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多年后，我终于放下了“归属感”的执念

 

那个已经被我忘在脑后的问题

　　"你会有这种感觉吗？"她看着我，神情有些迟疑，问道。 她是我的一位学生，一位室内设计师。她计划在三十岁那年放下手头的工作，来法国继续深造。上周六，她谈起在油管上关注的一对夫妻——一个是台湾厨师，一个是英国人——他们在法国生活了十年，最终决定搬回台湾。原因很简单：他们觉得自己在法国，始终是"异乡人"。

　　我愣了一下。这个问题，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过了。它像是被塞进了记忆深处的抽屉，一直没再翻找过。我摇了摇头，只说了一句："你不能太敏感。" 这句话，是我对她说的，也是过去这七八年里，我反复对自己说的。

归属感，曾经是我执念的幻影

　　"归属感"这个词，对我来说，并不陌生。

　　还记得来法国的第一年，我几乎是带着一种急切的渴望，想要找到它——归属感。那时候，我以为它意味着一个"社会身份"——要讲流利的法语，像法国人那样谈笑风生；要进入法国人的职场圈子，要融入他们的社交网络。仿佛只有做到这些，才能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外人"。

　　可是，现实并非如此。

　　九年前的日记里，我写过这样一句话："这一年过得很快，仿佛转瞬即逝。每个人回头看时，都会觉得时间飞逝，但陷入其中时，却像掉进了泥潭，怎么也过不去这道坎。"

　　我知道，那道"坎"是什么——就是我以为的"归属感"。 那时候的我，除了上蓝带的课程，其余时间几乎都花在练习法语。

　　我在商店、学校里，尽力只说法语，可是无论我怎么努力，店员、学校的 chef 还是习惯性地用英语回应我。我想结交法国朋友，可是每天陪伴在我身边的，却是一个乌克兰男孩。 直到遇见了我现在的先生——一个来自法国西部小城、来巴黎学哲学的男孩——我才短暂地以为，也许自己终于可以融入法国了？

　　可是，现实又一次让我失望。

　　我依然记得第一次去见他朋友们的场景。那天晚上，我刚下课，赶地铁时遇到线路故障，心里一度想找个理由推掉。但还是咬牙坐上了人生中第一辆巴黎出租车。那次出租车花掉的钱，几乎是我几天的生活费。 我记得那个二十区的公寓，温暖又宽敞。朋友们起身迎接我，微笑着贴面礼。我还不太适应这种"过分亲密"的方式，只能僵硬地回应。他们喝了很多酒，聊天的语速像鱼儿在水里快速游过。我听不懂笑点，只能偶尔跟着笑，偷偷看向男友。他朝我眨了眨眼，举起酒杯，仿佛在说："放轻松。" 可我并不轻松。我只是觉得，自己格格不入。

　　到底什么是"归属感"？

　　我妈妈总是劝我们回国。她总说："不能总在外面漂泊。" 在她的观念里，漂泊意味着不安定、不踏实。她总觉得，人必须"扎根"，像一棵树，要把根系深深地扎入土壤。而这片土壤，理所应当是你的家乡，是你出生长大的地方，是"落叶归根"的归宿。

　　曾经，我也以为归属感就像一块必须耕种的土地——你得努力去融入、去被接纳，才能算是"真正扎下根来"。

　　刚到法国的那几年，我试着融入法国人的社交圈，去参加他们的派对、聚餐，我想证明自己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想融入他们的世界。可是，无论多么努力，那层看不见的隔膜依然存在。那是一种微妙的、无声的边缘感——不是谁明确拒绝你，而是他们在分享一个只有他们才懂的世界，而你始终站在外面。

　　我常常在脑海里反复问自己：是不是我的性格有问题？是不是我太敏感了？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幽默？是不是我永远不够好？ 但这种感受，并非绝对和无法化解。

　　当我看到餐饮行业中有很多外国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说着不同的语言，其实，我们彼此也并没有那么在意对方是不是"外国人"，因为大家都有各自的故事，各自的起点。

　　我记得很清楚，在一家法餐厅工作时，一个来自孟加拉国的洗碗工，每到祷告的时间，就会铺开一块深蓝色的围裙，跪在自己的工作区域里，面朝特定的方向，安静地祷告。而我们只是从他身边经过，没有人投来特别的目光，也没有人表现出异样的情绪，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

　　归属感，原来是自己给自己的安全感

　　我开始明白：归属感并不需要通过"变得一样"来获得。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有着属于自己的背景、文化和故事。 工作的环境也不需要你放弃自己去迎合别人。 慢慢地，我学会放下"必须融入"的执念，开始回归到一种更轻松的状态： 我就是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在这里生活。这种感觉就像安全感，最终就是一种内心的状态，它或许本来就不是别人能给的。

