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环境：中期不看好
（一）美国经济
作为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最前沿的国家，美国的经济发展状态与科技革命的长周期相关。如果科技发展出现革命性变化，美国经济会有一段较长时间的繁荣 期，如电力的应用和计算机的发明催生出全新的产业，否则只能保持比较低水平的增长。目前，世界科技创新还没有出现革命性变化的迹象，所以，美国经济保持低 增长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美国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原因是金融创新泡沫破灭造成大量财富损失，很多美国的公司和个人购买了金融衍生产品，最后造成了坏账。这导 致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信用危机，由于对公司和个人的信用不能准确评估，银行不敢贷款；二是需求萎缩，公司投资和消费者开支都会减少。但是，这些问题对美 国来说只是短期问题：信用危机可以重建，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财富损失也是一次性的。特别是由于美国特殊的国际地位，国际资本不断通过购买美国国债 回流到美国，而且美元是国际性货币，美国拥有铸币权。虽然美国债务比重也相当高，但不会出现债务危机。
美国经济中期真正的问题是：金融创新做过了头，导致了泡沫和危机，那么，今后美国靠什么产业带动经济增长？近几十年来，美国的产业发展一直受到后发 国家的挤压，美国的钢铁工业基本已经退出，汽车工业受到日本、韩国、德国的挤压，日子也很不好过。后发国家的挤压迫使美国在产业前沿展开创新，但是，这种 创新一直不太顺利，互联网和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都造成了泡沫，说明对这些新产业的预期和估值过高。奥巴马上台之后提出重振美国制造业，英国和法国也都有重 振制造业的规划，但是，实施起来很难。美国现在的制造业只占到GDP的17%，主要是高科技产业和军工产业，其他产业因为没有成本优势基本都转移出去了， 这种状况并没有实质性改变。总之，美国经济中期发展不会很好，也不会出大的问题，主要是没有明显的优势产业带动，传统产业又受到其他国家挤压发展，空间有 限。
（二）欧洲经济
欧洲国家面临的主权债务危机和美国经济的问题完全不一样，实质是欧元区一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不足以维持其过高的社会福利水平。在欧洲一体化的背景下，这个矛盾表面化了。这是为了实现欧洲一体化的政治抱负所付出的经济代价。
欧元区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很大，但是，其人均收入水平和福利水平差别并不太大。大约是2008年的数据，欧洲国家人均月收入折合人民币:法国 2.2万元、德国2万元、意大利1.7万元、西班牙1.6万元、希腊1.2万元。希腊的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退休金占原工资的比重）居然达到了 95.7%，排名全球第三（第一是沙特、第二是冰岛），而美国只有40%。一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但是收入和福利高，结果必然是本国企业成本高、产品 没有竞争力。这是一个本质性的矛盾，没有高的生产率却要维持高生活水平，从长期看是无法持续的。
如果一个主权完整的国家遇到这种矛盾，它可以用货币贬值来调节。货币贬值后，企业的成本降低，当然国民财富也会缩水。但是，进入欧元区后，货币手段 只能由欧洲央行来使用，任何一个单一国家已经无法运用了，因而所有矛盾都集中到财政的方向上。首先，高福利需要财政补贴支持，财政压力会非常大；第二，为 避免经济衰退，政府需要扩大财政支出刺激经济。财政没有钱只能借债，借债还不了就出现了主权债务危机。为防止欧元区解体，欧盟不断采取各种救助措施，前提 都是要减少财政赤字，这意味着相关国家政府开支要减少、社会福利水平要降低，这也导致了欧洲一些国家民众的各种抗议。
不管救助的结果如何，在一段时期中，欧洲各国的政府开支和居民消费都会下降。希腊如果退出欧元区，其本币会大幅贬值，购买力将下降；如果不退出，则 必须接受欧盟规定的财政纪律，也意味着财政支出减少、社会福利减少。所以，在一段时间内，欧洲市场的购买力会降低，而且，这个趋势可能要维持若干年，期间 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会不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欧盟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对欧盟的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20%，欧盟经济不景气会对中国造成很大影响。
（三）日本经济
日本经济和美国经济有相似的情况，日本的产业发展和科技水平已经到了世界的前沿，没有新的技术突破很难有大发展。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经济泡沫破裂 后进入“失去的十年”，进入本世纪后略有好转，2000年至2007年GDP年均增长1.7%，但是，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又进入负增长，接下来的 地震、海啸、核事故对日本经济造成很大打击。
日本中期经济发展的前景可能比美国还要差一些。第一，日本是外向型经济，国际市场不好对日本影响比较大。第二，日本经济的调整余地很小，财政和金融 手段已经基本用尽。在财政方面，日本国债占GDP比重为185%，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高的，日本的国债是内债，与欧洲不同，不会出现债务危机，但是，进一 步借债的余地已经很小。在金融方面，日元的利息基本为零，已经没有降息空间了。
美国、欧洲、日本都属发达经济体，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很高。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前景不好，今后一段时间能够实现的经济增量有限。发达 国家的经济体量大约占世界经济的60%，所以，世界经济中期也不看好。这种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会很大，因为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很高，国际市场对中 国产品的需求减少，会导致中国的出口增长下降，并将面临更多的贸易摩擦。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重大阶段性转折
中国经济连续高速增长已经有30年。1979年到2009年中国的年均GDP增长率为10%，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是什么因素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未来能否继续维持高增长？是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中国经济能够连续30年高速增长主要有以下四个支撑性因素：
