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及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我曾经写道：“像毛泽东这样，发动广大群众对各级党组织和各级干部进行批判的做法，可视为古代僭主统治术的现代运用。”考虑到不少读者对所谓僭主和僭主政治不熟悉不了解，我这里不妨略加介绍与评论。
僭主是古希腊时代对某一类统治者的称呼，意思是不合法的统治者或曰篡位者。古希腊时代，不通过世袭、传统或是合法民主选举程序，而是凭借个人的声望与影响力，通过政变或武力获得最高权力来统治城邦的统治者，被称为僭主。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分类，僭主制属于君主制，不过是君主制的变体。僭主和君主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区别在于君主权位得自于传统上公认的传承规则，因此比较稳定；而僭主却是冒牌货，僭主的权力来路不正，得不到公认，所以总是处于“合法性”危机，僭主永远没有安全感。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权力，僭主就需要进行不断的政治清洗以消除政敌，以及不断的造神运动以维持民众对他的顶礼膜拜。换言之，僭主比君主更需要善用权术。正是在僭主制下，统治术得到充分发展。
亚里士多德非常讨厌僭主制，但这并不妨碍他对保全僭主制的方法即所谓僭术作了深入的探讨。在西方思想史上，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把政治学和伦理学相区分的人。对比之下，古代中国的儒家只是一套伦理学说。
在《政治学》这部巨著里，亚里士多德详尽地讨论了僭主如何维持其统治的种种方法。
亚里士多德指出，维持僭制的方法有两种。其一是施行仁政。这层道理很明显。可惜的是，很多善良的人只知道有这层道理，他们误认为那是唯一的保全僭制的方法。然而很多僭主却本能地更聪明一些。他们深知，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并不一定非要施仁政不可。既然多数僭主夺取权力本来就是为了让自己能最大限度地压榨臣民，那么要他们善自克制岂不是与虎谋皮？事实上，大部分僭主并不肯施仁政，他们自有另一套办法巩固自己的地位。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归纳，这另外一套办法主要有三条：
一、摧毁人们的志气。他们懂得，任何精神衰弱的人对谁也不会反抗。这就需要制造奴性，并美化奴性，片面强调忠顺、逆来顺受、忍让一类品德，同时把一切自尊自主意识的人当作社会公敌予以剿灭。
二、散播并培养人与人之间的不睦与疑嫉。因为人们一旦互相信任而达成团结，便可推翻僭主的统治，所以僭主经常要与好人为仇。
三、削弱臣民，使人人都无能为力。人们如果明知起来反抗没有成功的希望，也就不敢轻易尝试。于是，全部的人如果都软弱，那就谁也不会起来与僭主为难了。
根据历史的经验，亚里士多德列举了大量实施这套僭术的具体办法。例如清洗邦内杰出之士，剪除勇健飞扬的人物。相传，僭主司拉绪布卢曾派人向另一邦的僭主伯利安德求教治国之术，伯利安德正站在黍田之间，对使者默不作答，而以手杖击落高而大的黍穗，直至黍棵四顾齐乎为止。使者不解其意，转而回报主人，司拉绪布卢听到了，心里知道伯利安德的意思就是劝他消除邦内雄杰。另外，必须严厉禁止会餐、结党、教育、文化研究、各种结社及类似的事情。凡是可能使民众聚合而产生互信和足以培养人们志气的活动，一概加以预防，目的在于使得民众之间彼此隔膜，互不了解。
同时，僭主还要使人民时常集合于公共场所，时常汇集于他的宫门之前，一则借以窥探人民的言行，二则为了使大家习惯于奴颜婢膝的风尚，从而显示僭主的威势。要经常了解下情，收集人民言语行动的情报，派遣密探、女间谍、窃听者，这样，人们就不敢说真话、议国事；即或有所非议，也能很快地让僭主掌握。再有便是四处散布猜疑，引起臣民间的互不信赖和互相争斗。最后，僭主当力图使人民贫穷以消磨他们的志气，使他们没有财力备武屯粮，同时又因整天忙于糊口而无暇过问政治。譬如修建金字塔一类助长僭主威势的大型工程，举办神化僭主的豪奢庆典，加重捐税的负担，不时地发动战争，让人们疲于奔命，而且不得不服从指挥。
亚里士多德还指出，僭主必须随时对他亲近的党羽慎加提防，因为唯有他们最具有反对自己的实力。亚里士多德指出：“猜疑是僭主政体的特征。君王都由其朋从为之维持和拥护；至于僭主，却别有他的经纶：他知道全邦的人民谁都想推翻他，但只有他的那些朋友才真有推翻他的能力，所以朋友们最不宜信任，对他们是应该特别注意的。”为了防范其朋从“篡党夺权”，僭主有时就要利用下层民众。僭主有时故意放纵奴隶等地位更低下的人。这些人一般不至于对僭主的威势不满，不至于参加反僭主的活动，他们往往更嫉恨主人或其他地位较高的人，因而乐于揭发主人，热衷于把大人物们扳倒或拉平。这种人也就更会乐于僭主的统治，就像乐于平民政体一样，而僭主也就乐得作出一副“小人物”保护者和“平民领袖”的姿态。
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在僭主政体下水远是小人得势，因为小人既喜欢阿谀奉承，又是奉旨干坏事的工具。僭主的习惯就是永不录用具有自尊心和独立自由意志的人。在僭主看来，只有他才能有尊严和自由。僭主对本国公民深怀敌意，不愿与之交接，而宁肯与外邦人聚餐会晤结为伴侣。如此等等。
