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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30 April 2018

基于perl的socks代理服务器程序socksd.pl ,带有用户认证功能

Perl socks (socks4 and socks5) proxy service.
Perl socks (socks4 and socks5) proxy server with plugins.

Socks proxy server with ability to make static auth check (in config file) or dynamic auth check (via plugins).
It is also possible to do a MITM attack to view traffic:
  1. for plain traffic (without tls)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as a basis a plug-in "Base"
  2. for tls traffic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as a basis a plug-in "TLS"

Installation

On Debian based distributions
sudo apt-get install git cpanminus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RYDLAB/socksd.pl.git
cd socksd.pl/
sudo cpanm --installdeps .
perl -I lib/ script/socksd.pl 
 
from https://github.com/RYDLAB/socksd.pl 

Saturday 28 April 2018

荒野求生秘技:奧勒岡地獄谷


细细看,确实有很多求生诀窍。

丹麦是这么帮人们创业的

也许很多人和我来丹麦前一样,都相信西方发达国家的富裕源于一些教科书或论坛里提到的说法。比如九十年代我们说他们‌‌“掠夺‌‌”、‌‌“吸血‌‌”,两千年说他们‌‌“垄断‌‌”、‌‌“专利‌‌”,现在又有些说法认为他们纯粹是‌‌“人少‌‌”、‌‌“卖资源‌‌”——从这些理论的进化里倒也能看出我国人民增长的自信和幽默感。然而在丹麦生活了几年,再加上工作需要像研究标本一样研究公司,于是我发现,上述那些原因可能都只覆盖了现实的很小一点儿。
所以这篇文章算是写给那些对丹麦经济为什么发达感到好奇,并且对未知事物不仅仅存在批判眼光的朋友。由于这个话题太大,我决定先找一个小处下笔,于是创业这个领域自然成了首选。我对在丹麦创业比较熟悉,并不是因为有这方面的倾向,而是因为跟着老板做过不少并购与合作的调查,但受到预算限制,这些调查的目标基本都是小公司。同时我负责产品上市,丹麦公司在寻找先期客户时也喜欢和临近的小公司合作,道理和用小白鼠试药差不多,虽然当面我从不这样讲。
2015 年,我为了上市前测试一个云通讯系统,接触了一家开在我们公司空置老厂房里的初创企业。创始人是个死宅工程师,体重可能顶我三个。他正经工作的经历不多,但沉迷航空模型,就是那种一米多长价值十几万带微型喷气航发的铁皮飞机。2012 年欧盟出台了新规定,五年后道路建造中沥青相关工序不允许使用明火加热,据说急坏了不少施工企业。这位老兄却不知从哪里得到了这个消息,并且用自己最熟悉的微型喷气航发改造了一种涡轮,体积比一个电热水壶还小点,但可以喷出六千度(经提醒,这个数据应该是听错了,可能是六百度)的高温气体。他用这种涡轮制造了一个手推式的高温凝固机,因为成本低,推出后大受欢迎。公司2013 年成立,2014 年出产样品,2015 年正式上市第一年订单就高达六千多万人民币。我去的时候,看过公司的宣传材料和路演PPT,都非常专业,但转了一圈下来发现他们并没有市场人员。数次接触过后,我感到对方创始人也没有任何制造PPT 的基础才能,于是这些材料何来?结果答案很出乎我的意料,他们的产品纯粹自研,但战略居然是丹麦政府帮忙制定的,PPT 则是通过我们公司采购找的第三方外包。由于这家外包和我们公司签有协议,所以最后基本没花几个钱就都搞定了。
之后我和他又聊过几次这件事情,才发现丹麦政府内部存在一套非常实用的,帮助初创企业发展的流程。
具体来讲,当你创业时,有一个Startvaekst 部门会进行政策讲解,还会告诉你一些行业和市场的短期形势,让你想清楚是否要真正开始。这个部分一般负责的都是一线公务员,他们的政策知识很丰富,行业知识则一般有限。但他们会把你的企业登记在册,同时定期追踪,看看是否有必要进入下一步。
一旦初创公司过了这一关,有了团队、产品和研发路线图,Vaekstguiden 这个真正有市场知识的政府部门就会开始介入。一些政府雇用的专家会来到你的公司,用几个星期的时间帮你做产品定位和竞争力分析。当你的发展计划经过他们认可之后,国家的资助也会到位,第一笔创业基金为两百万人民币。
最后,如果你的公司研发和项目管理都经历了时间的考验,那么政府最大的创业辅助机构将会出场:RBDC 是一家政府机构,但更像一家专注于天使轮的投行,在里面工作的大佬基本都是有实战经验的投资和商界人士。被RBDC 认可的初创企业,除了能得到精英层面的分析支持和许多许多钱,更重要的是能得到最高五亿的固定资产调用额度。具体来说,政府会出面从当地高校或者大企业中协调借用你需要的仪器和设备,如果没有现成的,政府会出资购买并挂在当地大企业或高校名下。这样确保固件和采购能得到妥善的监管和保存,同时万一生意失败,大企业和高校这类实体也能更方便的为这些固定资产找到其他价值,最大程度降低损失。
看到这些条件,我才明白丹麦作为超高税率的北欧国家,为何能一直被评为最适合创业的国家前三位。然而这些还不算完,在接触了更多初创企业后,我发现很多创业者其实没什么家底,房贷都没还,手里现金四五十万,就敢往投资密集型的制造业里闯了。
我曾经问过其中一些人,你们难道不担心创业失败人生就此完蛋吗?然后我才得知,丹麦政府还有一个同样庞大的,负责初创企业退出的机构。这家机构的职能就是对创业者提出何时应该退出的忠告,以及降低破产对政府企业创业者三方的影响。机构的核心部分是由来自全丹麦二十五所律师事务所中负责商务诉讼的一百一十位专家律师,他们都和我之前提到的那位副市长一样,是兼职的志愿者。存在的目的就是在一家初创企业完全合规的情况下,尽量消除破产对创始人的经济影响。
