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洲：甲申再祭

 

　　三百六十年前，公元１６４４年，农历甲申年，中国天地大变。一个旧王朝死了。一个新王朝刚从母胎里生出来也死了。一个更新的王朝跃上了历史舞台。这个王朝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他们自己。我们今天的一切都与这个王朝有关。

　　六十年前，公元１９４４年，郭沫若在延安写了《甲申三百年祭》，那时已是革命胜利的前夜，这篇文章对中国共产黨夺取全国政权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澤东相当看重这篇文章，把它奉为黨内整风文件。今天读《祭》文，有褒亦有损。褒，它促使我黨吸取了李自成失败的教训；损，它鞭笞的是封建之尸，宣扬的还是封建之魂。文笔顺，动机也纯，唯立意矮了三寸。我们当然不能苛求前人，连毛澤东也不能免俗呢。毛澤东从西柏坡进北京的时候，一只脚踏进吉普车，兴冲冲地对周恩来说：我们今天是进京赶考啊。我们决不做李自成。他说：“还有殿试呐！”毛澤东虽然是开玩笑，可还是反映了他心灵深处的暗影。我们共产黨人不能做李自成？仅仅不做李自成就行吗？我们不仅不能做李自成，我们谁都不能做，只能做自己。共产黨是人类之旗，在漫长的封建长河里根本没有参照物。事实上，我们当然没有做李自成，但我们的脉管里有李自成的血，“赶考”能打满分？进城后，运动蜂起，争斗惨烈。革命吞噬革命。人民專政人民。神州又一次“陆沉”。这种情况直到鄧小平时代才结束。

　　甲申年对中国人有特殊的含义。重温甲申，心中犹有万马奔腾。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想说：一切当代史都很难跳出历史（一切当代史都会对应历史）。为了明天而逼近历史。遂有此文，再祭甲申。

　　一、合格的领袖

　　甲申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历史就是领袖的历史。也就是说，纯粹是英雄的历史。当我们说人民创造历史的时候，其实是说人民的代表——英雄——创造历史。在西方，在英国资产階級大革命前，其历史也一样是领袖的历史，但自那以后就渐渐不再是了，今天尤其不是。中国没有宗教。中国真正的宗教是儒教。儒教不除，君主坚挺。一个人的历史就是全部历史。全部历史就是一个人的历史。我们民族总是格外需要领袖。

　　１６４４年，中国有四个皇帝：顺治(其实是多尔衮) 、崇祯、李自成、张献忠。哪一个是合格的领袖？历史这个女人只对合格的领袖敞开怀抱。不合格者是为优胜者扫平道路的。如果把甲申年发生的一切看作是一场历史的交媾的话，那么不妨可以这样比喻：崇祯把房间打扫干净，李自成把床铺好，张献忠替人家宽衣解带，最后多尔衮兴冲冲地云雨巫山。

　　崇祯皇帝显然是一个非常不合格的统治者。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一个朝代。朱元璋家族的血统中有着最无耻的基因。崇祯皇帝的名言是：“朕非亡国之君。”他怎么不是？他扎扎实实是亡国之君。明朝亡在他手里是历史的必然。亡得应该，亡得毫无悬念。古来亡国之君不一，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而崇祯皇帝是以毁灭人才亡者。通览晚明史，我只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崇祯皇帝仿佛与他手下那些人才都有深仇大恨似的，非要把他们置于死地而后快。

　　征战天下的战略就是重用人才的战略。明虽亡，仍人才遍地。今天中国虽饱经了磨难，仍人才济济。关键是怎么发现和使用他们。同样是一批人，在崇祯皇帝手里是亡国之臣；在李自成手里是阿谀奉承之臣；在多尔衮手里却成了开国之臣。这个事实，三百年以降，仍极具警醒力。

　　数千年来，中国的社会形态不仅是“人治”，而且是“一人治”。朕即天下。“一人治”下，人才愈多，天下愈稳。崇祯为什么不学刘邦、李世民，管他视人才为奴才也好，或视奴才为人才也好，总是源源不断地开发，使江山长治？这便是崇祯皇帝的性格了。他的性格决定他的命运。他的命运决定民族的命运。他把自己当天才，把臣属当庸才。然而不幸的是他自己偏偏是个庸才。二流的领导不敢用一流的部属。崇祯充其量是个三流货色，敢用谁？人才不用，国家必亡。

　　崇祯为什么不能用人才？史载：“帝刻忌。”何谓刻忌？猜忌和嫉妒，再加刻薄。他拥有世界最大的帝国，心却比针尖还小。有两点可以说明：一、他不敢负责。李自成兵临城下，有人建议调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入援京师。此举意味着放弃辽东。崇祯皇帝明明想这么做，而自己偏不说，要让臣属们说。臣子们早看透了这一点，偏不说。最富于戏剧性的一幕是，崇祯召一个大学士商议此事，大顺军的炮声已在西直门外隆隆响起。崇祯说：“今事已急，此议如何，你说一句话就可以定夺啦！”那个大学士跪在地上，不发一言。崇祯追问再三，大学士始终像个哑巴。崇祯皇帝一跺脚，回后宫去了。须臾，城破。二，崇祯具有深刻的农民性格。这一点无疑是朱元璋血脉。“东事”和“剿匪”都需要钱，前方再三告急，崇祯甚至打算借民间一年的房租，结果全国怨声鼎沸，骂崇祯皇帝是“重征皇帝”。他没有钱吗？李自成破紫禁城，打开皇宫藏钱的地方，不禁惊呆了。库中“有镇库银，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皆五百两为一锭。”有许多金银都发霉了。如此巨大的积蓄，何愁发不出军饷？李自成吃了个饱。

　　人才中不乏天才。崇祯更不敢用天才。袁崇焕就是天才，所以才死得那么惨烈。史载，袁崇焕对崇祯皇帝说：“予我钱粮兵马，我一人足以守辽。”多豪迈！崇祯无语。他为什么无语？他阴暗的心里那一刻飘过什么呢？我觉得那一刻他肯定生出了一丝嫉妒心。我就不信崇祯后来能被皇太极那么拙劣的反间计瞒过，磔袁督师于市。根据崇祯的性格，我敢说他可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嫉妒。中国人也最不缺嫉妒。培根说嫉妒是“凶眼”。崇祯皇帝就拥有这样一双凶眼。弗洛伊德讲，人的嫉妒心是天生就有的，但是西方文化克制这个东西。《圣经》中明确把嫉妒列为七宗罪之一。中国文化则放大了这个东西。西方文化是制造天才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扼杀天才的文化。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本质上就是一部扼杀天才的历史。思想抑扬、嫉妒杀人。每个人都是嫉妒者，每个人又都是被嫉妒者。在中国，思想或行为出众者，要么一棒子就把你打回去，要么你得具备权势背景。中国文化告诉我们，离天才一定要远，因为天才是要伤人的。天才总是得不到同时代人的原谅。人们从不赞美活着的天才，而只赞美死了的天才。离统治者越近，天才越不幸。

　　张献忠的嫉妒心也很强，包括嫉妒知识分子，嫉妒人才，但他有一点比崇祯皇帝强：招数使在明处，不像崇祯那样偷偷摸摸的。张献忠在四川称王后，开科取了第一任新科状元。其人才华横溢，张献忠整天让他不离左右，时刻垂询，可没多久却又杀了此人。有人问其故，张献忠捋着大胡子说：“我太爱这小子了！”嫉妒在中国人身上，决不止于心理的冲动，而是经常表现为嫉妒的行为，表现为实际地迫害他人，乃至杀害他人。

　　扼杀人才，扼杀天才，必然鼓励狗才。天才孤傲地守着自己的信念，迎接他们的往往是地狱。袁崇焕被凌迟时，北京老百姓把他的肉吃了个干净。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天才者的地狱。狗才欢快地守着主子，迎接他们的往往是天堂。狗才有三个突出特点：一、向上爬。“哪里有向上爬的动机，哪里就有吹捧。”( 斯坦格尔语) 二、向上告密。嫉妒者的眼睛永远是雪亮的。三、造谣中伤。被造谣者只有掌握了权力，造谣者才会把嫉妒变为恐惧，把仇恨变成崇拜。中国人自古以来只崇拜权力，不崇拜天才。

　　李自成是一个合格的领袖吗？答案是否定的。他的悲剧不在于他输了，而在于他差一点赢了。他当然是英雄。人们成为英雄的原因各不相同，有人是因为历史的误会，有人是因为历史的巧合，而李自成成为英雄是因为历史的无情――先对他有情，继而对他无情，因此他特别令人同情。在李自成牺牲三百年后他的遭遇还那么强烈地撞击着一个旷代伟人的心。李自成的铜像今天就寂寞地耸立在北京城北边，那是他进京的方向。他已经被人们写滥了。但人们尚未发现的是，他输在同他的对手崇祯皇帝一样的弱点上：农民性格兼小家子气。历史再无情，也是由他本人书写的。在中国，农民性格毁掉了一代又一代的领导人，包括毁掉了发誓不做李自成的人。农民问题是我们今天依然要面对的问题。中国自古奉行小自耕农本位，大地主很少，因为中国反对土地兼并有两千年历史，地主不能成为决定因素。小自耕农以家庭生产为主，没有剩余资本，纵有剩余劳力，也无法输出，这就是中国没有工业的主因。穷人喜欢骂富人；富人又喜欢骂更富的人。农民就在这种低层次上可劲儿地徘徊。李自成进北京后，完全是一副庄稼汉作派。国家已是他的了，可他还要敛财。一如崇祯，国家已不是他的了，还要敛财。李自成全盘接收了崇祯的国库不算，天天还要对达官贵戚们严刑考掠，搜刮金银。大顺军从进京到离京，一共四十二天时间，几乎天天要把大量的金银运往西安。吴三桂起兵后，李自成亲征山海。大顺军精锐悉出。可这些远征军战士居然带着大包小包去打仗。何物？全是劫掠来的珍宝。还带着女人。闯王进京的目的就是为了捞一把呀。他根本无意在北京建都。他说：“陕，吾之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京未足易一西安！”他的眼光只比项羽前进了十公里。

　　李自成一生都在战场上驰骋，可是他最大的对手却是他自己。他没有改变自己，因此他也无法改变世界。他的战场是如此辽阔，他的胸襟却如此狭小。有趣的是，他和崇祯皇帝一样，也是一个妒才嫉能的人。他杀李岩，与崇祯杀袁崇焕异曲同工。宋献策送给他的图谶“十八子，主神器”，明明是千年前李存勖[ 注: 李存勖，李克用之子，后唐的建立者。他本是沙陀人，因其父子镇压黄巢有功，被唐王朝赐姓李。后唐建立前，李存勖着人编写了拥戴自己登上皇位的图谶。]炮制的东西，却像梦魇一样死死地缠绕着他的心。李岩亦姓李，也是人才，近乎天才，他便举起了屠刀。李岩不过是常对他提点不同意见，便不能容。在中国，每一个想要提不同意见和敢于提不同意见的人，最后都是身败名裂，家破人亡。提不同意见，是在举国皆奴中成为自由人的最起码的先决条件。提不同意见，就是对狗才宣战，但往往失败。要想生存，就是要把自己的真面目包起来。“古今中外，只有中国的脸谱多，令外国人叹为观止。”杀李岩，牛金星起了重大作用。这应了鲁迅的一句话：暴君统治下的臣民，可能比暴君更残暴。幸亏李自成失败了。如不失败，大顺王朝不会比大明王朝好到哪里去。总得有人失败，否则，在專制道路上会人满为患。农民的革命性甚不坚决。李自成也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逼反吴三桂后，李自成决意亲征。宋献策和李岩都劝他不可贸然出征，说：“皇上去，于皇上不利，三桂来，于三桂不利。”他执意要去。但他嘴上说打仗，心里还抱有幻想。首鼠两端。既不坚定，又有欲望。离开北京时他带了两个人，一个是吴三桂的父亲，一个是原山海关监军，吴三桂的朋友。此举说明，他还想招安吴三桂。李自成优柔，吴三桂果断，多尔衮更果断。碰撞的结果自然可知了。打则打，和则和。打了就不能和，和了就不能打。失了身就不要立牌坊。过高的欲望必须克制。短期内巨大的成功挑起了李自成天一样的欲望。从这个意义上讲，短期内的成功也许不是成功。

　　张献忠似乎不值得多说了。他不是人，近禽兽。他已然变态了。他的变态因绝望而起。大明王朝被昔日伙伴李自成推翻。清军又席卷中原。天下无论如何是论不到他坐了，不免自暴自弃。张献忠在四川的暴行，千年的岁月也冲刷不去。２００２年我到成都任职，成都附近某县基建，挖掘出近万具白骨，据考证也是张献忠所为。甲申年十一月初十，大西军驱赶人们到成都东门外九眼桥屠杀。当刽子手将要举刀时，迅雷炸响三声，张献忠怒斥苍天：“你放我到人间来杀人，今天为什么用雷来吓我？”命令士兵驾起大炮，对天空连放三炮。这一天，被杀者无算，尸首塞满了河道，九眼桥也因此而折断。张献忠军每屠杀一个地方，都详细记录所杀人数，其中记有人头几大堆，人手掌几大堆，人耳朵几大堆。说明他变态最好的例证是这么一件事：打下麻城，他把妇女的小脚砍下来堆成山，带着他最心爱的一个小妾去参观。小妾笑着说：“好看好看，只是美中不足，要再有一双秀美的小脚放在顶端，就再好也不过了。”张献忠笑咪咪地说：“你的脚就最秀美。”于是把小妾的脚剁下来放到“山尖”上。张献忠说: “不亦快哉！”

　　甲申年明清鼎革战争中，中国唯一合格的领导者是多尔衮。有一句耳熟能详的口号叫“振兴中华”，多尔衮就是振兴中华的功臣。多尔衮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虽然他不是汉族人的骄傲。满清入主中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拯救了中华民族，不过不能说它拯救了中华文化。世界古代四大文明，今天均不复存在。埃及人和希腊人都不是过去曾经创造了文明的那个原住族。为什么中华文明能延续至今？恰恰是少数民族一次一次给汉族输入新鲜血液。少数民族主要来自北方。中国的威胁始终在北方。中国的希望也始终在北方。我做过一个统计，中国古代的皇帝基本都出自北方，哪怕在南方当皇帝的，籍贯也在北方。建都最多的地方是陇海铁路沿线，也就是在今天的河南或其左近。河南是汉族的发祥地，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可现在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全国人民揶揄河南人民。河南人民怎么了？没有河南能有中国吗？

　　在朱元璋家族手里，汉民族已经烂透了。明朝哪里出现过什么“资本主义萌芽”？封建之树常青。中国已成死水。死水只有一个发展方向，就是变臭，变烂。一切都逼近绝境。就在这个关头，英姿勃勃的多尔衮登场了。满族人具有极大的进取心。他们在关外的日子过得挺滋润：沃野千里，牛羊成群，政治清明，军队剽悍。但他们没有满足于此，把目光投向中原。中原到手后，他们的步伐仍没有停下来。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注视着远方。和成吉思汗一样，八旗铁骑几乎把冷兵器时代的征伐演绎到了完美的极致。多尔衮及其后代对中国历史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国家的完全统一。直到今天，我们还享受着睿亲王留给我们的这一笔丰厚的遗产。清朝接手明朝时，明朝只剩下三百五十五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如果没有多尔衮，今天我们出山海关就出国了。出嘉裕关也一样。中国领土在满清人手里翻了三倍还多。清朝留给民国的领土是一千一百万平方公里。