　　只要我还生活在远离自己故土的地方，只要我还是黄皮肤黑头发，可能注定会在某一种场合，某一个时间，被某一些人贴上"外国人"的标签。但最重要的是，自己是否会被这种"标签"所困扰，想清楚自己为什么选择生活在异乡。

　　我们常常以为，只有"被接纳"，只有"被喜欢"，只有"和他们一样"，才算是"融入"。但也许，真正的归属感，不是关于"他们"，而是关于我自己——能否在不被看见时，依然感到自己的存在是完整的？能否在被区别对待时，仍然觉得自己值得被珍惜？能否在站在"边上"的时候，依然自洽而安然，而不是强求自己进入别人的圈子？ 我不再期待自己一定要"像他们一样"。

　　我可能不能在这里长成一棵大树，但希望自己即使不在原生的土地上，也能在别处生根发芽，用自己的方式，缓慢而坚定地生长。

中国大学里的男生为什么越来越少？

一个重要信号出现了，可能深刻影响中国未来20年的大学生就业、婚恋市场格局。那就是——大学里的性别比，正在失衡的路上蒙眼狂奔。

很多人还没注意到，多年前高等教育阶段"男多女少"的格局，已经悄悄出现了"惊天大逆转"。

2022年，全国本科招生人数468万，其中，女性占了295万，男性只有173万。这意味着，每100位女生拿到本科录取通知书，对应的只有58名男生。比例逼近惊人的2：1。

然而，这一年龄的男女比例，在出生时明明是"男多女少"，男女性别比高达121.18！  

如果我们细看2022年的本科招生数据，还会发现意想不到的残酷真相：

云南招本科生12万名，其中10万女性，2万男性；

广西招本科生14万名，女性10万，男性4万；

内蒙古招本科生6万人，女性4.6万，1.8万男性；

还有河南、山东、重庆、贵州……这几个出了名的高考大省，本科招生性别比都低于50。

再看一下不同教育阶段的性别比例：

小学阶段，100名女生，对应周围有116.1名男生；

初中阶段，100名女生，对应周围115.5名男生；

高中阶段，100名女生，对应周围只有97.2名男生；

大专校园里，100名女生，对应周围只剩下90.8名男生；

本科校园里，100名女生，对应周围就只剩下58.7名男生了……

在一步步迈向高等学府的道路上，成千上万的男孩们被接连"淘汰"、分流，女孩们则一路杀出包围圈。当幼儿园出现"男男男女女男"的一幕，高校却诡异呈现"女女女男男女"的局面。难怪有人感慨，"一路升学的过程，就是男同学越来越少的过程"。

这是怎么回事？中国大学里，男生为什么越来越少？

随着高等教育女性群体的激增，一场巨大的连锁反应开始了，影响或许会超出所有人的想象（第一哲学家《中国大学里的男生为什么越来越少？一个重要的信号出现了！》）。

一点感想：这个问题出现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记得大约20年前，已故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就和我说过这个问题。而在今天，这个问题应该是越发突出了。我想，这个问题没有别的原因，就是目前的考试制度和方式造成的。至于其影响，有些问题不太好明说，我只能说，影响将会是很深远的。

顏純鈎：大罷免惜功敗垂成，台灣民主任重道遠

一早起床，本以為台灣大罷免有好消息，誰知結果完全出乎意料，此次罷免投票涉及的二十五席，竟無一席通過。目前未看到台灣政論家的「賽後分析」，但相信對台灣民主力量是一次空前打擊。

以一個局外人觀察，我認為失敗有幾個原因。第一當然是國民黨的基本盤還在，本屆立法院國民黨的席位還多過民進黨一席，賴清德之所以當選總統，主要原因是藍白兩黨在選前協調失敗，未能集中票源。

其次，民進黨多年來忽視基層工作，未能紮根民間，更好普及民主思想，也疏忽地區幹部的培養。有些民進黨縣巿長政聲不好，也影響黨的形象。

再次，賴清德執政以來，因應內外形勢，對中共採取較為強硬的路線，本來這是從台灣利益出發的，但可能嚇怕部份膽小的民眾，他們有心壓制賴清德的反共路線。

再次，大罷免一口氣針對三十一個國民黨議員，焦點過於分散，未能集中火力，導致動員效果不夠深入，對國民黨議員的揭露不夠徹底。

再次，國民黨臨危應變，提出大罷免的結果將導致民進黨一黨獨裁的理念，這個觀點可能說服不少中間選民。畢竟大罷免若成功，民進黨在立法﹑行政和司法方面都大權在握，這是事實，也的確有一種潛在的危險趨勢。

