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实际是毛泽东三个不能告知人民的目的：1、把知识分子无知化，聪明人愚蠢化，今后容易统治。2、卸磨杀驴，毛利用红卫兵“砸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成功建立了毛家王朝，若让红卫兵继续留在城市，会成为一个社会不安定因素。3、毛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可以减轻城里的入学、就业，吃饭的压力，把负担分散给贫下中农。总之，毛要把这一大批脱缰的犟驴分散给贫下中农，管教起来。特别是其中一大批饱受毛打压的“黑五类”，更要控制好。落户农村，对我们来说更是一种惩罚，知青的厄运由此开始了。
开始了知青岁月
1968年12月28日，是我终身不会忘记的日子，那一天我和弟弟世予被送到乡下。我当时22岁，世予20岁。那段艰难坎坷的岁月，充杂着无奈与绝望，至今仍历历在目，好似昨天发生的事情。无法忘记，永远无法忘记。
那一天我和学校里第二批上山下乡的同学一起，共50几人，被安置在豫南漯河地区的西华县艾岗公社铁炉大队。第一批的60多人早我们三个月到达。那一天，刮起了刺骨的北风，室外只有5、6度，感觉到人间没有一丝温暖。天气阴沉沉的，苍天也仿佛在为我们未知的征途悲哀。上午9点，两辆大巴依次排开停在开封二中教学楼前，我们已经坐上车，行李放在车子后部座位上，每个人只被允许带一个背包，一个箱子，我和弟弟世予共用一个箱子，里面放着我俩的被子、褥子和衣服。其余东西一律不准带。车外红旗如海，锣鼓喧天，很多父母亲友都望着车里的孩子，笑脸中遮不住难言的隐忧和牵挂。车内的同学也都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的向外招手。天下起了蒙蒙细雨，好像在为我们哭泣。我和世予却看不到窗外母亲的身影，她害怕告别，没敢来送我兄弟二人。汽车缓缓启动，窗外送行的人们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失声痛哭。车内同学含泪挥手，车内外顿时哭声一片。工宣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中央文革小组要求各地方工厂调派若干名工人驻扎在学校，替代老师管理学生）却在敲锣打鼓，鞭炮齐鸣，这真是：
天昏昏，地摇摇，知青破被肩上挑。
爹娘小幼走相送，望断远去路迢迢。
十万离人同相哭，哭声直上千云霄。
青春年华下乡去，重返故居已无望。
爹娘小幼走相送，望断远去路迢迢。
十万离人同相哭，哭声直上千云霄。
青春年华下乡去，重返故居已无望。
每辆车上有两位军代表（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继工宣队之后，中央文革小组又要求当地驻军派人员到学校去，实行军管，我们学校的军代表有十几个，来自开封东郊空降兵团），我们那辆车上的一个姓陈，一个姓秦，他们的任务就是把我们送到铁炉大队。车子出了校门，顺着解放路（原中正路）缓缓向南行驶，车内鸦雀无声，大家都沉默了。开车的司机王师傅是我的街坊，他的女儿叫王平，是我的学妹，几个月前插队到河南省淮阳县。此时车内的沉闷气氛，他比我们体会的更深刻。车子出了小南门，继续向南，算是离开了开封城，我的心好像在垂直速降，失重一般地难受。开始牵挂我独自一人在家60多岁的母亲，回忆离家前那些日子，被动员下乡时的一幕幕，尤其是一位张姓工宣队队员。她外表看起来像个在最基层负责计划生育工作的妇女主任，三十多岁，说话时左嘴角总是冒白沫，言语最凶狠，心肠最恶毒。动员我的时候她说：像你这种家庭出身不好的，本来就应该无条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些出身好的同学都走了，你还有啥理由赖在城里。她的一席话像一把冰冷的钢刀，刺伤我的人格，刺伤我的自尊。