第一，相对较低的要素成本，尤其是人工成本和环保成本。长期以来，低人工成本是我们的传统优势，环保成本相当部分没有计入生产成本之中，因为污染没 有治理。低的要素成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于：一是我们的企业有低成本优势，竞争力很强；二是对外资吸引力大，跨国公司是全球配置资源，要选择在成本最低 的地方生产，外资来投资建厂，当地就有GDP、就业、税收。
第二，高的储蓄率。这是华人的特点，中国人不愿意借债，无债一身轻，储蓄倾向很强。即使在美国，储蓄率很低的地方，华人也是有存款的。在改革开放初 期，中国就有30%的储蓄率。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储蓄率一直超过40%。这个特点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储蓄是一个国家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
第三，国外有技术来源。产业发展光有钱不行，技术和资本结合在一起才能形成产业。改革开放的前些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技术起点很低，需要的技术都是国 外成熟的技术，甚至是过时的技术，所以买技术很容易。能很方便地从外部得到技术，跨越了自主研发的过程，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是极大的促进，使投资和 产业的形成非常快。
第四，较大的国内市场。中国从短缺经济起步。以前许多商品是凭票购买的。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消费热点一个接着一个，消费呈排浪式推进，市场是现成 的。在基础设施领域存在大量有回报的投资机会。这一点很重要，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需求是无限的，但在一定收入水平上有回报的投资机会是有限的。中国巨大的 国内市场可以把企业培育得很大，并使之经受国内市场竞争的锻炼；国内市场饱和后企业会转向外向型发展，并依托成本优势实现海外扩张。
上述四个因素中，除了高储蓄率之外，都是“穷”的因素，或者说是后发的因素。这四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恰恰构成了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条件，所以，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不是偶然的。
这30年，中国主导产业发展的基本逻辑基本都是这样的：收入提高、市场形成；国内储蓄与国外技术相结合，马上形成投资和产业；依托广大的国内市场，企业可以发展得很大；国内市场饱和后开始外向型发展，利用低成本优势占领国际市场。具体来说，大致是这样的情况：
第一波，1979年至1984年，以轻纺工业为终端的产业群。改革开放是启动性因素。当时，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城市职工工资上涨，但有钱买不到东 西，这说明市场形成了。这期间，中国轻工业年均增长12.8%，重工业年均增长7%，轻重工业增速差别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1984年前后，中国日用消费 品的市场短缺消除，轻纺工业的国内市场饱和，开始外向型发展，利用低成本进入国际市场，挤垮了许多国家的同类产业，使中国成为轻纺工业的出口大国。
第二波，1985年至1990年，以家电产业为终端的产业群。日用消费品需求满足后，居民消费结构开始升级，家电成为消费热点，家电产业发展的市场 形成。这段时间是中国家电产业从无到有大发展的黄金时期，依靠引进技术和生产线，彩电、冰箱、洗衣机产销量呈现十倍甚至十几倍的增长。上世纪90年代初， 国内城镇家庭家电普及率已很高，而农村市场跟不上，国内家电市场出现饱和现象，国内家电企业开始外向型发展，使中国成为家电出口大国。因此，欧盟从 1991年开始，正式对中国彩电实施反倾销措施。
第三波，1990年至2000年，基础设施产业群。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居民家电需求基本满足，而汽车和住房的市场还没有形成，居民消费热点 趋于分散化。当时基础设施的瓶颈问题非常突出，交通、能源、通信、原材料都很紧张，这为多个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市场条件。整个90年代是中国基础设施大发展 的时期，通信热、电厂热、港口热、公路热，带动了机械、石化、电子、原材料、建筑建材等产业的发展。以通信为例，90年代初中国通信条件还较差，交了初装 费依然装电话难。90年代成为中国通信业发展最快的时期，这期间中国长途电话交换机容量增长了34倍，局用交换机容量增长了14倍，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增 长了2700倍，技术都是国外引进的。到2000年左右，国内通信业增长开始趋缓，像华为、中兴这样的企业转而开始外向发展，依靠低成本优势占据了相当大 的国际市场份额。
第四波，2000年至今，以住房和汽车为终端的产业群。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进入新世纪后，几十万元级的消费开始启动，中国住房和汽车市 场开始形成。这十几年中，汽车工业和房地产业是发展最快的产业。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工地。汽车技术同样也是引进 的。中国引进汽车技术已经是附带条件的了：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只转让给了合资企业，并由外方控制；外方的技术只能用于外方的品牌，而且产品不能出口。同 时，信息产品市场，金融、保险、媒体、娱乐、教育等新一代第三产业，环保、节能等产业的市场也在形成。
住房和汽车市场的形成，说明中国和世界产业的前沿已经比较接近了。在发达国家，住房和汽车依然是主要的实物消费品，汽车、住房的销售量仍然是其判断消费者信心的重要指标。
在这30年的高增长中，中国曾经有三次由于经济增长速度偏低，政府不得不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第一次是1989年，当时家电消费热点过后，没有其他 消费热点，国内需求不足；第二次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加上住房、汽车市场还没有形成，也是一个消费空档；第三次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这几 次都是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启动内需。可见，这30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也是有周期、有波动的。
简单回顾一下中国经济30年的高增长，大致可以得出这样几个结论：
第一，经济增长的内涵是产业结构的升级。30年的高增长，中国经济并不是在一个产业平面上，而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升级上来的，30年来中国的主导 产业已经上了几个台阶。结构升级是原因，经济增长是结果。如果主导产业不升级，30年的高增长是不能维持的。为什么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偏低？主要是他们 的主导产业已经到了最前沿，没有新的科技革命很难上新台阶。换言之，我们要想保持中国经济在今后若干年的持续增长，只能靠主导产业的进一步升级。