　　明朝是个大国，但汉民族是个弱势民族。清国是个小国，但满族是个强势民族。强势民族最醒目的标志是，它的心胸非常开阔，什么好的东西都可以接受。因为开阔而虚心，又因为虚心而开阔。它像崇拜自己的祖先一般崇拜汉文化。梁思成先生当年曾陪同一位苏联建筑家参观故宫。面对金碧辉煌、气势磅礴的皇家建筑群，那位建筑家说：“我禁不住要跪下来了！”想必多尔衮在踏进紫禁城的那一瞬间，也会生出同样的感觉吧，否则你就无法理解他和他的子孙为什么那样如饥似渴地学习汉文化。满清开国，面临的问题是汉化。满清亡国，面临的问题是西化。开国的摄政王汉化成功了，实则是失败了。亡国的摄政王西化失败了，实则还是失败了。[注:有清一代，一共出了两位摄政王，第一个是摄政王多尔衮，第二个是摄政王载沣，末代皇帝溥仪之父。故有谚曰：“成也摄政王，败也摄政王。”

　　满清从不拒绝在他们看来是优秀的东西，这正是他们强盛的原因。在所有的优秀东西中，他们最不拒绝的是人才。这有点像今天那个最强大的、称霸全球的国家。它如大海吸百川般地吸纳全球人才，特别是中国的人才。现在，一流的人才在国外，二流的人才在沿海，三流的人才在机关，搞腐败。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国籍。目前在许多西方强国都可以组成北大、清华的尖子班。中国缺乏人才吗？否。中国缺乏容纳人才成长的土壤。明朝也一样。崇祯自毁长城。清朝皇帝像重视生命一样重视人才，包括重视敌人阵营中的人才。锦州总兵祖大寿曾杀死无数清兵，投降后又逃跑，十年后再降，皇太极仍能容忍使用。器量如海。难怪无数人才死心塌地为之卖命。此种宽容大量，不要说朱明王朝差远了，就是李世民也要自叹弗如呢。多尔衮又在皇太极之上。吴三桂来降，多尔衮立即给了他与自己平等的待遇——封王。今天读史至此，我辈仍觉惭愧。我曾去过满清的发祥地赫图阿拉城（在辽宁省新宾县），城廓狭小。可此地怎么能养育出心比天高的爱新觉罗们呢？入关前，他们活得再有滋味，也不过是解决了温饱。史载，山海关大战前，清军驻欢喜岭，战前吃的是菜肉包子。即将投入一场决定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大决战，当是饱餐士卒，肯定拿最好的家当，却不过是菜肉包子，可见平时他们吃些什么。但就是这些视菜肉包子为佳肴的人，竟有气吞宇宙的气概。

　　赵无眠认为满清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朝代之一，此说虽有争议，但不争的是，清朝十三个皇帝在帝王群中是排名靠前的，尤其与明朝十三帝比。爱新觉罗氏品种优良。朱氏残次。爱新觉罗氏中佼佼者首推多尔衮。努尔哈赤有军事天赋，皇太极有政治天赋，多尔衮兼而有之。今天回顾甲申年历史，我们清晰地看到，在多尔衮身边簇拥着一个人才班子，也就是今天我们讲的精英群。刚才我提到的那个当今世界强国的政府也有这样一个精英群。它是靠制度确保精英登上政权的宝塔尖的，多尔衮则是靠感觉把精英们拢到宝塔尖的。两个相隔数百年的精英群都具有一些共同特点：①有一条连续、完整、清晰的战略思路。汉朝对匈奴的胜利固然有刘彻的决心，霍去病的豪情，张骞的顽强，李广的勇敢，但最重要的却是战略思路完整而有延续性。战略的较量有点像武林中高手过招，在凝神运气之际胜负已分，甚至不必刀刃相交。“９·１１”事件之后，那个国家迅速抓住这一契机，一举突入中亚，控制了彼得大帝做梦都想染指的地方，这绝不是临时即兴发挥，而是有着非常长期的战略研究和准备。②不犯错误，少犯错误，犯了错误能及时改正错误。而缺乏精英群的国家则很容易犯错误，常犯错误，犯了错误还不知道改正错误。两个精英群的不同在于他们的结局：那个国家的人才始终是人才，在朝在野都是人才。中国历代统治者包括多尔衮在内，对待人才的态度就像对待厕所一样，需要的时候上一下，方便完了就完了。所以中国的厕所都很脏。

　　多尔衮的聪明使他拥有了巨大的人才库，而人才库又使他变得更聪明。多尔衮的每一个举动都闪烁着睿智的光芒。他受封“睿亲王”，当之无愧。甲申年，这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签收的是怎样一个巨大的摊子呀。你看他，不慌不忙，从容不迫。帷幄中迭出妙策。仅用人一项，就不知超出崇祯千万倍。吃掉中国后，他脚下不仅匍匐着汉人，还有蒙古人、回人、藏人。清朝分而治之，分而用之。对藏族人，用宗教。你不是信佛吗？我在承德给你建庙，全部仿造拉萨的气象，请喇嘛来当大爷。对蒙古人，用婚姻。你不是不安份吗？我把所有的皇女都嫁给蒙古的王子，她们生的儿子，都是我的外甥。你长大了，会造舅舅的反？对汉人，那就不客气喽。汉人远没有蒙古人和藏人那般幸运。多尔衮对汉人用了两手，两手都很硬。一手是把汉族的儒教神圣化。多尔衮进关不久就演了一出祭孔的剧目。接着兴科举。他知道汉人有个毛病，就是好做官。我给你做官的希望，你就会服服帖帖的。另一手是镇压：杀人，剃发，换衣冠。这又是对儒教的强奸。儒教的先师讲过，头发肢体受之父母，不可动。我偏动。满人剃发，前额不留发，为的是在纵马奔驰和射箭时避免散发遮住视线。而颅后一条粗大的发辫，露宿时可做枕头。汉人剃发，则纯粹是亡国，不，纯粹是亡种的象征。最彻底的征服是心理的征服。外表的变化对一个人的心理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一个男人来说，剃发近乎于阉割。在某种意义上远甚于身体的死亡。多尔衮的剃发令实则是一种精神凌迟。三百六十年了，我们汉人的伤口还在滴血。在中国境内，只有一个民族必须剃发，那就是汉族；只有一个民族必须改换衣冠，那还是汉族。多尔衮敌视汉族人的心态与他崇拜汉文化的心态同样强烈，却又出色地统一在一起。今天，汉族成了全球唯一没有民族服装的大民族。前不久在上海亚太经济组织会议上，全部领导人都按东道主的服饰穿着，被称作“唐装”。那是什么“唐装”？那分明是满洲的马褂嘛。旗袍和马褂是多尔衮留下的纪念碑。

　　二、机会与机遇

　　最不容易得到的而又最容易从指缝中溜走的，是机遇。机遇就像个小偷，来的时候无声无息，走的时候你却损失惨重。一个民族的生命固然漫长，要紧处也就那么一两步。

　　我个人理解，机会和机遇听起来相同，其实有区别。前者小，后者大。前者往往是由英雄来把握的，后者则需要人民、甚至需要文化和历史来把握。甲申年，崛起的满清王朝同时面临着机会和历史机遇的挑战。它极好地把握了前者。

　　谁掌握了胜利谁就掌握了历史。谁掌握了机会谁就掌握了胜利。纵观古今中外历史，伟人所以称其为伟人，就是抓住了机会。机会是一个区别英雄与狗熊的台阶，上一步什么都是，下一步什么都不是。看似一小步，往往需要一辈子的苦功来走。英雄人物对机会的把握，恍如精彩的一击，却用的是一生的心血。

　　李自成起陇亩，不读书，凭着直觉闹革命。他对机会的把握向来问天。崇祯元年元旦，大雪，李自成与几个穷哥们在山中饮酒。兄弟们推自成为首造反，道：“或取皇帝，也未可知。”自成说：“当问天。”取一支箭插雪中，深深一拜，曰：“若可作皇帝，雪与矢齐；不然，则否！”结果，漫天大雪飘然而下，雪没过箭羽。自成大喜，遂起。十余年后，他进北京。在承天门也就是今天的天安門下，他又问天。对准承天门的匾额张弓搭箭，道：“若射中‘天’字，便坐稳天下。”结果不中。一头一尾，两次用箭，说明他的思想还停留在朴素的初级阶段。

　　李自成占领西安后，成立了大顺政权，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此刻，明王朝已经不是他的对手了，他的对手是谁呢？就是在山海关外虎视眈眈的满洲人。只有满洲人的力量可以使李自成的事业发生重大逆转。一如今天，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那个当今块头最大的家伙――的力量能使中国现代化进程发生重大逆转，其他国家都办不到。甲申年的李闯王需要什么？时间。今天的中国需要什么？时间。倘若李自成不要急于北上，把北京留给崇祯，其实也是把从山海关到大同、宣化一带的长城防线留给多尔衮。尤其是山海关，从明初起到今天已修了二百多年，固若金汤。更有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实为天险。甲申年以前，清军四次入关，都是从山西、蒙古、河北等地破边墙进来的，饱掠之后又循原路退出，不敢久居，就因为山海关横亘。没有山海就没有中原。李自成应当在西安把坐稳。取了关中他处于多么有利的位置呵。刘邦和李世民在向他招手。百二秦川，金城千里，那是古中国的天府。李自成又是陕西人，在桑梓无疑魅力无穷。经营好根据地，再争雄。那时中原鹿正肥。

　　甲申年的西安弥漫着一股浮躁的空气。轻易到来的胜利使李自成丢掉了耐心。耐心是伟大的东西，但它看上去平凡，是一种伟大的平凡。谁有耐心谁就会成功。皇太极的耐心是相当出色的。几次入关，他的马首都曾叩北京。八旗士兵们肯定不止一次在北京灰色的城墙下咽下口水。许多臣属都劝皇太极拿下北京，但皇太极谆谆开导他们：明朝是一棵大树，根深叶茂，现在以我们满清的力量，还一下砍不倒它。取了北京也没有用。我现在带你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把这棵大树的枝蔓一根根砍掉。今天砍一根，明天砍一根，天长日久，它就成了枯干。最后轻轻一推，便轰然倒地。皇太极这一番充满哲理的话已和他的英名一同载入史册。皇太极要的不是一座北京，他要整个中国。历史也正是按皇太极的预测亦步亦趋。李自成如果有皇太极一半耐心，大顺军就可能统一黄河和长江流域。彼时满清若再问鼎中原，成本必大不同。

　　李自成对机会的把握停留在初级阶段，满清王朝对历史机遇的把握也停留在初级阶段。当我用中国眼光来审视甲申年时，我为中华民族的幸运而欢呼。当我用世界眼光来审视甲申年时，我又为中华民族的不幸而嗟恨。正是在甲申年，在世界另一端的英国，克伦威尔率领着国会军在马斯顿草原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这次战役是英国资产階級革命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崇祯皇帝自缢五年后，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查理一世走上了断头台。十七世纪四十年代，东西方先后有两位大国的君主走向死亡，可他们的死亡却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西方资产階級以崭新的面貌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中国却又一次以暴乱取代暴政。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讲是没有历史的，因为它只不过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能从中产生，所以说它的历史是一个平面圆圈的循环。西方则跳出了这个圆圈，步入了波浪式上升的轨道。甲申年，正是西方步入这个轨道的标志性年份。中国落后于西方自此始。至郭沫若写那篇著名的文章时，西方无论在政治文明、经济制度和技术上，均已领先中国三百年。我一直有个看法：鸦片战争发生的不是时候。馬克思说鸦片战争有双重性，有消极意义也有积极意义。如此理成立，那么鸦片战争错过了两个最好时机：一是在明朝烂透了的时候。果子烂完了，丢弃算了。那时资本主义进来，中国肯定发生沧桑巨变。第二个时期是满清刚入主中原的时候。那时候它的体内还涌动着原始的激情和冲动，中华文化已经使它醉了，如果一旦出现一个比中华文化更优秀的文化，它会毫不犹豫地弃劣从优。日本人的门户也是被西方炮舰打开的，但日本以一种现实明智的态度去对待西方炮舰后面的文明，举国上下出现了全盘西化的热潮。十八世纪的日本人肯定做得不会比甲申年的满族人更好。不幸的是，鸦片战争偏偏发生在满族已经被汉文化彻底同化之后。满族最后全盘吸取了中华文化，继承了中华文化，但是吸收的却是中华文化中最糟粕的部分，因此结局也最糟。

　　沉溺在封建泥潭中的明朝是不可能自救的，而满清本来可以做到这一点。从他们在甲申年的表现来看，他们对历史机遇有着多强烈的敏感呵。山海关之战就是明证。李自成打下北京，满洲方面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当时清军已出动，准备像以前四次那样，从喜峰口或墙子岭等地破长城，进京畿地区游击。甲申年四月十五日，大军来到沈阳西南一个叫翁后的地方，突然停止前进。原来，是吴三桂派来请兵的使者到了。直到此时，多尔衮才知道北京陷落的准确消息。吴三桂请求多尔衮继续按原来的路线进军，从喜峰口、墙子岭一带进入长城，截住李自成的退路，与关宁兵一齐聚尔歼之。形势变于呼吸间。昨天的敌人变成了朋友。更强的敌人出现了。留给多尔衮的时间只有一日。这是这个年轻人短暂的一生中最长的一日。他果断决定，大军直发山海。他才不会理会吴三桂要他走喜峰口和墙子岭的要求呢。他知道时机天降，来不得丁点犹豫。他决心在山海关与李自成军做正面战斗。当一个国家打败了一个强大国家，它就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翁后决策，饶是大战略家手笔。八旗军如离弦之箭。清军以每天二百里的速度插向山海关，相当于红军抢渡大渡河的速度。而李自成离开北京后，磨磨蹭蹭。北京距山海关四百余里，大顺军竟走了八天，平均每天三、四十里，结果与清兵差不多同时抵达山海关。如果李自成早一天到，山海关之战就不是后来那个结局了。在次日发生的决定中国命运的山海关大决战中，多尔衮命吴三桂先与大顺军接战。大顺军越战越勇，吴三桂眼看就不能支。这时候，从海面上突然刮来一阵狂风。此风怪矣！起来的真是时候。且又是对着农民军刮去。后来清朝史籍中把这股风称为“神风”。这股风莫非也是机遇？多尔衮立即抓住这股风的绝好机会，挥军出动。万马奔腾。山呼海啸。农民军被这股遮天蔽日的沙尘吹得闭上眼睛，重新睁开时，忽然发现对手已换成剃光了前额的清军士兵，战斗意志一下就垮了。李自成正立于高岗之上观战，一个和尚告他：“鞑子兵！”自成拨马就走。这不是一场战斗，而是一场屠杀。
　　机遇就像阳光，它会公平地照在每一个人身上。捕捉机遇就是捕捉历史。满清没有像英国那样走上一条更新的发展道路，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满人有这个可能。汉人则毫无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指责满人，有点无辜。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知彼。甚至到了二百年后英国军舰打到家门口，道光皇帝和他的臣子们居然都不知道英国在哪里。