当时我在开封二中六六届，弟弟世予在开封高中六八届，家中其他兄长和姐姐都已参加工作。按照“上山下乡”的条件规定，有两个子女的家庭，可以留一个在父母身边。但正因为我们是地主出身，两所高中的工宣队一致决定：一个都不能留！语气中充满了毛思维，仿佛我们是苟且在世的罪人。随后我和弟弟被一同送往乡下。我永远记得这群毛协军，丧尽天良的恶魔——工宣队。
车子在中速前进，好像一双无情的手，把我们从父母身边带走，拉向未知的远方。车内依然一片寂静，细雨渐渐变成了小雪，窗外水雾四起，看不清前方的路，正如我们的未来。车速放慢了。突然，有一位姓李的同学哼起了歌剧《白毛女》中喜儿的一段：“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漂…；多少长工被奴役，多少喜儿受迫害…”即刻引起同学们的共鸣，大家合唱起来。接着又唱起了京剧样板戏《红灯记》中李玉和的两段：“小铁梅出门卖货看气候，来往账目要记熟…”；“有多少苦同胞，怨声载道，铁蹄下苦挣扎…”好像刚才的沉默和悲伤转化成了一些些愤恨，通过歌曲抒发出来。两位军代表坐在前面，一声不吭。汽车在同学们的歌声中缓缓向前。
同学们的心情比刚离开开封时好了一些。开始你一言，我一语，猜想铁炉大队是个什么样子，心中默默做着准备。11点多到了通许县，车停在一个集市边。军代表像对待士兵一样命令我们：只能下车活动20分钟，不能跑远，不准拖延。同学们赶快下车，顶着小雪去厕所，之后又到集市上买点吃的。我和世予为了省钱，烧饼都没舍得买，吃从家带来的馒头。短暂的休息后，继续南下，车子因公路上的坑坑洼洼颠簸的厉害，同学们渐渐睡着了。一个多小时后，车子在一个乡镇路口停下，王师傅和两位军代表下车去吃午饭。同学们从困乏中醒来，拿出自带的干粮吃了起来，大家吃的大都是馒头，咸菜，没有人下车进饭馆吃饭。30分钟后车子继续向前开，雪停了，天空依然乌云密布，黑压压的，我们正是在这样的昏暗中前进。
下午五点，天已黑，终于到了铁炉大队，那时满脑子想的就是，我们将在此安家落户，度过此生。
铁炉大队的生活
车子停在一个打麦场上，同学们下车搬行李，军代表同各生产小队队长到大队部研究分配名单。周围没有路灯，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清。三个月前来的第一批同学来看我们，向我们介绍这里的生活，风土人情，相见特别亲切。包括我和世予的4男4女共8人被分到铁炉大队第七生产队。我最年长，高中六六届，杜亚平高中六七届，世予和孔伯俊高中六八届。女生里刘俊茹、王剑霞和邵广娥和我同届，最小的陶晓娥是初中六八届的。军代表宣读完分配方案后，便消失在黑暗中。队长自我介绍叫赵广发，中年汉子，个子不高，但很健壮。我们8个人背着行李跟着他，在田间小路上深一脚浅一脚的走了十几分钟，来到铁炉大队最西头的水牛赵村，即第七生产队。村西头就是我们住的地方，一块不大的平地上有三间北屋，是队里的牲口棚，墙上挂着一盏马灯，北屋后面有一个连体的男左女右的厕所。四间东屋，两个门，南面一间是独立的，女生住。北门三间一通，中间没隔墙，我们男生住。东屋南边的两间小屋是厨房。平地西边直通农田。西北有一块菜地，边上有口水井。整个村上都没电，入夜照明全靠煤油灯。
