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21 June 2026
艾青詩選-我的父親
一
近來我常常夢見我的父親--
他的臉顯得從有過的"仁慈"，
流露著對我的"寬恕"，
他的話語也那麼溫和，
好像他一切的苦心的用意，
都為了要袒護他的兒子。
去年春天他給我幾次信，
用哀懇的情感希望我回去，
他要囑咐我一些重要的話語，
一些關於土地和財產的話語：
但是我怫逆了他的願望，
並沒有動身回到家鄉，
我害怕一個家庭交給我的責任，
會毀壞我年輕的生命。
五月石榴花開的一天，
他含著失望離開人間。
二
我是他的第一個兒子，
他生我時已二十一歲，
正是滿清最後的一年，
在一個中學堂里念書。
他顯得溫和而又忠厚，
穿著長衫，留著辮子，
胖胖的身體，紅褐的膚色，
眼睛圓大而前突，
兩耳貼在臉頰的後面，
人們說這是"福相"，
所以他要"安分守己"。
滿足著自己的"八字"，
過著平凡而又庸碌的日子，
抽抽水煙，喝喝黃酒，
躺在竹床上看《聊齋志異》,
講女妖和狐狸的故事。
他十六歲時，我的祖父就去世；
我的祖母是一個童養媳，
常常被我祖父的小老婆欺侮；
我的伯父是一個鴉片煙鬼，
主持著"花會"，玩弄婦女；
但是他，我的父親，
卻從"修身"與"格致"學習人生--
做了他母親的好兒子，
他妻子的好丈夫。
接受了梁啟超的思想，
知道"世界進步彌有止期"。
成了"維新派"的信徒，
在那窮僻的小村莊里，
最初剪掉烏黑的辮子。
《東方雜誌》的讀者，
《申報》的定戶，
"萬國儲蓄會"的會員，
堂前擺著自鳴鐘，
房裡點著美孚燈。
鎮上有曾祖父遺下的店鋪--
京貨，洋，糧食，酒，"一應俱全"，
它供給我們全家的衣料，
日常用品和飲茶的點心，
憑了摺子任意取一切什物；
三十九個店員忙了三百六十天，
到過年主人拿去全部的利潤。
村上又有幾百畝田，
幾十個佃戶圍繞在他的身邊，
家裡每年有四個僱農，
一個婢女，一個老媽子，
這一切告訴他的安閑。 沒有狂熱！不敢冒險！
依照自己的利益的趣味，
要建立一個"新的家庭"，
把女兒送進教會學校，
督促兒子要念英文。
用批頰和鞭打管束子女，
他成了家庭里的暴君，
節儉是他給我們的教條，
須從是他給我們的經典，
再呢，要我們用功念書，
密切地注意我們的分數，
他知道知識是有用東西--
一可以裝點門面，
二可以保衛財產。
這些是他的貴賓：
退伍的陸軍少將，
省會中學的國文教員，
大學法律系和經濟系的學生，
和鎮上的警佐，
和縣裡的縣長。
經常翻閱世界地圖，
讀氣象學，觀測星辰，
從"天演論"知道猴子是人類的祖先；
但是在祭祀的時候，
卻一樣的假裝虔誠，
他心裏很清楚：
對於向他繳納租稅的人們，
閻羅王的塑像，
比達爾的學說更有用處。
無力地期待"進步"，
漠然地迎接"革命"，
他知道這是"潮流"，
自己卻迴避衝激，
站在遙遠的地方觀望．．．．．．
一九二六年
國民革命軍從南方出發
經過我的故鄉，
那時我想去投考"黃埔"，
但是他卻沉默著，
兩眼混濁，沒有回答。
革命像暴風雨，來了又去了。
無數年輕英勇的人們，
都做了時代的奠祭品，
在看盡恐怖與悲哀之後，
我的心像失去布帆的船隻
在不安與迷茫的海洋里飄浮．．．．．．
地主們都希望兒子能發財，做官，
他們要兒子念經濟與法律：
而我卻用畫筆蘸了顏色，
去塗抹一張風景，
和一個勤勞的農人。
少年人的幻想和熱情，
常常鼓動我離開家庭：
為了到一個遠方和都市去，
我曾用無數功利的話語，
騙取我父親的同情。
一天晚上他從地板下面，
取出了發一千元鷹洋，
兩手抖索，臉色陰沉，
一邊數錢，一邊叮嚀：
"你過幾年就回來，
千萬不可樂而忘返!"
