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共即将在中国大陆夺取政权，中华民国正在败退台湾。
身在中国大陆的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当时都面临着人生的重大抉择：走，还是留。
他们中，绝大多数留下来了，准备跟中共建设“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但是，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却没有随大流。他选择远离中共，前往仍处于英国统治下的香港。为什么呢？
今天，我们就根据钱穆的学生余英时写的《一生为故国招魂》等资料，谈一谈钱穆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的抉择。
超凡的洞察力
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记述了一则往事：当时，钱钟书的伯父、以研治古典文学成名的钱基成，劝钱穆留下来。
钱穆问，君治古文辞，看中共军队渡过长江的那篇“布告”，有无大度包容之气象？钱基成沉默不语。
钱穆提到的布告，就是1949年4月25日，以中共军委主席毛泽东和中共军队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其中，共约法八章，涉及中共如何对待即将成为其统治下的各阶层人士的态度与做法。
乍一看上去，这八条似乎都有道理，其实，里面暗藏玄机。
比如，第七条讲：“农村中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制度，是不合理的，应当废除。”
当时，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农村，既使在城里生活的人，与农村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条规定意味着，农村的所有土地将被中共收走，在农村有土地、有财产、有钱的人家，将全部遭殃。
农村如此，接下来，城里人会怎么样？
博古通今的钱穆，从这则“布告”的字里行间，读出了中共可能会怎么干。他敏锐地预感到，像他这样从农村的书香门第中走出来的高级知识分子，难有容身之地。
而这篇布告正是出自毛泽东之手。
1949年10月，钱穆嘱托与他有交情的苏州城防司令照顾好他的家小，然后，毅然决然地随华侨大学迁往香港。
自学成才传承中华文化
钱穆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现代中国四大历史学家。
他1895年生于江苏无锡的书香家庭，从小记忆超群，对读书极有天赋。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学停办，他被迫辍学，靠自学成才，教过10年小学、8年中学，后来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西南联大、江南大学等十几所大学当过教授，主要教授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一代学术大师。
钱穆终其一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温情与敬意”，致力于学习、研究、复兴传统文化。据不完全统计，他一生的学术著作有近百部，约1700万字。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朱子新学案》等。
当大陆沦为红色中国之后，香港、台湾成为中华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承传地，钱穆成为在港、台传承中华文化最著名的学者之一。
1950年，钱穆在香港与友人创办新亚书院。
他在新亚书院校刊上撰文说：“本书院创始，在一九四九年之秋，当时因有感于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刻意摧残本国文化，故本书院特以发扬中国文化为教育之最高宗旨”，“在今日民主主义与极权斗争之下，中国青年在思想上应有正确的认识，以免误入歧途，既误其本身前途，亦遗害于国家民族以及世界和平。”
新亚书院最初只有数十个学生，第一届毕业生仅三人。但是，经过钱穆等人艰苦卓绝的努力，新亚书院越办越大，名声越来越响。1953年，钱穆又创办新亚研究所，培养了众多人才。
到1963年，在港英政府的推动下，新亚书院、崇基书院、联合书院三校合并，成立香港中文大学，钱穆为首任校长。
不上中共的当
上世纪50年代，中共对海外知名学者大搞“统战”，钱穆也成了“统战”对象。中共授意钱穆的老师吕思勉和钱穆的侄子钱伟长给他写信，劝他回大陆。
但是，钱穆没有动心。他给吕思勉回信说：“回来虽无刀斧之刑，但须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是学生万万做不到的；我在香港看见冯友兰、朱光潜这两位教授，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当中检讨，要我像他们这样做检讨办不到，等于是行尸走肉，丧失了人的尊严，我完全做不到。”
在钱穆看来，认马列为老祖宗的中共统治大陆，意味着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中断。他表示：“愿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传播中国文化，也很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
批中共倒行逆施
离开大陆后，钱穆对中共的倒行逆施一直持严厉批判态度。
1957年，他发表《历史真理与杀人事业》一文，其中谈到：“毛泽东清算了中国历史和中国人，难道中国历史和中国人便不会清算毛泽东？……好杀人、敢杀人、多杀人，绝非历史真理。若果杀人成为历史真理，世界将不会有人类，人类将不会有历史……用客观统计方法来检查已往的历史……试问有哪几位多杀人的人物，在他身前身后没有受真理清算过？”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后，中华传统文化陷入前所未有的大劫难之中，中国大陆的大、中、小学一度陷于停顿。据钱穆夫人胡美琦回忆，钱穆日夜在长廊上走来走去，一言不发，持续一两个月之久。一天，钱穆突然说，他要编一部《人人自修国文读本》，这样，将来即使教师和课程都没有了，也可以有这本书，为研读文言文典籍的国人开一门径，挽救传统文化中断的危机。
1969年，钱穆赴金门对军官发表演讲。他预言：“此刻在中国蔓延猖獗的共产主义……最多将是一个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尸。大陆政权正如一块大石头，在很高的山上滚下，愈接近崩溃的时候，其力量愈大……三面红旗多恐怖，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还有更恐怖的事。”
1986年，钱穆在《新春看时局》中，对中共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号仍然持否定态度。他认为，这个国号代表“从此以下，中国不由中国人自己领导，需改由非中国人如马、恩、列、史来领导”。钱穆表示：“由马、恩、列、史非中国人来在政治上层作领导，这是道地的中国人、真正的中国人，绝不能承认的。”
受到蒋介石厚待
钱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坚守，深得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的尊崇。
1942年，蒋介石几次约见钱穆，被婉拒。第二年，蒋介石再度约见钱穆，同时被约见的有百余人，每人只能聊5分钟，但蒋与钱穆聊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拉他一起吃午饭，因钱穆年长，蒋特地请他坐上座。
后来，蒋介石还邀请钱穆与冯友兰一起到重庆，为国民党中央训练团讲演。期间，为钱穆安排的每餐饭，蒋介石都要亲自去看。
1950年代，钱穆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时，非常艰难。蒋介石得知后，一方面责成教育部给予资助，另一方面答应从总统府办公费项下每月拨款3000港元支持新亚书院，资助持续4年，直到1954年新亚书院获美国雅礼协会拨款后停止。
1967年，“文革”狂热逐渐祸及香港，钱穆感到在香港也不安全了，在蒋介石的一再邀请下，他移居台湾。蒋介石拨专款为他修建了一所别墅，名“素书楼”。
到台湾后，钱穆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并成为中国文化学院教授、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最后的预言
钱穆晚年双目失明，仍勤思不殆。他口述《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一文，此文收笔时，距离他辞世仅100多天，被称为他的学术“遗嘱”。
文中，钱穆谈到：“以过去世界文化之兴衰大略言之，西方文化一衰则不易再兴，而中国文化则屡仆屡起，故能绵延数千年不断。这可说，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自古以来即能注意到不可违背、不违背自然，且又能与天命自然融合一体。”
钱穆预言：“我以为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趋，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
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台湾去世，享年96岁。
结语
现在回过头来看，1949年，钱穆决裂中共的抉择是对的。他出走港、台，不仅为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福寿绵长，桃李满天下。
钱穆对中共邪恶的洞见，更是远在留在大陆的民国大师之上，其真知灼见，至今依然光华四射，令人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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