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上最不可思议的自然奇观

 

Dragon Blade(不错的片子）

 

中文互联网上最大谜团：粉丝过亿，却一夜消失

-李子柒,牛啊

蔚蓝之境

 

欣赏一下beauty

 

漫步千年古城街巷 細品安慶道地珍饈

 

陈景润-勇攀科学高峰的数学先驱

 

陈景润（1933——1996年），福建福州人，系新中国第一代数学家，中国科学院原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学部委员，是哥德巴赫猜想研究领域的先驱者。他在逆境中坚持学术探索、在困境中追求科学真理，用一生的执着与坚守，诠释了科学精神的真谛，也彰显了中国科学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学术自信与使命担当。

闽江畔仰望星空的追梦少年。陈景润出生于福州一清寒之家，在少年时期便展现出过人的数学天分，在中学阶段曾自学了大学丛书《微积分学》、哈佛大学讲义《高等代数引论》等。1948年他考入福州英华中学念高中，有幸遇到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航空工程教育家沈元教授。其时，沈元教授任教于清华大学，1948年返榕处理家事，因逢战事滞留福州，遂接受母校英华中学邀请，临时担任数学和物理教师。一次数学课上，他用诗意的语言讲起哥德巴赫猜想：“数学是自然科学之皇后，数论是数学之皇冠，而哥德巴赫猜想恰似皇冠上的明珠。”哥德巴赫猜想被称为近代数学三大难题之一，自1742年提出已困扰数学界近3个世纪之久。这堂课给陈景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哥德巴赫猜想之梦就此种进了他的心中。

1950年春夏之交，凭借顽强的自学精神和过人的天赋，陈景润以高中同等学力考入厦门大学数理系，次年适逢厦大数学系成立，遂转入数学系接受系统且严格的数学训练。大学期间，李文清教授在讲数论发展史时，介绍了哥德巴赫猜想等3个尚未解决的世界难题，再次激发起陈景润的兴趣。

1953年9月，因国家建设需要，陈景润被安排提前一年毕业分配工作。1955年2月，在时任厦大校长王亚南的帮助下，陈景润回到厦门大学资料研究室工作，后担任数学系助教，得以潜心钻研他所钟爱的数学。在厦大工作期间，正值空袭警报频发之时，陈景润将华罗庚的经典著作《堆垒素数论》拆成单页携带至防空洞中研读，展现出惊人的毅力。其间，他发现书中关于“塔内问题”的论证尚有不足，将自己的改进方法撰写成《塔内问题》一文，受到华罗庚赏识。1956年8月，受华罗庚推荐赴京参加全国数学论文报告会，其研究成果获学界认可。1957年，在华罗庚的推荐下，陈景润正式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

撼动世界的“陈氏定理”。调入中国科学院后，陈景润获得了更广阔的科研平台，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哥德巴赫猜想这一世界数学难题的研究中。1966年5月，于《科学通报》上宣布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中的关键命题“1+2”，即“每一个大偶数都可以表示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然而，由于整个论文长达200多页，《科学通报》上的论证仅叙述了几个引理，论证过程并未得到翔实展示，国际数学界对此存有疑虑。

面对质疑，陈景润展现出非凡的定力和科学严谨精神。随后的7年里，在既无桌椅亦无书案，只有一块兼具卧床与书桌功能的木板，面积仅6平方米的狭小宿舍空间内，陈景润忍受病痛侵扰，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夜以继日地对该证明进行反复推敲、完善和简化。1973年，他在《中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二个素数的乘积之和》，详细证明了“1+2”，论文长度从原来的200多页精简到了100页，亦改进了1966年的结果。此项近乎以生命铸就的成果，以其无懈可击的逻辑和深刻的洞见，彻底征服了国际数学界，被誉为“移动群山”的杰作。当时英国数学家哈勃斯丹和李希特合著的《筛法》正在校印阶段，他们见到陈景润的论文后，立刻在书中补加一章“陈氏定理”（Chen's Theo-rem），才将书付印。“陈氏定理”的诞生，不仅是中国数学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突破，更极大提升了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的国际地位。它将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推进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使最小素数从80推进至16，并将古老的筛法理论优化至被同行称颂的“光辉顶点”。这个定理被载入美、英、法、苏、日等国的许多论文专著，足见其影响之广泛。世界级的数学大师、美国学者阿·威尔说：“陈景润的每一项工作，都好像是在喜马拉雅山山巅上行走，每前进一步都非常困难。”高度赞誉陈景润攀登科学险峰的孤勇精神与辉煌成就。1977年初，完成论文《算术级数中的最小素数》，其研究成果至今在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领域还保持着领先地位。除了广为人知的哥德巴赫猜想外，陈景润在圆内格点问题、球内格点问题、华林问题等解析数论方面均有重要成果。

1978年1月，《人民文学》杂志刊载了徐迟的长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之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大篇幅转载了这篇文章。陈景润的事迹传遍大江南北，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点燃了无数青年投身科学事业的热情，成为解放思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时代潮流中一面耀眼的旗帜。陈景润也成为“科学的春天”最具代表性的象征人物。

名利之外的家国情怀。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即使身体状况不佳、科研工作繁忙，陈景润依然心系科普和人才培养，一次次应邀为中小学生开设讲座，以自身经历勉励青年学子：“科学探索需要决心、信心、恒心。”陈景润以超乎常人的意志，在病榻上完成了《哥德巴赫猜想》《趣味数学趣谈》《组合数学简介》《初等数论》等4部面向青少年的数学科普著作。这些著作语言通俗易懂，阐释深入浅出，成为启迪青少年数学思维、引领他们步入科学殿堂的经典读物。在证明了“1+2”后直到生命的终结，陈景润用一种与生命赛跑的态度向“1+1”这一顶峰发起进攻。住院治疗期间，他输液拒扎右手以坚持书写，直至喉咙失语、手不能握笔，还用含混语言和手势同学生探讨问题，依然表示“我不能停止工作”。

陈景润的一生，是纯粹科学家的一生，更是爱国知识分子的一生。1979年，陈景润应邀前往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讲学与访问期间，整天泡在图书馆、办公室里潜心治学，生活极其简朴。归国时，陈景润将节衣缩食积攒的7500美元全部上交国家。面对赞誉，他只有一句朴素的话语：“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这份深沉的爱国热忱，超越了一切世俗的荣华。1996年3月，他安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遗愿要将遗体捐献以作“科学事业最后的奉献”，其拳拳之心，尽显对祖国科学事业的殷切期望和无私奉献。

1999年，浩瀚星海增添了一个属于中国科学家的名字——经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将国际永久编号“7681”的小行星命名为“陈景润星”。这是首颗获得命名权的素数编号小行星，既是对陈景润永恒的纪念，也是宇宙星空中独一无二的科学丰碑。

from  https://www.cas.cn/xzfc/202507/t20250725_5077687.shtml

------------------------------------------------------------------------------------------------

陈景润的老婆由昆对他照顾有加。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9%88%E6%99%AF%E6%B6%A6/1806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B1%E6%98%86/5439453

  

家乡的味道 作者：铁凝

小时候只知道待在家乡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她总能使不成样的哭脸变成一副可爱的笑脸；她总能使一颗跳动不安的心渐渐地平静下来。家乡有一种神秘的色彩，而那时的我对她的了解仿佛披上了一层面纱——朦胧而清淡。

对于一个追逐世俗的人来说，家乡只是一块不值钱的土地。她没有城市的一小块地那么值钱，但对于我，家乡则是一块藏着金矿的沃土。她让我懂得一个人的价值、生命的真正内涵。

最喜欢在春天时躺在翠绿的草地上，那里充满着草的芬芳。那是家乡的体味，让我留念与陶醉。在这时到处都是放牲口的孩子，看他们的表情，准是被这芬芳给乐坏了。这让我想起许多草的珍贵。如薰衣草可用来装饰，车前草可以做药，这些草早已被药农视为掌上明珠。

