政司参议、大理寺少卿、户部侍郎等，最高做到了陆军部尚书，可谓一步一个脚印。

铁良是晚清贵族中少有的人才，他担任陆军大臣期间十分注意训练部队，使得中国建立了一支可战之军。1903年，铁良赴日本考察军事，回国后清廷设立总理练兵处，统一编了新军。庆亲王奕劻为总理，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铁良为襄办，并暗中监视袁世凯。

1906年官制改革，兵部、练兵处和太仆寺统一为陆军部。铁良专任陆军部大臣。慈禧恐袁世凯尾大不掉，将北洋六镇中的一、三、五、六镇尽数划归铁良统领，造成铁良与袁世凯相抗的“均势”。

实际上，早在1905年，铁良任户部尚书时，就开始着手从财务上对北洋军“钩稽精核”，使得北洋粮饷捉襟见肘。同时，铁良开始在军中培养自己的势力，他依靠留日归来的良弼联络士官学生，与袁世凯嫡系倾轧。不仅如此，铁良用人不拘一格，后来革命党人中的军事人才吴禄贞、蒋百里都是这位王爷提拔上来的。

1906年春夏之交，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纷纷回国。8月26日，清廷召开御前会议，讨论立宪事项，在这次会上，关于立宪缓急，铁良和袁世凯又发生了一场争论。在他看来，主张设立大权独揽的“责任内阁”，还想担任副总理大臣的袁世凯，野心已昭然若揭。袁世凯随后觐见慈禧，联合奕劻参了铁良一本：“若不去铁，新政必有阻挠。”结果弄巧成拙，西太后本来已经拟旨，不让铁良等“反对派”再参加御前会议，但袁世凯的表现，让她马上改变了主意，将此旨“留中不发”。

1906年11月，清廷颁布上谕，设陆军部，一切军务均归其管辖，任命铁良为该部尚书。袁世凯大势已去，只得主动交归北洋六镇中的四镇。次年，袁世凯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明升暗降，失去了军权。1908年慈禧太后、光绪帝死，铁良因劝说隆裕太后训政，企图排挤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排挤出京，调任江宁将军。

尽管如此，铁良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仍然相当抢眼。他与两江总督张人骏死守江宁。江宁陷落后，他又跑到陕西组织了一支部队，经历大小数十战，攻克了十几座县镇，几乎控制了全陕西。就在此时，清帝宣布逊位，这位忠心耿耿的铁王爷只好放下武器。

最后的皇权捍卫者

晚清宗室中另一位有军事才能的人就是良弼。良弼，姓爱新觉罗，虽出身满清宗室，然而血统疏远，其远祖是努尔哈赤之弟，该支系后又因故族籍被革，直到嘉庆年间才得以归宗，且仅是“红带子”，身份低于真正的帝胄“黄带子”。良弼还是“苦出身” ：他幼年丧父，家业早衰，全赖母亲抚养。

不过比之平民百姓，贵族毕竟能获得更多改变命运的机会。22岁时，良弼由湖北省选送赴日留学，入成城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四年后，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二期毕业回国，入练兵处。成为了陆军第八标统带官。宣统元年，清廷“从良弼等之建议”，仿日本参谋本部设立军谘府，以统筹全国陆海军事宜，军谘大臣载涛不谙军事，凡事皆以良弼为“谋主”，后擢升禁卫军训练大臣。

或是得益于早年的磨难，良弼没有八旗子弟的纨绔习气，为人简朴上进，讲究忠孝，且有真才实学，《清史稿》上说他“平日以知兵名，改军制，练新军，立军学，良弼皆主其谋”，此外尚有清廉、知人善任诸般优点，在集体堕落的晚清官僚队伍、尤其在宗室中，堪称鹤立鸡群。

1912年1月12日，良弼与溥伟、铁良等组织“君主立宪维持会”（俗称“宗社党”），反对南北议和与清帝逊位；26日，议事毕回家，在光明殿胡同家门口，遭同盟会京津保支部杀手彭家珍向其投掷炸弹，被炸伤左腿，不治身亡。《清史稿》记载，良弼临终之际，反赞刺杀他的彭家珍“奇男子、真知我者也”，并感叹“我本军人，死不足惜，其如宗社从兹灭亡何？”良弼死后，宗社党大多鸟兽散，大清王朝也在一个月之内寿终正寝。

八旗子弟的主流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在晚清政治舞台上，如载泽、端方、铁良、良弼之类的人毕竟不是主流。他们是“八旗子弟”中最优秀的代表，可惜这样的人太少了。“八旗子弟”的主流还是载振这样的“贵二代”。载振是总理大臣奕劻的长子，乾隆帝五世孙。1902年，他曾挂着贝子的头衔，代表清朝廷赴英参加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加冕典礼。1903年赴日本考察第五届劝业博览会。回国后，他奏请成立商部，任尚书。1906年，成立农工商部，任大臣。也算是“成绩斐然”。实际上，载振的思路才是“八旗子弟”的主流思维。借着祖上的势力，赶紧发财！都说现在的“官二代”坑爹，晚清的“贵二代”不仅坑爹，他们是坑祖宗。他们的高调、招摇，成为了租界里所有的报纸争相报道的花边新闻，也就成为朝廷无能、权贵腐败、造反有理的最好证明。

一小撮满洲亲贵的力挽狂澜，挡不住另一大批满洲贵族的挥霍无度。这些人挥霍的不是银子，而是政治信任。

1907年，庆亲王奕劻之子载振莅临天津视察，北洋系军人段芝贵以巨资将名伶杨翠喜买下，献给载振，得到署黑龙江巡抚之职。当时的名伶就是今日的影视明星。此事由《京报》的汪康年披露，轰动京城。御史赵启霖奏劾段芝贵“以天津歌妓杨翠喜献于载振，并以10万金为奕劻寿礼，遂得署黑龙江巡抚”。慈禧太后命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彻查。载沣、孙家鼐为保全皇室体面，复命查无实据。赵启霖反以“奏劾不实”被革职。舆论哗然，朝廷的体面更加碎了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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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族内阁“让人看不到朝廷真正实行”立宪制“的诚意，激起全民反对之，清廷最终坠亡。否则今天可能中国实行的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这样也就轮不到后来的共匪崛起，可惜历史不能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