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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30 May 2019

王先生五四寄语青年

五四运动一百年了,它给青年人最大的启发是什么?那就是一定要考上大学,否则连参加运动的机会都没有。
考上大学还一定要读完大学,否则就会像东南大学工科肄业的李志一样在他人眼里行为不端,即便在所处的行业里获得荣誉,也只能写“恭喜南京市民李先生,最佳年度摇滚男歌手”,有朋友说李先生是民谣歌手不是摇滚歌手,我觉得他精神上挺摇滚的,没加入摇滚协会的都摇滚。
读完大学很重要,更重要的是读完之前搞清楚自己学的是什么专业,当年考上南京应用技术学校的很多同学以为自己学的是护理专业,其实学校教的是家政服务专业。现在的学校,胆子比当年的北洋军阀还大,换做百年前,恐怕又要火烧赵家楼了。
现在的学校胆子大,主要体现在校长胆子大上,敢念错别字,百年前要是清华北大的校长念个错别字,无需青年学生们动口,校长早已主动下台。校长念错别字,是一件比校长嫖娼还要严重的事情,学生交了学费给你,你却不学无术,这比拖欠嫖资恶劣多了。有人又要说,你这么比较,很不合适,但很胡适,胡适说了,“嫖妓是独秀与浮筠都干的事”,这两人一个是北大文科学长,一个是北大理科学长,“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只要他不是借助手中特权欺压女学生即可,而放眼现在的教育界,作恶多端却安然无恙者比比皆是,换做百年前,恐怕又要火烧赵家楼了。
青年学生要懂事,校长念错别字可以嘘他下台,领袖就要宽容对待了。你们要学习的对象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郭沫若同志,面对领袖诗词中出现的错别字,他高度反思并深刻自责,“几十年来,我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把他烧掉,没有一点价值……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简直狗屁不如。”郭老的这番话,换做百年前,学生们恐怕又要火烧赵家楼了。
知识分子大多是不懂事的,五四运动以来,虽然屡次三番被权力调教,但还是有些人改不掉那个坏毛病,这个毛病就是风骨,像风湿病一样治不好。懂事的知识分子是没有这个病的,比如复旦大学的陈果老师,总有人嘲笑她念错字,我倒觉得这是陈果老师懂事的表现,她故意念错牺牲自己只为表明,堂堂复旦教授也会念错别字,何况日理万机的其他人呢。这么一想,那些名校校长前赴后继的念错字的行为也可以理解了。其实,大家只要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认识,紧密围绕在周围了,这个字究竟该怎么读,还用争论吗?嘲笑校长/教授读错字的人,政治上是不成熟的。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楚王不识字,宫中尽文盲。换做百年前,这学生们恐怕又要火烧赵家楼了。
我们的社会流行一句话,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很多家长把考上一个好大学作为自己孩子踏入社会的第一条起跑线,其实那只是一句营销话语,你就是自己孩子的起跑线,输没输,你自己心中没数吗?况且有些家长把自己孩子的起跑线都划到国外了,比如说步长制药的老板赵涛。换做百年前,学生们恐怕又要火烧赵家楼了。
这条起跑线很贵,价值650万美金,如果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这条线50万美金就够了,可恶的中间商。即便是50万美金,我想赵涛的父亲赵步长老爷子也会觉得贵了,毕竟当年培养儿子赵涛,只用了六根银针,把一个瘫痪的病人扎站起来了,就征服了新加坡人,银针扎人这么疼吗?据说还靠着这几根针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积累了近百万美金的财富,没想到现如今培养一个孙女居然要花大几百万美金,想当年贿赂一个国家药监局长郑筱萸也只花了一万美金,真是人心叵测物价飞涨啊,好在赵老爷子有国务院特殊津贴补贴着,只不过有好事者说当年发放津贴的名单上没找到赵步长老同志的名字。不重要,没有就没有吧,赵老爷子还获得过第四十二届世界发明展览会尤里卡金奖,并获比利时国王亲自授予国际发明家最高荣誉的“军官”勋章,这好歹也能卖点钱,不过世界发明博览会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我们的博览会就是一个商业博览会,在学术界不会得到承认。只要注册、填表、付展览费、带商品来就可以参加展览,然后就可以获奖、得到各种勋章。”如果真是这样,真是奇耻大辱,当年的学生们恐怕又要火烧赵家楼了。
大家不用担心赵老先生的生活费问题,毕竟步长脑心通制药用的那些虫子很便宜,这要感谢他的神针儿子赵涛在药品研发上的独到见解,“有报道称,赵涛发现树木结实,虫子能钻洞,地面坚硬,蚯蚓能疏通;于是确认重用虫类药物是清除血栓,改善人体供血不足,攻克中风/冠心病的一条独特有效捷径。据此,赵涛研发了含有地龙/全蝎/水蛭的脑心通。”如果真是这样,当年的学生们恐怕又要火烧赵家楼了。
算了,青年们,我真不想说这家人了,他们是中国社会的缩影,在他们身上所展现的医疗和教育问题,你们再也熟悉不过了。他们这样的人,可以说是骗子了,而且用行贿的方式将自己的药物从地方标准升级为国家标准,他们生产的药物屡次被曝光有害但他们依然能够飞黄腾达衣食无忧逍遥法外,而且这类人比比皆是,这是中国社会的悲哀,这要换做是百年前,当年的学生们恐怕又要火烧赵家楼了。
说了这么多,你们可不要真火烧赵家楼,今时不同往日,往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北洋裂变》中有如是论述:晚清时节,士兵们就不敢轻易进学堂生事,哪怕这个学堂里有革命党需要搜查。进入民国之后,这种军警怕学生的状况,并没有消除。即使有上方的命令,军警在学生面前依然缩手缩脚,怕三怕四。他们尊学生为老爷,说我们是丘八,你们是丘九,比我们大一辈。今时……
最后,再寄语几位,赵小姐,听说你对中国国内的教育政策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农村教育不平等问题。而且你的目标是学成之后回国报考公务员,改变不平等的现状。这很魔幻,容我先吃一个疗程的步长脑心通。寄语一下权贵们,“寄语昏污诸酷吏,莫道因果无人见,远在儿孙近在身。”最后是我的朋友田思明寄语爱国青年,“这事儿没这么简单。众所周知,美国的生化制药行业是最暴利最赚钱的。而中国的中药企业打破了他们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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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歌好比春江水 演唱者:斯琴格日乐


斯琴格日乐唱起来,真是酣畅淋漓

Wednesday 29 May 2019

华为在美面临至少10起控诉案,被指责以不道德的手段获得竞争成果!