第二，对于发展中大国，国内市场升级是产业升级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讲，国内市场也是一种资源，规模越大、层次越高，它的价值就越高。我们可以靠国 内市场养大产业做大企业，也可以靠国内市场吸引外部投资。所以，大国一定要尽可能保护和利用好国内市场，尽可能让本国市场哺育本国企业的发展。但这不一定 能做到，比如巴西是“金砖四国”之一，它的国内市场很大，其汽车市场是世界第八大汽车市场。但巴西的汽车工业完全由外资控制，而且都是独资，巴西本国没有 自己的汽车品牌。因此，巴西巨大的汽车市场带动的是国外汽车企业的发展。
这里，我想顺便讲一下大国经济和小国经济的区别。首先，大国和小国的发展模式不一样。小国可以靠国际分工，如瑞士主要靠手表、制药、金融、精密机械 等几个产业，其他全靠进口。大国不能这样，大国经济规模太大，大国如果靠国际分工，国际市场无法承受，其他国家也无法承受。大国过度依靠国际分工，最终只 能是卖什么就什么便宜，买什么就什么贵。大国的优势在于国内市场大，只能立足于国内市场均衡发展。
其次，大国与小国企业发展的条件也不同。近几年不少央企热衷于进入世界500强，这不是坏事，进入世界500强可以提升企业形象。但是，其中含金量 有多大，我们自己应该心里有数。中国是一个大国，仅靠国内市场就可以把企业做得很大，甚至完全不参与国际竞争也可以达到世界500强的规模。对于一个大国 的企业来说，进入世界500强并不必然说明国际竞争力的高低，这和小国完全不同。如果一个小国有一家世界500强企业，其必然是非常值得尊重的，因为它每 走一步都要面对国际竞争。
第三，中国经济30年持续高增长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一是市场的因素。我们的国内市场很大，起点又低，什么都缺。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热点 一个接一个。排浪式消费需求引起市场排浪式的扩张，带动整个经济排浪式增长。二是资金和技术的因素。国内储蓄加上国外技术，可以很快形成投资项目和产业； 市场形成后，国内产业跟进非常快，形成新产业不断出现、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局面。三是成本因素。低成本使得国内企业的竞争力强，对外资的吸引力强，这种优 势在企业外向型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从另一个角度讲，前30年中国经济发展相对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市场是现成的（市场从短缺起步），技术是现成的（直接从国外购买），企业的竞争力是现 成的（成本低是天然优势）。但是，这种发展模式是有缺陷的：第一，过度依靠低成本；第二，过度依靠国外技术。这种模式的发展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上是可以 的，却不可能长期如此。我们不可能永远这么穷，因而我们不可能永远拥有低成本优势；作为一个大国，也不可能靠别人的技术实现自己的现代化。
在中国经济持续30年高增长之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几个重要的支撑性因素已经在发生变化：
第一，要素成本在快速上升。30年维持低人工成本是不太正常的。一个较小的国家，其低成本、高增长期一般是10到15年。中国能够维持30年的低成 本主要原因是国家太大，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广东和浙江的人工成本上升之后，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千里迢迢去沿海打工，把人工成本压住了。 劳动力价格变化有个特点，供过于求的时候可以长时间压住不动，但是，一旦供求平衡或供不应求，劳动力价格就会快速上升，这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现 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拐点。其标志是近两年各省最低工资标准大约提高了50%，但很多地方仍然招工困难。同时，近几年能源、原材料、农产品、土地、环保成 本都在上升，中国的成本优势已被大大削弱。成本优势下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是所有靠成本取得优势的企业和产业的竞争力都在下降，有些产业还要退出，转移 到人工成本更低的地方。二是对外资的吸引力下降，追求低生产成本的外资不会再有很高的积极性了。
第二，技术来源将会出现问题。前30年，中国产业升级主要靠引进技术。那个时期，中国和国外产业的差距很大，国外企业把成熟的、甚至是过时的技术卖 给中国，对他们自己没有什么影响。但是，经过30年的高增长，中外的产业差距大大缩小。中国现在需要买的技术往往是国外企业正在使用的技术。国外企业如果 把自己正在用的技术卖出去，他们自己就很难生存了。这个问题在中央企业反映很突出，因为很多央企是行业的排头兵，与国外企业的技术差距最小。这几年，很多 央企反映购买国外技术越来越困难，对方往往很坦率：技术卖给你，我怎么办？尤其是一些战略性新技术。比如液晶面板，中国平板电视的市场很大，但面板生产技 术我们不掌握，国外企业也不愿意转让，中国巨大的平板电视市场带动的基本是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产业。国外技术来源出现问题对我们的影响是：我国产业结 构的进一步升级将会遇到困难，国内市场形成，但是国内产业跟不上去了。现在，国内资金很多，但大家普遍反映没有好项目，没好项目的后面是没有新技术。
第三，市场方向也出现了变化。在消费品市场方面，在消费结构达到汽车和住房这个层次之后，实物性的消费热点似乎已经没有了，以后中国似乎不会再出现 “排浪式”消费的现象了。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有回报的投资机会已经很少了。前30年，政府曾三次靠投资基础设施去拉动经济增长，但这三次遇到的问题不一 样。前两次，1989年和1998年，有项目、也有回报，但是，融资存在问题。基础设施投资是长期性投资，当时的融资渠道基本都是短期性的，短期性的融资 渠道和基础设施长期性的资金需求如何衔接是主要问题。但是，这一次的问题完全不一样了。2008年的“4万亿”投资主要是两个方向：一是中央政府层面的铁 路建设，二是地方政府层面由地方投融资平台实施的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最后两个方向出现的是同一个问题——偿债风险。这说明，目前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有回 报的投资机会已经很少了。市场方向出现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是两个方面：一是消费热点的缺失会使消费增长的动力减弱，一波接一波“排浪式”消费带动 国民经济“排浪式”增长的情况不大可能再出现了。二是政府启动内需、调节经济增长速度的政策空间变小。基础设施领域有回报的项目可以用银行资金支持，没有 回报的项目只能用财政性资金，而财政性资金是有限的。
这些变化如果再概括一下，可能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经济高增长 的时代即将结束了。中国经济将从一种短缺的、赶超式的经济形态逐渐转变为一种过剩的、成熟的经济形态，经济增速的合理区间将从10%左右逐渐下降。这将是 中国经济发展一个重大的阶段性变化，其影响可能比国际金融危机还要大。