‌‌“我们的每一步战略政府都知道,出了问题,凭什么该让我们自己承担?‌‌”曾经有一位创业人士向我发问。
我当时脑子不知怎么跳出一句话:‌‌“凭本事X 的钱,为什么要还?‌‌”
在此之后,我对老厂房里那十几家小企业就开始关心了起来。曾经以为他们都只是大公司身边的基础零部件供应商——这种配置在国内其实非常常见,但之后我才发现那里什么都有,做矿山通讯的,做牲畜乘重的,还有作大数据分析的,但任何一家都不像是有我们的生意有直接关联。这些小企业,可想而知,基本都是用很低的租金(大部分由政府补贴)在使用大集团的厂房、办公室和生产线。但事实上他们得到的实惠远不止如此,很多小公司其实和集团共用供应链,以集团的名义对外采购,并因此享受极低的成本。他们甚至还公开在大集团内招聘专业人才,集团HR 似乎也完全不做阻止。
而市中心的南丹麦大学里承载的初创企业就更多了。我曾经拜访过其中一家测试仪器生产商,发现他们不但受益于大学的渠道和硬件,还受益于大学中非常实惠且可靠的人力资源——学生。
丹麦的学生直到18 岁还被中国同龄人甩下一大截,但一到大学毕业,他们的能力就赶上甚至超过了中国同档次的毕业生,这是我在带了两个哥大PGP 并和我母校毕业生水平对比后作出的结论。在丹麦,工科生都需要学习四十多小时的产品线管理和市场营销,以便让他们更加适应企业的运作模式,而丹麦本身就业较中国更难,大学生在本科就必须有实习经历,老师也一直会为学生读书期间能在企业做项目而奔走。这一切都对初创企业帮助很大,这些企业和大学的渊源,相比和大集团渊源也许更深,尤其在产品研发阶段,大部分初创企业都是在大学孵化的。
在我看来,这些后来者的成功,和他们身边的大型实体息息相关。整个过程中,初创企业就像一颗种子,政府作为果农把她放进大学的土壤,待其发芽,再嫁接到周围大集团的树干上,直到最后能够独立生存。但为何地方实体,尤其是企业还都愿意帮助新公司成长呢?唯一的解释,除了政府宣传,可能就是大企业的责任心了——在丹麦,许多城市都是完全依托一家企业才发展起来的,这些企业从诞生之日起,似乎已经决定要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说道社会责任,事实上中国的大企业也很喜欢用这个词,而且也有很多城市也是完全依托一家大企业存在的,超过70%居民都在同一条产业链的不同部分制造效益。看起来这和丹麦差不多,但仔细分辨,两者依然有区别。
中国大企业周围的小弟大部分都是上下游关系,比如一家拖拉机生产巨无霸,周围有无数结构钢生产商,橡胶商甚至电镀喷漆商。这些大集团通过技术或者渠道优势把产业链最有价值的部分拿走,剩下不赚钱甚至有政策风险的(比如喷漆,去年抓环保被关了个七七八八)则外包给本地公司。真正的大哥吃肉,小弟喝汤。
而丹麦大企业的集聚效应则表现的颇有不同。比如马士基身边诞生了世界最大的海洋风能制造商维斯塔斯和海上救援制品公司维京集团,哥本哈根毛皮公司旁边诞生了B&O 音响,Jensen’s 银器等奢侈品企业。乍一看没什么逻辑,仔细分析,这些公司的产品都存在一些关联,或是共用供应链,或是面对相同市场,大家彼此协同但又都处于高附加值领域。最好的情况下,一个地区的产品能组成解决方案共通走向市场,比如我工作的地方,作为老牌工程制造企业,近期扶持了许多物联网和大数据相关的初创公司,高层说起这些用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Integration‌‌”,集成。丹麦的大公司似乎不喜欢大哥吃肉小弟喝汤的概念,他们更喜欢大哥做主菜,小弟做甜点,然后大家吃一顿更高质量的晚餐。大公司把一个领域交给小公司耕耘,不是因为这个领域不赚钱或者有政策风险。他们更看重的是小公司灵活的流程,以及因此带来的,在某一个新兴领域集中突破的能力。
在丹麦三年,揭开这个最幸福国度的面纱,我发现充满童趣的气氛之下和中国并无二致,都是靠一套高效的制度和一群精英管理层在支撑着。作为同时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福利和工作时间最短的居民的国度,丹麦的人均GDP 依然排行世界前十——许多年了。并且,她的支柱产业并非资源或者金融。看看看丹麦的前十大企业吧,第六名相当于国家电网,第十名菜是丹麦银行,其他八家公司,来自八个完全不相关的领域,并且没有一家石油或互联网公司。仔细想想,其中意义令人咋舌。
而我今天说起的‌‌“创业‌‌”,其实也是这高效制度与精英管理下的一环。事实上这个制度的意义远不止为丹麦拿下一些诸如‌‌“世界上最适合创业国家‌‌”之类虚名,它的的确确影响着丹麦的经济运行,在创业成功率和10~100 人企业经济规模等数据中都有体现。就在这几年,有好几家丹麦初创公司实际上已经起飞了。其中欧登塞的某家企业和我曾经产生过一些交集,我亲眼看到他们如何做到了KUKA 等一批行业大牛拿着欧盟PF9 基金都没有做成的事情:成功定义了协作机器人这个分类市场,并有可能解决困扰整个欧洲中小企业的人工问题。从2011 年出第一台样品到销售额破两亿美金,这家公司只用了六年时间。而创始人不过是欧登塞大学的一位副教授和他的两个学生。整个过程中,不涉及任何高新机密元器件,也没有什么政策影响市场,纯粹靠政府初期的扶持,创始人的产品定位,结合一点点科技上的小突破。整个成功——用一句我来到丹麦以后常说的话——非常的干净。而这个销售额看起来不大,但对一个五百万人的小国来说,每一家这样的企业出现,都代表着丹麦人民富裕的生活又可以多持续一段日子。要知道,制造业的成功来得更难,但也更持久。在我们国家,也许随便某个手游公司推出个爆款就是一两亿的月入,但过一年再看,也许你已经找不到它了。
最近由于美国的大棒,我们国家似乎对制造业和高科技行业又有了扶持的意思,听说许多和创业以及中小企业相关的优惠政策即将落地。在大家目光还盯着监管的时候,我却在想,何时我们也能像丹麦政府一样多走一步,不仅仅制定规则划拨资源,还能提供专业咨询和帮助?而我们的大企业何时能不仅仅追求价值链最尖端的部分,真正做到先富带动后富?甚至我们这些普通人,有没有国家补贴掉在地上,我们无关就不捡的自律?有没有像那些律师一样,放下身段,直接用额外劳动服务社会的觉悟?
作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丹麦纵使和我们有千般不同,我依然不相信,他们的经验,就没有一点点值得我们借鉴。