最後，我感覺大罷免對不稱職國民黨議員的揭露，可能流於一般形式，沒有提供足夠充份和嚴重的證據，使罷免運動缺乏強烈的說服力，無法打動中間選民。

以上是個人看法，我沒有深入研究，可能不準確，只供參考，也有待台灣政論家們指正。

凡是政治運動，從沒有一蹴而就的事，大罷免的失敗，不能說明罷免運動的錯誤，只說明台灣人在罷免議員這件事上，還缺乏足夠的經驗。經此一役，有充份的經驗教訓可供總結，以後可以做得更好。

先前高雄巿民對韓國瑜的罷免就成功了，證明罷免這種機制還是行之有效的，還是全體選民對當選議員有效監督的一種法定手段。這次大罷免雖然不成功，但不是機制本身的問題，是操作機制的不足。

可以預料，經此一役，藍白兩黨在立法院將更加瘋狂，他們會再接再勵，提出更多損害台灣利益的法案，來滿足中共破壞台灣民主制度的慾望。賴清德執政將面臨更多困難，台灣人民的切身利益將遭受更多損害，但這是台灣選民的選擇，既然他們反對罷免，他們唯有接受藍白兩黨繼續操弄立法院的惡果。

為這次大罷免運動，公民自發的政治參與付出極大代價，也表現出他們維護台灣根本利益的堅定立場和政治熱情。在這場運動中，湧現不少有道德風範與高度責任感的民間政治領袖，也有大量默默獻身的基層民眾，他們具有高度凝聚力，也有協調一致的行動規劃，這是一股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

我希望公民大罷免運動不要因為失敗而沮喪，更不要從此各散東西，反而應該趁勢集結，探討長期參與台灣政治的可能性。在大罷免運動基礎上，有沒有可能籌組一個政治團體，繼續履行監督政府官員和立法院議員的職責，保持對藍白兩黨作惡為害公眾利益的警惕性。

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和磨合，會不會有機會在共同鬥爭建立起來的戰鬥情誼的基礎上，成立一個新的政黨，準備參加下一屆的立法院議員選舉，以自己的力量，去取代藍白兩黨屍位素餐倒行逆施的狗屁議員？

一條路沒有走通，就改道從側翼進擊，甚至可以說，組黨參選才是更長遠的發展道路，至少，像民眾黨那樣半死不活的黨，更應該被歴史淘汰，而一個新的民主派政黨，可以作為民進黨的友軍，在台灣政治和社會中發揮更大作用。

杨继绳：摆脱蒙骗

 

“我1954年离开乡村进入县城上学时，是带着一片空白的头脑离开农村的。”

1940年，杨继绳生于湖北省浠水县。虽然家境贫寒，但养父母对他的教育却十分重视，千方百计供他读书，对他的疼爱在家乡传为佳话。

一直以来杨继绳成绩都很优异。“大跃进”时期，他是团委宣传部长，兼任学校《青年共产主义者》油印小报的主编。1958年，他写的赞美大跃进的诗曾送到黄冈地区教育展览馆。1959年元旦，他热情歌颂“大跃进” 的《元旦献词》，在学校庆祝新年的大会被校长作为向全校师生的献词宣读。

1959年４月底，杨继绳正在为学校共青团委办“五四”青年节墙报，忽然听闻噩耗：父亲因饥饿已病倒在床。杨继绳当即放下手上的工作，到食堂科停伙3天，取出了3斤大米赶回家。家门前的榆树没了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被刨光了，湾里一片死寂。走进家门，只见家徒四壁，没有一点能吃的东西。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瘦得皮包骨头。杨继绳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父亲却已经不能下咽了。三天后就与世长辞。

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杨继绳草草地安葬了父亲。“父亲饿死，我很悲痛，但没有丝毫埋怨政府……我以为父亲的死只是我一个家庭的不幸。想到伟大的共产主义即将到来，家庭的这点不幸算什么？”

“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我早就认识了，真正理解它，耗费了10年的青春。”

1960年，杨继绳考入清华大学动力系拖拉机专业。在清华的六年里，杨继绳没有受到多少人文精神的熏陶，看不到除了工科书籍和马克思主义论著以外的“闲书”。彼时，校友李政道和杨振宁获得了诺贝尔奖，但他们并不是杨继绳的榜样，因为学校交待学生，这两个人思想反动，不要学他们走“白专”道路。

虽然高考时没能进入心仪的新闻专业，但1967年，中央媒体来清华招工业记者，条件只有三个，“党员，贫下中农出身，能写”，杨继绳都符合，便去了。1968年一月，他又扛着铺盖去到新华社天津分社任记者。

“使我认识最初发生转变的是文化大革命。”当各地的大字报都在揭发高官的贪污和特权时，杨继绳惊讶地发现，自己曾经崇敬的老革命生活竟如此腐败。同时，记者这个新身份让他开始接触其他人无法接触到的社会层面，知道了很多与党史教科书上不一致的真实情况。杨继绳开始打破对权威的迷信，开始怀疑中国共产党向他灌输的一切。