虽然家乡的草没有沁人心脾的香味也无他用之处，但那种淡淡的香使你觉得仿佛与自然融为一体了。所以每当春天时我都要在草的怀里躺一会儿——那是一种享受。

蔚蓝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它有水一样的清澈却不乏色彩之美，没有红那样让人眼花缭乱，它是一种饱览沧桑的色彩。当你睁大眼睛注视着它时，你会感到一种伟大并几分崇敬之情溶于你的血液。所以每当仰望家乡的天空时，这种激情燃烧了我。在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几件或许多件事让其充满激情。如未上学的你对书本的渴望、青春期的你对异性的渴求、青年的你对理想的追逐等这些，曾让你付出许多精力与时间，但当激情之后又是怎样的生活？就像老年人一样，渐渐被时间磨去了壮志的棱角，没有了太多的激情，只有回忆已去的往事。我正年轻，喜欢家乡那种激情，我不想看到我将激情丢失时是怎样的痛苦，所以我加倍地努力，去捕捉时间的馈赠。

时间可以使一棵小树长成参天大树。瞧，东边的小树已蔚然成林了，还不时有燕雀的叫声，这给家乡添了一些生气。那翠绿的树叶尽情地欢唱，引起我无尽的遐想。我想几十年之后家乡便笼罩在一片翠绿之中了。我们又能歌颂大自然的美、领略大自然的风光了。那时人们就真的会去珍惜这些，而不去做违背自然的丑事了。

微风唤醒了沉睡的种子，往日的喧哗也已经被宁静所代替。每次进入树林都是令人回味无穷的感觉。鸟语花香的日子赶快回来吧。

故乡哺育了我，故乡的变迁牵着我的心。愿故乡慢慢地沉睡在寂静的夜空下，不要被时间所吞噬。

徐迟老先生那纵身一跳，照出了当年中国的荒唐

 

1970年代末，徐迟与数学家陈景润在一起。同行作家黄宗英、周明、秦牧

首聚北京畅谈写作

1977年12月28日至31日，由《人民文学》主编张光年主持，在北京东直门海运仓总参招待所，召开了一次有一百多位名作家参加的文学工作者座谈会。

出席会议的有时任文化部部长的黄镇、时任中宣部部长的张平化，郭沫若因病未能与会，写来了祝贺会议召开的亲笔信。与会的还有茅盾、周扬、夏衍、曹禺、周立波、刘白羽、林默涵、秦牧、峻青、周而复、叶君健、曹靖华、吴组缃、杜宣、曲波、韦君宜、唐弢、王愿坚、邹荻帆、雷加、逯斐、草明、蔡仪、阮章竞、金近等百多人（当时王蒙、邓友梅、从维熙、刘绍棠、李国文等作家的“右派”问题还没有改正，仍在外地，尚未回京）。

会议期间，人们传说着诗人徐迟继《地质之光》后，又多次去中关村数学所深入采访，写了一篇高瞻远瞩、激情澎湃的《哥德巴赫猜想》，已发《人民文学》1978年第一期头条，不久即将和广大读者见面。

 徐迟《哥德巴赫猜想》，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1977年12月30日那天，在周扬作了长篇发言之后，一个身穿黑色中山装的人，站起来绕过坐在前排的我，健步登上讲台。他前额宽阔，头顶稍秃，一副浓眉下，眼睛炯炯有神。这就是我心仪已久、二十二岁就出了第一本诗集《二十岁人》的诗人徐迟。他兴奋地述说着数月来涉足于自然科学领域的深切感受。他说，他先在地质、地质力学等学科里跋山涉水；后来在数学、解析数论的王国里探隐索微；还准备出门，到流体力学和热带、亚热带沟谷雨林里去踏访。他说，科学界人物峥嵘，为国争光，事迹感人。令人愤怒的是，科学和文学一样，都受到魑魅魍魉们的严重摧残，残酷迫害……他们的罪行罄竹难书，令人落泪千滴万滴，不堪回首。但是，严冬过去，春天已来，气候转暖。危机到了极点，就会发生转折，我们终于迎来了伟大的胜利……

诗人激情洋溢的发言，博得与会者热烈掌声。

两周之后，1978年第一期《人民文学》出版，《哥德巴赫猜想》与广大读者见面。紧接着《人民日报》于1978年2月17日全文转载。整个文坛、整个读书界立刻沸腾起来了。人们眉飞色舞地谈论着这篇振聋发聩之作，诉说着徐迟用形象语言描绘陈景润在抽象数学高原上艰苦攀登的华彩篇章；背诵着文中描写的数学演算的稿纸，像漫天飞舞的雪片，堆积在楼板上，足有三尺深；熟记着作者所说的高等数学演算篇页“是空谷幽兰、高寒杜鹃、老林中的人参、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人类抽象思维的牡丹……”啊，这哪里是记者采访的新闻语言，绝对是诗人的妙笔生花。

儿时徐迟（中立者）在南浔与兄弟姐妹合影

其时，徐迟已接受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的委托，和责编周明一起，深入云南西双版纳亚热带密林采访植物学家蔡希陶的重大贡献去了。除夕前后，他们钻进偏僻蛮荒的原始森林里埋头苦干。他们不知道《哥德巴赫猜想》已引起全国性轰动，诗人点起的这支数学火把，已照得华夏大地一片亮堂，人人读《猜想》之文，家家议景润之事，盛况空前。

徐迟采访完毕，写出了《生命之树常绿》，慎重送给当地领导审阅，然后和周明一起，携稿回京。坐在飞机上，徐迟惜时如金，拿出印有“人民文学”字样的稿纸，对报告文学作修改、润饰，被眼尖的空姐瞥见。她用挺惊讶的语气问：“老先生，您就是《人民文学》杂志的？”徐迟笑笑，指指旁边的周明：“他是《人民文学》的。”空姐兴奋地说：“这期《人民文学》刊登了徐迟写的《哥德巴赫猜想》，人人抢着读。我们看了非常感动，写得太好了，大家奔走相告。”周明告诉美丽的空姐：“他就是徐迟，文章是他写的。”空姐两眼放光，连忙向徐迟深深鞠躬：“老先生您辛苦了，您写得太棒啦！我代表读者谢谢您。”

回到北京，听到一片赞扬之声，徐迟反而感到羞涩、不自在，连忙躲进北大燕南园采访物理学家周培源去了。

1935年，徐迟在家乡南浔中学门前的留影

过了两个月，当徐迟和周明再去中关村看望陈景润时，发现他的生活、工作条件大为改善，已有了自己的办公室。新时期文学中最早出现的新人典型陈景润，收到了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读者来信，来信堆放在办公室地上有几麻袋之多。有一袋信件另放在屋子最里边，上面还覆盖着几份杂志。徐迟问陈景润：“那麻袋信为什么另放？”陈景润说：“那里装的都是姑娘们写来的信，有的愿意为我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有的表达了爱慕之情，有的表示要和我终身生活在一起……我担心别人看到了不好，故另放在最里边保存起来。”

徐迟对周明说：“数学家陈景润，有一颗保护女孩子的心。”

为了向即将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献礼，徐迟马不停蹄、奋笔疾书，写出了《生命之树常绿》后，又赶写了《在湍流的漩涡中》等力作。于是他成了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开拓者、领跑者。在他带领下，一批优秀报告文学作家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黄宗英在《十月》上发表了我编的、写农业科学家秦官属的《大雁情》，《人民日报》登出了陈祖芬歌颂内燃机工程师王运丰的《祖国高于一切》，理由在《新体育》上刊登了赞美击剑运动员栾菊杰的《扬眉剑出鞘》……一时云蒸霞蔚，风光无限，群雄并起，阵容齐整，开启了新时期报告文学的黄金岁月。

