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铁打的鲁迅与文言文
60年代生人张靖和她的女儿，14岁的初三学生西西，都背过鲁迅的《少年闰土》：“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 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戴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地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这少年便是闰土……”
鲁迅的文章在课本里存在快一个世纪了。1920年左右，他蜚声文坛时，国内各个书局、各省教育厅和一些著名学校就开始在《国文》或《国语》课本中选 用鲁迅的作品。1949年以后，叶圣陶将《国文》和《国语》合并为《语文》，他的文章继续留存。鲁迅知道课本选用其作品时就批评过：“中国书籍虽然缺乏， 给小孩子看的书尤其缺乏，但万想不到会轮到我的《呐喊》。”
他的许多杂文，是愁眉苦脸背课文的孩子们长大之后才能体会出来的好。就像一线教初中语文的林老师说的，“先生面对的是一个黑暗的世界，评论都有所 指，学生很难感同身受。在考试的逼迫下得进行过度阐释，就像那道著名的‘孔乙己站在酒馆里，穿着长衫，表达的是什么？’这样的题反复干扰着阅读的连续性。 先生、老师、学生，都委屈。”
的确如此。在十来岁少年人的内心里，这就是一个整天无端愤怒着的瘦老头儿——之所以是无端，因为他深刻的愤怒需要时间、需要实践去理解。于是“教学 效果”只好后置十余年，待到初中生们都大学毕业，亲见某些“黑暗”，才在深夜里忽然背出：“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 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
说起鲁迅文章在课本里的变迁，张靖记得最深的是造字史上颇有想象力的那个“猹”字，她记得是ZHA（音同“渣”），女儿西西念的是CHA（音同 “茶”），不知什么时候换了读音。老师说，“世上本没有这个字，因为鲁迅先生造了，就有了。”略大一些的变化是在近些年，陆续有鲁迅的文章从小学课本里删 掉，对原因的揣测有各种声音。颇受鲁迅之苦的好几代人，听闻此消息，倒不觉得高兴，毕竟那后置多年的“教学效果”已经发生了效力。而在记忆能力最旺盛的十 三四岁，读到那样的文章，是受用一辈子的。
语文书里的常客还有几十篇古文，《岳阳楼记》、《出师表》、《陈涉世家》、《陋室铭》及各色古诗词，近现代文学也有不少经典，像《济南的冬天》、 《最后一课》、《鸟的天堂》等都可能成为日后70后至00后聊天的话题。所以说这是一场行为艺术，因为只有在中国，这种多年不变的全国大多数人使用同一种 教材的游戏规则为集体回忆提供了可能。
数学：鸡兔同笼、放水的池子、相遇的火车
鸡兔同笼，这道著名的应用题，寿命比鲁迅的文章还要长，张靖说她的父亲上学时就学过，而西西的数学课本上，虽然大环境改成动物庄园，换汤不换药，依然是解决“鸡兔同笼”问题。它存在于课本上的时间，差不多有100多年。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研究部主任刘胡权告诉我，“这道古老的数学题最开始是用文言文写的，就和数学课本上圆周率的那一页类似，旁边也应该画一个类似祖 冲之这样的古人画像，只是不知道这个出题人具体是谁。古人出数学题，不是为了考试的，应用题这个东西是为了‘应用’而产生的数学题。比如丈量土地和鸡兔同 笼。但为什么到了今天，它们还出现在课本上？只能说既然它形成了一个很不错的教授数学思维的方式，那么就不去更改了。但其实早就脱离实际了。”张靖记得， 当时她做的所有数学应用题，都是：“经过农业学大寨，亩产提高到多少斤”或者“工业学大庆，钢产量提高到多少吨”。
