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譯易起宇、洪毅∕綜合報導/聯合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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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太空總署（ＮＡＳＡ）即將跨出重返月球計畫第一步， 彭博資訊報導，ＮＡＳＡ的「阿提米絲」登月計畫， 廿九日將進行的阿提米絲一號任務， 獵戶座太空船最遠將航行至距離地球四十五萬公里處， 若試飛任務一切順利，獵戶座太空船返回地球後， 在經歷十年開發延宕和成本超支後， 「阿提米絲」計畫經歷了一段漫長且崎嶇的路程。 ＳＬＳ火箭已開發近十年。據非營利機構Planetary Society估計， SpaceX計劃中的星艦（Starship）太空船， | |||
A SOCKS5 Proxy server written in Rust.
1+ Gb/second connection speeds (On Gigabit LAN network over ethernet. Results may vary!)RUST_LOG environmental variable)SOCKS5 Compatible Authentication methods:
NoAuthGSSAPI Coming Soon!cargo install merinoOR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ajmwagar/merino
cd merino
cargo install --path .# Start a SOCKS5 Proxy server listening on port 1080 without authentication
merino --no-auth
# Use username/password authentication and read users from users.csv
merino --users users.csv
# Display a help menu
merino --help from https://github.com/ajmwagar/merino （可用作各种tunnel程序的后端程序）
“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吗？”这是松下幸之助在招人的时候必定会问的一个问题。
幸运，就是一种难得的好事情，竟然意外地发生了。而如果把这个问题抛给我，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Yes”。
因为依据过往的经验，我发现自己身边总是会有很多意想不到却又合乎情理的好事发生。
不过，似乎每个人对于幸运的感知是不一样的。曾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
高中的时候，主人公的一个同学在上学的路上发生车祸而失去了右腿。那个时候，他心里非常矛盾，不知道要不要去看这个同学，因为在他看来，面对如此的不幸，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来安慰同学。
过了很多年之后，他还是和几个老同学一起去了他家。让他惊讶的是，同学的状态并没有如他所想的那样——沮丧，消沉，反而是拄着拐杖，笑盈盈地带着他们参观他最近的画作和广告设计图。
他的同学说：“当发生车祸的时候，我以为自己会死掉；在医院治疗的时候，我以为自己一辈子都只能躺在床上了；出院之后，我以为自己没有办法再做任何有意义的事情……不过现在，我依然好好地活着，还有健康的左腿，而且我的设计师梦想也并没有中止，非常感谢，我依然还幸运地拥有着整个世界。”
故事里的主人公选择了一种不幸的感知方式，他认为发生这样一场车祸，就等于把一个人给毁了，而出车祸的同学选择的却是一种反证自己幸运的感知方式，结果他的生活不断在证明着他的幸运。
其实，幸与不幸，不过是你选择了不同的生活感知方式。
就像爱问别人幸不幸运的松下幸之助，在他看来，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幸的人，他就会把这种对不幸的感知带入到组织中来，通过他的言行举止不断地去找到证明自己不幸运的证据。
反过来，一个始终认为自己的幸运的人，他往往就会习惯于在工作生活中搜寻证明自己幸运的事情。
2.
幸运的发生，看似意外，却又感觉有迹可循。
周围存在的客观世界，在我们眼里并不客观，反而是夹杂着我们的想法，观念和感觉，这些背后的信念往往都是主观的，依赖于我们头脑中的一套认知框架。
这就是一种‘框架效应’，让我们根据自己的感知偏好，选择性地接纳事实，选择性地看到我们框架里认可的东西。
所以，对幸运的不同感知，其实就是不同的人选择了不同的认知框架。
这么说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带着一副有色眼镜在看这个世界，过滤掉自己认知框架里不支持的东西，只留存那些我们认同的部分。
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准备下周出发去北京，你就会发现网上到处都有与北京相关的信息，周围朋友同事间的很多话题也和北京有关系。事实上，与北京相关的信息一直都是这么多，只不过当你在‘认知框架’里添加了“北京”这个关键字之后，你就有了一种主动感知“北京”的意识，而这种意识会像雷达一样，自发地寻找到有关“北京”的讯息，忽略其他信息。
面对同一个事实，幸运或者不幸，取决于我们所选择的那个‘认知框架’。
就像沙漠中两个迷路的人，都只剩了半瓶水。
一个人说，惨啦，只剩半瓶水了。
另一个人说，太好了！还有半瓶水！
结果，前一个人倒在了离水源仅有几百米的地方，而后一个人凭着半瓶水走出了沙漠。
当你选择了一个“自己是幸运的”这样一种认知框架，你的意识就自然会去搜寻那些与幸运相关的事实，并且自动忽略那些让人沮丧悲观的不幸。
这时候的你被一种‘幸运的认知框架’裹挟着，你的思维和行动会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又会强化你的认知，让你在无意识中去做好那些与幸运有关的事情。
科学地说，幸运就是一个概率问题。但是，如果你选择相信自己是幸运的，那你付出的努力，思考的深度和广度，比起没有这种信念的人，就会有很大不同，而成功的可能性（所谓的概率）也就大大高于不相信自己幸运的人。
幸与不幸，也许只是一念之差，但结果却大相径庭。
3.
