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任安是一个很倒霉的家伙。从大将军卫青的一个家奴，含辛茹苦花了几十年时间，兢兢业业奋斗到省部级封疆大吏。却一朝回到解放前，因为“坐观成败”这种匪夷所思的罪名被判处腰斩。
晚年昏聩的汉武帝因为听从朝阳群众举报，以“巫蛊之祸”株连数万人，导致太子在长安城起兵造反。而那个敏感的时候，任安正好掌握着一支京城部队。一个是现任皇帝，一个是将来的皇帝，听谁的好呢？任安两难之下，干脆谁都不得罪，收了太子的命令，但是不出兵相助。
最终失去了儿子的汉武帝又清醒过来，迁怒于下属，任安因为首鼠两端，立场不坚定，就这么倒霉的以“坐观成败”的罪名进了死牢。
任安想要活命，他想起了一个离皇帝很近的朋友——司马迁。
2.
史官是中国历朝历代公务员中很特别的一个设置。
世界上像中国人这样重视历史记载的民族屈指可数，这个职位关乎各级领导的盖棺定论，看起来很重要，但是实际的地位却很低。不仅是收入低，而且因为要仰人鼻息，一不留神，因为文字惹祸，不是删帖、封号、喝茶，而是有性命之忧。
但这个群体虽然卑微，却是行有行规，牛人辈出。比如春秋齐太史四兄弟。因为如实记载权臣崔抒杀国君的事件，大哥、二哥、三哥相继被杀，最后只有一个十几岁的小弟继承笔墨，但还是照写不误，无惧生死。别的国家的史官担心他也被杀，甚至有远道而来准备接替继续对着干的。
“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这段评价史官的话什么意思？就是跟跳大神的巫师、取悦主人的娼优、博人一笑的戏子差不多。连继承属性都一样——直到汉朝，史官都是世袭的。老子干这个，儿子也肯定是干这个。别人不愿干，也干不了。
司马迁就是。这段话就是他对自我的定位。他们家从遥远的周朝开始就是太史令，干到他这一代都没有变过。这就注定他穷得叮当响。寒酸到什么程度？
当他面临死刑的时候，按法律可以花50万钱免死。这个数目是什么概念呢？根据《居延汉简甲编》记载，汉武帝时期一石粮食的价格是35钱。司马迁作为太史令，年薪是600石，也就是2.1万钱。也就是说，50万钱相当于他24年的工资。
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收入的他根本拿出不这笔钱。连借钱都没人愿意。因为别人知道一个清水衙门的太史令还不起。
3.
和司马迁不同，将军李陵祖上是世袭武将，他的祖先李信，为秦朝大将，灭燕攻楚，把派遣荆轲刺杀秦王的燕国太子丹迫杀于辽东。爷爷李广——没错，就是那个“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悲剧人物，飞将军李广。
李陵和司马迁同朝为臣，但是家世、地位悬殊，基本上不是一个朋友圈，所以也谈不上什么交情。彼此点个赞恐怕都没机会。
李陵受命带领一支五千人的纯步兵，作为非主力的接应部队，随同汉武帝的大舅子出征匈奴。李陵军团在浚稽山一带被机动优势明显的匈奴主力八万人发现并包围。李陵率军血战数日，援军不至、弹尽粮绝，被迫投降。
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受不了这种刺激，大为震怒。说好的虽远必诛呢。朝廷大臣一看风向，都顺势踩上李陵一脚，要干掉他全家。这个时候司马迁这个穷太史不自量力，很不合时宜的替李陵说了几句好话。他说我看李陵不是贪生怕死的小人，深陷绝境，力战而降，也许是权宜之计，今后说不定可以立功赎罪。
其实汉武帝之所以把这么重大的问题抛给司马迁这个芝麻小官，让他发表意见，只不过是想找人借坡下驴，为自己当主帅的大舅子开脱一下，找个替罪羊把兵败的责任揽下来。司马迁不懂揣测领导的心思，悖逆圣意，下场可想而知。
这个可怜的无权无势的公务员很快就下了大牢，被判死刑。
4.
