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习惯以两位数增长的中国经济创下3年来最低增幅时，德媒就此警告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有可能受到致命打击。原因是，西方长期以来过分依赖同新兴国
家，尤其是同中国的贸易。《南德意志报》在一篇评论中指出，多年里，西方自认可以信赖新兴国家的强劲增长；在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购买德
国产品时，中国大量订货，例如，对奥迪而言，中国已是最重要销售市场。然而，时过境迁：“类似的保障已不复存在。中国的国民经济增长已不如过去的年份；在
印度或巴西，消费的颓势更明显。”
评论中指出，西方同远方强势发展国家之间的依赖关系曾有多惬意，现在这一关系就有多令人不安。对德国和其它出口国而言，新兴国家各国政府能否扭转局 面成了关键。西方国家的手段有限：所有西方国家受到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更多债务的重压。当时，尚有经济实力去实行‘旧车报废奖励’措施和其它刺激景气 措施。中国的情况则全然不同：由于几乎未在境外欠债，这个巨大的国家可以投放资金、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机会便在这里。“但是，德国不能完全依赖这一 点。新兴国家的问题显示出，对于其他国民经济体的任何一种依赖关系会有多危险。联邦政府必须尝试在拥有最多影响力的地区形成良好投资环境，它就是目前动荡 的欧元区。”《南德意志报》指出德国之于中国贸易关系的高度依赖性相当危险：“新兴国家的衰退影响到整个世界经济，并产生连锁反应：若美国减少向中国的销 售，也会减少从处于欧元危机国包围之中的德国的进口……问题是，新兴国家的增长是否会继续处于颓势？……在远景上，中国面临另一个问题：它需要的是另一种 增长。对国家投资的依赖关系过大。（中国）人应增加消费，制造业应提供高值产品。……然而，中国的现实是，既未产生足够的内需，制造业又未能改变低值生产 的状况。”
《新苏黎世报》的一篇文章从中国同欧美经济之间的紧密关系角度分析，得出结论：中国经济处境艰难：“凌厉的朔风正朝中国经济袭来。中国依然高度依赖 出口。欧元区和美国的形势继续让中国人烦恼。而中方根本不愿意向这两个对中国而言重要经济区的经济大量注资，原因是，中国人担心此举在中期也会对本国经济 带来负面影响。”
冷战之后，经济高速增长是一种全球性现象，并非中国所独有。在这个意义上，并没有所谓中国奇迹。中国之所以能够有亮丽的报表，乃是因为那些本应该是 由他们负担的大量成本从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以及损益表中被悄悄挪走，并转移到了那些无法被统计到的匿名的社会之中。换言之，中国政府及企业成本被社会化了。 这也是中国模式最为关键的秘密所在。在这个模式中，经济增长是以中国社会的极度抑制和脆弱作为代价的。
冷战之后美元体系在全球的迅猛扩张正在接近终点。所以，全球经济的中长期低迷，将可能是我们看到的最好前景。也由此，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石就 坍塌了关键一角。无论从全球市场体系的视角看，还是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内部逻辑看，中低速增长都是中国能够期望的最好前景。中国经济正在步入一个中长期的大 型拐点。
“笨蛋，重要的是经济！”据称，当年克林顿就是凭借这句广为流传的俏皮话赢得第一任竞选的。他的意思是说，不管你其他方面干得如何出色，只要经济不 行，你就没有继续待在台上的理由。在此之前，克林顿的竞选对手老布什刚刚赢得了神话般海湾战争，炙手可热。曾记得，海湾战争大捷之后老布什第一次光临国会 的情形：两党议员夹道欢迎，掌声经久不息，可谓荣耀备至。但转瞬之间，老布什就输掉了那一场十拿九稳的竞选。显然老布什输在了经济。
