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篇《中国海外买矿失败率或高达95%》的文章在网上盛传，该文的主题是反思中企海外矿业并购为何基本失败，归纳的原因还是以前各种分析不断指出过的，例如收购前的调查工作不细致深入，在击鼓传花游戏里，中企大多充当接盘侠，接了盘后才发现收购的资产有大问题；收购后遇到国际市场发生变化，矿产资源价格大跌；中方为了管理方便，喜欢自带劳工，没给当地创造就业机会，等等。但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即中国矿业投资失败的根本原因是遭遇了资源民族主义，却几乎只字未提。
国际国内因素催生中国资源外交
冷战结束于20世纪90年代初。到了9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对外交战略重新定位，将外交定为大国外交、资源外交与周边外交三个层次。自此之后，中国开始收购非洲、拉美等地的资源矿产，将此称为“战略性投资”，最开始是零星收购，后来规模渐渐扩大，至今已有20多年历史。
将这种类型的国家投资命名为“战略性投资”，是将其与只以盈利为目标的商业投资区别开来，目标是解决中国在21世纪必将面临的资源短缺问题。在投资之前，中国当然也了解所谓矿产资源投资是个高资本、高风险、高度社会关注的三高风险行业。高资本是指投入大、资本回收期长，短期内不能盈利；高风险是指矿业易受投资所在国的政治局势影响；社会关注度高是因为矿产不可避免涉及国土主权与环境保护问题，极易引起与当地居民的利益摩擦。
对于投入大，中国政府不小气，做这种事关国家安全的事情，中国从来是举国体制。对于后两点，中国政府也不是完全没想到。中国政府深知拉美与非洲地区的国家多是独裁政权、军人政权，以及不完善的民主政权，在投资环境评估上，基本属于最差的两个等级：投资环境较差或者恶劣的国家。但中国政府认为自己与这类国家的政权同属独裁者俱乐部，份属“兄弟”，一开始就采用与投资目标国政府拉关系结盟的中国特色手段，通过利益贿买让政府官员甚至独裁者为投资开绿灯，因此，在矿产开发权取得上并无太大的障碍。
但中国政府从自身对人民的控制力出发类推，高估了拉美与非洲地区的政府对人民的控制力。这些国家的领导者有不少确实是独裁者与准独裁者，但有形式上的民主选举与各种权利NGO存在，媒体也有一定空间，因此这些国家的NGO与矿产所在地的人民，包括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与媒体，都对中国投资的这些矿产项目高度关注并批评。这两大地区反美反资本主义有悠久的传统，各自有一套成熟的理念，比如在非洲国家，中国的投资一直被看作掠夺非洲资源的“新殖民主义”，遭到强烈批评。在拉美国家，中国遭遇到的是“同宗兄弟”新马克思主义的“依附论”。
“9·11事件”之后，全球民族主义复兴
近年来，由于中东北非地区政权更替，以及拉美地区政治的高度不稳定，中国方面已经明白，与一任独裁者的良好关系，在继任者眼中也许是负资产，为此正在筹思应对之策。但千思万虑，北京还是漏掉了一个重大因素未予考虑，那就是随着全球化的支离破碎，民族主义正在悄然复兴。除了中国自身在高唱“民族复兴”之歌以外，其它国家的民族主义例如中东国家的宗教民族主义（如伊斯兰教）、非洲拉美国家的资源民族主义都在复兴，其动员力与凝聚力比中国的民族主义更强大。
民族主义的复兴，标志性事件是2001年“9·11”事件，其影响不在于纽约倒了一座世贸大厦，美国在经济和政治的安全感受到重挫，而在于这次事件拉开了第五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序幕，正在崛起的民族主义运动往往与宗教元素形成合力，对国际世界产生巨大影响。有的学者将其称为“宗教民族主义”，其极端形式就是让西方国家头痛不已的ISIS。美国等国以为消灭了ISIS就万事大吉，但真正的问题是，ISIS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不会随着ISIS的实体消亡而消亡，正如《黑暗帝国的死旗：ISIS意识形态研究》一文所说，西方那感人但脆弱的观点，即“你们有枪，我们有花”，根本无法对付ISIS：“事实上西方错了，ISIS最恐怖的不是他们的‘枪’，而是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ISIS的宣传能力，是以往任何恐怖组织不能比拟的。即使西方联军能在肉体上消灭ISIS，也很难在思想上战胜黑暗帝国的蛊惑”，“因为实体政权对ISIS来讲毫无意义，ISIS的意识形态本来就是超越世俗，超越国家的。……宗教极端意识形态是ISIS的大地，互联网是ISIS的空气，政权之于ISIS，就像包装着游戏盘的包装壳，ISIS能够随时丢弃，然后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出头，再度生根发芽”。
