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文革浩劫从反面催生了当代中国自由主义

发表于 2026 年 09 月 27 日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距今已经整整六十年了。

然而，直到六十年后的今天，在中国，文革仍然被列为敏感话题，当局不允许对之展开自由的讨论。这就从反面告诉我们，回顾文革、讨论文革不只有学术的意义与历史的意义，而且还有政治的意义与现实的意义。

西方著名的文革史家、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在《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里讲到：没有毛泽东主义的文革，就没有邓小平主义的改革。正因为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推行极左的经济路线外加闭关锁国，致使中国民生凋敝，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边缘。物极必反，穷则思变，这才刺激出邓小平的经济改革，重新引进资本主义，从偷偷摸摸到大张旗鼓。国人追求物质的欲望正因为被压抑得太深太久，一旦放开闸门，势必爆发出惊人的冲动与活力，令世界刮目相看。

不过，麦克法夸这话只讲对了一半。文革浩劫，首先的、主要的、大量的是政治迫害，是史无前例的思想罪和文字狱。物极必反，它理当激发出强大的自由化运动。事实上，文革结束后，中国首先爆发的也正是自由化运动，包括民间的民主墙运动和官方的思想解放运动，平反冤假错案，批判“两个凡是”，等等。这一强大的自由化运动在八九民运达到高峰。

八十年代自由化浪潮的兴起，固然和中共结束闭关锁国、实行对外开放、西方的思想再一次进入国内有关，但它首先地、主要地是一场内部自生的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它正是对文革的反弹。

和传统专制相比，和文革前17年相比，文革中的政治迫害要更普遍、更彻底、更残酷、更频繁，以及更反复。这就促使一些人，甚至包括一些中共老干部，出于对政治迫害的深刻恐惧，或多或少地、自发地萌生了自由主义理念。在这里，西方已有的自由主义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中的自由成分，还有中国前几代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哪怕是以只言片语，并且常常是以被歪曲的方式被我们所了解，都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或者是起到了可贵的提示作用。

美国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茱迪.史珂拉写过一篇很有名的论文，题目是《恐惧的自由主义》。文章指出，现代西方的自由主义，产生于对残酷的宗教迫害的恐惧。史珂拉写到：“自由主义.....起源于后宗教改革的欧洲。它起源于基督教内部教义的正统性要求与博爱、信仰与道德之间的极度紧张。宗教战争的残酷性使得众多基督徒从教会的公共政策转向了这样一种道德，这种道德把宽容当作基督教的博爱的一种表达。例如，有人会想起加尔文教徒中的塞巴斯蒂安.卡斯特里昂。”

关于这位卡斯特里昂，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一书中有详细的描写。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家加尔文为了宣扬新教思想，曾经遭到罗马教廷的无情迫害；然而，等到新教得势后，手握大权的加尔文却实行了比罗马教廷更严厉的思想专制，在迫害异端异教方面竟然比罗马教廷还更残酷，美丽的日内瓦城一度陷入无边的黑暗和恐惧。在这时，年轻的教士卡斯特里昂挺身而出，发表了《论异端》一书，有力地谴责了宗教迫害和思想专制，为宗教宽容和思想自由发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正像茨威格所写的那样：物极必反，两极相通。恰恰是在那些受到不宽容的理念影响最大的国家，令人惊讶地变成了欧洲最早实现宽容思想的自由国家。政治自由的理念恰恰就是从要竭力扼杀个人自由的加尔文思想体系中演变而来。恰恰是荷兰、英国和美国这些最早受加尔文思想体系影响的国家最热衷于把自由民主作为立国的理念。

不难看出，当今中国自由主义的发生过程，和当年西方自由主义的发生过程有很大的相似性。中共建政以来，建立起远比当年西方更彻底的政教合一，实行了远比传统专制更严厉的专制，首先是思想专制，是对各种不同政见的残酷迫害。从平民到高干，很少人不生活在恐惧之中。文革浩劫则把这一切发展到史无前例的登峰造极。物极必反，这就从反面催生了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必须看到，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并非西方理论的舶来品。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在文革这段最黑暗的时期自发生长起来的，具有强烈的自发性和内生性。

我强调这一次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实际上是一次发现经验的过程。和第一次、即清末民初那一次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同，那一次的自由主义几乎完全是从外部学来的一种观念。而这一次自由主义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中国内部自生的产物。

以民主墙运动为例，那无疑可称之为一场自由主义运动。首先，民主墙运动开始于1978年，当时中共尚未实行对外开放方针。其次，参加民主墙运动的活跃分子，从年龄上讲大都在二、三十岁左右，他们过去从未受过西方式的教育，大部分连大学都没上过，基本上都是自学成才，他们的思想信念，完全是在共产党统治下的极为封闭的文化环境中形成的。考查这批活跃分子的地区分布，不仅有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当时与外界略有来往的地区，也有象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等相当隔绝的地区。再看这批人的个人背景，大部分并非出自官宦家庭或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谈不上有什么特殊的“家学”渊源或与外部世界的特殊交往渠道。至于他们的个人身份更是十分平凡。对比当年的容闳、严复、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和胡适之之辈，上述几方面的差异都是很明显的。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民主墙运动活跃分子们所具有的自由主义观念，基本上不是来自课堂、来自老师、来自与西方世界的接触，甚至也不是来自书本。文化革命把人类一切进步思想统统贴上“封资修”的标签被批判被封存。在那时，我们被允许阅读的只有毛思想、马列，外加鲁迅。在那时，我们能读到的西人和前人有关自由主义的论述是极其残缺不全的。它们象远处传来的乐曲，若有若无、时断时续，非有心人不能听见。听者少一半是靠听觉，多一半则是凭借自己的想象，勉力将之敷衍成篇。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是从自身的经历与反思中，重新发现了自由主义。

不只是民间，不只是年轻人，就在中共党内，甚至就在中共老一代领导人中间，也萌生了宽容的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思想，例如胡耀邦赞成言论自由，朱厚泽倡导三宽（宽容、宽厚、宽松）。这里尤其要提到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八十年代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期间，习仲勋提议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习仲勋说：“我长久以来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怎样保护不同意见。从党的历史看，不同意见惹起的灾祸太大了！‘反党联盟’、‘反革命集团’、‘右倾投降’、‘左倾投机’等等，我经历过的总有几十起、上百起，但最后查清楚，绝大多数是提了一些不同意见，属于思想问题，有不少意见还是正确的。我们对党的领导人，应当热情拥护，对党的方针、政策应当坚决执行，但是对领导人的主张，对党的方针、政策，不是不可以提出不同意见。因此，我想，是否可以制定一个《不同意见保护法》，规定什么情况下允许提出不同意见，即使提的意见是错误的，也不应该受处罚。” 针对有人提出，要保护不同意见，但言论不能出格，不能反党反社会主义，习仲勋明确表示不赞同，因为什么叫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标准很难掌握。习仲勋说：“改革之初，我在广东省工作，建议中央批准设立经济特区。当时就被一些人斥为向境外资产阶级投降。如果对现行政策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那还有可能改革吗？”结论很简单：仅有思想而没有触犯刑律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任何人都不能因发表不同的政治观点而处以刑罚。

