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何以成为“隐形贫困人口”

时代不断进步的标志本来就是人们对贫困标准的认定在不断提高。以前吃好喝好就是不贫困，但如果几十年过去了，人们的需求依旧停留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的最低阶段，那么这绝对称不上一个好的时代。虽然攀比逻辑值得检讨，但比烂逻辑更是要不得。
应该看到，‌‌“隐形贫困人口‌‌”的自嘲，固然不乏大众传媒时代滋生的‌‌“贫困感‌‌”，但更多可能是出于一种贫困实感。这种贫困实感，或来自于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或来自于安全、尊重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比如纵向对比，现在年轻人的物质生活的确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好多了，但与当下时代的生活成本、发展前景等横向比较，这一代年轻人的处境就不见得比老一辈更好。
在‌‌“隐形贫困人口‌‌”这个词走红之前，另一个与贫困有关的词汇，就长久地成为不少年轻人对自我生存状态的概括，即‌‌“穷忙族‌‌”（working poor）。该词源于欧美国家，欧盟对其定义是‌‌“在工作却入不敷出，甚至沦落到贫穷线以下的受雇者‌‌”。按照常理，付出跟收入应该呈正相关，但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却是越穷越忙，越忙越穷；他们一直在努力工作，生活状态却不见根本性的改善。
2017年12月，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7年报告》显示，中国劳动力每周工作时间在50或50小时以上的分别为43.90%、42.57%，比例均超过四成。‌‌“996‌‌”（工作日早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中午和晚上休息1小时甚至更少，并且一周工作6天的工作制度）成为许多年轻人的工作常态，越是大的、节奏快的城市越是如此，他们在办公室的时间甚至比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更多。曾有深受加班困扰的白领说，‌‌“如果不是大楼高层的窗户不能打开，很多人都可能已经跳下去了。‌‌”
但不少年轻人努力付出，他们却变得‌‌“越来越穷‌‌”，他们的收入增速远低于国民收入的增速。腾讯·今日话题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对比应届毕业生平均薪资增速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可发现，在2012-2015年，刚毕业大学生工资的整体增速赶不上社会平均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毕业生就是年轻人的代表。不去考虑大学毕业生起薪低的问题，这个群体的工资增速没有和社会整体同步，年轻人存在‌‌“相对贫困‌‌”的问题，他们正成为‌‌“失落的阶层‌‌”。
除了工作强度大、工资低，更令年轻人困扰和焦虑的，还在于他们未来前景的‌‌“不稳定‌‌”，即便他们勤勤恳恳地工作，也随时可能有失业的风险。土逗公社在一篇文章中，讨论了Alex Foti在《‌‌“不稳定无产者‌‌”的一般性理论》（General Theory of thePrecariat）一书中提出的‌‌“不稳定的无产者‌‌”（Precariat）这一概念。Precariat来自于precarious（不稳定的）和proletariat（无产阶级）两个词的组合，它指涉的是处于不稳定雇佣关系中的无产者：低工资、缺乏劳动保护、没有社会保障、随时需要工作也随时可能被解雇；而90后、00后正在成为precariat中最重要的部分。
一边是‌‌“穷忙族‌‌”的生活和工作状态，一边是高不可攀的房价、高昂的生活成本、看不到预期的未来——许多年轻人何止是‌‌“隐形贫困人口‌‌”，他们是实实在在的贫困。

用消费来安慰苦难的人生
矛盾的地方就在于，如果很多年轻人是真的贫困，可他们为何如此热衷于消费主义？不少社会学家都留意到这样一个现象，月收入不高的流水线年轻工人，所使用的手机常常是价格最为昂贵的iphone系列。究竟是消费导致他们沦为贫困，还是因为贫困所以他们更热衷于消费？
按照文化学者王晓明先生的分析，今天的中国人‌‌“同时受制于三个社会系统‌‌”：‌‌“第一个是国家机器主导的政治系统，它以‌‌‘维稳’为宗旨，竭力加固那种‌‌‘除了适应现实，我们别无选择’普遍意识。第二个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系统，它通过各种具体的成文和不成文法，持续训练人接受这样的自我定位，‌‌‘现代人，就是如下两面的结合：合乎市场需求的劳动力，和具有不可控制的消费冲动的消费者’。第三个日常生活系统，它安排人以‌‌‘居家’为中心，组织自己的大部分人生内容，从儿童时代接受学校教育开始，一直到老。这个系统持续地发展一种具有极宽的包含力的‌‌‘居家文化’，对人潜移默化，要将他造得除了‌‌‘居家’的舒适，别的什么都不在意。‌‌”
埃里克·霍弗在《狂热分子》中也分析道，‌‌“当我们的生活朝不保夕，完全无力控制我们的生存环境时，就会执着于熟悉的生活方式。我们通过把生活模式固定化去对抗深深的不安全感。借此我们给自己制造了一种幻象：不可预测性已为我们所驯服。‌‌”也即，在艰难的生存现实面前，中国年轻人只能愈发投入于可预测、可掌控的消费与居家文化中，对日常生活系统的消费和呵护成为一种潮流。
这颇像张爱玲说的，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在惘惘莫名的威胁感下，‌‌“人们受不了这个，急于攀住一点踏实的东西‌‌”，于是‌‌“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年轻人买不起房子，却买得起一些让自己感受更好的居家用品，诚如学者严锋分析的，‌‌“人是渴望改变的，生活是很难改变的，生活中只有电子产品最容易改变，所以只能从电子产品的更新中获得一种虚幻的改变感，安慰苦难的人生。‌‌”
因此，不少对‌‌“隐形贫困人口‌‌”的批评颠倒了因果，并非‌‌“月光族‌‌”让年轻人贫困，而是因为贫困，年轻人只剩下哈维尔所说的那种‌‌“自由地选择哪一种牌子的冰箱和洗衣机‌‌”的自由了。
哈维尔深刻地指出，这种只热衷于消费主义的倾向会加剧公众的政治冷漠，贫困的状态将更难改变。‌‌“一个人越是彻底放弃任何全面转变的希望，放弃任何超越个人的目标和价值，或任何对一种‌‌‘外在’（即指公共事务，笔者注）方面发挥影响的机会，他的能量就转向阻力最小的方面，即‌‌‘内在’（指私人的物质生活，笔者注）。今天的人们一心一意地想着自己的家庭和房子，他们在那儿找到安息，忘掉世界的愚蠢……‌‌”‌‌“通过将每一个人的注意力集中在他仅仅是消费品的兴趣上，是希望使他没有能力意识到在他精神上、政治上、道德上日益增长的被侵犯的程度。将他缩减成一个初级消费品社会的各种观念的简单容器，是打算将他变成复杂操纵的顺从的材料。‌‌”
这或许才是‌‌“隐形贫困人口‌‌”背后的消费主义倾向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地方。以消费安慰困难的人生，获取一点虚幻的改变感，是个人权利，也无可厚非；但我们切勿在权力和资本的鼓动下，全情投入到消费主义的怀抱中，尝到一点消费主义的甜头后，便心甘情愿地忍受贫困和剥削。要打破贫困，根本上应该打破‌‌“除了适应现实，我们别无选择‌‌”的政治意识，走出政治冷漠，积极参与每一次公共事务，积极维护个人的权益不受侵犯。
这很难，但想改变被剥夺和不公平制造的贫困状态，就得从现在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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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人何以成为“隐形贫困人口” ？这可以说，是专制政府一手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