“文革”期间，杨继绳调查发现，当时天津工人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二级工，工资是41.5元，科技人员都当劳动力使用，生产技术十分落后。1971年，他写了《天津市经济工作的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批评“中共天津市委对经济工作领导不力”，1972年，他又发表了《天津劳动生产率调查》。

当“文革”十年动荡结束时，杨继绳拿出自己的数百篇稿子一一检视，自认为“90%是在为‘四人帮’说话，能留下的，只有两三篇，不禁深感羞愧，付之一炬”。

“真正的职业记者会选择崇高、神圣、深刻、凶险，鄙视和远离卑鄙、平庸、浅薄、舒适。”

杨继绳在天津当记者近二十年，经历了四位市委书记，他批评过三位。

1980年代中期，天津经济地位下降，杨继绳对此开展了研究。在文章《孤岛的困窘》中，他称天津火柴厂是一个人造的孤岛，技术落后，设备破旧，工人工资低，连医药费都报销不了。文章发表后反响强烈，在天津掀起了“孤岛之争”。当时天津市领导人多次说：“有人说天津是孤岛，孤岛就要下沉。这不是无知妄言，就是别有用心。”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思想禁锢松动了不少，杨继绳看到一些真实的历史开始透露出来。“一旦知道自己过去长期受到蒙骗，就产生出一种摆脱蒙骗的强大力量。当权者越是掩盖真实，就促使我更加追求真实。”尤其是亲身经历了1989年的北京风波后，他更是大彻大悟，决心将头脑里过去几十年接受的种种谎言洗刷一尽。

1984年，杨继绳被评为全国首届优秀新闻工作者。1988年底，杨继绳被调回新华社北京总部。1992年，他被评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01年，他从新华社退休，先后担任了多家杂志的编委，继续评论写作。2003年初，杨继绳任《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该刊是一本著名的自由派杂志，主要刊载古今中外的历史记述及评论文章，时常涉及一些在主流媒体被视为敏感的话题，且与官方的历史结论有所出入。

2004年，杨继绳在香港出版《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披露了他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至1989年六四事件中的亲身采访资料，以及六四后被软禁的赵紫阳与他的三次访谈内容。1999年4月完稿的《中国各阶层的分析》一书，早在2000年已在香港发行，在中国大陆的出版却屡遭阻挠，直到2011年，此书才终于解禁，公开发售。

“退休了，不能做新闻记者了，我就当‘旧闻记者’——从事历史写作。昨日的新闻是今日的历史。”

时间过去了几十年，父亲的死始终盘旋在杨继绳心底，他对父亲死因的思考也日益深入。退休后，怀着对父亲的思念和作为媒体人的使命感，杨继绳耗费数年，跑遍了大跃进饥荒时期灾难最严重的十几个省份，查阅无数公开或秘藏的档案与记录，访问当事人。在追寻真相的过程中，他一步一步地弄清了父亲死去的社会背景，发现发生在自己家里的悲剧同时上演在全国上千万个家庭中。

最终，杨继绳以大量的事实和数据写成了他的代表作《墓碑》，详细记录了大饥荒之惨烈与人祸之无情，分析了饥荒的成因及结果，再现了1958-1962年那段沉痛的历史，于2008年在香港出版。此后多次再版，持续热销，自由亚洲电台称其为“最畅销的中国禁书”。

《墓碑》在2013年和2015年分别获得海耶克图书奖和瑞典史迪格·拉森奖。2016年，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因《墓碑》一书将2016年的路易斯·里昂奖授予杨继绳。然而，这部著作被认为有损国家形象，杨继绳本人也被禁止赴美领奖。

在杨继绳原定在颁奖典礼上发表的演讲中，他说：“真相是威力强大的炸弹，它会将谎言炸得粉碎；真相是夜空的灯塔，它会照亮前进的道路；真相是检验真理的试金石，没有真相就没有真理。”

“记者，就是真相的记录者、挖掘者和保卫者。”

得妻若此

 

70多年前，他们如何嗅到不一样的味道而遁走？

20世纪50年代，无疑是近现代史上一个巨大的分水岭。无数人面临着“去”与“留”的艰难抉择。有人出于信仰，慷慨赴义，投身建设；有人基于土地与乡情，不舍故土，选择留下观望；更有无数普通人，被历史的洪流裹挟，根本没有选择的机会。

然而，总有那么些人，在山雨欲来、风云变色的前夜，闻到了空气中那股异样的腥味，继而，做出了影响一生决定。

本文想要探究的，作家、画家、黑帮、文人、学者、学生、校长……不同领域的他们，为何在历史的岔路口，能凭借着各自独有的“嗅觉”，提前预判了某种“味道”，并在潮水涌来之前，悄然登上了驶往彼岸的船。