习仲勋未必读过洛克、密尔，也未必读过伯林、哈耶克。同样的，象胡耀邦、朱厚泽、习仲勋这类共产党领导人，都未必读过多少西方的自由主义大师的著作。他们的宽容理念与自由理念主要是来自他们自身的经验，尤其是对毛泽东文革的恐怖经验以及对这种经验的反思。

在所谓太子党、红二代那里，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例如刘少奇之子刘源。在1980年北京高校竞选运动中，在北京师院就读的刘源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站出来竞选。他在一次答辩会上讲到自己参选的个人动机时说：〝……这十几年，我与全国人民共同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大灾难。我的家中死了四个，六个进监狱。我自己，起码可以说不比任何人受的苦再少了。我甚至都不敢完完整整地回顾自己的经历，那太令人不寒而栗了……今天，回顾以往的苦难，我决不允许让别人，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再经历这样的痛苦！我必须站起来为人民说话。为了避免灾难重演，就必须铲除产生封建法西斯的土壤，实现民主，不管有多难，路有多长，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去争取民主。〞

另外，据了解，陶铸的女儿陶斯亮、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陈毅的儿子陈昊苏，在八九民运中都是同情学生、同情民运的。那又如何看待今天的习近平呢？习近平不像是习仲勋的儿子。倒像是毛泽东的孙子。不少人把习近平今天的政治理念追溯到他的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尤其是文革期间的经历。习近平要效仿毛泽东是来自他在文革期间的经验。这种解释显然不能成立。习近平在文革中的经历很有些类似于刘源，那又怎么会从中得出要效仿毛泽东、热衷于搞专制搞个人集权呢？

正好有一个参考系：薄熙来。2011年，薄熙来在回答共识网的主编周志兴时说：“按道理说，我应当不喜欢毛泽东，因为我父亲在文革中被整了十二年，我自己也坐过监狱；但是我想来想去中国只有走毛泽东的道路才行。”薄熙来这句话告诉我们，他曾经一度是不喜欢毛泽东的，他是又经历了一段时间，“想来想去”才转向，转而决定走毛泽东的路。我们有理由推断，习近平以他个人和家庭在文革中的遭遇，他原本也是不喜欢毛泽东的。考虑到习仲勋在八十年代中期提议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以及在1987年中共元老逼退胡耀邦事件中的反对态度，那时的习近平即便不是支持和同情他父亲的立场，起码也不会是站在他父亲的对立面的。我们有理由推断，习近平也是又经历了一些时间，“想来想去”才选择了他今天的政治理念。在这一重大转变的过程中，“六四”无疑是一个拐点。

如前所说，文革浩劫，首先的、主要的、大量的是政治迫害，是史无前例的思想罪和文字狱。物极必反，它理当激发出强大的自由化运动。事实上，文革结束后，中国首先爆发的也正是自由化运动，包括民间的民主墙运动和官方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及种种非毛化举措。这一强大的自由化运动在89民运达到高潮，但是被邓小平的“六四”屠杀所中断。此后又经历了一系列事件，今日中国，竟然又出现了类似于毛泽东式的专制集权。这看上去似乎是文革的延续，但严格说来不是文革的延续，因为文革早已被阻断，随之而起的是对文革的强势反转，如今则是对反转的再反转；而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击退这一再反转。这就是我们今天研究文革、反思文革、批判文革的意义之所在。

文革浩劫是一党专制与个人独裁之罪恶的集中表现，批判文革就必须归结到反对一党专制反对个人独裁。文革从反面催生了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我们的自由民主理念不是舶来品，而是来自我们自身的共同经验。既然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本身就诞生于中国本土，那就不存在所谓西方式自由主义是否能移植中国这个假问题。一旦我们认清了我们的来时路，我们就会对今天的抗争更有底气，对未来的前景更有信心.

1963年出生的中国名人

 以下为您盘点1963年出生的中国名人，按主要领域分类：
🎬 影视与导演巨星姜文（1963年1月5日）：中国殿堂级导演、演员，代表作《阳光灿烂的日子》《让子弹飞》《芙蓉镇》。
李连杰（1963年4月26日）：享誉国际的“功夫皇帝”、武术运动员，代表作《少林寺》《黄飞鸿》系列及《英雄》。
甄子丹（1963年7月27日）：国际功夫巨星、导演、动作指导，凭借《叶问》系列电影将咏春拳风潮推向全球。
梅艳芳（1963年10月10日－2003年12月30日）：香港传奇“百变天后”，乐坛与影坛巨星，金马奖与金像奖双料影后，代表作《胭脂扣》。
蓝洁瑛（1963年4月27日－2018年11月）：香港知名女演员，曾有“靓绝五台山”美誉，在大话西游中饰演“春三十娘”。
陶大宇（1963年8月26日）：香港著名演员，凭借《刑事侦缉档案》等剧集被誉为TVB“师奶杀手”。
刘劲（1963年12月7日）：中国内地著名特型演员，在数十部影视作品中成功塑造了周恩来总理的荧幕形象。
🎵 音乐界泰斗刘欢（1963年8月26日－2026年9月25日）：中国内地“音乐之父”、歌唱家及音乐教育家。曾演唱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题曲《我和你》，代表作有《好汉歌》《弯弯的月亮》《凤凰于飞》。
李玲玉（1963年4月9日）：中国内地著名歌手、演员，被誉为“甜歌皇后”，曾在86版《西游记》中饰演玉兔精。
伍思凯（1963年7月23日）：台湾著名流行乐男歌手、音乐创作人，代表作《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 体育与商业传奇李宁（1963年3月10日）：中国“体操王子”，曾在奥运会上狂揽金牌。退役后成功转型为商业巨头，创立了同名体育用品品牌“李宁（LI-NING）”。
张近东（1963年3月）：中国著名企业家，苏宁集团（苏宁易购）的创始人。
还有潘石屹。。。

 1963年是中国出生人数最多的一年。

三十分鐘讀完資治通鑑！中國人的家風傳承與識人智慧

人民日报/妇女报痛批摸臀姐 账号被封禁，留学被举报

-现在有一帮年轻女人维权过度，之前有一位大学女生指控一大学男生对其做出性猥亵动作，还用手机三连拍留存证据，最终纯属子虚乌有，男子是阴部瘙痒，挠了几下痒，恰巧坐在女子对面而已，最终该女做出了道歉。现在又来一例。相比之下，美国社会要善意宽容许多：最近我在一美国快餐厅，取一份预定的快餐，几乎拿错了，手几乎要拿到另一份旁边的人正在订的快餐，旁边那人却先向我道歉。

四野名将陈光为何最终走向绝路？从战功赫赫到举火自焚，他的命运如何一步步改变？

叶剑英这个家伙对陈光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罗列了一些子虚乌有的罪名。另一方面，陈光确实“不会做人”，你顶撞谁，也不要顶撞领导/上级，因为领导/上级有的是办法整你。

812天津港绝密档案：450吨TNT与一个被隐瞒了24分钟的致命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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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亡超7000人，超30萬人流離失所，貝魯特驚天大爆炸

 

蔡霞的具體建議：如何真正認識與反思文革

蔡霞提出防止文革式悲劇重演，必須從政治體制、思想意識、歷史清算與社會文化四個層面進行根本性重構，而不能停留在「控訴歷史」或「經濟改革」的表面層次。

第一，廢除個人獨裁，建立權力制衡機制。文革之所以能動員全國並持續十年，根本原因在於最高領導人的權力完全不受約束。必須從制度上建立真正的分權、監督與制衡機制，廢除個人崇拜與終身制，從源頭杜絕「一人發動全社會浩劫」的條件。