　　甲申年，李自成也输在不知彼上。他对形势的错误判断有相当部分基于此。最患不知彼。只知道自己有多强大，不知道敌人有多强大。特别是，敌人的强大要比我们认识的强大还要强大，事情就不可为了。满清虽然是游牧民族，生产力低下，但战争力不低。游牧民族的战争热情和战争能量整整燃烧了几个世纪，摧毁了三个文明。他们不会种地，但是会发明战争机器。马镫就是中国游牧民族发明的。有了这个小东西，所向披靡，竟骑马打到欧洲去了。萨尔浒大战时，明兵的披甲由藤、皮革或荒铁所制，朝鲜援兵的披甲则是纸做的，少数是用柳条做的，而清兵几乎人人皆披精铁制成的铠甲。除护住胸部和背部外，连头、手臂和脚，都被层层防护，甚至连战马也披甲。由于其甲胄非常坚硬，除非用强弓，否则百步之外根本无法洞穿。萨尔浒大战是万历四十七年的事，到甲申年已经过去二十五年了。八旗更精锐。

　　大顺军在漫长的革命战争中也炼成了钢铁。秦地是出过“虎狼师”的。大顺军亦是一支“虎狼师”。我举一例：大顺军的战马平时是不饮水的，而是饮血。杀俘虏的血饮马。马饮惯了血，对水不屑一顾。打仗前一天，往往不饮马，让马特别饥渴。上了战场，战马一旦闻到血腥味，奔腾嘶鸣，眼睛发红，简直像狮子一样。骑这种马陷阵，无不克。这种事到今天想起来也令人毛骨悚然。但大顺军仍远不是八旗铁骑的对手。何止不是对手，完全不堪一击。你想，敌人有多强大？当时有人这样称赞八旗兵：“我国士卒，初有几何？因娴于骑射，所以野战则克，攻城则取。天下人称我兵曰：立则不动摇，进则不回顾。”
　　然而，在郭沫若写作那篇文章的时候，我们不仅知己，而且知了彼。我们比满清幸运百倍。宥于历史条件，满清王朝只能在“坏”与“更坏”之间做出选择，我们则可以在“好”与“坏”之间做出选择。历史机遇一如向满清招手那样向我们招手。明清鼎革的甲申年，中国既存在着国民道德素质问题，也存在着当权者统治素质问题。到了郭沫若写作《祭》文的甲申年，经过鸦片战争来百年的猛醒，经过先贤们的奋斗，二者都达到古人无法企及的高度。按说，伟大的民族变革应当到来。

　　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个伟大的变革，不过不是在纪念甲申三百年的时候，而是在几乎六十年后，鄧小平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在那之前，我们又一次与历史机遇失之交臂。郭沫若在文章中“祭”的那个亡灵真是强悍，不仅在中国游荡，不仅在具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东方国家游荡，甚至一度完全笼罩了我们北方那个庞大的邻国。古希腊创造了城邦政体。秦王朝创造了中央集权的官僚政体。希腊的影响是世界的，秦朝的影响只能是中国的。那个北方邻国创建了现代集权專制，它的影响也只能是中国的，当然阶段性地它也影响了欧洲东部几个小国家。毛泽东曾担心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那毫无可能。在中国复辟的只能是封建主义。过去是，如果根除不绝，将来也可能是。鄧小平的历史功勋不仅是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还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没有“任何进步”的平面循环，使中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转到了与世界发展潮流一致的方向。伟大的改革从来都是伟大精神的产物。鄧小平的精神应该被称作中国历史上的“鄧小平元年”。鄧小平改了我们的内心。内心的变化比政治经济领域内的变化更深远。鄧小平改变了我们的思想。思想才是最性感的器官。

　　今天，机遇再次眷顾中国。中国的安全环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好。自秦汉两千年来的历史中，中国第一次免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自鸦片战争一百六十年来，中国第一次免除了来自海上的威胁；自１８９４年甲午战争一百年来，中国第一次免除了来自东北面那个小岛的威胁。二十一世纪，中国如果能够得到一个完整的百年和平来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国肯定将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我们不应该让任何其它因素动摇这座平台。中国百年来的革命再革命，为的不就是寻找一个和平的环境，使自己更加强盛吗？现在这个时机来了，我们要抓住它，不能让它溜走。不能为局部欢呼。心境最重要。我们要善于改变心情。改变心情就改变了世界。

　　回到甲申年，满清丧失历史机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要从被它征服和反过来又征服了它的汉民族身上去找。于是引出下一个话题：

　　三、一个民族的征服和征服一个民族

　　前面谈到，中华文明一经成熟就丧失了活力，开始衰朽。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能延续至今，少数民族尤其是满族立了大功。每一次民族溶和也可以说是民族征服之后，都是中华文明的高峰。但这座高峰，往往是用鲜血铺就的。

　　甲申年的历史是用汉民族的鲜血书写的。满清贵族踏着汉人累累的尸体步入他们最辉煌的事业的祭坛。明成祖时曾进行过一次人口统计，全国人口为六千万。明末为一亿。而满清入主中原后，到清世祖时又进行了一次人口统计，全国人口只剩下一千四百万人了，锐减了百分之八十多。约六千万人民在明清鼎革战争中遭到屠杀。一个小小的扬州，就被杀害了八十万人。满族征服汉族，始终贯彻一个既定方针：屠杀。对蒙古人和朝鲜人却不是这样。清军占领辽东地区后，先是担心当地穷人无法生活而造反，就把辽东地区的贫民都抓起来杀掉，称为“杀穷鬼”。两年之后，清军又怕辽东的富人不堪压迫而反抗，又把辽东地区的富人几乎杀光，称为“杀富户”。如此大规模屠杀两次，辽东地区的汉民基本殆尽。入关之后，也是一杀再杀。直杀得惊天地，泣鬼神。江山在屠杀中改变颜色。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侵华，完全沿袭了满清灭亡中国的方略――战略一致，路线一致，手法一致，连屠杀都一致。南京大屠杀就是“扬州十日”的现代版。

　　少时读史，为汉人落泪。长大读史，另有滋味。甲申年的历史为何这么悲？一个大国亡于一个小国，怨谁？军队不可谓不多，武器不可谓不精，地域不可谓不广阔，为什么只会望风退？满清入关的时候，满八旗、蒙古八旗、汉八旗、兵力加起来才十七万人。李自成就有百万大军，更遑论明军正规军。汉人上亿。可就是这十七万人，竟斩关夺将，一路凯歌。他们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最大的奇迹。谈及此，作为军人，我几乎忍不住要对八旗军膜拜和顶礼。与此同时我也痛思，我们的祖先怎么了？如何懦弱至极？

　　就在和甲申年同一个时代里，欧洲发生了一件事情：法国路易十四国王率大军对荷兰进行灭国性攻击。荷兰极小，抵挡不住，但誓死不降。荷兰人民挖开海堤，引大西洋淹没其国。宁将全部财产和家园毁于海水，也绝不留给侵略者。随即登上舰船出海，漂流远洋，决不屈服。有古汉人之风。古代汉族人是世界最强悍的民族。先秦史是汉族的青春史。翻开司马迁的《史记》，有记载叛徒的篇章吗？据统计，在汉朝时，一个汉兵可以顶五个匈奴人。到了宋朝，情况颠倒过来，一个金兵可以抵十个宋兵。到了明朝，我看一个清兵恐怕可以抵一百个汉兵了。至清末，甲申年几乎和满清同时登上世界舞台的英国的几千人远征军，绕过大半个地球来打中国，清朝有常备军百万，竟被打得叫饶。是什么改变了我们？是什么使汉民族变得这么不及格？从理论上说，甲申年我们已经被开除过一次“球籍”了。我们在心灵上已经死了，虽然我们在肉体上还活着。我们输掉的是战争吗？我们输掉的是精神。是文化使我们生存至今，不，苟存至今么？有人曾沾沾自喜地说，没有一个民族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而不被同化，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对此，我要唱反调。何止我，先哲们早就唱反调了。黑格尔说：中国是灾荒亡国。他指的才不是自然界呢。鲁迅也说过中国人是“灾民”的话。中华文化最诡谲之处就在于，它很难死，也很难生。它僵而不亡，亡而不僵。犹太人始终固守了精神上的祖国――犹太教。而我们在精神上早失去家园久矣！我们民族的延续主要靠繁殖后代。梁启超说：“中国人种……世界最膨胀之有力人种也。”我们民族的繁殖力特别强，有数量没质量。每当灭顶灾害到来时，数量往往起决定因素。对汉民族统治最酷烈的清朝使汉族人极大地焕发了生殖激情，二百余年人口翻了好几番，至民国接手时，已是四亿五千万了。就是拿到今天来比，也只有印度才能望其项背。这种繁殖是以退化作为代价的。犹太人两千年前是什么样，今天还是什么样。纵是奥斯威辛的大屠杀也不能对他们予以丝毫的改变。我们则变了，变得连自己都认不出自己了。甚至连征服汉族的满清人也变了。清亡时，你到北京街头走一走，到处可以见到遛鸟唱曲的八旗遗老遗少。来自旷野的血性的民族竟被糟踏成这么一副惨不忍睹的模样。唯有郊野中偶尔可见几个旗人在放鹰。从他们豪迈的动作中，以及从猎鹰威风凛凛地捕捉麻雀的动作中，才依稀可见当年努尔哈赤和多尔衮的雄风。

　　中国为什么会屡屡丧失历史机遇？如果说满清丧失历史机遇是偶然的话，汉民族则是必然的。鱼从头烂起。最根本的原因还要从源头上寻找，那就是文化。回顾甲申亡国史，一个庞大的民族被一个弱小的民族所征服，其根本原因也是文化。读懂甲申史，你就毫不奇怪我们民族为什么会独步于世界民族之林外面。

　　宗教当然是重要原因，但那是另一本大书了。读甲申，与其批判宗教，不如批判儒教。在中华民族所遭受的任何一次重大挫折后面，都可以看到一只黑手，那就是儒教。汉族是在汉武帝手中获得这个名称的，但汉武帝对汉民族又是有罪的。秦王朝如果不颠覆，或晚颠覆，中国也许就不是现在这副德性。秦始皇不容儒。当然，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度又与继承他的那个朝代独尊儒术有着某种血缘联系。鲁迅也不容儒。梁启超、林语堂、胡适，都不容儒。毛澤东也不容儒。他说他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澤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孔，虽说有其现实的政治动机，可不含一丝文化反思的成份吗？存疑。儒教确立皇权，皇权确立獨裁，獨裁确立專制。專制是战无不败的。甲申年失败就败在这一点上。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一个奉儒教为宗教的民族则肯定是要堕落的。儒教全部学说的核心在于它的“崇圣性”：所有的思想到圣人那儿已经到头，不能再有了。所有的权力到君主那儿已经到头，不能更换。社会只存在着一个思想，那就是君主的思想。只存在着一个声音，那就是君主的声音。在一个国家，某种思想一旦成为“惟一”，而且“法定”，这个民族就休想再有什么想象力和灵性了。美国总统威尔逊曾说：“会思想的人不会行动，会行动的人不会思想。”而在中国，千年来，只有行动，没有思想。如果有，那就是王家思想。有明一代，由于朱元璋的残暴，中国人“惟上性格”发展到了极致。满朝一片恐怖之声。举国皆是精神奴才。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领袖，就有什么样的人民。崇祯图强，明为什么偏不强？崇祯要天下稳定，天下为什么汹汹？一亿人的脑袋围着一个人的脑袋转，就是最大的不稳定。全盘汉化的清王朝在这方面一点也不比明朝好。它虽然疆域宏大，但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少自由、最少创造力的王朝。

　　上个世纪我们北方那个大国的崩溃，就是思想摧残的结果。它解体的直接原因貌似经济的停滞，其实正是长期的思想控制造成了经济的停滞。那个邻国的执政黨几十年来孜孜不倦地做着一项工作：使人民丧失思想的能力。丧失了思想也就丧失了创造力，甚至丧失了生命力。几十年只能造成二、三代人的智力衰退。几百年呢？几千年呢？思想的专断必然导致权力的专断。在以毁灭思想为要务的时代，思想者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死亡，一是投降。在古代中国，国家为一家之国，一姓之国。甲申之际，顾炎武曾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一朝一姓亡是亡国，全民族为异族征服则谓之亡天下。甲申年的历史是既亡国又亡天下。天下人不能为国出力，故国亡。国家不能保护人民，故天下亡。最浅显的道理是，既然国家是你一家之国，我凭什么拼着一腔热血去保卫它？保卫别人的东西？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家姓史而已。帝王既视国家为私产，人民也视国家为商品。这一点，从北方大邻国的执政黨的解体上也能得到印证。当执政黨宣布解散时，不但广大群众异常平静，而且广大黨员也异常平静。他们并没有失去政权的感觉。人民无主权，政权难持久。人民不把这个政权当成是自己的政权，而看成是当权者的政权；黨员不把执政黨看成是自己的黨，而看成是黨内当权者的黨。绝大多数黨员看着执政黨被解散，宛如像是别的黨被解散一样。这些人除了捍卫自己的利益外，没有捍卫过别的什么。
　　这一点，从明朝皇帝与臣属的关系上得到的印证最无情。明朝最少自由。明朝是一个打的朝代。没有哪一个朝代像明朝皇帝那样喜欢打臣子的。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廷杖”。一言不合，扒下裤子就打。有时候，一百多个大臣被摁在丹墀下，露出一水的白花花的臀部。棍棒飞舞，鲜血横飞，蔚为壮观。朱元璋和他的子孙们视臣属为粪土。对最高贵的士大夫的侮辱往往从最见不得人的私处开始。朱元璋绝对有虐待倾向。到了崇祯皇帝，更上一层楼。某次，一个大臣对自己的错误不承认，崇祯大怒，下令就在金銮殿上用刑。几个内阁大臣连忙奏道：“在殿上用刑，是三百年没有的事！”崇祯皇帝说：“这家伙也是三百年没有的人！”几打死。

　　明朝对臣属压迫最深，而明朝皇帝的下场也最惨。李自成将要杀入紫禁城时，崇祯皇帝击钟呼唤百官，无一人前来。随他在煤山赴死的只有一个太监。李自成找到崇祯皇帝的尸首后，把它放在大路口，没有一个明朝大臣跑去哭泣，只有一个和尚用麦饭做祭品，吊丧。而次日，李自成下令百官报名出来相见，几乎所有的大臣都跑去了，在院子里站着等了一整天，还没见到李自成和刘宗敏的面。史书谈到甲申年这段历史时写道：“百官皆好降。”为何好降？难道和“廷杖”没有一点关联吗？明朝从朱元璋到朱棣到朱由检，开创了屠杀大臣最多、最惨、最无理、最无耻的先例，明朝大臣也开创了所有朝代中最大规模集体投降的先例。大臣的气节真的还不如几个粉面柳腰的*女。

