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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24 March 2017

解决libc.so.6: version `GLIBC_2.14′ not found问题

wget http://ftp.gnu.org/gnu/libc/glibc-2.14.tar.gz
tar zxvf glibc-2.14.tar.gz
cd glibc-2.14

mkdir build
cd build   
../configure --prefix=/usr/local/glibc-2.14
make
make install

编译安装完成后,修改环境变量使其生效:
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usr/local/glibc-2.14/lib
echo '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usr/local/glibc-2.14/lib' >> /etc/profile

Thursday, 23 March 2017

新的SSR多用户管理脚本

ShadowsoksR多用户管理脚本,轻松添加修改,删除用户。

SSR-Bash

ShadowsocksR多用户管理脚本(基于官方mujson版本)

介绍

一个Shell脚本,集成SSR多用户管理,流量限制,加密更改等基本操作。是一个基于ShadowsocksR官方的mujson的辅助脚本。

更新日志

  • 2017-3-8 1.0正式版本

系统支持

  • Ubuntu 14
  • Ubuntu 16
  • Debian 7
  • Debian 8
  • CentOS 6
  • CentOS 7

功能

  • 一键开启、关闭SSR服务
  • 添加、删除、修改用户端口和密码
  • 自由限制用户端口流量使用
  • 自动修改防火墙规则
  • 自助修改SSR加密方式、协议、混淆等参数
  • 自动统计,方便查询每个用户端口的流量使用情况
  • 自动安装Libsodium库以支持Chacha20等加密方式

与上一版改进

  1. 支持每个端口单独自定义加密方式,混淆,协议。
  2. 暂时支持了部分兼容协议。
  3. 支持CentOS 系列系统。
  4. 每月自动清空流量使用记录。
  5. 分别记录上传流量和下载流量。
  6. 动态管理用户,每一次更改用户不会影响原有用户端口。
  7. 恢复ShadowsocksR所支持的兼容模式。
  8. 增加返回上一级菜单功能。
  9. 支持为每一个端口添加不同协议参数与混淆参数。

缺点

  • 无法删除最后一名用户(官方限制)
  • 未设置开机启动
  • 部分系统上IP地址识别错误,导致SSR链接生成有问题,手动修改即可。

安装

wget -N --no-check-certificate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m/FunctionClub/SSR-Bash-Python/master/install.sh && bash install.sh

卸载

wget -N --no-check-certificate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m/FunctionClub/SSR-Bash-Python/master/uninstall.sh && bash uninstall.sh 
 

常见问题

问1:是否需要自己先安装SSR服务端?
答1:不需要,脚本默认自带了安装SSR的部分。请使用纯净的系统进行安装。
问2:是否能和Oneinstack一起安装?
答2:原则上是可以的,但是并不建议放在生产环境中使用,建议单独使用一台VPS来扶墙。
问3:为什么无法开启兼容模式?
答3:因为SSR服务端只支持部分协议的兼容设置,所以并非所有的协议插件都能兼容原版。具体列表参考 SSR协议插件稳文档
问4:脚本安装好连接上没有网络?
答4:请确认好您已经正确填写了加密方式、协议和混淆,并且使用最新的SSR客户端而不是SS客户端。
问5:脚本还是无法使用!
答5:如果可以输入 ssr 命令打开功能菜单,请选择 1 服务管理 再选择 4 查看日志。发送给我详细截图以解决问题。
问6:脚本是否支持 UDP 转发?
答6:默认是开启了 UDP转发的,如果无法使用,请检查SSR官方文档修改本地配置,SSR服务端默认安装在 /usr/local/shadowsocksr
 

参考资料

ShadowsocksR
ShadowsocksR-manyuser mudbjson
SSR-Bash
https://github.com/breakwa11/shadowsocks-rss

from https://github.com/FunctionClub/SSR-Bash-Python
 

朝鲜战争期间,中/朝高层的矛盾、分歧

作为20世纪国际关系中对峙和冲突的一种特定形式,“冷战”至少具有两个学术界普遍认可的特征:其一是具备浓厚的意识形态背景,即对立双方都把自身的制度和价值取向作为一面旗帜,强调对方存在的非正义性,尽管意识形态本身未必就是他们各自对外政策的终极目标;其二是表现为明显的全面同盟形式,即对立双方都是以形成某种政治、军事的国际集团方式参与冷战的,而美国和苏联则分别成为这两大阵营的首领。亚洲的冷战同样具有这两个特征,这在朝鲜战争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关于意识形态在冷战中的作用和地位,是国际历史学界长期讨论的题目之一,至于对冷战(特别是亚洲冷战)中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的研究,学者们讨论较多的是大国之间的关系,如中苏关系,而对于大国与小国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则相对较少专门的研究。本文选择的研究对象是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与朝鲜的关系,作为亚洲冷战中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大国与小国的关系,这一案例无疑具有典型意义。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过去人们只知道中朝两国唇齿相依,患难与共,在战争中培养起鲜血凝成的友谊,却不了解中朝高层之间也存在着重大的矛盾和分歧,而这些矛盾和分歧及其解决方式,与冷战在亚洲的格局有着密切关系。
  
本文拟依据档案文献和当事人的回忆,披露战争期间中朝高层关系的紧张状态,及其得以缓解的途径,以便使人们对此期中朝关系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限于篇幅,这里无法分析这种紧张状态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原因,以及对亚洲冷战格局未来发展的影响,但希望本文的论述将为进一步研究和分析提供有益的前提。
  
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问题
  
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过程,通过近几年来学者们对中俄双方档案材料的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其中包括中国领导人(至少是毛泽东本人)早在战争之前和初期就有心援助朝鲜。而人们不太清楚的是,直到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之前,北朝鲜领导人对于中国方面提供援助的愿望始终拒之门外。
  
1950年1月底,斯大林突然一反常态,同意金日成到莫斯科来商谈以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问题。在4月10-25日苏朝领导人举行的三次会谈中,斯大林强调,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美国不进行干预,其次是获得中国领导人的支持。金日成保证,由于有苏联和中国作后盾,美国不会冒险发动一场大的战争。而毛泽东一向支持朝鲜解放全国的想法,并多次表示,中国革命成功之后将帮助朝鲜,如果需要还可以提供部队。但金日成相信,他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军队统一朝鲜。斯大林反复强调,苏联不准备直接卷入朝鲜事件,特别是如果美国冒险把部队派到朝鲜,金必须同毛泽东进行商议并获得支持。
  
5月13日,金日成秘密访问北京,通报了他准备进攻南方的计划。尽管毛泽东对此感到意外,但在收到斯大林14日的电报后,仍然表示了支持的态度。在15日与金日成的会谈中,毛泽东建议朝鲜人民军要速战速决,对大城市要迂回而不要恋战,要集中力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毛泽东解释说,他曾设想朝鲜在中国攻占了台湾以后再开始进攻南方,那时中国就可以给予朝鲜以充分的支援。但既然朝鲜决定现在就打,而这又是我们共同的事业,那么他表示同意并准备给予必要的协助。毛泽东指出,如果美国人亲自参战,中国将派出部队帮助北朝鲜,还问,是否需要向中朝边境调一些中国军队,是否需要提供武器弹药。金日成对这些建议表示感谢,但没有接受。在金日成看来,既然莫斯科已经答应给予全部必要的援助,他此番来中国,只是奉斯大林之命取得毛泽东对发动战争的认可。因此,会谈刚刚结束,金日成即当着毛泽东的面向苏联大使罗申宣称,在会谈的所有问题上都达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在踌躇满志的金日成面前,毛泽东的尴尬处境是可以想见的。
  
