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28 July 2026
Friday, 17 July 2026
Sunday, 12 July 2026
蒯大富的一生
蒯大富的一生是一部极其剧烈、起伏跌宕的政治与人生折子戏。作为“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红卫兵造反派的“五大领袖”之首（外号“蒯司令”），他在极短的时间内被推上了政治权力的巅峰，又在转瞬间跌入深渊，经历了长达17年的牢狱之灾。晚年，他回归平凡，投身商海。
他的生命轨迹可以清晰地划分为四个阶段：
1. 少年得志与清华岁月（1945—1966）
1945年9月，蒯大富出生于江苏省滨海县一个革命家庭，父母皆为老党员。他自幼聪明好学，成绩优异。 1962年，他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在那个极为看重政治表现与阶级出身的年代，由于根正苗红且口才雄辩，他在学校里十分活跃，如果没有后来的动荡，他原本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或技术干部。
2. 政治巅峰与“蒯司令”时代（1966—1968）
1966年“文革”爆发，清华大学成为运动的风暴眼之一：
反工作组声名大噪： 1966年6月，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进驻清华指导运动。蒯大富率先公开反对工作组，认为他们压制了群众。随后他遭到工作组的残酷批斗，被开除团籍并关押、绝食抗议。
中央文革的“政治红人”： 同年7月底，毛泽东回到北京并批评了工作组，蒯大富一夜之间获得“平反”，并受到周恩来、康生、江青等人的接见。他随即组建了著名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并担任总负责人，成为了轰动全国的“蒯司令”。
权力顶峰： 1967年，在中央文革的授意或指派下，他参与了上海的“一月夺权风暴”，率先批判“二月逆流”，并策划了在清华大学万人大会上批斗王光美等历史事件。1967年4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年仅22岁的蒯大富当上了北京市革委会常委、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风头无两。
清华“百日大武斗”： 1968年，清华大学内部造反派分裂为“团派”（蒯大富部）和“414派”，双方爆发了长达数月的真枪实弹惨烈武斗，造成多人死伤。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进驻清华强行制止武斗，蒯大富指挥部下开枪抵抗，造成工宣队5人死亡，数百人受伤。
迅速失宠：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中南海紧急召见包括蒯大富在内的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严厉批评了清华的武斗行为。随后，红卫兵运动走向终结，蒯大富也从权力的巅峰坠落。
3. 审查、判刑与铁窗生涯（1968—1987）
1968年12月，蒯大富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冶金部三〇四厂）任技术员，实际带有下放性质。
隔离审查： 1970年11月，他被以清查“五一六”名义押回清华大学接受隔离审查。1973年审查结束后，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监督劳动。
锒铛入狱： 1978年4月，随着“文革”彻底被否定，蒯大富被北京市公安局正式逮捕。
法庭审判： 1983年，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对蒯大富提起公诉。他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因清华武斗致死人命）和诬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他先后在北京秦城监狱和青海塘格木农场服刑。
4. 刑满下海与晚年生活（1987—至今）
1987年10月31日，蒯大富刑满释放（刑期从1970年隔离审查算起）。
重回企业与成家： 释刑后，他先回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工作。并在那里结识了妻子罗晓波，两人成家立业，育有一女。
商海弄潮： 1992年，随着中国邓小平南方谈话引发的市场经济大潮，蒯大富在妻子的鼓励下决定跳出体制“下海”。他先后去过山东蓬莱任工程师，也曾短暂受聘于北京的街道企业（后因其敏感身份惊动高层，被迫离开）。
定居深圳： 1990年代中后期，蒯大富来到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在一家照明工程公司任总经理。凭借着他当年的清华校友网络以及自身的聪明才智、社会阅历，他在商界颇有斩获，完成了从政治狂热者到“体制外”企业家的转变。
晚年的蒯大富基本淡出了公众视野，在深圳低调生活。虽然他的名字作为“文革”那个特殊时代的符号被载入历史，但他个人在经历了政治“过山车”般的惊涛骇浪后，最终在市场经济和平凡的家庭生活中找到了人生的回归。
来自 https://gemini.google.com/app/ca605207bd51222c
Saturday, 4 July 2026
Wednesday, 24 June 2026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失败者们组成了一个失败的王朝
“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壹 黄仁宇的明史研究之路
本书的英文版书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作者的署名为Ray Huang，1981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初稿是用英文写的，写成后，出于向国内读者求教之忱，乃由笔者本人译为中文，并作某些修改润色。
我明史感觉兴趣，说来话长。1959年，我在密支根大学历史系读书，选定了“明代的漕运”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这一研究过程花了5年。论文完成后，算是对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有了一知半解，然而遗留的问题仍然不少。
为了解决自己的困惑，并图对明代的财政与税收窥其全豹，乃开始收集材料，撰写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16th Century Ming-China一书。当时正值台北影印出版了《明实录》，此书为明代史料的渊薮，自然在所必读。
全书133册，又无索引可资利用，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在教书之余每周阅读一册。这一走马观花式的阅览就花去了两年半。除此而外，参考奏疏笔记、各地方志，搜寻国内外有关的新旧著作，费时更多。此书从计划撰写到杀青定稿，历时7年，1974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
结论从材料中来。多年以来摸索于材料之中，我对明史中的若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开始摆脱了人云亦云的束缚。这些看法容或有所不当，但多少总可以有助于学术界的探讨。
贰 从税收看民生
比如，过去关于明史的叙述，几乎无不有“税重民穷”的说法。
如果意在说明当日的官僚贪污百出，无力的百姓被摊派的赋役过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可以言之成理。要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则与事实有所出入。
16世纪末，全国田赋额最重的为南直隶苏州府，约占农村收入的20%。此外各府县一般都在10%以下，其中又有轻重的不同，山东曹县全县的赋役约占农村收入的9%，去苏州不远的溧阳县，情形就更为奇怪，约在1—5%之间。而以比例而言，与此同时的日本大名政权，税额占收入的50%。以总额而言， 17世纪末期的英国，人口为五百万，税收每年竟达七百万英镑，折合约银两千余万两，和人口为三十倍的中国大体相埒。
据此而作进一步探索，可知“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叁 从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
中国幅员广大，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种情形，在世界史中实属罕见，在中国历史中也以明代为甚，而其始作俑者厥为明太祖朱元璋。下面一例可以作为管中窥豹。
洪武二十一年（1388），朱元璋亲自指示，让人民纳税实物不入仓库，直接供应于军士的家庭，军士则不再发给军饷，并规定先在应天府抽派若干税民，和金吾卫的五千军士对口。试验一年以后，朱元璋认为成绩良好，乃通令全国一体施行。
这一办法之脱离实际，窒碍难通，自不待言而自明，于是只好虎头蛇尾，销声匿迹。这种安排虽然不再执行，但与之相适应的其他经济措施，则依然危害极大。如果军需税收总收总发，国内的交通通讯必然相应而有较大的进步，次之则银行业、保险业就会应客观的需要而产生，商业组织和法律也会有所发展。各地区既互通有无，以后就可以分工合作，各按其本地的特殊情况而发展其生产技术。
西欧各国在14世纪已经朝着这一方向前进，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亦复如是。而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则和民间经济的发展相脱节。
万历二十年（1592），北京的宛平县知县沈榜声称，他每年要向27个不同的机构交款，总数则不出白银两千两。与此相似，全国布满了这短距离的补给线，此来彼往，侧面收受，既无架构，而提出的统计数字，经常为一纸具文，以致发生了上述税率参差不一的现象。
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1973年英国《观察家》（Observer）周刊，以李约瑟博士、鲁桂珍博士和黄仁宇博士三人为封面，做特别报道
1972年，我去英国剑桥，参加李约瑟博士主持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历时一年，兹后我又几次有机会旧地重游，向李公学习。上述看法，我们已写为“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A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一文，曾在罗马和香港两处发表。李公1974年4月30日在香港演讲，也以此文为讲稿，后节译为中文，刊载于香港的《七十年代》杂志。