英国赫特福德大学的社会心理学教授Richard Wiseman，花了十余年时间研究幸运与人类行为的关联。
他在其出版的著作《幸运要素》（《The Luck Factor》）里谈到了许多与幸运相关的自身行为和处理模式，他认为：“幸运不是魔法，也不是上帝赐予的礼物。幸运与否，是由你的思想和行为指向决定的”。他认为概率的因素占了约10%，其余的90%的幸运因素均取决于自身。
他还曾说，幸运的人，他们醒觉，他们灵敏，他们不吝啬尝试，他们更欢迎机会和新鲜事物的出现和发生。如果幸运就是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方，或是在正确的地方做了正确的事情，那么所谓正确——都是取决于思想和行为是否在一个谓之“正确”的领域里。
根据Richard Wiseman的研究，运气好的人往往有如下三个性格特征：
外向：这种外向，指的是一种积极主动地与外界交流，善于捕捉和寻找到新的讯息和机会。所以，我们可以在平时多参加一些新的活动，体验一些新的事物，即使是内敛的人，也可以尝试扩大自己与外界的交流圈。
开放：拥有这种性格的人，愿意尝试新东西，甚至愿意打破原有认知框架，获取新的思维高度。往往拥有开放性格的人，都拥有成长型人格，愿意不断进步，而这也是“越努力越幸运”的基础。
平和：这种性格的人不容易焦虑，紧张，能够从容面对外界。而好运的人，恰恰也是那些没有负面情绪，做事放松的人。
俗语说，性格决定命运。改变自己的性格并不容易，但却并不是不可能。常常反思自己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模式，其实就可以一步一步地重塑我们的内在性格，从而朝着‘外向’，‘开放’和‘平和’的特质靠拢。通过内在品格的修炼来指导我们的思考和行动，那我们在生活中遇见幸运的概率要提高很多。
想要成为一个幸运的人，其实并不难。首先你要选择一种幸运的认知框架；然后，你得要懂得“越努力越幸运”的本质；而最后，记得持续培养自己的内在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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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962年，湖南湘乡东郊乡有个考生叫钱宗仁，高考总分列全省前10名。这个成绩是可以上清华的，招生小组都准备录取了，但一看家庭成分是富农，政审结论是“不宜录取”，只好放弃。
1963年他再次参加高考，被哈尔滨工业大学精密仪器系录取，再次因成分问题受到阻拦，当地有关部门不给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即便如此，哈工大仍然替钱宗仁办理了入学登记，钱宗仁也坐进了教室。但三个月后，哈工大最终没能抵抗住东郊乡四清工作组的极力阻挠，不得已让钱宗仁退学回家。
1964年，钱宗仁连高考资格都成了问题，他9次去公社申请报名，9次被拒之门外。悲愤无奈之际，钱宗仁决定告别考场，远走天涯。这年8月，钱宗仁登上了西去的列车，来到了新疆。
大学梦碎的钱宗仁，在新疆一呆就是十多年，受尽种种磨难。
文革结束，恢复高考，钱宗仁迎来转机。1981年4月，钱宗仁参加新疆广播师范大学毕业考试，以8门功课七门满分的成绩，取得了毕业证书。同年9月，他考取了西北大学数学系的研究生，成绩在26名考生中名列第一。但因年龄超过两岁不能录取。
1981年的考研年龄限至在三十五岁，而这年钱宗仁已经三十七岁。命运好像总是和他过不去：1978年考研年限是四十岁，1979年和1980年都是三十八岁，轮到钱宗仁考研了，一下子降到了三十五岁！
钱宗仁报考的是刘书琴教授的研究生。他先给西北大学办公室写了封信，述说自己的特殊经历和求学心情，并承诺读一年便参加毕业考试，以弥补年龄差。然后就动身去西安直接找到了刘书琴。刘教授实测后认为，钱宗仁的实际水平要高于考试分数所反映的水平，确有培养前途。为此，刘教授亲自跑到陕西教育厅要求破格录取，但不被允许。
刘书琴无奈，替他买了一张去北京的快车票，交代钱宗仁说：“你到北京去找教育部，看看年龄问题能否有所松动。我再给你写封信，找找数学研究所的张广厚，请他帮忙想想办法。”
张广厚是与陈景润、杨乐齐名的数学家。
张广厚看了刘书琴的信后，通过《光明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两个记者，到教育部研究生处为钱宗仁陈情，结果无功而返。
1982年6月，事情突然有了转机。钱宗仁接到一个电话，是北京工业学院打来的，说数学系的杨维奇教授要招收他做研究生，请钱宗仁速寄档案。
原来钱宗仁考研一事，在数学界引起关注。北京工业学院的杨维奇教授在青岛一次会议上，听张广厚说起此事，决定破格在1982年招钱宗仁做研究生。杨维奇在单叶函数领域享有国际声誉，利用他在北京教育界的声望，已征得教育部同意。