　　还有一个事实我注意到了：离專制中心越近也就是离北京越近，投降的大臣越多，尽节的大臣越少。越往北发生的战斗越少，而越往南则战事越烈。明朝人写的书《甲申传信录》中讲：李自成攻北京，明朝守北京的大营兵四十余万，部将数以千计，“临敌力战，死于疆事者仅二人而已。嘻！”北京陷落时，全国官员自杀者中，南方人多于北方人。具体数目如下：浙江：六人。江西：二人。河南：二人。北直隶只有一人。燕赵之地无悲歌。吴越之地有义士。中国的风向肯定是渐渐南转了。大屠杀都发生在南方。我对音乐是外行，但一听到扬州的评弹，我总有一种挥不去的哀戚之感，隐隐听到八十万生灵的惨痛的呼喊。哀怨中有悲惨。悲惨中有哀怨。袁崇焕是南方人。收拾袁崇焕遗骨掩埋的佘姓义士也是南方人。他再也没有回到南方，一直在北京守着袁督师的遗骨，一守就是十七代。

　　在明朝受尽屈辱的大臣们到了清朝之后，一个个都焕发了崭新的青春。在与自己同胞作战的时候他们表现出来的勇气、谋略和聪明才智，真令人叹为观止。真正打下汉族天下的是汉族人。《康熙传》中指出：“满族人在征服中华帝国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代价，而由汉人中最勇敢的人替满洲人为反对他们本民族而战。”吴三桂在宁远前线，并没有显出多么强的战斗力，可一旦易帜后，变得像豹子一样凶猛，对李自成军百战百胜。吴三桂一直从东北打到缅甸。他的战功只有也从东北打到南中国海的林彪可与其媲美。洪承畴 [注：洪承畴，曾任明朝蓟辽总督，率十三万大军援救被皇太极围困的锦州，在松山大败，被俘后投降。清军入关时，积极为多尔衮出谋划策，并亲统军队平定江南。] 曾被困松山，一筹莫展，但投降后，妙计倍出。传檄定江南。明朝兵部侍郎钱谦益曾投水自杀，可由于“水太凉”而没有死成，也投降了多铎，做了清朝的官。他和写作《圆圆曲》的吴伟业的文艺创作都在入清后达到了新的高潮。钱谦益曾发明了一件样式特别的外套：小领，大袖。一位江南学者问他这衣服代表哪朝风格，钱谦益故作戏语道：“小领示我尊重本朝之制，大袖则不忘前朝之意。”那学者讽刺道：“先生真是两朝‘领袖’！”钱谦益受的羞辱太多了，可他仍滋滋润润地活到八十二岁，这说明他在新朝过得相当好。满清对这些明朝旧臣的最高待遇就是把他们统统放进了《贰臣传》。中国第一部史书黄钟大吕。最后一个朝代撰写的史书则饱含激情描写叛徒。非一个叛徒，一大窝也。

　　專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在我们的文化遗产中，这种由少数人百分之百控制多数人命运的残酷制度既脆弱，又坚强。脆弱是因为其承受不起任何一次外力打击，坚强是因为每当外部打击过去后，它总是枯木逢春。它总是像“一次权力交接仪式，把奄奄一息的專制交给精力充沛的專制。”这就要说到專制下的人民了。專制主义最可恶的一个特点就是愚民政策。要做到这一点唯有高压。高压必造成顺从。顺从必培养奴性。中国的佛教、道教也反智，也愚民，但却不如儒教来得猛烈。儒教已经把中国人培养得有受虐倾向了，并对凌辱有极强的忍耐力。中国人在極權和專制面前是死人。在外国侵略者面前也是死人。人平时没有尊严，战时也很难有尊严。奴隶在奴隶主面前是奴隶，在外国侵略者面前就变成主人了？你做梦吧。

　　甲申年的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一盘散沙的典型场景如下：一群人站在一起黑压压一片，走起路来整齐划一，喊起口号来震天价响。他们最爱喊的口号是“爱国”和“中国人民受屈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对爱国还是卖国的敏感程度要比对專制还是民×的敏感程度高出百倍。由于近代的屈辱使中国人心理存在着某种“不完整”，所以我们一次次说“站起来了”，正是这种心理的反应。思想看起来比疆域还统一。但一旦敌人来了，大家立即作鸟兽散。明末，清军尚未入关，但几次撕破边墙进京畿骚扰作战。孙传庭[注：孙传庭，陕西巡抚，曾在潼关南原设伏大败李自成。李自成只剩下十八骑，逃往商洛山中。] 挟潼关大胜的余威，进京勤王。一天，他的部队与一小队清军骑兵相遇了。明军有几千人，用孙传庭的话讲：“俱为身经百战之士。”清军只有几十人，双方隔着一条河。明军叫骂道：“我操你的老婆女儿！”清兵大笑，从军营中拉出近百名妇女，穿红戴绿，指着说：“这些都是你们的姐妹母亲，都被我们操了！”说着就真在光天化日下干起来。同时有十几个骑兵下河向这边渡来，几千明军吓得魂飞魄散，转身就跑，被踏死的不计其数。

　　專制吃人。人民变成羊。汉民族就是羊。汉民族的膝盖特别容易弯。既容易向皇帝弯，也容易向敌人弯。甲申年，整个中国大地上都飘扬着一股羊的气味。羊群再大，也是羊。狼并不介意它面对的羊究竟是一只还是一群。甚至愈多愈好呢。扬州城破，清军开展大屠杀。扬州顿成地狱。比地狱更难忘的场景是那些人民引颈受戮的场面。史载：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就像一个蒙古兵可以命令几百个波斯百姓互相捆绑起来，然后乖乖地把他们杀掉一样，清兵在扬州也是这样。一个清兵，遇见近五十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 无捆绑) 去杀人场，无一人敢反抗不说，甚至没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

　　相同的情形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南京，一个师的国民黨部队，遇见十六个日本人的小队，就乖乖投降了。几百个日本兵押着几万名国民黨军俘虏去燕子矶屠杀，这些俘虏连逃跑的勇气都无。一位军委副主席讲：在他的老家山东某县，七、八个日本鬼子来扫荡，三、四万军民在“跑反”。

　　为了活命，扬州城那些因美丽而闻名的妇女们，愿意把她们的身体献给清兵而换取生命。有的女人在满城的哀号惨叫中精心梳妆打扮，尔后倚门，向清兵献媚。一个清兵士卒说：“我辈征高丽，掳妇女数万人，无一失节者。何堂堂中国，无耻至此？”清军令这些妇女全部脱光衣服，押走。直到康熙年间，在宁古塔(黑龙江) 或蒙古附近，有人还看见过这些年纪已大、饱受欺辱的妇女。她们操扬州口音，身穿兽皮。她们悲惨的灵魂至今仍游荡在白山黑水间，我深信。

　　曾有一个玩笑，问：猪除了可以吃外，还有什么用？答：可以用来骂人。走笔至此，我突然想，猪比羊出息多了。一个人是杀不了猪的。猪坚决反抗。猪的吼声是绝望而雄壮的。它一辈子只有在被杀时才发出这最后的吼声。杀羊简洁明快。羊知道死期已到，但不反抗。屠户根本不用捆绑，只用手轻轻摩挲羊的头和身子，羊便驯服地躺下。屠户用刀在羊喉咙处轻柔地一抹，血喷出来。羊的眼睛里淌下一行泪水。我们应当学习猪的胸襟。

　　專制社会下的人格多奴性，最少宽容精神。奴性越大，宽容精神越少。缺乏互相信任是我们这个民族一个源远流长的特点。这样的民族总是怯于公战，勇于私斗。中国的内战是世界史上的奇观。我认为，越是内战厉害的民族，外战越不行。反过来说，越是外战不行的民族，内战越凶。孟德斯鸠讲过一句深刻的话：“统治中国的就是棍子。”有人认为此话有双重含义，一是说明统治階級的残暴，二是说明人民的残暴。这一点，在“文化大×命”中暴露得最淋漓酣畅。“一个民族只要干出‘大跃进’和‘×革’这两件事中的任何一件，该民族就能进入‘耻辱吉尼斯大全’而永垂史册。”可我们干了这两件事还不够。“文化大×命”才走，我们已开始遗忘。“文化大×命”是我们民族的文化史，政治史，乃至心灵史，是我们生命中一个永远无可回避的话题。潘岳说：“自建国以来我们所搞的一系列‘革命运动’暴露出来的问题与结果是：自己内部培养的精英层几乎全部被打压，中产階級萌芽也被消灭。”正因为中国没有革封建主义的命，资本主义反过来就顶翻了所谓的无产階級。鲁迅说：“中国爱说自己爱和平，但其实，是爱斗争的，爱看别的东西斗争，也爱看自己人斗争，就是不敢同外国侵略者斗争。”

　　中国的汉*丰富多彩，叫人说不尽，道不完。汉*在哪里？汉*在我们心里。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次大规模的汉*高潮，一次是在甲申年，一次是在抗日战争中。汉*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外国主人面前俯首低眉，百分之百的奴性。二是打内战，征伐自己的同胞时显示出无比的英勇。甲申年，清军兵锋已逼近湖北，李自成被追得如丧家之犬很快就要死在九宫山。可就是在这个关头，镇守武汉的明朝总兵官左良玉还顺江东下，准备攻打南京，美其名曰“清君侧”。南京在什么人手里？南京还在中国人手里嘛。镇守南京的马士英也露出一副汉*嘴脸，说：“我们宁可死在清人手里，也绝不死在左良玉手里！”

　　清军残酷，汉民族在内战中表现出来的残酷性，不让清军。在扬州、嘉定、江阴这些城市发生大屠杀的同时，在汉人控制的地区也发生了大屠杀。几乎在多尔衮重开科举的同时，张献忠也在成都诡称开科取士，在贡院门口设置长绳，离地四尺，将读书人按名册排列，凡站立起来超过绳索的，都被押到西门外青羊宫杀死。先后被杀数万人，贡院中笔砚堆积如山。张献忠讨厌文人，认为文人*诈伪善，所以四川的文人差不多被他杀光了。他曾一天内杀了自己二十名文官。有人认为他杀得太多了，他说：“文官还怕没有人做吗？”

　　张献忠不说也罢，可素以军纪严明号称的大顺军，对老百姓又好到哪里去了呢？大顺军打下安徽桐城，百姓箪壶食浆，以迎义师。一个老农民在城门口拦住几个大顺军战士，絮絮叨叨地向他们讲述自己如何受官府压榨，生活如何凄凉，等等。一个大顺军小头目说：“哎呀，你既然那么苦，何必还活在世间呢？”就把老农杀了。

　　今天汉民族变了吗？答案在汉民族每一个成员心里。我们身上仍然烙着甲申年深深的印记。我们民族是否能经得起另一场甲申风暴？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太多的勾心斗角，明哲保身。西方文化重视与自然斗，所以诞生了一个又一个思想家和发明家。中华文化重视与人斗，所以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整人高手。中国是告密者的乐园。甲申年，江苏有个曾当过官的人，躲到乡下去教书，在胸前刺了“不愧本朝”四个字，又在左臂上刺“生为明人”，右臂上刺“死为明鬼”。一天，他脱衣洗澡，被人看见，立即向官府告发，被处死刑。南京大屠杀时，日本人抓住国民黨军人后，进行甄别。在押的上万人中潜藏着换了服装的师长、团长。日本人喝道：“谁是当官的？站出来！”顿时森林一般的手指向那些真正的师长团长们。结局是一样的：指认人的人和被指认的人都难逃一死。

　　是什么使我们本民族如此相互仇恨和恐惧？我们在这种仇恨和恐惧中消耗了民族精神的大部分资源。中华文化的根是一种低成本生存。什么生命顽强？越低下的生命越顽强，如蝼蚁。越高贵的生命越易折，如狮子。蝼蚁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毁掉了自己，也毁掉了所有的征服者。内战凶猛，还有一个原因是自私造成的。儒家理论看起来最无私的，其实最自私。“君君臣臣”就是“无私”。而專制下，帝王自私，臣民凭什么为公？你经营你的大家，我经营我的小窝。你杀了我，我就是要流血。一个自私的人是不会爱国的。明朝“靖难之役”时，两个大官相约一旦南京城破，就自杀以殉。北兵进城时，城中大乱。大官甲听见大官乙对家人大声喊道：“外面乱糟糟的，你们赶紧把猪栏门关好，小心偷猪贼。”甲苦笑道：“一条猪都这样顾惜，更舍不得一条命了。”

　　中国亡在满清手里是中国的幸运。满清统治了汉族则是满清的不幸。从甲申年汉族的表现来看，这个民族的核心部分早已腐朽变质。它的选择是它的必然。它渴望得到的已经得到了。它必然失去的也全部失去了。性格改变命运。命运改变性格。中国既不能接受自己不能改变的，也不能改变自己不能接受的。既得不到自己所爱的，又不爱自己所得到的。没有任何一种不道德不是心安理得的。没有一个人能听见内在的道德质问。生命的价值低于资源的价值。中国政治内涵于中国文化。一部文明史，本来是人越来越从各种桎梏中解脱出来的历史，因而应当越来越成为人的历史。而我们的文明史，却是越来越把人桎梏起来的历史，因而是桎梏史。中国之落后，实际是一种文化上的落后。文化是一种能力。它强大，却容易被人忽视。文化是社会的镜子，而未来则是文化的镜子。

——读者推荐

【附录】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5/2741/18/82/0_1.html

先重击，再谈判：川普对等关税战略解读

 

　2025年4月2日，川普总统在白宫玫瑰园正式宣布美国将对几乎所有进口商品征收最低10%的基准关税，并将对与美国贸易逆差最大的国家征收更高的 “对等关税”。这一天被白宫正式命名为“US贸易政策的解放日”，而川普称之为“US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子之一”，并称该计划为“经济独立宣言”。

　　此次宣布标志着美国贸易政策发生根本转变。川普提出的对等关税结构性地重构了美国与世界的贸易关系。他说：“我们将设立10%的最低基准关税”，强调这只是美国在多年贸易关系中“他们对我们收取的费用的一半”。白宫同时公布，自4月5日起，所有进口商品将被征收10%基准关税；而自4月9日起，日本与欧盟将分别被征收24%和20%的更高关税。

　　最引人注目的是，CH将面临新征收的34%关税，而这将与川普此前征收的20%关税叠加。也就是说，自4月9日起，CH进口产品的基本关税税率将高达54%。如果包括拜登任期或川普第一任期已经存在的附加关税，可以高达73%。

　　川普宣布，美国将利用关税所带来的巨额收入用于减税和偿还国债。他表示：“多年来，其他国家变得富有和强大，而这些国家大部分是以牺牲我们为代价的，而辛勤工作的美国公民却被迫袖手旁观。但现在轮到我们繁荣昌盛了。”他强调：“我们终于把美国放在第一位了。”