用今天的话来说，司马迁是一个文艺青年。就是把不到妹只能写诗看大海那种。由于家族历代为史官，家学渊源深厚，自幼就熟读经史。在他老爸去长安当太史令的时候，这个文艺青年知道自己必然要继承家族的宿命，开始了影响一生的全国穷游。
二十岁的他越洞庭，过长江，登庐山，观钱塘，上姑苏，望五湖，探禹穴，访齐鲁……基本上达到了一个现代顶级背包客的水平。所不同的是，他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万里路和万卷书，这个文艺青年很早就做到了。
年少时的这场游历大大的开阔了他的眼界，等他再次回到家里的时候，他萌发了一个疯狂的念头。
这个疯狂的念头准确的说产生于他父亲——司马谈。这个老头有感于自己的家族干了将近一千年的史官，却没有一件像样的功绩。孔子修订的《春秋》已经过去几百年，这中间的纷纷扰扰的历史，无数仁人志士的伟大事迹，直到汉朝都还没有人专门整理著述，我们家能不能干干这个事情呢？
但要写完几百年的历史谈何容易。老司马谈已经力不从心。临死前，他把自己一生的梦想托付给自己唯一的儿子。
可年轻的司马迁的雄心比老爸还要远大。他看到的不仅仅是这缺失的几百年，他看到了上千年。他要撰写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无前例的通史。什么是通史？我们看到的先秦史书大多非常粗略，类似于大事记。偏重于记载战争、会盟、重大自然灾害等，对经济、文化、民俗、科技、天文、地理等社会面的全方位记载几乎没有。而司马迁就是要干这个。他要单枪匹马的把在他身前的三千年翻个底朝天。
35岁那年，他继承了老爸的太史令职位。开始谋划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
5.
人生往往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当你好不容易为自己准备了一针万世鸡血的时候，出门突然被石头砸了。
司马迁被砸得不轻。这个继承了老爸太史令职位，兢兢业业的干了十几年的文艺中年，也许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因为几句良心话，招来死刑这样的大祸。
这样的大祸，其实很早就有端倪。司马迁是孔子的粉丝。对于孔子编撰《春秋》“不虚美、不隐恶”的写史态度极为推崇。但他认为还不够，他觉得一个真正的史官，还要在如实纪录历史的同时，有鲜明的价值观立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值得弘扬什么必须摒弃，不容模棱两可。
事实上，刚开始写史的时候，司马迁的处境就已经十分不妙。历朝历代太史令的工作很简单，就是管理图籍、看看星象、纪录当朝。开微博开公众号向大众普及历史，甚至借历史表达自己的价值观是绝对不在其中的。封建社会的统治者设置史官纪录历史主要是为了方便于治国理政的借鉴和警醒，并不是为了给百姓窥探统治阶级的隐私，更不是为实现一个小史官流芳百世的理想。
汉武帝听说身边这个小太史在著书，而且连自己的事情都写了，十分好奇，就把纪录上包括自己在内的几个皇帝的本纪拿来看了。结果是勃然大怒。你不写没有汉高祖就没有新华夏，不写没有大汉你什么都不是，你不写匈奴的阴谋诡计……还居然敢真的实录。属于典型的吃当朝的饭砸当朝的锅。汉武帝直接命人把从汉景帝开始的记载全部销毁。虽然没有把司马迁的心血全给烧了，但这已经埋下了对这个不识时务的文艺中年的愤怒的种子。
很多年后，司马迁还是没有想通，他认为自己和李陵“素非能相善、未尝衔杯酒”，就是连杯酒都没喝过，仅仅是说了实话就遭到此等不公，“谁可告愬者！”——我跟谁说去……
其实他的命运从被汉武帝删帖开始就已经注定了。
给他定的罪名是“诬罔”。就是欺君的意思。这罪名可不轻。他不想死只剩下两种选择——一是花钱，可他没钱。唯一剩下的一条路就是用腐刑来代替。什么是腐刑？就是阉割。这在任何时候，都是对男人远甚于杀戮的侮辱和摧残。不要说一个脑袋里面装着无数刺客烈女事迹的史官。
但司马迁居然认了。
6.