这让钱宗仁喜出望外，不料却在档案问题上陷入困境，他的档案找不到了。原因是1980年新疆石油管理局南疆石油指挥部急需翻译人才，因钱宗仁英语了得，要调他去当翻译，谁知第二年这个单位成了关停并转企业，不需要翻译了，连带还把钱宗仁的档案给弄丢了！
后来经过阿克苏地区宣传部长宣惠良的极力帮忙，写了一份详细证明，奔走了好几个相关单位，一一盖上公章，寄到北京。结果还是晚了一步，已经过了招生时间，钱宗仁到北京读研的事情又一次告吹。
宣惠良非常同情钱宗仁的遭遇，1983年春，在他的奔走呼号下，钱宗仁调入塔里木农垦大学当了一名数学教师，身份由工人转为干部。后经学校同意，去了北京工业学院数学系进修。
1983年底，新华社新疆分社记者蓝学毅到北京开会，午餐时与人民日报记者孟晓云聊起钱宗仁的经历，孟晓云听得热血沸腾，决定采访钱宗仁。
1984年4月，孟晓云在《文汇月刊》发表报告文学《胡杨泪》，介绍钱宗仁的事迹，曾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李荒读后，很受触动，把文章推荐给了李锐。李锐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锐读后即撰文向《人民日报》推荐，随即《人民日报》及全国30多家报纸相继转载，十多家省级电台全文转播，无数读者为之深受感动，有人给报社写信，愿意资助他去国外留学。
1985年3月，在李锐的斡旋下，钱宗仁调《人民日报》担任记者。
1985年8月，哈工大给钱宗仁补发了毕业证书。
这月底，钱宗仁外出时突然晕倒，被诊断为肝癌晚期，因医治无效，于10月2日病逝，终年41岁。
钱宗仁这一生，充满悲剧色彩，但又分为两个时段。文革前，讲阶级斗争，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文革后，有了上大学的权利，却又遭遇了年龄限制。尤其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有那么多伯乐看出他是匹千里马，替他联系、奔走、呼吁，结果都撞在一面看不见的墙上，被弹了回来。这才是最大的悲剧。
02
1930年12月，华罗庚的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在上海《科学》杂志上发表。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熊庆来，在图书馆见到了这篇论文，非常激赏，推测作者定然有留洋背景，但查遍了归国留学生名录，却怎么也找不到华罗庚的名字。
一打听，才知道华罗庚不是什么留学生，只是个初中毕业生，当时正在浙江金坛中学打杂，身份是庶务员。求贤若渴的熊庆来听了非常心疼，立即与校方交涉，将华罗庚邀请到清华。因为学历只有初中文凭，所以校方只能把华罗庚先安置在图书馆做助理员。
熊庆来是清华的数学系主任，他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给华罗庚提供了从未有过的学习环境。一年后，熊庆来将华罗庚聘请到数学系担任助理。那段时间，华罗庚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仅只用了一年半时间，就自学完了数学系的全部课程，还掌握了用英文读写的能力。
1933年，围绕华罗庚的任职在清华展开争论。熊庆来认为人才难得，应当破格录用，有人则以清华应有起码的准入资格，初中生登大学讲坛有损清华声誉。最终在熊庆来等人的坚持下，华罗庚被提拔为助教，担任微积分教学。一年后，又将他提升为讲师。
1936年，华罗庚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剑桥大学。他不像一般的访问学者，花几年时间攻克一篇论文，拿一个博士头衔。他只是不断地听课、记笔记、写论文。当他离开剑桥时仍然只是初中文凭，但他却至少发表了15篇论文，这些论文大都足以使他拿到博士学位，其中一篇关于高斯的论文，甚至为他在世界数学界赢得了声誉。
1937年，华罗庚回到清华，教授聘任委员会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直接将他聘任为教授。
不久，清华南迁，与北大、南开组成西南联大，落脚昆明。华罗庚随同前往，租房而居，将全家安顿在一个小村庄的两间小楼上。“晚上一灯如豆。所谓灯，乃是一个破香烟罐，放上一个油盏，摘些破棉花做灯芯。为了节省菜油，芯子捻得小小的。晚上牛擦痒，擦得地动山摇，危楼欲倒，猪马同圈，马误踩猪身发出尖叫，而我则与之同作息。”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堆垒素数论》撰写完成。1941年，31岁的华罗庚被授予首届国家学术奖一等奖。