《华尔街日报》罗列了与华为相关的诉讼案件,并采访了美国前官员、华为前员工、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得到的结论是:华为的企业文化就是以不道德的手段获得竞争成果。
  华为派员工到海外参展涉嫌窃取技术
  美国科技网站“Lightreading”报导,华为员工朱一斌(音译,Zhu Yibin)2004年6月在美国规模最大的电信展(Supercomm)上,涉嫌窃取参展厂商的技术,当场被会展保安人员逮到。朱的证件被没收,并且被逐出展览场。
  报导说,朱一斌在展览刚结束之际,趁机到竞争对手的展位上,打开百万美元网络设备,偷拍里面的电路板。保安人员在他的笔记本电脑及相机存储卡中,发现多家通信厂商(富士通网络通信公司和北电网络公司)的信息以及产品技术材料,包括AT&T公司的办公室布局。
  此外,朱一斌佩戴的证件上,公司名称被写成是WEI HUA(为华),似乎是要刻意模糊其所服务公司的名字。

  “Lightreading”联合创始人彼得?海伍德(Peter Heywood)回忆说,朱一斌当时辩称他是第一次出国,不知道会展有不准拍照的规定,以及证件上的公司名称写成“为华”,是根据中国人的习惯写法。
  “他(朱某)虽然看起来并不像是一个计划做坏事的人。”海伍德说,“但是,或许他很聪明,假扮成无辜的角色。”
  媒体报导,朱一斌后来被华为开除。
  华为在美面临至少10起民间控诉案
  十几年来,华为从一个鲜为人知的企业,成为中共的领头羊,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及智能手机制造商之一。然而,一路走来,华为一直被竞争对手指控厚颜无耻地偷窃技术及仿冒产品,包括5G技术、华为智能手机上的音乐、使用手册内容,以及支持人工智能的应用技术等。在大约十起诉讼案中,指控者除了包括思科(Cisco)和T-Mobile等美国知名公司,还有专利或著作权所有人。
  前华为员工:华为将所有资源用在窃取技术上
  渴望在中国大陆做生意的美国公司,过去也没有要求华府官员采取行动。这样的延迟,使得华为在过去几十年来,通过不道德手段迅速崛起,成为思科及摩托罗拉等公司的强大竞争对手。
  2002年至2003年在华为瑞典办事处担任工程师的罗伯特,里德(Robert Read)说:“他们(华为)把所有资源都用在了窃取技术上,先去偷一块主板,然后对它进行逆向工程。”
  华为在2001年进入美国市场,接着在欧洲设立办事处。在海外开拓市场初期,华为使用其它的名称,例如在德州普莱诺设立的公司称为FutureWei,在瑞典的分支机构命名为Atelier。
  “他们不想在大楼上张贴标语告诉别人说:这里是华为。”2004年至2017年在华为瑞典办事处担任高级顾问的Jan Ekström说。
  几名前华为员工说,刚开始他们被要求招募竞争对手的人才,但是没有获得很大的成功,华为转而研究竞争对手的网络硬件。
  为了尽速在欧洲立足,前华为员工说,任正非在Atelier设立后,多次访问斯德哥尔摩。里德说,当爱立信宣布裁员时,华为的高管们递给他“一大把瑞典钞票”,派他到Kista地铁站附近的一家酒吧,招募下岗的技术人才。
  里德还说,在斯德哥尔摩Atelier办事处内,华为研究人员将外国制造的设备藏在一个可以阻挡电子窃听的地下室内,有些设备则是被寄回中国,由那边的工程师进行逆向工程分析。
  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表示,华为在德州和其它地方设立的办事处,安装了可以防间谍窃听的安全房间,而且不准美国的员工进入。
  对此,反间谍官员相信,华为处理秘密信息的方法与国家级的情报机构极为类似,具有严格的保密级别,同时以保密通信渠道与北京联络。
  华为表示,安装安全房间是要防止外部人员对该公司进行间谍活动,而不是要暗中侦察其他对象。
  华为窃思科技术即使软件漏洞也偷
  2003年1月,美国思科公司(Cisco Systems)控告华为涉嫌侵犯其智慧财产权,指控华为及其附属公司的路由器及交换机等产品的原始码,至少侵犯思科五项专利,并且抄袭思科产品的使用者手册
  根据诉讼文件,思科指控华为窃取该公司知识产权几乎到了肆无忌惮、无法无天的程度,甚至连思科软件中的漏洞以及使用者手册的错误都照单全收
  前华为人力资源经理Chad Reynolds在一份法庭文件中表示,华为在修复其路由器中常见的思科漏洞前,无法公开该路由器,以免被指控抄袭。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思科法律顾问马克?钱德勒(Mark Chandler)曾专程飞到深圳,与任正非会面,提出华为盗窃的证据,包括华为的使用者手册出现和思科手册同样的打字错误。当时任正非面无表情,只说了一句话:“这是巧合。”
  2004年中期,双方达成和解。外界解读这项和解意味着华为承认抄袭思科专利。
  前美检察官:部分公司不想招惹中国
  对想要进入中国市场的全球科技公司来说,华为的扩张是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华为智能手机所需要的芯片,大约20%来自高通公司,英特尔和微软也是华为的大供应商,IBM在1990年代末是华为的重要顾问公司。
  前美国宾州西区联邦检察官大卫?希克顿(David Hickton)说,虽然与中国公司做生意会有技术被盗的风险,但是潜在的财富让许多公司放弃控告,大多数是私下寻求美国官员的帮助。
  “这个问题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希克顿说,“这些公司不想冒犯中国。”
  总部位于加州桑尼维尔的光纤网络公司Infinera的前高管杰夫?费里(Jeff Ferry)说,该公司在担心会遭到报复后,决定不指控华为违反国际贸易协议。
  费里说,他在十年前搜集到的证据显示,补贴使得华为能够削价至少30%,打击竞争对手。
  摩托罗拉决定控告华为,遭中国报复
  位于芝加哥的摩托罗拉公司在投资中国大陆20年后,于2010年7月指控华为窃取该公司的SC300技术。SC300是连接无线网络设备的基站,可以安装在封闭的建筑物内和农村地区。
  2003年,当时正在摩托罗拉工作的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亲戚潘绍伟(音译,Pan Shaowei)带着两位同事飞往北京。摩托罗拉公司指控,潘绍伟的北京之行是要秘密地向华为展示SC300的规格。
  华为向伊利诺伊州联邦法院辩称,潘某是不请自来,向任正非报告其团队开发的产品、客户的回应,以及计划离开摩托罗拉等事。
  根据从潘某的笔记本电脑中发现的电子邮件,在那次会面后,潘某将SC300的规格文件寄给任正非。华为后来制造出类似的小型设备,重量约为SC300的一半,出售给发展中国家的农村社区。
  2007年2月,美国执法人员在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逮捕了潘某的同谋金韩娟(音译,Jin Hanjuan),并在她的公事包中搜出包括摩托罗拉商业机密在内的1000多份文件,以及一张飞往北京的单程机票。
  联邦调查局(FBI)当年7月盘问了任正非,但是无法确定其是否与潘某共谋这起盗窃案。2012年,金女被美国定罪,罪名是偷窃商业机密。
  当年,摩托罗拉已经放弃了对华为的诉讼,因为中国商务部报复摩托罗拉公司,延长其对该公司的反托拉斯调查(摩托罗拉向诺基亚西门子公司以12亿美元出售其网络设备业务)。监管机构于2011年4月批准摩托罗拉公司出售网络部门业务,在此之前的一个星期,摩托罗拉公司公开表示会与华为“和平相处”。
  华为试图对Tekelec设备进行逆向工程
  随着华为运营开始超越大多数西方竞争对手,美国联邦政府也开始注意到华为,并采取相应措施。知情人士透露,2010年初,美国情报部门官员建议AT&T公司不要与华为签订4G合同。华盛顿开始派官员到盟国,游说盟友避免与华为做生意。