肆 道德代替法制：中国历史的症结
我们也很难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在明代万历年间，中国的封建经济已向资本主义经济进展。
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一种系统。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论述资本主义的流通方式，其公式亦为C-M-C，即商品（Commodity）交换为货币（Money），货币又再交换为商品，川流不息。
但是货币是一种公众的制度，它把原来属于公众的权力授予私人。私人资本积累愈多，它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愈大。同时，商业资本又是工业资本的先驱，商业有了充分的发展，工业的发展才能同样地增进。这是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
中国的传统政治既无此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
明代张瀚所著的《松窗梦语》中，记载了他的家庭以机杼起家。中外治明史的学者，对这段文字多加引用，以说明当时工商业的进步及资本主义的萌芽。其实细阅全文，即知张瀚所叙其祖先夜梦神人授银一锭、因以购机织布云云，乃在于宣扬因果报应及富贵由命的思想。
姑不论神人授银的荒诞不经，即以一锭银而论，也不足以购买织机，所以此说显然不能作为信史。同时代的书法家王世懋，在《二酉委谈》中提到江西景德镇烧造瓷器，火光烛天，因而称之为“四时雷电镇”。
当代好几位学者据此而认为此即工业超时代发展的征象。实则王世懋的本意，是在于从堪舆家的眼光出发，不满当地居民穿凿地脉，以致没有人登科中举；而后来时局不靖，停窑三月，即立竿见影，有一名秀才乡试中式。
如是等等的问题，其症结到底何在，这是研治明史者所不能不认真考虑的。笔者以为，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这一看法，在拙著《财政史》中已肇其端。本书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
因为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
即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如冯保、高拱、张鲸、郑贵妃、福王常洵、俞大猷、卢镗、刘綎，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伍 明朝历史对现代的启示
在上述前提之下，对具体历史人物的具体评论，就难免有与国内外明史研究专家有出入之处。
例如万历皇帝，历来均以为昏庸，读者在读毕本书以后，也许会认为笔者同情这位皇帝。如果真有这样的批评，笔者将不拟多作无益的辩解。因为本书论述万历，本在于说明皇帝的职位是一种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机构，而每一个皇帝又都是一个个人。
又比如海瑞，这也是一个容易惹起是非的题目，十五年前的一段公案，至今人们记忆犹新。在本书中专设海瑞一章，并不是要在这段已经了结的公案再来画蛇添足，而意在向读者介绍当日地方政府的一些形态。有关16世纪地方行政的资料不多，沈榜的《宛署杂记》所载，为京师的情形而非一般概况，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过于琐碎，唐鹤征的叙南直隶、归有光的叙浙江长兴县，也都有欠完整。相形之下，海瑞的遗墨，涉及当日地方政府的各个方面，最具参考价值。研究海瑞其人其文，可以使我们对当日的情形有更具体的了解。
当然，问题还远不止此，比如：
何以万历的立储问题业已解决而争执却绵延不断？
何以岛国日本可以侵犯中国而中国却不能远征日本？
何以当日的西欧已经用火器改进战术而中国还在修筑万里长城？
何以人人都说海瑞是好官而他却偏偏屡遭排挤？
这些具体问题，无疑和上述总的症结密不可分，然而却各有其特殊的原因。笔者写作此书时，虽已不同于过去的暗中摸索，但下笔时仍然颇费踌躇。书中所提出的答案，均属一得之见，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的过去，禁忌特多，所以说话作文时有隐晦，或指彼而喻此，或借古以讽今，这在明朝人更为惯技。本书论述明朝时事，举凡有所议论臧否，都是针对16世纪的历史而发的。如果我要对今人今事有所议论，自当秉笔直书，决不愿学明朝人的办法，否则就是违反了自己写书的目的。当然，另一方面，以古为鉴，今人也未尝不能得到若干启示。
这本《万历十五年》，意在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
陆 作者结语
本书由英文译为中文，因为国内外情况的差别，加之所译又是自己的著作，所以这一翻译实际上是一种译写。笔者离祖国已逾三十年，很少阅读中文和使用中文写作的机会，而三十年来的祖国语言又有了不少发展，隔膜更多。
幸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沈玉成先生将中文稿仔细阅读一过，作了文字上的润色；又承中华书局编辑部傅璇琮先生关注，经常就各种技术问题与笔者书函磋商。
所以，本书与读者见面时，文字方面已较原稿流畅远甚。其有创意遣辞方面根本性的不妥，当然仍应由笔者负责。又，廖沫沙兄为笔者年轻时的患难之交，蒙他在百忙中挥翰题签，为本书生色不少。谨此一并致衷心的谢意。
黄仁宇 1981年1月于美国
--------
相关帖子：
https://briteming.blogspot.com/2021/12/blog-post_98.html
https://briteming.blogspot.com/2012/08/blog-post_7525.html
https://briteming.blogspot.com/2015/05/blog-post_68.html
所谓‘社会主义改造’
“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认为它是“中国社会发生的深刻变革”“华丽转身”。我有种闻到血腥味的感觉。
这个“社会主义改造”之前有个“五反“运动。搜狐历史里面有篇如今被强迫尘封的文章---《那一年，中国商贾千人跳楼 全家共赴黄泉》说的就是1952年。文章中说：
“上海的一些资本家纷纷以新任上海市长陈毅戏称“空降部队”的方式告别自己的企业。据上海从1月25日至4月1日的不完全统计，因运动而自杀者就达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杀人数几乎都在10人以上。而且，有不少资本家更选择夫妻一同自尽，甚或带着孩子一同自杀，更足以见这场运动之激烈和对资本家精神冲击之巨大。”（共匪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
去年，资本家 “空降兵” 现象再现，多位企业家跳楼自杀。
现在新华社称当年剥夺资本家财产的事件为“中国社会发生的深刻变革”“华丽转身”， 这究竟对中国资本家和中国人意味什么？
Saturday, 20 June 2026
周恩来与文革中的中央专案组
在文革中发生过许多令人发指的暴力迫害事件。如果目光仅仅停留在各种群众组织举行的规模宏大的批斗大会，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这些比起现在仍然不被外人所熟悉的中央专案组（亦称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或中央专案小组）所实施的法西斯行为，都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中央专案组不仅令人谈虎色变，而且其具体的操作更是罕为人知，中央专案组的结构和作为迄今难于见诸公开出版物。杨成武的回忆揭开冰山一角，领导杨成武搞专案的是周恩来。实际上，整个中央专案组的实际领导者就是周恩来，连康生、江青等都是其手下工作人员。整个专案组的材料最后审批以及在报告毛泽东之前都要经过周恩来之手，材料的真假不是关键问题，关键是能否迎合组织的要求和毛泽东的要求。无论早期的彭德怀专案还是文革期间的刘少奇、贺龙等专案，都是依据中央专案组所提供的材料定性的。
中央专案组的发端与演变
中央专案组和中央文革小组不同，中央文革小组的活动和意见可以在媒体上显著报道，而同样是1966年5月在政治局会议上成立的中央专案组却是秘密的，这个名字从未出现在媒体上。但是，在它存在的13年时间里，它行使的权力不仅远远大于一度存在过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也远远大于中央的公、检、法机构。它的成员在文化大革命中拥有的特权相当于列宁的"契卡"和希特勒的"盖世太保"。如果说中央文革小组是文化大革命中煽起动乱的第一个环节，那么，中央专案组则是最后一个环节，它负责为中央文革小组发起的行动作最后的定案。
中央专案组发端于专案审查委员会，而专案审查委员会来源于文革之初成立的一个处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临时机构。在刘少奇主持的1966年的5月20号左右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会议决定成立对彭（真）、陆（定一）、杨（尚昆）和田（家英）的审查小组（王力称之为四个人谈话委员会），罗瑞卿由军委处理，同时决定由周恩来总负责并且直接担任专案委员会下的彭真专案组的组长。中央的专案审查委员会和军委的审查工作都是由周恩来做统一布置，例如召开专案会议等等。其他各个小组的情况是：陈伯达负责陆定一专案，康生负责杨尚昆专案，安子文负责田家英专案。陈伯达主管的陆定一专案后来转给陶铸继而是谢富治接手。田家英自杀后，在这个临时小组基础上成立了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的专案审查委员会（实际是向毛泽东负责），下设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个组，专案审查委员会的主任是邓小平。上述两位作者都认为，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邓小平交班于康生，但是都认为，在整个文革期间〔除周恩来病重期间和去世之后〕，负责中央专案组的是周恩来，并且由周恩来直接对毛泽东负责。）随着文革的深入，此专案机构不仅对所谓的"四大家族"——彭罗陆杨调查，而且对其他的众多人员做调查。随着斗争的深入开展，专案委员会更名为中央专案组，而且制度化，变成一个半永久性的机构。揪出、批斗、逮捕、关押都是由中央专案组作出决定。
