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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13 August 2016

天津大爆炸周年——幻灭的中国梦

2015年8月12日,天津港发生特大爆炸。如今,一年已经过去了。
过去这段时间,天津港爆炸的收尾工作按照中国速度进行,除了计划中的海港生态公园没完工之外,配套的小学和幼儿园已经完工,海港城三期亦已竣工。曾经被爆炸摧残的居民小区——合生君景湾、金域蓝湾、万通新城、汇锦苑、旺角居等等,夜晚亮起了越来越多的灯光。距离爆炸现场最近的海港城和启航嘉园小区,也有零星的住户往家中搬运家具。围墙外的餐饮店和小超市在加紧装修,准备接待重返家园的居民。
迅速翻新后的社区,试图尽快回到经济高速发展的轨道之上,将过去的不美好置之脑后。国内有媒体采访了受爆炸影响的小区居民、死难的编外消防队员家属、爆炸事故罪魁祸首瑞海公司的员工,试图通过描绘他们的生活,再现出爆炸发生后这些普通人的生活在如何发展。很不幸的是,这篇文章在大陆网络上被定点删除,不留一点信息。
在官方指定的互联网记忆里,只有欣欣向荣口径的官方话语,宣传一切事情都在有条不紊地进展,居民情绪稳定。
这宗爆炸事件,看起来好像和所有其他的事件一样,会在浮躁的社会里,被耐心的维稳技术碾碎,不留下任何痕迹。半年前的2月5日,国务院调查组发布了《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调查报告》,这份中规中矩的报告没有带动舆论跟进。爆炸事件发生后被持续关注的,是那批被爆炸影响到的豪车。一直有声音持续追踪这批受损的豪车究竟去了哪里,是否会蒙混过关流入普通市场。
对比看来,好像大众对毫无诚意的官方话语已经丧失了兴趣,更执着聚焦于于个人利益是否受损。在精妙的维稳和舆论控制下,要从微观层面找出准确的客观证据来,判断大众的舆论兴趣点究竟在哪里,相当困难。我们唯有回溯中国从90 年代到今天的社会经济历程,将天津爆炸这一滴水放进历史之中,慢慢地推敲。
2008 之后:中国中产的抗争与社会建设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通过拉动高速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让大多数人不主动参与政治,为政府奠定合法性基础。
从国内经济发展的曲线来看,1997 年到2008 年是制造业产能被释放后的经济上升阶段,也相对伴随了政权合法性最为稳固的时段。2008 年之后,本应开始进入下滑趋势的中国经济,阴差阳错地赶上了互联网金融的大潮。互联网金融的诸多创新,填补了传统经济模式落后的局面。在此基础上,中国经济又被拉入了一个新的高速增长时期,并创造出更多的财富神话。这个神话延续到2015 年。伴随着诸多创业公司的死亡和P2P 的倒闭狂潮,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经济“新常态”的到来。总而言之,好日子总有一天是会到头的。
传统经济模式达到顶峰的2008年,也是中国人整体自信指数最高涨的一年。大量国人不仅个人财富增加,还赶上人民币的持续上涨,有了更强的海外购买力,加之奥运会要在中国举办,赶上了空前盛世的激动溢于言表。
同样是2008年,汶川地震爆发,将落后的中国社会结构打回了原型。贪污腐败的体制衍生出来的豆腐渣工程,无法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原始落后的社会动员体制,不能及时有效地参与到灾害救援之中。灾民在混乱里充满了愤怒。
汶川地震集中展示出来的混乱,为中国的民间社会带来了两个方向:一方面看到了更多政治体制的弊端和弱点,而极力要去改变;另一方面,以一大批参与救灾的志愿者为起点,许多接受了高等教育的青年人和商界人士,看到了社会发育的不足,转身开始从事助学、环保、公平贸易、社会创新等领域,全身心投入社会建设之中。
前者以《零八宪章》为标志,在这个历史关头,准备撬动更剧烈的变革。而后者的努力,被许多国内学者共同称为“公民社会元年”。而二者的命运,也很快就见了分晓。前者遭遇全面的政治打压,后者则一路发展得欣欣向荣。
这背后,还有持续增长的经济,为政治合法性背书。2008 年并没有成为中国梦的终点,反而是一个小高潮。虽然传统制造业开始出现败相,但当互联网经济开始,知识群体和中产阶级的日子越发好过起来。既然经济还在持续高速增长,中产阶级还能享受到更多的社会红利,政治反对的话语,自然而然走入低谷。最终,2008 年汶川地震的悲剧,没有促成直接指向政治体制根本的变革动力,反而在网络赋权的带动下,激起了一阵又一阵社会建设神话。
历史的车轮滚动到2015 年的时候,新型经济模式正要进入强弩之末,天津爆炸发生了。
天津爆炸是一宗与环境规划有关的事件,虽然国内的环境危机一直不断爆发,但是基于环境问题的特殊性,城市中产一直没有成为直接受害人。