花半秒钟看透事物本质的人，和花一辈子都看不清事物本质的人，注定是截然不同的命运。20世纪50年代，无疑是近现代史上一个巨大的分水岭。无数人面临着“去”与“留”的艰难抉择。然而，总有那么些人，在山雨欲来、风云变色的前夜，闻到了空气中那股异样的腥味，继而，做出了影响一生决定。

  演员的嗅觉：胡蝶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胡蝶是中国的“电影皇后”，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她的美貌与演技，定格在无数胶片之中，是那个时代上海滩最耀目的光华。

1949年，胡蝶这位习惯了镁光灯和鲜花的影后，展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嗅觉”与“执行力”，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上海，前往香港。

她没有留下豪言壮语，没有发表政治声明，只是像一个敏感的艺术家，闻到了某种不适合她继续生存和发展的气息。那种气息，也许是对文艺界即将到来的统一思想和政治要求的预感。

事实证明了她的嗅觉何等精准！

她那些选择留在上海的闺蜜们，如言慧珠、上官云珠等，虽然在初期也曾迎来短暂的“春天”，但最终都没能逃脱随后历次运动的冲击，尤其是在文哥中，遭受非人待遇，凄惨离世。

而胡蝶，虽然在香港也经历了风风雨雨，但最终移民加拿大，得以善终，成为那个时代绝无仅有的幸运儿。

她的“嗅觉”，是艺术家对即将失去的自由与尊严的本能感知；而她的“执行力”，则是告别辉煌、决然转身的勇气。二者兼具，使她躲过了致命的风暴。

学者的嗅觉：李景均

李景均，被称为“中国遗传学之父”。他顶着康奈尔大学博士的光环，在战火纷飞的1941年，历经磨难，甚至失去幼子，依然回国。

34岁就成为北大农学院最年轻的院长，其学术造诣和潜力备受瞩目。他纯英文撰写的《群体遗传学导论》，至今仍是领域内的经典。

他有深厚的美国学术背景，妻子是美国籍，更重要的是，他坚持的是欧美科学体系，对当时国内正盛行的、以苏联李森科理论为圭臬的遗传学体系持不赞同态度。

而当时的学术领域“以饿为爹”成为主流，他这样一位“异类”自然面临压力。很快，他被撤职停课，批判的矛头已经指向了他。

与其他许多选择低头认罪、心存侥幸的知识分子不同，李景均展现出了惊人的“执行力”。他清晰地“看透”了自己即将面临的命运——在一个不尊重科学自身规律、以意识形态划线的环境中，他的学术生命将面临窒息甚至更糟。

于是，在1950年3月，他当机立断，以探亲为名，悄悄离开北京，经上海、广州，抵达香港，最终在美国多位学术大师的帮助下，重返美国。

随后的人生，李景均在美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特别是在生物统计学领域提出了影响至今的随机和双盲试验原则，极大地推动了现代医药研发的科学化进程。

李景均用自己的后半生证明了，离开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价值。

1998年，李景均获得美国人类遗传学杰出教育奖，直到91岁高龄去世，李景均再未踏上东瀛的土地。

院士的嗅觉：萧公权

萧公权，中国政治学与社会史领域的大家，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他学贯中西，对中国的政治思想史和社会史有着深刻的洞察。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至今仍被奉为经典。

萧公权的“嗅觉”，来自他对政治学本质和思想自由的深刻理解。

他清楚地知道，在一个即将建立的、高度集权并以特定意识形态为唯一指导的政权下，他所研究和倡导的自由主义、宪政理论将没有任何立锥之地，甚至会被视为“反动”思想而遭受批判。

1948年底，他从上海去了台湾大学短暂任教。1949年底，他再次动身，赴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任客座教授，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余生，直到1968年退休。

萧公权“看透”了即将到来的政治环境的严峻，并以其“执行力”，一步步地离开了这个不适合他继续治学的地方。在海外，他创作了《中国乡村》等重要著作，将其对中国社会史的深刻洞察呈现给世界。

萧公权，用持续不断的学术产出，证明了“走”是为了更好地研究“来时路”，这份坚守，是思想者最后的阵地。

名人的嗅觉：孙科

孙科，孙中山之子，曾位居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等要职，是政治舞台上的显赫人物。1949年，孙科不留大陆，也不去台湾，移居香港。

此后16年，他远离政治漩涡，旅居欧洲、美国，潜心读书，俨然一位流亡海外的“寓公”。即使大陆方面通过周伍豪表达欢迎他回国的意愿，他也没有立即回应，而是继续保持低调清苦的生活。