1936年，徐迟出版第一本诗集《二十岁人》

重聚武汉东湖之滨

1981年11月30日，我和《十月》杂志的诗歌编辑晏明同赴武汉，先去武汉军区大院暗中安慰正在挨批的《苦恋》作者白桦，下午到武昌东湖之滨拜访徐迟。

晏明是老诗人，出过《三月的夜》《北京抒情诗》《故乡的栀子花》等十多本诗集。早在1959年，他就在北京出版社编辑、出版过徐迟的评论集《诗与生活》，故他俩是亲密的文友。我们去拜访徐迟之前一星期，晏明在北京还收到他写来的信，谈及爱妻陈松得了肠癌，动手术打开一看，是良性瘤，尚未扩散，心中大慰，说今后又可重操笔墨生涯矣……

我们到徐迟家时，他正在午睡。他见到我们，喜出望外，便把我们领到书房里坐下来交谈。我趁两位诗友叙旧之际，细看靠墙立着的三个书架：一个书架上是一些旧的英文书；另一个书架上插着鲁迅作品集、散文集、诗集，还竖立着大大小小几十个硬皮笔记本——我坐在沙发上心想，这些可能是历年积累下来的采访本，会给徐迟创作提供丰富、生动的素材；引人注目的是第三个书架上摆着许多音乐书籍，有《音乐大辞典》《音乐家传记》，以及徐迟早年写作、出版的《歌剧素描》《世界著名音乐家》《音乐家和乐曲的故事》等著作。

我好奇地问徐迟：“您为什么如此热爱音乐？”徐迟告诉我：“我的故乡是太湖之滨吴兴县古镇南浔。我们那儿是鱼米之乡。南浔有小莲庄公园，有嘉业堂藏书楼，有中国最早的丝绸业。我父母亲都是老师。我父亲在家乡办过一个贫儿教养院。教养院里有个管乐队，还有钢琴，但没有弦乐。我从小在音乐声中长大，这样培养了我对音乐的喜好。1936年，上海举办一次交响音乐会。我从家乡专程赶去欣赏，会后搭车赶回浙江南浔。可见我对音乐是十分迷恋的。我特别爱听古典音乐，家里有几张留声机唱片，我想买一架落地唱机，闲来听听。”

1936年徐迟与戴望舒合影

接着他谈起了音乐评论家李凌、小提琴家马思聪。他说，李凌任中央乐团团长期间写的音乐随笔很有水平。说马思聪在“文革”中被斗得死去活来，为了保命才潜居到美国。他是爱国爱乡的音乐家。马思聪那支《思乡曲》何等邈远、幽美、曼妙，魅力无穷，堪称20世纪的经典乐曲。正如李凌所说：“马思聪不大喜欢浓墨重彩和强烈的戏剧性冲突，风格比较恬淡、素雅，有点像南国的‘夜合花’，徐徐吐出幽香。”

徐迟本质上是诗人。除《二十岁人》外，还出版过诗集《战争·和平·进步》《美丽·神奇·丰富》《共和国的歌》，上世纪50年代中期还担任过《诗刊》副主编。故两位诗友谈起诗歌、诗人来，如数家珍，十分熟悉。徐迟说：“论诗，徐志摩第一，戴望舒第二，卞之琳第三，艾青第四。”我插言道：“艾青排第四，评价是否低了？”徐迟认为，排名第四，也是“五四”以来的杰出诗人。你看他在上海监狱里雪晨写的那首《大堰河，我的保姆》多么荡气回肠、感人肺腑：“大堰河，今天我看到了雪使我想起了你：你的被雪压着的草盖的坟墓，你的关闭了的故居檐头的枯死的瓦菲，你的被典押了的一丈平方的园地，你的门前的长了青苔的石椅。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乳儿回忆幼年深情，弥漫于诗行之间。他站起来，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刚出不久的《九叶集》，说：“这本诗集封面上印着一支斜长着九片叶子的草茎，装帧典雅，诗好，内容也好。上世纪40年代写的、如此精美的诗，如今辛笛、郑敏、陈敬容、袁可嘉等人，恐怕写不出来了。今天只能依靠舒婷、北岛、顾城等新一辈年轻人了。”他喝了口茶，对诗人晏明说：“今年是叶圣陶文学研究会办的老《诗刊》60周年、解放后的新《诗刊》25周年，现任《诗刊》主编严辰约我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我今年67岁，是1933年19岁那年开始写诗的，最初的诗发表在《现代》杂志上。那时我是一个现代派。从风格上来说，受到了欧美现代派诗歌的影响，比较晦涩难懂，后来我写了散文、报告文学，就比较明朗了。”

1936年，在戴望舒穆丽娟的婚礼上，徐迟第一次成为伴郎

我问他：“您最初发表的诗歌，署的就是‘徐迟’这个名字吗？”他微笑道：“不是的。我原名徐商寿。处女作没有用‘徐迟’这个名字。我上面还有三个姐姐，我是老四。父母叫我‘迟宝’。发表了几年作品，我才用‘徐迟’这个笔名，原意是叫自己生活得慢一点，不要老是快节奏、性急、匆忙。不过，我这辈子也慢不下来。”

是的，徐迟的生活节奏是很迅捷的。上世纪50年代初，他作为《人民日报》《人民中国》特约记者，足迹遍及祖国各地，到过朝鲜战场，去过鞍钢、武钢、包钢，奔走于长江大桥和黄河三门峡水库工地，日夜兼程，步履匆匆。正如他1961年自述的那样：“我朝拜过钢都、汽车城，亲眼看见黄河清；祁连山俘虏了我的心，青海湖让我一见钟情；在芒崖我曾顶礼昆仑，我有心向塔里木进军……”祖国东西南北，到处都留下了诗人的身影。“徐迟”这个笔名，也改变不了他那难移的本性。

辞别之前，徐迟告诉我们，他打算找个木匠，丈量一下房间尺寸，做一批书架，几个屋子靠墙放一圈，再买一批书来，建立一个像样的智库。他寿星眉下露出灿烂的笑容，说：“我的船儿加足了油，就可在这长江之滨，扬帆启碇。”

1938年，徐迟、陈松夫妇与大女儿徐律

再聚深圳创作之家

1992年3月5日，我和爱人从广州乘火车至深圳，叫了一辆出租车，把我们送到西丽湖畔、麒麟山下中华文学基金会创办的度假村。到办事组报到时得悉同来度假的还有报告文学作家徐迟、学者王元化、儿童文学家束沛德、散文家丁宁、江波、李天芳、诗人晓蕾、《人民文学》编辑部副主任涂光群等十多人。

第二天清晨，我到花园里晨练，巧遇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王元化先生。他近日正在校对一本名为《思辨随笔》的学术著作。从他那儿得悉，身患轻度中风的爱人张可也来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位高雅女士是上海戏剧学院教西洋文学的教授，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巴金女儿、《收获》主编李小林，都是她的得意门生。我向往的前辈翻译家满涛，就是张可的哥哥。满涛翻译、出版了《别林斯基文集》，果戈里的《死魂灵》《涅瓦大街》《狄康卡近乡夜话》，是我早年从事文学翻译的学习榜样。“文革”后他为了抢回时间，拼命工作，劳累过度，结果得了半身不遂，过早离世。王元化对我说，傅雷译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把书里的住房画一张详图，一个个人物从哪儿出，哪儿进，标得一清二楚，十分精细。傅雷的译文达到了形神兼备的程度。