战争果然在没有事先通知中国的情况下爆发了,毛泽东甚至是从外国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的。尽管中国领导人对此颇有不满,但在美国直接参与战争的情况下,还是表示要支持北朝鲜。7月初,中国政府同意将东北军区部队中的200名朝鲜籍干部送回朝鲜,以便加强人民军的干部素质。同时,周恩来还向罗申表示,中国同意苏联政府提出的请求允许经长春铁路和中国领空向朝鲜运送军用物资的要求。中国领导人特别向苏联提出了为朝鲜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7月2日,周恩来会见罗申时通报了中国对朝鲜战局的估计:美国可能向朝鲜增兵,在南方一些港口登陆,并沿铁路线北进。建议人民军加速南进,占领这些港口,尤其是应在仁川地区组织强大的防御,保卫汉城,并防止美军陆战队在此登陆。周恩来一方面抱怨朝鲜领导人无视毛泽东屡次提出的美国将进行军事干涉的警告,一方面又强调,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将组成穿着人民军制服的志愿军对抗美军。周还说,目前在东北已集中了3个军12万人的兵力,希望苏联能够提供空军掩护。7月4日,中国情报总署署长邹大鹏甚至向罗申讲述了如何通过山东半岛的港口将北朝鲜军队运往南朝鲜,以及如何将中国的军事专家送到南朝鲜战场帮助朝鲜人民军的具体设想。[NextPage]对于中国的建议,斯大林马上表态支持:“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到中朝边界是正确的,以便当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在朝鲜开展志愿军的行动。我们将尽最大努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斯大林还催促中国尽快派代表到朝鲜,以便加强联系和解决问题。此时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尚在国内养病,为了保持与朝鲜方面的联系,周恩来早在6月30日就临时改派原定去东德工作的柴军武(后改名柴成文)以政务参赞名义去朝鲜。临行前,周恩来指出:“现在朝鲜人民处在斗争的第一线,要向朝鲜同志表示支持,看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做,请他们提出来,我们一定尽力去做。
  
保持两党两军之间的联系并及时了解战场的变化,是当前使馆的主要任务。“然而,朝鲜领导人却对中国使馆采取了封锁消息的作法。据柴成文回忆,当他7月10日到达平壤后,金日成给予了很高的礼遇:”今后有什么事,可以随时找我“,还指定人民军总政治局副局长徐辉每天向中国武官介绍一次战场情况。但不久中国使馆便发现,徐辉所谈的情况,绝大多数都是朝鲜当晚对外广播的战报,而柴也不可能经常见到朝鲜最高领导人。对于中国使馆提出派副武官到人民军部队参观学习的请求,朝鲜方面则一直拖而不答。在同其他朝方人员的接触中,柴感到军事情报对于中国人基本上是个禁区。尽管朝鲜政府内务相朴一禹曾在中国工作过,此时常到使馆吃中国饭,但显然是受到纪律的严格约束,他也从不谈及内部的军事情况。与此同时,中国军队拟派往朝鲜了解情况的参谋团,也遭到拒绝。
  
然而,战事的拖延使中国领导人越来越感到必须做好出兵援朝的准备。8月11日,已经集中在东北的第13兵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所属各军、师干部会议。高岗在会上充分阐述了准备出国作战的目的和意义,提出必须主动地、积极地援助朝鲜人民,帮助朝鲜人民解放,使朝鲜成为独立、民主、统一的国家:“到朝鲜去是以志愿军的名义出现,穿朝鲜服装,用朝鲜番号,打朝鲜人民军的旗帜,主要干部改用朝鲜名字”;各项准备均应专人负责,严格检查,限期完成。8月19和28日,毛泽东两次与来华帮助修订和出版《毛泽东选集》的尤金院士长谈,其中特别谈到,如果美军继续增兵,仅靠北朝鲜是对付不了的,他们需要中国的直接援助。只有这样才能打败美军,推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最新情报表明,美国决心大规模增加在朝鲜的兵力。中国领导人也直接提醒朝鲜方面对战争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中国出兵的问题,但言外之意是可以领会的。毛泽东在8月和9月初两次接见朝鲜代表李相朝讨论战争形势,指出人民军的错误在于没有建立足够的预备队而是全线平均分配兵力,不去歼灭敌人而只想击退敌人夺取领土。毛泽东还特别指出,仁川-汉城和南浦-平壤这样的主要枢纽地区可能遭到敌人袭击,应考虑到将来退却和重新部署兵力的问题。刘少奇也指出应当让人民作好战争可能旷日持久拖延下去的思想准备。
  
对于中国方面的建议,甚至包括苏联军事顾问的警告,朝鲜领导人置若罔闻。究其原因,第一,对战局的估计过于乐观。当9月4日柴成文直接向金日成提出战争正处于胶着状态时,他很有信心地说,釜山战役已经开始,当精干的突击部队上去后,就会打破僵局;当问道美军有无可能在后方登陆时,金日成肯定地回答:“我们估计美军目前反攻尚不可能,他没有较大兵力的增援,在我后方港口登陆是困难的。”第二,普遍存在着速胜论和冒险主义倾向。
  
柴成文报告说,朝鲜领导人开始没有考虑到美国出兵,预计一个月结束战争。及至美军参战后,又提出“八一五前解决问题、8月要成为胜利月”等口号。从动员大批技术工人和学生入伍,以及人力、财力严重浪费等情况可以看出,完全是孤注一掷的拼命打算。9月10日,柴成文回国汇报后再次返回平壤,并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紧急向金日成报告,希望朝鲜军队考虑战略退却的问题。金日成的回答是:“我从未考虑过后退。”
  
在当时的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军队及时出动,无论是在后方防御美军登陆,还是在釜山前线协助进攻,都会明显地影响战局发展。然而,由于中朝双方对战争局势的判断和战略安排存在重大分歧,即使没有其他的原因(如金日成对中国出兵心存顾忌),朝鲜方面也不会考虑请中国出兵援助的问题。
  
麦克阿瑟的仁川登陆成功以后,局势立即发生了严重变化,中国领导人感到派兵赴朝参战已经不可避免。9月18日,周恩来会见了苏联大使和军事顾问。周恩来首先询问了朝鲜战局的情况,并抱怨说,中国领导人除了报纸上公布的材料和平壤电台的报道外,不掌握任何情况,甚至驻平壤的中国大使也收不到关于军事形势的作战通报。周恩来还指出,在军事问题上同北朝鲜领导人的接触很少,中国方面根本不了解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计划。中国曾试图派一些高级军事干部去北朝鲜观察战场形势,可是至今没有收到平壤的任何答复。周恩来建议,如果人民军没有足够的预备队,就应将主力北撤,并建立突击部队以备万一;应当利用西方对中国和苏联参战的恐惧心理,“采取能证明我们意图的步骤”。罗申答应立即报告莫斯科,还建议派一位负责干部去朝鲜弄清情况,消除误会。20日莫斯科答复,朝鲜方面没有向北京提供军事情报是“不正常的”,但原因是他们没有经验。至于目前的军事部署,同意中国提出的朝鲜人民军主力北撤的建议。
  
9月21日刘少奇进一步向罗申表示,中国军队士气高昂,如果需要,他们愿意,也有信心打败美军。中国领导人认为,如果美国威胁到北朝鲜的生存,中国必须帮助朝鲜同志。同日,周恩来告诉罗申,除了金日成表示“朝鲜人民准备长期作战”的讲话外,北京还没有收到平壤的其他消息。尽管斯大林派往朝鲜的私人代表扎哈罗夫大将也曾劝说金日成向中国求援,但朝鲜方面对此始终毫无反应。直到9月28日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才做出请求苏联和中国出兵的决定。经过激烈的争论,政治局一致认为,汉城陷落后已无法阻止联合国部队越过三八线;如果他们越过三八线,朝鲜人民军残余部队也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战争将在很短时间内结束。北朝鲜领导人一致同意要求苏联和中国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并通过了递交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两封正式信件。即使如此,朝鲜领导人也是先试探莫斯科的态度。第二天,金日成就如何向斯大林求救而征求苏联大使什特科夫的意见,在什特科夫对此采取回避态度后,感到“混乱、失落和绝望”的金日成和朴宪永不得不硬着头皮给斯大林发出了信件。10月1日斯大林回电表示,提供援助的最好形式是派遣志愿军,而且首先需要同中国商量。万般无奈的金日成于当天深夜紧急召见中国大使,要求中国尽快派已集结在鸭绿江边的第13兵团过江,支援朝鲜作战。
  
根据上述情况分析,朝鲜领导人从内心是拒绝中国直接提供军事援助的,分析个中原因,大概有两个方面,其一是金日成过于自信,对局势的估计也过于乐观;其二是中朝两国历史上存在的特殊关系使得朝鲜领导人对于中国出兵有某种担心和忧虑,所以金日成宁可依赖苏联也不愿中国插手朝鲜事务。这两个问题在中国出兵朝鲜以后仍然困扰着中朝关系。
  