直到1965年，在台湾方面邀请下才返回，晚年短暂参与台湾政务。孙科闻到了那种权力彻底洗牌、新仇旧账一起算的味道。

于是急流勇退，主动从政治中心撤离，宁愿过着清苦的流亡生活，也不在大陆和台湾的政治漩涡中冒险。这种“执行力”，不是为了改天换地，而是为了保全自己。

相反，孙中山之妻宋庆龄则不然。

当时，宋庆龄家族和国民党要人多番劝其离开上海，前往台湾或香港，但都无功而返。擅长思想政治工作的土工，成功力邀宋庆龄北上，不仅以“国母”的影响力聚拢了一批彷徨者的人心，而且让民主人士云集的开国大典上有了最耀眼的“一颗星”。

但是后来，据何方先生统计，宋庆龄先后写了七封信，表达了她对“文哥”的不理解、反感、失望。1967年8月、1969 年11月、1976 年6月，宋庆龄曾三次产生厌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对来探望她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流露出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感到怅惘和说不出的苦闷。 

1980年11月，宋庆龄说：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的。晚年的宋庆龄曾向友人函诉：“我确实享受‘皇家的’待遇，尽管我并不快乐……”

这种对比，何等鲜明而令人唏嘘！一个远离政治得以善终，一个身居高位却精神困苦。孙科的嗅觉，是政治人物对权力交替风险的预判与回避。

才女的嗅觉：潘柳黛

上海滩“四大才女”中，潘柳黛或许名声不如张爱玲和苏青，但她以豁达通透的性格和犀利的文笔著称。

她的“嗅觉”，是一种基于社会观察和独立判断的敏感。

在1950年，当许多人还抱有幻想时，她已经敏锐地嗅出了威胁，并毅然决然地“润”去了香港。

她在香港继续以写作为生，证明了即使换了土壤，她的才华依然能够滋养自己。更了不起的是，这份清醒认识，贯穿了她的一生。

1984年中英签署《联合声明》后，面对香港即将回归，潘柳黛再次展现了她的“嗅觉”与“执行力”，立即决定第二次出走，于1988年携全家三代移民澳洲，并在那里安然终老。

潘柳黛的“嗅觉”，是清醒者对环境风险的持续评估；她的“执行力”，则是为了规避风险而甘愿放弃熟悉环境、重新开始的勇气。

两次出走，两次在新天地扎根。她的故事，是“看透+执行”最小代价、最好结局的极端例子。

工人的嗅觉：倪匡

倪匡，这位以《卫斯理》系列闻名的大才子，其本人的经历远比他的小说更富传奇色彩。

1950年，年仅15岁的他，怀着革命热情，考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他曾积极投身政治运动，甚至主动去偏僻的内蒙古开辟劳改农场，其革命热情可见一斑。

然而，亲身经历的现实，粉碎了他对革命的理想化幻想。严酷的等级森严、无休无止的思想汇报和检讨，让年轻的倪匡浇了几盆冷水。

因为养狗咬伤书记，因为冬天取暖拆废弃小桥被举报，因为批斗会上仗义执言，他被视为眼中钉，面临审判和关押。

在千钧一发之际，朋友的相劝让他“看透”了危局，激发出他求生的“执行力”。他雪夜骑马出逃，辗转数千里，经黑龙江、上海，最终逃往香港。

到香港时，他身无分文，但他凭借一支笔，勤奋写作，最终成为一代名家。倪匡最令人敬佩的，并非其文学成就，而是他那贯穿始终、毫不动摇的对“自由”的坚持。

他曾说渔村如果失去“自由”就会变成普通城市。

1992年，面对渔村九七临近，已是花甲之年的他再次展现“执行力”，移居美国，继续追逐自由。直到夫人思乡，他才回港陪伴，但终生再未踏足大陆。

倪匡的“嗅觉”，是一个理想主义青年在残酷现实面前的猛醒；他的“执行力”，是从死亡边缘逃离，并在新环境中靠才华重新崛起的顽强生命力。 

他从未为某地唱过一句赞歌，用自己特立独行的一生，诠释了自由的可贵，以及一个普通人如何凭借“看透”与“敢走”，改写被注定的命运。

母亲的嗅觉：陈子美

陈子美，这个名字或许鲜为人知，但提到她的父亲陈独秀，便知其出身不凡。作为陈独秀的女儿，她的经历同样坎坷。

然而，她的“嗅觉”是一个母亲为尊严和生存所爆发的巨大能量。

1966年，无休无止的批斗与羞辱让已经58岁的她不堪重负。

她“看透”了这种政治运动的残酷，意识到继续留下将面临身心俱毁的危险。于是，她萌生了逃港的念头。她先让两个儿子先行逃离，随后，在1970年9月，58岁的她，冒着生命危险，用5个酱油桶绑在身上，跳进了波涛汹涌的大鹏湾，漂流10小时，九死一生才抵达香港。