我们把行李搬到屋里，一看，傻眼了，没有床，也没有桌子，只有一盏煤油灯、在黑暗中发出微弱的星光，还有一条长凳和一堆麦秸。女生屋里也是如此。没办法，只能自己动手了。我们就地取材，在房子北头把麦秸摊开，用砖围起一边，做了个通铺。给女生也照此法做了一个。这时队长媳妇端来了晚饭，绿豆芽卷烙馍和红薯。我们饿坏了，很快将食物扫荡一空。这是在农村的第一顿饭，我一直记忆犹新。接着队长宣布明后两天放假，让我们休息休息，整理一下衣物，大后天开始干活。队长走后，我们拿出洗漱用品来到厨房，点上煤油灯，发现厨房也如此简陋，只有一个地锅灶台，一个水缸和一个用砖垒起来的台子，墙上挂着一个马瓢。水实在太凉了，我们只好用湿毛巾擦擦脸了事。第二天醒来已经早上八点，从地铺上爬起来，拍拍贴在身上的麦秸。大家来到厨房，把固定在地锅灶上的那口大黑锅刷了一下，放进去一桶水，准备烧热水洗脸。抱来一些麦秸，准备点火，可是怎么也点不着，弄了一屋子的烟，把大家都熏出来了，直流眼泪。当时城里已经普遍烧煤，大家都不知如何烧麦秸。回忆起我小的时候帮助母亲烧地锅的情景，我弓着腰，尽量把身体压低，来到灶台前，发现麦秸有点潮湿，又抱来些干麦秸，火着了起来，却忽大忽小，摸索半天才控制好。
早上队长派人送来一堆红薯，一袋面粉，一小罐盐和一瓶菜籽油。大家决定先炒个红薯丝，再做面汤，就着从家带来的干粮吃。我还是当火头军，听从做饭人的指挥，控制火的大小。半个多小时后，同学们围在一起吃了第一顿自力更生，亲手做的饭。高兴之余，两位在父母身边受宠的女同学又委屈起来，她们在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如今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第一次亲身体验，难免委屈。饭后去村里转悠，展现在眼前的却是我们从没见到过的。这里的农民生活非常艰苦，大部分房子还是土坯墙，茅草顶，只有少数村干部的房子是砖瓦房，穿的都是粗布中式棉袄、棉裤，上面打着大小不同的补丁。偶尔见了一个穿化纤布的人还是队长，颜色绝大部分是黑色和灰色，偶尔见到蓝色。中午吃饭时，他们手端一筐红薯，蹲在路边，墙根和树下，大口大口地吃着。看着他们吃的那么香，好像在吃烤鸡，牛排，海参鱿鱼那样幸福，我感到一阵心酸，他们的幸福感来源于毛泽东的愚民教育。不时地给他们颁发至高无上的，徒有虚名的“皇冠”，实际上全是空头支票。
午后我们又到其他小队看看昨天一路同来的同学，他们的生活环境和我们大同小异。四点钟大家都回到了七队，感觉有点饿了。于是齐动手做了一锅汤面条。吃完饭天已渐黑。这一天我们只吃了两顿饭。第三天晚上队长来看我们，几句关心的话之后，宣布：明天留家女同学做饭送饭，男同学早上八点到队部跟社员一起去挖河。
人力挖河的体会
毛主张大兴水利。挖河是中原农村冬季农闲时必不可少的任务，因为冬季河床内水少，甚至无水，为挖河提供了便利条件。县、乡、公社、大队、生产队施行层层承包责任制。具体执行任务的还是最基层生产队里的社员。
第二天我和世予、亚平、伯俊四个男生吃过早饭来到生产七队队部。队长发给每人一把圆头铁锨。我们肩扛铁锨，跟在挖河队伍的后面，向南面三里地外的沙河走去。很远就看到河堤上红旗招展，像一条红色长城矗立在天地之间。来到近处，看到红色大型横幅，上面金灿灿的大字。都是毛主席语录里面的：“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战天斗地，人定胜天”，“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等。还有向党表忠心的横幅：“苦干三十天完成党交给的光荣任务”，“奋斗三十天向党献一份厚礼”。站在河堤上，沿着沙河流向望去，延绵不断的红色条幅宛如一条蛟龙盘踞于中原大地，延伸至天际。大喇叭不断播放着毛主席语录和赞扬毛的歌曲，为社员们加油，比如：“麦苗儿青来，菜花儿黄，毛主席来到了咱们农庄…”；“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一片风风火火，热闹非凡的景象。
工地上没有任何机械化设备，只有每人手中的一把铁锨。我们跟着其他社员来到承包段，心里嘀咕着这要如何挖土。河床与河堤高度差2米，一人根本无法将泥土翻上河堤。我们被分配当河堤中间二传手，将河床上的人抛上来的土翻到河堤上面。刚开始还有力气，跟得上节奏，半小时后体力就有些吃不消了，翻土速度越来越慢，脚下的土越堆越多。一小时后队长才喊大家休息。我的腰像折了一样，一屁股蹲在地上，再也不想动了。
