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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人口下降直接就是"人祸"

 

如果说到"人口周期率"，那么中国与西方的不同步就更明显。西方的人口下降主要表现为瘟疫，次数比中国少，下降的幅度也没有中国大，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人口下降通常都表现为残酷的战乱，与政治上的"改朝换代"高度重叠。如果说西方的瘟疫不管"偶然""必然"，表面上总还是一种自然现象，那么中国历史上的人口下降就直接表现为"人祸"了。

当然，从另一方面讲，"人祸"之前中国也有胜于西方的"人福"。正像老子所言的"祸福相倚"，对比极为鲜明。中国人口繁荣时期增长比欧洲快，而崩溃时期的剧减更是骇人听闻。相比前述西方人口下降三分之一的灾难程度，中国不仅灾难频率更高，每次灾难的程度，如果我们相信史书的说法，也要高出一倍以上。

西汉末年人口将近6000万，王莽时期发生大乱，几十年间就使人口损耗三分之二，东汉光武帝恢复天下太平时，人口只剩下2100万。

东汉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桓帝时人口又恢复到5648万，但马上又发生了更严重的黄巾之乱与军阀战争，就像曹操诗中讲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很多地方变成了无人区，重归一统时，魏、蜀、吴三国人口加起来只有760万，可以说死亡了七分之六的人口。西晋维持统一三十几年，末年人口1600万，只有西汉盛期的四分之一。

紧接着又大乱几百年，一直到隋朝，隋文帝时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盛世，人口发展到4600多万，接着又发生了隋末大乱，也是毁灭性的，到唐高祖统一的时候，第一个人口统计是200万户，按中国传统的五口之家，当时的人口有1000万左右，只剩下五分之一。

经过唐代前期、中期一百多年的发展，在安史之乱的前一年，即755年，唐代人口达到最高峰，有5291万，仍比西汉平帝时要少。第二年"渔阳鼙鼓动地来"，又陷入了百年大乱，到了唐代宗时期，中国的人口又剧减70％，降为1692万。

历经晚唐藩镇，五代十国之乱，到了宋太祖统一的时候，剩下309万户、1500多万人的样子。

宋代人口发展比较快，经济比较繁荣。南北宋之交的战乱对人口的影响也相对小些，到1190年，宋金对峙的双方人口合计达到7633万，第一次超过西汉末年，再创高峰。

元灭宋金，人口再降，例如四川便从南宋的259万户剧减到元初的20万户。元朝的太平只维持了八十几年，元末大乱又使中国人口受到严重打击。

明代的人口记录很怪，在明太祖统治的31年内，人口增长出奇地快，到朱元璋临死时据说已经达到5987万，以后一直没有超过这个数字。到了明末农民战争爆发前，人口大概是5200万左右，经过农民战争与明清战争又一场浩劫，清初恢复统一后，统计数字剩下1900多万。

清前期的100年，包括康雍乾盛世，人口增长很缓慢，乾隆中叶以后，人口增长突然加速，这是中国人口史上的第三个谜，在100年间中国人口先后超过1亿、2亿、3亿，到咸丰元年达到4.3216亿，形成中国人口史上的又一个高峰，很快又陷入大乱，太平天国战争加上回捻之乱，1863年即太平天国灭亡的前一年，中国人口的数字已经掉到2.3亿。以后一直到1949年中国人口数字一直都在咸丰元年的水平徘徊。

周期性浩劫与"乱世增长"

当然，上述都是史书上的官方数字，其中宋代的户、口比例，明代洪武后的"人口停滞"，和清前期的"人口爆炸"这三大谜都存在着严重的统计争议。一些研究认为实际情况没那么骇人。其中，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挂帅的集体项目六大卷《中国人口史》可以说是对历史上历次大乱的灾难程度估计最为缓和的了。该书综合了前人成果和自己的潜心研究，各卷作者都是各断代人口史的顶级专家，反映了该领域研究的当代水准，尤其对以上三个"人口之谜"的真相作了具有说服力的澄清。根据该书各卷的研究，西汉末年与新莽大乱中，人口从6000万降至3500万；东汉末年大乱，人口再从6000万降至2300万；隋唐之际大乱，人口从6000万降至2500万；安史之乱后以讫五代，战祸连绵，人口从7000万降至北宋初年的3540万；宋元之际大乱，中国（指宋辽金夏之地总计）人口从1.45亿降至7500万；元明之际，从9000万降至7160万；明末大乱，人口从近2亿降至1.5亿， 清初顺治至康熙初的战争损失还有约2000万。以太平天国战争为中心的清末咸、同大乱，人口由4.36亿降至3.64亿。而辛亥革命后的整个民国时期，尽管实际上也是"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战祸不断，属于两个稳定"朝代"之间"改朝换代"的乱世，人口却破天荒地出现"乱世增长"，从1910年的4.36亿增至1949年的5.417亿。