　　他进一步指出，美国长期在全球贸易中“照顾所有人”，而“当你想稍微缩手，他们就会生气”。现在，“我们首先要照顾我们的人民”，“我们确实可以变得非常富有”。他认为，这一关税政策将推动美国制造业回流，并最终导致“更激烈的竞争和更低的消费者价格”。

　　在玫瑰园当天的仪式上，川普身边站着来自钢铁、石油天然气等行业的工人，以及卡车司机等代表。他们象征着这项政策所指向的真正受益者——在全球化浪潮中被边缘化的美国劳动阶层。

　　与此同时，市场反应复杂。由于川普将征收高于预期的关税，市场下跌。股指期货在周三晚间盘后交易中下跌逾 2%。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期货下跌 2.3%，约 1,000 点，纳斯达克 100 指数期货下跌 4.2%，标准普尔 500 指数期货下跌 3.4%。

　　分析人士认为，市场对这项政策的最终反应取决于川普政府的真正意图。如果这是一次结构性重建，旨在推动美国制造业回流、提升本土产能、长期减少对其他低成本国家的依赖——也就是说，如果关税是长期性的，意在“重构美国制造”，那么市场的反应将会剧烈，投资者将重估全球供应链与企业利润模型。

　　但如果关税只是作为谈判筹码，用于迫使其他国家重新签署更有利于美国的协议，那么其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将更可控，市场波动也将相对有限。

　　目前来看，市场普遍判断川普会在这两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既保留战略强度，又避免引发不可控的经济与通胀冲击。

　　川普政府的核心官僚团队，尤其是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明确表示对等关税有三大目标：其一，纠正长期不对等贸易规则，尤其是那些对美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但自身享受零关税待遇的国家；其二，作为减税之后新收入来源，用于弥补联邦预算赤字并削减冗余开支；其三，是作为战略谈判筹码，迫使主要贸易伙伴在其他议题上作出让步，包括Fentanyl流入、知识产权保护与非法移民合作等。

　　尽管政策方向明确，反对声音亦不绝于耳。自由贸易派经济学家和主流媒体迅速表达不满。反对者普遍认为：第一，关税是对消费者征税，最终将导致物价上涨，伤害中产阶级；第二，这会引发贸易战，导致出口行业遭受报复性打击；第三，将扰乱全球供应链，加剧通胀风险，甚至引发经济衰退。

　　此外，一些民主党议员公开抨击川普“攻击盟友”，尤其对欧盟、日本等传统伙伴施加高额关税。他们的批评集中在美国与全球盟友关系的紧张与可能产生的地缘政治影响，而对这些措施可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国内制造业压力、改善就业状况则反应冷淡。

　　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曾经以工人阶级政党自居，在20世纪的多数时期中代表着钢铁工人、装配线工人和劳工联盟的声音。然而面对这场关税改革，一些民主党领袖更强调“全球合作”“国际规则”和“联盟稳定”，却鲜有声音认真探讨美国本土制造业长期萎缩的现实。

　　批评者指出，这种倾向反映出民主党在全球化时代身份的变化——从一个代表工人利益的政党，转向更加关注金融、科技和外交领域精英利益的联盟。这也是为何对等关税政策在部分产业工人群体中获得了超出预期的支持。

　　从政策本身来看，此次关税改革旨在通过调整进口商品成本结构，促使制造业投资更多向本土转移，同时提升政府财政收入和谈判筹码。无论成效如何，其目标是在当前的全球分工体系中，增强美国在部分关键领域的产业主导力与应对能力。

　　而这场政策革命的背后，是三十年来美国制造业外移、产业空心化、工人阶层被抛弃的深刻反思。从匹兹堡到底特律，从钢铁厂到装配线，无数家庭的希望与尊严被挤压殆尽。这项关税调整，能否实现制造业回流、提升产业就业，还需依赖更多后续政策的配合与市场反应。但它确实反映出政府对长期制造能力外移、供应链依赖外部的不平衡现象的重新评估与应对。

　　这就是4月2日的意义。它不仅是政策层面的调整，更标志着美国在面对全球贸易结构和本土产业能力问题上，试图进行方向性修正的一次尝试。

　　展望未来，政策的后续走向将取决于川普政府下一阶段的战术安排。可以预期，这轮强势的对等关税更像是“先猛击一棒”的开场，其核心目的仍是推动贸易谈判。正如川普在过去处理贸易协议时所展现的策略，这一系列关税，很可能是为与各主要贸易伙伴重新协商条件争取筹码。

　　未来几周内，我们有望看到美国与欧盟等国展开双边谈判，越南，柬埔寨，泰国非常可能单方面大幅减低关税，个别商品或行业可能获得临时豁免，类似于当前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安排。财政部长已经明确警告各国不要采取报复措施，其实也隐含谈判空间的存在。这一政策的真正考验，不仅在于施压的有效性，更在于美国能否通过谈判实现产业回流与经济利益的再平衡。US-CH之间的“煮酒论英雄”时刻估计也指日可待。

　　曾在乔治·W·布什总统任内担任商务部长，卡洛斯·古铁雷斯的访谈对话可以给我们提供参考：

　　主持人：你怎么看待当前这些关税措施，以及它们对美国经济和贸易的最终影响？

　　古铁雷斯：我会说，就像大多数人一样，这次的力度比我们很多人预期的要强一些。但这只是第一步。所以我预计，也可以说我假设，这些关税不会持续太久，不会维持到一个月、两个月之后，肯定不会延续到今年下半年。因此我属于认为这是一场大谈判开端的那一派。

　　我会把这些关税分成四类。

　　第一类是汽车，其实主要涉及的是墨西哥、加拿大和德国。韩国和日本如今对汽车已经不再征收关税了。所以关于墨西哥和加拿大，很可能会通过《美墨加协定》（USMCA）来解决。虽然该协定正式定于2026年审议，但希望在接下来一两个月内就提前推进。汽车问题将会被纳入到那场讨论中。至于德国，目前是他们对我们的汽车征收10%的关税，而我们只对他们征收2.5%。这点是可以通过谈判调整的。而这不仅仅是要把生产带回美国，还涉及到市场准入。如果德国降低他们的关税，美国企业就可以更好地进入德国市场。

　　第二类是对等关税（reciprocal tariffs）。这完全是为了谈判服务的。所以我们接下来会不断听到关税的消息，总统已经为他最擅长的事情设定了舞台——他将在可预见的未来，每天与这些国家进行一对一的谈判。

　　这点很有意思。我们要思考，这些关税到底是为谈判准备的工具，还是永久措施？例如昨天，越南就大幅度下调了他们的关税制度。但总统并没有提到这一点，而且他仍然把越南列入了那些被征收高额关税的国家名单中。这在我看来说明，总统可能会利用越南本来就打算做出的调整，来宣称这是一场胜利。而总统正在寻找胜利，有这么多国家参与，我相信他最终会拥有一连串可以用来宣传的胜利成果。

　　第三类关税，是对所有国家统一征收的10%关税。这一类很有意思。我不会简单地认为它只是为了阻止供应链转移而设下的。

　　第四类，我会单独列出，就是CH。我不会把CH和其他这些国家归为一类。CH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议题，它需要特别的谈判。这不会只是打一通电话谈谈汽车的问题。那将是一场更重要、更具影响力的交涉，未来走向也很难预测。它可能是一个贸易协定，也可能是一个更大规模的议题。但毫无疑问，这次的力度比我之前想象的要大。

　　不过每一类都有它的组成部分，也都有它的解决路径。我不认为这些关税会持续到今年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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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解读川普的关税和经济计划：塔克采访美国前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1990年代以来的这场全球化实验和自由贸易政策不仅导致财富转移、经济增长放缓、技术衰退，还严重破坏了美国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贸易政策，并采取措施来保护美国的经济和工人阶级。

Mar 21, 2025

【摘要】采访探讨了当前全球贸易体系的失败，特别是对美国经济和工人阶级的影响。莱特希泽认为，贸易应该是一种互惠的交换，但现实中，一些国家（如中国）采取工业政策积累财富，而美国则长期出现巨额贸易逆差，导致财富外流。美国的“国际投资头寸”已恶化至负23.5万亿美元，显示出财富长期向海外转移。

除了财富流失，美国经济增长也受到了严重影响。自2000年以来，美国GDP增长率超过3%的年份屈指可数，而这一趋势与极端自由贸易政策和全球化的推行同步。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也大幅下降，在64种关键技术中，美国在57项落后于中国。这种趋势反映出美国在多个领域失去了竞争力，如半导体、计算机硬件、稀土和太阳能等行业。

贸易政策的失败对美国工人阶级造成了巨大伤害。文章指出，美国三分之二的工人只有高中学历，他们的工资停滞不前，就业机会减少，甚至平均寿命缩短。此外，贫富差距迅速扩大，最富有的1%人口所拥有的财富首次超过了中产阶级的总财富。这种现象正在威胁社会稳定，并可能引发更深层次的社会危机。

莱特希泽回顾了美国的贸易历史，强调美国曾通过高关税和产业政策建立了经济优势。但二战后，美国采取自由贸易政策以帮助重建欧洲和日本，这一体系最终导致美国自身衰落。尤其是1990年代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乌拉圭回合协定，以及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等政策，加速了美国制造业的流失，并使得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恶化。

莱特希泽认为，这种全球化模式的推动者主要是精英阶层，他们关心的是优化价格和利润，而不是国家利益或普通民众的福祉。《华尔街日报》等媒体一直在为自由贸易辩护，忽视了其带来的实际后果。而川普之所以能当选，是因为他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危机，并提出了保护美国工人和经济的政策。值得一提的是，川普从35岁就开始推动这一理念。

莱特希泽最后强调，当前美国已经陷入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危机，必须重新评估贸易政策，采取更具保护主义色彩的措施。否则，美国的经济衰退、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不稳定将持续加剧，最终影响整个国家的未来。

0:00 为什么我们需要重新实施关税？

6:10 美国工人阶级的缓慢衰落

13:35 唐纳德·川普修复经济的计划

14:26 是否存在有组织的行动来摧毁美国的自由市场？

19:53 愚蠢的“三部曲”

26:12 我们正处于经济紧急状态

32:16 平衡全球贸易的三种方式

34:45 美国能否再次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强国？

38:47 为什么莱特希泽的观点与建制派经济学家不同？

49:13 华盛顿和大企业如何从中产阶级的衰落中获利？

56:44 川普普关税计划的两个部分

1:03:25 关税会导致通货膨胀吗？

1:07:50 与中国的经济战争

1:11:49 中国如何试图规避川普的关税？

1:25:50 如何重新建立与俄罗斯的经济关系？

1:31:34 关于纳斯达克，你被灌输的谎言

请订阅油管支持陌上：https://www.youtube.com/c/MOSHANGUSA

【中文字幕】

谢谢你邀请我来解释这个问题。我唯一的挫败感是，我相信白宫正在做的事情是正确的，但我认为没有足够多的美国人理解这一点。

我也认为，没有人比你更擅长解释这个问题。你曾担任贸易代表，能否谈谈我们当前的贸易体系存在哪些问题？为什么实施关税、重新思考贸易政策如此重要？

这是一个核心问题，塔克，谢谢你的邀请，很高兴能来这里与你交流，我是你的长期粉丝。我认为我们首先要问的问题是：这个体系是否失败了？对我来说，答案是肯定的，而且是一个坚定的“是”。我从两个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

首先，从理论上讲，贸易应该是这样的：你出口以换取进口，这样才能获得贸易的好处。你做你擅长的事，我做我擅长的事，或者说，我做你不那么擅长的事。通过这种方式，我们都能提高生活水平。但现实是，全球贸易体系已经演变成另一种模式——少数几个国家（美国是其中最大的一个）拥有开放的资本和贸易体系，而其他国家则采取工业政策，不是为了提高本国公民的生活水平，而是为了积累财富。这些国家的目标是获取财富，以便收购美国的资产、技术和其他能够带来财富的资源。

我认为该体系的失败点之一在于，它导致了美国财富的巨大外流，这主要体现在贸易逆差上。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贸易体系不应该长期出现巨额逆差。短期内，一个国家可能对某些国家有贸易逆差，而对另一些国家有顺差，但一个国家每年都出现数千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是不正常的。现在，美国的贸易逆差被计算为大约7,000到8,000亿美元，但如果用更合理的方式计算，实际数字可能在1万亿到1.25万亿美元之间。这意味着美国人的财富正在被转移到海外，以换取当前的消费，而这一切并非基于经济规律，而是由于其他国家的工业政策，而我们在这方面毫无防御能力。

你可能会问，这种情况长期来看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我们应该担心？这里有一个衡量指标，叫做“国际投资头寸”（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它衡量美国人在全球范围内拥有的资产总额，与外国人在美国拥有的资产总额之间的差额。这个数值目前是负23.5万亿美元。如果回顾20年前，这个数字大约是负3万亿美元。换句话说，在过去20年里，我们已经向海外转移了大约20万亿美元的国家财富，也就是未来的收入。

让我再解释一遍这个指标，它衡量的是：美国人在海外拥有的资产总额，减去外国人在美国拥有的资产总额。这是一个真实的数据，不是我自己编造的，而是长期以来就有的官方统计数据。

外国人拥有的23.5万亿美元资产，主要包括美国的债务、企业股权、房地产等。其中，债务是最大的一部分，但外国人也持有大量美国公司的股份和不动产。这些资产中，有一部分属于外国直接投资，比如外国公司在美国购地、建厂、创造就业。但大部分资产只是金融投资，比如他们购买美国的股票和债券。

回顾美国的历史，特别是二战后，美国之所以被认为是富裕国家，是因为美国人在海外拥有的资产总额远远超过外国人在美国拥有的资产。然而现在，美国已经变成了“穷国”，因为我们净亏损了23.5万亿美元的财富。

这个问题在2003年就已经被关注。当时，沃伦·巴菲特撰文警告贸易逆差的问题，指出这将导致美国的国际投资头寸恶化，也就是财富转移的趋势。2003年，这一数值还是负2.3万亿美元，如今已经恶化了10倍。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自从巴菲特提出这个警告以来，美国的贸易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而不是得到解决。

这就是当前体系的第一个重大问题，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如果再看看第二个问题，这个体系还极大地拖慢了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

让我们看看数据：从1960年到1980年，美国有14年GDP增长率超过3%；1980年至2000年，又有14年GDP增长率超过3%。但从2000年至今，只有3年GDP增长率超过3%，其中还包括一次由于新冠疫情导致的短暂增长。这意味着，在过去18到19年里，美国几乎没有真正的高增长时期。而这种经济增长的放缓，正是与1990年代以来极端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加剧的时期相吻合。

因此，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财富向海外转移，美国自身变得更贫穷，我们还看到经济增长的放缓。同时，我们在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也在下降。

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来看待这一点。首先，美国发明了个人计算机，但现在几乎不再生产任何计算机硬件，而是依赖外国供应链。美国发明了半导体，如今全球半导体产量中，美国仅占8%，而曾经我们是行业的主导者。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稀土、太阳能板、核能等领域，美国不仅失去了领先地位，甚至在许多行业中彻底退出了竞争。