这同样可能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将从一个比较容易的阶段进入一个不太容易的阶段。以 前中国的企业发展主要靠成本优势，成本优势被削弱之后，必须重新构造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基础，把成本优势逐步转移到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上来，但是，构建企业 的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都不是容易的事。以前我们很容易买到国外技术，所以国内产业升级很快、很便捷。今后购买国外技术越来越困难，要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增 长、实现新的产业升级，我们只能越来越多地依靠自主创新，但自主创新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阶段性转换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 挑战。正因为如此，中央一直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如果我们转变得好，中国经济能够保持一个不太低的增长速度，若干年之后中国将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如 果转不好，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会停滞，经济增长会停滞，从而进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产业内涵应该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停滞导致 经济增长的停滞。
关于中国企业的应对问题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不好，对此我们难以左右，只能正视并妥善应对。中国经济发展出现阶段性变化实际是好事情。过去的高增长靠的是“穷”的优势，现在这 个优势被削弱了，说明我们的经济发展了，中国人不太“穷”了。这种阶段性变化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是迟早要到来的。我们以往为中国经济发展所做的一切 努力，都是为了这个转折能够尽快到来。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上，中国经济仍然具有一些重要的优势，这是我们应该看到的。
一是中国的资金充裕。储蓄率高虽然会引起消费不足的问题，但毕竟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尤其是外汇储备。就资金总量而言，中国自己积累的资金足以支撑自 身的发展，可以完全不依赖外部资金。在今后的发展中，中国可能缺技术、缺项目，但不缺资金。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中国是有钱的。
二是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仍然是产业发展重要的有利条件，仍然是国内企业发展的重要依托。如果我们把国内市场的筹码运用好，也仍然有换取技术的机会，如三峡发电机组和高铁技术。另外，中国的主体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前沿仍有不小的差距，我们仍有很大的学习、模仿和赶超的空间。
三是中国企业的成本优势被削弱是相对而言的。中国企业的成本优势被削弱是与更不发达的国家相比，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层次上去比。如果我们能够实现 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层次之上，我们的竞争对手将是发达国家企业。与这些企业相比，中国企业的成本仍然是有优势的。
四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是在国际经济形势不好的大背景下开始的。我们困难，国外企业也困难。这对中国企业来说也许是个非常重要的机遇。我们可以通过国际并购取得技术、品牌和渠道，从而促进国家产业结构和企业产品结构的升级。
即使从短期调控的角度讲，中国和其他国家相比仍然有比较大的调控空间。一方面，我们的财政、金融方面的政策余地还较大，财政方面发债、减税，金融方 面降息都还有一定空间。另一方面，仅仅从短期刺激增长的角度，中国地方政府的作用不可小视，这与国外有很大不同。国外的基本经济主体是中央政府和企业。企 业是发展主体，中央政府是调控主体，中国则是中间夹着一层地方政府，是三层结构。中国地方政府在行为上都已经公司化了，经济能量非常大、投资欲望非常强。 所以，想要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只要让地方政府能接触到钱，马上就可以见效。当然，这种方式刺激出的增长往往是有代价的。
但是，对于习惯高增长环境的中国企业来说，以后一段时间会感到很不适应，压力会非常大，尤其是制造业企业。制造业企业是中国经济的主体部分。前些 年，由于有成本优势，中国的制造业规模发展得非常大，而且原先就存在非常突出的重复建设问题。中国的重复建设和国外的生产能力过剩还不太一样，有体制方面 的原因。这包括好几个层面：一是中国企业的负担完全不一样。所以以前有人说，只要某企业还能活着，我投资就能赚钱，虽然从全社会的角度市场已经饱和了。二 是地方政府对招商引资的优惠。各个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方面是相互较劲的。为吸引一个投资项目，我可以给你减税、免税；不够？土地、厂房不要钱； 还不行？不要钱的土地再加一块地，你去开发补项目；再不行？我拿钱和你一块儿投资。在这种多重的优惠之下，已经过剩的行业也能优惠出可以挣钱的项目。三是 过剩的生产能力退出困难。在中国，人的市场化程度不够、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很完善、社会稳定的压力大等等，使得关闭企业困难重重，这在国有企业尤其突出。
所以，制造业企业今后几年会面对这样的形势：成本上升，人工、原材料、能源、环保等成本都在上升，企业无法阻挡，只能接受；而在企业的前面，生产能 力过剩又会引发过度竞争，产品价格仍在下降，企业想通过产品价格把生产成本上升转移出去根本不可能。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企业的利润空间被大幅度压缩，甚至 出现全行业性的亏损。这种由于过度竞争引发的行业性亏损对产业发展的损害非常大，足以把一个行业的投入能力和发展后劲都消耗掉。以往，中国经济总体上处于 高增长的扩张期，而且是一波接一波的，前期过剩的生产能力会被随后的经济扩张所消化掉。所以，前几年的重复建设、生产能力过剩并没有造成非常严重的、持久 的后果。如果后面没有新的经济扩张了，这个问题会变得很尖锐、拖的时间会很长，中国企业会面临非常大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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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欧美经济不复苏，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经济必死无疑。
该文说“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云云”，巨大个头啊，普通国民穷得吐血，无钱消费，国内市场几乎等于0，即所谓的“内需长期不振”，这就是共匪长期“与民争利”造成的恶果。现在出口市场不行了，共匪就指望国民大举消费来振兴国内市场，你共匪早干嘛去了？为何当初不想着“让利于民”呢？？不想着“增加国民的收入”呢？？什么卵德性