而當我臨走時，
他送我到村邊，
我不敢用腦子去想一想
他交給我和希望的重量，
我的心只是催促著自己:
"快些離開吧--
這可憐的田野,
這卑微的村莊，
去孤獨地飄泊，
去自由地流浪！"
三
幾年後，一個憂鬱的影子
回到那個衰老的村莊，
兩手空空，什麼也沒有--
除了那些叛亂和書籍，
和那些狂熱的畫幅，
和一個殖民地人民的
深刻和恥辱與仇恨。
七月，我被關進了監獄
八月，我被判決了徒刑；
由於對他的兒子的絕望
我的父親曾一夜哭到天亮。
在那些黑暗的年月，
他不斷地用溫和的信，
要我做弟妹們的"模範"，
依從"家庭的願望"，
又用衰老的話語，纏綿的感情，
和安排好了的幸福，
來俘擄我的心。
當我重新得到了自由，
他熱切的盼望我回去，
他給我寄來了
僅僅足夠回家的路費
他向我重複人家的話語，
（天知道他從那裡得來！）
說中國沒有資產階級，
沒有美國式的大企業，
他說："我對夥計們，
從來也沒有壓迫，
就是他們真的要革命，
又會把我怎樣？"
於是，他攤開了帳篷，
攤開了厚厚的租谷簿，
眼睛很慈和地看微笑
一邊用手指撥著算盤
一邊用低微的聲音
督促我注意弟妹們的前途。
但是，他終於激怒了--
皺著眉頭，牙齒咬著下唇，
顯出很痛心的樣子，
手指節猛擊著桌子，
他憤恨他兒子的淡漠的態度，
--把自己的家庭，
當作旅行休息的客棧；
用看穢物的眼光，
看祖上的遺產。
為了從廢墟中救起自己，
為了追求一個至善的理想，
我又離開了我的村莊，
即使我的腳踵淋著鮮血，
我也不會停止前進．．．．．．
我的父親已死了，
他是犯了鼓脹病而死的；
從此他再也不會怨我，
我還能說什麼呢？
他是一個最平庸的人；
因為膽怯而能安分守己，
在最動蕩的時代里，
度過了最平靜的一生，
像無數的中國地主一樣：
中庸，保守，吝嗇，自滿，
把那窮僻的小村莊，
當作永世不變的王國；
從他的祖先接受遺產，
又把這遺產留給他的子孫，
不曾減少，也不增加！
就是這樣--
這就是為什麼我要可憐他的地方。
如今我的父親，
已安靜地躺在泥土裡在他出殯的時候，
我沒有為他舉過魂幡
也沒有不服穿過粗麻布的衣裳；
我正帶著嘶啞的歌聲，
奔走在解放戰爭和煙火里．．．．．．
母親來信囑咐我的去，
要我為家庭處理善後，
我不願意埋葬我自己，
殘忍地違背了她的願望，
感激戰爭給我的鼓舞，
我走上和家鄉相反的方向--
因為我，自從我知道了
在這世界上有更好的理想，
我要效忠的不是我自己的家，
而是那屬於萬人的
一個神聖的信仰。
一九四一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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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青,地主的儿子
家乡的味道 作者：铁凝
小时候只知道待在家乡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她总能使不成样的哭脸变成一副可爱的笑脸；她总能使一颗跳动不安的心渐渐地平静下来。家乡有一种神秘的色彩，而那时的我对她的了解仿佛披上了一层面纱——朦胧而清淡。
对于一个追逐世俗的人来说，家乡只是一块不值钱的土地。她没有城市的一小块地那么值钱，但对于我，家乡则是一块藏着金矿的沃土。她让我懂得一个人的价值、生命的真正内涵。
最喜欢在春天时躺在翠绿的草地上，那里充满着草的芬芳。那是家乡的体味，让我留念与陶醉。在这时到处都是放牲口的孩子，看他们的表情，准是被这芬芳给乐坏了。这让我想起许多草的珍贵。如薰衣草可用来装饰，车前草可以做药，这些草早已被药农视为掌上明珠。
虽然家乡的草没有沁人心脾的香味也无他用之处，但那种淡淡的香使你觉得仿佛与自然融为一体了。所以每当春天时我都要在草的怀里躺一会儿——那是一种享受。
蔚蓝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它有水一样的清澈却不乏色彩之美，没有红那样让人眼花缭乱，它是一种饱览沧桑的色彩。当你睁大眼睛注视着它时，你会感到一种伟大并几分崇敬之情溶于你的血液。所以每当仰望家乡的天空时，这种激情燃烧了我。在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几件或许多件事让其充满激情。如未上学的你对书本的渴望、青春期的你对异性的渴求、青年的你对理想的追逐等这些，曾让你付出许多精力与时间，但当激情之后又是怎样的生活？就像老年人一样，渐渐被时间磨去了壮志的棱角，没有了太多的激情，只有回忆已去的往事。我正年轻，喜欢家乡那种激情，我不想看到我将激情丢失时是怎样的痛苦，所以我加倍地努力，去捕捉时间的馈赠。
时间可以使一棵小树长成参天大树。瞧，东边的小树已蔚然成林了，还不时有燕雀的叫声，这给家乡添了一些生气。那翠绿的树叶尽情地欢唱，引起我无尽的遐想。我想几十年之后家乡便笼罩在一片翠绿之中了。我们又能歌颂大自然的美、领略大自然的风光了。那时人们就真的会去珍惜这些，而不去做违背自然的丑事了。
微风唤醒了沉睡的种子，往日的喧哗也已经被宁静所代替。每次进入树林都是令人回味无穷的感觉。鸟语花香的日子赶快回来吧。
故乡哺育了我，故乡的变迁牵着我的心。愿故乡慢慢地沉睡在寂静的夜空下，不要被时间所吞噬。
踏遍街巷,步步诗
如果你来到西安，每到一个地方，或者一条街巷，哪里都留有唐诗。你可以吟诗寻路，也可以走街吟诗，没有一座城市能像古代长安一样，遍地尽是名家诗。
你想去朱雀街，那你就沿着古长安的中轴线 向南走，这是唐朝皇帝往城南祭天所走的一条街道。韩愈在他的诗里写道，“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古代的天街就是朱雀街。今日，走在朱雀大街上，在种满梧桐的道路两旁，盛唐时期遗留的蛛丝马迹依然会在不经意间轻轻跳出，在你耳旁低语着那个伟大帝国的繁华与强盛，让人由衷的感受到了 大西安千年古都的独特魅力所在。