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来自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他们追踪了64种关键技术，其中美国在57项技术上落后于中国。这些技术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等。如果回顾15年前，美国仅在3项技术上落后于中国。但在过去的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浪潮中，美国的技术竞争力大幅下降。

但最严重的影响，是美国工人阶层的生活质量大幅下降。美国三分之二的工人只有高中学历，这不是一个边缘群体，而是美国社会的核心。然而，他们的就业机会减少，工资停滞不前，过去25年几乎没有增长，只有川普执政时期有所回升。更糟糕的是，这些人的平均寿命也在缩短。安格斯·迪顿和安·凯斯在《绝望之死》（Deaths of Despair）一书中指出，由于酗酒、毒品和自杀问题，这部分美国人的平均寿命比过去减少了8年。而在我年轻的时候，这一群体的预期寿命比其他群体只少1年。

此外，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正在迅速扩大。过去，美国的中产阶级占据社会的主流，大家都觉得自己是中产，无论贫富差距如何，我们都有一种共同的归属感。但今天，美国社会的财富分配出现了极端的两极分化。

总的来说，这场全球化实验和自由贸易政策不仅导致财富转移、经济增长放缓、技术衰退，还严重破坏了美国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贸易政策，并采取措施来保护美国的经济和工人阶级。他们小时候都一起打过小联盟棒球，他们都认为自己成功的机会差不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然而，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的财富超过了中间60%的人口的财富总和。这种情况以前从未发生过。

如果我们把这些想法结合起来，并参考奥古斯丁的观点，我们会发现，从2000年开始，也就是超级全球化爆发的时期，美国的孩子们不再能期望自己比父母活得更久、比父母更富有。过去，我们都认为自己会比父母过得更好，寿命更长，但这已经不再是真实的了。

我可以列举一个又一个的数据点。例如，当我上高中的时候，最富有的1%人口的财富大约是中位数个人财富的30倍。而现在，这个数字变成了72倍。这种情况似乎正在为社会不稳定，甚至革命埋下种子。其他国家曾经历过类似的情况，而我们总觉得美国免疫于此，但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这些危机——财富的转移、技术的变化、经济增长放缓，最重要的是对劳动阶层的影响——正是罗纳德·里根当选的原因，这可以追溯到那个时期的历史。同样，这也是唐纳德·川普当选总统的核心原因。里根总统吸引了所谓的“里根民主党人”，我们都记得那些人，那是民粹主义浪潮的开始。而到了2000年代，这些人已经形成了一场运动。这场民粹主义运动就是川普崛起的关键原因。值得一提的是，川普一直以来都在关注并担忧这个问题，从他35岁开始，他就一直在讨论这个话题。

在我看来，这正是川普的核心理念。他的观点是：“我们正在被剥削，我们的工人正在被坑害。这不是因为他们懒惰或愚蠢，而是因为我们的体系很糟糕，这个体系正在伤害他们，并破坏我们的国家稳定。”所有这些数据都支持这一观点。一旦你意识到这一点，你就会明白，必须做些什么来改变现状。

经济的首要目标显然是国家安全，但除此之外，经济的作用是合理分配资源和财富，以确保尽可能多的美国人过上最好的生活。然而，我们已经失去了这一点，我们彻底失去了它。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结果，也不像是我们自然演变至此，反而更像是被有意引导到这个境地的。这背后是精心的计算和意识形态的推动，而这种意识形态至今仍然存在，最明显地体现在《华尔街日报》的社论页面上。

让我直言不讳地说，《华尔街日报》是一家充满虚伪和谎言的报纸。即使你喜欢它，你也会发现，它始终坚持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他们一直与华盛顿的几乎所有人一起推动自由贸易，宣称自由贸易是通往繁荣的道路，甚至把它当作一种道德准则，认为放弃自由贸易是可耻的。这种观念到底是怎么来的？你在华盛顿待了这么久，肯定对此非常了解。

首先，我想说，《华尔街日报》在社论中点名批评我超过30次。我相信你也遭遇过类似的情况。我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成为了他们攻击的目标。我经常说，他们的社论页面的观点多元性，大概介于《真理报》和《人民日报》之间。他们坚持自己的立场，从不动摇。

那么，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一些人的误判，但更重要的是，这是因为富人推动了这一进程，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样做有利可图。我并不认为他们是故意想要伤害美国，我认为他们只是根本不在乎。比如，他们不在乎谁拥有美国的资产，他们不在乎我们的财富有多少流向了劳动人民。这些对他们来说根本不是衡量标准，他们关心的是如何优化价格，如何最大化消费。

而这正是你我，以及许多保守派人士和劳工民主党人所反对的。我们关注的是价值观，是保护美国伟大的东西。我们不只是追求物质主义，不只是为了优化价格、最大化消费。这种思维方式，加上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即利润被迅速抽离，让少数人暴富，而不考虑对其他人的影响），导致了我们今天的局面。

如果你回顾历史，贸易的发展可以从很久以前讲起，但对我们而言，更重要的是，美国从19世纪初开始，主要依靠“美国体系”变得越来越富有。这一体系的核心理念来自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包括关税和补贴（补贴的形式包括运河、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但关税是其中的关键部分。

到1870年，美国开始实现贸易顺差；到1890年，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这种模式一直持续下去。从林肯到富兰克林·罗斯福之间，美国基本上只有两位民主党总统，而在这段时间里，关税一直是经济政策的重要工具。当然，期间也有起伏，我们可以讨论这些细节。

但到了二战后，我们面临新的挑战，我们需要重建欧洲，需要稳定日本，同时与苏联对抗共产主义。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贸易体系。这一体系的基本理念是：大家都降低贸易壁垒，长期来看大家都会变得更好。这个想法在某些时候奏效了，但在另一些时候并没有。当我们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期时，我们开始看到美国的情况越来越糟，贸易逆差开始出现。

你可能记得，尼克松在1971年对全球征收关税，以实现美元与黄金脱钩（我们可以深入探讨这个话题）。这一举措是当时的一大信号，代表着美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到里根总统执政时，美国已经流失了大量工作岗位。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而我们仍在为此付出代价。我们的工人阶级人群感到不安，正如我所说，与许多地方不同的是，这就是我们，占比大约 65% 到 70% 的人群。然后，柏林墙倒塌了，人们认为历史已经终结，从此一切都会变得更好，我们都会成为民主国家，都将拥有开放的市场，前景一片光明。你还记得弗朗西斯·福山和其他那些愚蠢的人吗？是的，他们都认为一切会好起来。

然后，我们迎来了克林顿和老布什政府的尾声——我不想完全党派化，所以也要提到老布什政府的末期——然后进入克林顿时代，我们迎来了我所谓的“三重愚蠢”政策。首先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然后是《世界贸易组织乌拉圭回合协议》（WTO Uruguay Round），最后是最愚蠢的决定——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这些政策基本上都是在克林顿时期出台的。

至于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克林顿政府推动了它，最终在克林顿政府期间通过。1997年，我为《纽约时报》写了一篇文章，你可能还记得，在克林顿连任期间，有关印尼资金流入克林顿政府的争议。我当时在文章中指出，这不是印尼的钱，而是中国的钱。那么中国想要什么？他们想要最惠国待遇，并希望加入世贸组织（WTO）。如果他们成功了，美国的就业岗位将不再安全。这是在1997年。

快进到后来的投票，克林顿在推动此事，而该政策的通过实际上得到了更多共和党人的支持，而非民主党人。那时，共和党人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比民主党人更糟糕，虽然现在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学到了教训。这些政策最终得以实施，导致美国失去了500万个制造业岗位，工资增长基本停滞，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工人阶级的处境越来越糟糕，而整个国家也因此受损。你可以说这个体系在此之前已经开始恶化，但这些政策就像是给恶化的体系注入了兴奋剂。

问题在于，他们错判了经济演变中最关键的一个因素——人性。他们对其他方面的理解可能是正确的，但他们忽视了人性，这是他们一贯的错误。然后，我们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看到了非常糟糕的后果。

到了2016年，川普总统当选。正如我所说，他从35岁开始就一直在抱怨这一问题。他成功地激发了一场民粹主义运动，并最终赢得了选举。然后，2020年发生了新冠疫情，这场危机影响了我们的选举。现在，我们有机会做出实质性的改变。

最根本的问题是，这个体系已经失败了，不仅让整个美国受损，更严重伤害了我们的工人阶级。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至少25年，并且正处于极端状态。当一个发达国家的预期寿命下降时，我认为没有比这更清晰的紧急警告信号了。这是无法造假的——人们正在死去。而我们是七国集团（G7）中唯一一个人均寿命低于 80 岁的国家。所谓的“世界最富有国家”，竟然有如此短的寿命。这是一个绝对的危机。

收入不平等问题也是一个真正的危机，它正在改变我们的国家。无论你是富人还是穷人，这都不是你希望你的孩子生活的国家。这已经不是美国了，我们必须做点什么。我相信，这正是川普总统及其政府中有见识的人所关心的问题。一个高度阶层分化的社会不仅对穷人不利，对富人同样有害。

你去澳大利亚待上三周就会发现，尽管这个国家也有很多问题，但它仍然是一个中产阶级占主导的社会。你可以从人们的交流方式、态度中感受到这一点——大家仍然有一种共同奋斗的精神。而在美国，随着社会结构日益向金字塔形发展，这种平等主义精神正在消失。这是我一生中看到的最大的变化——中产阶级不再是社会的多数，而美国赖以成就的那种平等精神也在逐渐消失。这种“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平等主义”是美国的独特之处，其他国家并不具备这种特质。但现在，它正在消失。我完全同意，这让我对那些掌权者无视这些问题感到愤怒。那么该怎么办呢？

首先，你必须承认我们有一个问题。其次，你要弄清楚问题的本质是什么。问题在于其他国家的产业政策。这一点非常重要，塔克。总统和其他一些人会说，关税是不同的，他们通过关税在剥削我们，这当然是真的。但就全球经济，尤其是美国受到的伤害而言，最重要的并不是关税。关税是最直观、最容易看到的部分，但真正的问题远比这深刻得多。因此，即使最终实现了关税平衡，美国依然会遭遇灾难，根本无法解决核心问题。

那么，哪些产业政策在倾斜竞争环境，使所谓的开放市场、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变得不可能呢？它们涵盖从银行体系到劳工制度等多个方面。比如，在中国，他们的银行系统要求你存钱，并设定低利率，从而使银行能够以低于市场的利率向制造业提供贷款，这种做法鼓励了制造业的发展。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几年前这类贷款的总额约为600亿美元，而最近一年，这一数字已增长至近7000亿美元。

此外，还有劳工体系的问题。如果一个体系让劳动力无法获得应得的收入份额，那就会导致工资水平被人为压低，比如中国的户口制度，它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使工人的收入停滞在原地。而且，这还包括禁止工会、限制组织权利等诸多问题。除此之外，还有政府补贴、市场准入限制、不符合科学标准的贸易壁垒、增值税、税收体系，以及货币操纵等。这些因素的影响远远超过关税。如果美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税都降为零，我们依然不会拥有强大的制造业和中产阶级，因为所有这些其他因素仍然会给他们带来不公平的、不符合经济规律的优势。

川普总统曾在他的演讲中明确指出，问题不仅仅是关税，还有其他各种因素。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正在审查这些问题。过去我们曾倡导“自由贸易”，后来又提到“公平贸易”，但现实情况是，公平贸易很难实现，因为有太多扭曲市场的手段。最终，我认为我们需要的是“平衡贸易”（balanced trade）。全球范围内，国家不应该长期维持巨额贸易顺差，中国是最典型的例子，德国、爱尔兰等国家也正在走上这条道路。这种长期贸易顺差应该受到限制，而长期贸易逆差的国家应该有机会恢复平衡。

那么，如何实现贸易平衡呢？基本上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沃伦·巴菲特在2003年提出的“出口-进口凭证”制度。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浪费国”（Squanderville）和“节俭国”（Thriftville），文章很精彩，值得一读。巴菲特的建议是，进口商必须用出口凭证来换取进口资格。例如，你想进口T恤，就需要去钢铁厂获取出口凭证。这种机制可以确保贸易平衡。

第二种方法是对资本流入征税。每年约有23.5万亿美元的资本回流到美国，它们用于购买美国资产。如果对这些资金征税，使其价值从1美元变成0.8美元，这样就能减少其他国家通过贸易顺差获取美元的动机。这被称为“资本准入费”（capital access fee），已经有人提出过这个方案，它同样可以有效实现贸易平衡。

第三种方法就是关税。我个人更倾向于关税，原因有三：首先，人们能够理解关税的运作方式；其次，全球各国早已有成熟的关税体系，可以立即执行；第三，它在法律上更具可行性。每个国家都有处理关税的法律程序，因此，实施起来相对容易。

归根结底，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公平的贸易体系，确保所有国家都不能长期维持巨额贸易顺差，否则美国的中产阶级将无法生存，我们的制造业也将继续衰退。因此，我们必须采取行动，调整政策，恢复公平的贸易环境。它们是三种方法，它们是灵活的，你可以根据需要调整它们，以实现贸易平衡的目标。但无论是哪种方式，它们都能奏效。而且我认为，很明显，总统认为关税是最简单、最易理解的方法来做到这一点。目标必须是抵消所有的不公平现象，并逐步向贸易平衡迈进，最终实现平衡贸易。如果我们实现了平衡贸易，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增加约一万亿美元，这将是一个巨大的经济繁荣，其中大部分，甚至很大一部分，将体现在制造业以及由制造业衍生的产业上。这正是总统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使用关税来推动贸易平衡，从而改善国内财富分配，使工薪阶层获得更高比例的财富，并带来由此产生的经济繁荣，从而减少长期存在的大规模贸易逆差。

我认为，华盛顿的一些人，至少有些人，已经放弃了美国重新成为制造业强国的想法。但我认为这是根本错误的。首先，他们会说制造业并不重要。事实上，有些人确实持这种观点。哦，当然，有一些人仍然这么认为。除了人工智能（AI）领域，几乎所有领域的人都持这种观点。然而，这种观点完全错误。我们这些有类似想法的人，包括总统本人，都认为制造业至关重要。

第一，制造业的工资更高，福利更好，员工的工作稳定性更高。对于那些不会成为外科医生或宇航员的人来说，制造业提供了可行的职业选择。

第二，制造业雇用了大约80%的美国工程师，占据了约90%的私营部门研发投入，在生产率增长方面的贡献也远远高于其他行业。换句话说，无论如何衡量经济发展，制造业都能提供极大的推动力。每个制造业岗位大约能带动八到九个其他行业的就业岗位，而且这些都是良好的就业机会。

最后，创新需要制造业的支持，国家安全同样离不开制造业。这不仅意味着能够制造炸弹和潜艇，还包括生产钢铁、汽车、电池、太阳能板以及半导体芯片等。这些产品的生产能力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战备能力，甚至更重要的是，决定了它能否有效地威慑战争，防止战争发生。因此，那些认为我们已进入“后工业时代”的人是完全错误的。