2001年教改中“数学课程标准”发生改变，将“应用题”这个跟随了中国学生半个世纪的概念从课本中拿掉，改成了“解决问题”——是不是有点恍惚？ 它们明明表达的是一个意思，实际的教学中题目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也许改成这四个字，就可以不去考虑数学问题是不是符合实际了吧。
80年代姜昆和唐杰忠曾在中央电视台表演过一个相声，叫《着急》。姜昆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在这个相声里讽刺了人们总着急的浮躁状态。当时《着急》 里所有的生活基本上也就是我所有的生活。比方说，我给我还读小学的女儿辅导算数的时候，我实在搞不懂这样一种题：一个大水池，一个龙头放水、一个龙头出 水，问几个小时能把水池子灌满了。在相声里我就开始边着急边调侃，一边放水一边灌水，哈哈，这不是浪费水吗?这些片断都引得人们哄堂大笑。因为，这也是对 我们当时这个年纪的人有同感的。”
让姜昆有同感的这个无时无刻“只工作、不休息”的大水池子，是许多人的童年梦魇。十一二岁的小孩闹不清这到底是要干嘛，和书里“那两辆一出发就疯狂的想要相遇的火车”一般，简直就是数学版的《聊斋志异》。
能记几十年的数学题，应该是折磨人最深的。这些题的解题方法，你都记得吗？
“其实这些题目，用方程来解一点都不难，但小学时候还没教到方程，这是中国特色的教学方式，把知识难点下移。现在的结果就是，一些家长想用自己会的 方式辅导孩子的数学，发现完全不行，因为孩子还没学过方程，但抛开方程，家长也就回到了当年被折磨的那个状态，所以补习班的生意才这么好。”刘胡权平时也 做数学辅导方面的工作，他觉得这么多年来，持续已久的“难题”并没有发生改变。
书里的真真假假
如果在网上搜索“小学教材错误”，你会发现不管是使用率最高的人教版，还是苏教版，都曾经被大学教授、学生家长和一线教学的老师挑出硬伤，除了课文中对现实问题的不当解释，还有我们熟悉的“春秋笔法写故事”。
网络上也不断地有关于早年间学过的课文真实与否的议论，《半夜鸡叫》和《飞夺泸定桥》是被说起最多的。部队作家高玉宝的《半夜鸡叫》，是半个世纪之 前流传广泛的故事，入选了语文教材，也拍成了动画片，但就和质疑《飞夺泸定桥》的声音一样，没有谁能拿出确凿的证据。“有什么是绝对的真实呢？就当它只是 一篇语文课文，用来学习文句语法。”刘胡权觉得，历史是说不清楚的，研究语文课本里的真实性，大可不必，因为“信息会越来越发达，越来越透明”。
教材的编写过程中会受到审查委员会的影响，有时候呈现出来的，并不是编写组老师所期望的。人教92版历史教材中国近代史部分的编者马执斌说：“在当 时编写反右斗争部分，我说咱们把‘反右斗争是必要的’这句话删掉，不说是必要，说它扩大了，这样更接近事实一点。”尽管意见获得周围编写同事的认可，但稿 子一送上去就被退了回来。“必须加。”审查委员告诉马执斌，“一个字不能少。”
虽然国内的教材里意识形态的说教意味还是过高，离“中立”的标准相去甚远，但在张靖的记忆里，课本里有一处美好的“幻想”却成了当下生活的真实写 照。“1980年代，我们高中英语书里的主人公叫吴东和李明，都是男孩，不用担心早恋了。他们过得很悲惨，基本上就是上课和做好人好事。但有一篇课文，写 未来的世界。说人们坐在家里购物、上课，有十倍速度的自行车，叫做ten-speed-bicycle，而且还不看纸质书了……当时上这个课的时候只觉得 是幻想，没想到全部实现了。”
好吧，让我们记住书里这些美好的部分。毕竟，在考试高压下的中国式青春里，课本与属于那个年纪最美好的一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像台湾电影《那些年 我们追过的女孩》里，多少少年都做过把自己的课本借给心爱的姑娘而后勇敢受罚的热血事迹；没有爱情的诸位，也总会记得在冬天的夜里，好不容易背完《从百草 园到三味书屋》，看到爸爸在书上签好：“已背诵”三个字，就钻进放了热水袋的被窝，在十点前进入梦乡。