自1967年2月起，中央专案组的成员同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相差无几。中央专案组和中央文革小组不是一个组织，虽然名义上都是直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人员组成上基本上也是同一套班子，二者实际上都是直接对毛泽东个人负责。但是中央文革小组是公开的，而中央专案组是秘密的，而后者直接掌握超过国家公检法的权力，负责决定整人、揪斗、隔离、逮捕等等，超越于党章和宪法，凌驾于党组织和政法机构之上。最重要的是，中央专案组和中央文革小组从起源、发展至结束都是不同的。
文革期间，中央专案组同国务院一样成为常设组织。中央专案组的具体工作是由谢富治和汪东兴负责，但是康生、江青觉得需要加强专案组骨干力量。在林彪主持的常委扩大会上，决定从部队调人进入专案组工作，于是大量军队人员被调入，包含李德生等人。最后专案组工作人员多达数千人，其中一度有789位来自解放军的官员，126位解放军军官担任专案委员会下属的专案小组正副组长。
在1967年的秋天，中央专案组极度扩张，调查的案子数量大大增加，由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负责的"罗瑞卿专案组"就已经分成了至少三个小组，处理所有与罗有牵连的案子。毛泽东和周恩来下令中央专案组分成两个办公室，就是后来俗称的"一办"和"二办"。"一办"由汪东兴负责（即任主任），下属多个专案组：例如彭真专案组、陆定一专案组、安子文专案组、胡耀邦专案组、李维汉专案组等，以及后来成立的刘少奇专案组、王光美专案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专案组、陶铸专案组等，此专案组主要负责对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的负责人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党政负责人的专案审查。"二办"和中央军委挂钩，由杨成武负责，杨成武倒台后由黄永胜负责，主要负责军队内部系统的高级将领的专案审查。例如彭德怀专案、罗瑞卿专案以及后来成立的贺龙专案等。
以贺龙专案组为例，称其为主案祖，下面设17个分案组，计有：总参的"王尚荣专案组"、"雷英夫专案组"、总政的"金如柏专案组"、"李贞专案组"、装甲兵的"许光达专案组"、通信兵的"陈鹤桥专案组"、"樊哲样专案组"、工程兵的"谭友林专案组"、北京军区的"廖汉生专案组"、成都军区的"黄新廷专案组"、"郭林样专案组"、武汉军区的"杨秀山专案组"、新疆军区的"张仲翰专案组"、空军的"成钧专案组"、"向黑续专案组"、国家体委的"荣高棠专案组"等。
1968年，"三办"成立，主要负责公检法系统领导干部的专案，三办的主任是谢富治。但是"三办"开始成立的直接目的却是调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三办"后来也处理许多其他的案子，例如"抓叛徒专案组"。其中最出名的可能是"中国（马列主义）共产党案"，涉案的一个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在拷打下招认存在一个由朱德领导的中共的秘密"影子"，与国民党、与苏共、与蒙古共产党有联系。还有康生的姨妹兼情人苏枚的"谋杀案（法医的证据认为是自杀），此案导致99人遭迫害，其中9人入狱，23人被软禁，3人被逼疯，2人死于审讯者之手。
文革期间，为中央专案组服务，成为许多党、政、军机关的重点任务。1967年10月，中央专案组下又成立了一个专门的中央敌伪档案清查组，而且在北京以外的18个城市由常设的分支专门就嫌疑人的政治历史提供信息。1968年8月，谢富治下令清理公安部的全部档案，为此解放军抽调了700多人，花了18个月的时间才完成这项工作。
中央政治局曾一度考虑撤销中央专案组，就像九大以后撤销中央文革小组一样，但是中央专案组变得太有用处而无法轻易撤销。1970年，它又负责"审查"陈伯达的专案，一年后又有了林彪专案。1975年，中央曾经设想尽快结束专案，中央专案一办、三办和"五一六"专案组随即撤销。但是最终撤销中央专案组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这一决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的最后一项任务是为毛以后的领导人处理"四人帮"专案。
周恩来是中央专案组的实际负责人
周恩来虽然不是中央专案组的正式成员，但却主持其工作会议，参与其所有的立案调查活动，给予指示，批阅下面调查小组所提出的报告，并报告毛泽东。但是对外界来说，周恩来同中央专案组的关系并不明朗。但是在很多回忆录中，仍然不免露出些蛛丝马迹。李锐曾经这样回忆：1967年8月间，北京专案组的几个人，持中央办公厅和公安部的介绍信来，要我交代同胡乔木、吴冷西和田家英的关系，特别是在庐山时的情况，并说专案组长是周恩来。曾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武光回忆说：专案组的人员告诉他，武光专案组是在周恩来和康生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的。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邓小平受到批判，无法继续工作，邓小平把工作移交给康生，但是王力在《王力反思录》中引述戚本禹的话表明，专案组的会议是周恩来主持的。实际上，此专案委员会及以后的中央专案组，都是由周恩来主持其日常工作并直接向毛泽东负责。实际上，决定成立什么专案组、由谁分管、选派专案组工作人员，均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由周恩来亲自提出，经大家讨论同意，再由周恩来签名报毛泽东、林彪批准。
例如在1967年10月8日，一张署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的传单引起了中央高层的深切关注。传单批评了毛泽东、林彪等，唯一对周恩来提出了表扬。周恩来接到此传单后立即转交给毛泽东。10月10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研究传单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决定由周恩来负责组织破案。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并指定陈伯达负责，谢富治和吴法宪参加。
由于中央专案组的极度扩张，从部队抽调了一大批人员充实到专案组工作。所有的抽调人员在北京集合后，由周恩来带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召集开会，说明任务的重要性，并布置工作。周恩来每隔半个月就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主持召开一次专案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由每个专案组依次汇报工作。
为了配合中央专案组的工作，1967年春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组长的干部专案组，副组长是陈伯达，成员有江青、康生、谢富治、汪东兴等人。下属一个专案审查办公室，由谢富治任主任，汪东兴、戚本禹、严佑民、肖孟任副主任。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则由严、肖二人负责。
对于中央专案组的工作，周恩来规定甚严。凡上送的文件、材料，一定要写上"已阅"、"请周总理批示"，签上自己的名字，才予以发出。在中央专案组内部，对有关专案的材料，不论是下属各组上报的，还是中央专案小组成员及其办公室转来的，都要及时传递。至于怎么传送及传送范围，都有严格规定，不允许个人擅自处理、扣压。
对于调查工作中需要查阅档案等事情，也要由周恩来最后批准。有当事人回忆：1968年6月8日，呈送了上任后的第一份报告：
永胜、法宪、叶群、作鹏同志：
为全面审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邓小平的历史，需向中组部借阅邓的档案。
是否可以，请批示！
黄永胜阅后划了个圈，在报告的天头批："呈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批示。"
陈、江、康等均划圈同意。五天后报告从周恩来办公室批转回来，右下角几行饱满的钢笔字："同意。但目前在江青处，过几天后再办。周恩来。六月二十三日。"由此可以断定，吴法宪在其回忆录中关于黄永胜对彭德怀专案的报告是同意上报而非同意该审查的结论的说法是正确的。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多达88位中央委员因为"叛徒"或者"特务"等罪名被中央专案组立案调查。每个专案组下设很多分组，这些小组曾经一度调查过1262位主要案犯和数目不详的相关案犯。把这些罪行统统都扣在康生的头上是不公正的。1968年9月24日，为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周恩来专门召开中央专案组会议。贺龙在这次会议上被定性为"历史上搞叛变"、"现行中搞政变"的人物，许光达则是"反革命政变的黑干将"。对于所有中央专案组的专案对象的定性都是在这次会议上最后敲定。对于周恩来的工作成就，林彪在十二中全会上专门提出表扬："专案的问题除文革的几个同志以外，总理也是参加了的，也是领导的，是他们这些同志，专案小组的全体同志的努力，剥开了这个画皮，使我们看出，照妖镜把这些牛鬼蛇神照出来了。"
在"九一三"之后，中央专案组重组，在1971年10月3号发出通知，成立由周恩来负责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专案组。而受到林彪事件牵连的众多人员锒铛入狱，并无实质性的犯罪行为，当然这都是周恩来主持的"林陈反党集团"专案组的"杰作"和"功劳"。
根据毛泽东决定尽快结束专案审查的意见，1975年2月底至3月初，卧病在床的周恩来两次约纪登奎、吴德、华国锋谈话，尽快结束专案审查。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被关押受审查者予以释放。许多官方文章对于周恩来在文革后期指示解放了许多被专案组审查的老干部一事津津乐道，也有的拿出对周恩来有利的只言片语作为证据，例如《周恩来年谱》记录周恩来在1967年5月19日就专案组工作指示：要谨慎，要有证据，要有人证物证。然而这种证据所能证明的只是周恩来在中央专案组的地位。后期的干部解放即使是周恩来的功劳，那么周恩来也应当为专案组的倒行逆施负责！审查所谓"林彪集团"的专案审查是由周恩来总负责，同样，审查刘少奇等革命元勋的工作也是由周恩来负责的。
在整个文革时期，整个专案组（包含中央和地方各层）调查过大约200万个各级干部。仅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和地方副省长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即占总人数的75％左右。在审查中，滥用专政手段，大搞逼供信，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加上受牵连的亲属和有各种社会联系的人，全国被株连的群众达1亿人。
