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懵懂
我猜想着，一定会有人在那里疑问，或者研究我，现在我对于共产党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感想哪？因之，我想把我对于共产党的问题略为来说一说，这也是一件历史上的公案，我是应该来说明的。
廿多年以前，我对于共产党可以说是无所知。我出国之时，我时常在那里想，中国当时的第一课题是——打倒日本，才能复兴。而国力如斯，如何能抗此强敌呢？遂想到法西斯办法，能复兴古老之义大利，共产党能致强颓唐的俄罗斯。因之对于法西斯和共产党在我心中都发生了懵懂的憧影（按：憬）。迨至归国，担负剿匪任务，同共产党有了正面的接触，感觉到这一伙叛徒，是有他们的另一套鬼名堂。在武汉时，我请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给我讲解共产党的理论，他推荐了一位姓段的，给我讲过李达所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他讲的并不怎样的高明，也是我对于这一套理论是一窍不通。迩后在西北剿匪，数遭挫败，感觉到共匪他们有比我们强的地方，如果利用他们的这一套，也许是可以来对付日本鬼子？因之发生了收编共匪，用使他们来抗日的想象。等到共匪喊出来共同抗日的口号，实中我心。结果是“悼心失图”、“抱薪救火”，未能预料到祸患的后果。
考其理论审其言行
近廿年来，我看了几本关于共产党理论的书籍。那里面，一眼看来也有他的道理，不过再一经深刻的思考，那些学说，跟中国历史的传统和中国社会的背果（按：景），我觉着是不相合的。就如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连他们自己总是浑殽的没有搞清楚。有好些见解，多是片面的说法，不是由整体的来着眼。借他们术语来说，正所谓是“见树不见林”。确诚如总理所指出的：“马克斯只可说是一个社会病理家，不能说是一个社会生理家。”我们的总理在民生主义第一讲中，关于共产党的理论已经指示的很透澈，惜我过去未能净信体认。在本体论上，总理亦曾指示的十分明白，总括宇宙现象，要不外物质与精神二者，精神虽为物质之对，然实相为用，考以前科学未发达时，往往以精神与物质为绝对分离，而不知二者，本合之一。
共产党的学说，只是破坏的学说，他们所着眼的只是人类的仇恨和丑恶，所根据的只是物质方面。诚然，他们是唯物论者，所以他们主张有感而后有觉；说精神不过是物质的反映。关于这一点，请允许我发表发表我的拙见：我并不赞同如慧能大师“非风动非幡动，乃仁者心动”之说。我也不赞同阳明先生“我不看花，花不在”之说。我觉着，我心不动，可是风和幡仍然照常在那里动。但是风动也好，幡动也好，如果我心不动则是与我无关。我虽不看花，花仍然在那里独立存在着。可是我要是不来看牠（按：它，以下同），花又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人研究哲学也好，研究社会学也好，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人的问题。物质诚然是独立存在着，但是不经过人类的思维，牠又与人有什么关系哪？举个例来说吧！譬如原子能，自然牠早在那里存在着，未经过人的心，也是执行着牠的能，可是若不是经过一番人心思维，对于原子能，人是能不能控制哪？不能利用，牠能不能，与人又有什么关系？换句话说，原子能的问题，若不是通过人心，牠怎么会能够发挥为人类有供献的能呢？就如唯物论者，所奉行的辩证法，那么它不是经过人的思维，它那里来的辩证呢？法，是人为的。列宁不也是承认理论的重要性，他不是说过：“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革命运动。”他不也是承认，社会的习惯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吗？中国共产党在抗日问题上，不也是高呼过，不要唯武器论。这不要唯武器论，下边注解是什么？——那就得说大众意志，大众抗日的精神，超过武器的力量。心离物无所能称心，物离心无所能成物。心无物，无以表现其目的，实现其理想。物无心，无以实现其功能，发挥其价值。心物合一，才会有了人生的宇宙，心物合一，才有了社会组织，心物合一，才有了哲理和神学。