因此根据该团队的研究，历史上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现象，大约可以分为三个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元以前，每次"改朝换代"人口通常都要减少一半以上，甚至60%以上。第二阶段是元以后至清末，每次大乱人口减少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但是正如《中国人口史》作者所说，这种变化其实主要是因为元以后中国人口基数大了，分布广了，而且出现了多个人口稠密中心，大乱不可能席卷所有这些地方。但在大乱涉及的地方，人口损失的比例与元以前相比，骇人听闻的程度并不稍逊。而整个大乱造成的人口减少绝对数甚至远比前一阶段更大。第三阶段就是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时期人口的"乱世增长"是此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其意义我们以后再说。

显然，辛亥革命前两千多年帝制时代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即使不像史书户籍数字所显示的那样极端，也是够触目惊心的。世界史上别的民族有遭到外来者屠杀而种族灭绝的，有毁灭于庞贝式的自然灾变的，但像中国这样残忍的自相残杀确实难找他例。民国时期外敌（日本人）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30万，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永不能忘的惨痛记忆。可是两千年前，在短短几十年内，秦一次坑杀赵降卒40万于长平，楚一次坑杀秦降卒二十余万于新安，而当时整个中国人口也不过才两千多万！

可笑的是，西方人往往夜郎自大，我在美国看到好几本书说美国南北战争是人类迄那时为止最残酷的内战。真是少见多怪了。国人自相残杀的残忍让人听来真是毛骨悚然。太平天国战争，虽然全国人口减少的比率没有元以前那么高，可是战争波及的那些地区，人口减少之惊人绝不逊于前代。按地方志记载，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成为战场的江浙一带，人口耗减都达到一半以上，像苏州一府（注意是全府各县，不是仅苏州城）耗减了三分之二，常州、杭州等府竟各耗减了五分之四，屠城、屠乡的记载比比皆是！

如此仇恨为哪般？

辛亥时期的革命党人为了反满大力渲染"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其实汉族的内战中更为血腥的事也不乏其例。仅就明清之际的"张献忠屠蜀"而言，按明末统计，四川有人口385万，到清初顺治十八年全川平定后统计，只剩下一万八千丁！丁是纳税单位，加上妇孺，加上未录人口，充其量也不超过10万人吧。从385万杀到只剩10万，要说是人口灭绝，一点都不假。现在的四川人，大都是清初以后移进去的。

我当年治明清之际史，喜欢看地方志，康熙初年出现入清以来第一轮修志高潮，四川各地多有援例而为的。那都是一批怎样的志书啊！乱后之作，纸差印劣，篇幅单薄，不少注明是县官或同仁私人凑钱印的，因传世极少，如今多属善本。而其中内容，赋役志则多有一县仅数十丁者，有县官和移民来到无人之地，林莽丘墟，虎多人少，初来移民数十户一年为虎所食近半者。而其《艺文志》则多为虎口余生孑然幸存者的恐怖纪实，令人不忍卒读。

清初十余年间，各方或有官吏，亦皆不居城而与遗民在山中结寨自保。当时清朝的四川巡抚驻川北边远的保宁（今阆中县），明朝（南明）的巡抚则驻川南彝区边缘的洪雅县一处叫做天生城的山寨，南北双方你攻我伐，多次路过成都及川中天府，但都不驻守，因为那时的成都已是一片虎狼出没的灌木丛，邻近府县皆是无人区，驻军无处觅食。直到顺治末年，清朝的巡抚才回到废墟成都重新设置。

过去传统文人把"屠蜀"归罪于"流寇"，说是张献忠把四川人杀光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意识形态出发，为了维护张献忠这个"农民领袖"，很多人写文章论证"不是张献忠屠蜀，而是统治阶级屠蜀"。改革后有人就说，其实两说皆是，明末清初的四川，各方各派都在疯狂杀人。

清代文人记载说，张献忠为证明他杀人有理，在全川各地立了许多"圣谕碑"，就是张的语录碑，文曰："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所以又被称为"七杀碑"。到底有没有"七杀碑"？经过1950年代以来的研究，的确发现了几块传说中的"大西皇帝圣谕碑"，如今四川广汉市的公园里还竖着一块。只是碑文与清人的说法有点出入，文曰："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后面不是七个杀字，但正如当代著名南明史家顾诚先生评论的：此碑杀气之明显，也是可以一眼看出的。碑文的意思是：老天爷对（四川）人百般照顾，可是（四川）人逆天欺天，所以该杀。刀下鬼们，你们自己思量思量是不是活该吧！显然张献忠杀人如麻是无可置疑的。

但是老实说，川人的确不是他张献忠一家可以杀光的。尤其是，张献忠发狂地进行灭绝性屠杀，是在他败象已露、绝望挣扎的顺治三年，那时他早已不能控制全川。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被明将曾英控制，以嘉定（今乐山）为中心的川南，则是明将杨展的地盘。张献忠的屠刀所及，只有成都附近的川西平原和川中一带。所以改革前搜集的那些官军屠戮、贼梳兵篦之史料倒也不假。事实上，那时四川何止"官军"与"流寇"，一般的人们在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下，为了自利甚至仅仅为了苟存，也是人相戮，乃至人相食，几乎已如那句老话说的，"人对于人是狼"了。