不过，对这句话理解最为深刻也贯彻得最为极端的，恐怕是1990年代后的中国。出于某种无法言说的原因，1990年代之后，中国的治理者一直奉高速 经济增长为压倒一切的战略，曰之为“GDP挂帅”恐不过分。其中精义是，经济高速增长能够为脆弱的制度结构提供合法性。在过去的很多年中，中国管理者非常 娴熟的运用了这一战略，如此一路成功，以至于“GDP”挂帅变成了中国领袖阶层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然而，时移世易，曾经的金科玉律很有可能成为今天窒息中 国社会的一剂毒药。中国已极其接近一个大型的经济拐点，这个拐点是由全球市场体系的裂变与中国内部的结构裂变共同触发的。那些来自左右两极言必称“中国有 全世界最好制度”，高唱中国模式的传教士们自不必说，即便是如履薄冰也依然认为：中国依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言下之意无非是：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仍然 可以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因此必须竭尽所能抓住机遇，让中国的高速增长尽可能维持得长一点。在中国治理者们那里，仍然有太多的理由支持所谓“战略机遇期” 的判断。但反面的证据也正在加速云集。事实上，无须借助高深的理论，只需诉诸历史所呈现给人们的健康常识就应当明了，经济波动、危机、甚至萧条都是历史的 常态。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人们见证了太多的经济奇迹，但这些奇迹无一不因为时间的消磨而铅华褪尽，甚至沦为笑柄。所谓奇迹，乃是因为其稀少，往往是出 于某种机缘巧合因而无法复制的历史缘由而促成的。一旦时过境迁，奇迹也就烟消云散。任何事物都有其生命周期，这是比那些所谓规律更有强制性的自然法则。创 造中国奇迹那些历史条件所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增长的蜜月正在接近终点，因时而变的战略转型当然也就迫在眉睫。
中国有严重的分配问题以及远为脆弱的政治及社会结构，无法吸纳经济波动带来的冲击。很多年以来，中国的政治及社会结构都是建立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 乐观假设之上的，对经济冲击的吸纳能力相当不堪。而由于“GDP挂帅”战略持续得手，这种乐观的情景假设就变成了一种完全值得信赖的牢靠事实被接受下来。 基于这样一种麻木不仁和战略苟且，中国在政治及社会方面，实质性的改革可谓咫尺未进。不惟如此，为了人为的推动GDP增速，维持低成本循环，中国的经济增 长越来越具有极其不道德的剥夺色彩——即为了维持低成本生产的竞争优势，不惜以行政权力剥夺广大社会成员的环境福利、教育福利、医疗福利、剥夺农民的土地 利益，剥夺劳动者的工资福利。
事实上，1990年代之后中国经济增长所隐含的这种零和博弈色彩已经变得至为清晰。简言之，1990年代之后尤其是1990年代末期以来的中国经济 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剥夺中国社会为代价的。也因此，本已相当孱弱的政治及社会结构在经济增长中被进一步削弱。其承受力在经济增长中变得越来脆弱，而维持 社会运转的政治结构也在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以迄于今，即便未至极限，恐怕也离极限不远。
在今天中国，规模日益巨大，手段越发暴戾几乎已成家常便饭的群体性事件，正是上述判断的有力证据。这不仅对中国今天的经济增长构成了讽刺，也同样是 如日中天的中国模式油尽灯灭的一种强烈暗喻。这里面隐含的一个推论是，经济的高速增长非但已经不能为政治结构带来合法性，反而会带来负的合法性。经济增长 与政治合法性的反向关系——这个一直蛰伏于中国模式之中的魔兽，随着时间推移，已然狰狞毕现。这一点，中国当今的主事者有必要明鉴。
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战略并不仅仅是由于历史原因促成的，也有内部利益分配结构上的强大动力。由于少数分利集团在中国分配结构占有极不相称的比例，所以 他们有最大的动力去推动经济增长。增速越高，他们获得的短期利益就越是巨大。如果实在无法推动经济增长，他们就不惜剥夺弱势、刺激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固 化的利益结构，保证了这些分利集团在无论怎样槽糕的高速增长中都能赢得最大的短期利益并光速般的兑现。而环境恶化、资源枯竭、泡沫破灭、恶性通胀的代价却 肯定要由那些在高速经济增长中颗粒无收的其他社会成员埋单。这就是隐藏在中国高速增长战略之中的另外一种政治经济学动力。也因为这个原因，实力已经极其强 大的分利集团，一直强有力的影响着中国的经济政策。一个最新的例证是：在通胀仍然高达6.5%，房地产及其他资产泡沫远未得到清理的时候，中国强大的分利 集团就开始呼吁重新放松实质上仍然相当宽松的货币政策。他们的理由冠冕堂皇：紧缩政策已经窒息了中小企业——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拿中小企业说事了。