1950年代三剑客。左起乔冠华、徐迟、冯亦代

在林鸟声中、玫瑰香里，徐迟走到我们的身边，也跟我们一起谈论文学翻译。他曾译过莫德的《托尔斯泰传》、荷马的《伊里亚特》、梭罗的《瓦尔登湖》、爱伦堡的《巴黎的陷落》、司汤达的《巴尔玛修道院》，以及《雪莱诗选》，对翻译之道有独到的见解。他说，翻译的标准是“信、达、雅”，既然是文学翻译，首先要有文学性。他和钱锺书一样，推崇林琴南的译文。他说，一个美籍华人和一位美国诗人合译的《唐诗三百首》，首首有错讹。我说：“诗难译，美文难译。我看过英译、俄译的《红楼梦》，和原作相比，差远了。”接着王元化、徐迟和我三人议论、比较起梁实秋、朱生豪、曹未风、方平、孙大雨、屠岸等近二十位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人中，谁的译文最佳。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王元化先生说：“我觉得朱生豪的译文最好。古典诗词他烂熟于心，故笔下文字融会贯通，琅琅上口，很传神。如果你叫他按原文照实译出，就不流畅了，风格就没有了。”我研读过朱生豪译的许多剧本，表示同意。徐迟说：“复旦大学的孙大雨教授，很博学，我对他很佩服。我主持《诗刊》时，发表过他译的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的诗，质量高，音韵好，故我付给他最高的稿费。”眼镜片上照着晨阳光辉的王元化说：“孙大雨是个怪人，精力充沛，可以通宵不睡地写作。”徐迟走向早餐的饭厅，说：“和翻译相比，我喜欢创作，创作自由。我总是对自己的译文不满意……

3月8日那天，春雨霏霏，树叶滴翠。小径两边，杜鹃鲜红如火，草花含露绽放。我和徐迟晚饭后散步。我回忆起1977年底他在海运仓总参招待所的发言。徐迟说：“那时是思想解放初期，我们大家都处在起跑线上，憋足了劲向前猛跑，壮志凌云，心花怒放，好比水闸打开，激流奔泻。那次发言后，我和周明就奔赴彩云之南，采访蔡希陶去了。”

1978年，徐迟在昆明采访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即《生命之树常绿》主人公

我告诉徐老：“受了您那篇《生命之树常绿》的影响，我到了云南，专门去了一趟昆明的黑龙潭，去了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看了那株您作品中提及的唐梅。”他表示关切：“那株唐梅还在吗？”“还在。不过老态龙钟了，只在枝头点缀几片叶子。1989年秋天，我在浙江天台山寺院里看到过一株隋梅。”“啊，隋梅？在什么寺院？”“国清寺。那株老梅倚墙而立，每当初春，开出一树繁花，生机勃勃，仿佛正在壮年。寺中僧人把古梅上的花儿捡集起来，酿制成精美食品招待贵宾呢。”

这引起了徐迟浓厚的兴趣，在一丛玫瑰花旁边停下来，面对着我，目光神秘地考问我：“你既然对古树很关心，那我问你中国寿命最长的古树在哪儿？”我想了想说：“恐怕以陕北黄陵那株大柏树树龄最长。那株古柏相传系轩辕皇帝手植，已有五千多年历史了，故中国人管它叫‘柏树王’，英国人称它为‘柏树之父’。”“这是在大陆。那么台湾省哪株树最古老呢？”“记得书上说台湾阿里山那株红桧，种植于商代，距今三千多年了。”徐老对我的回答表示满意，说：“你的古树知识还行。1948年，我从上海去台湾，曾经拜谒过阿里山那株神木。”说着，他双手张开作围抱状：“那真是庞然大物啊。”

徐迟与冰心合影

这时我们已踱到湖边，凭栏远眺，湖中有岛，岛上有树，树下有亭。其时暮色已合，烟雨蒙蒙，那里一片模糊，不甚分明。小雨下大了，我们便回到各自住室，干自己的事去。

1992年3月11日上午，在此度假、修养的作家们排列在“创作之家”门前的草坪上合影留念。徐迟那年已78岁，众人之中年纪最大（年龄较大的学者王元化生于1920年，72岁），可他抢先在前排蹲了下来。他笑容可掬，像孩子般天真可爱。他丝毫没有大作家的架子，总是谦虚有礼、和蔼可亲，单纯如稚童，透明似冰雪。

拍完照，我请徐迟到我110房间喝咖啡聊天，他欣然前往。坐进沙发之后，我给他冲了一杯雀巢咖啡。他随手翻开茶几上摆放的、我正在看的《汪曾祺自选集》，读到第一首短诗《彩旗》——“当风的彩旗，像一片被缚住的波浪”，他脸色立即沉下来，用书遮住眼睛，沉默不语。我问他：“您为什么沉默不语？”他自责道：“这首短诗是我当《诗刊》副主编时签发的。可能我害了他。曾祺大概因为这两句短诗在‘反右’中吃了苦头，被发配到张家口外住羊圈掏大粪去了。唉，人啊，人啊，人的生活往往由无数偶然因素造成。”我谈到了1991年春天和汪曾祺去云南采风、同住一室深夜长谈的情景，于是我们又提起了云南那片神奇、多彩的土地。徐迟说起了植物学家蔡希陶对云南经济的巨大贡献。徐老告诉我，是蔡希陶参与了云南香料植物樟油、桉树油、香叶天竺油的开发；是他发现、确定了中国北纬21度至23度昆明之南广大土地适宜种植橡胶；是他引进了美国大金元优良烟种，经过试验栽植获得成功，从而使橡胶业、烟草业如今成为云南经济的支柱产业。你看科学家的劳动，为国家创造了多大财富！”徐迟喝了口咖啡，动情地说：“因为我爱蔡希陶，故能把作品写好。冯牧得悉我要去云南采访，慷慨拿出关于云南的全部日记让我参考。我一看冯牧用小字写的云南日记，精彩之极，建议他发表，他坚决拒绝。冯牧的日记绝对是第一流的散文。”

1979年春天，徐迟与巴金在法国

我说：“冯牧在云南多年，足迹几乎遍及那里的山山水水、穷乡僻壤。有一次在芒市过泼水节，他望着夜空升起的一盏盏孔明灯，对我说：‘有一晚我住在佧佤族老乡家里，深夜开门，云海起伏像波浪一样涌到我身边脚下，你几乎可以踩着这块厚厚的云毯走到对面山头上。这是何等瑰丽、何等难忘的景象！’”

徐迟赞叹说：“冯牧是评论家，也是散文家，更是难得的伯乐。他慧眼识骏马，发现、扶植了多少作家啊。”

接着谈到了文学与科学。他认为，搞文学，最可怕的是落入俗套。一入套子，就陈旧了，像工艺品那样，失去了灵气，只剩下匠气。因此，我总是追随着科技潮流向前走，跟着前进，这样才能学到一点新东西，获得一点新思想，才能不断创新，不至于只能写些浅表的东西。科学博大精深。科学能改变人类生活。我每天清晨两点，一醒来就钻研深奥的科学，钻研理论物理学，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研究“夸克”，研究物质世界的构成，研究基本粒子、电子、质子、中子、原子，即使有些地方看不懂，兴趣也很大。我现在急着想回去，因为武汉家里收到一本友人寄来的英文版的《目的地火星》。我迫不及待地想得到它。家里人问我，要不要寄到深圳来。我说，不要寄，我怕弄丢。科学使幻想变成现实。过不了多久，地球和月球之间会开通TAXI，人也可能到火星上去。人们乘着飞舟，天上地下，来往穿梭，像搭公交车那样，十分方便。再过七八年，就进入21世纪了。犹如过了一夜到了清晨，过了一岁到了新年那样，新世纪会带给我们许多崭新的、现在难以想象的东西。目前的情况是许多文学家不懂科学，许多科学家（钱学森例外）不懂文学。科学家如果懂文学，文学家如果懂科学，他们就能用美丽、形象的文字把科学通俗化，让广大人民看得懂……