有一条路叫子午大道。子午大道就是端南正北的一条路。古代子午道是通向四川的大道，现在的子午大道就通向秦岭的子午峪。唐朝杨贵妃吃得南方荔枝就是从这条路上送过来，历史上把子午道叫“荔枝路”。杜牧写了一首诗“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出了西安的北门，就是未央路。王昌龄的诗写道:”昨夜风开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轮高。平阳歌舞新承宠，帘外春寒赐锦袍。”因未央宫而得名的未央路，是西安北郊最繁华的街道，两边高楼林立，灯火辉煌，是真正的夜未央。
乐游原是唐代长安城内地势最高的地方，汉宣帝立乐游庙。李商隐最著名的《乐游原》就是这里，“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白在他的《忆秦娥》中也写到”“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灞桥在唐代多为送别的地方，唐代送别会送对方柳枝，柳有留的音，又称灞桥折柳。”杨柳含烟灞岸春，年年攀折为行人。”李白诗曰：“年年柳色，灞陵伤别”；李贺诗曰：“灞水楼船渡,营门细柳开”。古桥，曾引起多少文人的咏叹；垂柳，又让多少迁客为之流泪断肠；日夜东流的灞水，又饱含了多少离情别绪！
在西安城北郊，有一个感业寺。武媚娘在感业寺度过两年晨钟暮鼓、青灯古佛、远离尘世、面壁修佛的比丘尼生活。 她写了一首《如意娘》“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这首诗道出了武媚娘的心意:那就是她心绪纷乱，精神恍惚，把红的都看成绿的了。武媚娘说，为什么我如此憔悴呢?就是因为整天想着你。如果你不相信我每天因为思念而默默落泪的话，那就打开箱子看看我的石榴红裙吧，那上面可是洒满了我斑驳的泪迹呢。
一座西安城，半部全唐诗。古长安有无数文人骚客以文会友，或者对酒当歌，留下了一片片脍炙人口的唐诗，千古传颂。而今的西安，是一座不折不扣的诗歌之城。走在这千年古都的街巷阡陌，或诗情画意，或历史浮现，长安与西安就这样巧妙的重合在一起，浸透出满城的浓烈诗韵，让人有了千年的不绝回味。
艾青詩選-春姑娘
春姑娘來了——
你們誰知道，
她是怎麼來的？
我知道！
我知道！
她是南方來的，
前幾天到這裏，
這個好消息，
是燕子告訴我的。
你們誰看見過，
她長的什麼樣子？
我知道！
我知道！
她是一個小姑娘，
長得比我還漂亮，
兩隻眼睛水汪汪，
一條辮子這麼長！
她赤著兩隻腳，
褲管挽在膝蓋上；
在她的手臂上，
掛著一個大胆柳筐。
她渡過了河水
在沙灘上慢慢走，
她低著頭輕輕地唱，
那聲音像河水在流……
看見她的樣子，
誰也會高興；
聽見她的歌聲，
誰也會快樂。
在她的大柳筐里，
裝滿了許多東西——
紅的花，綠的草，
還有金色的種子。
她把花掛在樹上，
又把草鋪在地上；
把種子撒在田裡，
讓它們長出了綠秧
她在田壠上走過，
母牛仰著頭看著，
小牛犢蹦跳著，
大羊羔咩咩地叫著……
她來到村子里，
家家戶戶都高興，
一個個果子園，
都打開門來歡迎；
那些水池子，
擦得亮亮的；
春姑娘走過時，
還照一照鏡子。
各種各樣的鳥，
唱出各種各樣的歌，
每一隻鳥都說：
「我的心裏真快樂！」
各種各樣的鳥，
唱出各種各樣的歌，
每一隻鳥都說：
「我的心裏真快樂！」
只有那些鴨子，
不會飛也不會唱歌，
它們獃獃地站著，
拍著翅膀大笑著……
它們說：「春姑娘，
我們等你好久了！
你來了就好了！
我們不會唱歌，哈哈哈……」
大堰河——我的保姆
作者：艾青
大堰河，是我的保姆。
她的名字就是生她的村莊的名字，
她是童養媳，
大堰河，是我的保姆。
我是地主的兒子；
也是吃了大堰河的奶而長大了的
大堰河的兒子。
大堰河以養育我而養育她的家，
而我，是吃了你的奶而被養育了的，
大堰河啊，我的保姆。
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
你的被雪壓著的草蓋的墳墓，
你的關閉了的故居檐頭的枯死的瓦菲，
你的被典押了的一丈平方的園地，
你的門前的長了青苔的石椅，
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
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懷裡，撫摸我；
在你搭好了灶火之後，
在你拍去了圍裙上的炭灰之後，
在你嘗到飯已煮熟了之後，
在你把烏黑的醬碗放到烏黑的桌子上之後，
你補好了兒子們的為山腰的荊棘扯破的衣服之後，
在你把小兒被柴刀砍傷了的手包好之後，
在你把夫兒們的襯衣上的虱子一顆顆的掐死之後，
在你拿起了今天的第一顆雞蛋之後，
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懷裡，撫摸我。
我是地主的兒子，
在我吃光了你大堰河的奶之後，
我被生我的父母領回到自己的家裡。
啊，大堰河，你為什麼要哭？
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裡的新客了！
我摸著紅漆雕花的傢具，
我摸著父母的睡床上金色的花紋，
我獃獃地看著檐頭的我不認得的「天倫敘樂」的匾，
我摸著新換上的衣服的絲的和貝殼的鈕扣，
我看著母親懷裡的不熟識的妹妹，
我坐著油漆過的安了火缽的炕凳，
我吃著碾了三番的白米的飯，
但，我是這般忸怩不安！因為我
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裡的新客了。
大堰河，為了生活，
在她流盡了她的乳液之後，
她就開始用抱過我的兩臂勞動了；
她含著笑，洗著我們的衣服，
她含著笑，提著菜籃到村邊的結冰的池塘去，
她含著笑，切著冰屑悉索的蘿蔔，