第二，徹底清算「階級鬥爭」意識形態，回歸人道主義與人權。文革的思想底色是「把人不當人」，將社會成員劃分為工具或敵人。必須拋棄敵我對立思維，在社會建立尊重人格尊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現代政治文明。

第三，尊重與保障私有財產權，削弱極權的全能控制。極權體制能夠控制全社會，關鍵在於透過消滅私有制使人民的經濟生存高度依附於國家。必須從法律與制度上嚴格保護私有財產權，使公民擁有獨立的經濟生存能力，才不會在政治狂熱來臨時輕易被體制挾持。

第四，放棄血統論與身份政治，避免陷入冤冤相報。文革的本質是用出身、身份判定個人的罪名與權利。無論是官方的紅五類敘事，還是民間反專制陣營可能出現的「逆向血統論」，都必須被拒絕，改以現代法治與個體責任取代集體身份政治，才能避免歷史悲劇以新的形式循環重演。

第五，打破官方話語權壟斷，開放公共討論，進行全民族的真相還原與集體反思。蔡霞認為，文革幽靈至今徘徊不散，正是因為中國從未有過一場類似「紐倫堡審判」般公開、全民參與的歷史清算。長期以來，文革的記憶與敘述被中共老幹部與高官壟斷，僅講述自己受害的一面卻掩蓋體制罪責，而受害最深的兩千萬普通平民「政治賤民」從未獲得發聲機會。她呼籲必須給予所有受害者講述苦難的平台，公開還原歷史真相；加害者與受益者——包括曾經麻木看熱鬧的普通人、享有特權的紅二代與軍二代——都必須進行自我解剖與深刻懺悔，唯有如此，全社會才能真正吸取教訓，走出六十年來未曾真正癒合的歷史陰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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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導演


（編按：蔡霞1998至2012年在中共中央黨校任教，因批評中共是「政治殭屍」，習近平應下台，又為中國言論自由及受迫害人群發聲被開除黨籍，取消退休待遇、銀行賬戶被凍結。 2019年移居美國，其論述經歷了從「體制內改良」到「與中共全盤決裂」的重大轉向。2020年，蔡霞於美國《外交》（Foreign Affairs）雜誌發表長文 “The Party that Failed”[10] ，中譯《失敗的黨》一個體制內人士與北京決裂，首次記錄她的覺醒之路。）

[1] 蔡霞:誰在把中國帶回文革？從薄熙來到習近平 https://youtu.be/e69pvvf1DEk?si=Xcp31w7qClV10D62

[2] 在薄熙來主政重慶期間，香港《亞洲週刊》扮演了高調的敘事者，不僅率先在2009年提出並叫響「重慶模式」，更密集報導「打黑舉紅」舉措，將其定義為探索共同富裕的新路徑。然而，在2012年薄熙來倒台後，該刊隨後刊發了包括《薄熙來事件真相》在內的多篇反思與揭秘報導。

[3] 朱學勤：改革開放後三十年來的中國 https://www.chinesepen.org/old-posts/?p=15275

[4] 蔡霞: 黨史研究員「每人一大麻袋」真實史料

[5] 蔡霞淚湧：我是文革受益者 欠同學一句50年的「對不起」


[7] 蔡霞含淚自省：中國兩千多萬「政治賤民」我當年卻只是在看熱鬧
https://youtu.be/lO2GT4ayFHw?si=XqL7QLd2ilZVhIvR

[8] 「血統論」，在文革前後被稱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文化。北京青年工人遇羅克因出身問題無法上大學，1967年1月在民間刊物《中學文革報》上發表《出身論》觸怒了當局。1967年4月，中央文革小組戚本禹宣佈《出身論》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1970年3月5日，年僅27歲的遇羅克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萬人集會後被執行死刑。

[9] 中國紅二代會成為新的「黑五類」嗎？蔡霞: 血統論沒變只是對象變了
https://youtu.be/DMa18R428DU?si=kmdYodnf5c0u4LCb

[10] “The Party That Failed” Foreign Affairs Dec 20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0-12-04/chinese-communist-party-failed

 

李承鹏：在中国，千万别当好人

中国人到底值不值得救？中国人是乐于助人，还是忘恩负义，好人多还是坏人多？这是个假问题 这些年你是不是感觉坏人越来越多，好人越发孤独了，这正是维稳制度想要的社会状态：人和人没有共识、底层充满纷争，司法不公，放出些小坏人捣乱。原子化、散沙化、社会触感孤独化，才是极权社会最理想的统治状态。 这事跟往常一样，从一开始和稀泥，老百姓震惊，再到官媒呼吁、政府出手，没脑子的人会感动于社会还是有正义的。可当事人删光视频说“到此为止”，最新又说店家把死者拖出暴晒，也有责任……大家哄就散了。 平息舆情的经典做法，你细品：整件事，钱是老百姓出的，人是老百姓死的，焦虑属于店主，口水属于死者家属，官媒收获了正义，党收获了权力稳定。完美，PERFECT，牛逼……然后再来一次，我们在经济上做不到内循环，在社会情绪上一定永恒内循环，无需充电，自给自足，自我消化，自我感动。 洪武十八年，朱元璋亲手编了一部《大诰》：凡伤害老百姓，可“连名赴京状奏”。同时又颁布《大明律》：百姓越级上诉，将遭严厉惩罚。矛盾吗？不矛盾，这恰恰是统治术最精巧之处。皇帝怕老百姓造反，派官僚盯着百姓；怕官僚造反，用老百姓制衡官僚。左手打右手，右手打左手，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白板打倒红中，挑起群众斗群众，毛主席最在行了。 六百年过去，“信访制度”说老百姓有冤可以向上反映，这是朱元璋的《大诰》；另一套政策说越级上访是非法的，必须严肃处理，这就是《大明律》。帝国最高意志一直把玩你，基层衙役一会儿活稀泥、一会儿砸铁拳，街市必时常出现些小坏人，否则怎么显得官府的合法性和正义性呢。 延绵可不止六百年啊。自古拔刀相助者有之，狼心狗肺者有之，但中国皇帝们太聪明了，管控能力一直在进化，散沙化、冷漠化、敌对化、最终道德垃圾化，唯皇家党是唯一真理。 所以当讨论一个社会现象时，我们要知道自己到底在讨论什么，不要讨论假问题，讨论现象，也讨论现象形成的机制是什么。这机制就是： 你一直必须是帝国意志的玩具。 点击进入：https://youtube.com/channel/UCye2hwJV7IRisIcGSUpQbVw?si=4zYnMquFnXE7dj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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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个故事：四川达州。70岁的蒋婆婆走着走着自行摔倒了，她向附近玩耍的三名小孩求救，说“小娃儿咧，快点来把我扶一下”，一名9岁小孩好心上来扶她时，蒋婆婆一把抓住小娃儿的手不松，声称就是这个小娃儿把她撞倒的，赔钱。

蒋婆婆的儿子龚某某赶来后，也一口咬定是三个孩子将母亲撞倒，索赔高达二十万，甚至带着五六个人涌进这孩子的家里，把老太太往屋里一放就走。这老太太在救她的好心人家里强吃强住，最后逼得这户人家只能在外面租房子住。