华为被美国司法部调查,可能在劫难逃

1)
祸不单行,福无双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兴被美国制裁之后,华为也被美国司法部调查。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华为公司是否违反向伊朗禁运的有关规定。
华为的美国公司总部已经收到了美国司法部的正式公文。
华为向媒体递交的一份书面声明,声明强调华为公司将积极配合美国有关部门的调查,并且相信自己多年来在合规管理和风险控制方面的努力经得起检查,目前一切均无可奉告。
值得注意的是,华为这次受到的指控有可能比之前中兴受到的制裁性质更严重。因为从机构性质来讲,此次美国司法部对华为的调查,属于刑事调查,也就是华为有可能面临“刑事处罚”。而之前中兴受到的美国商务部制裁,则属于行政处罚。
(2)
中兴、华为事件与中美贸易战无直接关系,民众不必反应过度。
阴谋论者自然而然联想这是美国刻意打压中国。岂不知美国是一视同仁,过去十多年美国、欧盟许多非常知名的企业因为触犯美国的出口禁令,而受到极为严厉的处罚。
华为被美国司法部调查的原因是“由于中兴学习华为规避美国出口管制的文件落在了美国商务部手中。”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员。愚蠢的中兴管理层无意中出卖了华为,遇上中兴这样的央企蠢货,同行也跟着倒霉。
(3)
既然华为规避美国出口管制的手法能做到天衣无缝,被美国人抓住把柄的可能性就很小。美国法律重证据,无罪推论,若华为应对得对好或许能逃过一劫。
但美国司法部调查华为肯定是有线索的。所以,很可能会节外生枝,在劫难逃,我们静待事态的发展和消息。
美国司法调查的大原则是线索到哪里,调查就指向哪里,诚信与配合调查很重要,隐瞒和欺骗只会换来更大范围的调查,而且最终会加重处罚
一旦查出问题,就认罪认罚,不要耍小聪明,不玩任何花样,不贩卖情怀,不诉诸舆论同情,避免重蹈中兴覆辙。
如果华为被美国制裁,对华为来说是灭顶之灾,因为,它的主要芯片也是严重依赖从美国进口
中兴华为事件应引以为戒,做企业,诚信为本,即使不亲美,至少也要保持中立,不能暗中支持邪恶政权。
(4)
中国企业在进口一些受美国政府管制的高科技产品时,均与美国公司签订了书面协议,约定不得将该产品转作军事用途,以及不得转口到受美国政府制裁的国家。中国企业如果违反了这个约定,美国司法部就会发起调查。如果中国企业或任何外国的企业不配合调查,美国政府就会把这个企业列入黑名单中,下令所有美国企业不得与该企业发生任何业务往来
你可以说这是美国的霸王条款,但既然你签字就得遵守契约,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从美国进口高科技产品,但国内又没有替代产品,别无选择。
中国企业为什么热衷于向独裁国家如伊朗朝鲜等国家转口美国的高科技产品?这不让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制裁失去效果了吗?美国之所以制裁这些独裁国家,是因为这些独裁政权犯下了反人类罪,每个有良知的企业应该同仇敌忾,怎么暗里地与这些独裁国家走得如此之近,如同亲兄弟和好朋友,与独裁国家沆瀣一气臭气相投。据说,中兴华为向伊朗等国出口的违禁产品几乎是零利润,纯粹是为了支持独裁国家。
(5)
媒体上都宣传华为的大部分芯片是自主研发,华为不怕美国的制裁。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就不会这样举国焦虑了,美国制裁中兴也没有用,中兴可以用华为的芯片,问题是华为有芯片吗??其实是在自欺欺人,华为同样怕美国的制裁。
据研究公司Dell ‘Oro Group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华为以27%的份额引领全球电信设备市场,但在美国的市场份额低于1%,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前两天华为宣布退出美国市场了。但如果你违反美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管制规定,还是要受到制裁。
当下,低姿态、亲美是最佳策略,国内任何愚蠢的反美言论和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都会影响高层决策,会把中国引向深渊。

中兴事件刺破'中国梦'的泡泡

惊天地泣鬼神,足以形容中国上下近期的情绪。就算官方和极端民族主义者为了面子不乏自我安慰的言论,但美国制裁中兴所反映的种种现象,诚然难令国内有识之士安心。有关中兴事件的来龙去脉,读者可详阅黎蜗藤教授《美国制裁中兴一剑封喉》一文,说到底就是中国法治意识不足的延伸,对中国国情了解者,应不会感到意外。但是,法治意识只是表面问题,若再深究,就知中国的窘局远不只于此。
当韬光养晦被重提
以今次事件主角芯片为例,其实自九十年代起就一直被列为国家重点项目,但到今日仍旧近乎一事无成。按香港的《有线新闻中国组》报导,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达到3200亿美元,中国的消费量就超过市场的一半,但生产量却可怜至不足市场一成。更甚的是,连国内电子行业也不多用国产芯片,反映质素参差之严重。自主研制芯片遥遥无期,真是纯粹的技术或科技发展体制的问题吗?
于此,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近是发表题为《中兴通讯遭遇美国制裁事件的分析和反思》的研究报告,非常值得参考。内容之敏感,虽已迅速在网络被禁,笔者以为可视之为一份对中国改革开放是否合格的中期评估书。
该研究报告第三部分“要汲取的教训和建议”就劝勉中国要“坚持改革开放,决不走闭关锁国的老路”,认为“只有加快开放的步伐,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才能一步一步地缩短我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这点颇为有意思。就像清华大学前政治系讲师吴强最近受访时指,此其实是婉转提出中央政府藉改革之名收紧权力的问题,因为这些举动必然使社会、经济、政治趋向封闭,无助拉近中国与先进国家的距离。
中国电脑学会在中兴事件后举办了一场论坛,就有参与者表示自主研发力软弱乃权威国家限制人才与社会创新能力的结果,可谓异曲同工。假若还有人以为政府或大企业向中国科研界一掷千金就能根治问题,显然未汲取教训。
不过,我们还须追问,为何中国在2001年成为世贸(WTO)一员后走不上对外开放的大道上?当然,原因不可能一概而论,但帝国意识的重生应是主轴之一。让中国入世,本来是国际社会向中国示好的行动(但当然有利益计算),希望这个大国能与世界接轨,但中国却视为占便宜且自制另一种国际秩序的“良机”,中国梦也好,“厉害了,我的国”也好,正是这种不识时务的心态写照。
于此,邓小平则显出他的冷静,不谈梦而论现实。一来他非常清楚中国与先进国家的实际距离,二来自己也亲历毛泽东排外主义之苦,才溯生推动改革开放的决心,并定下韬光养晦的外交方针。反观习近平,上位后把韬光养晦扔诸脑后,显然是“距离感”匮乏所致。是以,报告写明:“需要正视我国目前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正视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坚持韬光养晦,在任何时候切忌浮夸虚荣,急功近利,自欺欺人。”重提韬光养晦,则意味中南海不要以为过往的改革开放做得很成功,并自欺中国已步入一个与邓小平在世截然不同的新时代,确实一针见血。
人无远虑自会招至一败涂地
诸葛亮在《便宜十六策》有曰:“思虑之政,谓思近虑远也。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视微知著,见始知终,祸无从起,此思虑之政也。”好的政治家必能在小事看到祸根,从而尽快着手处理问题的端倪。就此,邓小平当然不见得很有远见,顶多是把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乱局稍为收拾。就如美国学者夏伟(Orville Schell)和鲁乐伟(John Delury)在《富国强兵之后——中国的百年复兴及下一步》说:
邓小平救了中国,免于服食毛主义要命的金丹,但留下来的是新集权主义与国营资本主义调制的鸡尾酒,令人头大。
然而,无可否认,邓小平放弃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除了导入资本主义,更努力与外国重建关系,虽缺乏政治开放而形成一个“四不像”的局势,但中国在经济上总算在文革后慢慢恢复过来。可惜的是,他的接班人在经济发展之外都不思进取,到习近平上台后,更倒行逆施,把政治环境重新收紧,大搞个人崇拜之余,以为在国际会议上不断强调“自由开放”就能每次都侥幸过关。可见,中国政府常把“五千年中华文化”挂在嘴边,却未能在先贤留下的思想宝库中学习半点。
改革开放讲了四十年,以为成果累累,那知只是一家公司遭受制裁,就把整个国家的问题一下子浮上水面,画面有如清廷在洋务运动自吹自擂三十多年,最后惨被日军的船炮炸至全国惊醒。今日中国自强梦泡沫再度爆破,走到如此田地,只怪自己毫无自知之明,实在不能把责任尽卸到“外国势力”身上。不过,国家主席“永续”米已成炊,加上民族主义不断膨胀,希冀中国承认自己技不如人,理性计算利害而全面开放,比邓小平走得更远,真正踏上成为先进国家的起点.