宗教民族主义让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烦恼不已，但让中国最头痛的还不是伊斯兰的宗教民族主义，因为那毕竟还只影响中国的新疆地区。真正成为中国心头大患的是非洲与拉美地区的资源民族主义。从中国方面来说，在拉美、非洲等资源国进行资源外交+投资，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正如我在《中国“复兴”的软肋》（VOA，2012年12月11日）一文中指出的那样，资源对外高度依存是中国三大软肋之二，中国的石油、铁矿石对外依存度均达56%以上。在2015年，中国石油的进口依存度已达65%，铜矿进口量占世界总产量的40%。铝土、锰、铬铁、镍等矿产品对外依存均高达40%左右。这种对外高度依存必然产生严重的不安全感，因此希望控制海外矿产资源的方式来保证供给，这就是中国不计代价，无论如何也要在拉美、非洲地区进行矿产投资的原因。试想想，“中华复兴”之梦的支点就是发展经济，发展经济需要资源的源源不断供给，那“资源民族主义”的要害就是反对中国在本国掠夺资源，如此一来，“中华复兴”岂不成了黄梁一梦？
资源民族主义复兴，对资源对外高度依存的中国极为不利
资源民族主义已经萌生了一段时期，在非洲表现为反对中国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非洲知识精英与NGO对中国在非洲的矿产资源投资一直持批评态度，内容涉及三方面：1、中国在非洲的行为是“新殖民主义”或“经济帝国主义”，为了掠夺能源罔顾非洲的环境生态。2、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开发并未为非洲人民带来多少就业机会。3、漠视人权并支持独裁政府。在一些非洲地区，中国投资的油田或矿区设施常常受到当地武装力量的攻击，原因是中国对资源的诉求导致自身被卷入当地的政治冲突。安全问题催生了中国一个新行业，海外安保行业，其成员主要是中国退役的特种兵。
资源民族主义在拉美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其理论基础就是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理论支柱依附论，又称依赖理论（Dependency Theory），或称作依赖学派（Dependency School），是由阿根廷学者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在20世纪60-70年代最先提出的一套国际关系与发展经济学理论。该理论认为，在世界经济领域中，存在着中心–外围层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构成世界经济的中心，发展中国家处于世界经济的外围，受着发达国家的剥削与控制，成为发达国家的依附者。该理论是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学派之一，经过英美左派学者不断充实与发展，在世界有广泛影响。
依赖理论对穷国开出的药方是走自主发展之路、节制外资，并根据国民的真正需求调整产业结构（例如许多穷国大量出口农产品，人民却有营养不足的问题）。深受依赖理论影响的拉美国家对于外资的警惕程度很高。资料表明，中国对矿产资源的巨大需求已经成为推动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根据秘鲁商会会长的说法，今年7月份已确认的价值70亿美元的拉斯邦巴斯铜矿收购方案意味着中方已经控制了秘鲁三分之一的采矿业。等到明年拉斯邦巴斯投产的时候，每年的产铜量有望达到40万吨，其中一半是中国的订单。秘鲁五个规模最大的石油生产特许权中四个都有中石油的股份。国际地球权益组织秘鲁分部负责人说：“拉斯邦巴斯如今属于一家中国企业，如果他们再获得廷塔亚铜矿的话，整个南安第斯就全归中国人了。”
由于矿产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在“依赖理论”的发源地拉美国家开采矿产，极容易让拉美人民产生受掠夺感。一些中国企业买入了一些争议特别大的项目，其中包括秘鲁两个最具争议的最大规模石油开采权项目。这些项目污染严重，已经导致四个不同的流域出现环境危机。中铝集团收购特罗莫克铜矿，后来在莫罗科查镇移民的问题上遇到了难题，今年3月秘鲁政府因环境问题命令中铝停止运营；8月6日，莫罗科查的民间组织FADDIM提起了两桩针对中铝集团和秘鲁能源矿业部的诉讼。两家中国国企在厄瓜多尔的采矿项目——米拉多铜矿，中石油计划勘探开采的新石油区块（位于亚马逊雨林深处世界闻名的亚苏尼国家公园内），都受到了来自厄瓜多尔国内外的批评，原住民组织克丘亚族联合会（ECUARUNARI）也对此提起诉讼。此外，还有首钢秘鲁铁矿（Shougang Hierro Peru S.A.A.）的劳资冲突，以及秘鲁Apurimac区域发生针对五矿集团（MMG）的抗议活动等等。
中国反思海外投资失败为何不提“资源民族主义”
中国在拉美、非洲遭遇的就是“资源民族主义”，但无论是以什么形式出现的相关分析文章，却避免使用这个词。这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中共政权的建立，一直被归于世界近代史上第三次民族解放浪潮的重大成果，毛泽东因此被称为“伟大的民族英雄”，在中共政治话语中，那一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不仅是宣告中共对国民政府的胜利，还是中华民族推翻“三座大山”的伟大胜利；二、自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中国官方以各种方式鼓动催生了新的民族主义，以减轻西方价值观对中共意识形态的压力。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其主诉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对他国的资源民族主义加以恶评，本国的民族主义将何以自处？因此，只能低调应对，海外投资的困境，国内仅知十分之一、二罢了。