认罪伏法的司马迁没有半句牢骚，安安静静的承受了人生最大的侮辱。汉武帝对自己的思想改造感觉很满意，让你服你就得服，这很好。所以不仅没有弃置不顾，反而还把他从太史令升了官，当了中书令。这个位置相当于如今的办公厅主任，掌握着所有皇帝诏书的起草，距离皇帝非常之近。
就在摧残自己的人的眼皮子地下朝夕服务，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恐怕除了司马迁自己，很难说清。
这个时候前面说到的另一个倒霉蛋任安给司马迁写了一封信。希望司马迁作为皇帝身边的人为自己说几句好话。
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一些令人感慨的宿命。比如韩信“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司马迁也是。他的命运和两个叫做少卿的人扯上了。导致自己入狱的李陵字少卿，给自己写求救信的这位任安，字也叫少卿。
应该说任安比李陵还要冤，在“巫蛊之乱”的非常时期处于非常位置，听命是错，抗命也是错，横竖都是背锅侠，死路一条。与李陵和司马迁素无交往不同，任安和司马迁私下的关系却是很好，两家人私底下的往来很多。
面对这一位少卿的求救，司马迁一句话都没有说。任安被定于12月处斩，司马迁一直拖到11月，才给他回了一封信。
这就是光耀史册的千古名篇《报任少卿书》。
7.
虽然是千古名篇，但司马迁这封信其实写得很不像话。
朋友身处险境，命在旦夕，写信给你求救，你有顾虑不救就算了，还一直拖着，到了临死之前才来一封并没有什么鸟用的说明书。
更令人费解的是，这封书信的主旨并不是安慰任安，而是告白自己。通篇谈的都是自己不幸的遭遇，内心的痛苦，以及那些和任安没有毛的关系的远大理想。要是当时知情的旁观者，估计读完得吐血。
但我想任安应该能够理解。因为司马迁这封信，诉说自己的苦衷是表，剖析自己的动机是里。其实不是写给任安看的，是写给天下人，甚至后世人看的。
为什么要忍辱负重？“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勇者不必死节”“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岂有悔哉！”用麦田守望者里面的话来解释就是，一个真正伟大的男人，不是敢于为了理想献身，而是敢于为了理想忍辱偷生。
在一般人看来这样的理想也许没有什么现实的价值——反而会带来诸多的祸患。你写的那一堆破竹简能换二两猪肉，能把几个妹子，还是能换一官半职？
但理想的意义，一直是可与智者道，难与俗人言。俗人们都能够理解的东西，那叫战狼2。
司马迁的理想确实实现了。几十年后，他藏在自己女儿手中的正本史记——《太史公》，被外孙发现，不遗余力的推广，最终洛阳纸贵，大行于世。最终成为二十五史NO.1。往后两千年的史书，无一例外的都遵循着他的笔法和体例。但至今，没有一部能够超越史记。
他用理想凝成的泣血之作，既是空前，更是绝后。
8.
给任安写完这封信后，五十多岁的司马迁就从一切历史中彻底的消失了。这个中书令如同人间蒸发一般，从此不见于任何记载。甚至距离他的时代并不远的另一个史学大咖班固，也说不清他的去向。
他兑现了自己忍辱负重的诺言——活着的意义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价值，而非其他。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他可留恋之处。
其实没有必要弄清他的去向。因为这个另类史官矢志不渝想要留给世人的，并不是他的坚韧、他的血泪。而是他字字珠玑的历史。你可以从他真实客观而又高度个人化的表述中，读出真假、爱恨、忠奸、对错……读出这个国家三千年的黑暗和光明，真实和玄幻，读出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的良知和坚韧。
你不一定记得那几百个皇帝与王侯，但你一定记得他。他和他的理想，成为这个民族文明史上不朽的印记，超越时空，超越生死。
这是理想的价值，也是，一个真正的人的价值。
201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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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任安书