1984年，徐迟访问美国，与马思聪王慕理夫妇劫后重逢

虽是南国的春天，我房间里打开的落地窗外，花圃里一株桂树正盛开着金色的花朵。因此我觉得从徐迟嘴里吐出来一句句关于科学的话语，仿佛带着金桂的幽香，听来馥郁宜人，意味深长。那天他和我一直畅谈到午餐时分，才兴致未尽地、恋恋不舍地分手。我望着徐迟老人头顶已秃、头发花白、上身微驼的背影，心想他就是一位懂得科学、热爱科学、拥抱科学的文学家。

又过了几日，天气很暖和，徐迟这只南飞雁决定打道回府，急着去看那本《目的地火星》去了。回武汉之前那个晚上，我去送别。他正在整理行李、打包，见我去看他，便拍拍手上的尘土，坐下来和我交谈。他一改平日诙谐、幽默的语调，对我严肃地说：“近来我对文坛感到失望。文学是有关心灵和精神的事业，但不少作家为了赚钱，迎合市场，写些低俗的、低级趣味的东西。你只要到书店、书报摊上看看，一些不堪入目的书名、封面包围着你，庸俗不堪。编辑也缺乏敬业精神，书展上陈列、出售的许多新书，雷同的多，仿制品多，胡乱辑集的多，重复出版的多，抢译、重译的多，粗制滥造的多，创新的少，好书少，精品更少。评论家更是软弱无力，只知拿红包，一味说捧场话。我们没有别林斯基式的批评家，缺乏尖锐泼辣、令人警策醒悟的雄文。面对此种局面，我忧心忡忡。”

1990代初，徐迟与叶浅予郁风在浙江富阳

我表示同感，说：“文学决不应以赚钱为主要目标，作家应担当道义，坚守品格。”但同时感慨：窗门大开，苍蝇进来；大潮之中，难免泥沙俱下。个人力量有限，只能洁身自好。我劝徐老：“您已是近八十岁的人了，想开点，今后应以保重身体为第一，而把创作放在第二位为宜。”徐迟说：“谢谢你的关心。我和诗人晏明很久不见了，你回京后代我问好。”我说：“一定一定。”见他忙于临行前的收拾，便和他握手告别。

揭开诗人跳楼之谜

1996年12月14日下午，我乘出租车到西郊宾馆参加中国作协第五次代表大会。报到后住318房间，突然听到一个爆炸性消息：徐迟已于12月12日深夜12时跳楼自尽！

众代表惊骇之极，困惑莫解。我在会上遇到的冯亦代、袁鹰、张锲、高洪波、陈建功、李存葆、史铁生、陈祖芬、凌力、毕淑敏、梁衡、南帆、韶华、张贤亮、胡昭、赵本夫、肖亦农等二十多位代表极其伤心，纷纷询问，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悲剧。各个房间都在议论着这件事。好几位作家猜测这是老年寂寞所致，建议作协建个作家老年公寓，配备陪护人员，以解决他们孤寂之虞。有的认为他第二次婚姻失败，遇人不淑，子女疏离，虽然很快跟C女士分手了，总是心上的遗憾。有人说他玩电脑玩得走火入魔，受到了某宗教散播的世纪末颓废情绪的影响。有的认为他不能忍受血压不稳、肠胃不适、支气管炎严重等疾病的频繁袭击而取此下策。有的说湖北作家朋友要来北京参加作代会纷纷到同济医院六楼与之告别，使他感到不能与会的孤苦零丁、形单影只。有的猜想他患了老年抑郁症，心中想不开就寻了短见……种种说法，莫衷一是。

1990年代初，徐迟终于来到了瓦尔登湖

17日那天，吃完中饭，路上遇到湖北团的老诗人曾卓。曾老和徐迟是多年老友，便向他探问。他说，徐迟一生追求真善美，看不惯社会上的假恶丑，便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不看刊物，不看书，不读报，不看电视，不接电话，不听音乐，不玩电脑，不会客，不出门。他关在家里只研究宪法，拿着宪法反复阅读，认为宪法是最深的哲学，最美的文学，最公平、正义的根本大法。曾老的话，仍不能解我心中的疑团。

由于徐迟的为人为文，是当代作家中我最敬仰的对象之一，故作代会之后，我一直设法揭开这个死亡之谜。经过向他亲密助手、得意门生、友好邻居、交心诗友、责任编辑长期打探、详细询问，终于梳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才弄明白他如此谢幕、如此离世，主要是因为他精神上的极端痛苦。

痴迷于电脑的徐迟

那时他主编过的严肃文学杂志《长江文艺》滞销，订数一再下降、下降，只剩不到一万份；而同在武汉的通俗刊物《今古传奇》却发行一百万、两百万甚至两百万份以上。两者悬殊如此之大，他想不通。那时书商疯狂盗版刊印畅销书，赚了大钱，过着土豪似的生活，而他这个辛勤写书的人，只能住在冰窖似的卧室内，冻得彻夜难眠（湖北作协领导关心他，在他书房内安装了取暖设备）。他想不通的是：为什么有关部门不采取强有力措施保护知识产权，为什么放任不法书商们明目张胆的盗窃行为？科学家们默默无闻地作出巨大贡献，但为什么研究卫星、研究导弹的，其生活还不如街道上卖茶叶蛋、卖鸽子蛋的，对此他想不通（那是以前，现在科研人员的收入高多了，远超小商小贩）。演戏、演电影、唱歌的人，其片酬、出场费高得惊人，而写剧本的、作曲的、写歌词的人的稿酬很低，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他实在想不通。上世纪90年代以来，假药、假酒、假烟、假油、假奶、假肉（注水肉）、假鱼、假米（米中掺沙）等假货充斥市场。食品掺假是人命关天的事啊！他想不通世风为何如此颓败，道德为何如此沦丧。有位密友特地安排他住进温暖的星级宾馆，让他度过寒冷的冬夜。他高高兴兴去了，洗完澡，刚躺下，床边桌上的电话铃就响起来了。一个娇滴滴的女声说：“先生，你要按摩吗？你要陪夜吗？我这就过来。”徐迟愤怒地摔下电话，自言自语：“武汉之大，我竟然找不到一个平静的安居之所。”

1996年左右，即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尚未展开像如今的既抓老虎，又打苍蝇，更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反贪、反腐、反奢、反黄、反假的执法行动，故社会上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贿赂横行、贫富悬殊、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的现象十分严重。徐迟对此深恶痛绝。他是个对宪法有深入研究的人，可是生活中经常发生违宪违法、权大于法的事例，对此他百思不得其解。

徐迟是个有尊严、有追求的理想主义者，容不得丑恶泛滥。面对如此无奈的环境，岂能随波逐流、苟且偷生！？他不由想起了巴尔扎克的小说《幻灭》。他和这部小说的作者和主人公一样，感到了理想的破灭。他想起了他译述《托尔斯泰传》中托翁最后的结局，以82岁（1828—1910）的高龄在寒冬里独自出走的情景。托尔斯泰是整个俄罗斯的良心，他想步这个大师的后尘，也在82岁（1914—1996）冬天出走。他想起了《南齐书·王敬则传》中记的“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他曾经以暗示方式把“三十六计走为上”的想法告诉他最亲密、最信得过的人。但他的密友没有认真对待，只以为这如他诗友徐志摩在《再别康桥》中所抒写的那样：“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密友觉得这是诗人的浪漫情怀。其实，徐迟已选定时间，要摆脱当时那种泥沼般污浊的生活。

有次一个路人不幸被汽车轧死了，他说此人在几秒钟之内就结束了生命，是一种幸福。徐迟在医院里捡到的一张纸片上，用英文潦草地、别人很难辨认地写了一行字，译成中文，就是“走意已坚，谁能劝我，谁能救我？”有个朋友到医院里探望他，他对友人说：“你有什么问题快问我吧，你不问，过些时候就问不着了。”他对医院里一位爱文学的女医生说：“花盛则谢，光极则暗。一个人，当他的事业达到顶峰之后，再难以往上攀登了，转折之前最好的收场是飞起来。”说完，徐迟做了个飞翔的手势。