传统粗放的经济模式,以消耗大量自然资源为基础创造经济价值。而当传统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带动经济增长的效应变弱,大量污染企业开始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欠发达地区污染事件此起彼伏。而集中在乡村和落后地区的人群,掌握的社会资源有限,也无力引起城市居民的共情。
城市的事件也不少。高压输电线路、垃圾焚烧厂、PX 工厂引发的的事件中,虽然能看到中产的积极行动,但毕竟这类项目对人体的损害没有直观体现。参与行动的中产群体,是基于更为含糊的恐慌心理,惧怕这些项目对身体构成潜在影响。因此,这类事件的动员成本非常高,偶发的群体事件可能引起政府的正向回应,但这个影响决策的过程,依然不是参与群体能够进一步直接参与的。
即便是受到高度关注的雾霾,也同样存在类似的处境。雾霾对人体的一切损害,相比于其他有争议的建设项目,有更多的科学论证,甚至于可以有可见的损害效果,比如人的肺变成了黑色。但是,这样的损害依然过于抽象。
以往,也有距离工厂较近的居民区,目睹过工厂事故发生的爆炸和火灾。然而,唯有天津爆炸事件,是对城市中产最为直接的一次冲击。爆炸近在咫尺,人身受到伤害,最核心的资产房产受到破坏,受影响的人群居无定所,惶恐不安。
如果2008年的汶川地震,还有一部分的天灾因素可以作为责任方的辩解,天津事故是赤裸裸的人祸,城市中产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生活在火药桶的周边。对很多城市中产来说,完全贴近生活的真实损害,相比于遥远的乡村污染,或者抽象的环境权利,情感共鸣更为强烈。
与2008年类似,面对这一事件,依然有两条方向摆在面前:抗争,还是建设?
恐慌的中产,幻灭的美好生活
而与2008年不同的是,天津爆炸发生时,释放了七年的大众建设热潮,已经在柴静拍摄《穹顶之下》后完成了谢幕。这部讲述雾霾污染的视频,大规模激起了市民群体的响应和支持。但进入行动环节之后,却只剩下虎头蛇尾的“从我做起”。参与和改变并不是市民的选项。所谓的建设性参与,在过往一些无足轻重的环节上能包装出可观的成绩,面对直接的利益冲突之时,建设性参与毫无推动实质改变的能力。
另一方面,抗争也并不是直接选项。在天津爆炸事件之后,业主们惧怕和政府直接冲突,又看不到建设性改变渠道,最终选择了满怀渴望,跪着向政府请愿。结果也并不意外:一年过去了,爆炸事件波及的人群并没有感受到利益获得保护。
从社会层面来说,天津爆炸事件中的普通市民的选择,无法超越这个时代打下的烙印,但他们可以为这个时代打下一个新的烙印。发生在天津的一切,对其他市民带来更深远的冲击,最直观的结论就是:就算不关心政治也不参与公共事务的生活,也可以受到权力现实的损害。
从天津爆炸开始,城市中产的心理防线已被全面打破,无论是之后的校园毒跑道事件、疫苗事件还是奶粉事件,或者是雷洋被打死,乃至于女性在酒店中被袭击,中产阶级已无法相信自己还属于既得利益团体,每个事件都不断地引发恐慌。
除了恐慌,直接行动也在悄然变化。城市中产在同一类型的议题之下的抗争行动,数量上还未有可量化的区别,但2015年以来,抗议激烈程度显著高于以往。在此之前,类似今天烈度的抗议行动,往往要有核心利益受直接损害,比如房屋拆迁、下岗工人维权、女性意外死亡等等。
而天津爆炸后,时代打下了新的烙印,连续发生的高考名额分配抗议、仙桃的垃圾焚烧厂抗议、潜江的农药厂抗议、连云港的核废料处理抗议中,即便损害还没有开始,城市居民也已经有了更为坚决的意志参与抗争。
当然,政治高压的大局还没有改变,城市中产面对威胁无路可逃,依然不会认同最彻底的政治反对;同时,他们又无法选择隐忍,参与限制重重的社会建设,也徒劳无功。百般压抑之下,倒不如以一次集体行动作为宣泄,来得更为畅快。
此时,基于经济增长红利淡去,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对普通市民的动员力开始下降,“是中国人就转”这种标题曾经一度盛行,轻易拉动阅读传播。然而今天,这种宣传不断减少,在无形中遭遇到中产的抗拒。反对肯德基这样的“爱国”活动,比起当年的反日游行,无论是规模还是暴力程度,都小了很多。政府打造中国梦的模式,开始改为从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角度入手,全面开动宣传机器。有人说:“当有人号称从文化角度来谈问题的时候,他一定是准备耍流氓了。”
天津爆炸已经过去一周年,政府依旧控制着舆论,阻止不利政府形象的信息广泛传播。然而政府改变不了的是:经济方面还没有找到更新的模式拉动第三轮高速增长,城市中产在压力重重的生活下,透过天津爆炸看到的是美好生活梦想的危机。
2015年,天津爆炸的那个瞬间,中国梦灰飞烟灭,只有层层的乌云笼罩着大地,没有人能够看到未来。如今,一年时间过去了,尘埃依旧在大地上空盘旋,旧的中国梦破碎成一地鸡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