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大富的一生是一部极其剧烈、起伏跌宕的政治与人生折子戏。作为“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红卫兵造反派的“五大领袖”之首（外号“蒯司令”），他在极短的时间内被推上了政治权力的巅峰，又在转瞬间跌入深渊，经历了长达17年的牢狱之灾。晚年，他回归平凡，投身商海。
他的生命轨迹可以清晰地划分为四个阶段：
1. 少年得志与清华岁月（1945—1966）
1945年9月，蒯大富出生于江苏省滨海县一个革命家庭，父母皆为老党员。他自幼聪明好学，成绩优异。 1962年，他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在那个极为看重政治表现与阶级出身的年代，由于根正苗红且口才雄辩，他在学校里十分活跃，如果没有后来的动荡，他原本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或技术干部。
2. 政治巅峰与“蒯司令”时代（1966—1968）
1966年“文革”爆发，清华大学成为运动的风暴眼之一：
反工作组声名大噪： 1966年6月，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进驻清华指导运动。蒯大富率先公开反对工作组，认为他们压制了群众。随后他遭到工作组的残酷批斗，被开除团籍并关押、绝食抗议。
中央文革的“政治红人”： 同年7月底，毛泽东回到北京并批评了工作组，蒯大富一夜之间获得“平反”，并受到周恩来、康生、江青等人的接见。他随即组建了著名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并担任总负责人，成为了轰动全国的“蒯司令”。
权力顶峰： 1967年，在中央文革的授意或指派下，他参与了上海的“一月夺权风暴”，率先批判“二月逆流”，并策划了在清华大学万人大会上批斗王光美等历史事件。1967年4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年仅22岁的蒯大富当上了北京市革委会常委、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风头无两。
清华“百日大武斗”： 1968年，清华大学内部造反派分裂为“团派”（蒯大富部）和“414派”，双方爆发了长达数月的真枪实弹惨烈武斗，造成多人死伤。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进驻清华强行制止武斗，蒯大富指挥部下开枪抵抗，造成工宣队5人死亡，数百人受伤。
迅速失宠：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中南海紧急召见包括蒯大富在内的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严厉批评了清华的武斗行为。随后，红卫兵运动走向终结，蒯大富也从权力的巅峰坠落。
3. 审查、判刑与铁窗生涯（1968—1987）
1968年12月，蒯大富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冶金部三〇四厂）任技术员，实际带有下放性质。
隔离审查： 1970年11月，他被以清查“五一六”名义押回清华大学接受隔离审查。1973年审查结束后，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监督劳动。
锒铛入狱： 1978年4月，随着“文革”彻底被否定，蒯大富被北京市公安局正式逮捕。
法庭审判： 1983年，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对蒯大富提起公诉。他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因清华武斗致死人命）和诬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他先后在北京秦城监狱和青海塘格木农场服刑。
4. 刑满下海与晚年生活（1987—至今）
1987年10月31日，蒯大富刑满释放（刑期从1970年隔离审查算起）。
重回企业与成家： 释刑后，他先回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工作。并在那里结识了妻子罗晓波，两人成家立业，育有一女。
商海弄潮： 1992年，随着中国邓小平南方谈话引发的市场经济大潮，蒯大富在妻子的鼓励下决定跳出体制“下海”。他先后去过山东蓬莱任工程师，也曾短暂受聘于北京的街道企业（后因其敏感身份惊动高层，被迫离开）。
定居深圳： 1990年代中后期，蒯大富来到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在一家照明工程公司任总经理。凭借着他当年的清华校友网络以及自身的聪明才智、社会阅历，他在商界颇有斩获，完成了从政治狂热者到“体制外”企业家的转变。
晚年的蒯大富基本淡出了公众视野，在深圳低调生活。虽然他的名字作为“文革”那个特殊时代的符号被载入历史，但他个人在经历了政治“过山车”般的惊涛骇浪后，最终在市场经济和平凡的家庭生活中找到了人生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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