  美国国会2012年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华为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华为运营项目由电信设备扩展到智能手机及数据储存后,更多的指控接踵而来。
  美国电信硬件制造商Tekelec Inc.的高管告诉前奥巴马政府官员,华为告诉他们的一位巴西客户,如果提供Tekelec设备可以获得免费的华为设备。知情人士认为,华为此举是计划对Tekelec产品进行逆向工程。
  华为大小通吃对专利拥有者也不放过
  对于没有大企业支持的专利拥有者来说,要对抗华为是一件麻烦的事。
  45岁的葡萄牙多媒体制作人瑞?奥利维拉(Rui Oliveira)告诉《华尔街日报》,他在2014年5月应邀到华为德州办事处,与华为高管会面,因为华为对他的智能手机相机专利感兴趣。
  奥利维拉先生回忆说,当天他和两名华为高管分享了他的专利,希望能将专利授权给华为,同时建议售价定在99.95美元。当时华为高管对于专利授权仅表示:“稍后再谈。”
  然而,三年后,奥利维拉的一位朋友问他,为什么华为在卖“他的相机”。奥利维拉发现华为的产品几乎与他的专利一模一样,华为的零售价是99.99美元。
  “我感到被(华为)抢劫。”奥利维拉说。
  当他试图与华为讨论此事时,华为高管采取拖延战术,他只好威胁说要提起诉讼。
  不料,今年3月,华为控告奥利维拉,称并未侵犯他的专利,要求德州法院发布“非侵权裁决”(non-infringement ruling)。诉讼案仍在进行中。
  保罗?奇沃(Paul Cheever)是一位幼儿园老师,他说自从去年在加州控告华为,将他的创作歌曲《偶然相遇》(A Casual Encounter)预载到华为智能手机及平板电脑后,他的生活大乱,被大量的文书工作和费用压得喘不过气来。
  根据法庭文件,奇沃是在YouTube上看到华为设备用户在讨论这首歌后,才注意到华为盗窃他的知识产权。
  华为辩称,奇沃的版权仅在2018年8月有效,华为是在之后才开始使用他的音乐。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这家公司没有得到我的许可,在其设备上预载了我的歌曲,并且送给其1亿名客户。”他说。
  华为鼓励员工偷窃,事发后翻脸不认人
  2014年9月,美国电信运营商T-Mobile在西雅图法院控告华为窃取该公司“Tappy”手机测试机器人技术。2017年5月,陪审团裁定华为违反与T-Mobile的合同,需支付T-Mobile公司480万美元。
  《华日》报导说,在这起案件中,华为工程师熊新福(音译,Xiong Xinfu)抗拒华为长达9个月的不合理要求。华为要求熊某想办法获取仿冒T-Mobile的Tappy机器人技术的方法。
  美国检察官说,2013年5月,熊某最终配合华为的要求,偷走了Tappy的部分零部件。
  在T-Mobile向华为抱怨后,华为称这是熊某及另一位同事的“个人行动”,并且解雇了他们。
  华盛顿州西区联邦法院今年1月16日起诉华为设备公司(Huawei Device Co Ltd)和华为设备美国公司(Huawei Device USA),指控10项罪名,包括涉嫌盗窃T-Mobile的商业机密、企图盗窃商业机密、七项电汇诈骗,以及一项妨碍司法公正。
  根据起诉书,华为在2012至2014年涉嫌盗窃美国电信运营商T-Mobile的商业机密,在公司内部公告中,鼓励员工窃取其它公司商业机密,如果成功将获得奖金。
  另外,根据FBI获得的华为公司内部电子邮件,2013年7月,华为根据员工从世界各地其它公司窃得信息的价值,向员工发放奖金。
  华为高管带头违法,无视美国制裁规定
  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今年1月24日起诉华为设备公司、华为设备美国公司、香港天通科技公司(Skycom Tech Co. Ltd.,又称星通),以及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等四个被告,指控他们涉嫌串谋、银行欺诈、电汇欺诈和诈骗等罪行,违反(及共谋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案》(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简称IEEPA)和共谋洗钱等13项罪名。
  根据起诉书,2012年底或2013年初,包括路透社在内的多个媒体报导称,香港星通违反美国规定,向伊朗出售美国制商品,华为实际上拥有香港星通的所有权及经营权。
  这些报导披露后,华为高管及员工向与华为有生意往来的金融机构谎称,有关华为拥有香港星通的报导是错误的,华为并没有违反美国规定。
  在这起诉讼案中,孟晚舟被控四罪。起诉书列举了她向A银行(《纽约时报》曾报导,A银行是汇丰银行)提供的英文简报存在以下四个虚假陈述:1.华为在伊朗的生意“严格遵守”美国、欧盟及联合国对伊朗的制裁;2.华为与香港星通只是商业上的关系;3.孟晚舟担任香港星通董事只是为了协助华为更了解香港星通的财务及运营,并且加强及监督该公司是否合规;4.华为在敏感国家的子公司,不会在A银行开设账户,也不会与A银行交易。
  2014年年初,孟晚舟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美方执法人员在她随身携带的电子设备中找到那份英文简报档。引人关注的是,该档案包括华为内部人员提醒孟晚舟在与A银行高管会面时的谈话要点,其中特别提示她一个关键信息:香港星通成立于1998年,是华为产品和服务的代理商之一,主要是华为的代理商。
  华为副主席徐直军被控告共谋窃取技术
  去年10月,加州圣荷西CNEX Lab公司指控华为阴谋窃取该公司的固态硬盘(solid-state drive,SSD)存储技术。
  德州东区联邦法院于4月17日举行审前听证会,CNEX的律师小组在会上指出,华为副主席徐直军指示一名华为工程师分析CNEX的技术信息。
  华为否认CNEX的指控,本案诉讼仍在进行中。
  2016年6月,该名华为工程师冒充为潜在客户,与CNEX主管会面。后者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向该工程师提供了CNEX的商业机密信息。随后,该工程师制作了一份关于CNEX技术的报告,并将其交给华为芯片开发部门、负责维护竞争情报数据库的海思(HiSilicon)半导体。
  CNEX律师另外指出,华为与厦门大学合作,共同商定侵犯CNEX商业机密的阴谋,华为员工并向徐直军报告与厦门大学之间的安排情形。
  依法庭文件,厦门大学教授毛波(音译,Bo Mao)在2017年与CNEX公司接触,以进行学术研究为由请该公司提供计算机存储器板(电路板)。CNEX在与厦门大学签署严格的保密条款后提供电路板。
  CNEX律师尤金?马尔(Eugene Mar)说:“由于厦门大学的刻意隐瞒,CNEX并不知道该大学不仅与华为合作,并且与华为签订协议,提供所有研究测试报告。”
  马尔律师引述其他华为员工的话指出,华为将厦门大学的研究结果应用在芯片项目,其中包括将于今年发布的一个芯片项目。
  华为员工不配合遭解雇
  华为加州办事处的软件架构师杰西?洪(Jesse Hong)在诉讼法庭中表示,他的老板于2017年11月命令他以虚假公司的名义登记参加脸书举办的行业会议。
  这是脸书邀请其他公司参加的电信基础设施项目会议,讨论网络设计的合作,但是没有邀请华为参加。
  洪某表示,他拒绝老板的指示,他的上司威胁说:“如果你不同意,那么你现在就辞职。”
  洪某不为所动后,华为解雇了他。华为表示,这是出于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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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志彬:中国未来之我见