作者：司马迁
报任安书（第五段之后在新教材中已删除）
太史公牛马走
司马迁再拜言。
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此也。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
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雍，恐卒然不可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阙然不报，幸勿为过。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
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爰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忼慨之士乎！如今朝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豪隽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乡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闒茸之中，乃欲昂首信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伎，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夫仆与
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壹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昂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茸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
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及在槛阱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可不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定计于鲜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
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乡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何足怪乎？且人不能早自裁绳墨之外，已稍陵迟，至于鞭箠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
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仆不幸，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且负下未易居，上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閤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故且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之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私心剌谬乎？今虽欲自雕瑑，曼辞以自饰，无益于俗，不信，适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书不能尽意，略陈固陋。谨再拜。
翻译
像牛马一样替人奔走的仆役太史公司马迁再拜。
少卿足下：前不久承蒙您给我写信，用谨慎地待人接物教导我，以推举贤能、引荐人才为己任，情意、态度十分恳切诚挚，好像抱怨我没有遵从您的教诲，而是追随了世俗之人的意见。我是不敢这样做的。我虽然平庸无能，但也曾听到过德高才俊的前辈遗留下来的风尚。只是我自认为身体已遭受摧残，又处于污浊的环境之中，每有行动便受到指责，想对事情有所增益，结果反而自己遭到损害，因此我独自忧闷而不能向人诉说。俗话说："为谁去做，教谁来听？"钟子期死了，伯牙便一辈子不再弹琴。这是为什么呢？贤士乐于被了解自己的人所用，女子为喜爱自己的人而打扮。像我这样的人，身躯已经亏残，虽然才能像随侯珠、和氏璧那样稀有，品行像许由、伯夷那样高尚，终究不能用这些来引以为荣，恰好会引人耻笑而自取污辱。
来信本应及时答复，刚巧我侍从皇上东巡回来，后又为烦琐之事所逼迫，同您见面的日子很少，我又匆匆忙忙地没有些微空闲来详尽地表达心意。现在您蒙受意想不到的罪祸，再过一月，临近十二月，我侍从皇上到雍县去的日期也迫近了，恐怕突然之间您就会有不幸之事发生，因而使我终生不能向您抒发胸中的愤懑，那么与世长辞的灵魂会永远留下无穷的遗怨。请让我向您略约陈述浅陋的意见。隔了很长的日子没有复信给您，希望您不要责怪。
我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一个人如何修身，是判断他智慧的凭证；一个人是否乐善好施，是评判他仁义的起点；一个人如何取舍，是体会他道义的标志；一个人如何面对耻辱，是断定他是否勇敢的准则；一个人建立了怎样的名声，是他品行的终极目标。志士有这五种品德，然后就可以立足于社会，排在君子的行列中了。所以，祸患没有比贪利更悲惨的了，悲哀没有比心灵受创更痛苦的了，行为没有比污辱祖先更丑恶的了，耻辱没有比遭受宫刑更重大的了。受过宫刑的人，社会地位是没法比类的，这并非当今之世如此，这可追溯到很远的时候。从前卫灵公与宦官雍渠同坐一辆车子，孔子感到羞耻，便离开卫国到陈国去，商鞅靠了宦官景监的推荐而被秦孝公召见，贤士赵良为此寒心；太监赵同子陪坐在汉文帝的车上，袁丝为之脸色大变。自古以来，人们对宦官都是鄙视的。一个才能平常的人，一旦事情关系到宦官，没有不感到屈辱的，更何况一个慷慨刚强的志士呢？如今朝廷虽然缺乏人材，但怎么会让一个受过刀锯摧残之刑的人，来推荐天下的豪杰俊才呢？我凭着先人遗留下来的余业，才能够在京城任职，到现在已二十多年了。我常常这样想：上不能对君王尽忠和报效信诚，而获得有奇策和才干的称誉，从而得到皇上的信任；其次，又不能给皇上拾取遗漏，补正阙失，招纳贤才，推举能人，发现山野隐居的贤士；对外，不能备数于军队之中，攻城野战，以建立斩将夺旗的功劳；从最次要的方面来看，又不能每日积累功劳，谋得高官厚禄，来为宗族和朋友争光。这四个方面没有哪一方面做出成绩，我只能有意地迎合皇上的心意，以保全自己的地位。我没有些微的建树，可以从这些方面看出来。以前，我也曾置身于下大夫的行列，在朝堂上发表些不值一提的意见。我没有利用这个机会申
张纲纪，竭尽思虑，到现在身体残废而成为打扫污秽的奴隶，处在卑贱者中间，还想昂首扬眉，评论是非，不也是轻视朝廷、羞辱了当世的君子们吗？唉！唉！像我这样的人，尚且说什么呢？尚且说什么呢？
而且，事情的前因后果一般人是不容易弄明白的。我在少年的时候就没有卓越不羁的才华，成年以后也没有得到乡里的称誉，幸亏皇上因为我父亲是太史令，使我能够获得奉献微薄才能的机会，出入宫禁之中。我认为头上顶着盆子就不能望天，所以断绝了宾客的往来，忘掉了家室的事务，日夜都在考虑全部献出自己的微不足道的才干和能力，专心供职，以求得皇上的信任和宠幸。但是，事情与愿望违背太大，不是原先所料想的那样。我和李陵都在朝中为官，向来并没有多少交往，追求和反对的目标也不相同，从不曾在一起举杯饮酒，互相表示友好的感情。但是我观察李陵的为人，确是个守节操的不平常之人：奉事父母讲孝道，同朋友交往守信用，遇到钱财很廉洁，或取或予都合乎礼义，能分别长幼尊卑，谦让有礼，恭敬谦卑自甘人下，总是考虑着奋不顾身来赴国家的急难。他历来积铸的品德，我认为有国士的风度。做人臣的，从出于万死而不顾一生的考虑，奔赴国家的危难，这已经是很少见的了。现在他行事一有不当，而那些只顾保全自己性命和妻室儿女利益的臣子们，便跟着挑拨是非，夸大过错，陷人于祸，我确实从内心感到沉痛。况且李陵带领的兵卒不满五千，深入敌人军事要地，到达单于的王庭，好像在老虎口上垂挂诱饵，向强大的胡兵四面挑战，面对着亿万敌兵，同单于连续作战十多天，杀伤的敌人超过了自己军队的人数，使得敌人连救死扶伤都顾不上。匈奴君长都十分震惊恐怖，于是就征调左、右贤王，出动了所有会开弓放箭的人，举国上下，共同攻打李陵并包围他。李陵转战千里，箭都射完了，进退之路已经断绝，救兵不来，士兵死伤成堆。