逃生檔案 乾旱沙漠


live on,live on,live on....,要有坚强的活下去的意志。

澎湖 望安乡 东吉岛

Google关闭域前置,影响翻墙工具的使用

Google 的云计算平台 App Engine(GAE) 正在关闭域前置(Domain fronting)功能,导致利用 Google 域名绕过国家级审查的反审查工具失效。域前置是一种隐藏连接真实端点来规避审查的技术。此技术的原理为:在不同通信层,使用不同的域名。在明文的 DNS 请求和 TLS 服务器名称指示中使用无害的域名来初始化连接、公布给审查者,而实际要连接的被封锁域名仅在创建加密的 HTTPS 连接后发出,使其不以明文暴露给网络审查者。比如在没有屏蔽 Google 域名的国家,反审查工具可以通过 Google 的域名 appspot.com 转发流量。Tor 开发者在 4 月 13 日率先报告了 GAE 的域前置停止工作。域前置失效干扰到了 Signal、GreatFire.org 和 Psiphon VPN 等反审查服务。Google 的代表对此表示,域前置从来不是 Google 支持的一项特性,它能工作是因为软件栈的古怪行为,Google 在不断更新网络,作为计划中的软件更新的一部分,域前置不再能工作。Google 没有计划将其作为一项功能提供。
来自https://www.solidot.org/story?sid=56211

一段关于国产芯片和操作系统的往事

忍了几天,今天忍不住了。说说自己经历的一段往事。

不知不觉写了一万字。分几个部分:

辉煌开局、第一第二棒的困难、系统生态的困难与大溃败、复盘方舟和永中
错在哪里、为什么我们做不出操作系统。

2000年到2002年,3年时间,我作为倪光南院士的助手,参与了方舟CPU、永
中Office、NC瘦客户机和Linux操作系统的工作。

辉煌开局

2001年,方舟1号横空出世。被媒体称为“改写了中国‘无芯’的历史”。

科技部863重大专项、计委重大专项、信息产业部产业扶持基金全都给了钱。

方舟1号的技术鉴定委员会由中国工程院出面,前任院长宋健、前任副院长
朱高峰亲自担任鉴定委员会正、副主任。

2001年7月10日,方舟1号发布,北京市前副市长刘志华亲自当发布会主持人,
曲维枝部长等几个部长都到了现场发言。之前,还有李岚清副总理3次听取工作
汇报等。

这就是当时方舟1号CPU得到的待遇。最高规格人、钱支持,全到位了。

我从2000年开始参与方舟的项目。

呈送863、计委(现在叫发改委)、信产部申请支持的报告,我都是执笔人。

技术鉴定会、新闻发布会都参与筹备。

难以忘记2001年4月,第一批流片回来,紧张的调试之后,我们看到自己动
手设计的CPU启动工作了。

刘强看着我眼睛说:“芯跳了”。

那一刻,难以忘怀。

或许,这是那件事里,最美好的一瞬间。

方舟科技是加拿大华人李德磊创办的企业。

李德磊1977年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来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读研,后赴
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读博。然后就留在加拿大。

1997年1月8日,方舟科技的前身百拓立克公司在京注册成立。主要靠李德磊
介绍外包业务。

1997年,离开摩托罗拉的李德磊加入日立(美国)半导体公司,担任微处理
器设计总监,与此相对应,BBT承接的外包业务也从摩托罗拉转向后者,主要做
基于日立芯片的相关业务。刘强那个时候博士毕业,加入任研发副总裁。

1999年,李德磊找到倪光南,倪光南看到这里磨练了一支做CPU的完整技术
队伍——这是他梦寐以求的。

当时的背景是,中国IT产业界,以及倪光南本人一直为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操作系统和芯片耿耿于怀。(18年了,还是如此)

当时的科技部部长徐冠华曾说,“中国信息产业缺芯少魂”。其中的芯是指
芯片,魂则是指操作系统。

于是,倪光南帮方舟找钱、找政府、找中芯需要的一切资源,而他本人没有
从中芯拿一分钱,零股份。他愿意付出一切,他想要一个新的IT产业核心框架。

倪光南院士给我讲方舟CPU+Linux操作系统,做成瘦客户机NC,“云+端”解
决方案,替代Wintel架构的时候,我当时兴奋得紧紧攥住拳头,指甲掐进肉里。

我们以前在联想,玩的是Wintel联盟(微软与Intel联盟)设计好的游戏。

Wintel就是你的顶层,你的成本与性能只能在它框定的空间里。

而现在,我们这群人,正在动手改变核心框架。给我们的IT产业带来完全不
同的,成本与性能的想像和设计空间。这件事简直太棒了啊!