1949年大陆政权刚刚转换,现在掌权者们的父亲们就通过土改和镇压反革命将几百万与之前的政权有牵连的人处死。这些被处死的人基本都是属于有文化,有自己想法的人。
1952年,院系调整,将私立学校,不管大学、中学、小学统统关闭,教师全部纳入国家干部行列,不同意政府思想的人就没得饭碗。
在此之前,19515月,人民日报发表耄亲自修改的社论《应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在全国掀起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武训传》从四十年代开拍,一直到19512月才上映,讲述清代山东一名叫武训的人靠乞讨募集资金办免费学校的故事。故事上映后获得很多好评,但《人民日报》的社论认为这部电影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说武训精神已经成为人民教育事业前进的严重的思想障碍,要求把对电影的批评普及到每一个学校、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并要联系实际检查自己。接着,《人民日报》接连七天在显著位置上报道上海等地文化界开展批判活动的动态新闻,还专门刊登一批赞成批判的读者来信。(这个我们很熟悉,现在是普通市民说)批判后期,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写了一篇总结性质的长篇文章,题目是《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电影《武训传》成了反革命的工具。727日至28日,《人民日报》在第三版上刊登了署名武训历史调查团的《武训历史调查记》,结论是: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
最后的处理结果是导演孙瑜、演员赵丹写自我批评,还有相关的数十人都做了自我批评。这种处理对当事人还算温和,因为当时还处在朝鲜战争当中,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后,有关方面正忙着搞“三反”“五反”,收割工商业者的财产,忙的很,所以对知识分子就放了一码。
《武训传》因为在1983年被平反而为很多人所知。其实当时还有一部由小说改编的电影《我们夫妻之间》也在同一时期被批判。这个批判的始作俑者是当时的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丁玲。丁玲在1951825日发表文章《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将萧也牧作为反对耄提出的为工农兵写作的代表人物来加以批判。认为这是一个举什么“旗帜”和谁来举“旗帜”的重大原则问题。 在文章结尾,丁玲说:“希望你老老实实地站在党的立场,站在人民的立场,思索你创作上的缺点,到底在哪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尤其是知识青年,他们很快就会丢开你,而且很快就会知道来批判你的。”俨然是一副判官嘴脸了。 要知道,这个萧也牧本身是抗战前期就参加中共的知识分子,时任《中国青年》副总编,他的《我们夫妻之间》不过说了一个出身于知识分子的干部李克进城以后和出身农村的妻子之间发生矛盾的故事。他希望生活能有一些个人趣味,并努力培育妻子也能像自己一样去体验城市生活。最后两人人和好如初,共同进步,满是正能量。
                        
最初对萧也牧的批判还是限于说他“依据小资产阶级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
然后升级到用“读者李定中”来信表示:《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
这个读者李定中认为:萧也牧“对我们的人民是没有丝毫真诚的爱和热情”,对女主人公张同志,“从头到尾都是玩弄”“因此,我觉得如果照作者的这种态度来评定作者的阶级,那么,简直能够把他评为敌对的阶级了,这种态度在客观效果上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对我们劳动人民的态度”。
    
这个读者李定中是谁呢,他就是当时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主编冯雪峰。
后来萧也牧在1957年的“大鸣大放”中撰文说:对他的批判“多少有点对待敌人的‘一棍子打死’的味道”,并且说“批评要恰如其分,要讲究分寸,不要把错误提高到不应有的高度,更不要把‘莫须有’罪名加在他头上,不要污蔑他的人格。” 当然这也成了他被评为“右派”的证据,再后来,在“文革”中,萧也牧在批斗中被打死,埋在一个乱坟岗上。 
当时,被批判的电影还有《清宫秘史》,这部由香港永华影业公司1948年拍摄,1950年在中国大陆上映的电影被认为是宣传卖国主义。
1951年还有一部电影也遭到批判。那就是由文华影业公司出品,石挥自导自演的《关连长》。在影片中,石挥扮演的关连长在上海战役中为了保护孤儿院的儿童,为了将战争对社会和市民的伤害降到最低,带领八连战士以白刃战顽强抗争。最后他们成功占领了阵地,但关连长却牺牲了。这样一部充满了满满正能量的电影,却遭到了严厉的政治批判。批判的理由是国统区孤儿院孩子的政治成分不干净,他们完全无法与伟大的无产阶级解放军战士的性命相提并论,因此关连长宁愿牺牲解放军性命也要拯救国统区孤儿院孩子的举动,是无法接受和不可原谅的,是没有阶级立场的。
被批判的电影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理由基本都是“资本主义生活情调”“低俗”“阶级感情不强烈”。被批判的人基本做个检讨就能过关,但在文化界造成了一种恐怖气氛,人人都要自我审查。
1954年,曾与鲁迅交好的左翼作家胡风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长达30万字的信,阐述了自己在文艺创作方面的看法。从这封信开始,在全国整出了一个胡风反党集团,要不是1956年因为苏联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公布了斯大林滥杀无辜的秘密,举世震惊,由胡风反党集团而引发的全国性的肃清反革命(简称肃反)运动还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头落地。即使这样,在这场运动中,还是有214470人被捕,21715人被判死刑,在运动中被打死、折磨死的人数达到53230人。这次运动主要在文化人当中进行,其中很多是在校大学生。
在这场运动中,丁玲中枪落马,成了胡风反党集团的一员,而且还有自己单独的小团伙,叫做“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后来冯雪峰倒霉后又变成了“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
接下来就到了1957年,先是耄鼓励知识分子帮助共产党整风,号召大家“大鸣大放”,半个月之后开始反击右派对党的进攻。这就是著名的反右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共有3178千人被打成右派。其中年龄最小的右派是四川达县的张克锦,12岁。全国全部城镇人口卷入这场运动。
经过这几轮清洗,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不听话的都收拾干净了,剩下的都老老实实地唱赞歌。在接下来的大跃进里不管卫星放得多么荒唐,也没有一丝反对声音。到大规模饿死人的时候还是一片赞歌。
但这样耄还是不满意。在1962年又搞出个利用小说《刘志丹》反党事件,整出一个习贾刘反党集团,六万多西北出身的干部受牵连。
1962年秋天,开始批判新编昆曲《李慧娘》,说鬼魂之类的形象与社会主义精神不符,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负能量。
196312月,耄写了一个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还多次说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就是说,不发表不同意见已经不行了,你赞歌唱得不好就是反党。
1964年开始,对《李慧娘》、《谢瑶环》等许多戏曲,对《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等许多电影,对许多文艺理论观点,公开进行政治批判。同年夏天,这种批判又扩大到学术界,从哲学、经济学,到历史学,各个学术领域都有一些代表人物和理论观点在研究机构、高等学校和全国报刊上受到猛烈批判。整个知识分子队伍的大多数再次被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196511月,姚文元秉承耄的旨意,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矛头直指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认为《海瑞罢官》是右倾机会主义反案,是为彭德怀伸冤,是一颗大毒草。
到了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展,全国人民跳起了忠字舞,喊起了“万寿无疆”“无限忠于”。在此之外,全国只有耄或耄的妻子江青钦点的8个样板戏是正确的,大家可以观看,其它的都被作为毒草禁止演出。这八个样板戏我还记得有: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大家戏称八亿人民看八个样板戏。当然实际还有九个样板作品,比如《杜鹃山》《龙江颂》《平原作战》等,但因为它们极其相似,所以大家很容易混淆。不过,记住那个时候大家除了跳忠字舞以外没啥娱乐就行了。
  那个时候只要伟大领袖一出现,一定是欢声雷动,现场人群如痴如醉,现在金三胖出现时是什么场景那时就是一模一样的。
  讲过去是为了理解今天,规划明天。