中朝军队的指挥权问题
  
虽然由于中国领导层内部的意见分歧和苏联在出动空军的问题上犹豫不决,10月1日至18日期间,中国派兵赴朝作战的行动一再受阻和出现反复,但毛泽东本人的决心从来没有改变。在周恩来赴苏与斯大林讨论武器装备和空军援助的问题时,中朝已经开始商谈中国出兵的具体事宜了。
 
不过,因情况紧急,双方并未就出兵后的指挥、通信、补给、运输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10月8日毛泽东即致电金日成,通知中国已决定出兵,并要朴一禹到沈阳与彭德怀和高岗商议志愿军入朝诸项事宜。当日黄昏朴赶到沈阳,但并未谈及志愿军入朝的具体事项,只是根据金日成的要求,称美国正在朝鲜继续增兵,催促中国部队立即出动,控制咸兴和新安州。至于后勤问题,仅提出志愿军入朝后一律使用朝币,以后再按比值偿还,所用柴草一律由当地政府采购,按市价提供。朴一禹还说,目前金日成在德川,金的意见是志愿军的指挥所也设在那里。这就涉及到了对中朝军队的统一指挥问题。
  
据柴成文观察,金日成开始的想法比较简单,即在敌情紧迫的情况下,请求中国出动军队帮助朝鲜顶一阵,这样,军队的指挥权自然要由朝鲜领导人掌握。当他得知中国准备派几十万部队分批入朝作战后,才感到事情重大。显然,由朝鲜人来指挥中国军队是不现实的。因此,金日成只是提出双方指挥所合在一起。
  
彭德怀当然另有一番考虑。首先,斯大林在10月1日建议中国出兵的电报中明确表示,志愿军“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其次,在朝鲜的所见所闻,实在令人对朝鲜人的军事指挥能力担忧。彭德怀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反映,“朝鲜党征兵问题异常严重,16-45岁男子全部征调入伍。入伍工人家属无人过问,一般群众没饭吃。一切无长期打算,孤注一掷的冒险主义从任何方面都可以看到”:“军事指挥异常幼稚,19日下令死守平壤,结果3万人未退出多少”;朝方“虽同意在人民军中开展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但不同意建立政治委员制度”等等。后来彭曾对柴成文讲:“我要对中朝人民,对几十万士兵负责啊!”因此,在彭德怀看来,根本不存在将中国军队交给朝鲜指挥的问题。至于对朝鲜军队的指挥,一则不了解朝鲜方面的主张,二则人民军主力部队已经溃散,新兵正在中国境内整训,尚无法直接参与军事行动,此时还不宜提出。于是,当10月21日彭、金在大榆洞第一次会面时,双方均未提出统一指挥问题,只是在谈到两军如何配合时,金日成同意派朴一禹驻彭处保持联络。
  
10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朴一禹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党委副书记。
  
随着战事发展,两军统一指挥的问题渐渐提到议事日程上。在第一次战役期间,彭德怀屡次报告,因中朝之间缺乏协调——语言不通、地形不熟、朝鲜党政军民撤退堵塞道路等等,“志愿军行军作战受阻”。特别是还多次发生人民军误击志愿军的事件。如11月4日志愿军第39军在博川东南围攻美第24师时,遭到奉命向顺川挺进的人民军坦克师的误击,致使被围之敌逃脱。在物资供给、交通运输等方面,由于没有统一的协调指挥,也出现了混乱的局面。
  
为此,彭德怀通过北京委托中国使馆人员向金日成提出作战中的协调统一问题,希望人民军总部能够靠近志愿军总部。11月7日彭又请朴一禹面见金日成,反映几个问题。但商谈3天的结果令人失望:1、开辟敌后战场问题,由于什特科夫坚决支持中国方面的主张,决定派方虎山和崔仁两个军团深入敌后,金日成对此勉强同意。2、两军配合问题,金日成坚持只派参谋担任通信联络,交换情报,既不同意两军总部靠近,更不同意采取联合的形式。3、朝鲜严重虐待俘虏,甚至殃及英、美使馆人员的问题,彭德坏对此婉转地提出了意见,金日成收下彭介绍中国战俘政策的亲笔信后,未置可否。4、对待逃避兵役的朝鲜平民问题,金日成同意志愿军帮助召回逃跑者,但实际上准备以反叛罪名对这些人进行武装围剿。在此期间,彭请求中央军委转告金日成,人民军第6师尚有6200多人,且已同志愿军125师会合,希望让该师留在当地协同志愿军作战。但金坚持将该师调走了。后第7师5000余人又与125师会合,彭再次提出留下该师,金日成则不予答复。此外,朝方和驻朝苏联军事顾问还反对彭德怀提出的后撤几十公里设伏的第二次战役作战方针,主张志愿军应继续向清川江以南追击敌人。
  
所有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军队指挥权的归属。为了解决问题,毛泽东决定一方面请中朝两军最高指挥官直接面谈,协调双方立场,一方面向莫斯科反映意见,以求得到支持。
  
11月15日,金日成和什特科夫应邀来到志愿军总部,高岗也专程从沈阳赶到。会谈一开始,性情直率的彭德怀便提出了两军必须统一指挥的问题。高岗也解释说,朝鲜半岛地域狭窄,战役上没有统一指挥不行。什特科夫明确表示应该由中方统一指挥,并批评人民军以最好的苏联装备打了败仗,而赞扬志愿军以劣势装备消灭了大量敌军,认为对中方指挥的正确性不应存在任何怀疑。但金日成在发言中只介绍了人民军的情况,而对指挥权和有关政策问题却闭口不谈。情急之下,彭直接提出了自己设想的方案,即由金、什特科夫和他本人组成一个三人小组,负责对军事问题进行协商和统一指挥。对此建议,金日成未置可否,什特科夫因未请示莫斯科,也不便表态。最后决定,待第二次战役结束后召开会议再行讨论。
  
毛泽东在11月13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转述了彭的建议:“希望金日成同志和什特科夫同志能常驻前方,并由金日成、什特科夫、彭德怀组织三人小组,负责决定军事政策,包括建军、作战、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以及与作战有关的许多现行政策,求得彼此意见一致,以利战争进行。我们同意这个提议,现特电告,请求您的指示。如您认为可行,即请由您处向什特科夫同志和金日成同志提出为妥”。毛泽东特别指出:“现在的重要问题是朝、苏、中三国在那里的领导同志们能很好的团结,对各项军事政治政策能取得一致的意见,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作战上能有较好地配合,并能依照您的提议有相当数量的朝鲜军队和中国志愿军混合编制在一起(保存朝鲜军队的建制单位),倘能如此,胜利是有把握的。”17日,毛泽东致电彭、高说,斯大林已回电,完全赞成由中国同志来统一指挥,并将电告金日成和什特科夫。另外,苏联驻中国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也赞成统一指挥。毛泽东要彭观察金日成的反应。
  
鉴于莫斯科已表明态度,金日成便提出要去北京与毛泽东商谈。在12月3日的会谈中金说,斯大林有电报指示中朝军队应统一指挥,因中国志愿军有经验,应由中国同志为正职,朝鲜同志为副职,朝鲜劳动党政治局会议对此已同意。随即,毛泽东告以中国方面推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金日成提出金雄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委,并确定以后联合命令即由彭、金、朴三人署名,对志愿军的单独命令仍照以前署名不变。联合司令部成立以后,凡属作战问题及前线一切活动均归其指挥,后方动员、训练、军政、警备等事则由朝鲜政府直接管辖,但联司得向后方提出要求和建议。联司下仍分为两个机构:志愿军司令部和人民军参谋部,合驻一处办公。联司的建立对外不公开,仅对内行文用之。铁道运输、修理亦划归联司指挥。会谈后周恩来起草了《中朝两方关于成立中朝联合指挥部的协议》。金日成返回朝鲜后,7日同彭德怀再行商议具体事宜,所谈甚为融洽。双方商定数日内组成联合司令部,金保证今后不再直接干预军事指挥,而且接受了中方的建议,取消此前对人民军第3军团的部署,令其就近听从志愿军9兵团宋时轮指挥。彭德怀对此表示满意,并反复指出,“人民军勇敢、顽强的精神和一套严格的苏军军事管理制度,是值得学习的”;指令9兵团干部,应以学习的态度去了解第3军团的情况,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相机介绍中国建军中的各项政治工作和地方工作经验”,但如与对方的原有制度有矛盾,“切不可生硬搬运”。
  