如今国际上对"中国"或"中国人"往往有两种极端的看法：或者说中国人在"传统"上是和平的民族，或者极力宣扬"中国威胁论"，其实抽象地谈论"中国"和"中国人"是很少有意义的。中国人也是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他们和全球其他民族一样，既有人性之光，也有人性的阴暗。当权力不受制约时，在社会冲突爆炸之际，人性之恶便会导致种种残暴不仁之事。对本族人是如此，对其他民族，又何尝例外！中国古代的专制者与别国的暴君一样搞过领土扩张，搞过种族屠杀乃至种族灭绝。远的不说，一度曾是新疆最大民族的蒙古准噶尔人就几乎被清朝军队杀绝。被称为"进步思想家"的汉族著名学者魏源记载说：

初，准部有宰桑六十二，新旧鄂拓二十四，昂吉二十一，集赛九，共计二十余万户，六十余万口。……致我朝之赫怒，帝怒于上，将帅怒于下。合围掩群，顿天网而大狝之，穷奇浑沌、梼杌饕餮之群，天无所诉，地无所容，自作自受，必使无遗育逸种而后已。计数十万户中，除妇孺充赏外，至今惟来降受屯之厄鲁特若干户，此外数千里间无瓦剌一毡帐。

漏网之厄鲁特各贼众聚分四支，每支各一二千，……（清军）分两路围猎，所至狝剃，搜山网谷，栉比擒馘，无孑遗焉。

甚至连亲清的准噶尔沙克都汗"不从各酋之叛，率所部四千人"投诚清朝，竟然也被清军将领"袭坑之"，全部活埋了。

与颇为得意于"我朝之赫怒"的魏源不同，清末维新志士谭嗣同则痛斥"本朝"对准噶尔人的灭绝：

《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即彼准部，方数千里，一大种族也，遂无复乾隆以前之旧籍，其残暴为何如矣。

他甚至愤而说出了这样的话：

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噍类焉得乎？！故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实使之。所以曲用其仁爱，至于极致也。中国不知感，乃欲以挟忿寻仇为务。

这话今天听来，怕要被指为汉奸。幸亏人人皆知谭嗣同是为救国变法而死的烈士！

这当然是过激之言。实际上专制权力如果不受制约，"欲尚存噍类焉得乎"的，首先是中国人自己。即使国力孱弱谈不上扩张，专制暴政下的汉族与其他民族照样有遭屠杀乃至灭绝的可能。前者如前述明清之际的"蜀难"，后者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冉魏政权对羯族男女老幼的全族屠灭，这次大屠杀不仅使时称"五胡"之一并建立过后赵王朝的羯族从此绝迹，大量汉人也仅仅因为长相"高鼻多须"疑似羯人而横遭"滥死"。

重审历史上的"制度"问题

过去很长时间，我们习惯于以"租佃关系决定论"、"土地兼并危机论"和"农民—地主斗争论"来解释历史上的这种周期性的浩劫。笔者曾对此提出质疑。传统中国社会危机的根源，不在于"土地私有制"导致的矛盾。世界上土地私有的国家何其多多，但哪个像传统中国那样周期性地发生天翻地覆、乾坤扭转的"农民战争"？

近年来我发现这样看的人越来越多，已不是什么新奇的认识。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集体的大项目多卷本《中国近代通史》对清代就是这样看的。该书认为：在整个清代"土地兼并"与土地分散是两个互相平衡的过程，因为富人的大家庭不断分家造成家产分散，而赤贫者多无力成家延续后嗣，其家庭趋势是归于消灭，只有中等人家有按原规模延续的最大几率。因此乡村人口的阶级结构是长期稳定的，"地主阶级手中的土地越来越多"的趋势并不存在。具体地说，清初尽管"土旷人稀"，土地集中的程度却丝毫不比清代中、后期为弱。反过来讲，晚清的土地也并不比清初更集中。因此所谓的土地兼并，并不会影响社会结构的稳定，"真正侵蚀王朝肌体、造成王朝衰败的，其实正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充当社会调节力量的'封建'帝王和地方各级官员"。

然而过去那种一切归咎于租佃制的"制度决定论"衰落后，完全不谈制度之弊的另一种时髦又取而代之。前述"人口论"与"气候灾变论"的争论就是如此。无论是规律性的人口周期，还是偶发的自然灾变，总之都已不把传统时代的制度问题当回事。其实如前所述，这两种解释用在欧洲还可以说是持之有故，用在中国这样明显的"人祸"就尤其不合理。

西方中世纪史的前述争论发生在中世纪制度早已终结、现代化早已完成的发达国家，争论只涉及人口剧减的机制，并不涉及其他方面，争论双方都无意于肯定中世纪制度，也无意于怀疑西方走出中世纪是否错误。但我们如果也去赶这时髦，情况就不一样了。过去我们说"传统"很糟糕，因此对这些浩劫有一套解释，但这种解释并不成功。