(明天发表下部,告诉大家中国政府现行政策的真实目的,以及我们应该怎样应对,敬请注意! https://m.weibo.cn/detail/4376654312125962?from=timeline

中国未来之我见(下)

(上部将1949年到1966年中共从文艺娱乐入手控制人们思想的历史捋了一遍)

无论是内涵段子还是德云社,被封的理由都是低俗,这个理由在前面我们已经很熟悉了。这几天有句话很精彩:你老说我们庸俗,但你也从没优雅。其实哪里是什么低俗和高雅的事,不过是要控制人们的大脑而已。
如果大家老是玩有趣的东西,谁会再去看那无聊的党八股。所以有趣的东西必须死。等到那些不唱赞歌的娱乐企业死光了,就该轮到那些赞歌唱得不合领导意图的企业了。因为对那些将统治中国看成是自己的家业的人来说,最希望中国人的思想回到1966年以前,1957年以后。前些年网上传中国高层希望中国的宣传部门向北朝鲜学习应该不是空穴来风的,那是他们的愿望。
对他们来说,中国最好是这样的:
思想上,领导说什么,百姓就信什么。哪怕领导说人可以吃土活命,立马就会有人写文章证明这办法可行,而且所有媒体都一致说行,老百姓也就会去吃土。
经济上国有经济控制所有能挣大钱的行业,小商小铺允许个体经营,但用高税收高收费管着,让你为生计忙碌,无暇去管什么国家民族前途。一旦你不听话,逃税、非法经营的罪名就等着你。
最终的目的是:在长期稳定统治中国的同时,成为领袖世界,成为世界舵手,为世界人民指出前进的方向。
从这个目标出发,我们就能够理解目前中国发生的事情。
首先要统一思想,控制舆论工具。报纸、电台、电视、电影这些传统宣传工具从来就在中共手里,大型的搜索工具,门户网站也基本上收拾得服服帖帖,不敢乱说乱动了。各种大V、意见领袖抓得抓,臭得臭,不抓不臭的也被禁言,根本没有发出声音的阵地。理性如我也坐了将近两年的牢房,出来后凡是谈时事的文章一律不能发出,偶尔漏网的也会在12小时之内被删,逼得我只能在谷歌上开博客,用图片的方式发朋友圈。中共通过大外宣行动甚至将海外的华文媒体收买一空,连一些外文媒体也不能幸免。
在将反对意见压到最低限度以后,就开始收拾影响力大的娱乐自媒体。对意见领袖扣得帽子是反政府、反社会、不爱国,对娱乐自媒体给的帽子必然是“低俗”,不高尚。
在未来我们一定会看到有些大的媒体或主管这些媒体的大人物因为唱的赞歌不合领导胃口而倒霉。前段时间倒台的鲁炜还只是盆开胃菜。
经济上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已经要求中国各大互联网巨头接受至少10%的国有股份,尽管这些公司实际上都是在美国上市的公司;成立各类国有投资基金,这是为最后成立类似新加坡国有投资公司淡马锡的国家控股机构做准备。各个行业的大佬也都识相地说自己的企业国家啥时候要拿都行。其实上,你说不行有用吗?贵为邓家外孙女婿的吴晓辉不是说拿下就拿下,以万亿计算的资产转眼被国家接管,连个法院程序都不走。要知道,这法院本来就姓党,敢说个不?这样一纸通告万亿私产归国家,吃像都顾不上了。不过人家也许根本不在乎外界是怎么看的。
2017年中国宣布税收总收入12.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7%。而中国2017GDP增长率才是6.9%。中国GDP数据造假是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的事,就是与这造假抛高的GDP增长数字相比,中国企业的税务负担增长也是远超经济增长,可见中国企业赋税之重。不管谁一再宣称要为企业减负,但老傅可以在这里告诉大家,中国的税负只会增高,不会减低,因为一则领导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需要钱,二则中国的制度要求一年要比一年好,没有后一年比前一年税收差的事,所以忘掉减税负的事吧。
收到这么多钱干吗?
对内:为军队、警察加工资,增加忠诚度,以保证政权稳定。对待各级官员,现在的中国领袖们相当地不在乎,甚至视如草芥,想杀想剐随心所欲,所以最近公务员们日子很难过,以后会更难过。
对外:砸钱搞一带一路,在国际上收买小弟跟随自己。在自身力量不够的情况尽量利用WTO的有利条款占尽发达国家便宜,对高新技术能买则买,不能买就偷。一旦能在军事技术上超过西方国家或者差距不大,那就可以在全世界为所欲为了,因为没有哪个西方发达国家会不惜本国人民的性命来和一个可以不惜一切人民的代价来打仗的国家拼命的。到那时,台湾、南海问题也不再话下,至于是不是共产主义,谁敢怀疑?反正世界皇帝是坐上了。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看到现在的中国,警察已经不再列入公务员序列,而是与军队一样另眼看待,给予高薪。这是明显的军国主义化。在检察院系列之外再建设独立的监察委,可以对所有的人先抓后审,完全是明代厂卫制度的翻版。
对有不同意见的人只有一个字:抓!对为有不同意见的人做辩护的人还是一个字:抓!发展到现在,对为坐牢的政治犯提供经济帮助的人还是一个字:抓!(最近中国微信群旅游群和送饭群被强制解散,管理人员被抓,其中有两个是我的朋友:刘春林和周筱霖,一个是建筑设计师,一个是公务人员),领袖们真的相信,有兵在,什么都不怕!
说到这里你们应该懂了为什么要修宪了!不修宪,世界皇帝的宝座还没做几年就下来有什么意思,红色江山要万年长!
那么,中国的未来会怎样,现在中国领袖们成为世界领袖的宏伟蓝图能实现吗?红色基因能传万代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看下面实现红色江山万年长的必要条件能否达到:
第一,   统一舆论,统一思想。想要做到1966年文革以前,1957年以后对舆论的控制程度,或者简单而言做到现在北朝鲜对舆论控制的程度,就必须将中国大陆与世界彻底隔绝,与文革前,或者与现在的北朝鲜一样。这首先得做到人员往来隔绝,只有少数信得过的人才能与外界接触,外国人到中国也得受到严密监控。与世界互联网实行物理断绝,将所有VPN关闭,彻底将中国互联网变成一个大区域网。
第二,   中国经济一直运行良好,收入不断增长,能够给不断加大的军事和维稳需求、外交撒钱收买行动提供充足的资金。
最大的问题是,上面两点却完全是相互矛盾的。因为要搞好经济,就必须持续开放,与世界接轨,和世界做生意,你才能够得到足够的硬通货,才能去收买各路人马,才能有听话的马仔。靠背书单是没人理你的,靠印钞也只能哄哄国内人。而要开放,就没法做到与世隔绝。就像传闻很久的VPN将被封杀的消息为什么迟迟不见动静,就是因为一旦VPN彻底被封,所有外贸单位,外国在华企业就没法做生意了,没了外汇收入,中国就真的会成西朝鲜。所以中国的领袖们对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如此愤怒,这种愤怒恰恰是害怕的表现。
所以,中国大陆是不可能像东朝鲜那样做到与世界完全隔绝的,除非它不想活了。
既然做不到完全与世隔绝,那么现在中国领袖们致力打造的统一思想,统一舆论的努力必定失败。不管他们抓多少人,中国的真实情况总是会被外人知道,外面的思想也会被中国人所认识。秦始皇梦想从他而起一世、二世、三世传到万代,所以修长城,收天下兵器铸金人,焚书坑儒,想尽了一切办法控制国人的思想和行动,结果,到他儿子那就玩完了。在人权高于主权已经成为世界主流意见的现代社会,想让什么红色基因传万代基本就是中国梦了。东朝鲜的胖子们不过才传了三代,现在已经走到了死亡的门口,那还得感谢第二次大战以后的国际形势让他们苟延残喘了这么长。现在还有人想将开放以后的中国变成西朝鲜,实在我不太理解他们的脑子里面是什么,肉馅吗?
虽然红色基因传万代肯定是个中国梦,但中国在梦醒时分必定要有一个阵痛,这个阵痛就是经济的崩溃和社会的动荡。
经济的崩溃是必然的,因为如果一个政府不停地增加支出,总有一天是会达到经济的临界点的。不管指导这个政府的思想多么牛逼,这个国家的国民多么能忍受压迫,如果不创造财富的政府不受约束地加大开支,这个国家破产就是早晚的事,古今中外没有例外,只有在倒台前能熬多久的区别。
在《人性兽性各走半边——智者们的幸福路》一书中我说过,科学技术的进步是财富增长的主要因素。而科学技术进步的前提是自由思想,自由竞争。现代科学技术出现在欧洲,就是因为欧洲具有这种环境。人类的重大科学技术进步主要发生在5500年以前,即国家形态出现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和大航海时代以后的时间里,中间的5000年基本乏善可陈,原因就是这一段时间里面全世界都处在一个兽性发达的专制时代,一伙强人玩着屠杀、控制、再屠杀、再控制的游戏,人类的理性被兽性的专制所压制,凭着勃发的兽性就能够获得足够的好处,为何还要什么科技的发明创造。(希望阅读《人性兽性各走半边——智者们的幸福路》一书的朋友可参加本月22日举行的“学逻辑,知幸福”初级班讲座,可免费得到该书的PDF版,顺便做个广告)。
中国当局一方面从幼儿园到大学一直强调孩子们要听话,要忠诚,要随时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极力扼杀孩子们的任何思想火花。从这种教育体制下出来的孩子,怎么可能有什么创造性思维。所以当我在狱中听到中国政府在全社会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候,不禁哑然失笑。这就像忽然要一个太监去谈性生活太多对身体不好一样怪异
像中国这样的国度,是出现不了改变世界的技术发明的,所以只能去抄袭,去偷窃。这也是最近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和中国打贸易战的原因。一旦中国企业不能抄袭、偷窃欧美的技术,加上人口红利消失,所谓经济奇迹将瞬间蒸发,加上环境污染严重,将进入癌症高发时段,以前的环境欠债将一一补回,除了疯狂压榨国民,收取重税,我看不出这个政府有任何解决办法。(关于中国财富问题我写过一篇题为《中国财富的来源和未来》的文章,发表在我的微信公共号傅志彬二世当中,希望阅读的扫码微信号)