司法所“和稀泥”，劝大事化小，叫三位家长一人赔偿2500元。派出所也拿这老太太也没办法。幸好包括一位清洁工在内的三名证人作证，“是那个老太婆自己摔的，她喊小娃儿拉她，小娃儿没撞，是她自己摔的”。

经过一番努力，达川区分局才发布官方通报：蒋婆婆系自己摔倒，其行为属敲诈勒索。对她处以行政拘留7日，因为她年满70周岁依法不予执行，但对其儿子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500元。

滑稽的是，直到此时，蒋婆婆仍对电视台赌咒发誓她是被冤枉的，坚称是小孩撞的，要恢复她们一家人的名声。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文革时期，这个婆娘不晓得干了多少坏事，抄了多少家，批斗了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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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讲点“千万别当好人”的故事： 2020年12月20日，江西九江爱心联合会的一名女义工，驾车途中偶遇一位92岁老人倒地不起，她把老人扶起后并交给家属。老人当时在家属询问下，也说明了是路人好心相扶。 没想到女义走后，家属以老人年纪大、不清醒为由报警，称女义工肇事逃逸。真是好心喂了狗啊，对不起，又侮辱狗了。 后来警察调取监控，查证老人系自己摔倒并被路过的女义工扶起。老人儿子看过监控后向女义工道歉，还送去了锦旗。我靠——你们总是用锦旗来遮掩自己的丑陋行为，那他妈不是锦旗而是你们的遮羞布了。 还有2024年5月，南京的杨先生骑车路过，见一名老人脸朝下摔倒、鲜血渗出，围观者无人敢上前。杨先生上前扶起了老人，结果反遭老人及家属指为肇事者，还厚颜无耻地说“那就你赔呗”。 幸好杨先生上前救助时，先打开了随身的骑行记录仪，警方经调查后确认杨先生属于勇于助人，而且还查出这老头居然是酒后驾车，将承担酒驾的责任。看，坏人不仅变老了，还变蠢了。 2024年，江西抚州，17岁的少年小孟骑车外出，见一个老人摔倒在地，立即上前搀扶，帮老人联系了家属并在原地陪伴。家属赶到后，喝了点酒的老人开始殴打施救者小孟，家属也诬陷小孟就是肇事者。 事发地点是监控盲区，一时间小孟竟无法洗清冤屈，幸好警方在周边停车场调取监控，才洗清小孟的冤屈。 2025年9月，湖南常德的尹先生带儿子去医院看病，见一名推车老人摔倒，好心扶起却被冤枉，被老人家属报警并要求赔偿3万元。被冤枉的尹先气得十几天来精神恍惚，发动亲友把事发周边二十个监控查了个遍，第十三天，终于在离事发地五十米远的楼里找到监控，画面显示老人是自己推车时摔倒的，两车根本没有接触。 尹先生说“他们看完监控，跟我说了一句对不起，就走了，我一朝被蛇咬，十年都不敢做好事”。 李承鹏的油管：https://youtu.be/pT8krqzmQJ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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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油管第7期：《在中国，千万别当好人》

在中国，千万别当好人。因为一扶，就得扶一辈子。

救人一命没有胜造七级浮屠，救人一命胜过七世糊涂。四川达州70岁蒋婆婆讹诈扶她的9岁小孩，索赔20万；沈阳70岁老太太敲诈救命恩人10万元；湖南常德老人摔倒却敲诈好心人3万元，祁东死者家属敲诈10万元。药店店主孙向波把一个存活率只有1%的老太太救回来，却被老太告上法庭，心力交瘁，落得生意关门。

中国不是没有好人，上面那些助人为乐的就是好人，但坏人横行，渐渐地好人也不敢做好事了。劣币驱逐良币……

晚清的时候，一批外国人来到中国，办医院、兴学校、开育婴堂。库姆斯放弃英国的优沃生活来到中国。义和团杀进学校，她用身体护住中国孩子，恳求义和团饶了那瘸腿的中国女孩一命。义和团就把她扔进火里，用石头砸……第二天，人们只找到她几块烧焦的骨头。

毕翰道来到中国，他和妻子为中国人做过数百例成功的白内障手术，让几百个中国人重新见到了光明。毓贤杀他时，毕翰道还在为毓贤祈祷，被一刀砍下了头颅。然后妻子的头被砍下，12岁的儿子的头也被砍下，每砍下一颗头颅，士兵们就把它沿街踢着玩，以示轻蔑。

那个从火里逃出来的英国传教士喊：山西大旱，我拿出五六万两银子，救活了几千人，你们连饶我一条命都不行吗。然后他被清军杀死。还有一个英国妇女抱着孩子跪下，说自己在这里行医，每年救活好几百人，求他们放过母子二人。士兵把她击倒，她和孩子一起被推进火里，活活烧死……连孕妇都被剁成碎块。

我们从不缺士为知己者死的个人报恩，比如荆轲、豫让、聂政。但从不鼓励公共领域的诚信、契约、感恩。因为士为知己者死，方便肉食者收买笼络。要是全社会形成诚信、契约、感恩，人民很容易团结起来，这就不方便专制者管理全民了。

这些年你是不是感觉坏人越来越多了，好人越发孤独了，这正是维稳制度想要的社会状态：人和人没有共识、没有友好协商，遇到坏人，司法也不公正裁决，只要不影响统治，放出些小坏人，正是极权所想看到的，你忍气吞声，社会就和谐了，你据理力争，也只能去求政府，一切尽在政府的掌控中。（原来如此）

原子化、散沙化、非共识化以及社会触感孤独化，是极权社会最理想的统治状态。最近几年，身边出现很多怪事儿，熟悉的朋友变怪了，熟悉的街道变怪了，熟悉的菜的味道也变了——不是它们变了，而是大环境变了，大环境一定要让你变成那条孤立无援的鱼。

自彭宇案后，见老人不敢扶，自崔英杰，夏俊峰之后，见弱者被辱，不敢拔刀相助。其实是自韩非子以来，“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身边的熟人越来越陌生，街上的事儿越来越怪了，可是你抬头，看那一片茫茫的原子化、散沙化，就知道，我们孤独的生活，就这么来的。

剛升空就墜毀

 

-韩国的等级制度森严。下属即使发现了机长的错误，也不敢立即大声要求机长纠正错误，这样就耽搁了宝贵的自救时机。所以韩国的班机最好别坐。

朱鎔基逝世：他把中國推向世界，為何又親手堵上另一條路

2008北京奧運開幕式，兩個女孩的命運有了短暫交叉，如今她們怎麽樣了| 林妙可 | 杨沛宜 |

-这位林妙可果然成了现代版的“仲永”。还是杨沛宜的父母想得开，让孩子过正常人的生活（什么年纪就做那个年纪该做的事，绝不拔苗助长）

-杨沛宜唱得我眼睛都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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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公司招聘启事的正确阅读方式（言外之意，弦外之音）

 