60年代生人张靖和她的女儿，14岁的初三学生西西，都背过鲁迅的《少年闰土》：“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 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戴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地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这少年便是闰土……”
鲁迅的文章在课本里存在快一个世纪了。1920年左右，他蜚声文坛时，国内各个书局、各省教育厅和一些著名学校就开始在《国文》或《国语》课本中选 用鲁迅的作品。1949年以后，叶圣陶将《国文》和《国语》合并为《语文》，他的文章继续留存。鲁迅知道课本选用其作品时就批评过：“中国书籍虽然缺乏， 给小孩子看的书尤其缺乏，但万想不到会轮到我的《呐喊》。”
他的许多杂文，是愁眉苦脸背课文的孩子们长大之后才能体会出来的好。就像一线教初中语文的林老师说的，“先生面对的是一个黑暗的世界，评论都有所 指，学生很难感同身受。在考试的逼迫下得进行过度阐释，就像那道著名的‘孔乙己站在酒馆里，穿着长衫，表达的是什么？’这样的题反复干扰着阅读的连续性。 先生、老师、学生，都委屈。”
的确如此。在十来岁少年人的内心里，这就是一个整天无端愤怒着的瘦老头儿——之所以是无端，因为他深刻的愤怒需要时间、需要实践去理解。于是“教学 效果”只好后置十余年，待到初中生们都大学毕业，亲见某些“黑暗”，才在深夜里忽然背出：“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 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
说起鲁迅文章在课本里的变迁，张靖记得最深的是造字史上颇有想象力的那个“猹”字，她记得是ZHA（音同“渣”），女儿西西念的是CHA（音同 “茶”），不知什么时候换了读音。老师说，“世上本没有这个字，因为鲁迅先生造了，就有了。”略大一些的变化是在近些年，陆续有鲁迅的文章从小学课本里删 掉，对原因的揣测有各种声音。颇受鲁迅之苦的好几代人，听闻此消息，倒不觉得高兴，毕竟那后置多年的“教学效果”已经发生了效力。而在记忆能力最旺盛的十 三四岁，读到那样的文章，是受用一辈子的。
语文书里的常客还有几十篇古文，《岳阳楼记》、《出师表》、《陈涉世家》、《陋室铭》及各色古诗词，近现代文学也有不少经典，像《济南的冬天》、 《最后一课》、《鸟的天堂》等都可能成为日后70后至00后聊天的话题。所以说这是一场行为艺术，因为只有在中国，这种多年不变的全国大多数人使用同一种 教材的游戏规则为集体回忆提供了可能。
数学：鸡兔同笼、放水的池子、相遇的火车
鸡兔同笼，这道著名的应用题，寿命比鲁迅的文章还要长，张靖说她的父亲上学时就学过，而西西的数学课本上，虽然大环境改成动物庄园，换汤不换药，依然是解决“鸡兔同笼”问题。它存在于课本上的时间，差不多有100多年。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研究部主任刘胡权告诉我，“这道古老的数学题最开始是用文言文写的，就和数学课本上圆周率的那一页类似，旁边也应该画一个类似祖 冲之这样的古人画像，只是不知道这个出题人具体是谁。古人出数学题，不是为了考试的，应用题这个东西是为了‘应用’而产生的数学题。比如丈量土地和鸡兔同 笼。但为什么到了今天，它们还出现在课本上？只能说既然它形成了一个很不错的教授数学思维的方式，那么就不去更改了。但其实早就脱离实际了。”张靖记得， 当时她做的所有数学应用题，都是：“经过农业学大寨，亩产提高到多少斤”或者“工业学大庆，钢产量提高到多少吨”。