压榨国民,收取重税,势必激起反抗,信奉“有兵在,不怕”的政府一定会加强军队、警察的力量来进行镇压。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这种趋势,国内维稳费用已经持续多年高过国防费用,而且在未来一定还会继续增加。为了筹集这个费用,就必须收取更多的税和费,又会激起更多的反抗,就得召集更多的维稳力量,这种狗咬尾巴的游戏只能在经济崩溃中结束。
随着经济崩溃的来临自然是社会动荡,这个很好理解。不过在这里老傅还要告诉大家,由于数十年如一日的愚民化教育、仇恨教育,很多中国人是没有多少理性的,加上在经济崩溃之时,当局一定会把崩溃的原因归于外来势力、知识分子、为富不仁的商人,挑动内斗,以推卸责任,获得存在的理由,挽救政权,所以针对中产阶级的抢劫,对知识分子的仇视一定会卷土重来。未来对财富的抹黑,对知识的仇视一定是五毛水军的工作重点,这一套我们在文革前的历史中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以目前中国领袖们的水平,也只能按个重复键了。
我们知道中国最终总会走向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在走的民主之路,但在滚滚向前的历史长河中,也会偶尔掀起一些浪花,偶尔也会有些逆流。这些浪花或逆流在历史的长河中非常短暂,但对个人来说,却可能是一辈子的事,甚至是几辈子的事,所以我2017年新年致辞的标题是《走留之间》,想想1949年走和没走的地主、商人、知识分子的命运,多的话就不用说了,你还没看懂也就不用看懂了。

Tuesday 28 May 2019

大学生为什么是八九民运的主体

编者按: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爆发了一场历时近两月,波及中国各阶层和几乎所有大中城市的民主抗议运动。八九民运以当局在6月4日凌晨以坦克机枪镇压而结束。六四30周年之际BBC中文网特别推出这套10集系列,翔实记录六四事件始末,并对爆发八九民运的社会背景,学生,知识分子,民众和回归前的香港扮演的角色以及八九民运的政治遗产做全景分析。

 自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以来,青年学生一直是中国社会的政治晴雨表。

1989年4月17日深夜,一批北京大学的学生走出校园,向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进发。这些年轻的大学生要为刚刚去世的前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讨一个公道的说法。
一路上,不断有其它高校的学生汇入到行进的队伍,聚集在北大学生高高举起的“民族魂”的大旗下。正是这支队伍,在以后近50天的时间里,占据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并成为全世界媒体的焦点。