长期以来，周恩来被认为是"大树参天护英华"，和康生、江青等"迫害狂"极力打倒老干部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现在的材料表明，中央专案组是对党政干部进行迫害的主要法西斯机关。整个专案组都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的，他领导和参与了"解放"一部分老干部的工作，当然也参与了所谓"康生和江青的迫害活动"。不可否认，康生和江青有私欲的一面，但是周恩来对"五一六"的穷追不舍，不也是出于私欲吗？更主要的方面则是，康生、江青、周恩来等人实际上是一个共同战斗的团体，都在为中央（很大程度上就是为毛本人或者为毛的路线）工作，要对中央专案组所犯下的包括审讯、调查、逮捕和实施众多法西斯行为共同承担责任。所有提交给毛泽东的要求立案调查的人员名单，都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专案组会议上预先讨论通过，也包含了周恩来对于众多专案组所提交报告的评语以及专案组所讨论通过的结论，这些评语和结论无一不是令人发指、怵目惊心。如果将周恩来在毛泽东指示下所保护的部分人的工作同其领导下的整个中央专案组所迫害的老干部对比，周恩来的保护无疑是黯然失色，微不足道的。
实际上，任何专案组的专案对象，群众组织提出批斗，都必须由周恩来批准。周恩来对谭震林在"二月逆流"之前一直是保护有加。但是"二月逆流"之后，不少群众组织提出"炮轰谭震林"，首先是3月14日，周恩来的联络员董枫在财贸联络委员会上传达了周恩来的意见：谭震林的问题同志们认为要搞就搞，由大家定。5月份，农林口的造反派提出要批斗谭震林。6月13日，周恩来指示可以批斗谭震林。蒯大富被采访时就陈述当年他们提出批斗王光美后，先后请示戚本禹、江青、周恩来的过程，最后由周恩来通知他，中央批准这次批斗，并用周的专车送王光美到清华接受批斗。
周恩来在文革中多次诬陷薄一波是叛徒。不过，在薄一波因长期"监护"身体衰弱、危及生命时，周恩来指示将他送进医院保护起来，救了他一命。以至后来薄一波说，如果没有周的关怀，他也许早已被迫害死了。知情人讲述，文革中被打倒的将帅能否入医院治疗，甚至是否可以开刀，都要经周亲自批示。知情人亦讲述了陈毅在治疗上的失误应由周恩来负责。可以说，相对于薄一波的幸运，周恩来制造了更多的不幸。
红卫兵、造反派是周恩来抓叛徒的"铁拳头"
在调查的过程中，周恩来直接授权于红卫兵可以进行调查取证，为其所主管的中央专案组服务。除此之外，周恩来对红卫兵的行动给以高度评价，例如周恩来对于学生搞出安子文是黑帮的材料和瞿秋白是叛徒的证据就大为赞赏。而红卫兵也在报纸上举出证据来表明周恩来对他们的支持，并多次向周恩来致谢。天津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说："（1967）一月中旬，我们再次写了《关于搞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请示和报告》送给周总理、谢副总理和中央文革，同时又交给戚本禹同志一部分材料。其后，周总理及戚本禹同志和其他中央首长给予我们极大的关怀，并不断给作重要指示。当总理知道我们过去上报的材料被大叛徒陶铸等坏蛋扣压了的时候，中央文革、国务院联合接待站和总理值班室转达了总理的指示：'总理叫你们把材料交来。'"知情人讲述南开大学红卫兵组织"八一八"还写信给周恩来要求得到指导，周恩来则写回信表示大力支持和指点。
全国到处掀起的"揪叛徒"之风很难说与周恩来的这种鼓动和支持没有关系。由群众组织任意推倒中共组织对在白区工作过、被捕过的干部作出的正确结论，重新审查，甚至刑讯逼供。而对于这种"揪叛徒"之风，现在都归到康生一个人头上。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聂元梓在其回忆录中专门写了一小节来描述"周总理关于'揪叛徒'的批示"。聂元梓说："还有，我们参与揪叛徒，也是需要澄清的一件事。现在是只说，北大揪叛徒是因为康生写了条子，是受康生指示；其实呢，康生的条子我不知道（笔者注：此说法与聂元梓在同一书另一处所写的有矛盾），我们是有周总理的批示，周总理同意我们就有关叛徒线索进行调查活动。"
对此，周恩来的态度不是一般的欣赏。周恩来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将查出一批叛徒，这是小将们的功劳，这是很大的收获，我们向红卫兵小将学习。"
在第一次揪彭德怀未果之后，周恩来直接指示红卫兵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
在外交部，周恩来指示：要结合批判刘少奇，把外交部干部的历史问题查清。根据此指示，外交部造反派联络站成立了一个红色尖兵四连（简称"红四连"），专门负责抓叛徒。干部司的审干处配合了此项工作，把其掌握的干部材料提供给"红四连"开展抓叛徒的运动。1967年9月，外交部原副部长章汉夫就被当作叛徒被拘捕审查。
专案组的证据与周恩来的指导
专案组的调查取证和定性是根据当时的需求，特别是可以随意更改。例如蒋南翔在文革之初所犯的罪行就有反对刘少奇的工作，而周恩来在1970年11月1号谈蒋南翔问题的时候又明确表示蒋南翔在文革前是极力吹捧刘少奇。周恩来在"七二○"事件之后为了表示对王力的特殊照顾和欢迎，特意告知早到北京上空的王力乘坐的专机盘旋以待周恩来专机先行降落，然后在机场组织欢迎王力的仪式，一如迎接英雄凯旋，但是后来周恩来却表示王力是国民党，他妻子是叛徒，而且扣上"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头子的罪名。
中央专案组报告给毛泽东的材料是经过剪辑和精心选编的，作为负责向毛泽东汇报专案工作的周恩来，无疑是非常清楚这些材料的不真实性的。周恩来对下面专案组如何搜集证据和如何审讯应是知之甚详的，因为每天专案组都把他们如何搜集证据等做成《动态情况反映》简报报给周恩来等领导人。这些有众多疑点而且是通过严刑拷打得来的供词和证据，是不可以作为法律上的证据的，但是周恩来对此熟视无睹。例如在刘少奇专案中，面对如此破绽百出的所谓刘少奇历史问题罪证材料，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传》却如此为周恩来开脱，说他"不清楚江青一伙有意制造伪证，不掌握真实情况而最终相信了专案组的报告"。按这样的写法，周恩来的判断力也未免太低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陈伯达专案组给出的有关陈伯达罪行材料的证明，当时仅为一个普通工人的陈晓农（陈伯达之子）都看出其材料是经不起推敲的，何况周恩来！作为一度是毛泽东上级的周恩来，在"反反冒进"之后再也没有在毛泽东面前直起过那根脊梁骨，对于毛要打倒的人，他总是可以递上让毛满意的材料的。
高默波对此质疑评论道："周恩来在文革中是各个专案组，包括刘少奇专案组的总负责人。刘是在'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下被开除出党的。从现在的观点来看，这些罪名是可笑的。可在那个时候，问题不那么简单。刘少奇专案组花了很多时间和人力去收集指控刘少奇的证据。作为所有专案组的总负责人，对刘少奇调查的结论得先通过周恩来的批准才能报送毛泽东作最后首肯。据王年一说，送给毛泽东看的只有证明刘少奇有罪的'人证物证'，而证明刘少奇没有罪的人证和物证却没有送给毛泽东看。为什么没送呢？周恩来不知道吗？如果周恩来知道有反证材料而不送，那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周恩来相信刘少奇真犯了这些罪。另一种可能是，他不相信，但是他觉得毛泽东或是江青要栽赃刘少奇，他必须照毛泽东或是江青的意图做。否则的话，周恩来可以有很多办法来保护刘少奇。他可以把反证材料送给毛泽东。他也可以要求在专案组人员提出更可信的证据以前不下结论。他甚至可以用手续不全，证据不充份或方法不对头为由把刘的专案调查停下来。他也可以直接跟毛说，刘少奇有路线错误可以打倒，但说他是叛徒，内奸和工贼是捏造。如果周恩来这么做，他当然有冒犯毛泽东的危险。但不论从良心上来说还是从中共的利益来说这个风险都是应该冒的。"
周恩来还把成立专案权下放给造反派。1967年1月份夺权兴起之后，周恩来曾经这样说："黑材料要集中起来，搞个目录，以后集中烧毁。处理材料问题还没有一个好的典型，为黑材料争论不休，费了不少精力。造反派在夺权以后，可以找几个人成立专案处理，处理材料是极其复杂的，黑材料一定要封存起来，中央决定嘛！现在夺权中大的事情很多，不要陷入到这里边去，否则就成了文牍主义了，只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价值的材料才拿出来。不钻在材料里把大方向转移了。毛主席过去受打击，现在事情都清楚，至于过去，谁说了什么话，谁搞了什么材料，主席才不管这些呢！大家不要陷在片纸只字中，妨碍了大方向。虽然也不是不重要，弄几个人搞专案，不要都陷在这里，档案不可没有，不可太多。"周恩来此言为造反派搞专案提供了依据。周恩来在谈及卫生部孙正专案的时候，指出：（1）孙正专案组的报告，要罪状定实，不定实就不行，不落实就不行。罪状的落实主要是看情节，例如叫嚷"无产阶级司令部也可以炮打"，抓住这句话就可以斗他。（2）定案，要说得准，很清楚。要稳准狠。刘少奇不过只抓了他三件大事。
周恩来所说的三件大事，就是指"叛徒"、"内奸"、"工贼"这三顶帽子。单是一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不够给刘少奇定罪的，因此要能够满足毛泽东彻底打倒刘少奇的愿望，周恩来主持的中央专案组（同时周恩来也是刘少奇专案组组长）不得不另行谋策并最终炮制出证据。依靠这些证据，1968年10月，题名"刘少奇在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被捕叛变、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的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通过中发〔68〕152号、中发〔68〕155号文件，下达全党、全国。同时发布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说："这个报告以充分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周恩来在1969年"九大"期间以摧毁"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来证明文革"是完全必要的"。周恩来说："如果不是毛主席亲自倡导，并发动群众进行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就不能摧毁，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就会像毛主席很早就指出的那样，'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官方强调周恩来内心是不同意的、痛苦的，其妻子强调他是为了服从大局。这些说法都无法为周恩来洗脱罪名。周恩来的内心无人知道，但是客观的所作所为都已经被历史无情地记录下来。