（一）美国经济
作为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最前沿的国家，美国的经济发展状态与科技革命的长周期相关。如果科技发展出现革命性变化，美国经济会有一段较长时间的繁荣 期，如电力的应用和计算机的发明催生出全新的产业，否则只能保持比较低水平的增长。目前，世界科技创新还没有出现革命性变化的迹象，所以，美国经济保持低 增长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美国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原因是金融创新泡沫破灭造成大量财富损失，很多美国的公司和个人购买了金融衍生产品，最后造成了坏账。这导 致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信用危机，由于对公司和个人的信用不能准确评估，银行不敢贷款；二是需求萎缩，公司投资和消费者开支都会减少。但是，这些问题对美 国来说只是短期问题：信用危机可以重建，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财富损失也是一次性的。特别是由于美国特殊的国际地位，国际资本不断通过购买美国国债 回流到美国，而且美元是国际性货币，美国拥有铸币权。虽然美国债务比重也相当高，但不会出现债务危机。
美国经济中期真正的问题是：金融创新做过了头，导致了泡沫和危机，那么，今后美国靠什么产业带动经济增长？近几十年来，美国的产业发展一直受到后发 国家的挤压，美国的钢铁工业基本已经退出，汽车工业受到日本、韩国、德国的挤压，日子也很不好过。后发国家的挤压迫使美国在产业前沿展开创新，但是，这种 创新一直不太顺利，互联网和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都造成了泡沫，说明对这些新产业的预期和估值过高。奥巴马上台之后提出重振美国制造业，英国和法国也都有重 振制造业的规划，但是，实施起来很难。美国现在的制造业只占到GDP的17%，主要是高科技产业和军工产业，其他产业因为没有成本优势基本都转移出去了， 这种状况并没有实质性改变。总之，美国经济中期发展不会很好，也不会出大的问题，主要是没有明显的优势产业带动，传统产业又受到其他国家挤压发展，空间有 限。
（二）欧洲经济
欧洲国家面临的主权债务危机和美国经济的问题完全不一样，实质是欧元区一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不足以维持其过高的社会福利水平。在欧洲一体化的背景下，这个矛盾表面化了。这是为了实现欧洲一体化的政治抱负所付出的经济代价。
欧元区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很大，但是，其人均收入水平和福利水平差别并不太大。大约是2008年的数据，欧洲国家人均月收入折合人民币:法国 2.2万元、德国2万元、意大利1.7万元、西班牙1.6万元、希腊1.2万元。希腊的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退休金占原工资的比重）居然达到了 95.7%，排名全球第三（第一是沙特、第二是冰岛），而美国只有40%。一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但是收入和福利高，结果必然是本国企业成本高、产品 没有竞争力。这是一个本质性的矛盾，没有高的生产率却要维持高生活水平，从长期看是无法持续的。
如果一个主权完整的国家遇到这种矛盾，它可以用货币贬值来调节。货币贬值后，企业的成本降低，当然国民财富也会缩水。但是，进入欧元区后，货币手段 只能由欧洲央行来使用，任何一个单一国家已经无法运用了，因而所有矛盾都集中到财政的方向上。首先，高福利需要财政补贴支持，财政压力会非常大；第二，为 避免经济衰退，政府需要扩大财政支出刺激经济。财政没有钱只能借债，借债还不了就出现了主权债务危机。为防止欧元区解体，欧盟不断采取各种救助措施，前提 都是要减少财政赤字，这意味着相关国家政府开支要减少、社会福利水平要降低，这也导致了欧洲一些国家民众的各种抗议。
不管救助的结果如何，在一段时期中，欧洲各国的政府开支和居民消费都会下降。希腊如果退出欧元区，其本币会大幅贬值，购买力将下降；如果不退出，则 必须接受欧盟规定的财政纪律，也意味着财政支出减少、社会福利减少。所以，在一段时间内，欧洲市场的购买力会降低，而且，这个趋势可能要维持若干年，期间 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会不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欧盟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对欧盟的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20%，欧盟经济不景气会对中国造成很大影响。
（三）日本经济
日本经济和美国经济有相似的情况，日本的产业发展和科技水平已经到了世界的前沿，没有新的技术突破很难有大发展。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经济泡沫破裂 后进入“失去的十年”，进入本世纪后略有好转，2000年至2007年GDP年均增长1.7%，但是，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又进入负增长，接下来的 地震、海啸、核事故对日本经济造成很大打击。
日本中期经济发展的前景可能比美国还要差一些。第一，日本是外向型经济，国际市场不好对日本影响比较大。第二，日本经济的调整余地很小，财政和金融 手段已经基本用尽。在财政方面，日本国债占GDP比重为185%，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高的，日本的国债是内债，与欧洲不同，不会出现债务危机，但是，进一 步借债的余地已经很小。在金融方面，日元的利息基本为零，已经没有降息空间了。
美国、欧洲、日本都属发达经济体，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很高。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前景不好，今后一段时间能够实现的经济增量有限。发达 国家的经济体量大约占世界经济的60%，所以，世界经济中期也不看好。这种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会很大，因为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很高，国际市场对中 国产品的需求减少，会导致中国的出口增长下降，并将面临更多的贸易摩擦。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重大阶段性转折
中国经济连续高速增长已经有30年。1979年到2009年中国的年均GDP增长率为10%，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是什么因素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未来能否继续维持高增长？是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中国经济能够连续30年高速增长主要有以下四个支撑性因素：
第一，相对较低的要素成本，尤其是人工成本和环保成本。长期以来，低人工成本是我们的传统优势，环保成本相当部分没有计入生产成本之中，因为污染没 有治理。低的要素成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于：一是我们的企业有低成本优势，竞争力很强；二是对外资吸引力大，跨国公司是全球配置资源，要选择在成本最低 的地方生产，外资来投资建厂，当地就有GDP、就业、税收。