但是，当李陵振臂一呼，鼓舞士气的时候，兵士没有不奋起的，他们流着眼泪，一个个满脸是血，强忍悲泣，拉开空的弓弦，冒着白光闪闪的刀锋，向北拼死杀敌。当李陵的军队尚未覆没的时候，使者曾给朝廷送来捷报，朝廷的公卿王侯都举杯为皇上庆贺。几天以后，李陵兵败的奏书传来，皇上为此而饮食不甜，处理朝政也不高兴。大臣们都很忧虑，害怕，不知如何是好。我私下里并未考虑自己的卑贱，见皇上悲伤痛心，实在想尽一点我那款款愚忠。我认为李陵向来与将士们同甘共苦，能够换得士兵们拼死效命的行动，即使是古代名将恐怕也没能超过的。他虽然身陷重围，兵败投降，但看他的意思，是想寻找机会报效汉朝。事情已经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但他摧垮、打败敌军的功劳，也足以向天下人显示他的本心了。我内心打算向皇上陈述上面的看法，而没有得到适当的机会，恰逢皇上召见，询问我的看法，我就根据这些意见来论述李陵的功劳，想以此来宽慰皇上的胸怀，堵塞那些攻击、诬陷的言论。我没有完全说清我的意思，圣明的君主不深入了解，认为我是攻击贰师将军，而为李陵辩解，于是将我交付狱官处罚。我的虔敬和忠诚的心意，始终没有机会陈述和辩白，被判了诬上的罪名，皇上终于同意了法吏的判决。我家境贫寒，微薄的钱财不足以拿来赎罪，朋友们谁也不出面营救，皇帝左右的亲近大臣又不肯替我说一句话。我血肉之躯本非木头和石块，却与执法的官吏在一起，深深地关闭在牢狱之中，我向谁去诉说内心的痛苦呢？这些，正是少卿所亲眼看见的，我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正是这样吗？李陵投降以后，败坏了他的家族的名声，而我接着被置于蚕室，更被天下人所耻笑，可悲啊！可悲！
这些事情是不容易逐一地向俗人解释的。我的祖先没有剖符丹书的功劳，职掌文史星历，地位接近于卜官和巫祝一类，本是皇上所戏弄并当作倡优来畜养的人，是世俗所轻视的。假如我伏法被杀，那好象是九牛的身上失掉一根毛，同蝼蚁又有什么区别？世人又不会拿我之死与能殉节的人相比，只会认为我是智尽无能、罪大恶极，不能免于死刑，而终于走向死路的啊！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我向来所从事的职业以及地位，使人们会这样地认为。人固然都有一死，但有的人死得比泰山还重，有的人却比鸿毛还轻，这是因为他们生存所依靠的东西不同啊！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不污辱祖先，其次是自身不受侮辱，再次是不因别人的脸色而受辱，再次是不因别人的言语而受辱，再次是被捆绑在地而受辱，再次是穿上囚服受辱，再次是戴上脚镣手铐、被杖击鞭笞而受辱，再次是被剃光头发、颈戴枷锁而受辱，再次是毁坏肌肤、断肢截体而受辱，最下等的是腐刑，侮辱到了极点。古书说"刑不上大夫"，这是说士人讲节操而不能不加以自勉。猛虎生活在深山之中，百兽就都震恐，等到它落入陷穽和栅栏之中时，就只得摇着尾巴乞求食物，这是人不断地使用威力和约束而逐渐使它驯服的。所以，士子看见画地为牢而决不进入，面对削木而成的假狱吏也决不同他对答，这是由于早有主意，事先就态度鲜明。现在我的手脚交叉，被木枷锁住、绳索捆绑，皮肉暴露在外，受着棍打和鞭笞，关在牢狱之中。在这种时候，看见狱吏就叩头触地，看见牢卒就恐惧喘息。这是为什么呢？是狱吏的威风和禁约所造成的。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再谈什么不受污辱，那就是人们常说的厚脸皮了，有什么值得尊贵的呢？况且，象西伯姬昌，是诸侯的领袖，曾被拘禁在羑里；李斯，是丞相，也受尽了五刑；淮阴侯韩信，被封为王，却在陈地被戴上刑具；彭越、张敖被诬告有称帝野心，被捕入狱并定下罪名；绛侯周勃，曾诛杀诸吕，一时间权力大于春秋五霸，也被囚禁在请罪室中；魏其侯窦婴，是一员大将，也穿上了红色的囚衣，手、脚、颈项都套上了刑具；季布以铁圈束颈卖身绐朱家当了奴隶；灌夫被拘于居室而受屈辱。这些人的身分都到了王侯将相的地位，声名传扬到邻国，等到犯了罪而法网加身的时候，不能引决自裁。在社会上，古今都一样，哪里有不受辱的呢？照这样说来，勇敢或怯懦，乃是势位所造成；强或弱，也是形势所决定。确实是这样，有什么奇怪的呢？况且人不能早早地自杀以逃脱于法网之外，而到了被摧残和被杖打受刑的时候，才想到保全节操，这种愿望和现实不是相距太远了吗？古人之所以慎重地对大夫用刑，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人之常情，没有谁不贪生怕死的，都挂念父母，顾虑妻室儿女。