极权统治者交易下的炮灰与待宰羔羊 ——70年的谎言、近百万人的鲜血与生命、大半个长白山天池
中国年长者都知道“鲜血凝结的中朝友谊牢不可破”这句话，也记得“抗美援朝”四个字，更记得改革开放的前几十年里官方大喇叭成天唱着“打败美帝野心狼”的志愿军战歌。
回头看中朝两国几十年的复杂关系，“牢不可破”是面子话，内里是两国统治者为着自身利益最大化“各自想拳经”。所谓“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志愿军参战理由实是一场弥天大谎；所谓“鲜血凝结”更是中国人的巨大历史悲剧。
事情要从朝鲜与中国的历史关系说起：朝鲜李氏王朝作为大清帝国的藩属国约有250多年，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中被迫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此后经过复杂的变化，朝鲜被日本完全殖民化35年。二战结束时，美国与苏联以北纬38度线为界将朝鲜半岛一分为二，南边归美国管辖，苏联占领朝鲜北部，斯大林支持金日成于1948年建立政权，并帮其组建军队。南方成立大韩民国，由李承晚领导，双方都声称对整个朝鲜半岛拥有主权。
1950年初，金日成多次请求斯大林批准统一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斯大林最初犹豫，后于1950年4月最终批准了金日成入侵南韩的军事计划，并提供大量武器装备。1950年6月25日金日成军队越过三八线入侵南韩，战争初期南韩军队节节败退，丢失汉城（今首尔）。
韩战爆发后，联合国安理会连续通过决议，授权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介入。1950年9月15日由麦克阿瑟指挥的美军仁川登陆成为韩战的转折点，美军成功切断北朝鲜补给线并收复汉城。与此同时斯大林要求中国出兵支援北朝鲜军队。1950年10月，中国出兵参战。中国“志愿军”先后投入约300万兵力，进行了多次战役，战争于1953年7月27日签署停战协定，恢复大致以北纬38度线为界的南北分界。至今朝鲜战争只是处于停战状态，而不是战争结束。
这是一份毛为了巩固中共和他在中国的统治政权，而向苏联斯大林交出的“投名状”，代价是中国300万青壮年被当炮灰送上了战场。迄今为止，中国军队究竟死伤多少人，中国官方和西方的统计存在相当差异。中国官方说阵亡战士约11—14万，加上其他原因死亡共约18万；说负伤人员约38万。本人2016年在韩国首尔参观韩战纪念馆时，看到馆内陈列的中国军队伤亡数字远高于此，可惜当时没有抄录下来。
中国人的鲜血与生命在极权党魁眼里从来只是数字，这场三年的血战并没有换来金日成对中国人的感恩戴德，更不感念朝鲜土地上几十万中国军人的亡灵。
笔者于2006年去北朝鲜一周。在北朝鲜首都平壤时曾经去拜唁过平壤市近郊的志愿军烈士陵园和中朝友谊塔。只见烈士陵园周边草木稀疏，荒芜冷寂，似鲜有人迹。参观中朝友谊塔，塔室内保存有4本志愿军烈士名册，展放在玻璃柜面下。玻璃柜已很显陈旧，俯身欲细看发黄的字迹不清的志愿军名册，却首先看到玻璃柜面上隐隐的一层落灰。作为中国军人的后代，父亲曾在朝鲜战争时期去到朝鲜，当时心里涌起一阵悲凉之感。
中国人讲“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没想到朝鲜当局对几十万生前替金家王朝浴血拼杀、死后难回故土不得已长眠于异国土地上的亡灵如此凉薄！从此那句“中朝友谊牢不可破”，在我心里彻底崩塌！
回到北京后的不几年，有一次去到东北出差，当地朋友带我上长白山天池游玩。我们站在清澈见底的天池边，观望绵延起伏的远山美景，朋友不由得感概起来，他说老毛活着时，生生地把天池一多半划给了北朝鲜，连带长白山脉的主峰“将军峰”。
当时毛要拉拢朝鲜抵御苏联压力，于1962年10月在平壤签署《中朝边界条约》，后续于1964年的《中朝边界议定书》（陈毅与朴成哲签署）正式划定了长白山（朝称白头山）山脉边境。 该条约确认了以鸭绿江和图们江为界河的传统做法，同时对长白山主峰及天池（朝称白头山天池）地区进行了划分。
天池划分：天池总面积约9.8平方公里，中国约占45.5%，朝鲜约占54.5%。
陆地部分：朝鲜获得了白头山（长白山）主峰（将军峰）及周边约280平方公里领土。中国原属长白山南麓的部分地区（约1200平方公里）划归朝鲜，包括天池周边及图们江源头部分区域。朝鲜当局强调将军峰对他们有重要意义，有民族感情，中方最终同意割让。
界河与周边：鸭绿江和图们江为共同管理界河（非严格主航道中心线），岛屿和沙洲协商分配（中国获187个，朝鲜获264个）。天池以东边界沿特定直线连接至图们江支流红土水等。
中朝边界划分被视为对朝鲜有利，当时中方出于中朝“兄弟友谊”和地缘政治考虑（中苏关系紧张背景下巩固盟友）做出了让步。这一划分在当时引发中方地方官员和民众一些不满，但在中共党中央层面作为外交决策执行。条约内容长期保密，未在联合国登记，直到2000年代韩国媒体披露相关文件。
现代国际法中划分边界的最核心、最常用的原则之一就是按照历史性原则，保持现状。中共毛当局为了满足朝鲜当局所谓对长白山主峰的民族感情，竟然签订了割让协议。笔者认为这是当地民众不满的主要原因。在国人眼里，国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蒋介石抗战时曾经讲过两句话：“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山河到了中共统治者手里，就成了可以做交易为自身利益服务的工具。
当局割出土地给别国，由此而得的利益归统治集团，而带来的痛苦则是祖祖辈辈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人们承受。
近80年来，朝鲜一直处于全封闭状态，中国则有过将近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的生活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改变，而朝鲜国人则在极度贫困和严重饥饿中苦度时光。可以想见当时边界划分中被划到朝鲜去的民众他们的日子何等悲惨。
从2000年以后，时不时地听说从朝鲜那边冒死逃出的民众，在中国边界这边隐秘地生活下来。尽管与中国其他地方比，中朝边界地区经济还不够发达，人们的生活与内地有明显的差距，即便那样，在冒死脱北的朝鲜人眼里那也是十分富足令人向往之地啊！而中共习当局近年来越来越强力抓捕脱北的朝鲜人，把他们交给朝鲜金家王朝。不难想象他们回去后的悲惨结局！
我的“广阔天地练红心”理想是如何破灭的?
Tuesday, 16 June 2026
我对共产党的观感 作者: 张学良
过去的懵懂
我猜想着，一定会有人在那里疑问，或者研究我，现在我对于共产党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感想哪？因之，我想把我对于共产党的问题略为来说一说，这也是一件历史上的公案，我是应该来说明的。
廿多年以前，我对于共产党可以说是无所知。我出国之时，我时常在那里想，中国当时的第一课题是——打倒日本，才能复兴。而国力如斯，如何能抗此强敌呢？遂想到法西斯办法，能复兴古老之义大利，共产党能致强颓唐的俄罗斯。因之对于法西斯和共产党在我心中都发生了懵懂的憧影（按：憬）。迨至归国，担负剿匪任务，同共产党有了正面的接触，感觉到这一伙叛徒，是有他们的另一套鬼名堂。在武汉时，我请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给我讲解共产党的理论，他推荐了一位姓段的，给我讲过李达所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他讲的并不怎样的高明，也是我对于这一套理论是一窍不通。迩后在西北剿匪，数遭挫败，感觉到共匪他们有比我们强的地方，如果利用他们的这一套，也许是可以来对付日本鬼子？因之发生了收编共匪，用使他们来抗日的想象。等到共匪喊出来共同抗日的口号，实中我心。结果是“悼心失图”、“抱薪救火”，未能预料到祸患的后果。
考其理论审其言行
近廿年来，我看了几本关于共产党理论的书籍。那里面，一眼看来也有他的道理，不过再一经深刻的思考，那些学说，跟中国历史的传统和中国社会的背果（按：景），我觉着是不相合的。就如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连他们自己总是浑殽的没有搞清楚。有好些见解，多是片面的说法，不是由整体的来着眼。借他们术语来说，正所谓是“见树不见林”。确诚如总理所指出的：“马克斯只可说是一个社会病理家，不能说是一个社会生理家。”我们的总理在民生主义第一讲中，关于共产党的理论已经指示的很透澈，惜我过去未能净信体认。在本体论上，总理亦曾指示的十分明白，总括宇宙现象，要不外物质与精神二者，精神虽为物质之对，然实相为用，考以前科学未发达时，往往以精神与物质为绝对分离，而不知二者，本合之一。
共产党的学说，只是破坏的学说，他们所着眼的只是人类的仇恨和丑恶，所根据的只是物质方面。诚然，他们是唯物论者，所以他们主张有感而后有觉；说精神不过是物质的反映。关于这一点，请允许我发表发表我的拙见：我并不赞同如慧能大师“非风动非幡动，乃仁者心动”之说。我也不赞同阳明先生“我不看花，花不在”之说。我觉着，我心不动，可是风和幡仍然照常在那里动。但是风动也好，幡动也好，如果我心不动则是与我无关。我虽不看花，花仍然在那里独立存在着。可是我要是不来看牠（按：它，以下同），花又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人研究哲学也好，研究社会学也好，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人的问题。物质诚然是独立存在着，但是不经过人类的思维，牠又与人有什么关系哪？举个例来说吧！譬如原子能，自然牠早在那里存在着，未经过人的心，也是执行着牠的能，可是若不是经过一番人心思维，对于原子能，人是能不能控制哪？不能利用，牠能不能，与人又有什么关系？换句话说，原子能的问题，若不是通过人心，牠怎么会能够发挥为人类有供献的能呢？就如唯物论者，所奉行的辩证法，那么它不是经过人的思维，它那里来的辩证呢？法，是人为的。列宁不也是承认理论的重要性，他不是说过：“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革命运动。”他不也是承认，社会的习惯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吗？中国共产党在抗日问题上，不也是高呼过，不要唯武器论。这不要唯武器论，下边注解是什么？——那就得说大众意志，大众抗日的精神，超过武器的力量。心离物无所能称心，物离心无所能成物。心无物，无以表现其目的，实现其理想。物无心，无以实现其功能，发挥其价值。心物合一，才会有了人生的宇宙，心物合一，才有了社会组织，心物合一，才有了哲理和神学。