事实上，窒息中小企业从来不是紧缩的货币政策，恰恰相反，正是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重创了中小企业。在中国整个经济结构中，中小企业作为中国社会的主 要承载物，虽然吸收了最大的就业，但却最为脆弱。对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的承受力极差，这几年不断腾升通胀与资产泡沫，实际上大幅度抬高了中小企业的成本。 而那些垄断与强势企业却凭借各种优势乘机大发横财，尽情狂欢。这才是中国中小企业今天日困一日的真相。显然，中国中小企业问题根本就不是放松货币政策可以 解决的。如果听信那些肤浅明显包藏私利的“专业”建议，重新放松货币政策，推动通胀进一步上升，就可能构成对中小企业最后一击，从而也构成对中国社会的最 后一击。
当然，经济增长的下降对中国社会也会同样构成打击，在这一点上，那些主张降低速度者可能过于乐观了。然经济之波动、衰退、直至萧条，乃是历史之常态，恐怕很难绕过去。中国的经济管理者和技术官僚们再聪明、做得再好，也无法避免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
如果经济注定要出现增速下降，衰退，乃至萧条，那么解决之道就不再是人为的拔高经济增长速度，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及政治问题。而是尽速建立一个可以 经得起衰退冲击的社会结构及政治结构。以免冲击突然从天而降之时，中国社会一片废墟。简言之，就是从现在开始，立即着手重建一个健康而强大的社会。
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一直以经济增长取代社会及政治结构的变革，现在应该是反其道而行之的时候了，是为未来更加长久的经济增长建立一个更加健康的社会及政治基础的时候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过去了。在这里，中国执政者的历史使命已经陡然切换。
必须明确的是，任何实质性的社会重建，都必然涉及到政治结构的某种变革。如果慑于风险，虚与委蛇、半心半意，那么更大的风险就可能更快的降临。重建 社会，就是重建政治，就是重建社会、市场、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国当今的主要问题，既然缘起于政府与强势企业（不仅仅是国营大企业）的合谋，缘起于这种合谋 所带来的社会抑制和社会破坏，那么，重建社会的起点就应该从这里开始。
既然，社会破坏是由经济政治运行底线的不断沉陷而始，那么，重建经济、政治、社会运行的底线就是中国的当务之急。比如，工人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 人民有合法自由表达的权利，农民有不受剥夺的权利，比如工商业运行不可以损害环境，政权不可以不受到监督，如此等等。所谓底线，就是被当代文明所普遍承认 的一系列最起码的权利，和一系列最基本的禁止性准则。
回望人类历史那些可怜的进步，其实就是底线不断抬高的进步。对于底线不断沦陷的当今中国，重建底线，才有可能培育温和而善良的人民，也只有这样的人民，才能够在危机到来之时，与当政者站在一起。也只有这样的人民作为基础，中国才能够逐渐构建出良治的政府和优质的工商业。
许多论者基于一种理性僭越和教科书式的肤浅，为中国提出了许多蓝图。但历史不是被规划的，而是各种力量博弈出来的。而历史是否进步的一个关键标尺， 就在于其博弈规则是否在底线之上。在这个意义上，重建底线，就是重建历史的进步之路。无疑，这是一个极其复杂和具有高度风险的进程，但只要中国的执政者具 有开创历史的强烈政治意愿，真诚地，持续不断地点滴推进，就终能汇成历史丰硕的成果。
如果一个民族，在最基础的底线上都不能达成共识，那么，它就可能已经名存实亡了。在经济增长仍然高达9.5%的时候，中国社会就已经乱象丛生。无法想象，如果遇到长期衰退，中国社会将是何种景象。因此，重建中国社会的历史议程已经相当急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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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增长仍然高达9.5%的时候，中国社会就已经乱象丛生。无法想象，如果遇到长期衰退，中国社会将是何种景象”-就让中国经济的衰退拖垮中共，我觉 得这是唯一可行的让共匪垮台的办法。 其实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是国家经济衰退/民不聊生而把政权拖垮的，共匪又岂能例外呢?