至于那些激愤于正义公理的人当然不是这样，这里有迫不得已的情况。如今我很不幸，早早地失去双亲，又没有兄弟互相爱护，独身一人，孤立于世，少卿你看我对妻室儿女又怎样呢？况且一个勇敢的人不一定要为名节去死，怯懦的人仰慕大义，又何处不勉励自己呢？我虽然怯懦软弱，想苟活在人世，但也颇能区分弃生就死的界限，哪会自甘沉溺于牢狱生活而忍受屈辱呢？再说奴隶婢妾尚且懂得自杀，何况象我到了这样不得已的地步！我之所以忍受着屈辱苟且活下来，陷在污浊的监狱之中却不肯死的原因，是遗憾我内心的志愿有未达到的，平平庸庸地死了,文章就不能在后世显露。
古时候虽富贵但名字磨灭不传的人，多得数不清，只有那些卓异而不平常的人才在世上著称。（那就是：）西伯姬昌被拘禁而扩写《周易》；孔子受困窘而作《春秋》；屈原被放逐，才写了《离骚》；
左丘明失去视力，才有《国语》；
孙膑被截去膝盖骨，《兵法》才撰写出来；
吕不韦被贬谪蜀地，后世才流传着《吕氏春秋》；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写出《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一些圣贤们抒发愤懑而写作的。这些都是人们感情有压抑郁结不解的地方，不能实现其理想，所以记述过去的事迹，让将来的人了解他的志向。就像左丘明没有了视力，孙膑断了双脚，终生不能被人重用，便退隐著书立说来抒发他们的怨愤，想到活下来从事著作来表现自己的思想。
我私下里也自不量力，近来用我那不高明的文辞，收集天下散失的历史传闻，粗略地考订其事实，综述其事实的本末，推究其成败盛衰的道理，上自黄帝，下至于当今，写成十篇表，十二篇本纪，八篇书，三十篇世家，七十篇列传，一共一百三十篇，也是想探求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贯通古往今来变化的脉络，成为一家之言。刚开始草创还没有完毕，恰恰遭遇到这场灾祸，我痛惜这部书不能完成，因此便接受了最残酷的刑罚而不敢有怒色。我现在真正的写完了这部书，打算把它藏进名山，传给可传的人，再让它流传进都市之中，那么，我便抵偿了以前所受的侮辱，即便是让我千次万次地被侮辱，又有什么后悔的呢！但是，这些只能向有见识的人诉说，却很难向世俗之人讲清楚啊！
再说，戴罪被侮辱的处境是很不容易安生的，地位卑贱的人，往往被人诽谤和议论。我因为多嘴说了几句话而遭遇这场大祸，又被乡里之人、朋友羞辱和嘲笑，污辱了祖宗，又有什么面目再到父母的坟墓上去祭扫呢？即使是到百代之后，这污垢和耻辱会更加深重啊！因此我舶腹中肠子每日多次回转，坐在家中，精神恍恍忽忽，好象丢失了什么；出门则不知道往哪儿走。每当想到这件耻辱的事，冷汗没有不从脊背上冒出来而沾湿衣襟的。我已经成了宦官，怎么能够自己引退，深深地在山林岩穴隐居呢？所以只得随俗浮沉，跟着形势上下，以表现我狂放和迷惑不明。如今少卿竟教导我要推贤进士，这难道不是与我自己的愿望相违背的吗?现在我虽然想自我雕饰一番，用美好的言辞来为自己开脱，这也没有好处，因为世俗之人是不会相信的，只会使我自讨侮辱啊。简单地说，人要到死后的日子，然后是非才能够论定。书信是不能完全表达心意的，因而只是略为陈述我愚执、浅陋的意见罢了。恭敬的拜了两拜。
创作背景 司马迁三十八岁时，继父职为太史令。四十七岁时以李陵事下狱，受宫刑。出狱后，为中书谒者令。《汉书·司马迁传》：谓“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事”。中书令职，掌领导尚书出入奏事，是宫廷中机要职务。《报任安书》是在他任中书令时写的。此篇是司马迁写给其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司马迁因李陵之祸处以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表面上是皇帝近臣，实则近于宦官，为士大夫所轻贱。任安此时曾写信给他，希望他能“推贤进士”。司马迁由于自己的遭遇和处境，感到很为难，所以一直未能复信。后任安因罪下狱，被判死刑，司马迁才给他写了这封回信。 司马迁在此信中以无比激愤的心情，向朋友、也是向世人诉说了自己因李陵之祸所受的奇耻大辱，倾吐了内心郁积已久的痛苦与愤懑，大胆揭露了朝廷大臣的自私，甚至还不加掩饰地流露了对汉武帝是非不辨、刻薄寡恩的不满。信中还委婉述说了他受刑后“隐忍苟活”的一片苦衷。为了完成《史记》的著述，司马迁所忍受的屈辱和耻笑，绝非常人所能想象。但他有一条非常坚定的信念，死要死得有价值，要“重于泰山”，所以，不完成《史记》的写作，绝不能轻易去死，即使一时被人误解也在所不惜。就是这样的信念支持他在“肠一日而九回”的痛苦挣扎中顽强地活了下来，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终于实现了他的夙愿，完成了他的大业。