自抗日军兴以来，我关心共产党，我也不断的注视共产党。当年我同周恩来会见之后时，我衷心觉着我们是不对，他们（共产党）既然也是想救国想抗日，我们何不精诚团结，共图振兴国家大业，我所以不顾一切，一心的要想达到这个主张。可是到了抗日战争终始，大陆沦陷，以至波兰、匈牙利的革命，是使我怀疑、失望、悔悟。
在抗日期间，共产党袭杀唐聚五、赵侗，攻击张荫梧。此三人前二系我的学生，后一者系我之好友，我皆深知他们衷心抗日，不后于我。这当然应该是共产党所谓抗日的同志了，为什么共产党袭击他们？当时我深感怀疑不解。今天我明白了，假如唐、赵、张三人不是在华北非共产党所占的地盘之内，或者他们肯作共产党的尾巴，那么他们就会变为共产党口中的民族英雄。此不过排除异己而已！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突然同希特勒的纳粹党携手，瓜分波兰，也使我发生了很大的怀疑，莫明其妙，这怎么解释呢？勉强的去想，这是为了共产国际利益吗？等到中俄交涉，史大林索取旅大和南满路的权利。这不是共产党自己曾指责过的，帝俄对中国的侵略吗？我曾充任过奉俄交涉会议的委员，亲耳听见过尤林和加力罕的攻讦帝俄侵略中国的言词。史大林的这个行动，使我发生莫大的愤激。这不是比日本军阀还更厉害吗？日本军人当年曾对我讲过：“旅顺、大连是他们用血肉换来的，中国是不能用口头就把它要回去。”现在是地还原主，苏俄把已经丢掉了的帝俄窃取之物，以强盗继承的身份，今日要索还，这是多么不讲理而不要脸的事！这叫友谊之邦吗？这是以平等待我吗！最使我奇怪的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怎么一言不发呢？反来庆贺哪？今天我明白了，假如这是美国或英国，你看他们会多么样的叫嚣吧！现在中共一定会回答我说：“你看旅、大不是交还了吗？”哼！这是比俄国人手里对于俄国更有利更方便。我问你：“中国大陆现在真正的是谁家之天下？”
行不顾言，当抗战胜利，我心中仍存着幻想，哀诚的希望着国共合作，趁此好机会，奠国家于富强。屡次和谈协商，皆归失败，在我想也许是我们恃强不肯迁就。等到南京沦陷，使我心中大为激动。我也同梁漱溟是一样的想法，当初国民党是强者占上风，今天是轮到共产党的头上，自然可以由你们了，合作不合作，团结不团结，这回是共产党的责任了。好家伙！共产党的这一套，什么战争罪犯，什么赎罪立功，比着当年的国民党凶恶的多了！把精诚团结、和平共处的精神，那里去了？不过我当时还是存着一种幻想，中国共产党是已竟（按：经）被史大林牵着鼻子，束缚得不能自主了。一有机会，中国人还是中国人，他们会觉悟的。等到史大林死后，以至最近波兰、匈牙利的革命，中国共产党不但没有正义的表现，更宣称加强“一面倒”，反为苏俄作辩护，做定了小兄弟——儿皇帝了！那么中共的朋友们，一定会说：请你睁开眼睛，看看我们的建设。是，你们修了几条铁路，建立一些重工业。可是我要问你，消耗了无数同胞的血汗，不顾人民死活，而从事那些所谓的建设，你们的存心是为了中国大众的利益着眼吗？是不是为了你们的苏联老大哥的利益着眼哪！你们也许会责备我是一个狭窄民族主义者，可是若不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我们要抗日为什么呢？就是你们最崇拜的史大林，在对德战争时，不是也强调民族意识吗？你们不也是十分崇敬孙中山先生吗？先生的三民主义第一章就是民族主义，那你们又怎么样的来解释呢？
当年日本欲谋侵略，叫出来“东亚共荣圈”。在这“共荣”的口号下，牺牲了中、韩、泰、越、印尼、印度等国，甚至于要荣到太平洋彼岸去了！现在共产党的国际利益与日本当年的“共荣圈”有什么分别呢？“利益”二字之下，匈牙利得牺牲，中华民族应毁灭！
过去苏俄大声疾呼，叫的像那么一回事的。说什么扶植弱小民族，说什么帮助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我也曾为这种好听的声音所迷惑。现在清清楚楚摆在我们眼前的是，奴役、摧残、吞噬这弱小民族。中国共产党不也是曾为苏俄吹嘘过，说苏俄是弱小民族的救星，今天你们替披着羊皮的虎狼，强颜作辩护，为红色帝国主义作帮凶。我是在同为中国人的感情上，为你们羞耻。在当年日本侵略中国时，凡是爱国而不甘为日本作走狗的中国人，日寇都给加一个罪名，说是英美派，这意味着是英美帝国主义的工具或者说是顺民。今天中共也学会了这一套，凡是不甘于苏俄的压迫，不忍坐视“一面倒”作风者，那么你们就给加上一名罪名，是“美帝走狗”或者“美帝特务”。我借用费尔巴哈的两句话来说：你们“若不是存心欺骗人，就是个糊涂虫”。
虚伪终必自食其果，虚伪是禁不住考验的，那种挂羊头卖拘肉骗人的作法，纸是包不住火的，人民的眼睛，的确是透亮的，可以欺骗他一时，不能够欺骗他永久，若不是真金那自然是怕火来炼的哟！“你能永远愚弄少数的人，或者偶然愚弄所有的人，但决不能永远愚弄所有的人。”这是林肯的名言。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我们凡是寻求真理的人，都是宁愿作真理的“马前卒”，不愿作虚伪的“安琪儿”。我们是不能够迷信，心须“解信”。由于理性的认识，才能是真的认识，那才是不可摇动的认识。
人类追求真理，思想自由，是怎么样也剥夺不了的。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希特勒，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面好镜子。覆辙前车、殷鉴不远！
人民不会永远屈服在强暴的手里，一旦觉醒，怒吼起来，那是什么也拦挡不住的！过去的历史，记载了不少的前例；不久的将来，时间会给我们带来证实。
（按：“西安事变”之后，张氏之研究辩证法及共党思想，可参见《口述历史之外——张学良是怎样一个人》，页二一二～二一四。由其笔记攻读日期的勤紧，可见其对共产党思想之求知，如饥若渴。用功之恒，一反张氏读书虎头蛇尾习惯。看来，张氏昔日骄奢淫选的生活，不仅消磨了张将军青春，也扼杀了他的思想意志。迨后宦途一旦陡转，迫使张学良将军，困知勉行。实令人喟叹！
可是一九五七年张氏在清泉，撰写《杂忆随感漫录》至此一章节——《对共产党的观感》时，却以《过去的懵懂》，否定了自己的研究心得。于一九九二年以后，张氏与笔者闲话时：“我自己认为唯一长处，我不作伪。你看我说的话，没有前后矛盾的事。”也曾说到：
“一般人都不知道我的心理，我简单的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我是同情共产党，假如我自己，我就是共产党。”
“我跟共产党有来往，早就有来往。政府是一点儿不知道。一点儿不知道？那就是他们作特务的工作！”
“换句话说，我是同情共产党，我认为共产党对中国有益处，而且认为共产党是爱国。”
“换句话说我同情他们，不但同情他们，我拥护他们，这是真正我内心……”
张氏对共产党的观感，基于爱国情操，三次的变化；如果因为年陈日久，在记忆中出现矛盾，是人之常情，不然张氏为人之宗旨与理念，随世势有所迁衍，也有可能！（如身在“清泉”、如周恩来“千古功臣”推誉之后）。未来史家与史学工作者，在张氏自翔是“爱国狂”这一点上，应“因事不因人”还定“因人不因事”来作张氏的盖棺论定？
如果：能使张氏一贯不齿“二臣”轻蔑“不义”，重“操守”赞“有格”之传统道德观，不出现抵触。
如果：张氏担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时“联共”、“资匪”、“泄密”是根据何者“对中国有益处”、何者“爱国”为准则，才有的如上行为。
如果：因为身在神坛之上，若干无奈，使张氏“下来难”，于是说出了“我就是共产党”的明白口话。再评鉴这一章节，就有了深悔？谄谀？掩过？剖白，等等的考虑了。
一九九六年推举张学良夫妇进入国际学府殿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设立张氏伉俪纪念馆——毅荻书斋策画推动者，希望以张氏作国人光明之表率。如果不能以史事，证明张将军有“刚正不阿”刺骨的情操，“从不作伪”的言真理直，如何一洗“忠于敌，悖于国”之讥蔑。）
Saturday, 13 June 2026
歷史不容顛倒：六部口坦克輾壓慘案與被顛倒的六四真相
1952，中国大学的暴风骤雨
他一手主持了从1950年开始酝酿、1952年全面展开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由此开始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教育时代，成为今日高等教育体系的原点。
1967年冬天，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曾昭抡孤独地死于湖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病房，时年六十八岁。他的太太俞大絪已经在上一年的冬天自缢而死，他们两人没有子女。据说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是一位侄儿在照料他，并为他料理后事；而就在这年年初，疾病缠身的曾昭抡还被冠以“全国大右派”、“曾国藩的孝子贤孙”（他是曾国藩的侄曾孙）被批斗。多年后，同为民盟领导人的费孝通回忆往事，“曾公当时所受的折磨，我实在不忍再去打听，也没有人愿意再告诉我。让这些没有必要留给我们子孙知道的事，在历史的尘灰中埋没了吧”。
如今曾昭抡作为近代中国化学学科的奠基人被历史永远铭记。然而，他从1950年起任教育部（高教部）副部长的仕途生涯，也绝非无关紧要。他一手主持了从1950年开始酝酿、1952年全面展开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由此开始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教育时代，成为今日大学制度的原点。
1 酝酿：一边倒
1950年12月16日，曾昭抡被任命为中央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从此进入官场。
在此之前，他已经享有化学界大师的声望，在北大担任了近二十年的化学系主任，并且在1949年5月开始担任北大教务长。在更早的四十年代，他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员，和中共关系密切。1950年当政务院文教文员会推荐几位教育部副部长候选人时，钱端升推荐了曾昭抡。于是，在这年5月，曾昭抡和教育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钱俊瑞、苏联专家阿尔辛杰夫，以及钱伟长到东北考察教育。事实上，两位教授都不晓得此行他们是被考察的对象。
而与他们同行的阿尔辛杰夫，此时的身份是教育部的总顾问。1949年之后，当旧的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被推翻之后，新的国家政体整体趋向于“苏联模式”，苏联老师参与了建设新共和国的方方面面。1950年代，大约11000名“苏联专家”——各种顾问、教师和技术专家——参加了中国现代化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高等教育堪称是苏联烙印最深刻的领域之一。除了教育部（1953年2月成立高教部）高层的苏联顾问，数百位苏联教师在高校里指导他们的中国同事。统计数字显示，从1949年到1959年一共有861位苏联专家在中国高等学府工作过。