要是现在出口不景气维持10年的话，那共匪就真真正正岌岌可危了.
评论中指出，西方同远方强势发展国家之间的依赖关系曾有多惬意，现在这一关系就有多令人不安。对德国和其它出口国而言，新兴国家各国政府能否扭转局 面成了关键。西方国家的手段有限：所有西方国家受到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更多债务的重压。当时，尚有经济实力去实行‘旧车报废奖励’措施和其它刺激景气 措施。中国的情况则全然不同：由于几乎未在境外欠债，这个巨大的国家可以投放资金、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机会便在这里。“但是，德国不能完全依赖这一 点。新兴国家的问题显示出，对于其他国民经济体的任何一种依赖关系会有多危险。联邦政府必须尝试在拥有最多影响力的地区形成良好投资环境，它就是目前动荡 的欧元区。”《南德意志报》指出德国之于中国贸易关系的高度依赖性相当危险：“新兴国家的衰退影响到整个世界经济，并产生连锁反应：若美国减少向中国的销 售，也会减少从处于欧元危机国包围之中的德国的进口……问题是，新兴国家的增长是否会继续处于颓势？……在远景上，中国面临另一个问题：它需要的是另一种 增长。对国家投资的依赖关系过大。（中国）人应增加消费，制造业应提供高值产品。……然而，中国的现实是，既未产生足够的内需，制造业又未能改变低值生产 的状况。”
《新苏黎世报》的一篇文章从中国同欧美经济之间的紧密关系角度分析，得出结论：中国经济处境艰难：“凌厉的朔风正朝中国经济袭来。中国依然高度依赖 出口。欧元区和美国的形势继续让中国人烦恼。而中方根本不愿意向这两个对中国而言重要经济区的经济大量注资，原因是，中国人担心此举在中期也会对本国经济 带来负面影响。”
冷战之后，经济高速增长是一种全球性现象，并非中国所独有。在这个意义上，并没有所谓中国奇迹。中国之所以能够有亮丽的报表，乃是因为那些本应该是 由他们负担的大量成本从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以及损益表中被悄悄挪走，并转移到了那些无法被统计到的匿名的社会之中。换言之，中国政府及企业成本被社会化了。 这也是中国模式最为关键的秘密所在。在这个模式中，经济增长是以中国社会的极度抑制和脆弱作为代价的。
冷战之后美元体系在全球的迅猛扩张正在接近终点。所以，全球经济的中长期低迷，将可能是我们看到的最好前景。也由此，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石就 坍塌了关键一角。无论从全球市场体系的视角看，还是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内部逻辑看，中低速增长都是中国能够期望的最好前景。中国经济正在步入一个中长期的大 型拐点。
“笨蛋，重要的是经济！”据称，当年克林顿就是凭借这句广为流传的俏皮话赢得第一任竞选的。他的意思是说，不管你其他方面干得如何出色，只要经济不 行，你就没有继续待在台上的理由。在此之前，克林顿的竞选对手老布什刚刚赢得了神话般海湾战争，炙手可热。曾记得，海湾战争大捷之后老布什第一次光临国会 的情形：两党议员夹道欢迎，掌声经久不息，可谓荣耀备至。但转瞬之间，老布什就输掉了那一场十拿九稳的竞选。显然老布什输在了经济。
不过，对这句话理解最为深刻也贯彻得最为极端的，恐怕是1990年代后的中国。出于某种无法言说的原因，1990年代之后，中国的治理者一直奉高速 经济增长为压倒一切的战略，曰之为“GDP挂帅”恐不过分。其中精义是，经济高速增长能够为脆弱的制度结构提供合法性。在过去的很多年中，中国管理者非常 娴熟的运用了这一战略，如此一路成功，以至于“GDP”挂帅变成了中国领袖阶层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然而，时移世易，曾经的金科玉律很有可能成为今天窒息中 国社会的一剂毒药。中国已极其接近一个大型的经济拐点，这个拐点是由全球市场体系的裂变与中国内部的结构裂变共同触发的。那些来自左右两极言必称“中国有 全世界最好制度”，高唱中国模式的传教士们自不必说，即便是如履薄冰也依然认为：中国依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言下之意无非是：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仍然 可以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因此必须竭尽所能抓住机遇，让中国的高速增长尽可能维持得长一点。