运动主体

无论是当年的广场绝食学生程真,还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严家其,或是北京个体户、“飞虎队”的发起者宋书元,在评价八九民运的运动性质时,都毫不怀疑大学生自始至终的主导地位。
程真:“这个运动从始至终,虽然说有各种各样的组织成立,但是整个运动的精神核心还是学生”。
严家其:“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是个学生运动。工人、市民、知识分子不过是表示支持”。
宋书元:“它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一种情绪,这是肯定的。老百姓就是跟着情绪走,就与学生走到一起了。”

出生牛犊

一批平均年龄20岁左右、涉世不深、经验缺乏的大学生,为什么会成为一场空前规模的民主运动的领导者和主体?这是迄今人们仍在探讨和反思的。
美国出版的民主杂志《北京之春》主编胡平,是77级的老北大。他认为,比他晚10年入校的大学生,缺少对专制制度的恐惧感。大学生这个特殊的群体,又给了他们一层天然的保护:
“八九民运是由一批非常年轻的学生充当先锋。这些学生无论怎么讲,受专制制度的迫害,比他们的父辈来讲,要少多了。他们是受压迫最少的,反抗却是最积极的,这是因为我们都是被专制制度‘吓大的’,而89年的大学生,他们这一代人生下来,看到的都是平反昭雪、纠正错案、思想文化文艺界的提倡自由,所以他们是在一种正常的心态下长大的。他们年龄相当、经历相似,所以很容易获得共同的看法,形成同仇敌忾的心理。”

社会号角

自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以来,青年学生一直是中国社会的政治晴雨表。已故作家,记者刘宾雁在1999年接受BBC中文记者采访时分析说,1989年大学生挺身而出,是与中国的这个传统一脉相承的:
“学生在中国社会群体中总是最敏感、最单纯的。他们顾虑少,没有拖家带口的负担,又容易接受吸纳西方的东西。但是,即使就当时中国的情况来说,学生作为运动的主要力量是可以的,但绝不能挑大梁。也就是说, 从数量上学生可以是主体,但是必定要有人从精神上、思想上、理论上对学生给予指导,这就是知识分子。
然而,被中国政府指为六四黑手之一的流亡作家郑义认为,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依然要靠学生承担社会的脊梁,是悲剧性的:
为什么学生运动会形成这么巨大的声势?这本身就说明这个社会是不正常的。这个社会造成的压抑,要靠一群最年轻的、最单纯幼稚的、最热情冲动的学生,用牺牲自己的安危和生命去冲破它。为什么那些知识分子迟迟不敢站出来?无非就是他们知道代价。比我们年长的那些知识分子,脊梁骨已全被打断了。” (更重要的是也没有真正发动群众/工人/农民参与进来


是角色的错位也好,是别无选择也好,历史在1989年把大学生推到了最前台。

照猫画虎

在学生们第一次冲出校门走上街头的时候、在广场绝食与政府博弈最卓绝的时候、在血染长安街挥泪撤离广场的时候,学生们高唱的都是《国际歌》。
八九学运领袖之一、1989年在中国社科院读研究生的王超华回忆说,当她站出来面对黑压压的群众时,忽然发现,自己能动用的政治资源少的可怜:
“尤其是碰到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时候,学生新吸收的西方思想并不能给他们提供任何这方面的经验。所以所有能想到的,包括我自己一开始去见柴玲(学生领袖之一)时提出的一些建议,都与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验和记忆有关。比我更年轻的学生,他们虽然没有文革的经历,但他们一说起来,一定与历史课本上的五四运动有关,与他们所学的党史有关”。
毛泽东的老乡、1989年在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读书,后来成为湖南学运领袖的唐柏桥回忆说: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非常遗憾的说,我当时基本上是模仿共产党的模式。搞地下活动啊、模仿毛泽东的《湘江评论》出地下刊物啊、搞新民学会造校长的反啊,这些做法与共产党早期革命的方式基本上没有区别。”

图片版权 Getty Images/AFP
Image caption 王丹:宣布戒严后就没有人再提对话了,就是对抗。

经验缺乏

“用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是中国的一句老话。作为老师,为北大学生王丹主办的民主沙龙出谋划策,因而后来被政府指为操纵运动的“黑手”的李淑贤(方励之夫人)教授说,遗憾的是,同它的政治对手相比,学生们显得太稚嫩了:
“我觉得当时学生们并没有意识到共产党的残暴本质,他们还有比较多的幻想。所以事情该做到什么深度他们没有把握。”
学生们呼喊的口号,从最初的“为民请愿”直到最后要求“政府下台”。学生领袖王丹说,八九民运概括起来,就是一个从对话到对抗的过程:
“运动的分界是与政府对话还是对抗。人民日报发表4.26社论之前,人们还没有想过对话还是对抗,就是表达一个诉求。4.26社论出来了,就是与政府正面相对了,就是要对话。甚至到了学生绝食,也是要求与政府对话,用绝食的手段迫使政府对话。宣布戒严后就没有人再提对话了,就是对抗。我们当然希望社会变化是渐进的,对话是最好的,关键是能否做到。只是一厢情愿就是闭门造车了。”

分寸把握

作为王丹的老师和长辈的方励之教授(已故),在六四十周年时接受BBC中文记者采访时说,1989年的学运之初,学生们有效的组织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运动后期的失控和无序,又让他叹息不已:
“我个人认为4月27日大游行后,学生的任务就基本完成了,以后的行动诉求都是不明确的。四月底你回到校园里可以看到,如果你想成立学生自治组织之类的民主要求,当局已经很难管了。从更广的社会层面,对舆论监督当局也很难说个不字,但六四以后,这些统统没有了。”
方励之提出的,实际上正是八九民运给人们留下的一个至今争论不休且仍没有答案的问题。

图片版权 BBC Chinese
Image caption 国际媒体的聚焦和绝食后广场上的气氛,已经把一些学生领袖推上了欲罢不能的境地。

胡平说:“八九民运败就败在没能见好就收。我们遇见了多少次‘好’,多少次共产党执政以来没有遇见过的‘好’。当然这离学生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但你喊价一万,对方还到五六千了,你还不满意。要知道过去是个负数,根本不承认你有资格喊价。人们问为什么中国的民运总是以失败结束,我说它不失败它就不结束。”


但是,89年学生对话团的负责人沈童则认为,如果说机会一再丧失的话,那这些机会本来就没有掌握在学生手中:
“人们总说政府和学生双方都失去了很多机会。如果你把学生当作政治力量的一方,或许这么说是成立的。 但学生们实际上是没有斡旋余地的。学生提出来的最理性温和的做法,往往是最快被政府否定和欺骗的。”