她含著笑，用手掏著豬吃的麥糟，
她含著笑，扇著燉肉的爐子的火，
她含著笑，背了團箕到廣場上去
曬好那些大豆和小麥，
大堰河，為了生活，
在她流盡了她的乳液之後，
她就用抱過我的兩臂，勞動了。
大堰河，深愛著她的乳兒；
在年節里，為了他，忙著切那冬米的糖，
為了他，常悄悄地走到村邊的她的家裡去，
為了他，走到她的身邊叫一聲「媽」，
大堰河，把他畫的大紅大綠的關雲長
貼在灶邊的牆上，
大堰河，會對她的鄰居誇口讚美她的乳兒；
大堰河曾做了一個不能對人說的夢：
在夢裡，她吃著她的乳兒的婚酒，
坐在輝煌的結綵的堂上，
而她的嬌美的媳婦親切的叫她「婆婆」
大堰河，深愛她的乳兒！
大堰河，在她的夢沒有做醒的時候已死了。
她死時，乳兒不在她的旁側，
她死時，平時打罵她的丈夫也為她流淚，
五個兒子，個個哭得很悲，
她死時，輕輕地呼著她的乳兒的名字，
大堰河，已死了，
她死時，乳兒不在她的旁側。
大堰河，含淚的去了！
同著四十幾年的人世生活的凌侮，
同著數不盡的奴隸的凄苦，
同著四塊錢的棺材和幾束稻草，
同著幾尺長方的埋棺材的土地，
同著一手把的紙錢的灰，
大堰河，她含淚的去了。
這是大堰河所不知道的：
她的醉酒的丈夫已死去，
大兒做了土匪，
第二個死在炮火的煙里，
第三，第四，第五
而我，我是在寫著給予這不公道的世界的咒語。
當我經了長長的飄泊回到故土時，
在山腰裡，田野上，
兄弟們碰見時，是比六七年前更要親密！
這，這是為你，靜靜的睡著的大堰河
所不知道的啊！
大堰河，今天你的乳兒是在獄里，
寫著一首呈給你的讚美詩，
呈給你黃土下紫色的靈魂，
呈給你擁抱過我的直伸著的手，
呈給你吻過我的唇，
呈給你泥黑的溫柔的臉顏，
呈給你養育了我的乳|房，
呈給你的兒子們，我的兄弟們，
呈給大地上一切的，
我的大堰河般的保姆和她們的兒子，
呈給愛我如愛她自己的兒子般的大堰河。
大堰河，我是吃了你的奶而長大了的
你的兒子
我敬你
愛你
Saturday, 20 June 2026
周恩来与文革中的中央专案组
在文革中发生过许多令人发指的暴力迫害事件。如果目光仅仅停留在各种群众组织举行的规模宏大的批斗大会，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这些比起现在仍然不被外人所熟悉的中央专案组（亦称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或中央专案小组）所实施的法西斯行为，都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中央专案组不仅令人谈虎色变，而且其具体的操作更是罕为人知，中央专案组的结构和作为迄今难于见诸公开出版物。杨成武的回忆揭开冰山一角，领导杨成武搞专案的是周恩来。实际上，整个中央专案组的实际领导者就是周恩来，连康生、江青等都是其手下工作人员。整个专案组的材料最后审批以及在报告毛泽东之前都要经过周恩来之手，材料的真假不是关键问题，关键是能否迎合组织的要求和毛泽东的要求。无论早期的彭德怀专案还是文革期间的刘少奇、贺龙等专案，都是依据中央专案组所提供的材料定性的。
中央专案组的发端与演变
中央专案组和中央文革小组不同，中央文革小组的活动和意见可以在媒体上显著报道，而同样是1966年5月在政治局会议上成立的中央专案组却是秘密的，这个名字从未出现在媒体上。但是，在它存在的13年时间里，它行使的权力不仅远远大于一度存在过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也远远大于中央的公、检、法机构。它的成员在文化大革命中拥有的特权相当于列宁的"契卡"和希特勒的"盖世太保"。如果说中央文革小组是文化大革命中煽起动乱的第一个环节，那么，中央专案组则是最后一个环节，它负责为中央文革小组发起的行动作最后的定案。
中央专案组发端于专案审查委员会，而专案审查委员会来源于文革之初成立的一个处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临时机构。在刘少奇主持的1966年的5月20号左右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会议决定成立对彭（真）、陆（定一）、杨（尚昆）和田（家英）的审查小组（王力称之为四个人谈话委员会），罗瑞卿由军委处理，同时决定由周恩来总负责并且直接担任专案委员会下的彭真专案组的组长。中央的专案审查委员会和军委的审查工作都是由周恩来做统一布置，例如召开专案会议等等。其他各个小组的情况是：陈伯达负责陆定一专案，康生负责杨尚昆专案，安子文负责田家英专案。陈伯达主管的陆定一专案后来转给陶铸继而是谢富治接手。田家英自杀后，在这个临时小组基础上成立了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的专案审查委员会（实际是向毛泽东负责），下设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个组，专案审查委员会的主任是邓小平。上述两位作者都认为，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邓小平交班于康生，但是都认为，在整个文革期间〔除周恩来病重期间和去世之后〕，负责中央专案组的是周恩来，并且由周恩来直接对毛泽东负责。）随着文革的深入，此专案机构不仅对所谓的"四大家族"——彭罗陆杨调查，而且对其他的众多人员做调查。随着斗争的深入开展，专案委员会更名为中央专案组，而且制度化，变成一个半永久性的机构。揪出、批斗、逮捕、关押都是由中央专案组作出决定。