截至1951年4月15日,由于在中国受训的部队回国,朝鲜人民军共有7个军团。其中4个军团在联合司令部领导下行动,3个军团直接隶属于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除了地面部队,空中作战也需要联合行动。1951年1月初,扎哈罗夫通告,苏联空军两个师将于近日入朝掩护辑安至江界、安东至安州两线。此外,4月初中方空军将有5个师、朝方空军将有3个师参战。因此,在苏联顾问的赞同下,中方提出需成立统一的空军指挥部。后经中朝协商,于3月参照联司的组织原则成立了中朝空军联合集团军司令部。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及双方语言不同的原因,苏联空军未加入联合司令部。
  
至此,在莫斯科的干预下,中朝两军统一指挥的问题从组织机构的角度得到了解决。如果说联合国部队由美国统一指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那么中朝两国军队联合作战和统一指挥的问题则处于两难的矛盾境地。对于朝方,存在一个国家主权问题,加上长期以来朝鲜对中国依附和朝贡的历史因素,要他们交出自己军队的指挥权,的确在民族感情上难以接受。而中国主要考虑的是战争胜负问题,无论从军事实力还是作战经验上讲,中方显然具有绝对优势。权衡利弊,从战场形势和现实利益出发,把军事指挥权集中在志愿军手里是势在必行的结果。
  
关于战争是否继续扩大的问题
  
当志愿军胜利地结束了两次战役,将战线推至三八线附近后,作为战地指挥官,彭德怀考虑到战场的实际情况,要求部队进行休整。彭报告说,由于胜利,朝鲜党政军民情绪高涨起来,但速胜和盲目乐观的情绪也在各方面有所滋长。“苏联大使说:美军将速逃,要我军速进。这不仅是苏联大使的意见,而且是朝鲜党中央多数同志的要求。”彭认为,“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正面狭小,自然加强了纵深,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敌军士气虽较前低落,但现在还有26万左右兵力,不会马上全部撤出朝鲜。所以,“我军应采取稳进方针”。但毛泽东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强令志愿军立即发动第三次战役,越过三八线。
  
不过在军事策略上,毛泽东还是赞成彭德怀提出的长期打算、稳步前进的战役部署,同意越过三八线打一仗后就收兵,全军主力(包括人民军)退后几十公里进行休整。战局发展正如彭德怀所料,第三次战役虽然突破三八线并攻占了汉城,但联合国军是有计划撤退的,中朝联军除占领了一些地盘外,没有对敌人有生力量造成什么创伤。1951年1月3日彭德怀电告金日成:敌人在防线被突破后迅速逃跑,故战果不大,只俘虏3000余人。如敌继续南逃,即跟踪追击至水原待命。此役以占领汉城、仁川、水原、利川等地以后即停止前进,准备休整补充。如敌以重兵防守汉城,则我暂不强攻,因各种条件均不成熟。毛泽东也把这一决定转告了斯大林。鉴于志愿军在战场上已成强弩之末,且“敌阴谋诱我深入到洛东江的早已设好的坚固阵地,并诱我攻坚”,彭德怀于1月8日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此举引起朝鲜方面的强烈不满和反对。
  
由于前期作战失败的教训和压力,金日成曾表示同意越过三八线后休整两个月的部署,但他内心实际上主张速胜,只是发表意见时比较策略,总把新任苏联大使拉祖瓦耶夫和朴宪永推到前台。就在停止进攻的当天,金日成向柴成文表示,部队休整不宜过长,有一个月足矣;若时间过久,河川及稻田化冰后,将增加部队运动困难,且敌人企图拖长时间,以利补充装备和部队喘息。金还拟赴彭处面谈。彭即将金的意见电告毛泽东,但坚持部队必需休整补充的决定。1月9日上午,扎哈罗夫得知在朝部队已经停止前进后也表示反对。他不满地说,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不发展胜利成果的呢?这将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犯下丧失战机的错误。虽经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耐心解释,扎哈罗夫仍然坚持己见。恰在此时,斯大林来电称,为避免国际上对中国的责难,建议由志愿军控制三八线以北及其两侧海岸,而令人民军继续南进追击。毛泽东随即将此电转发彭德怀。
  
1月10日晚,柴成文陪同金日成来到彭德怀的指挥部。会谈中,彭在分析了敌我实际情况后强调,我军必须休整,经过充分准备以求在下一战役消灭更多敌人。金表示同意休整,但提出时间要尽量缩短,可先出动3个军南进,其余休整一个月。彭认为,现在出动可能压迫敌人再放弃几个地方,但过早将敌主力压缩到釜山狭小地区,不利于分割围歼。金争辩说,不能消灭敌人,扩大领土也是很重要的。彭说,扩大领土不如首先消灭敌人。消灭了敌军,自然就得到了领土。金坚持认为,目前多占领土,增加人口,才有利和平解决后的选举。彭认为不必多考虑这些,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多打胜仗,消灭敌人。由于双方争执不下,彭这时拿出毛泽东9日电交金日成。金则称,他谈的不是个人意见,而是劳动党政治局的集体意见,于是打电话叫朴宪永星夜赶来。
  
1月11日彭德怀收到毛泽东急电。针对金日成主张缩短休整时间的主张,毛依据斯大林来电提出:人民军一、二、三、五军团均可置于汉江以南之第一线,志愿军撤至仁川及汉江以北休整两个月至三个月,仁川及汉城之守备由志愿军担任。人民军应将现在东北训练的新兵加以补充,如金日成认为不必补充休整就可前进,亦可同意人民军前进击敌,并可由朝鲜政府自己直接指挥。志愿军担任仁川、汉城及三八线以北之守备。当日黄昏,彭、金、朴进行了更加激烈的争论。金日成和朴宪永认为,斯大林所说让人民军单独前进,是指目前形势有利,美军要退出朝鲜。朴宪永列举最近一些新闻和苏方提供的情报,得出结论说,美军一定会退出朝鲜,但我军不追击就不会退出,因为美国要找借口。彭德怀反驳说,我不追击,美国可以自动退出,这是很好的借口。朴回答,不追击就不会退出,应该利用美国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彭说,只有再美军消灭几个师才会加深这种矛盾,这一因素才会成为有利条件,而志愿军只有休整后才能再战。这时金日成插话,重提在半个月内志愿军应有3个军继续南进,其他部队休整一个月后再进攻的主张。彭德怀有些不耐烦了,提高嗓门激动地说:你们的看法是错误的,都是从愿望出发。你们过去说美国一定不会出兵,从不设想如果美国出兵怎么办,现在又说美军一定会退出朝鲜,再不考虑如果美军不退出怎么办。你们指望速胜而又不作具体准备,结果只会延长战争。你们把战争胜利寄托于侥幸,把人民的事业拿来赌博,只会把战争再次引向失败。志愿军休整补充需要两个月,一天也不能少,可能还要三个月,没有相当的准备,一个师也不能南进。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轻敌的错误意见。你们认为我彭德怀不称职,可以撤职审判,可以杀头。彭德怀接着根据毛泽东来电的意见指出:由仁川至襄阳线以北,全部海岸警戒和后方维持交通,由志愿军负责。人民军4个军团约12万人已有两个月休息,归你们自己指挥,照你们的愿望继续向南前进。美军果如你们想象的那样退出朝鲜,我当庆祝朝鲜解放万岁,如美军不退走,志愿军按预定计划南进作战。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只得表示,人民军还没有准备好,元气也未恢复,不能单独前进,承认确有速胜情绪,并勉强同意志愿军休整两个月。最后,双方决定召开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交流经验,统一思想。
  