第二，高的储蓄率。这是华人的特点，中国人不愿意借债，无债一身轻，储蓄倾向很强。即使在美国，储蓄率很低的地方，华人也是有存款的。在改革开放初 期，中国就有30%的储蓄率。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储蓄率一直超过40%。这个特点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储蓄是一个国家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
第三，国外有技术来源。产业发展光有钱不行，技术和资本结合在一起才能形成产业。改革开放的前些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技术起点很低，需要的技术都是国 外成熟的技术，甚至是过时的技术，所以买技术很容易。能很方便地从外部得到技术，跨越了自主研发的过程，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是极大的促进，使投资和 产业的形成非常快。
第四，较大的国内市场。中国从短缺经济起步。以前许多商品是凭票购买的。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消费热点一个接着一个，消费呈排浪式推进，市场是现成 的。在基础设施领域存在大量有回报的投资机会。这一点很重要，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需求是无限的，但在一定收入水平上有回报的投资机会是有限的。中国巨大的 国内市场可以把企业培育得很大，并使之经受国内市场竞争的锻炼；国内市场饱和后企业会转向外向型发展，并依托成本优势实现海外扩张。
上述四个因素中，除了高储蓄率之外，都是“穷”的因素，或者说是后发的因素。这四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恰恰构成了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条件，所以，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不是偶然的。
这30年，中国主导产业发展的基本逻辑基本都是这样的：收入提高、市场形成；国内储蓄与国外技术相结合，马上形成投资和产业；依托广大的国内市场，企业可以发展得很大；国内市场饱和后开始外向型发展，利用低成本优势占领国际市场。具体来说，大致是这样的情况：
第一波，1979年至1984年，以轻纺工业为终端的产业群。改革开放是启动性因素。当时，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城市职工工资上涨，但有钱买不到东 西，这说明市场形成了。这期间，中国轻工业年均增长12.8%，重工业年均增长7%，轻重工业增速差别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1984年前后，中国日用消费 品的市场短缺消除，轻纺工业的国内市场饱和，开始外向型发展，利用低成本进入国际市场，挤垮了许多国家的同类产业，使中国成为轻纺工业的出口大国。
第二波，1985年至1990年，以家电产业为终端的产业群。日用消费品需求满足后，居民消费结构开始升级，家电成为消费热点，家电产业发展的市场 形成。这段时间是中国家电产业从无到有大发展的黄金时期，依靠引进技术和生产线，彩电、冰箱、洗衣机产销量呈现十倍甚至十几倍的增长。上世纪90年代初， 国内城镇家庭家电普及率已很高，而农村市场跟不上，国内家电市场出现饱和现象，国内家电企业开始外向型发展，使中国成为家电出口大国。因此，欧盟从 1991年开始，正式对中国彩电实施反倾销措施。
第三波，1990年至2000年，基础设施产业群。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居民家电需求基本满足，而汽车和住房的市场还没有形成，居民消费热点 趋于分散化。当时基础设施的瓶颈问题非常突出，交通、能源、通信、原材料都很紧张，这为多个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市场条件。整个90年代是中国基础设施大发展 的时期，通信热、电厂热、港口热、公路热，带动了机械、石化、电子、原材料、建筑建材等产业的发展。以通信为例，90年代初中国通信条件还较差，交了初装 费依然装电话难。90年代成为中国通信业发展最快的时期，这期间中国长途电话交换机容量增长了34倍，局用交换机容量增长了14倍，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增 长了2700倍，技术都是国外引进的。到2000年左右，国内通信业增长开始趋缓，像华为、中兴这样的企业转而开始外向发展，依靠低成本优势占据了相当大 的国际市场份额。
第四波，2000年至今，以住房和汽车为终端的产业群。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进入新世纪后，几十万元级的消费开始启动，中国住房和汽车市 场开始形成。这十几年中，汽车工业和房地产业是发展最快的产业。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工地。汽车技术同样也是引进 的。中国引进汽车技术已经是附带条件的了：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只转让给了合资企业，并由外方控制；外方的技术只能用于外方的品牌，而且产品不能出口。同 时，信息产品市场，金融、保险、媒体、娱乐、教育等新一代第三产业，环保、节能等产业的市场也在形成。
住房和汽车市场的形成，说明中国和世界产业的前沿已经比较接近了。在发达国家，住房和汽车依然是主要的实物消费品，汽车、住房的销售量仍然是其判断消费者信心的重要指标。
在这30年的高增长中，中国曾经有三次由于经济增长速度偏低，政府不得不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第一次是1989年，当时家电消费热点过后，没有其他 消费热点，国内需求不足；第二次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加上住房、汽车市场还没有形成，也是一个消费空档；第三次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这几 次都是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启动内需。可见，这30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也是有周期、有波动的。
简单回顾一下中国经济30年的高增长，大致可以得出这样几个结论：
第一，经济增长的内涵是产业结构的升级。30年的高增长，中国经济并不是在一个产业平面上，而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升级上来的，30年来中国的主导 产业已经上了几个台阶。结构升级是原因，经济增长是结果。如果主导产业不升级，30年的高增长是不能维持的。为什么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偏低？主要是他们 的主导产业已经到了最前沿，没有新的科技革命很难上新台阶。换言之，我们要想保持中国经济在今后若干年的持续增长，只能靠主导产业的进一步升级。
