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經濟環境的巨大變化。房地產和家居這類行業過去十年是中國經濟的明星,但從2021年開始,國家不斷加強對房地產的調控,三道紅線、限貸限購、土地財政收縮,讓整個行業陷入長期低迷。錢賺不到了,債還不上了,企業運營一地雞毛。其次是民營企業生存環境的持續惡化。從「共同富裕」到「防範資本無序擴張」,從對互聯網平台的整頓到教育培訓行業的突然清零,很多民營老板早已心驚膽戰。所謂「市場信心」,已經逐漸變成一種稀缺資源。第三,是反腐高壓之下,政商關系集體斷裂。過去很多企業,特別是地方大型民企,和政府的關系非常密切。政府幫企業融資、拿地、搞審批,企業幫政府完成政績、招商引資、GDP增長。但現在風向變了,政府沒錢了、審計變嚴了、問責機制全面鋪開了,過去的「合作夥伴」一夜之間就變成了「廉政風險」。很多企業家不是突然違法,而是舊賬被翻、模式不再被容忍,結果就成了替罪羊。
其次是制度問題,也就是政府與企業家階層之間的關系問題。中國的政商關系一直是特殊的。一方面,政府是規則的制定者、資源的分配者;另一方面,它又親自下場搞企業、參股、幹預市場。企業要發展,往往不得不依賴權力,但過度依賴權力,就意味著隨時可能被權力反噬。很多出事的企業背後都有一個地方政府的影子。紅星美凱龍、富森美、居然之家等都是地方政府重點招商企業;而他們的老板,很多人也曾是地方「兩會代表」「優秀企業家」甚至「人大代表」。政績好了,企業家風光;政績爛了,企業家就成了背鍋俠。問題在於,中國政府在經濟活動中同時扮演著監管者、裁判者、參與者三重角色:既定規矩,又下場比賽,還能隨時更改規則。對企業來說,這種「三位一體」的政府是一種極度不穩定的合作對象。一旦風向轉變,企業根本無處可逃。
當然,
心理壓力也是企業家密集「出事」的重要原因之一。企業虧損、銀行追債、政府查賬、員工討薪……這些本就夠壓垮人了;再加上一個高度不透明、說查你就查你、說封就封的環境,很多人早已身心俱疲。過去的「安全感」來自於增長預期和權力庇護,現在這兩者都在快速消失。當一個企業家每天醒來都在問:「下一個是我嗎?」的時候,出事只是時間問題。
或許有人會問:為什麽現在清洗這麽多企業?在經濟仍舊處於艱困時期的今天,
對於中共來說,該做的事情,難道不是該拯救民企、恢覆經濟信心嗎?這正是問題的核心所在。很明顯, 與外界的期待不同的是,
中共現在更關心的是「可控的資本」和「忠誠的資本」。過去的民企太獨立了,太有主意了,甚至敢在輿論上出頭,敢在海外搞擴張。現在,不聽話的要打壓,聽話的要收編。通過立案調查、司法打擊和輿論冷處理,把民企整體「馴化」成可管理、可指揮的存在。這並不是單一的「反腐」,也不僅是「清算舊賬」,而是一次對資本勢力的結構性重塑。用更直白的話說:新時代的企業家,不能只是賺錢機器,而必須成為政治體制的附庸。
2025年的這個夏天,對中國企業家來說,像極了冬天。看似陽光燦爛,實則寒意逼人。政策口頭上支持民企,實際行動上卻在不斷釋放恐懼信號。那些曾經是「改革開放受益者」的企業家,現在被當成了「風險點」和「權力鬥爭的籌碼」。這一波事件,不只是幾個老板的命運轉折,更是中國經濟治理邏輯的一次根本轉向。未來的企業家,如果還想活著、發展下去,就必須重新理解這個國家的政治語言和制度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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