斯大林得知中朝之间在军事指挥上的争论后,曾在一封电报中说,“中国志愿军的领导是正确的”,“毫无疑义,真理在彭德怀同志手里”,称赞彭以那样劣势的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斯大林还批评苏联大使不懂军事,不准他再干扰彭德怀的指挥。此时,毛泽东也进一步施加压力,于1月14日致电金日成指出:“在最近2-3个月内,中国志愿军和朝鲜军队要克服严重困难,并完成繁重而艰巨的工作,具体包括:用经过训练的新兵补充部队,使经过训练的新兵学会老兵的经验;加强部队的武器装备;恢复铁路;准备好给养和弹药;改善运输和后勤工作。只有做好这一工作,才能保障取得最后胜利。”毛泽东认为,在敌人准备继续抵抗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才能继续作战。不然,我们就会重犯朝鲜军队1950年6月至9月所犯过的错误”。“中朝两国同志必须耐下心来,进行必要的准备”。第二天毛又将此电转发斯大林。这样,在1月16-18日再次与彭德怀会晤时,金日成表示朝鲜人民军单独南进是带有冒险性的,朝鲜劳动党政治局经过讨论,认为中方提出的为了今后更好地实施进攻,而必须利用两个月时间进行休整的建议是正确的。然而,金日成心中的不满是可以想见的。苏联驻朝鲜大使后来报告说:“当美国人已经准备从朝鲜撤出的时候,中国人却离开水原回到三八线地区,他们放弃了大规模的进攻行动,经常派出一些没有准备的军队去参加进攻行动,明显地追求在三八线地区停止战争——所有这一切都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在朝鲜领导人心目中的威信,尽管朝鲜人也清楚,中国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
 
从军事角度讲,彭德怀的主张当然是实事求是和有充分依据的,而朝鲜领导人一厢情愿、一味蛮干的情绪,显然是受到其政治考虑和其他因素影响的。不过,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中朝之间的这种分歧,只是在军事策略方面持有不同主张,而从总的战略方针来看,北京同平壤、莫斯科是一致的,都主张通过军事手段或军事压力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半岛,以彻底解决朝鲜问题。在这种情绪下,毛泽东和金日成都没有认真考虑此时联合国提出的停战谈判的决议案,从而失去了一次尽早结束战争的有利时机。
  
停战谈判的签字时机问题
  
第五次战役以后,中国方面也感到战争难以继续下去了。1951年5月下旬,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并决定了“边谈边打,争取谈判解决问题”的方针。毛泽东随后请金日成于6月3日抵达北京进行商议,接着又要求斯大林接见金日成和高岗,同时希望在苏联养病的林彪也参加会谈。经斯大林同意,6月10日金日成和高岗乘苏联派来的专机飞往莫斯科。
  
他们与斯大林交流了看法之后,于6月13日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斯大林也来电表示,“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
  
据苏联大使观察,“朝鲜领导人对于停战谈判有些戒心,尽管他们没有公开和直接地表达出来”。金日成从北京回来以后,心情十分沮丧,认为苏联在联合国的代表马立克6月23日呼吁停战谈判的发言“是中国力图达到停战和摆脱援助朝鲜这一负担的最明显的表示”,甚至在马立克发表声明之后的几天时间里,北朝鲜的报界以及其他宣传机关,对此都“没有进行详细的解释,也没有发表任何评论文章”。虽然朝鲜领导人后来也“认识到了缔结停战协定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必要性”,但他们认为中国代表团(主要是其负责人李克农)为能达成停战协定而对美国人过分宽容和让步,同时也抱怨中国人在谈判过程中没有及时地、充分地听取朝鲜代表的意见。特别是当7月27日毛泽东通知金日成,如果美国人坚持将现有的前线作为分界线的话,那么中国人认为可以向美国人做出让步时,金日成表示了极大的不满。
  
他立即答复说,“这种让步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意味着对朝鲜的“严重的政治打击”。金日成甚至对朴宪永说:“我宁愿在没有中国人的帮助下继续进行战争,也不愿意做这种让步”。
  
后来因美国代表在分界线问题上提出了过分,并在谈判区的进行挑衅,中方表现出强硬立场,才使朝鲜人的情绪有所好转。不过,苏联大使注意到,“最近数月来,朝鲜人对中国人的态度明显地冷淡了,朝鲜人更加坚定了依靠苏联的方针”。
  
然而,中朝双方对谈判的态度不久便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1952年下半年,在朝鲜战场双方基本取得力量平衡的同时,板门店的停战谈判却陷入了僵局,问题竟胶着在毛泽东起初认为最容易解决的战俘问题上。此时,毛泽东主张把战争继续下去,而在和平谈判问题上坚决不能让步,但朝鲜方面却希望接受美国的停战条件,尽快在停战谈判协定上签字。斯大林从苏联与美国对抗的全球战略出发,再次支持了毛泽东。
  
1952年2月板门店谈判达成协议:在签订停战协定后90天内召开相关国家的政治会议解决朝鲜问题,但在其他议程,特别战俘问题上还有争议。这时,朝方主张尽快结束谈判,金日成还直接向毛泽东表示出“不愿继续进行战争”的意见。拉祖瓦耶夫向莫斯科报告说:“金日成在与南日讨论谈判陷入死胡同的原因时表示了这样一种看法:应该建议签订停战协定,而把所有未解决的问题移交给政治会议去研究。金日成认为拖延谈判是不利的,因为美国的空军正在继续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造成惨重的损失。他看不到继续就战俘问题进行争论有什么合理性,因为这些争论正在导致更大的损失”。金日成还认为,中国志愿军的大多数战俘都是以前蒋介石军队的人,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为了他们去斗争没有特别的意义”。“金日成指示南日弄清楚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并建议以李克农的名义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拉祖瓦耶夫还反映,中国领导人“担心大量的苏联军备的供给会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而减少或中断”,并认为匆忙地解决问题,“只能相反地导致削弱中朝方面的力量。李克农认为,如果不发动国际社会的舆论力量,如果不作长期斗争的准备,那么美国人是不会做出让步的。毛泽东同志也是这样判断谈判前景的,毛泽东给李克农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只有坚持锲而不舍、坚定不移的立场,你们才能赢得主动权并迫使敌人做出让步。
  
为了在谈判中实现这一目标,你们应该准备与敌人再作几个月的较量“。
  
5月2日,朝鲜停战谈判五项议程中的四项已经全部达成协议,但在第四项议程,即关于战俘安排问题上,美国方面提出了自愿遣返的原则,而中国方面坚持应全部遣返,双方的谈判由此陷入僵局。朝鲜领导人原指望不晚于5月份与美国人签订停战协定,并依此来计划安排1952年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没想到谈判因战俘问题产生争议而拖延下来,“这使朝鲜领导人感到莫大的失望。金日成建议中国同志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并争取签订停战协定”。或许是考虑了朝方的意见,7月3日,中朝代表团提出了新建议,除非朝鲜籍战俘仍需全部遣返外,同意朝鲜籍战俘无须全部遣返,“即其居住地在敌对方的朝鲜籍战俘应返回敌对方领土;在应召入伍前居住于俘获方领土上的朝鲜籍战俘,应全部留在原处并应被释放遣送回家”。但是美国方面不顾中朝方面的一再退让(包括已不再坚持遣返全部被俘人员),于7月13日提出了总共遣返83000人(包括人民军被俘人员的80%和志愿军被俘人员的32%)的概数,并声称这是最后的、坚定的、不可改变的方案。中朝方面被迫做出最后选择。
  
对此,中国领导人的态度十分坚决。毛泽东在7月15日给金日成的电报中说,在敌人狂轰滥炸的军事压力面前,接受其挑拨性和引诱性而并非真正让步的方案,对中朝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战争继续下去,固然会给朝鲜人民和志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但中朝人民也在战争中愈战愈强,鼓舞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对侵略战争,并推动了全世界保卫和平运动的发展。战争使美国的主要力量陷在东方继续遭受损失,而苏联的建设得到了加强并影响着各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因而也就推迟了世界大战的爆发。毛泽东保证,中国人民愿尽一切可能帮助朝鲜人民解决困难。总之,“在现时形势下,接受敌人这一方案必然要长他人志气来灭自己威风”。最后,毛泽东不无用意地告诉金日成,中方的看法和方针,“当转报菲利波夫同志征求他的意见,得复再告”。同日,毛泽东也致电斯大林,“主张坚决拒绝”“敌人这种挑拨性和引诱性方案”,并表示准备战争扩大。毛泽东还通报说,“金日成同志对此有不同看法”。尽管金日成在回电中表示赞同毛泽东对当前局势的分析,并感谢中国将全力提供援助的承诺。但在同一天给斯大林的电报中,金日成抱怨说,由于消极防御的方针,敌方轰炸给朝鲜的城市和平民带来了极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拒绝接受敌方的条件。虽然他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还是希望尽快停战:“我们必须坚决力争尽快签订停战协定、实现停火和根据日内瓦公约交换所有战俘。这些要求会得到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持,并使我们从被动的局面中摆脱出来。”
  