连见到她的香港警察都被她的高龄和决心所震惊。这份“执行力”，超越了常人的想象，是一个母亲为活下去、为保有最后一点尊严而迸发的巨大能量。

画家的嗅觉：张大千

闻到”画无自由”的味道

谈张大千是传统中国画的集大成者，爱收藏，爱游历，爱美食，爱与各界名流交往，过着一种充满艺术家自由气息的生活。

20世纪50年代，一系列政治运动，让张大千闻到了“画不自由”的味道。期间好友齐白石

的来信，让他看到了国内画家的生存困境，齐白石在信中表达了想要张大千帮忙给他卖两幅画以周济生活。而“反右”运动的爆发，让他彻底打消了回国的念头。

张大千认为，艺术的生命在于自由的表达和独立的探索。

张大千无法想象，自己的画笔需要听从政治的指挥，自己的创作题材需要服从特定的主题，自己对山川河流、对传统文化的理解需要被“改造”。他闻到了空气中那股浓重的意识形态颜料味，那种要用统一的色彩涂抹一切的强制力。

他走后，大陆的画家们经历了艺术路线的争论、主题创作的限制，许多人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离开大陆的张大千辗转多地，最终选择定居南美。在海外的岁月中，他从未放弃对艺术的追求，举办了无数画展，将中国画的魅力带到了世界各地。他与毕加索的会面，更成为东西方艺术交流的佳话。

张大千的嗅觉，是艺术家对创作自由生命线的守护。

张大千（1899年5月10日—1983年4月2日）

• 学者的嗅觉：钱宾四
• 闻到“文脉将断”的味道

钱穆是毕生治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大儒，对中国传统有着深厚的感情和独到的理解，写出果多部彪炳史册的国学著作。

1949年，钱穆选择留在香港。他的嗅觉，闻到的是那种要“打倒”一切旧文化、要造成历史断裂的味道。在“破旧立新”的口号下，东瀛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和改造。

钱穆这样一位视中国传统文化为根脉的学者，预见到这种激进的文化政策将对中国的文脉造成致命的伤害。他无法想象在一个割断了历史脐带的环境中，如何继续他的学术研究，如何传承他所珍视的价值。

钱穆的离开，并非完全出于对个人安危的担忧，更多是出于一种文化的使命感和对即将到来的文化浩劫的预判。他闻到了那种要推翻一切、否定一切传统的气息。

于是，他力主创办新亚书院

（香港中文大学），聚拢流亡的师生，筚路蓝缕，传道授业，旨在“抢救中国人文精神”，为中国传统文化在断裂时期寻求延续的可能。

钱穆的嗅觉，是一位文化守望者对民族文化命脉危机的警觉。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

学生的嗅觉：李政道

闻到了“复杂氛围”的味道

李政道于1946年赴美留学，虽在50年代曾短暂回国探亲，但最终选择留在美国，继续其在物理学最前沿的探索，并于1957年与杨振宁

一同获得诺奖。

1951年，巫宁坤

听从号召，终止了在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学位的学业，准备回国担任燕京大学的英语教授。临行前，巫宁坤在与室友李政道合影留念后，问道：“你为什么不回去工作？”

年仅25岁的李政道回答道：“我不愿让人洗脑子。”

李政道的嗅觉，闻到的是那种可能“复杂氛围”的科研环境。虽然东瀛也重视科学建设，但过于强调意识形态，科学研究很难不受到政治的干预和方向的指定。对于李政道这样志在科学最高峰的学者而言，他需要的是一个能够自由探索、不受政治束缚、能够与国际同行充分交流的环境。

他闻到了哪里的空气更纯净，更有利于他攀登科学的顶峰。他用自己的选择表明，对于一个顶尖科学家而言，最有利于科学自身发展的环境才是关键。

李政道的“嗅觉”所指引的道路，确实让他得以在更自由的学术土壤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李政道（1926年11月24日-2024年8月4日）

校长的嗅觉：梅贻琦

闻到“精神沦陷”的味道

梅贻琦，清华大学永远的校长。

他一生奉行“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教育理念，致力于保持大学的独立与自由精神。

1948年底，他随国民政府南迁，最终去了台湾，并参与创建了新竹清华大学。

他的嗅觉，闻到的是那种独立办学将不复存在、大学精神将遭受侵蚀的味道。他深知，大学的生命在于其思想的自由、学术的独立、教授治校的原则。

而即将到来的浪潮将摧毁这一切。他闻到了那种要将大学变为衙门、将教授变为螺丝钉的气息。他选择在另一个地方，延续清华的命脉，守护那份他毕生致力的独立与自由的大学精神。

50年代，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和持续的思想改造，曾经的独立风骨被摧毁殆尽。

梅贻琦的嗅觉，是教育家对大学本质和精神独立的最后守护。

黑帮的嗅觉：杜月笙

闻到“时代异变”的味道

50年代，昔日的上海滩大佬-黄金荣，边扫大街边感叹：“五大亨没义气，居然抛下我一个人扫大街！”