民族主义蒙上恶名，是在全球化浪潮下才发生的事情。无论是在世界各民族国家的自述史，还是在西方左派史学家眼中，对近代以来的前三次民族主义运动一直赞美有加。只有冷战结束后的第四次民族主义，左派的评价因评价对象不同而各有不同。
民族主义思潮发源于西欧，由17-19世纪西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而催生，法国启蒙运动为欧洲民族主义的诞生准备了思想土壤。在欧洲开启构建民族国家的运动中，民族主义成为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与感染力的意识形态，即使到了二战时期，荣耀法兰西仍然是戴高乐主义的核心。
世界近代史上四次民族主义运动，第一次发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率先爆发于东欧和亚洲，而后迅速蔓延至世界其他地区，其中的主干前半段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后半段是一战结束以后的亚非拉各地人民反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动摇了英法等西方国家世界殖民体系的基础。结果是欧亚非拉美地区出现了不少民族国家。
第二次民族主义运动浪潮发生于二战以后。在中共领导下的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斗争，因其“反帝反封建”，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与独立，被中共解说为“树立了民族运动的伟大丰碑”。此后在上世纪60-80年代达到高潮，亚非拉人民掀起民族解放运动，成果是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了超过120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其中，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领袖深受“毛泽东主义”的影响，在夺取政权之后，他们当中不少人成了著名的独裁者。
第三次发生于冷战结束以后。随着苏东剧变和两极格局的瓦解，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新的民族主义浪潮，学界称之为20世纪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最典型的就是苏联瓦解后出现的不少民族国家。
第四次民族主义浪潮就是2001年“9·11事件”发生之后的民族主义，其中三大代表就是中国的中华民族复兴、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宗教民族主义，以及非洲、拉美国家的资源民族主义。西方一致批评的是前两种，对非洲、拉美的资源民族主义则持同情支持态度。
弄明白民族主义在中共意识形态中的重要地位，再考虑到目前第四次民族主义浪潮与全球化（普世价值）的对立关系，就会明白这些国家为何大都高举反美旗帜。中国海外投资的尴尬境地在于：全球范围内投资的合法性是由全球化的理念所赋予，比如通过投资达成经济合作，双方互利共赢，缩小经济差距；但中国却因政治考量，一直用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抗拒普世价值。这种情况下，又如何能够大张旗鼓地去反对拉美、非洲国家的“资源民族主义”？无论如何，这样的话不能宣之于口：除了我中华复兴的民族主义合乎理性应该存在，其它形式的民族主义都是落后封闭非理性的情绪表现。
中国的困境在于：由于资源对外高度依存，必须通过投资取得本国没有、但发展经济必需的各种矿产资源；但由于矿产资源的不可再生性，中国的投资与占有开采方式极容易唤醒非洲的殖民主义记忆，也容易让拉美国家觉得自身正在遭受掠夺。因此，中国的海外矿产投资已到重新定位时。
后记：最近，笔者将对世界局势的思考写成《支撑全球化的基石正在动摇》、《中国海外矿产投资遭遇资源民族主义》（1、2），梳理了德国难民危机、英美政治危机的部分根源在于全球化折翼，第四次民族主义浪潮兴起。总的来看，西方社会在冷战结束之后，左派思想回潮并占主流，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警惕由于缺少苏联这个样板参照而消失，更因北欧民主社会主义而变得美好。在与正在勃兴的第四次民族主义浪潮的抗衡中，目前由左派主导的西方社会既缺乏足够的警惕，更谈不上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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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匪在海外其实处处不受待见，等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