凡此种种，都是他弃世念头的流露。

1996年6月的徐迟，李辉摄

时间终于捱到了他选定的1996年12月12日深夜12时（12+12+12=36），三十六计走为上。他悄悄从病床上坐起来，悄悄走出阳台门，悄悄推开窗子，向外纵身飞跃……

啊，是他一连串的想不通，促成了诗人之死，酿造了这一震惊文坛的悲剧。

岁月流逝。一生追求真善美的徐迟，不愿与假恶丑为伍，毅然离开我们整整20年了。为了深深地怀念他，铭记这位嫉恶如仇、心灵像冰雪一样纯净的诗人，笔者在耄耋之年特撰写了此文。

尊敬的读者，你们可要睁大眼睛时刻警惕生活中那些言行不一、戴着面具的假、恶、丑啊！

写于2016年10月—12月
徐迟去世二十周年之际

梨花情

 

相关帖子：https://briteming.blogspot.com/2012/10/blog-post_6642.html ，梨花确实漂亮

1965年,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柜台，达式常主演

春雨如弦，最宜凭窗静听

 丙午年春来早，除夕一过便是雨水节气，于是过年后就在盼着。有一日清晨，梦醒时分仿佛听闻雨声，卷帘却见天光未明，是窗棂残冰融化作响。虽有些许失望，却也感知到那场化生万物的春雨已在眼前。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载：“正月中，天一生水。春始属木，然生木者必水也，故立春后继之雨水。且东风既解冻，则散而为雨矣。”此时节，山野残雪尚未褪尽，河畔柳梢却已泛出嫩黄。都市人行道的砖缝里，泥土开始酥软，细嗅之下，空气中浮动着丝缕淡淡腥甜，这是草木奋力破土、冒出芽尖的气息。严寒终于式微，春暖自此始盛。

春雨如弦，最宜凭窗静听，古人视为雅事，吟咏诗词不胜枚举，古典园林中亦常见“听雨楼”。若将天地运行之律视为乐章，雨水便是首个温润的转折。春雨之妙，妙在柔婉，直入大地几无声息，落于草木淅淅沥沥，敲打瓦檐点点滴滴，三种雨音交融，与渐渐盛大的溪水河流汇聚，柔婉中又生起壮阔恢弘。这春雨洗去秋冬的萧瑟与积尘，唤起每一处窍隙的阳气，让万物焕发新生的光彩。

雨水节气，可对应《易经》中的“泰”卦。“泰，小往大来，吉亨。”乾下坤上，天地交合，阴阳相济，万物得以亨通生长。《彖传》曰：“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推及人身，亦是如此，阴阳平衡，气血调和，方能身心健康。而饮食作为养生根本，更应遵循天时物候。“水生木”，此时的饮食当以滋养木气、疏肝理气为主，芽菜便是最应时的食材。

在胶东老家新发的豆芽出锅前点几滴米醋，盛在素白盘里，爽脆生津，吃的就是那口“生生之气”。头茬春韭与土鸡蛋搭配，翠绿金黄，正合春色，咸淡调得刚好，就是餐桌上最先见盘底的小菜。最热闹的是一道“春芽合菜”：豆芽、韭黄、泡发的细粉丝，再加腌制过的嫩肉丝。急火快炒，菜在锅里时便已香气四溢。裹在现烙的春饼中卷起来吃，大口咬下去，先是饼的软韧与麦香，继而是各种芽菜的脆、嫩、鲜、甜在口中绽放，最后以粉丝滑爽与肉丝的丰腴收尾。层次感分明的滋味令人满足而熨帖，仿佛吃下了正在苏醒的春天。

工作后久居沪上，便爱上了江南的春芽。江南之春，细雨如丝、温风如缎，烟柳斜斜、草色溶溶。因气候温湿，芽菜的种类也更为丰富。草头乃江南特有的春芽，学名南苜蓿、俗称金花菜，小圆叶片玲珑翠绿、噙着晨露楚楚动人。酒香草头是一道经典时令菜，我跟上海主妇学了做法。草头沥水，大火热油快速煸炒，放少许糖、盐，将要变软时迅速沿锅边淋入一勺白酒，随后便要熄火，翻炒均匀后出锅。烹饪此菜要诀在于加入白酒的时机，太早挥发过多，太晚香气不足，若掌握恰当，则口感软糯、齿颊盈香。

蒌蒿也是来江南后迷上的早春美味。幼时学过苏轼的《惠崇春江晚景》：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当初对蒌蒿为何物毫无概念，大学时首次品尝蒌蒿炒腊肉极为惊艳，在腊肉咸鲜油脂的包裹下，蒌蒿的脆嫩和独特辛冽香气更为突出。而后又尝到芦蒿香干，深感此二者搭配，香上加香，开胃下饭。

雨水过后，还有一味至美的时鲜上市，那便是春笋。古代文人善烹春笋，譬如苏轼、张岱、李渔、袁枚等多有食笋佳话流传于世。宋代林洪的《山家清供》中记载了“笋蕨羹”“煨笋”等吃法。我近年来常将春笋去皮切滚刀块，与咸肉一同文火慢炖成乳白色。这样一锅腌笃鲜端上餐桌，即可与身边人共享舌尖上的江南春色。

此季还有一种食材有益养生，那便是芫荽。此物俗称香菜，据《博物志》记载：“张骞使西域还，得安石榴、胡桃、大蒜、胡荽之属。”这里的胡荽，便是香菜。自汉代传入中国后，香菜便因其独特香气，深受人们的喜爱，逐渐成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调味品。《本草纲目》中记载：“芫荽，辛温香窜，内通心脾，外达四肢，能辟一切不正之气，故痘疮出不爽快者，能发之。”中医认为，香菜性温味辛，具有疏肝理气、健脾和胃、升心胸阳气的功效，恰好契合雨水时节的食疗需求。舶来的香菜如今已是华夏南北通用的百搭香料，无论海鲜河鲜，还是牛羊肉，加入少许香菜，都能起到去腥增香的作用。

不过，这也是一种令人爱恨分明的食材。据说是否喜好此味与基因有关。科学研究表明，人体内有一种名为OR6A2的基因，它能感知醛类物质。这种天生的差异，让香菜成为了大众餐桌上最具争议的食材之一，却也为日常饮食增添了几分趣味。

甘雨时降，万物以嘉。雨水，是天地化生万物的馈赠，是滋养众生的“仁心”。雨水一过，真正的春天便将浩浩荡荡铺展开来，让我们在雨润草木的天籁中，在品味春芽的滋味中，安顿身心、拥抱春光.