中朝之间在谈判中的战俘问题上持有不同立场,除了政治上的考虑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实际的原因,即双方的战俘政策完全不同。由于受国内战争传统作法的影响和缺乏国际斗争经验,中方从一开始就未曾想过扣留战俘。1950年11月17日彭德怀致电军委,拟在战役发起前释放100名战俘。18日毛泽东复电,“释放一批战俘很对。今后对战俘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这样,中方掌握的战俘即相应减少。此外,1951年11月中朝商定,为便于释放战俘工作,以后南朝鲜战俘交由人民军管理,而志愿军只管理其他国家的战俘。这样,中方实际看管的战俘人员十分有限,没有多少谈判的本钱,这大概也是中国主张“全部遣返”的原因之一。而朝方出于战后经济建设需要劳动力的考虑,则暗地里扣留了大量战俘。据苏联大使苏兹达列夫的报告:“朝鲜同志认为将大量的南朝鲜的战俘扣留下来,让他们在北朝鲜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比较好,而无须去考虑他们要求返回自己家乡的愿望”。因此,他们扣留了13094名李承晚军队的战俘,其中6430人在人民军中服兵役,其余的人则在内务部和铁道部从事不同的工作。此外,还扣留了战争前期从南朝鲜被“动员”加入人民军的42262人。在这种情况下,朝鲜领导人当然不可能理直气壮地坚持“全部遣返”的原则。问题最后还是在莫斯科得到解决的。7月15日毛泽东电告斯大林,美方提出的方案,“两者比例极不相称,敌人企图以此来挑拨朝中人民的战斗团结”。“在敌人的压力下屈服,对我极为不利”,并表示即使谈判破裂,也绝不让步,“因为这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不但对朝中两国,而且对整个革命阵营都有影响”。第二天斯大林即复电:“你们在和平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
  
周恩来随后于8月访苏,并与斯大林举行了多次会谈。中途赶来的金日成、朴宪永和彭德怀参加了后期会谈。除了讨论中国经济建设的问题外,会谈的重点在于确定以后战争的方针。周恩来介绍了战场上中朝力量的情况,认为“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把握,可以进行更长时间的作战,并且因为建立了坚固的坑道工事,也经得住轰炸”。关于战俘问题,斯大林首先指出,美国人想按自己的主张解决战俘问题,而根据国际法,交战各方必须遣返除罪犯以外的所有战俘。斯大林问,毛泽东对战俘问题是怎样考虑的:是让步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周恩来简要地介绍了在这个问题上中朝之间存在的分歧, 并表达了毛泽东“必须坚持遣返全部战俘”的看法。周恩来说:“朝鲜人以为,继续打下去不利,因为每天的损失要超过在遣返上有争议的战俘人数,而停战对美国不利。毛泽东则认为,战争打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打乱了美国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斯大林当即肯定说:“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美国意识到,这场战争对他们是不利的,必须结束它,特别是当他们知道仍有我军驻在中国以后。需要的是毅力和耐心。”斯大林还提出了一个更能触动中国领导人神经的问题,他提醒周恩来说:“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关于解决战俘问题的具体方法,周恩来谈到,如果美国人做出某些让步,那么可以按以下方案之一继续谈判,第一,在美国仍然坚持遣返部分战俘的情况下,宣布扣留同样比例的美韩战俘;第二,战俘问题交给中立国(如印度)进行调解;第三,先签订停战协定,战俘问题留待以后解决。在交谈中,斯大林倾向第一方案,而周恩来重点谈的是第二方案。
  
不过,他们一致赞同的前提是首先坚持全部遣返战俘,并要美国先行表示让步,而不能在美国的恐吓面前退缩。
  
对于平壤的说服工作,自然还要莫斯科出面。在9月4日与金日成会谈时,斯大林问到,朝中之间在谈判问题上是否存在某种分歧。金日成回答:“我们之间不存在原则上的分歧。
  
我们同意中国同志提出的那些方案。但是,由于朝鲜人民目前处于的严重状况,我们更愿意尽快缔结停战协定。“斯大林立即说:”我们在此已经与中国代表团讨论了这一问题,并表达了这样的建议:不同意美国人提出的关于战俘问题的条件而坚持自己的条件“。”如果美国人不愿意遣返20%的中朝战俘,……那么他们的那20%的战俘也不能返回,一直到他们不再扣押中朝战俘为止“。斯大林最后以肯定的语气结束了这一话题:”这就是我们对此问题的看法“。
  
此后直到斯大林去世以前,金日成没有再提立即停战的主张,而是关注于如何更多地取得苏联援助物资的问题。不过,在战争即将结束之前,中朝之间在是否立即签署停战协定的问题上又发生了争论,这是战争期间的最后一次分歧。1953年3月以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及战争方针发生改变,从而促进了朝鲜停战谈判的进程。但李承晚不想停战,并以擅自释放战俘的做法破坏协定的签字。为此,中方主张再发动一次战役,借以争取更好的停战条件。而朝方则要求马上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对李承晚释放战俘的行为不必追究。彭德怀没有理会金日成的主张,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按自己的意愿发动了一次较大规模的阵地突破战,并取得成功。
  
显然,在停战问题上,金日成考虑的是朝鲜的实际利益,既然无望在战争中取胜,那么最好在维持现状的前提下尽早结束战争,转而进行经济建设,巩固对北朝鲜的统治。而毛泽东因其对亚洲革命负有的领导责任,则必须着眼于两个阵营之间对抗的总体形势,着眼于在东北亚乃至整个亚洲的安全利益。惟其如此,在中朝之间发生分歧时,毛泽东才屡屡得到莫斯科的支持。
  
总之,上述中朝领导人之间矛盾和分歧发展及其解决的过程,除了历史因素以外,反映了阵营内部国家关系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即当国家主权利益与整个阵营的共同利益发生冲突时,必然是前者服从后者。总体说来,中朝之间的问题,并不单纯是各自利益的对立,而是阵营全局利益(往往由中方代表)与当地局部利益(一般由朝鲜提出)之间存在着差异。所以,苏联立场的偏向,也并非仅仅是考虑到照顾中国的意见——尽管相对来说莫斯科处理同毛泽东的关系时更加慎重,而更多地是因为中国的主张比较符合斯大林认定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亚洲冷战中的总体利益。但这里的问题在于,所谓共同利益或总体利益,一般是依据在阵营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领导人的认识和理解确定的。因此,一旦某一主权国家不再认同这种共同利益,或阵营中的主导地位发生了变化,这种局部服从全局的逻辑就不再发生作用,他们之间的同盟关系也就面临着终结。中朝关系是如此,中苏关系也是如此.

