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等机制社会里,人的身份不同，穿的鞋就不同，各人的感觉自不相同。官二代们生于官宦，从小享有生活、受教育等多种特权。润之先生为他们设计的优越
制度就如天堂，他们得到真正翻身的解放。在先帝年间，政治等级森严，13级以上高干及其子女衣食无忧，前程似锦。百姓人均住2-6平米，他们门被分到
180平米以上独体小楼；农民毫无关照只能靠“自力更生”，工人最低月“工资’18元，30几块养家糊口，人均每月不到10元时，高干们每月领取
150-500元俸禄，家人平均至少50元；孩子们被称为“共产主义接班人”备受优待，幼小进机关幼儿园，在国民人穷地懒，“糠菜半年粮”，满身浮肿、挣
扎在生死线上，又被被户口绳索紧捆，讨米无门只能在家等死，3800万饿殍遍野的岁月，红二代们享受家庭特供，锦衣玉食；在升学率低于5%的光辉时代，政
治歧视掩埋多少英才时，他们上大学却可随意挑选，北大清华哈工大的大门就对它们敞开，受教育的机会享尽优势。人生起跑时就占尽先机。穿的是如此的鞋子，感
觉当然阳光灿烂。
红色家庭感受的制度之鞋，味儿当然好极；只要不跟错被毛疏远的人就可永享太平和特权。可当时社会是全民为奴，心里普遍恐惧，生活极度贫困，被种种苦
难的折磨吞噬的几代人所穿的的铁鞋就是镣铐，其中苦味有谁知。媒体言论一体化，社会从不让各种人平等地表达自己对鞋的感受。只准权贵高歌“莺歌燕舞，形势
大好”，百姓稍有微词则被以种种罪名剥夺青春、自由、亲情和生命。而今出身高贵者凭借旧制度世袭，一步登天，称孤道寡，大权独揽，无人可制约，他们向
往“17年道路”理所当然。表面称为自己走正道而有信心。信心显然没有，出身于北大清华的“钵士”们偏要把子女送往欧美的牛津剑桥哈佛，就显示其表里不
一，对中国教育信心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