江南的雪，如小家碧玉

 

江南的雪，如小家碧玉，永远猜不准她何时会鼓足勇气，来赴白色之约。就算有时佳期已定，却仍在和羞走，倚门回首。远望窗外，雪在路上，伸手去接，却又悄然隐去，留下一丝惆怅，久挂心头。

来沪三十余年，所见飘雪，略有规模者，数场而已。江南少雪，多少是件略有遗憾的事。相信陆游也有同感，他的《大雪》诗首联便是：大雪江南见未曾，今年方始是严凝。江南少雪，于是才有诸如“欲仙去”之类的故事。故事出自明张岱《夜航船》：越人王冕，当天大雪，赤脚登炉峰，四顾大呼曰：“遍天地间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胆澄澈，便欲仙去！”当然，更多文人是含蓄、内敛和禅意的。因其少，诗人画家们反复演绎，直至成为一种文化的象征和精神的寄托。

赵孟頫提出诗画同源，但这种实践追求，早在唐代王维便已开始。王维开创雪景水墨山水，自此中国的文人画一路沿袭，到五代巨然，到两宋范宽、马远再到明仇英、沈周，直至张大千，群星熠熠，共同将重岩积雪、叠嶂疏林、茅舍孤舟、访友寻梅等意象绘成画卷。此番种种，形成文人“雪画”高洁、清冷，甚至孤绝，而禅意隐约其中的风骨意象。岁寒三友中，松竹为山中寻常之物，至于梅，人文之物，应踏雪寻之，于是“踏雪寻梅”便成为经典意象。沈周《骑驴赏雪图轴》颇有代表性，画面中高士骑驴，沿栈道缓步而进，童子折一枝梅相随，前方峰回路转处的房舍内，另两位高士正执手笑谈，旁边一童子低头忙碌。沈周题识曰：雪里骑驴冻骨清，梅花梢撩带江城。谁家有酒无吟兴，坐拥红炉送锦筝……有雪有梅有挚友，有酒有筝有红炉，一场因雪而成的雅集穿越时空徐徐展开。

《红楼梦》五十回中也有“踏雪寻梅”的场景：四面粉装银砌，忽见宝琴披着凫靥裘站在山坡上遥等，身后一个丫鬟抱着一瓶红梅……贾母喜得忙笑道：“你们瞧，这山坡上配上他的这个人品，又是这件衣裳，后头又是这梅花，像个什么？”众人都笑道：“就像老太太屋里挂的仇十洲（仇英）画的《双艳图》。”贾母摇头笑道：“那画里哪有这件衣裳，人也不能这样好！”红楼人物中，薛宝琴独得曹雪芹偏爱，在这场踏雪寻梅中，亦可见一斑。

二十年前的早春，在杭州，也有一次雪中寻访的经历，只是最初要访些什么多少有些三心二意。先是辗转来到灵隐，在漫天飞舞的雪花里，所见是青松翠柏，宝殿经幢，香客络绎，烟火缭绕。游程过半，同行的大人已有些疲顿，唯有刚满5岁的扬扬兴奋不已，先是对着松树上的倏忽上下的松鼠大呼小叫，再仰头张手去接飘忽而来的雪花，我笑，果然是“南人不识雪”。后来看到溪边一树红梅正在开放，便有意探梅，心里在权衡孤山以及灵峰这些赏梅胜地，众人却多选西湖。车上想：不是暗香来，梅花寻不得。也罢，就去西湖看雪！当时，佳节期间，西湖边红男绿女熙来攘往，人气氤氲，逶迤不绝，一个漫天飞雪中的繁华世界，我们是其中之一二三。再次想起张岱和《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唯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多年之后想到这一刻，仍然觉得自己是幸运的，那场雪，下在崇祯五年，连下三日。舟中客，自金陵来。我自山东来，江南少雪，但会有一场，跨越时空，因你而来。

幸福像花椒一样 作者: 梁晓声

 

幸福如花椒，味微辛却绵长，寻常日子里，自有回甘与暖意。

据说，花椒原产自中国；不知还有哪些别国的厨房里也常备花椒？而在咱们中国，花椒用于烹饪的历史可谓久矣。

那么，幸福到底是什么？古今中外，莫衷一是。倒是法国作家法朗士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用一篇短篇小说《衬衫》，有意思地表达了他的幸福观。

在《衬衫》中，国王病了，而病根是国王觉得自己是最无幸福可言的人。因为他的任何一种愿望，即使在他并没说出口的情况下，往往也被善于察言观色，并且一猜一个准的众臣替他实现了。这居然使国王不幸福，真真是现而今躺平主义者们的反面教员。国王不幸福了，举国寡欢；于是请国内名医会诊，一致给出的偏方是——寻找到一个幸福的人，重金买下他的衬衫，让国王终日贴身穿着。那样一来，附着在衬衫上的“幸福的微粒”，不是就会通过汗毛孔被国王的身体吸收了吗？国王的病不是就会好了，就会开始觉得幸福了吗？于是，在全国寻找到一个绝对幸福的人，遂成“国字”第一要务。

但这要务进行得特不顺利。被钦差大臣们认为肯定幸福的人，往细了一说又都不幸福了。比如有人因自己的妻子成了国王的情妇而不幸福；却也有人因千方百计想使自己的妻子成为国王的情妇，但心思落空而深感不幸……我在少年时期读《衬衫》后，便开悟了，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古今中外，没有谁的一生是始终幸福的，“神龟虽寿，犹有竟时”，曹孟德终于权倾朝野，写下以上两句诗时，内心委实是苍凉的。古今中外任何一个人，都只能在人生的某一时期，享受过某一种幸福而已。

故所以然，将幸福比作花椒，是相对性的比喻。“幸福”是意象，花椒是实物。早年间尚无“十三香”，对于寻常百姓人家，大料是稀罕的东西。然而花椒，不论谁家，总还是有点儿的。那时的百姓人家，厨房也是象征性的，无非锅台加碗橱而已。有的人家连碗橱也无，只有格板。也没有现如今这许多瓶瓶罐罐；而花椒呢，只不过用纸包起来，这塞那塞的。平日里做萝卜白菜，土豆茄子，是舍不得用的。待到春节，终于要做顿鸡鸭鱼肉了，那纸包才被打开，花椒才派上了用场。

不知为什么，在我住的小区，现而今，竟有人于自家窗前的空地上种了几株花椒树。我观他们踏在梯上采摘花椒时，“幸福像花椒一样”这一种联想，不禁在头脑中油然产生。是啊，既然幸福是相对的，是人在自己一生中某些岁月里的感受；既然连国王都有不幸福的时候，对于我们芸芸众生而言，幸福像花椒一样就不是多么蹩脚的比喻了。

问题是，首先我们每个人有属于自己的那一小包花椒吗？没有花椒的成分，“十三香”都不香了。可，如果有，我们人生的那一小包花椒，它在我们仅仅一次的人生中意味着什么呢？所以我一向对自己年轻的朋友提出建议——为后半段人生着想，努力工作，在某些宜居而又房价便宜的二三线城市先把房产置下。仅将房价贵的大都市当成工作挣钱的所在，可也。而挣钱这事儿，对于百姓人家的儿女，当无高低贵贱之分；倘自己之人生和家庭责任使然，并且体力可支，为了挣较多的钱而流汗受累，不但不必羞耻，在我看来，亦可敬也。术有专攻，技有创新——不论世事多么难料，若谁不但有足以谋生的、不会过时的“一把刷子”，且还有备用的“另一把刷子”，“两把刷子”保人生，那么谁的人生，就有了第二包“花椒”了。普遍而言，父母健康长寿，实乃福分。即使他们没给儿女留下房产和存款，那也应感恩。因为，他们给了儿女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长寿基因。此三项，是我认为的“人生三椒”。若同怀有亲情在，属于中意人生耳。

至于爱情，至于友情，品质怎样，乃由缘定，不可强求，何必强求？爱错了另一半，误交了损友，责任终归在自己，再苦自己咽了就是；有了前三包“花椒”护着人生，可视为人生“坎”而已，谁的人生没有“坎”？

是的，幸福像花椒一样。花椒只不过是佐料，大厨颠勺离不开花椒，我们的人生离不开佐料。何况，花椒还有药效属性，对于我们，它起码能缓解牙疼，花椒水泡脚也能祛腿寒。当一个人注定和自己无缘的向往或欲望和解，断舍离之后，他或她真正的人生方才开始。当然人的能力有大小，倘无大的能力为国为民做大事；把自己平凡的人生打理好，不给他人添乱，把日子过稳了，也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

牧人之子，王心刚主演

https://www.bilibili.com/bangumi/play/ep314480

片中的插曲‘思念’ 

酱油鸡翅

揭秘核潜艇水下生存邏輯：130人怎么吃饭、睡觉、上厕所？一次任務準備6800公斤食物，每天78000升氧气全从海水里来！

Amazon Wildlife

 