自1967年2月起，中央专案组的成员同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相差无几。中央专案组和中央文革小组不是一个组织，虽然名义上都是直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人员组成上基本上也是同一套班子，二者实际上都是直接对毛泽东个人负责。但是中央文革小组是公开的，而中央专案组是秘密的，而后者直接掌握超过国家公检法的权力，负责决定整人、揪斗、隔离、逮捕等等，超越于党章和宪法，凌驾于党组织和政法机构之上。最重要的是，中央专案组和中央文革小组从起源、发展至结束都是不同的。
文革期间，中央专案组同国务院一样成为常设组织。中央专案组的具体工作是由谢富治和汪东兴负责，但是康生、江青觉得需要加强专案组骨干力量。在林彪主持的常委扩大会上，决定从部队调人进入专案组工作，于是大量军队人员被调入，包含李德生等人。最后专案组工作人员多达数千人，其中一度有789位来自解放军的官员，126位解放军军官担任专案委员会下属的专案小组正副组长。
在1967年的秋天，中央专案组极度扩张，调查的案子数量大大增加，由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负责的"罗瑞卿专案组"就已经分成了至少三个小组，处理所有与罗有牵连的案子。毛泽东和周恩来下令中央专案组分成两个办公室，就是后来俗称的"一办"和"二办"。"一办"由汪东兴负责（即任主任），下属多个专案组：例如彭真专案组、陆定一专案组、安子文专案组、胡耀邦专案组、李维汉专案组等，以及后来成立的刘少奇专案组、王光美专案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专案组、陶铸专案组等，此专案组主要负责对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的负责人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党政负责人的专案审查。"二办"和中央军委挂钩，由杨成武负责，杨成武倒台后由黄永胜负责，主要负责军队内部系统的高级将领的专案审查。例如彭德怀专案、罗瑞卿专案以及后来成立的贺龙专案等。
以贺龙专案组为例，称其为主案祖，下面设17个分案组，计有：总参的"王尚荣专案组"、"雷英夫专案组"、总政的"金如柏专案组"、"李贞专案组"、装甲兵的"许光达专案组"、通信兵的"陈鹤桥专案组"、"樊哲样专案组"、工程兵的"谭友林专案组"、北京军区的"廖汉生专案组"、成都军区的"黄新廷专案组"、"郭林样专案组"、武汉军区的"杨秀山专案组"、新疆军区的"张仲翰专案组"、空军的"成钧专案组"、"向黑续专案组"、国家体委的"荣高棠专案组"等。
1968年，"三办"成立，主要负责公检法系统领导干部的专案，三办的主任是谢富治。但是"三办"开始成立的直接目的却是调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三办"后来也处理许多其他的案子，例如"抓叛徒专案组"。其中最出名的可能是"中国（马列主义）共产党案"，涉案的一个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在拷打下招认存在一个由朱德领导的中共的秘密"影子"，与国民党、与苏共、与蒙古共产党有联系。还有康生的姨妹兼情人苏枚的"谋杀案（法医的证据认为是自杀），此案导致99人遭迫害，其中9人入狱，23人被软禁，3人被逼疯，2人死于审讯者之手。
文革期间，为中央专案组服务，成为许多党、政、军机关的重点任务。1967年10月，中央专案组下又成立了一个专门的中央敌伪档案清查组，而且在北京以外的18个城市由常设的分支专门就嫌疑人的政治历史提供信息。1968年8月，谢富治下令清理公安部的全部档案，为此解放军抽调了700多人，花了18个月的时间才完成这项工作。
中央政治局曾一度考虑撤销中央专案组，就像九大以后撤销中央文革小组一样，但是中央专案组变得太有用处而无法轻易撤销。1970年，它又负责"审查"陈伯达的专案，一年后又有了林彪专案。1975年，中央曾经设想尽快结束专案，中央专案一办、三办和"五一六"专案组随即撤销。但是最终撤销中央专案组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这一决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的最后一项任务是为毛以后的领导人处理"四人帮"专案。
周恩来是中央专案组的实际负责人
周恩来虽然不是中央专案组的正式成员，但却主持其工作会议，参与其所有的立案调查活动，给予指示，批阅下面调查小组所提出的报告，并报告毛泽东。但是对外界来说，周恩来同中央专案组的关系并不明朗。但是在很多回忆录中，仍然不免露出些蛛丝马迹。李锐曾经这样回忆：1967年8月间，北京专案组的几个人，持中央办公厅和公安部的介绍信来，要我交代同胡乔木、吴冷西和田家英的关系，特别是在庐山时的情况，并说专案组长是周恩来。曾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武光回忆说：专案组的人员告诉他，武光专案组是在周恩来和康生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的。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邓小平受到批判，无法继续工作，邓小平把工作移交给康生，但是王力在《王力反思录》中引述戚本禹的话表明，专案组的会议是周恩来主持的。实际上，此专案委员会及以后的中央专案组，都是由周恩来主持其日常工作并直接向毛泽东负责。实际上，决定成立什么专案组、由谁分管、选派专案组工作人员，均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由周恩来亲自提出，经大家讨论同意，再由周恩来签名报毛泽东、林彪批准。