第一棒和第二棒的困难

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敢为的俞慈声任北京科委副主任。曾被邓小平关注的
李武强从美国回来在科技部产业化司任副司长。大家都想做事情。

我们有了CPU与SOC的技术,政府给的钱也到位了,芯片也做出来了。

下一件事,就是面向市场面向用户了。

这时,真正的困难才开始。

做CPU最难的不是开发。

第一步,你不是写不出INTEL那样的设计,而是你打不起官司。

欧洲从工业革命开始,就认识并懂得保护知识产权的价值,以激励知识创新。

美国青出于蓝。只要是个Idea就可以注册专利。

专利保护,是Intel的核心竞争力之一,Intel长期大规模的专业律师团队,
几乎把X86体系相关的专利全注册了。

为什么还有AMD。INTEL是IBM的股东,IBM是AMD股东。就是这样。

所以对方舟的团队来说,不是X86体系的技术难度高,而是在这条道路,每
一步,你都会遇到INTEL的专利。我们打不起官司。

所以,倪光南做的技术路线选择是,走RISC结构,做嵌入式,绕开X86体系。

接着第二难的是,在2000年之初,中国IT产业不但做不出CPU,而且连基于
CPU,自己动手设计核心电路板的能力都没有。

那时,中国还有电子产业企业百强的名单。我们联想排第二。

反正背后有倪光南、有宋健等一堆大佬,我拿着中国电子企业百强名单,从
第1名找到第100名,找了每一个大公司的总工程师。

对话永远是这样:

我:“我们有自主知识产权的CPU,我们还有SOC的能力,这样,我们可以极
大地把你要的功能集成,贵司可以更灵活地定义你产品的性能和体积。”

对方:“哎呀,对不起。我们没有能力基于一块CPU开发产品原型。都是
INTEL或者他的Design house做好公板,我们选一个,然后基于他们的公板我们
再开发。”

我们这才发现,Intel不是做出了CPU,而是培育了一个基于CPU的开发生态
系统。

第一棒是核心元器件。

第二棒是无数小的Design house围绕Intel做公板、做产品创意、做产品原
型、做差异化做优化。

然后,下一棒才是,面对市场的企业,从Design house挑选产品原型,做商
品化包装。投放市场。做品牌、做销售、做客户服务。

而2000年的时候,我们的电子产业百强,基本上都是第三棒。

所以,当我们做出CPU,而且芯跳了。

我们把它捧到手上,想献给别人。中国没有一家第三棒企业能接。

没有办法,只能向前。

于是方舟科技在做完CPU后,又建立硬件团队,自己做出了NC的产品原型,
做出了公板。

等于一家本来就规模很小的CPU设计公司,还必须同时干Design house的活。

终于CPU和产品原型都OK了,可以交付一个第三棒企业商品化运作了。

俞慈声拍板,北京政府第一个吃螃蟹。

系统生态的困难——大溃败

下一个问题来了。更大的难题。

Wintel联盟。勉强绕过Intel,更难突破的是微软。

CPU做出来了,再自己做原型,然后自己做产品。做完产品,发现没有配套
软件可用。

一块NC公板,方舟科技咬咬牙就自己干了。

但是那么多的软件移植、适配、二次开发,真不是1家、10家、100家公司干
得完。

这时俞慈声发起了“扬帆计划”,针对Linux桌面的13大类50多个问题,在
全国进行招标。浏览器、OFFICE、播放器……一项一项解决。

接着,就干了那件圈子里著名的事——北京市政府办公软件选型,把微软踢
出局。

那件事IT圈轰动一时,微软中国总裁高群耀辞职。然后基辛格给当时是北京
市长的刘淇写信,为微软说情。施压处置俞慈声。(没想到吧,美国大政客也为
自己国家企业服务的。那时中国刚刚申奥成功,基辛格的施压,是大BOSS级杀伤
力)。

那是2001年的冬天,北京最大的一次雪。

那一天,十余个院士联名上书总理,为俞慈声说情。

已经过世的中国计算机事业创始人之一、中将、两院院士张效祥第一个签字,
倪光南院士也签了名。

据说朱总理看到十余位院士的联名,一时动容。

863计划,来自1986年3月,4位院士联名上书邓小平总 书 记。因为时间发
生在是1986年3月,所以简称863。从此这就是中国高科(6.390, 0.58, 9.98%)技
发展重点计划。

启动863是4个院士联名。保俞慈声,有十几个院士。

我一直记得这件事。

后来赋闲在家,看《圣斗士星矢》,12黄金圣斗士为了打穿叹息墙的一线光,
一起赴义成仁。

十几个院士签下自己的名字,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他们只是想守护一线光。

所以,我不愿意回忆这段往事,因为我们失败了。

从此我们成了很多人的笑柄。尤其是倪光南院士。

这是10年后,我加入腾讯以后,才学会的一个词——用户体验。

这一仗如果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搞定了总理,没有搞定用户体验。

结果是溃败如山。

第一个要命的问题,是基于Linux的Office,包括Red Office、永中、WPS与
微软的文档格式兼容问题。我们都知道,换了OFFICE打不开历史文件,打不开别
人给你的文件,这是要命的事。

2003年,俞慈声又搞了启航计划。召集中国的所有Office高手、还邀请了韩
国的HancomOffice、日本的一太郎技术人员。中日韩三国高手一起破解微软的文
档格式,以期能读能存。

效果不好。

除了文档格式,其他的软件体验,用户各种不爽,那就太多了,大家用脚趾
头想一下就好了。用户普遍怨声载道,要求换回Wintel。

就这样,我们失败了。

后来,方舟CPU停止开发。永中破产清算。那几万台政府为了扶持一个产业,
而买单的NC,估计早就卖了废铁。

几年后,比尔盖茨自己公开了Office的文档格式。

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感觉自己脸被门板夹了。

我通过视频,看着这个在哈佛毕业典礼上开玩笑说“爸爸,我终于拿到毕业
证啦”的人,这个退休后做慈善的人,会在做《时代周刊》值班编辑的时候选个
患病的男孩当封面人物的人。