盘点含“微塑料”最高的 10 种日用品

 

就凭胡适对“横渠四句”的理解，我就很佩服他

 

先澄清一个最基本的误解：胡适晚年绝非街头乞丐，更不是穷困潦倒的落魄者。1958年他返台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有稳定薪资、专属住所，直到去世前仍在工作，身边有学生环绕、友朋相伴，社会地位尊崇。

胡适的钱，到底去了哪里？要从他的早中晚期人生轨迹来找答案：

早年，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他在北大任职时最高月薪达2400现大洋，收入不菲，却出手阔绰得近乎“慷慨”：资助贫困青年学生、赞助小众文化事业、接济落魄文人，从不计较得失，更不擅长理财，自然没什么积蓄；

中年赴美，1949年后在美国那近十年，是他经济上最困顿的时期。没有稳定工作，住破旧公寓，靠积蓄和偶尔的稿费、讲座费度日，一度“坐吃山空”。虽短暂担任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馆长（年薪5200美元），但不久因病辞职，再度陷入拮据。

晚年，胡适回到台湾，生活归于稳定，但以他的性情和一贯作风，收入依旧多用于购书、研究、接待友朋、资助后学。

他不是“赚不到钱”，而是“存不住钱”，或者说，根本“不想存钱”。

教员曾评价：“胡适这个人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

这大抵说到了问题的根本。他贪恋的，从来不是锦衣玉食的物质享受，不是权倾一方的政治地位，而是那份“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自持，是不依附、不妥协、不迎合的知识分子风骨。

沦落到临死前，遗产只有135美元，这不是一个穷困潦倒者的终点，而是一个将毕生精力与财力都倾注于思想、教育与文化，而非个人积累的知识分子的自然结局。这是一种选择，一种活法，无关贫穷，关乎坚守。

2

中国传统文化里，文人雅士与财富的关系颇为暧昧。一方面标榜“安贫乐道”，摆出不食人间烟火的清高姿态；另一方面又多有“润笔丰厚的名士”或“亦官亦商的儒商”。

而胡适，走到了所有文人的对立面，把“清高”践行到了极致，也把“独立”刻进了骨子里。

胡适的“穷”，是“象牙塔里的清贫”。他活跃在学术、教育、外交的顶层圈层，却始终与巨富绝缘。他没有利用自己的名望去经商、炒地皮、入股企业，也没有像一些官场人物那样积累灰色财富。

他践行了自己推崇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这份独立与自由，在经济上的体现，就是不依附于任何利益集团，不追求个人财富的增值。

而真正让我佩服胡适的，不是他的清贫，不是他的学识，而是他对“横渠四句”的清醒解读——那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被无数文人奉为圭臬，奉为一生追求的终极理想，唯有胡适，敢当众泼一盆冷水，戳破这份宏大叙事的空洞。

胡适晚年，著名天文学家高平子的孙子前来拜访。谈到兴起，背起了这四句名言，恳请胡适解说。胡适却笑着反问：“你的祖父是研究天文的，你怎么不学点实在的学问，反而念这些空洞的话？”

在他看来，这四句话看似宏大，却既不可操作，也无法验证。

胡适说：什么叫“为天地立心”？天地本就无心，是读书人自作多情，非要替天地立一个心，本质上是用“天地”的名义，掩盖自己的独断与傲慢；什么叫“为万世开太平”？历史上所谓的文景之治、康乾盛世，宏大叙事的背后，是普通百姓的艰难、沉重——太平是谁的太平？盛世又是谁的盛世？不过是少数人的光鲜，掩盖了多数人的苦难。

他警惕的，从来不是这四句话本身，而是那种用宏大叙事掩盖现实、用空洞口号回避问题、用“圣道”掩盖空疏的语言陷阱。所以他才极力倡导：“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

与其高唱“为生民立命”的赞歌，不如真正去解决一个百姓的温饱；与其标榜“为往圣继绝学”，不如踏踏实实地做一点实在的学问；与其追求“为万世开太平”的虚名，不如解除普通人身上的一道道真实枷锁。这份清醒，这份务实，在那个沉迷于宏大叙事的年代，简直是一股清流，更是一种勇气。

3

长期以来，对胡适的评价两极分化。在大陆主流叙事中，他曾是被批判的“反面人物”；在自由主义者眼中，他是当之无愧的启蒙先驱；在政治光谱上，他与蒋介石政权的关系复杂微妙，既不依附，也不彻底决裂。

但当尘埃落定，这些宏大的历史定位，忽然都显得有点无稽。

真正的胡适，从来不是一个被标签定义的符号，而是一个鲜活、立体、有血有肉的人——有优点，有缺点，有坚守，也有糊涂。

他极为赞赏张作霖，不是佩服他的权势，而是佩服他不惜与结拜兄弟反目，也要支持干才王永江推进警界改革。胡适在日记中写道：“这是他最不可及之处。”张作霖的这份对“才”的珍视，远胜于对“财”的计较，这份清醒，远超当时的许多文人政客。

他与鲁迅思想分歧严重，鲁迅屡屡撰文抨击他。但胡适“被鲁迅骂却从不还口”，晚年解释：“因为鲁迅是我们自己人。”鲁迅去世后，他不计前嫌，协助整理鲁迅文集出版，这份对论敌的宽容与厚道，这份胸襟，不是锱铢必较的市侩所能拥有，更不是那些动辄人身攻击的“文人”所能企及。

当然，胡适也有糊涂的时候。徐志摩的“八宝箱”日记风波中，他受林徽因之托，向保管人凌叔华索取日记，过程略显“不地道”，也有损他的名声。说到底，这不过是儿女情长的琐事，可这个聪明绝顶的人，却甘愿蹚这趟浑水，只能说，他对林徽因的情谊，让他放下了几分理智，多了几分烟火气。但这些小瑕疵，终究瑕不掩瑜，他的大节，从未有亏。

抛开所有偏见，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胡适是一个在个人物质生活上极度简约、甚至清苦的人，却是一个在精神世界里极度丰盈、极度坚定的人。他把几乎所有的价值，都置于精神层面，把知识分子的风骨，践行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4

我佩服胡适，从来不是因为他“穷”——世上的穷人无数，贫穷本身没有任何值得崇拜的光环。

我佩服的，是他“富而不淫，贫而不移”的极致定力。他有无数机会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却主动选择了清贫；他有足够的名望依附权贵，却始终坚守独立，不卑不亢。

我佩服的，是他将知识分子的“清高”，践行到底的勇气。“清高”常被讥为文人酸气，可胡适用一生证明，真正的清高，不是故作姿态的矫情，而是“有所不为”的底线——不为财富折腰，不为利益出卖思想，不为安逸放弃批判，不为权势妥协退让。

我更佩服的，是他在宏大历史叙事中，始终保持的鲜活个体质感。无论你赞同还是反对他的政治立场，都无法否认：他活出了自己坚信的样子，并用一生的行动，践行了自己的信念，哪怕为此付出了物质上的巨大代价。这种“知行合一”的生命一致性，在任何时代，都是稀缺品，都是最可贵的品质。

当然，崇拜之余，我们也需保持清醒：胡适的模式，不可复制，也不必人人复制。社会需要创造财富的企业家，需要脚踏实地的实干家，清贫从来不是美德的标准配置，追求物质富足，也从来不是一种过错。

但胡适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浮躁与功利，也问出了一个值得每个人深思的问题：当生命落幕，你真正能带走、并愿意留下的，究竟是什么？是银行卡上不断增长的数字，是名下堆积的房产财富，还是几本读旧了的书、几句未曾背弃的原则、一段干净坦荡的回忆、一种影响后人的精神力量？

胡适用对“横渠四句”的清醒解读，用一生的坚守，给出了最好的答案。

这，才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最昂贵、也最动人的注脚；这，也是胡适远超同时代文人，值得我们永远敬佩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