在中国治理者们那里，仍然有太多的理由支持所谓“战略机遇期” 的判断。但反面的证据也正在加速云集。事实上，无须借助高深的理论，只需诉诸历史所呈现给人们的健康常识就应当明了，经济波动、危机、甚至萧条都是历史的 常态。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人们见证了太多的经济奇迹，但这些奇迹无一不因为时间的消磨而铅华褪尽，甚至沦为笑柄。所谓奇迹，乃是因为其稀少，往往是出 于某种机缘巧合因而无法复制的历史缘由而促成的。一旦时过境迁，奇迹也就烟消云散。任何事物都有其生命周期，这是比那些所谓规律更有强制性的自然法则。创 造中国奇迹那些历史条件所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增长的蜜月正在接近终点，因时而变的战略转型当然也就迫在眉睫。
中国有严重的分配问题以及远为脆弱的政治及社会结构，无法吸纳经济波动带来的冲击。很多年以来，中国的政治及社会结构都是建立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 乐观假设之上的，对经济冲击的吸纳能力相当不堪。而由于“GDP挂帅”战略持续得手，这种乐观的情景假设就变成了一种完全值得信赖的牢靠事实被接受下来。 基于这样一种麻木不仁和战略苟且，中国在政治及社会方面，实质性的改革可谓咫尺未进。不惟如此，为了人为的推动GDP增速，维持低成本循环，中国的经济增 长越来越具有极其不道德的剥夺色彩——即为了维持低成本生产的竞争优势，不惜以行政权力剥夺广大社会成员的环境福利、教育福利、医疗福利、剥夺农民的土地 利益，剥夺劳动者的工资福利。
事实上，1990年代之后中国经济增长所隐含的这种零和博弈色彩已经变得至为清晰。简言之，1990年代之后尤其是1990年代末期以来的中国经济 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剥夺中国社会为代价的。也因此，本已相当孱弱的政治及社会结构在经济增长中被进一步削弱。其承受力在经济增长中变得越来脆弱，而维持 社会运转的政治结构也在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以迄于今，即便未至极限，恐怕也离极限不远。
在今天中国，规模日益巨大，手段越发暴戾几乎已成家常便饭的群体性事件，正是上述判断的有力证据。这不仅对中国今天的经济增长构成了讽刺，也同样是 如日中天的中国模式油尽灯灭的一种强烈暗喻。这里面隐含的一个推论是，经济的高速增长非但已经不能为政治结构带来合法性，反而会带来负的合法性。经济增长 与政治合法性的反向关系——这个一直蛰伏于中国模式之中的魔兽，随着时间推移，已然狰狞毕现。这一点，中国当今的主事者有必要明鉴。
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战略并不仅仅是由于历史原因促成的，也有内部利益分配结构上的强大动力。由于少数分利集团在中国分配结构占有极不相称的比例，所以 他们有最大的动力去推动经济增长。增速越高，他们获得的短期利益就越是巨大。如果实在无法推动经济增长，他们就不惜剥夺弱势、刺激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固 化的利益结构，保证了这些分利集团在无论怎样槽糕的高速增长中都能赢得最大的短期利益并光速般的兑现。而环境恶化、资源枯竭、泡沫破灭、恶性通胀的代价却 肯定要由那些在高速经济增长中颗粒无收的其他社会成员埋单。这就是隐藏在中国高速增长战略之中的另外一种政治经济学动力。也因为这个原因，实力已经极其强 大的分利集团，一直强有力的影响着中国的经济政策。一个最新的例证是：在通胀仍然高达6.5%，房地产及其他资产泡沫远未得到清理的时候，中国强大的分利 集团就开始呼吁重新放松实质上仍然相当宽松的货币政策。他们的理由冠冕堂皇：紧缩政策已经窒息了中小企业——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拿中小企业说事了。
事实上，窒息中小企业从来不是紧缩的货币政策，恰恰相反，正是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重创了中小企业。在中国整个经济结构中，中小企业作为中国社会的主 要承载物，虽然吸收了最大的就业，但却最为脆弱。对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的承受力极差，这几年不断腾升通胀与资产泡沫，实际上大幅度抬高了中小企业的成本。 而那些垄断与强势企业却凭借各种优势乘机大发横财，尽情狂欢。这才是中国中小企业今天日困一日的真相。显然，中国中小企业问题根本就不是放松货币政策可以 解决的。如果听信那些肤浅明显包藏私利的“专业”建议，重新放松货币政策，推动通胀进一步上升，就可能构成对中小企业最后一击，从而也构成对中国社会的最 后一击。