自抗日军兴以来，我关心共产党，我也不断的注视共产党。当年我同周恩来会见之后时，我衷心觉着我们是不对，他们（共产党）既然也是想救国想抗日，我们何不精诚团结，共图振兴国家大业，我所以不顾一切，一心的要想达到这个主张。可是到了抗日战争终始，大陆沦陷，以至波兰、匈牙利的革命，是使我怀疑、失望、悔悟。
在抗日期间，共产党袭杀唐聚五、赵侗，攻击张荫梧。此三人前二系我的学生，后一者系我之好友，我皆深知他们衷心抗日，不后于我。这当然应该是共产党所谓抗日的同志了，为什么共产党袭击他们？当时我深感怀疑不解。今天我明白了，假如唐、赵、张三人不是在华北非共产党所占的地盘之内，或者他们肯作共产党的尾巴，那么他们就会变为共产党口中的民族英雄。此不过排除异己而已！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突然同希特勒的纳粹党携手，瓜分波兰，也使我发生了很大的怀疑，莫明其妙，这怎么解释呢？勉强的去想，这是为了共产国际利益吗？等到中俄交涉，史大林索取旅大和南满路的权利。这不是共产党自己曾指责过的，帝俄对中国的侵略吗？我曾充任过奉俄交涉会议的委员，亲耳听见过尤林和加力罕的攻讦帝俄侵略中国的言词。史大林的这个行动，使我发生莫大的愤激。这不是比日本军阀还更厉害吗？日本军人当年曾对我讲过：“旅顺、大连是他们用血肉换来的，中国是不能用口头就把它要回去。”现在是地还原主，苏俄把已经丢掉了的帝俄窃取之物，以强盗继承的身份，今日要索还，这是多么不讲理而不要脸的事！这叫友谊之邦吗？这是以平等待我吗！最使我奇怪的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怎么一言不发呢？反来庆贺哪？今天我明白了，假如这是美国或英国，你看他们会多么样的叫嚣吧！现在中共一定会回答我说：“你看旅、大不是交还了吗？”哼！这是比俄国人手里对于俄国更有利更方便。我问你：“中国大陆现在真正的是谁家之天下？”
行不顾言，当抗战胜利，我心中仍存着幻想，哀诚的希望着国共合作，趁此好机会，奠国家于富强。屡次和谈协商，皆归失败，在我想也许是我们恃强不肯迁就。等到南京沦陷，使我心中大为激动。我也同梁漱溟是一样的想法，当初国民党是强者占上风，今天是轮到共产党的头上，自然可以由你们了，合作不合作，团结不团结，这回是共产党的责任了。好家伙！共产党的这一套，什么战争罪犯，什么赎罪立功，比着当年的国民党凶恶的多了！把精诚团结、和平共处的精神，那里去了？不过我当时还是存着一种幻想，中国共产党是已竟（按：经）被史大林牵着鼻子，束缚得不能自主了。一有机会，中国人还是中国人，他们会觉悟的。等到史大林死后，以至最近波兰、匈牙利的革命，中国共产党不但没有正义的表现，更宣称加强“一面倒”，反为苏俄作辩护，做定了小兄弟——儿皇帝了！那么中共的朋友们，一定会说：请你睁开眼睛，看看我们的建设。是，你们修了几条铁路，建立一些重工业。可是我要问你，消耗了无数同胞的血汗，不顾人民死活，而从事那些所谓的建设，你们的存心是为了中国大众的利益着眼吗？是不是为了你们的苏联老大哥的利益着眼哪！你们也许会责备我是一个狭窄民族主义者，可是若不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我们要抗日为什么呢？就是你们最崇拜的史大林，在对德战争时，不是也强调民族意识吗？你们不也是十分崇敬孙中山先生吗？先生的三民主义第一章就是民族主义，那你们又怎么样的来解释呢？
当年日本欲谋侵略，叫出来“东亚共荣圈”。在这“共荣”的口号下，牺牲了中、韩、泰、越、印尼、印度等国，甚至于要荣到太平洋彼岸去了！现在共产党的国际利益与日本当年的“共荣圈”有什么分别呢？“利益”二字之下，匈牙利得牺牲，中华民族应毁灭！