我想这个人是天使还是魔鬼。

他真的做了很多好事。可是他压得整个中国没有了通用软件产业。

当个小商人,世俗的成功挺容易的

03年,我离开了倪老师的联盟,走得非常难过,觉得自己是一场伟大牺牲战
里的逃兵。

08年,我创业做网站的时候,一个小孩晚上闲着,装了最新版的红帽子桌面。
我从旁边经过,一眼看到,就停下来,然后就用。试试这个试试那个,心潮起伏,
恨不得大哭一场。如果2002年,桌面能有这个水准,这一大票人,应该不会输得
那么难看吧。

离开倪老师后,颓了一年多,那段时间,不少人找我干活,多半两类事情,
一类是“我代理了个产品,你帮我在中国建设一下渠道”。或者“我做了个产品,
你帮我跑跑政府关系”。这两类事,我都再也不想做了。可是除了这个,我并不
会别的。

后来,我投奔王路。我跟他说:这么多年,我学的东西,只有给一个特别大
的系统干活才用得着。我想在你这里,学点能养家糊口的具体本事。

后来,王路让我当一本准备关门的数码杂志的总经理。

我从王路那里出来,给雷军打了个电话。说:“我要上班了。”

雷军让我去他办公室找他。问我做什么。

我给他看手中的杂志,说做这本杂志的总经理。

雷军说:你为什么要干这个?

我说:找不到工作。

雷军说:可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个?

我说:学点一个人也能做的,能养家糊口的小本事。

雷军说:那你就干这个吧。

杂志的总经理,其实就是广告销售。

以我给计委写重大专项数亿提案的素质,给广告客户写个三五十万的广告提
案,应该算不难。

第一次一个客户提出要回扣。我不能确认难道这就是要钱?但是想想,还是
试着给吧。

我请这个客户吃了个饭,拿了个信封。一顿饭,俩人都心不在焉,都不是为
了吃饭和交流。然后我把信封递给他,他没有任何推辞客套,极为流畅地收到兜
里,告辞而去。

那天晚上,我流了好久的眼泪。

以前,我每天起早贪黑去努力,是为了友谊和荣誉。

从此,我做的事情,没有半毛钱荣誉可言,只做一个拉广告给回扣的小买卖。

后来,我学着做网站,后来,我把网站卖给腾讯,后来…… 10年过去了。

世人眼中,我算是成功了。

倪光南院士还在坚持

2014年初,我离开腾讯。

办完手续,我给倪光南院士发了个微信:倪老师,我离开腾讯啦。

倪老师回说,你来找我一趟,我这里正好有个事情。

我就去看他。

2013年政府采购,研究对Win8的策略,咨询到倪光南院士。

倪光南院士直接上书习  总 书 记,直言建议:“基于共享软件架构,开发
发展中国自主可控的操作系统。”

倪光南院士的报告正文不到800字,总 书 记手写批示了200多字。“计算机
操作系统等信息化核心技术和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我们在一些关键
技术和设备上受制于人的问题必须及早解决。”

十多年过去了,经历过失败、非议,他自己向科技部负荆请罪种种,倪老师
还在坚持。

14年初我去看他,他身上穿的那件棉服,还是2001年的那一件。

倪院士依然信任我,直接拉我和他最核心的几个人一起商议该如何推动,在
移动场景下的自主可控操作系统。

10年过去了。打败微软的是Google和苹果。微软还是那么强,只是PC时代结
束了。

俞慈声、李武强都已经退休。李德磊不知所终、永中破产清算。

刘强05年离开方舟成立了君正,并于2010年IPO。现在360摄像机、小米手表
等多款芯片用的多是刘强做的。2000年倪光南院士对方舟CPU的投入,还是有了
成果产出。

华为买了ARM的授权,做出了海思芯片。

小米也豪掷几个亿开发了松果处理器。

就像10多年前一样,只要搞定知识产权问题,选择技术路线,找会干的人,
投入干,CPU/芯片就能够做出来。

搞不定的依然是操作系统。差距大的依然是生态。

当年,绕得过Intel,跨不过微软。

如今,绕得过Arm,做不出安卓。

那一段,跟着倪老师,参加了几场高端的会。满场朱紫,还说着14年前的话
语体系。

我发现自己变了。在类似的场子里,今天的我和14年前的我,感受完全不同。

过去10年,我没有给一个领导汇报过工作,没有一分钟的时间,用来揣测领
导意图。

我只需要持续做一件事,就是洞察用户需求,优化用户体验。

这和在系统里做事,是完全的两个方向。

第二次,我又离开了倪老师。我当时认为自己可以直接判断,这事做不成。

就是说如果做法不改变,也许还是可以拿到很多钱,很多资源、批到地,盖
起楼,但是做不出操作系统的生态。

安卓有三:

1、不断迭代优化的安卓系统本身

2、现在大家已经非常习惯的基于安卓的各种应用:微信、商务、游戏、生
活、娱乐……

3、全球无数团队,基于安卓在源源不断地创意,开发新的应用,不断繁荣、
优化这个生态。

15年前,做当时桌面办公应用的移植,已经让那群勇士折戟沉沙。

现在,数量远大于过去几个数量级的应用移植,还有更为庞大丰盛的生态。

还是原来的体制,还是原来的套路。

面对更大的一仗,完全没有赢的机会。

从一个公司辞职,与离开一个人,不再陪着这个人,支持他的理想,是完全
不同的感受。

我从联想辞职,从腾讯辞职,都可开心了。

但我一直为第二次离开倪光南院士而深深愧疚。

那时他已经75岁。这是他一生的梦想。我是他喜欢并且信任的弟子。我没帮
他。

复盘方舟和永中

今天再复盘,十余年前方舟和永中做错了什么。

先说方舟。

首先方舟科技,是李德磊个人的公司。李德磊开这个公司的目的,是赚钱,
他的选择自然事什么能赚钱做什么。

倪光南看上了这家公司的人才储备和Know how储备,拉上了自己的全部人脉
与信用,希望通过一个项目,让方舟的人才储备和Know how储备凝结成可持续发
展的IT系统底层。

这件事错在哪里?