2001年教改中“数学课程标准”发生改变，将“应用题”这个跟随了中国学生半个世纪的概念从课本中拿掉，改成了“解决问题”——是不是有点恍惚？ 它们明明表达的是一个意思，实际的教学中题目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也许改成这四个字，就可以不去考虑数学问题是不是符合实际了吧。
80年代姜昆和唐杰忠曾在中央电视台表演过一个相声，叫《着急》。姜昆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在这个相声里讽刺了人们总着急的浮躁状态。当时《着急》 里所有的生活基本上也就是我所有的生活。比方说，我给我还读小学的女儿辅导算数的时候，我实在搞不懂这样一种题：一个大水池，一个龙头放水、一个龙头出 水，问几个小时能把水池子灌满了。在相声里我就开始边着急边调侃，一边放水一边灌水，哈哈，这不是浪费水吗?这些片断都引得人们哄堂大笑。因为，这也是对 我们当时这个年纪的人有同感的。”
让姜昆有同感的这个无时无刻“只工作、不休息”的大水池子，是许多人的童年梦魇。十一二岁的小孩闹不清这到底是要干嘛，和书里“那两辆一出发就疯狂的想要相遇的火车”一般，简直就是数学版的《聊斋志异》。
能记几十年的数学题，应该是折磨人最深的。这些题的解题方法，你都记得吗？
“其实这些题目，用方程来解一点都不难，但小学时候还没教到方程，这是中国特色的教学方式，把知识难点下移。现在的结果就是，一些家长想用自己会的 方式辅导孩子的数学，发现完全不行，因为孩子还没学过方程，但抛开方程，家长也就回到了当年被折磨的那个状态，所以补习班的生意才这么好。”刘胡权平时也 做数学辅导方面的工作，他觉得这么多年来，持续已久的“难题”并没有发生改变。
书里的真真假假
如果在网上搜索“小学教材错误”，你会发现不管是使用率最高的人教版，还是苏教版，都曾经被大学教授、学生家长和一线教学的老师挑出硬伤，除了课文中对现实问题的不当解释，还有我们熟悉的“春秋笔法写故事”。
网络上也不断地有关于早年间学过的课文真实与否的议论，《半夜鸡叫》和《飞夺泸定桥》是被说起最多的。部队作家高玉宝的《半夜鸡叫》，是半个世纪之 前流传广泛的故事，入选了语文教材，也拍成了动画片，但就和质疑《飞夺泸定桥》的声音一样，没有谁能拿出确凿的证据。“有什么是绝对的真实呢？就当它只是 一篇语文课文，用来学习文句语法。”刘胡权觉得，历史是说不清楚的，研究语文课本里的真实性，大可不必，因为“信息会越来越发达，越来越透明”。
教材的编写过程中会受到审查委员会的影响，有时候呈现出来的，并不是编写组老师所期望的。人教92版历史教材中国近代史部分的编者马执斌说：“在当 时编写反右斗争部分，我说咱们把‘反右斗争是必要的’这句话删掉，不说是必要，说它扩大了，这样更接近事实一点。”尽管意见获得周围编写同事的认可，但稿 子一送上去就被退了回来。“必须加。”审查委员告诉马执斌，“一个字不能少。”
虽然国内的教材里意识形态的说教意味还是过高，离“中立”的标准相去甚远，但在张靖的记忆里，课本里有一处美好的“幻想”却成了当下生活的真实写 照。“1980年代，我们高中英语书里的主人公叫吴东和李明，都是男孩，不用担心早恋了。他们过得很悲惨，基本上就是上课和做好人好事。但有一篇课文，写 未来的世界。说人们坐在家里购物、上课，有十倍速度的自行车，叫做ten-speed-bicycle，而且还不看纸质书了……当时上这个课的时候只觉得 是幻想，没想到全部实现了。”
好吧，让我们记住书里这些美好的部分。毕竟，在考试高压下的中国式青春里，课本与属于那个年纪最美好的一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像台湾电影《那些年 我们追过的女孩》里，多少少年都做过把自己的课本借给心爱的姑娘而后勇敢受罚的热血事迹；没有爱情的诸位，也总会记得在冬天的夜里，好不容易背完《从百草 园到三味书屋》，看到爸爸在书上签好：“已背诵”三个字，就钻进放了热水袋的被窝，在十点前进入梦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