现在我们不能改说"传统"很优秀了，就根本不解释，好像那些浩劫没有发生过，或者发生了也只怪"小冰河时期"。即便某次大乱可以如此解释，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的一次次"爆炸"，难道都能归因于"小冰河"？惟独中国历史上每隔约两百年就出现一次小冰河，而在其他国家则不曾有。这可能吗？

我们不能回避这些事实，但也不能由此得出中国文化，乃至所谓中国人的"民族性"就很恶劣的结论。我宁可认为，而且的确也有充分的证据认为，那些问题并非作为民族标识的"中国文化"使然，更不是中华民族不可救药的"劣根性"的证明，而是那时的制度的确有问题。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中国在历史上社会危机不爆发则已，一爆发就那么惨烈呢？大家都读过《红楼梦》，《红楼梦》里说，大家都像乌眼鸡一样，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到底中国人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在社会危机中发生这么凶狠残酷的屠杀？我们要在人类文明中崛起，甚至希望从中国文化中发掘解决人类生存困境的资源，就不能不研究这个问题。

中国的历史有辉煌的篇章，但也的确有许多血腥的页码。近代以来中国长期国弱民穷，人们怨天尤人，难免怨及祖宗，"反传统"的确反得过分；乃至出现所谓"劣根性"之说，把中国的历史涂抹得一片漆黑。对此予以纠正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现在我们不能倒到另一极端：因为日子稍微好过了些，就小富即狂，把历史说得花团锦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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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的关税官司

  
美國總統川普暗示，如果他的全球關稅行動最終被美國法院裁定非法，與歐盟、日本和南韓等經濟體達成的貿易協議將作廢。

川普周三表示，這些關稅讓他在與主要貿易夥伴談判時握有籌碼，使美國能在提高進口稅的同時，不會遭到報復。他強調，這些安排讓世界最大經濟體「再次擁有難以置信的致富機會」。

川普在橢圓形辦公室對記者說：「如果官司敗訴，我們的國家將承受極大的痛苦。這些協議就全完了，我想我們必須撤銷它們。」

川普說，他的政府最快將在周三請求最高法院盡快就關稅問題作出裁決，此前聯邦上訴法院裁定川普不應援引緊急法律來實施所謂「對等」關稅。

這項裁決為總統關稅議程的命運帶來了新的法律不確定性，可能影響數兆美元的全球貿易。

川普依賴對《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的寬泛解釋來繞過國會、實施大規模針對特定國家的關稅。IEEPA並未提及關稅，也從未被用於實施關稅。

如果沒有這些關稅，川普是否有權單方面與貿易夥伴達成關稅協議存在疑問。川普多次警告表示，如果法院裁定他無權自行設定關稅水準，將帶來嚴重的經濟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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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川普表示，將向聯邦最高法院請求「快速審理」，希望能推翻上訴法院對於多數對等關稅無效的判決，並說若撤銷關稅，美國可能淪為第三世界國家。全球密切關注後續發展，若最終裁定須退回已支付關稅，程序恐怕相當複雜。

川普2日在白宮說，最快將在3日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要是上訴法院的判決維持不變，將重創美國；少了關稅，美國可能淪為第三世界國家。他同時強調，需要及早做出決定，將爭取「快速審理」。

川普說，關稅政策為美國政府帶來數十億美元收入，他認為股市下跌是因為市場需要、也想要關稅。但經濟學家認為，企業債銷售與已開發國家的預算憂慮，才是近來股市賣壓的導火線。

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在8月底裁定，川普不當引用緊急法律，對數十個國家開徵對等關稅，維持先前國際貿易法院的判決，認為川普逾越1977年「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賦予的權限。但上訴法院允許這些關稅繼續實施到10月中旬，讓川普政府能上訴至最高法院。

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2日表示，相信最高法院會支持川普動用緊急法律，對貿易夥伴徵收關稅，但若最高法院維持原判，當局也有備案。（什么备案呢？）

川普關稅陷入法律戰，要是最後吃敗仗，恐須退還數十億美元稅款。外界估計，由於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居多數，即使裁決認同較低階法院意見，關稅也未必需要全面叫停，加上現行關稅可施行至10月14日，司法程序未必近日有結論，業界多準備繼續依據現行關稅行事。

极致新疆

第一次台湾行全记录

 

马勇 | 先驱者的悲哀：中国坐失二十年

 

马勇，著名历史学家，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兰州大学、河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主要从事近代中国文化、中国近代史、中国文明史、中国学术史、儒学等方面的研究。

晚明时期的中国已经置身于全球化的大潮之下，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等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大事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在对英贸易顺差的刺激下，鸦片引发了近代中国的叠变，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1840年以来，中国人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探索，在迷茫与徘徊中，进行了抗争、学习、融合、改革与改良。外部列强势力犬牙交错、内部政治斗争拉锯不断、内外部战争频仍、洋务运动开启、新一代知识分子开始成长、民智渐开、工业发展……在各种驱动因素的叠加与聚合下，叠变继续。