1948年，民国政府评选院士，华罗庚和姜立夫、陈省身、许宝騄、苏步青一起成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数学院士。
03
1929年，19岁的钱锺书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数学只考了15分，但国文却是特优，英文索性就是满分。主管招生的老师，拿着这样的成绩有点犯难。收吧，数学太差；不收吧，又实在可惜。一时间犹豫不决，欲退不忍，欲取也难，于是请示校长罗家伦，由他定夺。
罗家伦调来试卷一看，大感惊讶，当即拍板说：此乃奇才，收！
钱锺书进入清华后，果然处处表现出千里马姿态，不断刷新清华“纪录”：读书数量第一，发表文章第一，英文翻译第一，……很快名震校园，成为清华出名的才子。证明罗家伦是个伯乐，眼光没有看错。
有一天，吴组缃与曹禺等人在咖啡室偶遇钱锺书，曹禺对吴组缃说：“钱锺书在那里喝茶，何不叫他给你开一张英文禁书的书单？”于是吴组缃走过去，请钱锺书给他开列三本英文禁书。钱锺书随手在桌上拿起一张纸来，在正反两面写了三四十本英文书名，并用英文列出推荐书目的主要内容和写作特色。让曹禺等人大惊失色，目瞪口呆。
钱锺书后来之能成为大师，罗家伦是发现他的第一个伯乐。
04
1945年，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的吴良镛，从中国远征军中复原回到重庆，正在寻找工作，就接到著名建筑师梁思成托人带给他的一封信，召他去做助手。
当时，梁思成在重庆主持“战后文物保存委员会”，准备编制一本《全国文物保护目录》，需要有人帮助绘图。他在物色人选时，看见重庆中央大学油印的《建筑》刊物上，有吴良镛撰写的一篇题为《释“闕”》的论文，发现作者正是他要寻找的助手。
吴良镛给梁思成当助手的时间只有三个多月。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文物保护目录也编绘完成，机构撤销，工作结束，吴良镛也就离开了梁思成，重新开始另寻职业。
没想到刚过了两个月，就接到梁思成先生来信，告诉说清华要办建筑系，要吴良镛去他那儿一趟。见面后，梁思成告诉吴良镛，出于战后建设的需要，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已经批准成立清华建筑系，希望吴良镛能在新开设的建筑系担任助教，大家共同创业。面对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吴良镛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并从此确定了他终其一生的道路。
1948年8月，受梁思成推荐，吴良镛获得了匡溪艺术学院奖学金，进入美国匡溪艺术学院建筑与城市设计系，投身到世界著名建筑大师沙里宁门下。
在美国留学期间，吴良镛跟随沙里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提升自己，努力深造，在1949年5月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吴良镛继续留在美国，完善他的研修学习。第二年，吴良镛接连收到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几封来信，催他赶紧回国参加建设。
1950年，吴良镛回到清华建筑系担任教师。1978年，任清华建筑系主任。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并拿到一系列国际国内大奖。
如今，享誉国内外的吴良镛已逾百岁高龄，每当回忆起自己走过的道路，他总会深情地说，是梁思成先生把我带进了清华建筑系，“后来又推荐我去沙里宁教授处学习，奠定我一生的学术道路。每思至此，对老师栽培之恩，情不能已。”
资料来源：
1、百度百科《钱宗仁》
2、陈章《最是胡杨人景仰》
3、袁帆《国匠风范仁寿大镛》等
2022-08-25
中共针对佩洛西访问台湾，不但进行了环台军演，还对美国宣布了报复性的“反制”措施。美国随后的反报复制裁则一个接着一个；北戴河会议结束后，美国的动作仍未停止。白宫还要继续影响中共的二十大，以实力逼迫中共放弃对抗、挑衅，中共不得不重提“改革开放”的口号。
中美之间的报复与反报复严重不对称