例如在1967年10月8日，一张署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的传单引起了中央高层的深切关注。传单批评了毛泽东、林彪等，唯一对周恩来提出了表扬。周恩来接到此传单后立即转交给毛泽东。10月10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研究传单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决定由周恩来负责组织破案。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并指定陈伯达负责，谢富治和吴法宪参加。
由于中央专案组的极度扩张，从部队抽调了一大批人员充实到专案组工作。所有的抽调人员在北京集合后，由周恩来带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召集开会，说明任务的重要性，并布置工作。周恩来每隔半个月就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主持召开一次专案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由每个专案组依次汇报工作。
为了配合中央专案组的工作，1967年春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组长的干部专案组，副组长是陈伯达，成员有江青、康生、谢富治、汪东兴等人。下属一个专案审查办公室，由谢富治任主任，汪东兴、戚本禹、严佑民、肖孟任副主任。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则由严、肖二人负责。
对于中央专案组的工作，周恩来规定甚严。凡上送的文件、材料，一定要写上"已阅"、"请周总理批示"，签上自己的名字，才予以发出。在中央专案组内部，对有关专案的材料，不论是下属各组上报的，还是中央专案小组成员及其办公室转来的，都要及时传递。至于怎么传送及传送范围，都有严格规定，不允许个人擅自处理、扣压。
对于调查工作中需要查阅档案等事情，也要由周恩来最后批准。有当事人回忆：1968年6月8日，呈送了上任后的第一份报告：
永胜、法宪、叶群、作鹏同志：
为全面审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邓小平的历史，需向中组部借阅邓的档案。
是否可以，请批示！
黄永胜阅后划了个圈，在报告的天头批："呈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批示。"
陈、江、康等均划圈同意。五天后报告从周恩来办公室批转回来，右下角几行饱满的钢笔字："同意。但目前在江青处，过几天后再办。周恩来。六月二十三日。"由此可以断定，吴法宪在其回忆录中关于黄永胜对彭德怀专案的报告是同意上报而非同意该审查的结论的说法是正确的。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多达88位中央委员因为"叛徒"或者"特务"等罪名被中央专案组立案调查。每个专案组下设很多分组，这些小组曾经一度调查过1262位主要案犯和数目不详的相关案犯。把这些罪行统统都扣在康生的头上是不公正的。1968年9月24日，为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周恩来专门召开中央专案组会议。贺龙在这次会议上被定性为"历史上搞叛变"、"现行中搞政变"的人物，许光达则是"反革命政变的黑干将"。对于所有中央专案组的专案对象的定性都是在这次会议上最后敲定。对于周恩来的工作成就，林彪在十二中全会上专门提出表扬："专案的问题除文革的几个同志以外，总理也是参加了的，也是领导的，是他们这些同志，专案小组的全体同志的努力，剥开了这个画皮，使我们看出，照妖镜把这些牛鬼蛇神照出来了。"
在"九一三"之后，中央专案组重组，在1971年10月3号发出通知，成立由周恩来负责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专案组。而受到林彪事件牵连的众多人员锒铛入狱，并无实质性的犯罪行为，当然这都是周恩来主持的"林陈反党集团"专案组的"杰作"和"功劳"。
根据毛泽东决定尽快结束专案审查的意见，1975年2月底至3月初，卧病在床的周恩来两次约纪登奎、吴德、华国锋谈话，尽快结束专案审查。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被关押受审查者予以释放。许多官方文章对于周恩来在文革后期指示解放了许多被专案组审查的老干部一事津津乐道，也有的拿出对周恩来有利的只言片语作为证据，例如《周恩来年谱》记录周恩来在1967年5月19日就专案组工作指示：要谨慎，要有证据，要有人证物证。然而这种证据所能证明的只是周恩来在中央专案组的地位。后期的干部解放即使是周恩来的功劳，那么周恩来也应当为专案组的倒行逆施负责！审查所谓"林彪集团"的专案审查是由周恩来总负责，同样，审查刘少奇等革命元勋的工作也是由周恩来负责的。
在整个文革时期，整个专案组（包含中央和地方各层）调查过大约200万个各级干部。仅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和地方副省长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即占总人数的75％左右。在审查中，滥用专政手段，大搞逼供信，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加上受牵连的亲属和有各种社会联系的人，全国被株连的群众达1亿人。