然而，甲午之战的失败以及稍后列强强租胶州湾、广州湾等，深刻刺激了中国人，成为近代中国的转折点，罕见的奇耻大辱震撼了国人，谭嗣同诗曰：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沧溟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落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震撼之后则是怀疑、彷徨、困惑与愤怒，是民族精神的大觉醒，是叠变的加速：维新变法、新政、共和，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花了几百年所走的路，中国社会结构急剧变化，"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死亡与新生撕扯着苦难深重的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至此也才真正展示出其优势与劣势，困境与顺境。这是中国历史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西方文明的强势冲击下，中华文明面临着最严峻的挑战。近代中国该如何应对这种变局？中国社会发展与变革的驱动力是什么？引发中国叠变的各种驱动力是什么，是如何交织与叠加在一起的，又是如何影响中国文明进程的？基于此，本书重新审视近代中国，探索内在的政治演变逻辑和社会发展规律，以期以史为鉴。

-01-

著名历史学者蒋廷黻在讨论林则徐、琦善与鸦片战争关系时有一段话发人深省。蒋廷黻说，琦善受命前往广东处理中英冲突时，确实没有准备在军事上与英国人决一雌雄，他大概知道两国在军事上的差距，知道诉诸战争的后果，审时度势，做了一个理性选择，拯救了国家，挽住了大清的一点儿脸面。

然而，琦善的理性选择却使他个人蒙受了巨大羞辱，成为国人皆曰可杀的卖国贼。这是琦善的个人悲剧，更是近代中国的巨大失误。按照蒋廷黻的推理，假如不是琦善出面化解中英冲突，那么中国一定会按照林则徐设定的路径选择战争，中英必将有一次大战：战则必败，败则必速和。速和不仅可以使中国的损失大幅度减少，而且可以使中国提前至少二十年走向维新，进行政治改革。换言之，中国应该比日本提前三十年转身向西，走向世界，而且不会发生后来那么多政治、文化上的动荡与波折。

仔细想想，蒋廷黻的这个看法虽说残忍，但确实是对的。《南京条约》使中国损失不少，比如，割让香港，但对一个长期受人恭维的"中央帝国"来说，一千二百万元洋钱的赔款确实是"小菜一碟"。至于五口通商，不过就是在原先广州一口通商基础上再增加四个通商口岸而已，充其量不过是四个"经济特区"。清政府在经过短暂痛苦后很快就觉得庆幸，因为战争终究过去了，中国重回帝国老路，可以继续"天朝上国"的美梦了。

清政府确实没有大难临头的紧迫感，中国的知识精英除了林则徐、魏源等少数人，没有人注意到英国与先前那些"蛮夷"有什么不同。他们的普遍认识是，即便英国人与周边蛮夷不一样，那与过去两百年一直在东南沿海活动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应算同文同种吧？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都被历史证明不过尔尔，那么英国又怎能让中华帝国心服口服？

鸦片战争表面上因鸦片而战，其实战争结束后鸦片贸易并没有被禁止。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最大的失败不在战场上，而是战争结局根本没有让中国改变一丝一毫。也就是说，中国国际贸易收支依然无法通过正常贸易实现平衡，鸦片依然是英国平衡对华贸易的重要手段。

战争结束了，和平重现了，但中国人没有弄清这场战争的意义，没有弄清英国人不惜发动战争的根本目的。中国没有利用这五个新通商口岸引进西方近代以来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创造，没有利用五口通商去培养中国市场，培养新兴产业，培养新的社会阶级和阶层。清政府上上下下在战争结束后依然浑浑噩噩，继续陶醉在中国文明的昔日光环之中。

导致中国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遇到了一个比较现代的工业社会。这是两个时代的差异，没有先进落后之分，只有时代不同。中国在那时唯一应该走的路，就是林则徐说的"睁眼看世界"，就是魏源说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然而为什么中国在挨打之后不长记性，继续陶醉在祖先的荣光中呢？

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失败是因为军事上不如人；政府不如人；人民，连带着整个士大夫阶层，都不如人。不论中国怎样拼命抵抗，都没有用。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学西方，就是改变自己。

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中国不止一次遇到过鸦片战争这样危险的情形，但中国都没有像鸦片战争之后这样无所谓。按照胡适的研究，中国之所以在无数次危机中安然前行，是因为中国总能在被异族征服之后反超征服者，让征服者最终同化于中国文明之中。那么，这一次为什么不行了呢？

道理很简单。因为当时除林则徐、魏源等少数人之外，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弄清中国失败的根本所在，不相信有几千年文明的中国会轻易败在别人手里。中国文明原本具有的变革精神反而在失败后被遮蔽、被忽视，将失败视为偶然，不承认或者说根本没有意识到中西文明本质的差别，也就无法产生变革思想，甚至将鸦片战争之前所具有的那点变革思想予以废止，比如，龚自珍在战前所表达的变革主张。失败没有促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觉醒，反而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带进了更加保守的境地。