第二，对于发展中大国，国内市场升级是产业升级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讲，国内市场也是一种资源，规模越大、层次越高，它的价值就越高。我们可以靠国 内市场养大产业做大企业，也可以靠国内市场吸引外部投资。所以，大国一定要尽可能保护和利用好国内市场，尽可能让本国市场哺育本国企业的发展。但这不一定 能做到，比如巴西是“金砖四国”之一，它的国内市场很大，其汽车市场是世界第八大汽车市场。但巴西的汽车工业完全由外资控制，而且都是独资，巴西本国没有 自己的汽车品牌。因此，巴西巨大的汽车市场带动的是国外汽车企业的发展。
这里，我想顺便讲一下大国经济和小国经济的区别。首先，大国和小国的发展模式不一样。小国可以靠国际分工，如瑞士主要靠手表、制药、金融、精密机械 等几个产业，其他全靠进口。大国不能这样，大国经济规模太大，大国如果靠国际分工，国际市场无法承受，其他国家也无法承受。大国过度依靠国际分工，最终只 能是卖什么就什么便宜，买什么就什么贵。大国的优势在于国内市场大，只能立足于国内市场均衡发展。
其次，大国与小国企业发展的条件也不同。近几年不少央企热衷于进入世界500强，这不是坏事，进入世界500强可以提升企业形象。但是，其中含金量 有多大，我们自己应该心里有数。中国是一个大国，仅靠国内市场就可以把企业做得很大，甚至完全不参与国际竞争也可以达到世界500强的规模。对于一个大国 的企业来说，进入世界500强并不必然说明国际竞争力的高低，这和小国完全不同。如果一个小国有一家世界500强企业，其必然是非常值得尊重的，因为它每 走一步都要面对国际竞争。
第三，中国经济30年持续高增长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一是市场的因素。我们的国内市场很大，起点又低，什么都缺。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热点 一个接一个。排浪式消费需求引起市场排浪式的扩张，带动整个经济排浪式增长。二是资金和技术的因素。国内储蓄加上国外技术，可以很快形成投资项目和产业； 市场形成后，国内产业跟进非常快，形成新产业不断出现、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局面。三是成本因素。低成本使得国内企业的竞争力强，对外资的吸引力强，这种优 势在企业外向型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从另一个角度讲，前30年中国经济发展相对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市场是现成的（市场从短缺起步），技术是现成的（直接从国外购买），企业的竞争力是现 成的（成本低是天然优势）。但是，这种发展模式是有缺陷的：第一，过度依靠低成本；第二，过度依靠国外技术。这种模式的发展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上是可以 的，却不可能长期如此。我们不可能永远这么穷，因而我们不可能永远拥有低成本优势；作为一个大国，也不可能靠别人的技术实现自己的现代化。
在中国经济持续30年高增长之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几个重要的支撑性因素已经在发生变化：
第一，要素成本在快速上升。30年维持低人工成本是不太正常的。一个较小的国家，其低成本、高增长期一般是10到15年。中国能够维持30年的低成 本主要原因是国家太大，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广东和浙江的人工成本上升之后，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千里迢迢去沿海打工，把人工成本压住了。 劳动力价格变化有个特点，供过于求的时候可以长时间压住不动，但是，一旦供求平衡或供不应求，劳动力价格就会快速上升，这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现 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拐点。其标志是近两年各省最低工资标准大约提高了50%，但很多地方仍然招工困难。同时，近几年能源、原材料、农产品、土地、环保成 本都在上升，中国的成本优势已被大大削弱。成本优势下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是所有靠成本取得优势的企业和产业的竞争力都在下降，有些产业还要退出，转移 到人工成本更低的地方。二是对外资的吸引力下降，追求低生产成本的外资不会再有很高的积极性了。
第二，技术来源将会出现问题。前30年，中国产业升级主要靠引进技术。那个时期，中国和国外产业的差距很大，国外企业把成熟的、甚至是过时的技术卖 给中国，对他们自己没有什么影响。但是，经过30年的高增长，中外的产业差距大大缩小。中国现在需要买的技术往往是国外企业正在使用的技术。国外企业如果 把自己正在用的技术卖出去，他们自己就很难生存了。这个问题在中央企业反映很突出，因为很多央企是行业的排头兵，与国外企业的技术差距最小。这几年，很多 央企反映购买国外技术越来越困难，对方往往很坦率：技术卖给你，我怎么办？尤其是一些战略性新技术。比如液晶面板，中国平板电视的市场很大，但面板生产技 术我们不掌握，国外企业也不愿意转让，中国巨大的平板电视市场带动的基本是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产业。国外技术来源出现问题对我们的影响是：我国产业结 构的进一步升级将会遇到困难，国内市场形成，但是国内产业跟不上去了。现在，国内资金很多，但大家普遍反映没有好项目，没好项目的后面是没有新技术。
第三，市场方向也出现了变化。在消费品市场方面，在消费结构达到汽车和住房这个层次之后，实物性的消费热点似乎已经没有了，以后中国似乎不会再出现 “排浪式”消费的现象了。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有回报的投资机会已经很少了。前30年，政府曾三次靠投资基础设施去拉动经济增长，但这三次遇到的问题不一 样。前两次，1989年和1998年，有项目、也有回报，但是，融资存在问题。基础设施投资是长期性投资，当时的融资渠道基本都是短期性的，短期性的融资 渠道和基础设施长期性的资金需求如何衔接是主要问题。但是，这一次的问题完全不一样了。2008年的“4万亿”投资主要是两个方向：一是中央政府层面的铁 路建设，二是地方政府层面由地方投融资平台实施的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最后两个方向出现的是同一个问题——偿债风险。这说明，目前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有回 报的投资机会已经很少了。市场方向出现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是两个方面：一是消费热点的缺失会使消费增长的动力减弱，一波接一波“排浪式”消费带动 国民经济“排浪式”增长的情况不大可能再出现了。二是政府启动内需、调节经济增长速度的政策空间变小。基础设施领域有回报的项目可以用银行资金支持，没有 回报的项目只能用财政性资金，而财政性资金是有限的。
这些变化如果再概括一下，可能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经济高增长 的时代即将结束了。中国经济将从一种短缺的、赶超式的经济形态逐渐转变为一种过剩的、成熟的经济形态，经济增速的合理区间将从10%左右逐渐下降。这将是 中国经济发展一个重大的阶段性变化，其影响可能比国际金融危机还要大。