长期以来，周恩来被认为是"大树参天护英华"，和康生、江青等"迫害狂"极力打倒老干部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现在的材料表明，中央专案组是对党政干部进行迫害的主要法西斯机关。整个专案组都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的，他领导和参与了"解放"一部分老干部的工作，当然也参与了所谓"康生和江青的迫害活动"。不可否认，康生和江青有私欲的一面，但是周恩来对"五一六"的穷追不舍，不也是出于私欲吗？更主要的方面则是，康生、江青、周恩来等人实际上是一个共同战斗的团体，都在为中央（很大程度上就是为毛本人或者为毛的路线）工作，要对中央专案组所犯下的包括审讯、调查、逮捕和实施众多法西斯行为共同承担责任。所有提交给毛泽东的要求立案调查的人员名单，都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专案组会议上预先讨论通过，也包含了周恩来对于众多专案组所提交报告的评语以及专案组所讨论通过的结论，这些评语和结论无一不是令人发指、怵目惊心。如果将周恩来在毛泽东指示下所保护的部分人的工作同其领导下的整个中央专案组所迫害的老干部对比，周恩来的保护无疑是黯然失色，微不足道的。
实际上，任何专案组的专案对象，群众组织提出批斗，都必须由周恩来批准。周恩来对谭震林在"二月逆流"之前一直是保护有加。但是"二月逆流"之后，不少群众组织提出"炮轰谭震林"，首先是3月14日，周恩来的联络员董枫在财贸联络委员会上传达了周恩来的意见：谭震林的问题同志们认为要搞就搞，由大家定。5月份，农林口的造反派提出要批斗谭震林。6月13日，周恩来指示可以批斗谭震林。蒯大富被采访时就陈述当年他们提出批斗王光美后，先后请示戚本禹、江青、周恩来的过程，最后由周恩来通知他，中央批准这次批斗，并用周的专车送王光美到清华接受批斗。
周恩来在文革中多次诬陷薄一波是叛徒。不过，在薄一波因长期"监护"身体衰弱、危及生命时，周恩来指示将他送进医院保护起来，救了他一命。以至后来薄一波说，如果没有周的关怀，他也许早已被迫害死了。知情人讲述，文革中被打倒的将帅能否入医院治疗，甚至是否可以开刀，都要经周亲自批示。知情人亦讲述了陈毅在治疗上的失误应由周恩来负责。可以说，相对于薄一波的幸运，周恩来制造了更多的不幸。
红卫兵、造反派是周恩来抓叛徒的"铁拳头"
在调查的过程中，周恩来直接授权于红卫兵可以进行调查取证，为其所主管的中央专案组服务。除此之外，周恩来对红卫兵的行动给以高度评价，例如周恩来对于学生搞出安子文是黑帮的材料和瞿秋白是叛徒的证据就大为赞赏。而红卫兵也在报纸上举出证据来表明周恩来对他们的支持，并多次向周恩来致谢。天津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说："（1967）一月中旬，我们再次写了《关于搞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请示和报告》送给周总理、谢副总理和中央文革，同时又交给戚本禹同志一部分材料。其后，周总理及戚本禹同志和其他中央首长给予我们极大的关怀，并不断给作重要指示。当总理知道我们过去上报的材料被大叛徒陶铸等坏蛋扣压了的时候，中央文革、国务院联合接待站和总理值班室转达了总理的指示：'总理叫你们把材料交来。'"知情人讲述南开大学红卫兵组织"八一八"还写信给周恩来要求得到指导，周恩来则写回信表示大力支持和指点。
全国到处掀起的"揪叛徒"之风很难说与周恩来的这种鼓动和支持没有关系。由群众组织任意推倒中共组织对在白区工作过、被捕过的干部作出的正确结论，重新审查，甚至刑讯逼供。而对于这种"揪叛徒"之风，现在都归到康生一个人头上。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聂元梓在其回忆录中专门写了一小节来描述"周总理关于'揪叛徒'的批示"。聂元梓说："还有，我们参与揪叛徒，也是需要澄清的一件事。现在是只说，北大揪叛徒是因为康生写了条子，是受康生指示；其实呢，康生的条子我不知道（笔者注：此说法与聂元梓在同一书另一处所写的有矛盾），我们是有周总理的批示，周总理同意我们就有关叛徒线索进行调查活动。"
对此，周恩来的态度不是一般的欣赏。周恩来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将查出一批叛徒，这是小将们的功劳，这是很大的收获，我们向红卫兵小将学习。"
在第一次揪彭德怀未果之后，周恩来直接指示红卫兵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
在外交部，周恩来指示：要结合批判刘少奇，把外交部干部的历史问题查清。根据此指示，外交部造反派联络站成立了一个红色尖兵四连（简称"红四连"），专门负责抓叛徒。干部司的审干处配合了此项工作，把其掌握的干部材料提供给"红四连"开展抓叛徒的运动。1967年9月，外交部原副部长章汉夫就被当作叛徒被拘捕审查。
专案组的证据与周恩来的指导
专案组的调查取证和定性是根据当时的需求，特别是可以随意更改。例如蒋南翔在文革之初所犯的罪行就有反对刘少奇的工作，而周恩来在1970年11月1号谈蒋南翔问题的时候又明确表示蒋南翔在文革前是极力吹捧刘少奇。周恩来在"七二○"事件之后为了表示对王力的特殊照顾和欢迎，特意告知早到北京上空的王力乘坐的专机盘旋以待周恩来专机先行降落，然后在机场组织欢迎王力的仪式，一如迎接英雄凯旋，但是后来周恩来却表示王力是国民党，他妻子是叛徒，而且扣上"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头子的罪名。