当然，经济增长的下降对中国社会也会同样构成打击，在这一点上，那些主张降低速度者可能过于乐观了。然经济之波动、衰退、直至萧条，乃是历史之常态，恐怕很难绕过去。中国的经济管理者和技术官僚们再聪明、做得再好，也无法避免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
如果经济注定要出现增速下降，衰退，乃至萧条，那么解决之道就不再是人为的拔高经济增长速度，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及政治问题。而是尽速建立一个可以 经得起衰退冲击的社会结构及政治结构。以免冲击突然从天而降之时，中国社会一片废墟。简言之，就是从现在开始，立即着手重建一个健康而强大的社会。
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一直以经济增长取代社会及政治结构的变革，现在应该是反其道而行之的时候了，是为未来更加长久的经济增长建立一个更加健康的社会及政治基础的时候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过去了。在这里，中国执政者的历史使命已经陡然切换。
必须明确的是，任何实质性的社会重建，都必然涉及到政治结构的某种变革。如果慑于风险，虚与委蛇、半心半意，那么更大的风险就可能更快的降临。重建 社会，就是重建政治，就是重建社会、市场、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国当今的主要问题，既然缘起于政府与强势企业（不仅仅是国营大企业）的合谋，缘起于这种合谋 所带来的社会抑制和社会破坏，那么，重建社会的起点就应该从这里开始。
既然，社会破坏是由经济政治运行底线的不断沉陷而始，那么，重建经济、政治、社会运行的底线就是中国的当务之急。比如，工人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 人民有合法自由表达的权利，农民有不受剥夺的权利，比如工商业运行不可以损害环境，政权不可以不受到监督，如此等等。所谓底线，就是被当代文明所普遍承认 的一系列最起码的权利，和一系列最基本的禁止性准则。
回望人类历史那些可怜的进步，其实就是底线不断抬高的进步。对于底线不断沦陷的当今中国，重建底线，才有可能培育温和而善良的人民，也只有这样的人民，才能够在危机到来之时，与当政者站在一起。也只有这样的人民作为基础，中国才能够逐渐构建出良治的政府和优质的工商业。
许多论者基于一种理性僭越和教科书式的肤浅，为中国提出了许多蓝图。但历史不是被规划的，而是各种力量博弈出来的。而历史是否进步的一个关键标尺， 就在于其博弈规则是否在底线之上。在这个意义上，重建底线，就是重建历史的进步之路。无疑，这是一个极其复杂和具有高度风险的进程，但只要中国的执政者具 有开创历史的强烈政治意愿，真诚地，持续不断地点滴推进，就终能汇成历史丰硕的成果。
如果一个民族，在最基础的底线上都不能达成共识，那么，它就可能已经名存实亡了。在经济增长仍然高达9.5%的时候，中国社会就已经乱象丛生。无法想象，如果遇到长期衰退，中国社会将是何种景象。因此，重建中国社会的历史议程已经相当急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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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增长仍然高达9.5%的时候，中国社会就已经乱象丛生。无法想象，如果遇到长期衰退，中国社会将是何种景象”-就让中国经济的衰退拖垮中共，我觉 得这是唯一可行的让共匪垮台的办法。 其实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是国家经济衰退/民不聊生而把政权拖垮的，共匪又岂能例外呢?
要是现在出口不景气维持10年的话，那共匪就真真正正岌岌可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