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爆发了一场历时近两月，波及中国各阶层和几乎所有大中城市的民主抗议运动。八九民运以当局在6月4日凌晨以坦克机枪镇压而结束。六四30周年之际BBC中文网特别推出这套10集系列，翔实记录六四事件始末，并对爆发八九民运的社会背景，学生，知识分子，民众和回归前的香港扮演的角色以及八九民运的政治遗产做全景分析。
自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以来，青年学生一直是中国社会的政治晴雨表。
1989年4月17日深夜，一批北京大学的学生走出校园，向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进发。这些年轻的大学生要为刚刚去世的前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讨一个公道的说法。
一路上，不断有其它高校的学生汇入到行进的队伍，聚集在北大学生高高举起的“民族魂”的大旗下。正是这支队伍，在以后近50天的时间里，占据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并成为全世界媒体的焦点。
运动主体
无论是当年的广场绝食学生程真，还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严家其，或是北京个体户、“飞虎队”的发起者宋书元，在评价八九民运的运动性质时，都毫不怀疑大学生自始至终的主导地位。
程真：“这个运动从始至终，虽然说有各种各样的组织成立，但是整个运动的精神核心还是学生”。
严家其：“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是个学生运动。工人、市民、知识分子不过是表示支持”。
宋书元：“它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一种情绪，这是肯定的。老百姓就是跟着情绪走，就与学生走到一起了。”
出生牛犊
一批平均年龄20岁左右、涉世不深、经验缺乏的大学生，为什么会成为一场空前规模的民主运动的领导者和主体？这是迄今人们仍在探讨和反思的。
美国出版的民主杂志《北京之春》主编胡平，是77级的老北大。他认为，比他晚10年入校的大学生，缺少对专制制度的恐惧感。大学生这个特殊的群体，又给了他们一层天然的保护：
“八九民运是由一批非常年轻的学生充当先锋。这些学生无论怎么讲，受专制制度的迫害，比他们的父辈来讲，要少多了。他们是受压迫最少的，反抗却是最积极的，这是因为我们都是被专制制度‘吓大的’，而89年的大学生，他们这一代人生下来，看到的都是平反昭雪、纠正错案、思想文化文艺界的提倡自由，所以他们是在一种正常的心态下长大的。他们年龄相当、经历相似，所以很容易获得共同的看法，形成同仇敌忾的心理。”
社会号角
自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以来，青年学生一直是中国社会的政治晴雨表。已故作家，记者刘宾雁在1999年接受BBC中文记者采访时分析说，1989年大学生挺身而出，是与中国的这个传统一脉相承的：
“学生在中国社会群体中总是最敏感、最单纯的。他们顾虑少，没有拖家带口的负担，又容易接受吸纳西方的东西。但是，即使就当时中国的情况来说，学生作为运动的主要力量是可以的，但绝不能挑大梁。也就是说， 从数量上学生可以是主体，但是必定要有人从精神上、思想上、理论上对学生给予指导，这就是知识分子。”
然而，被中国政府指为六四黑手之一的流亡作家郑义认为，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依然要靠学生承担社会的脊梁，是悲剧性的：
“为什么学生运动会形成这么巨大的声势？这本身就说明这个社会是不正常的。这个社会造成的压抑，要靠一群最年轻的、最单纯幼稚的、最热情冲动的学生，用牺牲自己的安危和生命去冲破它。为什么那些知识分子迟迟不敢站出来？无非就是他们知道代价。比我们年长的那些知识分子，脊梁骨已全被打断了。” （更重要的是也没有真正发动群众／工人／农民参与进来）
是角色的错位也好，是别无选择也好，历史在1989年把大学生推到了最前台。
照猫画虎
在学生们第一次冲出校门走上街头的时候、在广场绝食与政府博弈最卓绝的时候、在血染长安街挥泪撤离广场的时候，学生们高唱的都是《国际歌》。
八九学运领袖之一、1989年在中国社科院读研究生的王超华回忆说，当她站出来面对黑压压的群众时，忽然发现，自己能动用的政治资源少的可怜：
“尤其是碰到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时候，学生新吸收的西方思想并不能给他们提供任何这方面的经验。所以所有能想到的，包括我自己一开始去见柴玲（学生领袖之一）时提出的一些建议，都与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验和记忆有关。比我更年轻的学生，他们虽然没有文革的经历，但他们一说起来，一定与历史课本上的五四运动有关，与他们所学的党史有关”。
毛泽东的老乡、1989年在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读书，后来成为湖南学运领袖的唐柏桥回忆说：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非常遗憾的说，我当时基本上是模仿共产党的模式。搞地下活动啊、模仿毛泽东的《湘江评论》出地下刊物啊、搞新民学会造校长的反啊，这些做法与共产党早期革命的方式基本上没有区别。”
经验缺乏
“用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是中国的一句老话。作为老师，为北大学生王丹主办的民主沙龙出谋划策，因而后来被政府指为操纵运动的“黑手”的李淑贤（方励之夫人）教授说，遗憾的是，同它的政治对手相比，学生们显得太稚嫩了：