此外，这些人根本不在乎美国的产业归谁所有，也不在乎财富如何分配，更不在乎美国是否在技术上落后。他们只关心优化消费。如果你不在乎谁控制着国家，也不关心国内人民的生存状况，那么可以合理地推测，你并不真正热爱这个国家。那么，为什么这些不热爱国家的人会掌权呢？这是一个好问题，我想你和我在这个问题上会有很多共识，尽管我对此的研究可能不如其他方面深入。

我认为，这些人中，有些人对美国的历史不满，认为某些历史事件证明了这个国家的错误；有些人则认为美国的繁荣是理所当然的。除此之外，还有一类人，他们是典型的全球主义者，不仅在经济上推崇全球主义，在地缘政治上也支持全球化，他们没有意识到世界上存在一些试图掌控世界的力量。而这些力量如果成功了，对美国将是毁灭性的。

许多年前，在冷战初期，美国曾经有一个团结的目标，我们知道自己正处于一场冷战之中。而如今，我认为我们正在经历第二次冷战，但国内的“第五纵队”比以前多得多，内部的分裂也更加严重。

那么，在华盛顿，持我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有多少？我的观点在华盛顿有多么不合群？我经常被问到，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经济观点？有些人说，这是因为我来自俄亥俄州的阿什维尔（Ashtabula, Ohio），这是最早被全球化摧毁的城镇之一。而事实上，这样的城镇在全美有无数个。

阿什维尔曾是一个繁荣的小镇，位于克利夫兰和宾夕法尼亚州伊利之间，它是一个港口城市，曾有钢铁加工厂，生产许多汽车零部件。例如，科尔维特（Corvette）跑车的玻璃纤维车身曾在这里制造。这个城市曾经是一个工业枢纽，铁矿石从五大湖运到这里，再通过铁路运往匹兹堡炼钢。农业也占据重要地位，还有大量的机械制造业。然而，这座城市最早受到日本制造业崛起的冲击，日本的产业政策大幅补贴国内制造业，同时压低本币汇率，从而夺走了美国的制造业就业机会。川普总统对此深有体会，因为当年最早受到影响的就是日本制造的汽车和工业品。当时的问题并不是日本的产品更具竞争力，而是他们人为操控汇率和产业政策，最终导致美国工厂倒闭，工人失业。

那么，现在阿什维尔的状况如何？在我的书里，我谈到了这个问题。我必须小心措辞，因为我仍然热爱我的家乡。但现在，它的贫困率可能在35%到40%之间，大学毕业率可能只有15%到20%。但要知道，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阿什维尔，而是遍布整个美国。你去任何地方都能看到这样的社区，这些地方曾经充满希望，人们有体面的工作，能够养家糊口。而现在，他们再也无法做到这一点。

有一种观点认为，其他行业已经填补了制造业留下的空白。哈佛大学的戈登·汉森（Gordon Hanson）等人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某些地区的就业确实有所恢复，但新增的就业机会主要集中在低端医疗行业等低薪岗位。换句话说，工作机会回来了，但那些岗位远不如制造业岗位那样体面。过去，一个普通工人可以靠工资买车、买房、养家，如今，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了。

拥有体面的工作，是一个国家健康、强大和稳定的关键。制造业与简单的金融行业不同，它赋予了工人尊严，创造了有意义的工作机会。我们需要一个国家，让父母对孩子的未来充满希望，让孩子以父母的工作为荣。而这正是我们正在失去的。

过去，在阿什维尔的工厂工作的工人，包括农民，都是骄傲而勤奋的人，他们可以自豪地告诉孩子：“我的父亲是这样的人。”然而，这种骄傲和尊严，如今正一点点消失。他在革命战争中战斗过，他比乔治·华盛顿大两岁，是个老兵。他曾在特伦顿战役中作战，也在瓦尔福奇经历了艰难岁月。这家伙——你知道的——在普林斯顿战役中，他和他的两个孩子并肩作战，他们当时年纪还很小，全家三人一起站在战斗的前线。他服役了三年后退役，到了那时，他应该已经48岁了，在当时算是非常年长的人了。而他的孩子们则继续战斗，直到最终的约克镇战役。

时光快进了好几代人——实际上，比你想象的要少几代——但我提到这一点，是因为这件事虽然与我们当前的讨论无关，却非常有趣。再往后看，我们会发现，我父亲和他的兄弟是在200多年后家族中第一批上大学的人。他们都成功考入大学，并最终进入医学院。我父亲29岁才大学毕业，因为在此之前，他一直在钢铁厂工作。最终，他从西弗吉尼亚大学毕业，然后进入纽约大学医学院。这完全就是美国梦的写照。

那么，他是怎么来到阿什塔比拉镇的呢？他们家原本来自俄亥俄州的另一边，我想他在阿什塔比拉认识了一些人。这大概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但说到这件事，有个特别有趣的地方——我的曾祖父的祖父，我父亲这一边的家族，我的曾祖父的祖父在1814年参加了巴尔的摩战役。你仔细想想就会觉得不可思议，这就像是一群年长的人一代接一代地生孩子。我告诉别人这件事时，他们往往觉得不可能，但这确实是真的。而且，这位战斗过的祖先还有一些同父异母的兄弟，他们曾参加美国独立战争。这真的很惊人，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那么，这个家族里还有“莱豪瑟”（Lighouser）这个姓氏的人吗？

在这个小镇里已经没有了，没有人在镇上了。你在这里上的高中吗？不，我没有。我去了克利夫兰附近的一所寄宿学校，一所天主教男校。

那镇上还有你认识的人吗？

是的，仍然有一些，但不多了。这个地方已经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

但是，我要说的重点是，这不仅仅是阿什塔比拉的情况，而是整个美国的情况。你去克利夫兰，去芝加哥，去奥马哈，去这些城市，你就会发现情况不应该是这样的。而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被灌输了一种观念：说是因为人们懒惰，或者因为工会的存在而导致了问题，又或者是管理层的问题。但事实上，这些说法都不成立。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政策，主要受其他国家的影响，以及美国国内对这一切的无知和放任。这些糟糕的结果是这一政策的直接后果，当然，还有其他因素，我不想过度简化问题，但这确实是一种悲剧。

现在，我们有机会扭转局势。改变的过程肯定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混乱——任何重大的变革都会伴随巨大的冲击。但即便有一定代价，这个代价相比于最终的好处来说，微不足道。如果我们能让人们重新进入中产阶级，让他们充满希望，拥有尊严，维持家庭的稳定，并且继续创新，做那些让美国伟大的事情，那将是我最希望看到的局面。

你可以听出我的语气中带着愤怒，因为我在华盛顿待了一辈子。我必须再说一遍，这些政策的失败被一整套学术理论所辩护，这些理论被华盛顿的宣传机构推崇，比如自由市场智库——卡托研究所、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等等。这些机构 40 年来一直告诉你，你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国家衰落，而他们却说这是一件好事。我认为，他们至少应该在道义上受到谴责，甚至应该被追究责任。

当然，推动这一切的，还有企业的资金支持。企业是这些政策的受益者，他们的利益决定了他们的立场。然后你会发现，美国商会（Chamber of Commerce）也支持这些政策，而这些政策实际上伤害了我关心的人，也伤害了总统关心的人。他们支持这些政策，并不是因为它们对普通人有好处，而是因为掌控经济体系的精英们从中受益。

关于经济学家的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虽然他们不一定认同我的解决方案，但至少他们看到了问题所在。比如，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就提出，我们需要重新评估自由贸易的代价是否值得其带来的好处。这是迈出的重要第一步。还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默（Paul Romer）也有类似的看法。此外，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与马修·克莱因（Matthew Klein）十年前合著了一本书，叫《贸易战还是阶级战争》（Trade Wars Are Class Wars），深入探讨了这些问题。所以，这方面确实有一些进展，虽然不能说已经看到曙光，但至少有了微弱的希望。

当我被任命为美国贸易代表时，整个华盛顿简直像是经历了一场集体心脏病发作。商界更是如此。他们之所以如此惊讶，是因为当前的经济体系已经存在了几代人。即使这个体系运行得不好，甚至伤害了国家，想要改变它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并且会带来一定的动荡。

那么，我们预计会经历什么样的动荡呢？首先，我完全相信总统会兑现他的承诺。他与许多政客不同，他的竞选是基于真正的政策和重大理念的，而贸易改革可能是他提出的最大理念之一。我相信他会坚持到底，因为最糟糕的情况是他没有兑现承诺。

所以，我们必须实施关税政策，但关税只是一个小部分。我一直强调，问题的根源不仅仅是外国的关税，而是整个经济体系的不公平。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来抵消这种不公平，这当然会带来一定的短期干扰。部分供应链将不得不做出调整，一些商品的价格可能会短期上涨，但我不认为这会导致全面的通货膨胀。

有些商人问我：“我们该怎么办？”我告诉他们，聪明的企业家会找到出路。他们拿着高额薪水，就是为了在新的规则下继续盈利。我曾经和一些精明的商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说：“政府的责任是制定规则，而我们的责任是适应规则，找到盈利的方法。这些社会问题不应该由企业来解决，而是政府的责任。”

现在，总统有责任建立一个有利于美国人民的经济体系，而我相信他会做到。这必然会带来一些短期的冲击，但最终会促成美国制造业的复兴，提高工资水平，改善民生。

所以，当有人担心“工资通胀”时，我告诉他们：“美国的中产阶级15年没涨工资了，你居然在担心工资增长？”我要的正是工资上涨，让普通人赚更多的钱，改善他们的生活，激励下一代，让社区繁荣，让国家强大。”

所以，嗯，总之，会有一些变化。从微观层面来看，我认为整体概念是从极其富有的人那里获取更多资源，并将其分配给更多的人。所以，一个自由派人士可能会说，我像莱特希泽那样诊断问题，让我们对富人征税，然后把钱分给其他人。而在我看来，这种想法是疯狂的。你需要做的是设计一个结构，让这些人拥有良好的工作，并赚很多钱，这才是转移资源、让国家繁荣的方式，而不是通过税收政策或类似的手段来实现。

那么，总统到目前为止做了什么？你预期他接下来会做什么？

当谈论关税时，你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考虑。我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国家安全问题，这类问题需要被认真对待。如果某个问题严重到足以引起国家关注，你就应该尽一切可能去解决它。如果我们处于战争状态，人们会毫不犹豫地支持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比如征用资源等等。而在当前情况下，主要的问题是芬太尼问题，涉及加拿大和墨西哥，主要是墨西哥的问题。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所以应该与经济问题分开来看。

你认为芬太尼危机严重到需要采取一切措施来解决吗？

我认为是的。因此，在这个领域采取行动是合理的，总统对此进行了威胁，我认为我们得到了不错的结果。这属于国家安全范畴。

更大的问题是关税问题。从总体上来看，我们需要实现某种平衡。有些人会说是公平，有些人会说是对等，但本质上，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关税来抵消所有这些不公平现象，不仅仅是关税，还有其他不公平的贸易做法。我认为你会在4月2日看到相关的行动。美国贸易代表和财政部长正在处理这项工作，并向总统建议一系列关税增加措施。目前，这些措施的具体形式尚未最终确定，但方向和需求是明确的。我认为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体系，明确哪些问题属于这种工业政策的一部分，导致了不公平的局面。其中之一就是税收，特别是增值税问题。我们可以稍后再讨论这个问题。

总统的想法是，对这些国家征收关税，以抵消他们的不公平做法。当然，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我们最终必须简化这一体系。我们不能有4000种关税代码，涉及180个国家，否则你甚至需要一个超级计算机来决定如何执行这些政策。因此，最终会有某种整合，比如说，如果你属于某些类别，符合某些标准，那么你的税率就是这样。这是人们需要理解的重要问题。我试图向人们解释，总统不会在4月2日一挥手，一切都变得完美。这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我们仍然需要持续改进。政策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错误，我们需要处理例外情况，照顾到具体行业和个人需求。上次总统大规模征收关税时，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缓解压力，以避免负面连锁反应。因此，你会看到修改和调整。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措施，还涉及很多细节调整，过程中也难免会出现错误，但关键是，我们必须迅速推进这一改革。

另一个要记住的事情是，在第一届政府时，很少有人同意我们的观点。正如你所说，大家认为总统在这方面很疯狂，而他们认为我可能更加疯狂。但现在，所谓的“奥弗顿窗口”（即公众对政策的可接受范围）已经发生了变化，更多的人意识到这一危机。此外，数据也帮助我们证明了这一点，使更多人认识到必须采取行动。因此，我认为人们会更加接受这一政策调整。当然，会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动荡，当前的受益者可能会失去一些既得利益，他们肯定不会高兴。但从整体来看，这才是最好的部分。

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曾提出“集中的收益与分散的成本”理论，描述了政治体系运作的方式。他认为，那些获得集中收益的人更有动力去推动政策，而承担分散成本的人往往较少发声，最终导致政策偏向于前者。我们的制度长期以来都符合这种模式，而我的希望是我们能改变这一模式，削弱那些长期受益群体的获益，将更多利益分配给那些迄今为止相对沉默、接受了不公平待遇的人。

现在让我们回到短期的潜在负面影响，特别是通胀问题。从政治角度来看，通胀可能是最直接、最具威胁性的影响。首先，它非常容易被衡量；其次，它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影响明显。当日常用品价格上涨时，民众的感知会非常强烈。因此，我们需要认真探讨这一问题。你认为这些政策会在多大程度上导致通胀上升？

塔克，我认为会有一定的经济扰动，一些商品的价格会上涨，而一些不会。所以，我们要正确理解通胀问题。通胀是一个系统性问题，而不是个别商品价格上涨的问题。如果你的衬衫涨价了，但裤子降价了，那不叫通胀，那只是商品价格变动。那么，问题是这些政策是否会系统性地推高价格？许多经济学家，包括米尔顿·弗里德曼，都认为通胀主要是一个货币现象，受货币政策影响。因此，这些贸易政策本身并不会直接改变货币政策。当然，有人可能会说，经济增速放缓，应该降低利率；也有人会说，通胀风险上升，应该提高利率。这对美联储来说是个难题，但暂且不谈这个问题。我们的基本思路是，通过提高美国国内生产能力，保持消费水平，这不会导致通胀，甚至可能有助于降低通胀。

有些经济学模型，比如GTAP模型，通常假设经济已经处于充分就业和满负荷运作的状态，因此在这种模型下，贸易壁垒会显示出通胀效应。但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曾指出，该模型的预测准确率是0.0%，所以它并不可靠。上次大规模征收关税时，许多经济学家警告会引发通胀，但实际通胀率只有1.3%，证明他们是错误的。

此外，如果贸易壁垒会导致通胀，那么为什么中国有通缩而不是通胀？为什么实施最多贸易壁垒的国家反而没有通胀？如果看看德国，它的通胀率比欧洲其他国家低。这说明关税与通胀之间并没有必然关系。这表明……我是说，还有一点我想补充的是，如果你看看总统的整体计划，好吧，这个计划包括减税、削减开支、放松监管、增加能源供应以及加征关税。即使是最顽固的党派分子也不会认为这样的组合会导致通货膨胀，对吧？削减开支、取消监管、增加能源供应，这些措施不可能导致通胀。事实上，它们是反通胀的。因为我们过去做的恰恰相反——让一切变得更加昂贵。