传统中国是"士农工商"结构的"四民社会"，在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中，真正引领社会进步的是士大夫阶层。士大夫阶层在很多时候引领社会往前走，但在文化问题上，士大夫阶层相对说来比较保守。他们在过去几千年对中国社会的巨大贡献，就是对文化变革持有一种近乎本能的适度保守。传统既是他们需要保护的精神，也是他们的资本。他们所知道的学问只是天下国家，离开了天下国家，他们就无所适从，不知所措。文化的动摇或不信任，对于士大夫阶层来说至关重大，他们根本没有想过从头开始，"尽弃其学而学焉"，像日本人后来那样，转身向西，用一种新学问取代旧学问。这是先驱者的悲剧，是中国文明的悲哀。中国文明自古以来强调与时俱进，生生不息，但到了运用关头，中国还是错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好机会。

士大夫阶层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已由勇于创新变得保守怕事，他们越来越顾忌自己的名誉、身份、地位，越来越担心清誉受到质疑和颠覆，因而他们当中即便有人意识到了时代趋势，也只是私下议论，不愿作为公共话题进行讨论，更没有勇气公开号召，倡行天下。比如林则徐，在与洋人交往中已相当清楚中国问题之所在，知道中国在军事上与西洋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所以他力主购买外国枪炮、轮船，安排专人收集、翻译西方资料。林则徐的这些思想和做法深刻影响了魏源，使魏源有机会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积极主张。林则徐、魏源的这些思想主张在二十年后深刻启发了日本，明治维新虽有很多原因，但林则徐的思想，魏源的《海国图志》起到了相当大的启发作用，已为研究者所定论。

林则徐有这样的觉悟和认识，但他在那个时代并不敢公开提倡，他所说的"睁眼看世界"模棱两可，含混不清。中国人从来都知道有个世界，而且知道这个世界远不如中国。林则徐的真实意思是睁眼看世界，终于知道了中国与世界存在巨大差距，但他就是不愿或不能直白说出来。他宁愿让那些主持清议的士大夫、言官在美梦中继续沉睡，让国家在迷梦中继续堕落，也不愿牺牲名誉与时俗抗争。

这种士大夫心态使中国坐失二十年的时间。

鸦片战争后，中国按理说应该很容易走上变革之路，知耻而后勇，奋发图强，学习西方，即便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层面，也不应该照着旧模样继续统治下去。然而在大清，这些不应该都变成了必然，中国此后坐失二十年光阴，直至下一次危机出现，直至经历下一次更大的失败，中国方才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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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后，我们觉得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是奇耻大辱，特别是《江宁条约》，以及第二年《虎门条约》所规范的一系列通商制度和交往原则，不仅使中国蒙受了巨大损失，而且极大侵犯了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是近代中国与西方世界不平等交往的开始。

根据《江宁条约》和《虎门条约》，鸦片战争全部后果可以概括为这样几点：第一，赔款两千一百万元。第二，割香港。第三，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为通商口岸。第四，规定条约载明的海关税则，不经两国同意不得修改。这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协定关税"，是一种不平等。第五，英国人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更明白地说，就是在中国的英国人如果犯罪，不接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和制裁，只能交给英国法庭，由法庭按照英国法律量刑治罪，这也在后来被视为最不能接受的不平等。第六，在未来中英官方交往中取平等原则。这条规定的潜台词是英国不会接受中国三跪九叩礼俗的约束，这显然是指1793年马戛尔尼来华时因礼仪争论而导致的不愉快。

对于这六条内容，战争打败了，愿赌服输，并不必怀疑。割让香港，也不是一百年后的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悲壮，因为香港究竟在哪里，朝廷中很多人并不知道。而且香港的商业价值和国防意义，也不像后来那样重要。鉴于那时的中国还处在开疆拓土的农耕时代，朝野无法接受的是历史逆转，是从开疆拓土转向了割地。痛心的要点是地，而不是香港或香山。

真正引起朝野巨大恐慌和不满的是五口通商。中国在广州一口通商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了。一口通商，是计划形态，比较可控。五口通商，扩大的不仅仅是规模，而且性质也随之改变了。五口通商了，外国人来华总量扩大，中外贸易交易量也大幅提升。从今天的观点看，这都是好事，但在当年大家并不这样认为。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农业社会，一直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现在突然来了那么多外国人，突然来了那么多洋货，不仅严重冲击中国的农业经济，而且外国人合法登陆了，居住了，与中国人交往合法化了，必然给中国带来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五个通商口岸的社会风气与内陆没有开放的地区形成巨大反差，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其实，从后世人的眼光看，不论时人还是后世人对五口通商的惋惜、抱憾、愤怒，可能都是不对的。鸦片战争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中英之间，其实也是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贸易形成了巨大顺差。中国市场不发育，中国人的消费冲动几乎不存在，自给自足，看天吃饭，几乎没有任何购买力。这是农业社会的必然结果。