「工资 6k 到 40k」——那工资就是 6k；

「工资上不封顶」——就是说说而已，没人会给程序员一个月一百万月薪的；

「美女如云」——我司没有福利，你们员工自己互相给福利吧；

「大牛云集」——有两个稍微有点经验的程序员；

「需要你有一定抗压能力」——需要你自愿加班

「不强制加班」——需要你自愿加班

「我们目前处于创业阶段」——一周上六天班

「可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我们给的工资跟其他公司差不多

「期权激励拿到手软」——希望能弥补你看到基本工资后的脚软；

「有活力的技术团队」——团队平均工作经验小于1年；

「千亿市场的探索者」——目前尚没看清具体市场在哪；

「扁平化管理」——公司还没招到HR；

「典型欧美创业工作环境」——办公室现处于毛坯房状态；

「新技术+新方向+新团队」——嗯，目前这三样都没有；

「直进核心团队」——公司尚未设置非核心团队岗；

「全方位成长机会」——你有很大机会成为外卖超人；

「提供各种福利」——每样细说，就伤感情了；

「提供住宿、班车及两餐」——每周提供数小时时间与家人团聚；

「加入我们，给你足够大的发展空间！」——目前公司规模小于10人；

「公司计划短期内上市」——您也知道计划一般赶不上变化；

郭文貴30年刑期落定：一場持續九年的造神運動，為什麼走到了今天

首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提起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们很觉痛心

 

罗家伦（1897年12月21日—1969年12月25日），字志希，笔名毅，祖籍浙江绍兴柯桥钱清镇江墅村，生于江西进贤。他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和命名者，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1928年8月，31岁时出任国立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

本文选自《中国人的品格》。

提起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们很觉痛心。

中国社会一般的通病，就是不负责任，而以行政的部分为尤甚（这当然是指行政的一部分而言）。从前的公文程式，是不用引号的；办稿的时候，引到来文不必照抄，只写“云云”二字，让书吏照原文补写进去。传说沈葆祯做某省巡抚，发现某县的来文上，书吏照抄云云二字，不曾将原引来文补入，该县各级负责人员，也不曾觉察。于是他很幽默地批道：“吏云云，幕云云，官亦云云，想该县所办之事，不过云云而已。”

这是一个笑话，但是很足以形容中国官僚政治的精神。

中国老官僚办公事的秘诀，是不负责任，推诿责任。所以上级官厅对下的公事，是把责任推到下面去；下级官厅对上的公事，是把责任推到上面去。责任是一个皮球，上下交踢。踢来踢去的结果，竟和火线中间，有一段“无人之境”（No man’s land）一样。

这是行政界的通病，难道知识界就没有互相推诿、不负责任的情形吗？有几多人挺身而出，本着自己的深信，拿出自己的担当来说，这是我研究的真理，这是我服务的责任，我不退缩，我不推诿！这种不负责任的病根，诊断起来，由于下列各点：

▍第一是缺少思想的训练。

他的思想，不曾经过严格的纪律，因此已有的思想固不能发挥，新鲜的思想也无从产生。外国的思想家常提倡一种严正而有纪律的思想（Rigorous  thinking），就是一种用逻辑的烈火来锻炼过的思想。正确的思想是不容易获得的，必得经过长期的痛苦，严格的训练，然后才能为我所有。

思想的训练，是教育上的重大问题。历次世界教育会议，对于这个问题，都曾加以讨论。有人主张研究社会科学的人，他也得学高深的数学，不是因为他用得着这些数学，乃是因为这种数学是他思想的训练。思想是要有纪律的。思想的纪律，决不是去束缚思想，而是去引申思想，发展思想。中国知识界现在就正缺少这种思想上的锻炼。

▍第二是容易接受思想。

中国人向来很少人坚持他特有的思想，所以最容易接受他人的思想。有人说中国人在思想上最为宽大，最能容忍，这是美德，不是毛病。但是思想这件事，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谈不到什么宽大和容忍。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

哥白尼主张“地动说”，固且自己深信是对的；就是布鲁诺和伽利略研究这个学说认为他是对的以后，也就坚决地相信他、拥护他，至死终不改变。试看西洋科学与宗教战争史中，为这学说奋斗不懈、牺牲生命的人，要有多少。这才是对真理应有的态度。

中国人向来相信天圆地方：“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但是西洋的地动学说一传到中国，中国人立刻就说也是圆的，马上接受，从未发生过流血的惨剧。

又如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也是经过多少年宗教的反对，从苦斗中才挣扎出来的。直至1911年，德国还有一位大学教授，因讲进化论而被辞退：甚至到了1921年，美国田纳西（Tennesses）州，还有一位中学教员因讲进化论而遭诉讼。这虽然可以说是他们守旧势力的顽固，但是也可表现西洋人对于新思想的接受不是轻易的。

可是在中国却不然。中国人本来相信盘古用金斧头开天辟地：“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定乾坤。”不是多少本小说书上都有吗？但是后来进化论一传进来，也就立刻说起天演和物竞天择和人类是猴子变来的（其实人类是猴子的“老表”）。

人家是经过生物的实验而后相信的，我们呢？我们只是因为严复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文章做得极好，吴挚甫恭维他“骎骎乎周秦诸子矣”一来，于是全国风从了。

像这样容易接受思想，只足以表示我们的不认真、不考虑，哪里是我们的美德？容易得，也就容易失；容易接受思想，也就容易把它丢掉。这正是中国知识界最显著的病态。现在中国愈是中学生，愈是一知半解的人，愈好谈主义，就是这个道理。

▍第三是混沌的思想。

既没有思想的训练，又容易接受外来的思想，其当然的结果，就是思想的混沌。混沌云者，就是混合不清。况且这种混合是物理上的混合，而不是化学上的化合，上下古今，不分皂白，搅在一起，这就是中国思想混合的方式。

我不是深闭固拒，不赞成采取他人好的思想，只是采取他人的思想，必须加以自己的锻炼，才能构成自己思想的系统。这才真是化合呢！

西洋人也有主张调和的，但是调和要融合（Harmony）才对，不然只是迁就（Compromise）：真理是不能迁就的。

我常怪中国的思想中，“杂家”最有势力。如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极端力行的墨、虚寂无为的老，都是各树一帜，思想上的分野是很清楚的。等到战国收场的时候，却有《吕氏春秋》出现，混合各派，成为一个“杂家”。汉朝斥百家而尊儒孔，实际上却尚黄老，结果《淮南子》得势，混合儒道，又是一个杂家。

这种混杂的情形，直至今日，仍相沿未改。二十年前我取了一个“古今中外派”的名词，就是形容这种思想混杂的人。丈夫信仰基督教，妻子不妨念佛，儿子病了还要请道士“解太岁”。这是何等的容忍！容忍到北平大出丧，一班和尚、一班道士、一班喇嘛、一班军乐队，同时并列，真是蔚为奇观！这真是中国人思想的缩影！

▍第四是散漫的思想。

这种是片断的、琐碎的、无组织的思想。散漫的思想固然由于思想无严格的训练，但是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懒。这思想的方式常靠触机，只是灵机一来，思想就在这机来的一刹那停止了，不追求下去了。这如何能发生系统的思想，精密的思想？于是成了“万物皆出于几，万物皆入于几”  的现象。

他只是让他的思想，像电光石火一样的一阵阵的过去。有时候他的思想未始不聪明，不过他的聪明就止于此，六朝人的隽语，是由此而来的。《世说新语》的代代风行也是为此。中国人的善于“玩字”，没有其他的理由。因此系统的、精密的专门哲学，在中国很难产生。