从邓至习以来的特权阶层的权力变化与权贵经济

中国的经济正在快速下滑,从15%以上的年度增速,剧烈的下降到6.5%,下降幅度超过50%,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即便是中国政府自己,现在也已经公开承认这一点。经济学博士做了总理,看着不堪入目的货运数据、发电量数据,狠狠心,终于给全体国人上了一堂经济学公开课,告知了国人一些宏观经济方面的真相。譬如经济增长乏力,只能依靠印钱投资之类。这部分的内容,我会在此后的部分,以大量的数据进行分析。我现在只想谈一谈,这个国家,它在政治上还有没有希望,它号召大家一起做的中国梦,到底还能不能做下去。
2013年,中国在政治上最大的事件,就是新一届班子的上台。这届班子原本被公共知识分子阶层寄予厚望,即便我这样的怀疑派,都曾经对这批人有着很强的期待。然而,现实狠狠的扇了公知们一个耳光。要理解现实,首先要从历史说起。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高层政治体制是所谓八老治国,这个“八”是一个虚数,事实上拥有话语权的根本不止八位,要认真的梳理的话,当时能对国策制定投票的人,能数出13位之多。在所有人都不掌控核心权力的情况下,多方博弈的结果,一定是对任何事都持放任不管的态度。这也就是邓小平猫论的核心:白猫黑猫,不管不问,让市场自己去试。正是在这种高层多人相互制衡的基础之上,中国民营经济焕发出惊人的活力。傻子瓜子和国营副食品公开竞争,冲 击当时的计划经济秩序,搞出轩然大波,要查办的力量和要扶持的政治力量相互制衡,闹了一通,最后不了了之,也没把人家怎么样。这就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高层政治的本质特征:多方制衡之下的民主投票决策体制。没有一方拥有压倒性的力量,要大刀阔斧的改革虽然无从谈起,但放开管制,却非常容易,只要在常委级的圆桌会议上摔杯子就行了。壮大国企强化计划经济的决策无从做出,那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老百姓八仙过海了。在这一点上,邓小平表现出了极强的政治智慧,计划经济的坚定捍卫者陈云一点还手之力都没有。
然而人类社会有一个历史规律,那就是“治乱循环”。这大致是说,在一个朝代的初期,由于各派势力相互制衡,缺乏为恶的能力,因此老百姓们会获得很大的生存空间,因此会出现一个短暂的大治时期,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权贵们不停的掠夺资源强化势力,最终他们获得了为恶能力,轻易就能让老百姓生不如死。这个时候,社会就会倒退,流民就会四起,朝代就会覆亡。中国乃至世界的整部古代史,都是在讲述这个“治乱循环”的规律。西方人最终发明了民主制度,将权贵们关进了笼子,目前运作了300来年,期间经历了很多问题,打了好多次仗,世界大战都打了两次,总算是在近60年来找到了方向。权力制衡规则、决策机制、财税机制、货币发行机制,都是在近60年内才得以最终完善。目前看来,民主制度即便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效率实在是低下,在应对危机时基本上只能束手无策,但至少天下大乱尸横遍野朝代覆亡的风险,那绝对是没有了。
而中国呢?我们在这个政权建立后的前30年,纯属瞎搞,那30年的事不能多谈,总之就是把人不当人,当畜生。死多少畜生,那都不是事。30年后,八位元老以政变方式上位,就相当于重建了一个朝代,重新开启了“治乱循环”之路。在这个新朝建立之初,元老们相互之间不能肉体消灭对方,此前批倒批臭再踏上一万只脚的玩法不能用了,那就只能制衡。当时的两大巨头邓小平和陈云于是达成了默契:邓管政治决策,陈管经济执行。这俩合作期间,有很多大小摩擦,闹出很多风波,有些甚至震惊世界。一开始搞开放搞活的时候,这俩都没啥经验,所有的资源都被小权贵们抢走了,也就是所谓的价格双轨制和官倒,小权贵们的掠夺几乎是赤裸裸的,非常的不要脸。这种低劣的掠夺激起了滔天的怒火,并在80年代末期搞出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动乱,留下的伤口一直到今天都在流血。此后中国在变革问题上几经反复,邓小平被逼到没法子,连续两次南巡,靠发动群众争取舆论的方式,最终抑制住了保守派势力。整个过程实在是惊心动魄,绝不是各位所以为的太平盛世,但最终这俩总算是平安的把中国带到了90年代中期,并且确立了中国高层政治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潜规则:书记管政治决策,总理管经济执行,两者相互制衡。道理很简单:一旦相互制衡的局面被打破,某一方势力开始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拥有对资源的绝对调配能力,那他一定会选择为恶,选择鱼肉百姓。我们绝对无法指望这些资源的绝对控制者们能够善心大发,从牙缝里抠出肉丝喂给人民,自己只吃青菜。
第三届班子,也就是江朱组合,这俩完美的继承了邓陈的意志。江核心几乎不对经济执行层面的问题发表意见,很专心的搞他三个代表。而朱总理则大刀阔斧的在财税体制和国企体制上动刀子。现在回头看起来,这期间固然埋下了相当多的祸根,但这期间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最黄金的十年。三个代表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不再谈阶级斗争,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私营企业主,也能入党,也能成为国家的领导力量。即便在今天来看,这也是石破天惊的政治观点了。而朱总理则竭尽全力要从当时那一场动乱的惊天恶果中走出来。在当时中国面临国际制裁,被全面封锁,对外贸易几乎断绝,中央政府穷得揭不开锅的情况下,朱总理建立了分税制,国税与地税自此分离,70%的税收要上缴中央,将有限的资源严格控制在中央政府手里。同时严控信贷,并将大量的国企卖掉,斩断小权贵们依靠信贷资源和国企地位的获利之手。这样子搞下来,中国就骄傲的宣布,自己实现了经济软着陆,从经济危机中走了出来,跨入21世纪了。
第四届班子,胡温组合,虽然水平极差,仍然表现出了鲜明的权力制衡的特征。胡搞的是八荣八耻和先进性教育,这是政治层面的事,虽然档次很低,不知所云,与三个代表的政治高度没法比,但至少他不瞎搀和经济层面的事,也没把中国往重回文革时代的错路上带。而办公室主任出身的温,则完全无法应对复杂的经济局面。他的前任朱总理的经济措施,是危机之下的临时举措,根本不能长期沿用。即便是要沿用,也要有配套措施出来。譬如“分税制”,现在被骂得狗血淋头。为什么?因为中央政府拿走70%的钱,在当时确实很穷,没法子,临时这么拿一下可以,但是如果你要长期拿,那请你把地方的教育和医疗的职能,这两块最花钱的职能,也一并拿走。财权与事权要配套。你不能要求地方政府身无分文还办教育搞医保。温总理当时面临的局面,就是必须要给那些临时举措一个说法。他要么就废止它,要么就完善它。而温却做了一个令我至今百思不解的选择,他选择什么都不做。于是,规律开始发生作用,“治乱循环”的按钮,被再次按下。
在邓陈时代,形成的是高层长老相互制衡机制,捣乱分子是部门和地方上的小权贵们。江朱时代,集中力量清理这些个小权贵们就行了,老百姓自然就能得到发展空间,民营经济自然就能焕发惊人的活力,从而挽救危局。而到了胡温时代,“集中力量”这个临时举措,就开始起反作用。当所有资源集中到高层后,就必然会引发高层对资源的争夺。可以想象一下:当年小权贵们与老百姓争夺资源,十年后引发的是80年代末期的惊世动乱。这一次,当高层权贵也来与老百姓争夺资源,十年之后将会引发的,又将是什么?这种局面,与中国古代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末期,有什么区别?
整个胡温时代,就是高层权贵进行资源分配的时代。在那十年里,利益版图基本划定,中国几乎所有产业类别,都已经划分给某个说得出名字的高层权贵。或许只要简单的数一下现在的高层势力派别就行了:电力系、石油系、沪浙系、民盟系、统战系、团派、京帮、山西派、川派、潮汕帮、客家帮、五大军系,等等等等,利益纠纷错综复杂,每一派势力,都能在常委级寻找到政治同盟,以便于更好的争夺资源。在这样的情况下,局面完全失控了。从08年开始,也就是胡温的第二任任期开始,权贵资本的力量就开始突飞猛进,而民企的活力就开始逐渐消失,这个国家,也开始走向了悬崖。
2013年,新一届班子正式上位。公知届对他们寄予了前所未有的期望。所有人都知道,改革势在必行了,不改革不行了。然而,要改的到底是什么啊?这个国家的痼疾,到底在哪里啊?这个国家的国民,基本上都茫然无知。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生活越来越艰难了,每个人都在召唤改革,然而改革到底要怎么改啊?
邓陈的改革,是放开管制。在邓小平高超的政治智慧之下,并在当时高层长老们的相互制衡之下,这不难做到。江朱的改革,是压制当时的中小权贵,给民资以生存空间,他们算是做到了,但同时资源过度集中到高层,给了高层权贵资本的发育空间,这算是埋下了祸根。胡温毫无作为。而这一届班子,要做的改革,只能有一样,就是对高层动手!从高层权贵嘴里,夺下骨头,还给老百姓。这种改革,有可能成功吗?在中国历史上,可以找到的类似的例子,那就是王莽改制。王莽试图从西汉贵族手中夺回田地,还给农民,然而王莽遭遇到了空前惨烈的失败,其本人被污名化,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笑柄。动高层权贵的奶酪,在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成功的先例。这一届的班子,他们有可能成功吗?或者这个问题可以这么问:他们真的试图改革吗?
判断一个人的真实意图,不能看他说了什么,而要看他做了什么。这一届班子,在整个2013年,做了些什么呢?毫无疑问,财税系统加强了,各种增税的官方言论层出不穷。这依然是在强化国家资本的套路。与此同时,国家对舆论的控制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网络大V竟然成了反政府的代名词,一时间人人自危。这更是强化集权的套路了。然而最危险的表现,是中央层面建了两个新的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由书记兼任这两机构的头。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举措。这意味着邓陈以绝大的政治智慧建立的高层制衡机制,在一夜之间被摧毁。书记管政治决策,总理管经济执行的制衡机制,就此荡然无存。所有的权力,都将被集中到书记一人手中。总理将被架空,处于一个可有可无的地位。
现在的政治局面是:一方面,资源在加速向高层权贵手中击中,民资苦不堪言;另一方面,高层权贵们抛弃了原本相互制衡的游戏规则,开始了赤裸裸的争权。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1980年代,中小权贵们抢夺资源,高层却遵守着游戏的规则底线,因此最终无非是激起了一些年轻人的热血,虽然震惊了世界,却最终度过了危局。而这一次,确是高层权贵们亲手掠夺资源,并抛弃了任何规则底线。这一次,会发生什么呢?
2013年,高层的权斗之激烈,远远超越此前的30多年。西南系被连根拔起,石油系荡然无存,前军机大臣下落不明,甚至有谣言说前中堂大人试图潜逃。公知们在文字狱的威胁下噤若寒蝉,而高层们也未必能睡得好觉,谁都不知道对方会干什么。在这种局面之下,唯一可以打的牌,就是挑起国际矛盾,转移国民的注意力,于是整个东南沿海,到处都是领海纠纷,闹得天翻地覆。一帮只读过初中历史课本的中国年轻人,把中国的邻国们骂了一个遍,今天要血洗越南,明天要炸平菲律宾,后天要东京大屠杀,好像现在中国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盛世,可以王霸天下四夷来朝了一般。
在这种谁都不知道明天在哪里的情况下,由于权贵们对资源的过度掠夺,脆弱不堪的实体经济终于撑不住了,于是,中国这个全球货币发行量最大的国家,居然出现了流动性危机,整个市场上都找不到钱了,钱荒了。权贵们夺来的资源,除了瓜分,无非是投入到过剩产能和地方债之上,这些领域只能沉淀资金,无法创造利润。就好像一个土匪把所有的收入都买了钻石,明晃晃的很好看,但是他没法把钻石出手,因为其它老百姓的钱都被他抢光了,买不起。所以他最终只能守着钻石饿死,他拿不出一毛钱去买食物了。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钱荒的本质。而他要继续活下去的法子只有一个,就是继续去抢钱,对应到这个国家就是继续印钱。然而,有意思的是,这个国家的钱掌柜,也就是那位面临架空危机的总理大人,公开拒绝继续印钱。权斗到了这种程度,你死我活,根本不在乎国家是否能撑下去了。
这就是我的政治观。我第一次在宏观角度上阐述这个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制度演变。这个国家原本具有高度政治智慧的高层权力制衡机制,已经被这一届班子彻底破坏。它破坏了游戏规则,它就要承担恶果。而这个恶果,绝不会来得很迟,无非也就是这两年的事。我唯有希望天佑中华,在这样的危机面前,那些愚昧的国民,那些根本不知道今夕何夕今时何时的国民,能寻获一丝生机。虽然,这份希望,根本渺茫到连我自己都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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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go abroad,就早日离开,何必被共匪压榨和盘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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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复制粘贴视频地址。
分为两种下载格式,一种下载mp3,还有一个是mp4。