然而，英国人不这样看。作为岛国，英国本来就具有商业、贸易传统。经过工业革命，产能急剧增加，英国人的商业能力获得更大提升。英国人不相信市场不发育是一个永久难题，他们更愿意相信只要耐心开发，市场可以培育，消费习惯可以培养，消费能力可以提升。这是英国人坚持扩大通商的心理基础和依据。

从过往两百年的历史特别是最近几十年的历史看，英国人这些想法的可行性并不值得怀疑。中国改革开放后在很短时间内就培养了国民对外国物质文明的喜爱和消费习惯，中国人的消费能力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提升，中国政府只是在政策上做了一些变通，没有牺牲自己的利益，反而增加了收益。

当然，后世中国的经验，道光帝是不可能明白的，朝野容忍了五口通商，依然没有想到利用这个机会去改变旧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更没有想到产业创新、升级和转型。

中英之间贸易不平衡的原因之一是中国无力购买，更没有意愿购买英国的纺织工业品，那时和后来中国人的辩护理由都强调必须防止中国的手工业大规模破产。从道义上说这种主张没有什么错误，本土手工业大规模破产当然不是一件好事。问题是，当年不愿用洋货冲击国货，不愿用洋布替代土布，那么，今天放眼看去，土布安在？传统手工业者在哪儿还能找到？

在技术竞争层面，当新技术出现时，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或理由，都没有办法保护落后的技术，没有办法保护旧的生产方式、生存方式。正确的选择是果断采用新技术、新手段，甚至不惜让旧行业破产。主动破产是新生活的开始，是新时代的开启。

中国在鸦片战争后没有利用五口通商的机遇加大自身产业改造，没有创新，没有转型，只有固守。然而这种固守只能导致那一代或稍后一两代手工业者的生活更悲惨、更无助。假如中国在五口通商后痛下决心，转型升级、更新换代，用西方大机器生产替代传统手工业，或许只有一代人痛苦，但完全可以相信，中国一定能够跟上西方工业化的步伐，缓慢地从一个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

在工业社会之前，农业社会宁静安逸的生活确实具有很多优越性，尤其是我们在经历了急剧工业化、城市化之后，更容易对此产生共鸣。问题在于，工业化、城市化是任何后发展国家都无法迈过、绕开的一道坎。如果一个国家拒绝工业化，只是延缓这一天的到来，只是将痛苦往后拖，那么只会越积越重，最后导致积重难返。

五口通商原本是中国跨越时代的良机，但清政府以各种理由拒绝将这五个"经济特区"的局部经验向更大范围推广。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因此推迟了五十年。至于中国工业化起步，至少也人为耽搁了二十年。直至1860年中国再次败在西洋人手里，中国方才不得不踏上工业化的道路。

中国对工业化的恐惧从后来观点看当然是不能成立的，但从中国历史文化的立场说，似乎还有一层因素可以考虑。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全面工业化、城市化，当然没有人知道实际后果，谁能担负起因工业化而引发中国农业全面破产的责任？

确实，自从五口通商开始，中国农业、农村便处在逐渐萧条的状态，农民也面临全面被抛弃的境地。这是工业化带给任何国家的必然结果，没有一个国家能逃出这个定律。假如五口通商后，清政府由五口大幅度推动中国工业化，容忍中国工业的发生与发展，中国农业是否一定全面休克？

历史无法假设，清政府没有这样做，既没有保全传统农业，也没有适度发展自己的工业。朝野最留恋的，其实就是传统社会的宁静与安逸，是一种前工业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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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二十年，中国没有抓住五口通商带来的机遇，没有下功夫引导中国利用这个机会实现产业转型，将农业文明转轨到工业文明；也没有耐心去引导消费，培育市场，培养中国人新的消费习惯和消费理念。中国在经历了战争短暂的痛苦后，很快重回宁静与安逸，重新享受农业文明的好处。

或许是因为中国社会的惰性，或许是因为统治者无知、自私，中国没有从五口通商走向世界，反而以扩大通商引诱国人抱怨西洋人，以为五口通商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伤害。至于在五口居住、营业的外国人所享有的治外法权更是对中国的不尊重。

根据《江宁条约》《虎门条约》，所谓"治外法权"，就是在五口或中国内地，外国人一旦犯罪，不使用中国法律进行约束和制裁，而是交给英国法庭，运用英国法律量刑治罪。这个规定后来被中国人和中国历史教科书视为最不能接受的不平等条约，以为严重破坏了中国的法律体系，是中国司法主权的丧失。

这些愤怒从后世观点看当然可以理解，但实在说来，这种愤怒只是后来者的愤怒，并不代表当时人的心情。

相反，在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中国人已经见过不少外国人了，不论在宫廷，还是在沿海、沿江，甚至在偏远乡村，外国人且是真正的西洋人并不少见，西洋人与中国人也并不总是处在冲突状态。只是，怎样管理这些在中国的西洋人，清政府似乎并没有想好，他们不是愿意让渡自己的司法权，而是不知道怎样运用这项权利。他们能想到的简单办法就是古代中国的羁縻政策和"以夷制夷"，让洋人自己管理自己，总比让中国人去管理更省心。