因此中国文学里很少有西洋式如弥尔顿的《天国云亡》，歌德的《浮士德》那般成本的长诗。因此笔记小说为文人学士消闲的无上神品。现在还有人提倡沈三白《浮生六记》和小品文艺，正是这种思想的斜晖落照！不把思想的懒根性去掉，系统的伟大思想是不会产生的。

▍第五是颓废的思想。

颓废的思想是思想界的鸦片烟，是民族的催眠术——并且由催眠术而进为催命符。颓废的思想就是没有气力的思想，没有生力的思想。什么东西一经过他思想的沙滤缸，都是懒洋洋的。颓废的思想所发生的影响，就是颓废的行为。

以现在的文艺品来说罢，有许多是供闺秀们消闲的，是供老年人娱晚景的。有钱的人消闲可以，这是一格；但是我们全民族是在没有饭吃的时候，没有生存余地的时候呀！

老年人消闲可以，因为他的日子是屈指可算的，但是给青年人读可为害不浅了。而现在喜欢读这些刊物的反而是青年人！文人喜欢诗酒怡情，而以李太白为护符。是的，李太白是喜欢喝酒。“李白斗酒诗百篇”。你酒是喝了，但是像李太白那样的一百篇诗呢？

我们学李太白更不要忘记他是“十五学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力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的人呀！你呢？颓废的思想不除，民族的生力不能恢复！

▍第六不能从力行中体会思想，更不能以思想证诸力行。

中国的文人，中国的“士”，是最长于清谈的，最长于享受的。在魏晋六朝是“清谈”，在以后是蜕化而为“清议”。清谈、清议是最不负责任的思想的表现。

南宋是清议最盛的时代，所以弄到”议未定而金兵已渡河”。明末也是清议最盛的时代，所以弄到忠臣义士，凡事不能作有计划的进行，逼得除了一死以外，无以报国。“清议可畏”，真是可畏极了！横直自己不干，人家干总是可以说风凉话了。自己叹叹气，享享乐罢  ：“且以喜乐，且以永日，我躬不阅，遑恤我后。”

老实说，现在我们国内的知识分子，也不免宋明的清议风气，只是享乐换了一套近代化的方式。

我九年前到北平去，看见几位知识界的朋友们，自己都有精致的客厅、优美的庭园，莳着名卉异草，认为不足的时候，还可到北海公园去散散步。我当时带笑地说道，现在大家是“花萼夹城通御气”，恐怕不久要“芙蓉小院入边愁”。现在回想起来，字字都是伤心之泪。

这不仅是北平如此，他处又何独不然？我们还知道近年来通都大邑有“沙龙”的风气吗？“我们太太的沙龙”是见诸时人小说的。很好，有空闲的下午、在精致的客厅里，找几位时髦的女士在一道，谈谈文艺，谈谈不负责任的政治。

是的，这是法国的风气，巴黎有不少的沙龙，但是法国当年还靠莱菌河那边绵延几百里的马奇诺防线呀！哪知道纸醉金迷的结果，铜墙铁壁的马奇诺竟全不可靠。色当一役，使堂堂不可一世的头等强国，重踏拿破仑第三时代的覆辙，夷为奴隶牛马，这是历史上何等的悲剧？

我不否认享乐是人生应有的一部分，只是要看环境和时代。我们的苦还没有动头呢！我们不愿意苦，敌人也还是要逼得我们苦。  “来日大难”，现在就是，何待来日？我们现在都应忏悔。我们且先从坚苦卓绝的力行里体会我们的思想，同时把我们坚强而有深信的思想，放射到力行里面去。

以上的话，是我们互责的话，也是我们互勉的话。因为如果我脑筋里还有一格兰姆知识的话，我或者也可以忝附于知识分子之列。

我所犯的毛病，同样的也太多了。不过我们要改造民族的思想的话，必定先要自己负起知识的责任来。尤其是在现在，知识分子对于青年的暗示太大了。我们对于青年现在最不可使他们失望，使他们丧失民族的自信心。我们稍见挫折，便对青年表示无办法，是最不可以的事。

领导青年的知识分子尚且如此，试问青年心理的反应何如？我们要告诉他们世界上没有没办法的事，民族断无绝路，只要我们自己的脑筋不糊涂！

知识是要解决问题的。知识不怕困难。知识就是力量。而且这种力量如此之大，凡是物质的力量透不进去的地方，知识的力量可以先透进去。知识的力量透过去之后，物质的力量，就会跟着透过去。全部的人类文化史，可以说明我这句话。我们只要忠诚地负起知识的责任来，什么困难危险都可以征服！

顾亭林说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况知识分子？他又说：“有亡国者，有亡天下者。”他所谓“亡国”，是指朝代的更换；他所谓“亡天下”，是指民族的灭亡。现在我们的问题，是要挽回亡天下、亡民族的大劫。在这时候，知识分子如不负起这特别重大的责任来，还有谁负？

我觉得我们知识分子今后在学术方面要有创作、有贡献；在事业方面要有改革、有建树。我们不但要研究真理，并且要对真理负责。我们尤其要先努力把国家、民族渡过这难关。不然，我们知识分子一定要先受淘汰，连我也要咒诅我们知识分子的灭亡。

所谓‘社会主义改造’

 

“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认为它是“中国社会发生的深刻变革”“华丽转身”。我有种闻到血腥味的感觉。

这个“社会主义改造”之前有个“五反“运动。搜狐历史里面有篇如今被强迫尘封的文章---《那一年，中国商贾千人跳楼 全家共赴黄泉》说的就是1952年。文章中说：

“上海的一些资本家纷纷以新任上海市长陈毅戏称“空降部队”的方式告别自己的企业。据上海从1月25日至4月1日的不完全统计，因运动而自杀者就达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杀人数几乎都在10人以上。而且，有不少资本家更选择夫妻一同自尽，甚或带着孩子一同自杀，更足以见这场运动之激烈和对资本家精神冲击之巨大。”（共匪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

去年，资本家 “空降兵” 现象再现，多位企业家跳楼自杀。

现在新华社称当年剥夺资本家财产的事件为“中国社会发生的深刻变革”“华丽转身”， 这究竟对中国资本家和中国人意味什么？

中国一个时代正在集体谢幕

2018年，王健林开始大规模甩卖资产时，我曾写过一篇万字长文，细数大佬的黄昏。当时我预判，对财富和资本的清算，会先从千亿级企业开始，再到百亿、十亿级别，最后甚至会蔓延到中产乃至伪中产，谁都难以独善其身。如今看来，现实比我当年的预判还要严峻。

曾经号称“什么都可以卖”的万达集团，最终也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在我的印象中，位于北京大望路的北京万达广场，是万达在北京CBD打造的第一个标志性项目。2008年，王健林将集团总部从大连迁至北京，由此开启了万达高速扩张的黄金时代。北京万达广场不仅是王健林商业版图成功的象征，也是万达帝国精神意义上的地标。对于北京而言，它与国贸三期、华贸中心、银泰等商务综合体共同构成了北京CBD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天际线，是新时代北京的地标之一。

然而王健林还是不得不把作为总部所在地的北京万达广场出售给新华人寿和中金资本。此前，王健林曾说过，什么资产都可以卖，但真正把总部卖掉，依然让外界大跌眼镜。因为总部不仅是一项资产，更是一家企业的旗帜和精神象征。