“我觉得当时学生们并没有意识到共产党的残暴本质，他们还有比较多的幻想。所以事情该做到什么深度他们没有把握。”
学生们呼喊的口号，从最初的“为民请愿”直到最后要求“政府下台”。学生领袖王丹说，八九民运概括起来，就是一个从对话到对抗的过程：
“运动的分界是与政府对话还是对抗。人民日报发表4.26社论之前，人们还没有想过对话还是对抗，就是表达一个诉求。4.26社论出来了，就是与政府正面相对了，就是要对话。甚至到了学生绝食，也是要求与政府对话，用绝食的手段迫使政府对话。宣布戒严后就没有人再提对话了，就是对抗。我们当然希望社会变化是渐进的，对话是最好的，关键是能否做到。只是一厢情愿就是闭门造车了。”
分寸把握
作为王丹的老师和长辈的方励之教授（已故），在六四十周年时接受BBC中文记者采访时说，1989年的学运之初，学生们有效的组织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运动后期的失控和无序，又让他叹息不已：
“我个人认为4月27日大游行后，学生的任务就基本完成了，以后的行动诉求都是不明确的。四月底你回到校园里可以看到，如果你想成立学生自治组织之类的民主要求，当局已经很难管了。从更广的社会层面，对舆论监督当局也很难说个不字，但六四以后，这些统统没有了。”
方励之提出的，实际上正是八九民运给人们留下的一个至今争论不休且仍没有答案的问题。
胡平说：“八九民运败就败在没能见好就收。我们遇见了多少次‘好’，多少次共产党执政以来没有遇见过的‘好’。当然这离学生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但你喊价一万，对方还到五六千了，你还不满意。要知道过去是个负数，根本不承认你有资格喊价。人们问为什么中国的民运总是以失败结束，我说它不失败它就不结束。”
但是，89年学生对话团的负责人沈童则认为，如果说机会一再丧失的话，那这些机会本来就没有掌握在学生手中：
“人们总说政府和学生双方都失去了很多机会。如果你把学生当作政治力量的一方，或许这么说是成立的。 但学生们实际上是没有斡旋余地的。学生提出来的最理性温和的做法，往往是最快被政府否定和欺骗的。”
一盘死棋
作家郑义当时一直在广场上与学生的领导核心呆在一起。他感觉，学生撤不下来，是因为政府一点台阶都不给：
“中共始终不肯做任何稍带一点实质性的让步，甚至连表面上的让步都不肯做。所以这个棋走成一个死棋了。甚至我们自己都想给自己找台阶下了，但对方就是不跟你配合，不让你找台阶，一步一步，步步紧逼。”
但是，六四镇压后被政府定为“黑手”之一的王军涛认为，当时的党内和政府中的温和派力量一直是在寻找与学生沟通的契机的。在学生与政府形成僵局后，当时的中共统战部部长阎明复找到时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的王军涛，希望他能帮助从中劝说。王军涛说，他的感觉是，学生的要求既不明确，也不专一，这让政府中的改革派十分为难：
“我觉得主导学生的想法也是每天在变。在跟不同人谈话的时候、在不同的阶段，都在变。后来邓小平说，他们就是想搞垮我们，我们退一步他们就进一步。所以我们建议学生，你们要澄清到底想要什么，确定后要负责任。”
学生领袖之一王超华承认，当年广场上的学生一直存在一种“要挟”心态：
“如果用‘要挟’这个词的话，它不是指哪一件具体的事，而是从整体上就是一种要挟心态，我可以做极端，我可以做的更极端，看你怎么办。这种心态一直存在且没有变，这也妨碍了学生在运动过程中及时的反醒，考虑自己应该采取的步骤。”
运动起来后出现的失控状态、内部协调的困难，是所有参与了这场运动的人的共同感受。唐柏桥说，作为学生领袖，八九民运给他最深的教训，就是必须建立有效的组织：
“如果在运动起来之前，人们已经知道有这样的政治组织存在，我们的政治诉求是什么，我们的行动纲领是什么，那么运动起来后，我们就很容易把握运动的方向，很容易让运动产生一个结果。”
勉为其难
历史不能假设，历史的事件也只能放在历史的进程中去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郑义认为，89年的大学生们已经做的相当出色了：
“从历史的宏观角度看，那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们做的已经好的不能再好了。动员了如此巨大规模的民众和青年，在政府的高压之下，他们保持了这样的理性和高度纪律，统一行动，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1989年时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赵紫阳改革智囊陈一咨（已故），在1999年接受BBC中文记者采访时指出，把中国实现民主的希望完全寄托在青年学生身上，也就注定了八九民运的失败：
“没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靠搞学生运动实现的。真正民主制度的建立，都是现实的不同利益集团折中、调和、妥协下形成的一种结果。民主是生长出来的，任何假象的乌托邦式的民主社会的工程都是不存在的。”
然而，调和、妥协需要的是高度的政治技巧。学生领袖王丹说，把这副担子完全压在学生肩上，实在是勉为其难了：
“从一个青年运动能够承担的社会角色来说，89年学生们已经做的很出色了。即便是失败了也是很出色，因为学生运动就是应该起到这样一个目的，它就是推动社会。至于怎么进行政治改革，那是年纪大的人的事了，学生就是一个社会的号角，他们在89年吹响了这个号角。如果说学生年轻容易冲动，那更理性的中国的知识界应该站出来，站到学生的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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