网址:http://freedsound.com/

Wednesday, 22 March 2017

docker容器的管理工具Kubernetes

Production-Grade Container Scheduling and Management

Submit Queue Widget GoDoc Widget


Kubernetes is an open source system for managing containerized applications across multiple hosts, providing basic mechanisms for deployment, maintenance, and scaling of applications.
Kubernetes builds upon a decade and a half of experience at Google running production workloads at scale using a system called Borg, combined with best-of-breed ideas and practices from the community.
Kubernetes is hosted by the Cloud Native Computing Foundation (CNCF). If you are a company that wants to help shape the evolution of technologies that are container-packaged, dynamically-scheduled and microservices-oriented, consider joining the CNCF. For details about who's involved and how Kubernetes plays a role, read the CNCF announcement.

To start using Kubernetes

See our documentation on kubernetes.io.
Try our interactive tutorial.
Take a free course on Scalable Microservices with Kubernetes.

To start developing Kubernetes

The community repository hosts all information about building Kubernetes from source, how to contribute code and documentation, who to contact about what, etc.
If you want to build Kubernetes right away there are two options:
You have a working Go environment.
$ go get -d k8s.io/kubernetes
$ cd $GOPATH/src/k8s.io/kubernetes
$ make
You have a working Docker environment.
$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kubernetes/kubernetes
$ cd kubernetes
$ make quick-release
If you are less impatient, head over to the developer's documentation.

Support

If you need support, start with the troubleshooting guide and work your way through the process that we've outlined.
That said, if you have questions, reach out to us one way or another.

from https://github.com/kubernetes/kubernetes

搭建基于go的静态博客程序polo

先搭建go环境。

wget https://github.com/agonzalezro/polo/releases/download/v1.1.5/polo-linux-386
(若为64位系统,下载这个https://github.com/agonzalezro/polo/releases/download/v1.1.5/polo-linux-amd64)
mv  polo-linux-386 polo
chmod 755 polo

cd /usr/local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agonzalezro/polo polo-site
cd polo-site

root@AR:/usr/local/polo-site# ls
Dockerfile  README.md          cmd      example       glide.yaml  utils
LICENSE     build-release.sh  config   file       site
Makefile    circle.yml          context  glide.lock  templates
root@AR:/usr/local/polo-site# cd example
root@AR:/usr/local/polo-site/example# ls
config.json  content 
root@AR:/usr/local/polo-site/example# nano config.json
(把paginationSize的值改为2)
root@AR:/usr/local/polo-site/example# ~/polo . output
(此即生成/更新静态网站的根目录的命令。意思是运行可执行文件~/polo,把当前目录的内容生成到output目录。在当前目录下,会生成output目录)
root@AR:/usr/local/polo-site/example#
root@AR:/usr/local/polo-site/example# cd output
root@AR:/usr/local/polo-site/example/output#
(/usr/local/polo-site/example/output目录里含有index.html,所以/usr/local/polo-site/example/output目录就是静态网站的根目录)

新建源帖:
root@AR:/usr/local/polo-site/example/output# cd ..
root@AR:/usr/local/polo-site/example# ls
config.json  content  output
root@AR:/usr/local/polo-site/example# cd content
root@AR:/usr/local/polo-site/example/content# nano test-1.md
root@AR:/usr/local/polo-site/example/content# cat test-1.md
date: 2017-03-21 22:38
tags: misc1, misc2, misc3
slug: test-1
author: brite

测试1
=====

这是测试1.

看看如何?

 (注意:测试1是标题,其下面的双线虚划线须跟标题是同样的长度.https://github.com/agonzalezro/polo页面里所写的那2个源帖格式有问题:发表后,内容显示不全!)
root@AR:/usr/local/polo-site/example/content# cd ..
root@AR:/usr/local/polo-site/example# ~/polo . output
root@AR:/usr/local/polo-site/example#

演示网站:http://apl.bright.biz.st/
项目地址:https://github.com/agonzalezro/polo
https://github.com/agonzalezro/polo/releases

If you want to build it yourself, I am using glide for the dependencies. This means that you will need to use Go 1.5 at least:
$ glide inst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