亚里士多德对僭术的概括既详细又深刻。事实上，它已经从原则上包含了像韩非和马基雅弗里一类人的思想。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具有不曾为道义情感所遮蔽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眼光。他们看到了那些不道德的权术确实可以取得某种成功。所谓“民是水，君是舟，载舟之水可覆舟”这一说法的积极意义显然是被大大地夸张了。因为一个帝王仅仅是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而行事，并不意味着就必然会对老百姓有利。恰恰相反，如果一个帝王或僭主没有仁慈的意愿，那么他越是懂得“民”与“君”的错综关系，越是懂得那套僭主的权术，他对人民、对历史的危害也就越是深远。韩非和马基雅弗里都说得很干脆：与其博取臣民的喜爱，不如使他们感到恐惧。当然要避免搞得太极端，逼得人家铤而走险。但是，在“不喜欢”和“不堪忍受”之间是有着很大一片余地的，僭主尽可以在这片广大的地带为所欲为，关键是要尽可能地使臣民都软弱无力。“多行不义必自毙”的说法本来就无非是一句咒语，况且，“行不义”一定要到了“多”的地步才会“自毙”，也就等于承认在一个相当的范围内，“行不义”是可以安然无事的。所谓“让我们有节制地压迫他们”就是这个意思。再说，压力过大可以造成变形，从而“不堪忍受”的临界线也是可以逐步朝下推移的。
如果把亚里士多德对僭术的描述归结为一点，那就是语言的自由交流的问题。亚里士多德极其重视语言的作用。他指出，作为动物而论，人类为什么比蜂类或其它群居动物所结合的团体达到更高的政治组织，原因就在于在各种动物中，唯有人类具备言语的机能。声音可以表白悲欢，一般动物都具有发声的机能：它们凭这种机能可将各自的哀乐互相传达。至于一事物的是否有利或有害，以及事物的是否合乎正义或不合正义，这就得凭借言语来为之说明。人类所不同于其它动物的特性就在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它类似观念的辨认，这些都由言语为之互相传达，而家庭和城邦的结合正是这类义理的结合。言语的作用既是如此巨大，因而人们能否进行自由而充分的言语交流就直接关系到城邦的品性优劣。全部僭术都是旨在切断人们自由的言语交流。僭术就是控制言语术。
需要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语言自由交流，和那种希望统治者体察下情、了解民意的主张完全不是一回事。后者顶多是要求加强决策过程的科学性，但科学性本身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它只有工具性的意义。决策过程的科学化并不能保证决策内容有利于人民。事实上，一个精明的僭主总是十分注意掌握其治下臣民的真实思想的，他越是能及时、准确地获得下面的反馈信息，则他越可能有效地制伏他的臣民。他真正要严加防范的，乃是人民对他的真实思想的了解，是人民彼此之间的互通音信。换句话，僭主希望自己洞察一切而让人民都成为瞎子聋子（想一想奥威尔的《1984》）。亚里士多德对言语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阐发，揭示了政治生活的一个最为重大的秘密。他对言语自由交流的论述是十分精辟的。或许我们应当把这一点看作是他给政治哲学留下的一个最伟大的启示。
共产极权制度是新事物，在历史上并无先例。如果我们要在历史上寻找它的相似物，那不是君主制，而是僭主制。不少批评者每每把共产极权制度与古代的君主专制相提并论，把共产极权制度视为古代君主专制的复辟，以为那就是点到了要害，其实这种批评还不到位。从上述对僭主制的分析可以发现，共产极权制度和古希腊的僭主制更为相似。和僭主一样，共产党统治者的权力既不是来自传统，来自神授，又不是来自选举，因此缺少公认的合法性，因此共产党领导人总是对自己的权位缺少安全感。在君主制下，君臣的分际是清楚的，皇帝可以下罪己诏而仍不失为皇帝；在共产极权制度下，领袖却从不认错，因为一认错就会下台。在君主制下可以有违上顺道的忠臣；在共产极权制度下却不容有这样的忠臣。法国思想家贡斯当在讲到僭主制和君主专制的区别时指出：当专制君主“把一个失宠的大臣送上绞刑架时，刽子手和他们的牺牲品一样默不作声。僭主者要想判处一名无辜者死刑，他会令人们一再重复自己的诽谤，直到使它看上去像是国民的判决。暴君禁止讨论，只是强迫人们服从；僭主者会坚持进行装模作样的审判，以此作为公众认可的前奏。”“专制政治排除所有形式的自由；僭主政治需要这些自由的形式，以便证明它的颠覆活动是正当的，但是它在盗用它们的时候，又亵读了它们。”如果用一个最简单的对比来概括二者的不同的话，专制主义仅仅是对人的奴役与压迫，而僭主政治则是对人性的摧残，它不仅蹂躏人的肉体，而且蹂躏、扭曲、折磨其心灵：“专制政治靠沉默的手段统治，并且它留给了人们沉默的权利；僭主政治则强迫人们讲话，它一直追查到他的思想最隐秘的栖身之处，迫使他对自己的良心撒谎，从而剥夺了被压迫者最后这一点安慰。”
我先前讲过，毛泽东的文革可视为古代僭主统治术的现代运用。在50年后的今天，要原汁原味地重演文革当然是不可能的了，但是由于那套政治制度还没有改变，因此，某些僭主统治术还在重演。看看今天习近平的所作所为，不是和古希腊的僭主们很相似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