五大亨的代表就是杜月笙，他是旧上海滩呼风唤雨的地下皇帝，靠着敏锐的商业头脑、圆滑的处世哲学和冷酷的黑帮手段，构建起庞大的势力网络。他与国民党政要、金融巨头、甚至青帮分子都有着复杂的联系。

1949年，他拒绝了留在上海“合作”的建议，选择了前往香港。

他的嗅觉，闻到的是那种“你的时代已经结束，你的游戏规则已经失效”的味道。

杜月笙深知，他赖以生存的那个旧世界即将被连根拔起。新政权带来了新的秩序，这种秩序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它不允许任何独立于其体系之外的。

他或许听过新政权“既往不咎”的宣传，但他更相信自己对权力本质和时代变迁的判断。他知道，自己在旧上海的所作所为，无论是光鲜的慈善家身份，还是阴暗的黑帮头子角色，都是必须被清算的罪恶。他闻到了空气中那股彻底清洗、不留死角的味道。

他没有留下等待被“改造”或“利用”的机会，而是选择了放弃一切，远走他乡。

杜月笙这份嗅觉，是旧世界“玩家”对新时代规则的清醒认知。

文人的嗅觉：胡适之
闻到“思想禁锢”的味道

胡适之是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是“健全的个人主义”的鼓吹者，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旗帜性人物。他一生坚持独立思考，理性批判，与任何主义和权威都保持着审慎的距离。

1948年底，他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毅然南下，最终去了美国。他的嗅觉，是基于对“自由”空气的极端渴求和对“不自由”环境的极度警惕。

胡适之深知，即将到来是一种不容置疑的意识形态，而他毕生所倡导的怀疑精神、批判态度、个人自由，恰恰是这种体制最不能容忍的。

他那句广为流传的预言——“在米帝，有自由，有面包；在苏俄，没有自由，有面包；他们来了，没有自由，也没有面包”——精准地道出了他的“嗅觉”所闻到的东西。

那种以许诺“面包”为诱饵，最终却可能剥夺一切自由、甚至连面包也无法保证的味道。对于一个将思想自由视为生命线的文人而言，这种味道是窒息的。

他走后，很多知识分子经历了思想改造，许多人被迫否定自我，违心检讨。

胡适的嗅觉，是知识分子对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的绝不妥协。

作家的嗅觉：张爱玲

闻到“难以苟存”的味道

张爱玲，一个早慧而世故的文学天才。她的文字，总游走于人性的幽暗角落与日常生活的琐碎真实之间，清醒而冷冽。1952年，她以“继续从事写作”为由，从上海迁居香港。随后，又去了美国。

张爱玲的嗅觉，闻到的是那种“不允许苟存”、那种不允许存在“中间状态”的味道——一种要求所有人放弃真我、带上面具、用统一的调子说话的不真实。这种味道，对一个以挖掘人性真实为使命的作家而言，无疑是致命的毒气。

她笔下那些苍凉的个人故事，那些小市民的悲欢离合，那种“低到尘埃里”的私人感受，在即将到来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年代，它们将变得多么不合时宜，甚至可能被视为腐朽落后的象征。

张爱玲的嗅觉告诉她，这片土壤即将变得容不下她这样的“异类”，她的文字将失去生存的空间，她的灵魂将被要求穿上统一的制服。

她没有留下慷慨激昂的政治宣言，只是用最符合她风格的方式——悄然转身，以肉身的撤离，对抗即将到来的精神规训。

那些选择留下、经历思想改造甚至批判的同行们，他们的笔是否还属于自己？

这份对比，正是关于张爱玲“嗅觉”最好的注脚。

写在最后

从张爱玲、张大千、杜月笙、胡适之、钱穆、李政道、梅贻琦……他们的职业身份、人生轨迹各不相同，他们离开的理由也各有侧重，但他们的选择背后，都折射出一种超越常人的“嗅觉”。

这种嗅觉，是一种对“不对劲”之处的本能警惕，是对某种可能降临的压抑、不自由、不真实、不确定性空气的提前捕捉。

今日回望，他们的“嗅觉”是否正确？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那些曾经被忽略的“味道”，后来成为了无数人真切经历的窒息感与痛苦。

当下的我们

是否还能保有这种难能可贵的“嗅觉”？

是否还能在信息爆炸与各种叙事交织的迷局中，闻到空气中那股不寻常的味道？

是否还能凭借这份嗅觉，做出符合自身良知和长远利益的判断与选择？

这不仅是对历史的追问，更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

请擦亮你的眼睛，更要，张开你的鼻翼。

去闻闻看吧，这个世界，究竟是怎样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