一盘死棋

作家郑义当时一直在广场上与学生的领导核心呆在一起。他感觉,学生撤不下来,是因为政府一点台阶都不给:
“中共始终不肯做任何稍带一点实质性的让步,甚至连表面上的让步都不肯做。所以这个棋走成一个死棋了。甚至我们自己都想给自己找台阶下了,但对方就是不跟你配合,不让你找台阶,一步一步,步步紧逼。”
但是,六四镇压后被政府定为“黑手”之一的王军涛认为,当时的党内和政府中的温和派力量一直是在寻找与学生沟通的契机的。在学生与政府形成僵局后,当时的中共统战部部长阎明复找到时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的王军涛,希望他能帮助从中劝说。王军涛说,他的感觉是,学生的要求既不明确,也不专一,这让政府中的改革派十分为难:
“我觉得主导学生的想法也是每天在变。在跟不同人谈话的时候、在不同的阶段,都在变。后来邓小平说,他们就是想搞垮我们,我们退一步他们就进一步。所以我们建议学生,你们要澄清到底想要什么,确定后要负责任。”
学生领袖之一王超华承认,当年广场上的学生一直存在一种“要挟”心态:
“如果用‘要挟’这个词的话,它不是指哪一件具体的事,而是从整体上就是一种要挟心态,我可以做极端,我可以做的更极端,看你怎么办。这种心态一直存在且没有变,这也妨碍了学生在运动过程中及时的反醒,考虑自己应该采取的步骤。”
运动起来后出现的失控状态、内部协调的困难,是所有参与了这场运动的人的共同感受。唐柏桥说,作为学生领袖,八九民运给他最深的教训,就是必须建立有效的组织:
“如果在运动起来之前,人们已经知道有这样的政治组织存在,我们的政治诉求是什么,我们的行动纲领是什么,那么运动起来后,我们就很容易把握运动的方向,很容易让运动产生一个结果。”

图片版权 Getty Images/AFP
Image caption 撤不撤出广场成了学运领导圈里争论的焦点。广场上300多个北京和全国各地高校的自治会代表们每天都要开会争论一番,但结果却每天都一样,主张坚守广场的一派占了上风。

勉为其难

历史不能假设,历史的事件也只能放在历史的进程中去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郑义认为,89年的大学生们已经做的相当出色了:
“从历史的宏观角度看,那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们做的已经好的不能再好了。动员了如此巨大规模的民众和青年,在政府的高压之下,他们保持了这样的理性和高度纪律,统一行动,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1989年时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赵紫阳改革智囊陈一咨(已故),在1999年接受BBC中文记者采访时指出,把中国实现民主的希望完全寄托在青年学生身上,也就注定了八九民运的失败:
“没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靠搞学生运动实现的。真正民主制度的建立,都是现实的不同利益集团折中、调和、妥协下形成的一种结果。民主是生长出来的,任何假象的乌托邦式的民主社会的工程都是不存在的。”
然而,调和、妥协需要的是高度的政治技巧。学生领袖王丹说,把这副担子完全压在学生肩上,实在是勉为其难了:
“从一个青年运动能够承担的社会角色来说,89年学生们已经做的很出色了。即便是失败了也是很出色,因为学生运动就是应该起到这样一个目的,它就是推动社会。至于怎么进行政治改革,那是年纪大的人的事了,学生就是一个社会的号角,他们在89年吹响了这个号角。如果说学生年轻容易冲动,那更理性的中国的知识界应该站出来,站到学生的前头。”

Wednesday 22 May 2019

用vpn看youtube,才最流畅


用vpn看youtube,非常流畅。什么ss,v2ray,https proxy等等都望尘莫及。

openvpn的编译方法在此。
https://briteming.blogspot.com/2017/08/openvpncipher.html
我最推荐的vpn是openvpn。

Sunday 19 May 2019

梁实秋:萝卜汤的启示`


抗战时我初到重庆,暂时下榻于上清寺一位朋友家。晚饭时,主人以一大钵排骨汤飨客,主人谦逊地说:‌‌“这汤不够味。我的朋友杨太太做的排骨萝卜汤才是一绝,我们无论如何也仿效不来,你去一尝便知。‌‌”杨太太也是我的熟人,过几天她邀我们几个熟人到她家去餐叙。
席上果然有一大钵排骨萝卜汤。揭开瓦钵盖,热气冒三尺。每人舀了一小碗。喔!真好吃。排骨酥烂而未成渣,萝卜煮透而未变泥,汤呢?热、浓、香、稠,大家都吃得直吧嗒嘴。
少不得人人要赞美一番,并且异口同声地向主人探询,做这一味汤有什么秘诀。加多少水、煮多少时候,用文火、用武火?主人只是咧着嘴笑,支支吾吾地说:‌‌“没什么,没什么,这种家常菜其实上不得台面,不成敬意。‌‌”客人们有一点失望,难道说这其间还有什么职业的秘密不成,你不肯说也就罢了。这时节,一位心直口快的朋友开腔了,他说:‌‌“我来宣布这个烹调的秘诀吧!‌‌”大家都注意倾听,他不慌不忙地说:‌‌“道理很简单,多放排骨,少加萝卜,少加水。‌‌”也许他说的是实话,实话往往可笑。于是座上泛起了一阵轻微的笑声,主人顾左右而言他。
宴罢,我回到上清寺朋友家。他问我方才席上所宣布的排骨萝卜汤秘诀是否可信,我说:‌‌“不妨一试。多放排骨,少加萝卜,少加水。‌‌”当然,排骨也有成色可分,需要拣上好的,切萝卜的刀法也有讲究,大小厚薄要适度,火候不能忽略,要慢火久煨。试验结果,大成功。杨太太的拿手菜不再是独门绝活。
从这一桩小事,我联想到做文章的道理。文字掷地作金石声,固非易事,但是要做到言中有物,不令人觉得淡而无味,却是不难办到的,少说废话,这便是秘诀,和汤里少加萝卜少加水是一个道理.

Sunday 12 May 2019

"蜗牛与黄鹂鸟"的曲作者

《蜗牛与黄鹂鸟》,是一首台湾的国语民歌童谣,由台湾著名音乐家左宏元创作,约完成于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间,首次出版收录于1979年台湾歌手银霞的《回答》(《兰花草》)专辑。

词曲作者[编辑]

在早期黑胶唱片的内页中,唱片公司曾对此歌曲标注这样一段话:[1]
本曲歌词风格类似童话寓言,虽然非常口语化,但却充满哲理和幽默感。歌曲节奏简洁明快,旋律活泼,充分表达歌词的谐趣性,难怪它会风行于各级学校及山间水畔。聪明的你!要当蜗牛?黄鹂鸟?还是葡萄树? 我们急切地问(找):作者你在哪里?请与我们联系,我们热切地盼望你的指教。
由此,唱片公司最初在出版这首歌的时候还并不知道其真实作者是谁。而这张专辑其他一些版本中,歌词内页却出现了“作词:陈弘文、作曲:林建昌”的标注,也因此,后来很多资料都是把这两个人名算作词曲作者。
但是,在很多年后左宏元的访谈中,他曾多次提到这首歌的原作者是他本人。并且,在2009年金牌大风出版的杨沛宜《歌唱祖国》专辑歌词内页中,出版单位已经把词曲作者标注为TSO HONG YUEN,即左宏元的英文译名。由此,可以确定这首歌的真实作者,即是左宏元,而陈弘文和林建昌,极有可能是当年唱片公司因为找不到真正作者而杜撰出的两个虚假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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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宏元也是邓丽君所演唱的许多歌曲的曲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