就是我在我的《产品思维30讲》里,提到的组织原则。

顶级组织至情至性,

一流组织共同信仰,

二流组织共同利益,

三流组织共同规则。

所以,用这个组织原则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李德磊背信弃义。

首先,李德磊与倪光南的关系,至情至性,肯定没有。共同信仰,更是没有。
共同利益,还也没有。

李德磊要的利益是个人收入最大化。

倪光南要的利益是让方舟的人才储备和Know how储备凝结成可持续发展的IT
系统底层。

所以,二人合作的基础,就是在倪光南能够持续满足李德磊的利益诉求的情
况下,大家可以“共同规则”。也就是说,一旦,李德磊对倪提供给他的利益不
满意了,规则就顿时对不齐了。

所以,后来NC的市场起不来,李德磊立刻对863违约,转而做其他业务赚钱。
当然李德磊把一些事处理得非常难看,更令人诟病。

但其实从根本上,李德磊与倪光南就不是一个可共谋大事,扛大压力的组织。

如果说方舟的问题是组织基础,永中的组织核心其实很好。

章燕青与曹参何止共同利益、共同信仰,简直是至情至性。

永中的问题是产品定义和用户体验。

还是我的《产品思维30讲》里,用一节课讲用户价值公式。

这个公式其实是俞军提出来的,我深以为然。

用户价值 = ( 新体验 - 旧体验 ) - 替换成本

你要得到一个用户,依靠的工具是用户价值。用户得到价值足够高,他就会
迁移。比如:几亿用户很流畅地从短信迁移到微信上。

什么叫得到一个用户。我们曾依靠政府指令,把永中Office装到数万政府公
务员办公电脑上,我们得到这个用户了吗?

好,先算算永中Office给用户的价值是多少。

如果微软的office软件使用体验90分,价格体验50分,两项一乘,微软
office软件带给用户的旧体验算45分。

永中Office使用体验70分,价格体验咱们算90分,两项一乘算63分。永中
Office,自己可以单方面说,自己带给用户的新体验算63分,比微软好。

可是还有替换成本啊,用户的替换成本包括什么?品牌认知、获取成本、学
习成本、使用成本,使用成本包括使用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得到及时帮助等。

我们知道,比尔盖茨长期是世界首富,微软公司的品牌、渠道、产品成熟度、
客服服务系统,包括网上随处可见的用户分享等,还有我前面谈到的文档格式兼
容的问题。用户替换成本其实挺高的,我们往低里算,用户的替换成本是20分吧。

那么用户价值=新体验63分-旧体验45分-用户替换成本20分=负2分

就是说我们使劲偏心地给永中Office打高分,给微软打低分,无视用户迁移
成本,而用户几乎没有得到新价值。根本够不成用户迁移的意愿。

同时,我们需要注意,政府采购是单位付钱。所以,实际使用的用户对价格
体验其实是无感知的。

所以,如果以用户感知的体验来打分是:

永中的用户价值=70-90-20=-40分

事实上,比这个分数还要低。

你以“爱国”绑架,让用户价值下降那么多,用户怎么不怨声载道。找各种
理由回到以前的舒服境遇里。

曹参对永中的核心竞争力定义为“数据集成”。

他分析说“微软Office软件有着相当明显的缺陷:Word、Excel和Power
Point是三个独立的、无法集成的应用软件。

如果把文档处理、电子表格以及幻灯片制作集成在同一个程序里,那么用户
修改了文档里的数据后,电子表格和幻灯片里相应的数据会自动修改过来,不需
要用户再亲自逐一找出必须修改的地方。”

我去!一个数据要同时在Word、Excel和Power Point被引用,这是一个非常
非常低频的应用场景好不好?

我刚刚回忆了一下过去5年,我自己的文档操作,用不到一次“数据集成”。

在永中,曹参是无可争议的产品核心,章燕青无比支持曹参,永中上下无比
团结奋斗。倪老师当时带我去永中的路上,对永中的集体奋斗精神赞不绝口。

(当时我们在等车,倪老师说“给你买个冰激凌吧?草莓的怎么样?”唉,
为了这个冰激凌,我两次离开他都对不起这个冰激凌。)

回到永中,永中的问题是,没有花足够的注意力,在用户最高频的使用场景
中,提升用户体验。

反而花了最核心的力量,为了一个用户5年也用不到一次的场景使劲下功夫,
还为此沾沾自喜。

我在网上看永中的结局和曹参的回忆,曹参把怨恨放到了收购永中的唐敏等
人身上。

其实不应该。永中因为欠债1000万人民币,被破产清算。

1000万人民币,北京一套普通房啊。如果产品的用户价值清晰正向,筹1000
万人民币,不难啊。

永中有坚实共同扛压的组织,有很好的开局,也做出了7、8成的产品。但是
败了。

曹参的回忆文章里,有对自己创新点的自诩,有对对手的怨恨,但是没有完
整的用户场景、用户体验地图、用户价值。

马化腾说:产品经理不能为了自己的自尊心而战。

改变体制的考核方式,才有可能培养创新生态

复盘了我对方舟和永中这两个十余年前的明星企业,核心败局点的理解。

那时我们确实犯了错。我们在组织设计、用户洞察、用户体验等多方面都错
了。

但是政府一次重大项目支持失败,十几年后,中国还是没有芯片和操作系统,
这不是我们的错。

再尝试探讨一下,为什么二十几年过去了,我们有了数不清的高楼大厦,很
多县城都建设的跟北京似的,我们有了新四大发明。

但是我们还是没有操作系统。

在信息社会的国际空间里,中国是个网络强国。

不过这个网络强国架构在微软的Windows和Google的安卓上。

2014年,我陪倪老师参加一次好像挺高端的“移动操作系统生态研讨会”。

我说,我们国家如果真的想要一个“移动操作系统生态”,其实挺清晰和明
确的,就是国家出钱,投种子,一年往市场里撒1000亿,连撒5年钱。允许大面
积失败。

在场官员然后就谈到了如何从科技园拿地做高政府投资的资产,以保证投资
成果……

我无语。然后退出。

为什么我们建的了房子,放的了卫星,但是做不出操作系统?