8月4日，中共在台海试射了11枚导弹，并展开大规模军演，随后宣布了对佩洛西的个人制裁，和对美国的“反制”措施，停止或暂停了中美之间的八项沟通渠道。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回应说，“北京的挑衅行动是重大升级，是其改变现状的长期企图”；所谓的“反制”措施“是不负责任的”；“来自北京的这一举措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8月8日，拜登首次回应说，“我并不担心，但我对他们采取尽可能多的行动感到关切。而我不认为它们将采取更多行动。”
拜登应该知道，中共的“反制”措施只是象征性的，并不能伤害到美国，中共也没有更多的手段可用。拜登口头上的回应并不激烈，但随后的回击却招招见血。
8月9日，拜登催促下的《芯片与科学法案》及时送到了白宫，拜登立即签署生效。法案规定，接受美国政府补贴的芯片制造企业，除了28纳米制程及以上的芯片，至少十年内不得同时在中国或其它受关注的国家“发展精密芯片的制造”。
8月12日，美国又宣布四项技术出口管制，包括关键的半导体材料氧化镓和金刚石；还包括验证集成电路或印刷电路板的电脑辅助设计软件（ECAD）；另一项涉及火箭和高超音速系统涡轮发动机的压力增益燃烧技术（PGC）。美国商务部称，这些技术涉及广泛的军事和商业用途，需要防止被邪恶势力最终使用。
8月15日，美国商务部再次宣布，禁止3奈米以下的半导体EDA软件出口。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说，“美国这一次等于把先进制程全部都封杀了，所以这对中国半导体将来发展会更加困难。”
此时，中共的北戴河会议已经结束，美国的动作却没有停手。
8月23日，美国商务部又宣布，将七个中国相关实体添加到出口管制黑名单中，包括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等大型国有实体等，因为这些实体“获取和试图获取源自美国的产品以支持中国（中共）的军事现代化行动”。
中共面对这些制裁，除了“坚决反对”，却无可奈何。美国针对中共连续出手，影响了北戴河会议，瞄准了中共的二十大。
美国向中共各派展示实力
北戴河会议前的拜习通话、佩洛西访问台湾，应该都是美国为北戴河会议所安排的。白宫的意图很明确，希望中共放弃咄咄逼人的对抗姿态，也不要再打台湾牌，因为美国有更多的牌可打。
拜登又拿出了关税这张牌；不过，中共拒绝了美国的橄榄枝，在台湾问题上继续强硬。拜登没有试图劝阻佩洛西访问台湾，美国军方同时做了相应安排。白宫知道中共可能的过度反应，也准备好了反报复的手段，要进一步放大北戴河会议上的质疑声音。
美国的动作，既展示给现任中共高层，也展示给中共退休高官们；美国用实力告诉中共各派，若继续与美国为敌，将“没有好下场”。反习派应该充分利用了这一契机发难，中共政治局内主张与美国缓和的人，应该也适时表态。
中共的导弹试射草草收场，实际应该受到了内外的双重压力，接下来的演习主要针对台湾，没有针对美国。
中共内部各派都清楚，并无真正的实力与美国较量，现任中共高层只是不肯认错，为自己寻找借口而已。中共对美强硬，更多只是一种姿态，并没有多少实质的手段。中共内部也知道，目前的军事实力无法拿下台湾，若此时与美国冲突，中共政权可能更快消亡。
8月12日，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中石化和中石油等五家中共国企宣布将从美国退市。这是中共主动与美国脱钩的做法，实际于己不利。中共权贵们在中国和香港通过上市圈钱已经不容易，现在到美国上市圈钱的路又被自己堵死了。
8月15，美国财政部公布，中共连续7个月减持美国国债，共减持了1,130亿美元。中共6月减持130亿美债的同时，其它国家却增持了181亿美债。中共的流动性外汇在枯竭，经济上还在自毁长城，又遭遇美国的技术封锁；全球粮食危机之际，中国大陆正经历罕见的干旱，恐怕很快又不得不从美国进口更多粮食，继续与美国对抗、脱钩实属下下策。
8月17日，美国负责东亚、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克里滕布林克（Daniel Kritenbrink）表示，中共胁迫恐吓台湾的言论和行动“严重破坏了稳定，它们有误判的风险，威胁到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我们将负责任地、坚定地、坚决地采取行动”。
同日，美国驻华大使领馆通过推特转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Ned Price）的声明称，“有一方在谋求改变现状”；“最近它对本月早些时候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做出挑衅性和完全不必要的回应”；我们的“回应是慎重有节制的”；“我们不打算升级局势，没有理由制造危机，但我们也明确表示我们在该地区进行符合国际法的飞行、航行和活动不会被阻止。”
北戴河会议后，美国一面继续实施制裁，一面向中共喊话，迫使中共放弃对抗，放弃与美国冲突。