正是阿尔辛杰夫为大学改革的方向定了调。在1950年6月8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他的发言既确立了“新教育”与“旧教育”这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也确立了新的方向。在他看来，中国以前的大学体现的是半殖民地的依赖性，把知识分子的注意力集中于研究一般的自然、 历史、文学以及所谓社会学，这对帝国主义有利；相反，帝国主义因反对中国工业化，所以不愿意培养中国的技术干部。而按照苏联的经验，十月革命后苏联已拥有最先进的 政治制度，因此在经济和技术方面，赶上与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最主要的任务。因此，十月革命前的高等学校，就必须改变自己的目的，并改变课程，以适应新的国家任务。同时建立新的高等学校，首先是技术学校。苏联的高等学校，不再是培养大而无当的博学通才，而是培养具体的专门人才：工程师、医师、教师、经济学家、农业专家、统计专家、采矿专家、科学工作人员等。中国此时也面临同样的任务，那就是按照专门化的方向发展，高等学校要成为教育工人、农民和劳动者的地方。
事实上，阿尔辛杰夫所倡议的“苏联模式”，主要是20 世纪30年代形成的苏联高等教育体制，相反，战后、特别是60年代之后苏联高等教育的特征对中国的影响有限。这种体制并非完全产生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时期， 还包含了19世纪法国和俄国沙皇时代高等教育的某些特点。通过暴力革命手段取得政权的后发国家，急于跻身现代化国家，多采取19世纪初期法国拿破仑时代建立的高等教育模式，集中国家所有的资源, 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 以实现经济迅速增长、巩固国家政权。
第一次高等教育会议提出的三项基本方针，高等教育必须为国家服务，尤其是经济建设服务；高等教育为工人农民开放（国立免收学费）；必须向计划经济过渡，不出阿尔辛杰夫对中国高度教育的布局。于是，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框架内明确提了出来。
我们可以推测，曾昭抡被提名为教育部副部长，正是因为筹划中的院系全面调整，需要这样一位熟悉教育、又熟谙工业布局的人士。而据钱伟长回忆，曾昭抡果然不负所望，在东北考察期间，对东北的工业教育布局考虑得很全面，譬如成立辽宁大学，在吉林搞个汽车厂，建化工厂，使吉林成为一个工业重点，并成立吉林大学。他还提出把自己的学生唐敖庆从北大调来组建化学系。
这年12月，曾昭抡正式被任命为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在西单大木仓胡同办公。他的秘书周其湘1951年7月从北大经济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教育部，一直担任其秘书至1958年。周其湘回忆往事，仍然十分佩服曾昭抡。“他身居高位后，仍一如既往，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不打官腔、不摆官架子，作风严谨求实、一丝不苟，保持了一位学者的本色。他每天按时上下班，从不迟到早退，办事效率极高，经办的公文，一般都能当天处理完毕，从不积压。”（周其湘：《曾昭抡的七年仕途》）尽管行政工作繁多，他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专业，每日在晚饭后阅读学习，所以在1958年可以再度由一位行政领导转为做学问的学者。
曾昭抡也参加了第一次高等教育会议和于9月份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工农教育会议。这些会议在制度上不断确立行政权威，尤其是教育部的领导责任。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颁布了《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强调“凡中央教育部所颁布的关于全国高等教育方针、政策和制度，高等学校法规，关于教育原则方面的指示，以及对于高等学校的设置变更或停办，大学校长、专门学院院长及专科学校校长的任免，教师学生的待遇，经费开支的标准等决定，全国高等学校均应执行”。与此同时，高校中开始增加大批党团员干部，所有行政单位和生产单位都由党团员担任正职、副职或秘书助理，于是，学校里逐渐形成一个上下贯通的组织系统，推行政令便极为顺畅。到1953年，教育部又决定增设“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与此同时,高等学校的 政治组织也逐渐完善,高校普遍设立了党总支、党委、团委等党团组织，马列主义在中国高等教育学术界开始确立了统治地位。
1950年9月，全国第一次工农教育会议，毛泽东与代表合影。
当日，作为教育部高层的曾昭抡对行政力量主导大学有无异议，我们无从得知。毕竟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他是在一种英美教育体制下工作，无论是北大，还是西南联大，皆推崇大学的“自治”与“学术自由”。在周其湘的记忆中，作为民主党派人士，他“尊重中共的领导，遇有重大问题，都及时请示”。
2 预热：改造与清理
“立新”必然伴随着“破旧”。
1949年后第一个关于教育改革的指导方针是《中国人民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法”。在1950年6月，毛泽东仍然认为，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故而，拖延改革不对，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不对，预计用十到十五年的时间来做教育改革的工作。
然而， 历史进程正是在1950年6月快马加鞭，如暴风骤雨般席卷高校和知识分子。朝鲜战争爆发，10月志愿军秘密入朝，国内形势骤变。原本审慎、温和的教育改革突然进入剧烈的调整期，首要的工作，便是“集中火力，肃清美帝文化侵略的影响，夺取美帝在中国的文化侵略阵地”。于是，1950年12月29日，政务院发布《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全国接受外国津贴的20所教会大学，11所被改为公办，另外9所改为自办，由政府予以补助。
要彻底清除民国以来深植于中国高等院校的英美教育思想，就必须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钱俊瑞的看法可能代表了教育部高层的普遍共识：高校的知识分子，“服膺着英美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还是固执着自己的个人主义，客观主义和宗派观点，而不肯确实改造。那么一切高等教育的决定和规章就遂成‘具文’”。
事实上，从1949年之后，一些知识精英便或主动或被动地否定自己的过去，以期获得新 政治权威的认可。1950年1月5日《大公报》发表了萧乾的《试论买办文化》，这位曾经浸染欧美文化经年的记者、作家，清理和批判自己，呼吁 “认识了苏联，即等于认清了我们眼前的路。但濡染了买办文化的中国人，除了这个以外，还另有认识苏联的理由在。那便是：用苏联的真相来彻底洗涤英美在我们血液里灌输的反苏毒素；学习灿烂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代替腐朽颓废，脱离群众的资本主义文化”。
1951年8月22日，周恩来为全国十八个专业会议和政府各部门负责人作题为《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报告中说：“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过去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现在要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进步，我们的思想感情，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生活方式才能够适合于人民的利益，而不违背人民的利益。”
无论是否出于自愿，当知识精英们用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新式语言否定自己过去的时候，也便是他们投身于建构权力、决定自己政治地位的机制的过程。高校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全面铺开。教育部为此专门设立“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总学习委员会以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兼主任委员，以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曾昭伦兼副主任委员，委员则为京津地区各大学负责人如马寅初、陈垣、蒋南翔、杨石先、茅以升等。
而曾昭抡本人亦不能幸免。据北大化学系教授庞礼回忆，曾昭抡之最终辞去北大化学系主任，便是在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的大潮流里，他还在提倡搞科研，要学生好好读书，于是有人提出让他调走。追溯个中情由，可能又夹杂着他执掌化学系多年而潜藏的人事纷争。不过无疑曾昭抡“不识时务”其来有自——1936年国难期间，他希望同仁能和阿基米德一样，在敌人刀剑架在我们颈项上面的时候，还能说“不要弄坏我的圆圈”。
在这场“排队洗澡”的运动中，相比而言，曾昭抡只是洗了个小澡。1952年4月，他参加由马寅初召开的座谈会，和二十位各学科的大教授帮助经济系教授周炳琳学习检讨。这位耿直的周教授，尽管从2月开始做自毁式的自我批评，甚至骂及祖宗三代，然而仍然不能过关。在强大的群众攻势面前，他拒不承认那些加在他头上的罪过。他的妻子、儿女都被动员起来，在斗争会上检举周的罪过，回到家中再行劝说。长达半年的“洗澡”，家人、朋友横眉冷对，周炳琳真可谓是形影相吊。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样解释这些精英们所面临的历史境遇：“1951至1952年三个互相有关的运动（指三反运动、五反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对到那时为止一直受到中共温和对待、甚至优遇的集团来说，是一个当头棒喝……虽然思想改造主要针对被断言是帮助‘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高级知识分子，但更全面的目的，是削弱所有背离中共式马列主义的思潮的影响。”
