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梁京
对于许多致力推动中国政治民主的人来说，最近因当局关闭“内涵段子”社交软件而引发的“段友”抗争事件，是一个巨大的惊喜。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自认熟知中国政治的人，对这一事件的发生感到惊讶？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检讨的问题。自习近平上台，尤其是在他“修宪”之后，一种悲观甚至是绝望的气氛，弥漫在渴望民主的知识人群中，尤其是弥漫在那些原来认为中共会很快垮台的知识人群中。
悲观的理由之一，是看不到习近平有“迷途知返”的可能，虽然还有人继续坚持，等习完成集权，他就会展示出善良正直的一面而“党主立宪”。随着习的表演越来越充分，这种乡愿也就越来越难以自欺欺人。
最近，百岁老人李锐拒绝对习近平提出最后忠告，因为他也非常清醒地看到，任何善意的忠告都是习不可能做到的。悲观的另一重要理由，就是看不到中国有推动政治进步的社会力量在成长，在悲观者眼中，中国的新生代对政治不感兴趣，更不关心老一代知识人热衷的政治理想和理论，千禧代是“娱乐致死”的一代。结果是，一些原来对中共必垮，民主必胜有信心的知识人，转向所谓“文化保守主义”，且越来越相信，专制政治的文化基因遗传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中。
那么，“段友”们的抗争带来的“惊喜”，是否给对中国政治进步悲观的人，带来任何转为乐观的理由？
说实话，我的第一反应是不敢太乐观。首先是因为我对“段友”非常不了解。我的一个猜测，就是“段友”的核心成分，是“城里人”的后代，或是新富阶层的后代，他们能不能顶住中共的高压迫害，尤其是能否顶住各种流氓政治手段，包括对家人的连坐和职业机会的威胁，可能是一个问题。
顾虑的另一理由，就是中国仍是“农民儿子”占据多数的国家。近二十年的高速城市化，虽然把整代“农民的儿子”驱赶进城，但他们的价值观与城里人还有很大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等级身份”制度，对农民儿子保留了系统的歧视，迫使他们为提升社会地位而恶性竞争，很容易被统治者利用来打压以“城里人的儿子”为主体的“段友”。日本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法西斯化，有与这个因素有关。
当然，今日中国和世界，毕竟与上世纪大不相同。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并非基于“乡愿”，而是基于有历史和经验根据的新“理论”，来支持对中国政治进步的乐观呢？
感谢任剑涛对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的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一书的精彩书评，让我对千禧代政治出场的重大意义，有了深一层的理解。我并不知道“段友”们在多大程度上跨越了城乡对立的边界，但非常明显的是，千禧代的“段友”网络是一个超越血缘关系、因而是开放的社会网络，他们对自由的理解并非基于西方经验产生的政治理论，而是基于自身对自由的体验，是基于这种体验基础上的共同情感。
正如福山指出的，政治秩序演进主要不是依据理性，而是情感。中共当权者正借助复辟“血统论”来强化专制，这就令千禧代成为当权者史无前例面对的对手。中共权贵仍在大量把子女和财产转移海外这个事实也清楚地表明，他们自己对专制的前景其实并不抱希望.
对于许多致力推动中国政治民主的人来说，最近因当局关闭“内涵段子”社交软件而引发的“段友”抗争事件，是一个巨大的惊喜。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自认熟知中国政治的人，对这一事件的发生感到惊讶？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检讨的问题。自习近平上台，尤其是在他“修宪”之后，一种悲观甚至是绝望的气氛，弥漫在渴望民主的知识人群中，尤其是弥漫在那些原来认为中共会很快垮台的知识人群中。
悲观的理由之一，是看不到习近平有“迷途知返”的可能，虽然还有人继续坚持，等习完成集权，他就会展示出善良正直的一面而“党主立宪”。随着习的表演越来越充分，这种乡愿也就越来越难以自欺欺人。
最近，百岁老人李锐拒绝对习近平提出最后忠告，因为他也非常清醒地看到，任何善意的忠告都是习不可能做到的。悲观的另一重要理由，就是看不到中国有推动政治进步的社会力量在成长，在悲观者眼中，中国的新生代对政治不感兴趣，更不关心老一代知识人热衷的政治理想和理论，千禧代是“娱乐致死”的一代。结果是，一些原来对中共必垮，民主必胜有信心的知识人，转向所谓“文化保守主义”，且越来越相信，专制政治的文化基因遗传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中。
那么，“段友”们的抗争带来的“惊喜”，是否给对中国政治进步悲观的人，带来任何转为乐观的理由？
说实话，我的第一反应是不敢太乐观。首先是因为我对“段友”非常不了解。我的一个猜测，就是“段友”的核心成分，是“城里人”的后代，或是新富阶层的后代，他们能不能顶住中共的高压迫害，尤其是能否顶住各种流氓政治手段，包括对家人的连坐和职业机会的威胁，可能是一个问题。
顾虑的另一理由，就是中国仍是“农民儿子”占据多数的国家。近二十年的高速城市化，虽然把整代“农民的儿子”驱赶进城，但他们的价值观与城里人还有很大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等级身份”制度，对农民儿子保留了系统的歧视，迫使他们为提升社会地位而恶性竞争，很容易被统治者利用来打压以“城里人的儿子”为主体的“段友”。日本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法西斯化，有与这个因素有关。
当然，今日中国和世界，毕竟与上世纪大不相同。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并非基于“乡愿”，而是基于有历史和经验根据的新“理论”，来支持对中国政治进步的乐观呢？
感谢任剑涛对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的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一书的精彩书评，让我对千禧代政治出场的重大意义，有了深一层的理解。我并不知道“段友”们在多大程度上跨越了城乡对立的边界，但非常明显的是，千禧代的“段友”网络是一个超越血缘关系、因而是开放的社会网络，他们对自由的理解并非基于西方经验产生的政治理论，而是基于自身对自由的体验，是基于这种体验基础上的共同情感。
正如福山指出的，政治秩序演进主要不是依据理性，而是情感。中共当权者正借助复辟“血统论”来强化专制，这就令千禧代成为当权者史无前例面对的对手。中共权贵仍在大量把子女和财产转移海外这个事实也清楚地表明，他们自己对专制的前景其实并不抱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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