过去苏俄大声疾呼，叫的像那么一回事的。说什么扶植弱小民族，说什么帮助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我也曾为这种好听的声音所迷惑。现在清清楚楚摆在我们眼前的是，奴役、摧残、吞噬这弱小民族。中国共产党不也是曾为苏俄吹嘘过，说苏俄是弱小民族的救星，今天你们替披着羊皮的虎狼，强颜作辩护，为红色帝国主义作帮凶。我是在同为中国人的感情上，为你们羞耻。在当年日本侵略中国时，凡是爱国而不甘为日本作走狗的中国人，日寇都给加一个罪名，说是英美派，这意味着是英美帝国主义的工具或者说是顺民。今天中共也学会了这一套，凡是不甘于苏俄的压迫，不忍坐视“一面倒”作风者，那么你们就给加上一名罪名，是“美帝走狗”或者“美帝特务”。我借用费尔巴哈的两句话来说：你们“若不是存心欺骗人，就是个糊涂虫”。
虚伪终必自食其果，虚伪是禁不住考验的，那种挂羊头卖拘肉骗人的作法，纸是包不住火的，人民的眼睛，的确是透亮的，可以欺骗他一时，不能够欺骗他永久，若不是真金那自然是怕火来炼的哟！“你能永远愚弄少数的人，或者偶然愚弄所有的人，但决不能永远愚弄所有的人。”这是林肯的名言。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我们凡是寻求真理的人，都是宁愿作真理的“马前卒”，不愿作虚伪的“安琪儿”。我们是不能够迷信，心须“解信”。由于理性的认识，才能是真的认识，那才是不可摇动的认识。
人类追求真理，思想自由，是怎么样也剥夺不了的。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希特勒，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面好镜子。覆辙前车、殷鉴不远！
人民不会永远屈服在强暴的手里，一旦觉醒，怒吼起来，那是什么也拦挡不住的！过去的历史，记载了不少的前例；不久的将来，时间会给我们带来证实。
（按：“西安事变”之后，张氏之研究辩证法及共党思想，可参见《口述历史之外——张学良是怎样一个人》，页二一二～二一四。由其笔记攻读日期的勤紧，可见其对共产党思想之求知，如饥若渴。用功之恒，一反张氏读书虎头蛇尾习惯。看来，张氏昔日骄奢淫选的生活，不仅消磨了张将军青春，也扼杀了他的思想意志。迨后宦途一旦陡转，迫使张学良将军，困知勉行。实令人喟叹！
可是一九五七年张氏在清泉，撰写《杂忆随感漫录》至此一章节——《对共产党的观感》时，却以《过去的懵懂》，否定了自己的研究心得。于一九九二年以后，张氏与笔者闲话时：“我自己认为唯一长处，我不作伪。你看我说的话，没有前后矛盾的事。”也曾说到：
“一般人都不知道我的心理，我简单的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我是同情共产党，假如我自己，我就是共产党。”
“我跟共产党有来往，早就有来往。政府是一点儿不知道。一点儿不知道？那就是他们作特务的工作！”
“换句话说，我是同情共产党，我认为共产党对中国有益处，而且认为共产党是爱国。”
“换句话说我同情他们，不但同情他们，我拥护他们，这是真正我内心……”
张氏对共产党的观感，基于爱国情操，三次的变化；如果因为年陈日久，在记忆中出现矛盾，是人之常情，不然张氏为人之宗旨与理念，随世势有所迁衍，也有可能！（如身在“清泉”、如周恩来“千古功臣”推誉之后）。未来史家与史学工作者，在张氏自翔是“爱国狂”这一点上，应“因事不因人”还定“因人不因事”来作张氏的盖棺论定？
如果：能使张氏一贯不齿“二臣”轻蔑“不义”，重“操守”赞“有格”之传统道德观，不出现抵触。
如果：张氏担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时“联共”、“资匪”、“泄密”是根据何者“对中国有益处”、何者“爱国”为准则，才有的如上行为。
如果：因为身在神坛之上，若干无奈，使张氏“下来难”，于是说出了“我就是共产党”的明白口话。再评鉴这一章节，就有了深悔？谄谀？掩过？剖白，等等的考虑了。
一九九六年推举张学良夫妇进入国际学府殿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设立张氏伉俪纪念馆——毅荻书斋策画推动者，希望以张氏作国人光明之表率。如果不能以史事，证明张将军有“刚正不阿”刺骨的情操，“从不作伪”的言真理直，如何一洗“忠于敌，悖于国”之讥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