这其实和联想把Wintel框架的PC卖到全球第一,但是不能向内再走一棒,去
做核心技术,也不能向旁边再走一步,拥抱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原因是一样的。

就是体制的集体心智模式,高度依赖确定性。

在确定性的框架内,内部人才高度竞争、不能容纳失败。       

结果就是过度管理。所有的人都以确定确定再确定为荣。

不确定是恐惧,是慌张。失败,是羞耻,是污点。

而创新、创意,从萌芽到长成,就是与不确定与失败的一路相伴。

这是联想还是我们的体制,恐惧和不能容忍的。

而市场导向的企业呢,他们跟着用户走,跟着市场走。

14年,倪老师再次推动移动操作系统,让我和腾讯谈,能否把微信移植到自
主可控的操作系统上。

我马上找了腾讯的大佬,讲了有总 书 记手谕的事,然后问微信能不能移植。
腾讯人的反应与我预期一致:我们跟着用户走。没有用户量,工作没法安排。

所以,有篇文章《国产操作系统要靠BAT》,指望每个季度得发财报支撑股
价的上市公司?别扯了。

方舟和永中拿了多少钱

今天,回头看,被视为重大失败,折了无数英雄的方舟、永中项目,一共投
了多少钱呢?

“方舟3号”研发经费拨款1538万元,如按照“863课题”的项目预算要求,
给科研人员的工资部分不得超过15%,约230万元,那么方舟公司参与研发的近60
位工程人员每月工资也就2千多块钱。

按照科技部有关科研资金使用的相关政策规定,用于工资、劳务费、单位提
成等方面的资金,在事业单位不超过5%,科研转制企业不超过10%,企业单位不
超过15%。“863课题”如果是给高校来做的,15%给科研人员发奖金很正常,但
是公司做课题这么15%发工资肯定不够。

李德磊的说钱太少了,根本不够发工资。然后遭到“863”专家的嘲笑。这
位专家解释说,芯片项目资金主要用在流片和EDA工具上面,人员工资只是小头。

无视市场的人才争夺,市场定价。以维护官家定的规则为中心。我就是这样
要求。你做不到,你就是错的。

无视市场,无视人性啊。

刘强、我这样的人。我们干点容易的事,很容易过得不错。如果找到我们这
样的人,让他们干最难的事,还要给最少的钱。我们的官员为何这样理所当然。

永中呢?

曹参自述:自2000年到2008年,永中科技获得政府拨款达8000余万元,投在
产品研发上的资金达1.52亿元。同一时期,产品销售收入仅5000余万元,公司累
计亏损了5000余万元。

这就是我们国家对CPU和Office最大的重大专项投入。

是不是一堆90后投资基金经理看了都笑了?

我们有新四大发明:高铁、扫码支付、共享单车和网购。

我们用脚趾头回忆一下,这新四大发明是烧了多少钱烧出来的?

不用回想千团大战、不用回想打车补贴大战。2018年,把同龄人甩在身后的
那个摩拜单车,一个单车公司烧了100亿。

一家公司烧了100亿,共享单车烧了数百亿,成果是,每个城市可以骑共享
自行车。

为了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CPU+操作系统+核心办公软件,一共烧了多少钱?

把当年变成废铁的NC全都算上。

20亿,有没有?

这件事,这个数字,就成了恐怖记忆。

然后,所有的公司、所有的官员,全都吓破了胆。

十几年后,国家为中兴支付罚单。一笔8亿美金。

但是,这些钱,国家付出来,官员没有错误。这就是我们的体制选择。

会犯错的事,没有人再敢干了。十几年前,李武强以不怕丢“乌纱帽”的姿
态站出来。这种“傻子”,十几年,也就那么几个吧。何况几个傻子还失败了。
前车之鉴啊前车之鉴。

谁的妄境,谁的羞耻

所以,我说政府要操作系统。需要的,不是投资一个团队,而是烧钱烧出一
个生态。就是烧钱。容忍失败。

战国时期燕昭王于易水之畔筑黄金台,招天下之士,谁有能力,现场抽一块
黄金与之。市场与人性如此,我们何苦自欺欺人。

人家一自行车烧100亿,我们一个国家的操作系统,复杂庞大的生态,需要
无数人参与。难道您打算,确定性地投几个公司,少少给上几个1500万,然后去
打安卓?

这是谁的妄境?

为什么说挑战安卓比挑战微软还难?

因为今天,基于安卓的生态更庞大、更繁荣、更高频。

从办公、商务、生活、娱乐。一个个人以及企业的数字空间,几乎都可以利
用手机完成。我们对移动场景的依赖,远远大于桌面。

微软OFFICE投了多少钱?

微软是上市公司,公开财报,2016-2017年度,微软一年的研发投入是124亿
欧元。1000多亿人民币。

微软一年研发投入1000亿人民币。我不知道这中间,多少钱用于OFFICE。

但是无论如何,永中8年花了1.5亿,挑战失败,成为重大污点。

我不知道这是谁的妄境,谁的羞耻。

18年前,倪光南院士和我叹气:“纯计划经济也好,纯市场经济也好。都能
做出大东西。”

18年后,2018年倪院士已经79岁,还在为了中国自主可控的芯片与操作系统
奔走呼吁。

世人眼中,他是一个唐吉柯德。被柳传志逐出联想,曾经推动的重大项目未
能完成。为了这个梦想被一个又一个人利用。

而他明知道自己在被人利用,还是宁可冒着一世英名赴水流的风险,还是继
续尝试、继续努力。

不作为,无过错的人们嘲笑他:“不识时务”、“老被人骗”、“被人骗了
还在继续做”……

然后所有人,继续直接间接地为“无芯”买单。

我不知道这是谁的妄境,谁的羞耻。

结束语

这段往事,因为充满了激情、失落、怀疑、愧疚种种复杂的情绪,所以我非
常不愿意回忆。

今天趁这个机会,提一口真气,把它写出来。


没有给倪老师看。因为倪老师是个真正的君子。如果给他看了,他一定会为
这个人避讳,为那个人考虑。

从昨天晚上,突然想写,今天早上6:00再也睡不着,爬起来,一口气写了
一万字。也许该写的不该写的,我全写了。这是我的个人视角,个人叙事。

某年,我和郝玺龙一家还有他的朋友几人,一起去长白山(13.370, -0.05,
-0.37%)玩。

夜宿山脚下的农家院。居然在这个农家院里,遇到了刘强。

方舟一别,没想到多年之后,居然在千里之外,这样的地方再见。

昔日的英挺少年,鬓已斑斑也。那时他已经创办君正。方舟往事,大家都不
愿意再提起了。

那么多好战友,我们散了,都没有道别过。

但是,曾经的尝试、努力、错误、牺牲。发生过就是发生过。

把此文放到互联网上,以此向当年曾并肩作战过,彼此支持,彼此抱怨,没
能好好道别的战友、老师说一句:谢谢、珍重。
来自http://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19/chip.t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