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的死亡，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巨大悲剧。谈起他，总是不自觉有一种沉重的心情，让人喟然叹息，久久不能平静。今天，我们不妨换个更轻松的角度，来看一看他那非同凡响的一生。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有谁的人生剧本最像修仙小说里的“穿越者”，谭嗣同差不多能排第一。他自带主角光环，仿佛有“金手指”帮他开挂，再加上超时代的观念和世所罕见的意志，最终写就一代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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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的“穿越”人生，始于1876年。那一年春天，北京爆发白喉病，谭嗣同的母亲、大哥、二姐相继染病离世，还不满12岁的谭嗣同也死了——确切地说，是重度昏迷了三天——然后，他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父亲谭继洵有感于此，为他取字“复生”。他自己也认为这段经历跟重新转世没什么两样，遂以“复生”为字——看吧，他演都不演，直接承认自己是“穿越者”，有个性！
像修仙小说里的“穿越者”一样，重生后的谭嗣同性情大变。以前他的性格还有点脆弱，重生后的他则有了一颗强大的内心。经历过一次生死，让他对人生种种有所看淡，越活越通透。
以前的他还有点怕死，重生后的他不仅不怕死，还追求死得有意义。他自己说：“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言下之意，他力求为世人谋福祉而生，为世人谋福祉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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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后的第二年，谭嗣同便踏上了“修行升级”之路。他是中国近代史上“行万里路”最多的读书人之一。北京、直隶、山东、山西、湖南、湖北、河南、陕西、甘肃、新疆、江西、浙江、江苏（含上海）......大半个中国都被他走遍。
21岁那年，他曾携一队骑兵，驰骋河西走廊七昼夜，行程一千六百里。速度之快，接近古代骑兵长途奔袭的王者水平。如此少年豪气，在当年那个老大帝国中显得格外另类，正所谓“惟将侠气流天地，别有狂名自古今”。
在这些奔波中，他有时是跟随调任官职的父亲，有时是求拜名师、学习经史诗文，有时是为参加考试，有时是为谋得一官半职，有一次是为了结婚，还有一次是为了迎接二哥的灵柩......
在这些奔波中，他亲眼见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现实，也深刻意识到当时中国与西方现代国家之间断层式的差距——后来他身上的那份果敢与决绝，都能从这段日子里找到源头。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习武任侠、结交天下豪杰，遍访名士、汇集百家之长，看得见人间疾苦，更深思国家出路——这个配置，妥妥是爽文里的主角模板。然而，谭嗣同也有他深深的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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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亲的离世让他伤心，时代的桎梏更让他难以忍受。他的思想极为出格，不仅被父亲批评，更不为当局所容忍，因此屡试不第，连秀才都没考上。这让他发出“一生未作过一件快意事”的感慨，并在给好友的信中极言科举之弊，誓投有用之学。
那时，他马上就要30周岁，且正值甲午战争期间，遂为自己取号“壮飞”，以示与旧学决裂，从此“究心泰西天算、格致、政治、历史之学”，并开始萌生维新思想。
1895年，大清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签订极尽屈辱的《马关条约》。这件事对谭嗣同来说，堪称“剧情暴击”。深知王朝弊病的他再也等不了了，从此彻底踏上维新之路——几年后创办南学会、延年会、群萌学会、时务学堂，办起《湘报》宣传变法，还写出维新派第一部哲学著作《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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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学》是晚清社会思想与学术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同时融合儒家、墨家、道家、佛学、基督教等多种学问，提出民权平等与发展机器生产等主张。其中有些言论今天看来依然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甚至有点“大逆不道”，简直不像那个时代的产物。试举三例：
1.“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
谭嗣同呼号冲决两千年来秦政和荀学的网罗，但并不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他对孔孟思想中“仁”的概念持肯定态度，并将其与西学打通，试图发展出一种适应时代的新文化。这带有一丝文艺复兴之感，并暗合保守主义原则，是最适合中国文化变革的方向，可惜后来中国并没有走这条路。
2.“若夫日本之胜，则以善仿效西国仁义之师，恪遵公决，与君为仇，非与民为敌，故无取乎多杀。敌军被伤者，为红十字会以医之；其被虏者，待和议成而归之。辽东大饥，中国不之恤，而彼反糜巨金泛粟以救之。”
谭嗣同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在甲午战争中取胜，是因为效仿欧美的仁义之师——只针对大清朝廷，不乱杀无辜，还救治伤员、放还俘虏、救济灾民。谭嗣同这么说，并非认同日本的侵略行为，而是说他们学到了西方的不少精髓，而这些精髓是中国也可以学习的。
3.“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噍类焉得乎？故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宜使之，所以曲用其仁爱，至于极致也。中国不知感，乃欲以挟忿寻仇为务，多见其不量，而自窒其生矣。”
在谭嗣同眼中，幸好大清军事力量不强，否则全世界都要遭殃。假如大清军力世界第一，那么不管什么人种，凡是武力反抗者，都将遭受被种族灭绝的准噶尔人的命运。而西方打开大清国门通商，那是为了中国人好啊。人们不仅不懂感恩，还想着寻仇报复，真是自寻死路！——你听听，你瞅瞅，这种话真是惊世骇俗，放在今天恐怕大部分人也难以忍受。
在完成《仁学》之前，谭嗣同便受到过光绪帝召见；1898年，他再次被召入京师，这一次是为了维新变法，他成了变法的核心执行者。那一刻，这个连秀才都不是的青年，一步登天站在了帝国变革的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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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剧情在最高潮处骤然转折。软禁西太后计划败露，慈禧重新垂帘听政，大肆搜捕维新派。所有人都劝谭嗣同逃走，可他却选择留下——为了不连累父亲和家人，也为了唤醒更多麻木的国人，他是真的不怕死。
1898年9月28日，北京玄武门外菜市口秋风萧瑟，一大群围观的百姓吵吵嚷嚷、纷纷朝着临刑的罪犯扔菜叶子，一个33岁的青年倍感孤独却从容赴死，他在刑场上发出最后的呐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谭嗣同走了，他的言行却震撼中国百年，至今余韵未平。他那看透结局却依然纵身一跃的勇气，让无数人钦佩，也让某些人胆寒。他用最震撼人心的方式，为自己的人生画上句号。但愿他真的是“穿越者”，从此回到了一个没有秦政和荀学、人人自由而幸福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