关于中国——你提到了德国，德国显然是欧洲的核心，但它已经决定自我毁灭，所以谁也不知道德国的未来会怎样。很难将德国视为我们经济的真正威胁。我无法预测，但看起来这场讨论的核心其实是关于中国的。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我们有一个贸易问题，这个问题是贸易逆差，它对我们的人民以及整个国家的财富都产生了负面影响，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独立但相关的问题，即与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

我通常会把人分成三类来看待这个问题。第一类人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并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生存威胁，他们是我们的对手，我们必须做出改变——我属于这一类。第二类人也研究了这个问题，也认为中国是生存威胁，是对手，但他们认为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因为事情会自己解决。这类人在90年代非常普遍，但现在几乎不存在了。我称之为“独角兽”群体，因为他们的观点已经被现实证明是错误的，现在已经没有人能真的相信这个幻想。第三类人则研究这个问题后认为，中国并不是威胁，不是我们的对手，不需要采取行动。而这类人往往在中国有巨额投资。你可以根据这三类来判断你在和谁交谈。如果对方属于最后一类，那么他们基本上已经被收买了，因为任何理性的人看着事实和数据都无法得出“中国不是威胁”的结论。

但我可以再加一类人，他们的观点可能是：
是的，中国是我们的对手。
是的，中国的经济比我们更大。
是的，未来属于中国。
我们在经济或军事上都无法与中国对抗，因此必须接受现实，想办法应对不可避免的趋势。

这就是投降派的想法，对吧？

是的，我通常发现这类人和第三类（在中国有投资的人）有很大重叠。他们要么已经在中国赚钱，要么希望继续从中获利。但确实存在一些这样的人。不过我想说的是，你不能在危机面前选择什么都不做。如果你在危机面前什么都不做，那只能说明我还没有说服你这是一场真正的危机。因为如果你真的相信这是危机，却仍然选择无动于衷，那是完全不合逻辑的。

这就像是“躺平认输”的态度？

没错，就像英国在二战前的态度。而当你提到英国，我总是想到内维尔·张伯伦。他在成为英国首相之前，曾担任财政大臣。他在上世纪30年代批准向重新武装的纳粹德国出售了180台或更多的罗尔斯·罗伊斯飞机发动机。这在当时看起来是极其荒谬的决定。而他的解释是，贸易就像宗教一样，不应受到国界限制。所以即使纳粹德国的军备是对英国的威胁，英国依然要卖东西给他们——哪怕这些东西最终会被用来轰炸英国。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每当有人提到那个时期的英国，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件事。

“资本家会卖掉自己的绞索。”
没错，正是如此。

现在让我们看看为什么我得出了“中国是威胁”的结论。

这不是新鲜事，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听过这些事实。

1.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军队，并且仍在扩张。

2.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军。

3.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军事化南海，这是二战以来都未曾见过的局面。他们在填海造地，建设军事基地，为未来冲突做准备。

4.中国在周边地区不断提出领土主张，不仅针对越南和菲律宾，还涉及到日本等国家。

5.中国正以空前的规模进行间谍活动。FBI表示，每隔几个小时就会启动一项新的中国间谍调查，目前已有成千上万起案例。

6.过去一年中，美国有两名海军水兵、最近又有两名陆军军官因向中国泄露机密信息而被捕。

7.中国正在全国范围内建造核导弹发射井。

8.中国的外交战狼四处破坏美国的国际影响力。

9.中国正在世界各地建立军事基地，例如近期新闻中提到的中国企业控制了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港口。

10.中国正在收集数据，并在经济上与美国展开激烈竞争，包括技术窃取、技术转让以及其他恶意经济手段。

11.中国为中东战争和乌克兰战争提供资金支持，毫无疑问，他们的资金在背后推动这些冲突。

12.中国向美国输送大量芬太尼原料，导致美国社会毒品泛滥。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生产者并非地下黑帮，而是中国的大型企业，而且这些企业显然得到了中共政府的默许，因为中国国内并不存在类似的毒品泛滥问题。

如果你把所有这些军事、外交、经济上的行动放在一起，再结合中国领导人的公开讲话，比如他们谈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为战争做准备”等等，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目标就是成为世界第一。而他们正在为此全力以赴。他们的观点是，世界在政治上更适合极权主义，在经济上适合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这就是他们的计划，而我们正是他们的障碍。这是他们的目标。中国的中央集权地位贯穿了他们两千年的历史，而我们被视为一个问题。

因此，基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正面临一个真正的生存威胁，并且必须采取行动。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停止向他们转移数千亿美元的财富，因为他们正利用这些财富来研发技术和军事系统，以对抗我们。这是最重要的一步。而目前我们正在这么做——我们正在向他们转移数千亿美元的贸易逆差、数千亿美元的被窃技术，以及通过芬太尼危机转移的资金。如果你综合来看所有这些问题，就会明白必须立刻停止这一切。最基本的道理是，当你已经掉进一个坑里，第一步就是停止继续挖坑。

我所提出的方案并不是完全脱钩，我并不主张完全断绝经济关系。但我认为，我们需要的是战略性脱钩，需要在符合美国利益的领域实现平衡贸易，需要与美国及其盟友共同研发独立的技术，并且需要对进出中国的投资进行严格监管，以确保符合国家利益。因此，我们必须制定一项清醒的政策，而不能继续沿着当前的方向前进。

此外，他们还贿赂了上一任美国总统，这一点显而易见，却被完全忽视了。

如何监管对华投资？

首先，我们要问：中国如何监管对美投资？他们有一个国家机构，负责审查投资是否符合中国的利益，只有符合中国利益的投资才能进入美国，例如可以获取数据或技术的投资。而对于对外投资，中国也有类似的审批机制，确保只有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投资才能进行。

我们应该加强CFIUS（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职能，让其不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还要扩大到所有高科技领域，防止中国利用投资获取我们的数据和技术。我们已经禁止了对伊朗、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的投资，现在我们也应该对中国采取类似的限制。目前，虽然美国对某些国家的投资有严格限制，但这些规则却没有适用于中国，而我们必须改变这一点。

在对外投资方面，我们必须确保美国资本的流向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不是中国的利益。目前的情况是，华尔街的一部分人正在通过向中国输送资金来牟利，我们必须阻止他们这样做。当然，我并不是完全禁止对华投资，但所有投资都必须符合我们的利益，而不是中国的利益。

限制投资会面临反对，但必须坚持

如果你试图限制美国公民在中国投资、赚钱，一定会引发强烈反对。毕竟，华尔街的金融家们依靠向中国输送资金赚钱。这些人可能属于我之前提到的三个群体之一，但无论如何，他们的行为必须受到遏制。

当然，有些在华经营的美国制造业公司暂时能够盈利，但一旦中国获取了他们的技术，就会迅速将他们赶出市场。这种情况在核能、制造业等领域屡见不鲜，例如Ball公司曾是美国乃至中国最大的包装制造企业之一，但最终被中国企业取代，完全退出了中国市场。

如果美国减少对华制造业外包，是否能填补这一空缺？

答案是肯定的。随着关税政策的实施，制造业正在回流美国。当然，并非所有产业都会回流，一部分会转移到其他国家。例如，如果一家美国公司从中国迁往墨西哥，并在当地雇佣工人，这对美国经济来说是有利的。相比之下，如果是中资企业搬到墨西哥，那就不是一件好事。

一个稳定的墨西哥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因此这种制造业转移趋势是积极的，事实上，这种情况已经在发生。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关注中国对墨西哥的投资，因为这正在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深入探讨这一问题。你能解释一下吗？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重新谈判了《美墨加协议》（USMCA），在多个方面加强了条款，使其成为历史上最有利于制造业和最有利于美国的贸易协议。这是川普总统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因为这是历史上首次有人重新谈判这样的大型协议。过去，人们认为这些协议是永久性的，就像婚姻、宗教或宪法一样，但我们做到了。与此同时，我们对中国加征了关税。

中国的应对策略

中国试图寻找绕过关税进入美国市场的途径，而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把生产转移到墨西哥。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正在渗透墨西哥的基础设施，投入了数千亿美元的投资。根据Rhodium Group等研究机构的数据，中国的实际投资额可能是公开数据的六到七倍。这些投资不仅仅是为了进入美国市场，同时也是为了影响墨西哥的经济和政治体系。

这对美国和墨西哥都是极其不利的，最终，美国总统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我相信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一威胁，这就像一辆高速行驶的列车正向我们冲来。

中国如何利用墨西哥绕开关税？

如果中国的产品只是在墨西哥进行表面加工（比如简单地重新涂漆），然后再出口到美国，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对墨西哥的出口每年增长50%，大量中国商品通过墨西哥进入美国，取代了其他原本符合美国利益的投资。

中国是否正在掌控墨西哥？

毫无疑问是的。墨西哥总统似乎也部分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尽管在他们的政治体系内，能够采取的行动有限。但问题仍然存在，而且很多中国投资的项目尚未全面投入运营，其中包括大规模的汽车行业投资。这些即将到来的项目，将像高速列车一样冲击墨西哥经济体系，而最终受害者将是美国。

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应对这一问题，而最现实的手段可能就是进一步提高关税，并采取措施区分遵守USMCA规则的美资和日资企业，与中国对墨西哥的渗透作斗争。

为何一些国家更愿意与中国打交道？

在我出国考察时，我发现许多国家愿意与中国合作，因为中国在外交上更“容易”，不会向他们灌输关于民主、人权、跨性别权益等问题的说教。这些国家的官员常常认为，与中国政府打交道比与美国政府打交道更少受到干涉。

但这也是因为中国没有《反海外腐败法》（FCPA），所以他们可以更容易地通过贿赂和腐败影响当地官员。这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中国政府用贷款收买当地政府，让他们承担巨额债务，然后让中国企业主导基础设施建设，最终使这些国家陷入经济困境。

美国的外交风格是否影响了国际关系？

当然，美国政府官员经常带着道德优越感去指责其他国家的传统文化或制度，这种做法适得其反。没有人喜欢被人上门说教，就像如果有人来你家吃饭，不断批评你的生活方式，你也不会愿意再次邀请他们一样。因此，美国的这种外交方式不仅无效，而且错误。

未来是否可能恢复与俄罗斯的经济关系？

川普总统曾提出，美国在未来可以重新与俄罗斯建立某种经济关系，一旦乌克兰战争得到解决（希望如此）。

俄罗斯的经济地位

从贸易和经济角度来看，我很少把俄罗斯作为一个主要问题。他们的经济规模很小，GDP甚至低于加拿大，他们基本上只是一个能源出口国。虽然他们曾经在技术创新方面占据领先地位，但现在已经大幅衰退。

何时可能恢复美俄经济关系？

战争最终会结束，没有战争是永恒的，就像贸易协议也不该是永恒的一样。一旦战争结束，经济关系会重新建立，这几乎是必然的。关键在于战争如何结束：

● 如果战争结束后，欧洲仍然认为自己与俄罗斯处于“冷战”状态，那么经济恢复会非常缓慢。

● 如果世界进入一个“新阶段”，大家认同已经翻过这一页，那么经济关系可能会更快恢复。

我观察到，欧洲人是记仇的，这可能会影响未来美俄关系的恢复速度。

民主党是否会支持川普的经济计划？

从理论上讲，民主党应该支持！

民主党内部的工会派别（Labor Democrats）本应该站在贸易保护主义这一边，就像共和党一样。事实上，在USMCA协议的重新谈判过程中，我们花了数个月时间在国会推动它，即使当时正处于川普的弹劾案期间，我们依然获得了90%的民主党和90%的共和党支持，最终在众议院和参议院顺利通过。这是一项被人遗忘的重要成就。

但是，你知道，我们在众议院获得了385票的支持，这简直难以置信。人们没有给予我们足够的认可，但这确实是历史性的成就。与此同时，他们正在弹劾总统，而这个协议可能是他总统任期内最重要的遗产之一。而且，很多民主党人，特别是众议院的民主党人，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我告诉你一个故事，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虽然不是总统，但我非常敬仰他，他是当时在世的最后一位民权运动领袖，也是我非常钦佩的人。我甚至带着我的高级政治团队去见他，他们都对他充满敬畏。他讲了45分钟关于民权运动的故事，我们意识到，他是最后一个能讲述那段历史的人。他曾说：“我曾用尽全力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我从未想过我们会有机会去纠正它，但现在我们有了这个机会，所以我支持这项协议。”

在众议院，当时的筹款委员会主席里奇·尼尔（Rich Neal）支持这项协议，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也支持。还有许多左翼议员，他们意识到我们所做的事情对工薪阶层有利，而这些工薪阶层正是他们的选民。因此，我认为是有希望的。黛比·丁格尔（Debbie Dingell）最近也谈到了这一点。我相信是有希望的，但这需要推销，需要实际去做零售式的政治工作。

当我们在推进《美墨加协定》（USMCA）时，我花了大量时间在国会。我两次向众议院民主党核心小组发表演讲，其中一次是与 AFL-CIO（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主席理查德·川普卡（Richard Trumka）一起，我们回答了民主党议员的提问。我敢说，很少有来自对立党派的政府官员能做到这一点。

要想让这种经济变革成功，它必须是跨党派的，必须得到广泛接受。我并不是说总统不能单方面采取行动，利用现有法律去推进这些变革。但如果你想让这些政策长期有效，就必须得到工会民主党的支持。他们是关心工薪阶层的人，而这样的民主党人有很多。争取他们的支持至关重要，我认为这完全可以实现。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市场，股票市场、标普 500 指数（S&P 500）、纳斯达克指数（NASDAQ），媒体通常用这些指标来衡量经济的健康状况和发展趋势。你认为这些指标准确吗？

答案是否定的，尤其是在短期内。市场往往受到美联储（Fed）的影响大于其他因素。市场基本上会根据利率的变化来决定走势。因此，短期来看，市场反映的并不一定是经济的真实状况。但从长期来看，市场的走势应该能反映经济的真实情况。

对我来说，衡量经济的真正标准是工人是否变得更富裕。如果工薪阶层的收入增长了，那么市场应该会反映这一点。因此，短期市场波动会带来干扰，但长期来看，市场应该能够体现经济的基本面。

我的衡量标准，在国家安全之后，最重要的标准是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是否得到了改善，是否在实际收入上有所增长。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国家就会更好，经济就完成了它的使命。

1996 年，我为当时的参议员鲍勃·多尔（Bob Dole）写了一篇演讲稿，他当时是财政委员会主席，我是他的幕僚长。我当时的观点是，经济政策的目的是为中产阶级创造财富。富人可以照顾好自己，穷人有社会福利计划，而政府的职责就是确保中产阶级的繁荣。

鲍勃·多尔是个好人。他经历了很多，从二战中负伤归来，到成为国会中最有影响力的立法者之一。他的政治生涯跨越了不同的时代，他晚年致力于推动艾森豪威尔纪念馆和二战纪念馆的建设，做了许多了不起的事情。我非常敬佩他，并且与他保持了一生的友谊。

鲍勃·莱特希泽（Bob Lighthizer），这真是一次精彩的回顾，既谈到了过去，也展望了未来。感谢你今天与我们分享这些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