至于那个一直被后世中国人视为不平等的"协议关税"，其实与"治外法权"同等性质，是出于同一个原因，是清政府主动放弃了这些权利。

参与《江宁条约》《虎门条约》谈判的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人并非等闲之辈，他们不仅有着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丰富经历，而且深知中国体制之弊与体制之优。他们还清楚鸦片战争之前广东地方政府与官吏的苛捐杂税是引发这场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他们一直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希望英国人同意用一个具有包干性质的固定税率去反制地方政府、强势官员的胡作非为。于是他们想到了协议关税，这种方式最方便最省心，每种货物应该纳多少税都明白无误地写在条约里，中外双方因此减少了冲突和争执，地方政府和官吏不论怎样强势，也没有办法额外加税。这虽是一个关税包干、财政包干的笨办法，但在这些制度设计者看来，一举数得，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不会因此减少，新税则的"值百抽五"在事实上比先前的税率略有提高。又因为有了这个数额、比例的制度约束，地方政府、强势官员无计可施，不能税上加税。

我们今天看来是一种屈辱或吃亏，但在当年，不论谈判者，还是朝廷，都认为这是中国外交的胜利。他们不愿彻底打开国门，介入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但他们也不愿意英国人在与中国人做生意时占尽便宜。当然，从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贸易理论来看，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人所取得的外交成绩是虚假的，是不足信的，牺牲了国家主权，贻害不少，他们争来了不当争不必争的东西，恰恰又放弃、牺牲了不应该放弃的权利和利益。只是历史主义地看待19世纪40年代的中国外交，那时的中国毕竟刚刚开始被动地与近代国家打交道，而且是被打败之后不得已而打交道。经验、智慧、眼光，当然没有办法与一个成熟的国家去比较，甚至没有办法与几十年之后的中国相比。直至1882年，当中国帮助朝鲜与美国进行修好通商条约谈判时，方才有机会仔细检讨四十年前有关"协议关税""治外法权"的利弊得失。

1882年2月14日，主持中国外交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在与朝鲜《朝美通商修好条约》谈判代表金允植交换意见时，劝说朝鲜在与美国谈判时一定要注意通商条约的公平合理原则，既不能像朝日《江华岛条约》那样不定税则，丧失利益，且为各国所窃笑，也不能像中国几十年前那样用一个固定税则一劳永逸。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议立公平章程，如有未尽，就参照他国式样，约定修约时间。五年一改，或十年一改，总不至于将关税主权永久丧失。[6]这就是关税自主原则。中国在经历了差不多半个世纪方才弄明白，后人当然不应该因此去指责伊里布等人的失误或不察。这是时代的原因。

《江宁条约》《虎门条约》签订后，中国赢得了一个和平时期，只是中国没有利用这段时间去发展自己的近代工业，去开发自己的市场，中国依然在浑浑噩噩中度过。而且，还有一个不太好的趋向是，由于中英战争是以条约谈判的方式结束的，因而战争结束不久，美国、法国等也相继要求与清政府签订类似条约。由于此时朝廷并不认为"关税协定""治外法权"有损于中国主权和商业利益，反而认为是"天朝上国"不战而屈人之兵"羁縻政策"的胜利，因而尽管也有人反对这样不战就将优惠的商业利益转让给美法等国，但清政府主流派依然我行我素，自鸣得意。他们的理由非常简单，中英订约通商，战争远去了，"值百抽五"的税率让中国坐地收利，中国有什么理由拒绝美法两国呢，为什么一定要诉诸战争然后才同意议和呢？更何况，我们不将给英国人的贸易优惠让渡给美国人和法国人，我们有什么把握防止美国人、法国人冒充英国人来与中国人做生意呢？假如美国人、法国人都靠着英国人做生意，他们势必团结一致对付中国，那样的话，中国必将面对一个整齐划一的对手，没有办法像过去那样分而治之，以夷制夷。中国将贸易好处分赏给各国，各国必将感激中国，中国就有机会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维护自己的利益了。

处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又因为中国那时对国际公法、国际贸易体制与规则并不理解，穆彰阿、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人的建议与决策确实问题多多，中国也确实因他们先后签订的那些协议丧失了不少经济利益，丧失了一些主权甚至尊严。但是，应该肯定的是，作为近代中国最早一批与西洋人直接打交道的政治家、外交家，他们的贡献和失误，其实都是那个大变动时代的一笔精神财富，值得珍视，不必总是以后见之明去指责他们媚外、卖国，而是因为时代，因为无知，因为我们中国那时还远远没有现代意识，远远不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本文节选自马勇老师新书《叠变：鸦片、枪炮与文明进程中的中国（1840—1915）》

https://youtu.be/aSZMV5DGPY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