这同样可能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将从一个比较容易的阶段进入一个不太容易的阶段。以 前中国的企业发展主要靠成本优势，成本优势被削弱之后，必须重新构造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基础，把成本优势逐步转移到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上来，但是，构建企业 的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都不是容易的事。以前我们很容易买到国外技术，所以国内产业升级很快、很便捷。今后购买国外技术越来越困难，要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增 长、实现新的产业升级，我们只能越来越多地依靠自主创新，但自主创新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阶段性转换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 挑战。正因为如此，中央一直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如果我们转变得好，中国经济能够保持一个不太低的增长速度，若干年之后中国将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如 果转不好，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会停滞，经济增长会停滞，从而进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产业内涵应该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停滞导致 经济增长的停滞。
关于中国企业的应对问题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不好，对此我们难以左右，只能正视并妥善应对。中国经济发展出现阶段性变化实际是好事情。过去的高增长靠的是“穷”的优势，现在这 个优势被削弱了，说明我们的经济发展了，中国人不太“穷”了。这种阶段性变化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是迟早要到来的。我们以往为中国经济发展所做的一切 努力，都是为了这个转折能够尽快到来。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上，中国经济仍然具有一些重要的优势，这是我们应该看到的。
一是中国的资金充裕。储蓄率高虽然会引起消费不足的问题，但毕竟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尤其是外汇储备。就资金总量而言，中国自己积累的资金足以支撑自 身的发展，可以完全不依赖外部资金。在今后的发展中，中国可能缺技术、缺项目，但不缺资金。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中国是有钱的。
二是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仍然是产业发展重要的有利条件，仍然是国内企业发展的重要依托。如果我们把国内市场的筹码运用好，也仍然有换取技术的机会，如三峡发电机组和高铁技术。另外，中国的主体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前沿仍有不小的差距，我们仍有很大的学习、模仿和赶超的空间。
三是中国企业的成本优势被削弱是相对而言的。中国企业的成本优势被削弱是与更不发达的国家相比，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层次上去比。如果我们能够实现 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层次之上，我们的竞争对手将是发达国家企业。与这些企业相比，中国企业的成本仍然是有优势的。
四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是在国际经济形势不好的大背景下开始的。我们困难，国外企业也困难。这对中国企业来说也许是个非常重要的机遇。我们可以通过国际并购取得技术、品牌和渠道，从而促进国家产业结构和企业产品结构的升级。
即使从短期调控的角度讲，中国和其他国家相比仍然有比较大的调控空间。一方面，我们的财政、金融方面的政策余地还较大，财政方面发债、减税，金融方 面降息都还有一定空间。另一方面，仅仅从短期刺激增长的角度，中国地方政府的作用不可小视，这与国外有很大不同。国外的基本经济主体是中央政府和企业。企 业是发展主体，中央政府是调控主体，中国则是中间夹着一层地方政府，是三层结构。中国地方政府在行为上都已经公司化了，经济能量非常大、投资欲望非常强。 所以，想要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只要让地方政府能接触到钱，马上就可以见效。当然，这种方式刺激出的增长往往是有代价的。
但是，对于习惯高增长环境的中国企业来说，以后一段时间会感到很不适应，压力会非常大，尤其是制造业企业。制造业企业是中国经济的主体部分。前些 年，由于有成本优势，中国的制造业规模发展得非常大，而且原先就存在非常突出的重复建设问题。中国的重复建设和国外的生产能力过剩还不太一样，有体制方面 的原因。这包括好几个层面：一是中国企业的负担完全不一样。所以以前有人说，只要某企业还能活着，我投资就能赚钱，虽然从全社会的角度市场已经饱和了。二 是地方政府对招商引资的优惠。各个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方面是相互较劲的。为吸引一个投资项目，我可以给你减税、免税；不够？土地、厂房不要钱； 还不行？不要钱的土地再加一块地，你去开发补项目；再不行？我拿钱和你一块儿投资。在这种多重的优惠之下，已经过剩的行业也能优惠出可以挣钱的项目。三是 过剩的生产能力退出困难。在中国，人的市场化程度不够、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很完善、社会稳定的压力大等等，使得关闭企业困难重重，这在国有企业尤其突出。
所以，制造业企业今后几年会面对这样的形势：成本上升，人工、原材料、能源、环保等成本都在上升，企业无法阻挡，只能接受；而在企业的前面，生产能 力过剩又会引发过度竞争，产品价格仍在下降，企业想通过产品价格把生产成本上升转移出去根本不可能。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企业的利润空间被大幅度压缩，甚至 出现全行业性的亏损。这种由于过度竞争引发的行业性亏损对产业发展的损害非常大，足以把一个行业的投入能力和发展后劲都消耗掉。以往，中国经济总体上处于 高增长的扩张期，而且是一波接一波的，前期过剩的生产能力会被随后的经济扩张所消化掉。所以，前几年的重复建设、生产能力过剩并没有造成非常严重的、持久 的后果。如果后面没有新的经济扩张了，这个问题会变得很尖锐、拖的时间会很长，中国企业会面临非常大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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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欧美经济不复苏，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经济必死无疑。
该文说“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云云”，巨大个头啊，普通国民穷得吐血，无钱消费，国内市场几乎等于0，即所谓的“内需长期不振”，这就是共匪长期“与民争利”造成的恶果。现在出口市场不行了，共匪就指望国民大举消费来振兴国内市场，你共匪早干嘛去了？为何当初不想着“让利于民”呢？？不想着“增加国民的收入”呢？？什么卵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