这些年，王健林已经卖掉了能够出售的万达广场80多座，仅2025年便一次性打包出售了48座。如今，全国仍然悬挂着“万达广场”招牌的商业项目虽然还有数百座，其中绝大部分产权早已不再属于万达集团，只是保留着万达运营管理或品牌输出的模式。

不仅如此，王健林还卖掉了承载其“游艇梦”的圣汐国际。2010年，他曾斥资7800万元人民币购入一艘圣汐108英尺特别版豪华游艇，当时被誉为中国最昂贵、最奢华的私人游艇。三年后的2013年，他豪掷29亿元收购英国圣汐国际，并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与其花巨资购买游艇，不如直接把船厂买下来更加划算。如今，这一度象征着财富与梦想的资产早已易主，不禁令人感叹：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回头再看2017年那场轰动全国的“世纪大并购”，更有一种历史的讽刺意味。当时，富力地产手握千亿现金，风光无限。王健林为了迅速回笼资金，将万达大部分文旅和酒店资产打折甩卖。最终，富力以190亿元“捡漏”万达旗下73家酒店，相比谈判初期计划出售给融创的价格，几乎打了七折。彼时外界认为富力捡到了一个大便宜，没想到后来才发现，接下的是一块烫手山芋。时至今日，富力自身也早已风雨飘摇，债务缠身，很难熬过这场漫长的寒冬。

如今放眼中国地产江湖，能够显得云淡风轻、远离风暴中心的大佬已经屈指可数，隐居纽约的潘石屹算是一个特例。相比那些仍在债务重组、资产处置和风险化解中苦苦挣扎的同行，他早早开始甩卖核心资产，把财富搬到海外，算是躲过了席卷中国的政经风暴。

更令人感慨的是，连一向低调稳健、鲜少站在聚光灯下的朱孟依，也被中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开发银行纪检监察组和广东省监委留置调查震动业界。过去人们总以为高调者容易成为焦点，低调者便能独善其身；如今看来，在中国政经大变局时代，无论高调与低调，抑或激进与稳健，都未必能够成为真正的护身符。

一个时代已经落幕。那些曾经呼风唤雨、叱咤风云的业界大佬纷纷黯然退场，或许还有大佬在艰难自救，能否躲过这场世纪大劫仍是未知数。

共产党之政略与战略 作者: 曾琦

 

中国自有政党以来，未有若共产党之阴险毒辣者。国内已成各党虽皆有阴谋之名，而夷考其实，犹有畏清议而不敢恣所欲为者，若乃冲破藩篱，肆无忌惮，奄有各党纵横捭阖之旧技，而参以新法，变本加厉者，要不得不推共产党为第一！是以该党成立不过七年，而党徒几遍全国，加入国民党不过四年，而国民党各级党部及重要机关，莫不为所把持。当国民党与该党未决裂时，共党中人志得意满，大有“曹操抚手谓天下已定”之概，而其使贪使诈，为鬼为域，亦有合于孟德“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之旨。所谓“任天下之智术无所不可”，亦可谓集阴谋之大成，为下流之总汇矣！

今者，该党因多行不义，致犯众怒而动天下之兵，四面楚歌，行将自毙，同时北京当局大举搜索俄使馆，破获种种阴谋证据，该党之真面目已渐为人所认识，不易再售其伎俩。顾其系统的策略，恐犹有未尽悉者，用特表而出之，以见该党之凶狡焉。

（甲）共产党之政略

共产党之政略，大别言之，可分为二：

（一）军阀之利用

共产党人日以“打倒军阀”为号召，实则无往而不“利用军阀”。其在北方，人人皆知冯玉祥氏实为共产党之傀儡。当冯氏之在京也，共产党人欲资之以为保障，于是宠以“万岁”之呼声，荣以“较进步的军阀”与“接近民众的武装势力”诸头衔。虽筹安会之颂袁世凯，殆亦无以过之，由是冯氏为其所迷，遂不惜加以保护。虽“杀人放火”，“作奸犯科”，亦不过问。甚且派“大刀队”以助其声威，如北京晨报之烧毁，即其一例也。共产党在北方势力之发展，冯氏殆不为无功焉。抑不独利用冯氏已也，前乎冯氏而为该党所利用者，尚有号称反赤之吴佩孚焉。当第一次奉直战争之后，吴氏雄视洛阳，奄有数省，共产党以为大可利用，遂由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派李大钊往参吴幕。当时吴氏“请孙下野”之通电，实为李所起草，故某某名流亦曾有电和之。国民党人至今尚引为某氏诟病。盖某亦该党所利用之一人也。该党预定计划，原拟利用吴之实力，某之虚名，以与南方国民党之孙中山相对抗。嗣以吴氏思想与该党太相悬绝，无从实现其主张。于是该党乃一变而拥孙，再变而拥冯，以与吴氏相抗焉。冯氏后来所受之尊称：如“较进步的军阀”，“接近民众的武装势力”种种冠冕堂皇之高帽，固该党所预制以献于吴而未蒙笑纳者也。其在南方，则该党所欲利用者首为陈炯明，次则蒋介石，最后乃及唐生智。陈炯明在漳州以提倡新思想，喜办新事业著名于世，共产党颇思从而利用之，时与陈氏有所接洽，荣以“中国列宁”之尊称，期以“世界革命”之伟业。据闻陈氏当时亦颇有动于中，由闽返粤，驱逐桂军，主持粤政时，首聘陈独秀为广东教育委员长。孙陈破裂之际，共产党本拟“联陈倒孙”，陈独秀曾亲往惠州与陈炯明秘密商议，盖其时第三国际因越飞来华，与国民党接洽，孙中山先生曾明白宣言中国不能行共产，颇失苏俄之望，不得不转而属意于陈炯明。陈氏不纳其计，乃复变而“联孙驱陈”，此其经过之事实，凡平日稍治国闻，留心粤事者类皆知之，固非予之臆撰也。中山逝世以后，粤省兵权渐集于蒋介石之手，共产党遂竭其全力以包围之。彼其心目中固早巳认定蒋氏为新军阀，应在打倒之列。徒以该党实力未充，不得不利用蒋氏于一时耳。蒋氏最初受其蒙蔽，以为该党果有诚意拥戴。既而发觉中山舰事件，已知该党之难与。及至北伐以后，蒋氏势力扩大，该党恐其难制，遂决定“迎汪拥唐倒蒋”之策略，对蒋大施攻击，不惜相见兵戎。从前所谓“北冯南蒋”者，今乃改为“北冯南唐”。彼岂有爱于冯唐哉？亦徒以纯粹之赤卫军尚未成立，不得不暂时利用旧军阀耳。冯唐二人虽同以狡黠著名，然个人之力终不敌团体之力。左右既充满赤党，部曲亦渐次赤化，自身虽欲反赤，恐亦无能为力，终于不得不赤矣！此共产党人利用军阀之策略，显然索线可寻者也。

（二）国民党之利用

共产党利用国民党之阴谋，吾人发觉最早，揭载最多，先后具见于本报。当时不惟国人未加注意，即国民党人亦未肯置信，反疑吾人造谣中伤，蓄意挑拨。今则共产党之阴谋，国民党人已次第发觉，无一不与吾人之所预言者相符。最近南京政治会议已将共产党利用国民党之罪状尽量披露，无待吾人之词费矣。兹特录其原文以供阅者之参考：