任少卿名安，荥阳人。曾任益州刺史、北军使者护军。《史记》卷一百四《田叔传》后附有褚先生所补的《任安传》。任安是司马迁的朋友，曾经写信给司马迁，叫他利用中书令的地位“推贤进士”。过了很久，司马迁给他回了这封信。此信写于武帝太始四年十一月（公元前93年，这年司马迁53岁）。当时任安因事下狱，状况危险，所以书信中虑及任安的死。在任安为北军使者护军的时候，因他在太子刘据“造反”时采取了袖手旁观的做法，其实太子并非真反只是因“巫蛊事件”被冤枉没办法了，想杀江充以自保。
关于任安的说法，上述可谓为一说。但亦有其他说法，即任安为北军使者护军时，因其在太子刘据造反时采取了“持两端”做法，而为汉武处死。在此时，任安希图以“推贤进士为名，要求时任中书令的司马迁给予帮助。而司马迁因为自己的处境很难帮他这个忙，便写了这封报任安书。这才是为什么司马迁在任安临刑前给其写信的原因。
鉴赏
《报任安书》是一篇激切感人的至情散文，是对封建专制的血泪控诉。司马迁用千回百转之笔，表达了自己的光明磊落之志、愤激不平之气和曲肠九回之情。辞气沉雄，情怀慷慨。
全文融议论、抒情、叙事于一体，文情并茂。叙事简括，都为议论铺垫，议论之中感情自现。“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抒发了对社会不公的愤慨；“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悲切郁闷，溢于言表；“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如泣如诉，悲痛欲绝……富于抒情性的语言，将作者内心久积的痛苦与怨愤表现得淋漓尽致，如火山爆发，如江涛滚滚。
大量的铺排，增强了感情抒发的磅礴气势。如叙述腐刑的极辱，从“太上不辱先”以下，十个排比句，竟连用了八个“其次”，层层深入，一气贯下，最后逼出“最下腐刑极矣”。这类语句，有如一道道闸门，将司马迁心中深沉的悲愤越蓄越高，越蓄越急，最后喷涌而出，一泻千里，如排山倒海，撼天动地。
典故的运用，使感情更加慷慨激昂，深沉壮烈。第二段用西伯、李斯、韩信等王侯将相受辱而不自杀的典故，直接引出“古今一体”的结论，愤激地控诉了包括汉王朝在内的封建专制下的酷吏政治；第五段用周文王、孔子、屈原等古圣先贤愤而著书的典故，表现了自己隐忍的苦衷、坚强的意志和奋斗的决心。这些典故，援古证今，明理达情，让我们更深刻的感受到了作者伟岸的人格和沉郁的感情。
修辞手法的多样，丰富了感情表达的内涵。如“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以下八个迭句，实际隐含着八组对比，同时又两两对偶，与排比相结合，既表明了对历史上杰出人物历经磨难而奋发有为的现象的认识，又表明了以他们为榜样，矢志进取、成就伟业的坚强意志，气势雄浑，令人欲悲欲叹。又如“猛虎在山，百兽震恐……”一句，运用比喻，沉痛控诉了人间暴政对人性的扼杀和扭曲，形象地说明了“士节”不可以稍加受辱的道理，真是痛彻心脾。其他像引用、夸张、讳饰等修辞手法的运用，都真切的表达出作者跌宕起伏的情感，有时奔放激荡，不可遏止；有时隐晦曲折，欲言又止，让我们似乎触摸到了作者内心极其复杂的矛盾与痛苦。
总之，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通过富有特色的语言，真切地表达了激扬喷薄的愤激感情，表现出峻洁的人品和伟大的精神，可谓字字血泪，声声衷肠，气贯长虹，催人泪下。前人的评价，“感慨啸歌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直与《离骚》对垒”，实在精辟。
司马迁
司马迁（前145年-不可考），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西汉史学家、散文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