群众批判、亲人揭发，种种场面，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知识精英多见不以为怪，但在1952年，这一切还是如此震颤人心。对于亲历过那一场天翻地覆起落于倏忽之间的人们来说，已非盛衰、浮沉可以言喻，而是知识分子至为珍视的道义和人格力量，被无情摧毁。1957年“反右”斗争来势汹汹。曾昭抡在7月6日、7日两天，主动找到秘书周其湘，交待自己的历史，以便向教育部部长杨秀峰汇报。尽管以前中央统战部说过，凡参加第一届政协的民主人士，不算旧帐，因此本人历史用不着交代；这些人有功、有过，可以将功折过，“三反”、“肃反”时，统战部对这些人仍然是这个态度。然而，此时的曾昭抡已不复有此等自信，这个“传说中敢于不顾生命危险进行炸药试验的勇士”，觉得有必要交待自己的历史，以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
3 展开：雷厉风行
思想改造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院系调整也正式展开。《人民日报》发表于1952年9月24日的社论说明了二者的内在关系：“今天的院系调整工作，是在学校的政治改革和教师的思想改造已经取得重大胜利的基础上进行的。两年以前，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即曾得出了调整院系的问题，但是两年来这一工作很少进展。这主要是因为许多教师在思想上还严重地存在着崇拜英美资产阶级、宗派主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的观点，没有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因此就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如今，“各校教师进一步肃清了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树立加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样，就有条件与可能把院系调整工作做好了。”
各大行政区、省、市和大学的院系调整委员会相继成立，垂直的行政机构保证了院系调整方案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推行。教育部按照“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的原则，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高校院系调整。此前，北大，南开的教育系已并入了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北大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院合并为北京农业大学。1951年4月，取消交大管理学院，所属系科分别并入交大工学院、北方交大和上海财经学校；复旦土木系并入交大，交大纺织系于上海纺织工学院、上海工专纺织科合并为华东纺织工学院。到1952年底，四分之三的院校完成了调整工作。其中华北、东北和华东地区较为彻底。私立高校全部改为公立。1953年的院系调整则以中南区为重点，其他地区局部进行。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燕大被拆撤，分八部分到北京大学等院校。
于是，通过模仿苏联高等教育思想，一整套新的高等教育学术体制建立了。从1952年到1953年，综合性大学从55所减少至14所，工学院校由28所增至38所，师范院校从12所增至33所。到1957年，全国高等学校共设置专业 323 种，其中工科就有183 种，学生数也由 1947 年的 17.8%上升到1957 年的37%；而文科、政法、财经各专业比重急剧下降，1947 年文法商科在校学生占大学生总数中的47.6%，1952 年则降到22.5%，1957 年又降为9.6%。中国成为世界上综合性大学和文科在校学生教育比重最少的国家。
此外，全面改造高等学校内部结构，也是院系调整的重中之中。1952年11月，高教部和教育部分设，曾昭抡改任高教部副部长，主管大学理、工、农科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高教部将对“全国高等学校的方针政策、 建设计划(包括学校的设立或变更、院系和专业设置、招生任务、基本建设和财务计划等)、重要的规程制度(如财务制度、人事制度)、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编审、生产实习等事项，进一步统一掌握起来。凡高等教育部关于上述事项的规定、 指示或命令，全国高等学校均应执行。如有必须变通办理时，须经中央高等教育部或由中央高等教育部转报政务院批准”。可以说，国家由此实现了对高等学校的全面管控。
作为主管其事的教育部（高教部）高层，曾昭抡当日在内心深处，究竟如何看待这场高等教育的暴风骤雨？周其湘对他的工作有一个公允的评价：“曾昭抡作为这项工程的‘总工程师’，在主持这一工作中能从大局出发，又照顾到各方面的合理要求，运筹帷幄，充分发挥了组织领导才能，较为完美地完成了任务。”
平心而论，院系调整中的一个重点，是发展高等工科教育，曾昭抡是赞成这种原则的。写《曾昭抡评传》的戴美政先生猜测这个原则本身或许就是曾昭抡提出、进而获得高层认可。因为工科院系调整方案就是在曾昭抡主持下起草的。事实上，早在抗战时期，曾昭抡就说过：“经过大学或专 科学校训练出来的人，学识既较丰富，脑筋也较灵敏，这样应付工业上各种问题，当然比较地可有妥当办法。重士轻工的传统思想，由此得以破除。”
另一方面，他即便有所怀疑，恐怕也无能为力。早在1949年，他就说过，作为一名自然科学家，“我们站在人民的一面，对于政府的种种措施，未决策以前可以提意见，实行以后也还可以作建设性的批评，只是在基本立场上，必须与政府完全一致”。何况，高校改革的整体布局可是出自“苏联老师”之手。据周其湘回忆，除了阿尔辛杰夫，还有两位苏联专家每天都在教育部上班。根据早期（直到斯大林逝世）与苏联专家共事的政策，“不能与苏联专家意见不一”，所谓“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意思是说，无论你反对苏联专家的意见是否合理，受到批评或处罚的都应该是你。因此，任何大胆挑战苏联专家的人，不管对错，都会受到惩罚。
起初，曾昭抡确也十分积极地苏联经验。他自学了俄文，经常向苏联专家请教，还按照他们的意见，强调学校不要轻易改动苏联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然而，他毕竟是在教育领域浸润多年，在任职教育部（高教部）期间，又跑遍了全国主要地区的高校。当教育部的苏联专家要求高等学校全盘执行苏联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而且进一步要求仿照苏联，统一规定教师工作量，建议实行“六节一贯制”（ 指将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分别集中安排于上、下午的一种教与学的制度，又称“午前教授”。），曾昭抡认为“六节一贯制”并不符合中国国情，采取了反对和抵制态度。此外，他也反对将北大工学院迁往外地，对苏联专家只提“应用化学”, 不讲“化学工程”, 非要把化学工程系改为应用化学系不可的意见据理力争, 坚持在清华大学保留化学工程系, 并调来天津原北洋大学该系的人员加以充实。
然而，细部的修补并未改变院系调整的实际结果，那便是基本上对苏联模式的全盘照搬。1956年，曾昭抡担任团长，带领三十多人的高等教育访苏代表团，走访了苏联十多个城市的高等学校，全面深入了解苏联高等教育。回国后，他对周其湘及友人皆表达过对苏联高教的某些不以为然。他亦曾向部里请示，建议让代表团再就近到民主德国考察，以便从中进行比较，取长补短，结合中国实情，制定一套适合中国情况的新型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可惜未被批准。
当1956年在经济领域全面推行计划经济体制时，高等教育的“计划体制”已经实行了好几年，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曾昭抡的工作仍然十分繁忙，他力图在适合的范围内，修正院系调整后教育中的弊病。在1957年的政协会议上，他发言反击苏式高校教育的“一个中心论”，认为高等学校不只是传授已有知识的场所，而且是创造新知识的场所；既是国家培养专门人才的机构，同时又是 科学研究机构。此外，在肯定教育改革的前提下，他指出高校过分强调统一，缺少灵活性；学生外文程度低、负担过重等。
数年的官员生涯并未完全磨掉他的棱角。1957年6月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他和费孝通、千家驹等人提出的一份科学纲领《对于中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这是民盟在5月由曾昭抡主持的座谈会上，出于响应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和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号召而整理出来的会议纪要。 这些民主人士希望保证科学家有充分条件从事科学工作，其中涉及时间、助手、设备、资料以及经费问题，还特别提出在重视自然科学的同时，应当恢复发展社会科学。
他毕竟是学者，太没有观察政治风向的意识了。五十多年后，周其湘谈及往事，还为自己的老领导慨叹不已。
就在这份意见发表的头天，《人民日报》发出了著名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运动正式开始。此外，6月6日，曾昭抡还应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约请，在民盟文化俱乐部的座谈会上发言。这就是“反右”期间著名的“六教授会议”。后来， 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吴景超六位教授均被划为右派分子。曾昭抡被撤去高教部副部长的职务，同时撤销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资格。北大自然不愿意接收这位“大右派”，他被“流放”到武汉大学，直至疾病缠身心力交瘁地去世。
十几年之后，费孝通忆及当年，反右斗争初起，曾昭抡晓得费要被划为右派，见面并不像有些人一样避之唯恐不及，而是严肃地轻轻地对他说：“看来会有风浪，形势是严重的”。在他眼中，这位拘谨持重的曾公，一寸光阴一寸金地使用着他的生命，开创了一门学科，“凡是要他承担的，他没有推辞过”。 他断定，将来说起曾昭抡先生在历史上的贡献，在中国化学学科上的贡献会比他当部长的贡献重要得多。
from https://www.rwpedi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