南京政治会议之反共宣告

（上略）中国共产党危害本党，固不自今日始，而其破坏本党因而破坏国民革命，实以今日之逆谋为最急。十三年之际，本党接受总理容纳共产党党员个人加入本党之旨，许以信仰三民主义参加本党之革命工作，乃共产党公然决议其党员所以加入本党之用意，在于藉本党以立一强大之共产党，于是吸引我同志，倾陷我领袖，污蔑我总理，侮辱本党革命之历史，破坏本党领袖农工运动之地位，切断本党与民众结合一致之战线，总理当日坦然容许共产分子，固不料挟有如此叵测之阴谋。本党追念总理生平仁慈博大之精神，始欲许之以自新，结之以诚信，故约束同志，以期潜移默化，消弭纠纷，巩固根本。不图中国共产党之字典上无诚信二字，恣睢跋扈，方欲摧排异己，推翻本党武装革命之同志。遂乃煽惑我军队，调唆我肘腋，致有去年三月二十日之变。赖蒋中正同志之勇，党军之戮力，靖乱有方，逆谋卒不得逞，而广州革命策源之地迄今保全。于斯时也，本党犹复悯其幼稚，不忍暴其罪状，其不敢公然背叛本党之分子，仍予任使，期望有加，待之未为不厚。曾几何时，吴佩孚称兵南犯，迫我湘粤，本党继承总理讨贼诛暴之大任，不能不檄师申讨，中国共产党果有认识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之美德，宜如何同仇敌忾，洗涤前愆，乃彼党领袖与策士，及其与本党貌合之同志，众口鼓惑，阻挠出师。洎乎我军规复江汉，移师江浙，连下赣闽，与军阀作最后之决战。同时命令武汉各军沿陇海京漠路北向并进，而中国共产党分子徐谦邓演达等，受俄人鲍罗廷之指挥，多方阻挠，使各军不能依原定计划出兵，我东路军与中央军，致难前进，彼辈挟持汉阳兵工厂，不发一枪，不给一弹，且三电广州兵工厂饬其罢工，不特断我军械之接济，抑且绝我军费之供应，倒行逆施，务欲置国民革命于死地。（中略）而徐谦诸人，只知挟一隅之军权以自谋，不发一兵，不济一钱，其目的既与国民革命不相同，遂不惜故乱其步伐。然此种种，固非徐谦邓演达一二人之私行，其所把持之总政治部援引共产分子，充塞部曲，三民主义战士热血渍染之河山，几尽为共产党人掠夺特权之租界。其所宣传为反对三民主义之宣传，其所训练为阴谋操纵变诈挑拨之技术，其所工作为拆散国民革命之势力，破坏国民革命之战线。爪牙四播，煽扬凶德，骚扰荼毒，腾为民怨，丧失革命军之荣誉，阻碍北伐之大计，武汉如此，到处皆然，谓非中国共产党全部反革命之策略，其谁信之？不宁维是，当我军甫定东南之际，中国共产党竟在武汉集议，进而决定推翻本党与国民政府之逆谋。假提高党权统一指挥之名，行篡窃党国中枢之实。拥甲倒乙，迎丙拒丁，破坏军制之系统，煽惑武装同志，侵蚀各地党部之权柄，扰乱农工商学自觉之运动。逆谋既定，途有二月以来武汉非法会议之发生，乱命四下，由来有自。议者不察，反以此等事变，付诸流言，欺人者诚巧，欺于人者抑何其拙耶？本党曩以中国共产党分子自附同志，愿为国民革命驰驱，故竭诚容纳而提挈之，今者甘心叛逆，谋为不轨，不惟自绝于党国，抑且自绝于世界。为本党自存计，为完成国民革命计，固当驱除此叛逆以攻绝其根株，勿使滋蔓，否则流毒所播，效尤踵起，国事不易为矣！（下略）。

阅者诸君试持此文以与本报历来所发表之反共文字相参照，当知国民党人今日之所揭发者，吾人固早已一一料及，如禹鼎之铸奸，如温犀之照怪，使魑魅魍魉无所逃形，所谓先见之明，夫岂自夸之语耶？

（乙）共产党之战略

共产党之战略，亦可分两方而言之：

（一）社会方面之战略

中国向来各党目光只注于军权与政权，而鲜措意社会。质言之，即认民众之势力为无足轻重是也。故在数年以前，有语政客以民意如何，未有不笑为迂腐者，盖依彼等之见解，直无所谓民意。一国政治之隆污，亦视二三贤豪之进退而已。共产党人则不然。当其发轫之初，即着手于社会运动。或以学说灌输青年，利其思想之幼稚，收为共产之信徒；或以金钱诱惑青年，利其家境之贫寒，招为苏俄之走狗。由此若干迷于学说，或惑于卢布之青年，出面组织学生会，操纵学生会，恣为各种运动，以扩大该党之势力，进而组织工会，操纵工会，资工人为武器以压迫社会人士，更进而组织农会，操纵农会，创立所谓“工团军”“农团军”以企图实行社会革命。故学生会，工会，与农民协会，乃该党在社会上之三大营垒，其基础虽未臻巩固，而战略固极巧妙，未可以等闲视之也。

（二）军事方面之战略

共产党在军事方面之战略，与其政略有密切之关系，未易截然划分。然亦有可得而述者：即于南北两方各择一大军阀拥抱而利用之一也；于大军阀之下，极力设法离间其部曲，使之渐次分化而为明显的左倾或右倾，从而联左以制右二也；藉国民党之中央政治军事学校以培养赤色军人，使之毕业后加入各军，攫取军权，渐次形成纯粹之共产军三也；利用投机军人对于地盘分配之不平心理以反对其所痛恨之右倾军人四也；招集流氓组成所谓“便衣队”，乘敌方军心不固民心动摇之际，袭取城池五也；组织工人武装纠察队，任其杀人放火，演成恐怖现象，以助军事之胜利六也。此次党军之长驱直入，奄有江表，无非基于此六大战略：而左右两派之分裂，亦即肇端于此。迩来南方军人中有所谓纯蒋派焉，（如何应钦白崇禧是。）有所谓纯共派焉，（如张发奎叶挺是。）有所谓联蒋反共派焉，（如李济琛李宗仁黄绍竑等是。）有所谓联共反蒋派焉，（如唐生智鲁涤平等是。）分化至于如此之多，皆共产党之战略有以便之然也。就今日形势观之，该党固成众矢之的，而蒋氏亦在夹攻之中。前途变化，正未易言。呜呼——孰谓中山先生之容共，非国民党之致命伤哉？

民国十六年五月十四日

《共产党之政略与战略》，是以中华民国八十二年初版之《曾琦先生文集》（陈正茂、黄欣周、梅渐浓编；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国内的变态行为

 刚才想上传一个视频到自己的微信视频号，竟然提示要验证身份，出国好几年了，没法验证身份了。gcd 有时也真是bt到极点，只差在你家里安装摄像头以监视你。

gcd虽然把国家/经济/建设/科技/军事都主导搞上去了，但它的变态的监视行为实在令人不齿。 

中美「三年之約」是糖衣毒藥？川普這次徹底沒脾氣

 

尊严是用实力打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