更多中共官员支持“改革开放”？
美国的一系列的动作，无疑对北戴河会议产生了重大影响。8月16日，习近平和李克强一北一南现身考察。
李克强高调宣称，“改革开放还要继续往前推进，黄河长江不会倒流”；“不管国际层面如何变化，不管有什么样的复杂情况，改革开放一定是坚定前行。”
习近平考察了辽沈战役内战纪念馆，与中共内斗不止的局面十分吻合。习近平没有再提“动态清零”，但再次称“构建以国内大回圈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回圈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坚持自力更生”。
北戴河会议围绕“改革开放”显然争论不休；之后，李克强、汪洋、胡春华频频亮相，习近平倒显得低调了一些。
8月24日，新华社头条发表文章，《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非凡十年丨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述评》。这一姗姗来迟的文章称，“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并称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开创了改革开放新局面”。文章最后还称，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有信心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北戴河会议一周多之后，党媒忽然突兀表态“改革开放”，表明中共内部各派在未来五年的路线上算是达成了暂时性的妥协。更多中共高官主张“改革开放”，习近平也只能继续保留“改革开放”的口号。
美国逼中共继续“改革开放”、放弃对抗
过去10年中，“改革开放”已经成为一个口号。世界各国一直在期望中国向世界“开放”，但没有等到；香港的“一国两制”却没有了；外国企业在中国始终得不到平等对待；外国国民的安全在中国得不到法律保障。中国老百姓一直希望中共继续“改革”，实际就是继续给老百姓松绑，但中共反倒更加禁锢人们的思想，不允许任何不同的看法，人权迫害变本加厉；中共不断加强经济监管，私营企业的空间越来越小，私营企业主们被“共同富裕”吓坏了。
据估计，今年中国将有10,000名高净值居民群体移民海外，带走480亿美元。2017年，中国富豪移民海外约1万人；2018年，这一数字增长到1.5万人；2019年，中国向美、加、澳、英等西方国家移民人数为1.5万人，居世界第一。联合国2020年《全球移民报告》显示，中国移民人口数量已超过1100万，富豪移民占很大比例。
中共官员们不想放弃“改革开放”，除了冠冕堂皇的理由，还因为害怕自己的后路被断。如果中美真的发生冲突，或中共武力犯台，很可能像俄罗斯一样遭遇制裁，中共官员们苦心经营的海外财产可能会被冻结。中共内部应该都看到了红朝衰败的景象，若继续与美国和西方对抗，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盘死棋。
美国近期连番制裁，就是向中共官员们发出警示。中共忽然高喊“改革开放”的口号，不只是给党内看，也不只是对内宣传，应该还在给美国和西方看。若继续“改革开放”，就意味着对外不能脱钩，还需要广交朋友，中共就不得不与美国和西方寻求缓和，而不是关起门来“自力更生”、把老百姓绑上战车。
现在，眼看更多中共官员不想上战车，二十大不得不延续“改革开放”的路线，也不能否定之前的中共领导人，所谓“新时代”的含金量估计会缩水，中共退休高官们仍然拥有话语权，二十大的人事安排恐怕也要更多互相妥协，以符合“改革开放”的路线。
8月23日，美国国务院副卿温舍曼（Wendy Sherman）与中共驻美大使秦刚举行了闭门会议。中美工作层面的沟通一直不畅，如今中美关系再度恶化之际，双方却又开始沟通了。
美方透露，“北京已经关闭了影响整个世界几个重要问题上的一些关键沟通渠道和合作，但美国继续寻求开放和建设性沟通渠道，来管理我们的分歧”；“美国继续采取‘冷静和坚决步骤’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支持台湾符合美方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
二十大之前，美国的动作应该不会停止，对华关税这张牌也再次被推到了年底。中共各派大概都看清了美国的意图，中共内部的争斗与妥协已无法避开美国因素，现任中共高层面对美国的压力，只能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