中央专案组报告给毛泽东的材料是经过剪辑和精心选编的，作为负责向毛泽东汇报专案工作的周恩来，无疑是非常清楚这些材料的不真实性的。周恩来对下面专案组如何搜集证据和如何审讯应是知之甚详的，因为每天专案组都把他们如何搜集证据等做成《动态情况反映》简报报给周恩来等领导人。这些有众多疑点而且是通过严刑拷打得来的供词和证据，是不可以作为法律上的证据的，但是周恩来对此熟视无睹。例如在刘少奇专案中，面对如此破绽百出的所谓刘少奇历史问题罪证材料，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传》却如此为周恩来开脱，说他"不清楚江青一伙有意制造伪证，不掌握真实情况而最终相信了专案组的报告"。按这样的写法，周恩来的判断力也未免太低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陈伯达专案组给出的有关陈伯达罪行材料的证明，当时仅为一个普通工人的陈晓农（陈伯达之子）都看出其材料是经不起推敲的，何况周恩来！作为一度是毛泽东上级的周恩来，在"反反冒进"之后再也没有在毛泽东面前直起过那根脊梁骨，对于毛要打倒的人，他总是可以递上让毛满意的材料的。
高默波对此质疑评论道："周恩来在文革中是各个专案组，包括刘少奇专案组的总负责人。刘是在'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下被开除出党的。从现在的观点来看，这些罪名是可笑的。可在那个时候，问题不那么简单。刘少奇专案组花了很多时间和人力去收集指控刘少奇的证据。作为所有专案组的总负责人，对刘少奇调查的结论得先通过周恩来的批准才能报送毛泽东作最后首肯。据王年一说，送给毛泽东看的只有证明刘少奇有罪的'人证物证'，而证明刘少奇没有罪的人证和物证却没有送给毛泽东看。为什么没送呢？周恩来不知道吗？如果周恩来知道有反证材料而不送，那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周恩来相信刘少奇真犯了这些罪。另一种可能是，他不相信，但是他觉得毛泽东或是江青要栽赃刘少奇，他必须照毛泽东或是江青的意图做。否则的话，周恩来可以有很多办法来保护刘少奇。他可以把反证材料送给毛泽东。他也可以要求在专案组人员提出更可信的证据以前不下结论。他甚至可以用手续不全，证据不充份或方法不对头为由把刘的专案调查停下来。他也可以直接跟毛说，刘少奇有路线错误可以打倒，但说他是叛徒，内奸和工贼是捏造。如果周恩来这么做，他当然有冒犯毛泽东的危险。但不论从良心上来说还是从中共的利益来说这个风险都是应该冒的。"
周恩来还把成立专案权下放给造反派。1967年1月份夺权兴起之后，周恩来曾经这样说："黑材料要集中起来，搞个目录，以后集中烧毁。处理材料问题还没有一个好的典型，为黑材料争论不休，费了不少精力。造反派在夺权以后，可以找几个人成立专案处理，处理材料是极其复杂的，黑材料一定要封存起来，中央决定嘛！现在夺权中大的事情很多，不要陷入到这里边去，否则就成了文牍主义了，只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价值的材料才拿出来。不钻在材料里把大方向转移了。毛主席过去受打击，现在事情都清楚，至于过去，谁说了什么话，谁搞了什么材料，主席才不管这些呢！大家不要陷在片纸只字中，妨碍了大方向。虽然也不是不重要，弄几个人搞专案，不要都陷在这里，档案不可没有，不可太多。"周恩来此言为造反派搞专案提供了依据。周恩来在谈及卫生部孙正专案的时候，指出：（1）孙正专案组的报告，要罪状定实，不定实就不行，不落实就不行。罪状的落实主要是看情节，例如叫嚷"无产阶级司令部也可以炮打"，抓住这句话就可以斗他。（2）定案，要说得准，很清楚。要稳准狠。刘少奇不过只抓了他三件大事。
周恩来所说的三件大事，就是指"叛徒"、"内奸"、"工贼"这三顶帽子。单是一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不够给刘少奇定罪的，因此要能够满足毛泽东彻底打倒刘少奇的愿望，周恩来主持的中央专案组（同时周恩来也是刘少奇专案组组长）不得不另行谋策并最终炮制出证据。依靠这些证据，1968年10月，题名"刘少奇在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被捕叛变、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的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通过中发〔68〕152号、中发〔68〕155号文件，下达全党、全国。同时发布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说："这个报告以充分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周恩来在1969年"九大"期间以摧毁"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来证明文革"是完全必要的"。周恩来说："如果不是毛主席亲自倡导，并发动群众进行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就不能摧毁，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就会像毛主席很早就指出的那样，'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官方强调周恩来内心是不同意的、痛苦的，其妻子强调他是为了服从大局。这些说法都无法为周恩来洗脱罪名。周恩来的内心无人知道，但是客观的所作所为都已经被历史无情地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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