四人相互对视，情况差不多，都累的够呛。这时一位四五十岁的中年农妇给我们提来了一罐子开水，说：“喝点水吧！你们城里的学生没干过这样的苦力活，干活时要悠着劲儿，慢一点…”这番关心的话让我们心里暖暖的，眼睛里酸酸的，含泪喝下了她送来的水。啊！毛泽东还没有把好心肠的人斩尽杀绝。不由得想起工宣队那位张姓队员，对比之下，简直天壤之别。毛提倡：“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张对毛思想学习之透彻，领会之深刻，不得不让人拍手称赞。然而在这偏远的农村，毛思想还没有被贯彻的如此彻底，人自然还留有淳朴善良之心。
休息一会儿又开始干。大喇叭里依然播放着歌唱毛主席、人民公社的歌曲，但是我们听了怎么也振奋不起来，没有手套，手上磨出的血泡已像钉子一样镶在我们手上。每翻投一锨土都疼的厉害，在那样的大场合下我们只有默默地忍疼干下去。午饭时间到，大家都停工了。七队在离河堤不远处建立起炉灶，几位女社员开始烧水做大锅熬菜（白菜、萝卜和粉条混在一起煮）。男社员们每人分得一碗熬菜，就着自带的馒头，狼吞虎咽。四位同队的女同学给我们送来了油饼和炒红薯丝。为了赶时间她们也没有吃，于是大家围坐在一起开始吃饭，感到非常亲切，同时也感到外界一种无形的魔力把我们的命运捆绑在一起，我们成了患难与共的同壕战友。虽然菜籽油做的油饼有股子怪味道，大家还是吃的津津有味。体力恢复一些后，继续下堤干活。
其他的社员都是当地农民，有着一副好身板，已连续干了二十几天，我们干了还没一天就已体力不支。适者生存是大自然的法则，我们只有适应眼前的环境，才能生存下去。手上的血泡破了，生疼，强忍着坚持到了五点收工。
我们四人扛着铁锨，拖着疲惫的身体，走了半个小时才回到住地—我们的“家”。洗把脸，吃下一大碗面条和红薯，回到屋里。坐在通铺上，大家摊开手，各个都磨出了血泡，很多已经破皮，最多的一手磨出五个，最少的也有三个。我和世予看着对方的手，相视无言，无奈。陶晓娥拿来一瓶紫药水给我们涂，她实岁才15，走时她妈妈不放心，准备了一个饭盒大小的药箱，放些常备药。
涂完药大家累的倒头就睡，一觉到天亮。腰开始疼的厉害，好不容易爬起身，双手拤着腰，拖着酸痛的双腿，慢慢走出屋门。早饭后，用手绢包住手掌的血泡，扛起铁锨上工。社员们走在前面嘻嘻笑笑，我们几个像伤兵一样跟在后头。工地上依然红旗飘扬，喇叭在唱，和昨天一样热闹。重复着昨天的工作，不一会儿，血就从手绢里渗了出来，手掌像针扎一样，接着腰痛又加重，手臂酸软，好不容易挨到了中间休息，坐在地上实在不想动弹。喇叭不知道什么是时候不响了。午饭，女同学们照例送来饭菜，直到我们吃完，喇叭也没有再次发生。我估计是出问题了，暗喜机会来了，只要能去修喇叭，下午自然不用干这苦活了。
正巧队长走过我们身边，立刻上前问喇叭为何不响了。他说好像坏了。我说我会修理，让我去试试吧。他半信半疑的看着我说：你真会？我继续说：在学校我就为各造反队广播室修扩音机，两年多了。随后他同意让我试一试，带我来到广播站，里面有一男一女，男的腰间配挂着电工套子，看样是电工，女的大约有十七八岁，像是播音员。电工已经打开了机器，我仔细看了一番，打开电源开关，十分钟后小心的快速打开一下高压开关，初步判断是高压整流管866坏了。我问电工队里有没有类似的坏机器，他说有，半小时后拿来了。换上两只866管后，再调试，室外的喇叭又响起来了。队长感到脸上有光，高兴的很。忙活一下午，再回到河堤上时，已经准备收工了。
隔天继续艰难地挖河，一个礼拜之后河道工程完工。总算不用再翻土，手上的血泡已经结出厚厚的痂，代表我们又向贫下农民迈进了一步，但是还有更多农活没完没了，日复一日来做，全国各地知识青年们在农村生活了十几年。
（高世洁文，高耀洁审修，2016年2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