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已经转移了阵营

在革命中，有一个时刻——一个精确且历史上可辨认的甜蜜点——那时一个古老、残暴且顽固的政权仍旧部署其力量，但其决心中有些东西破裂了。你能感觉到它，然后公众也能感觉到：恐惧已经转移了阵营。 压迫者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确信可以使用武力。他们无法与庞大的群众竞争，无法与填满街道的人群抗衡。至关重要的是，他们自己的人开始犹豫。安全部队变得不愿向示威者开枪；许多人在示威者中有家人，或者怀疑他们所捍卫的政权能否存活。 这种动态在各种革命案例中都有充分记录。在1978-79年的伊朗，沙阿政权保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但其瘫痪来自于武装部队和警察内部的忠诚分裂。在1989年的东欧，政权崩溃不是因为抗议者军事上击败了国家，而是因为安全精英们失去了镇压能恢复控制的信心——最著名的是柏林墙的倒塌，当时命令下达了，但没有人愿意执行。 类似模式出现在阿拉伯起义的早期阶段，特别是突尼斯和埃及，那里军队拒绝完全镇压大规模抗议证明了决定性作用。 那个时刻也是政权开始改变语言的时候。他们提出提议。他们发表声明承认抗议者或反对派人物的“合法关切”。他们提出对话或谈判的建议。这些转变远非显示实力，它们反复标志着革命局势达到顶峰的点。这种姿态往往证实了抗议者已经怀疑的东西：政权的首要工具——恐惧和暴力——不再起作用。国家正在走向灭亡。 政治科学研究专制崩溃支持这种模式。革命很少仅凭民众动员就成功；它们成功是因为强制机构的分裂。一旦不确定性在安全机构中蔓延，政权的崩溃就变成了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