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总称“浩劫”）的后遗症实际上就是“毛氏学说”在后文革时期的延续。“毛氏学说”就像病毒一样在后文革时期，无孔不入，无处不在，无时不现，侵害者每个人的机体，腐蚀着每个人的心灵，改变了人们的正常思维，最终造成机体的崩溃。
一、毛泽东思想的后遗症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始终存在着帝国主义（美、英、法等）和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从而发展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学说。这就是毛氏学说，宣扬“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等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每——个人生存的权利！”，其实呢？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文革期间毛泽东就是用这个毛氏学说驯造了一代没文化，没头脑，没诚信。没人格的忠实信徒——红卫兵一代（官二代）。从根本上来说，他们都是毛泽东的“党卫军”，“冲锋队”，继承了“毛氏学说”，并在文革期间跟随毛泽东的，摧毁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文明；葬送了诚信思想与社会机制；也颠覆了人民对社会的正义感和人文关怀的意识；培养了中国人好斗和虚伪的性格；对知识分子精神和肉体的摧残、使许多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漠不关心。最后，中国变成了一个充斥着贪污腐败、玩弄权术、整人害人、打击异己、口是心非、造假成风、丧失诚信和仁爱、缺乏礼仪和修养、道德败坏、不讲原则、为所欲为的畸形社会。
就是这一代红卫兵，在后文革时期，用“毛氏学说”的理念一直主宰着中国的政治，军事，思想文化，金融，商业，国民经济和层层政府机构。总之，中国的一切都是他们主宰着，他们是政党的化身。在中国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他们的身影，是一支谁也无法与之抗衡的力量。接踵而来，就是在他们思想体系下培养起来的红小兵（官三代），几年后就要接班，这是文革后遗症的症结。现在社会上出现的千万种不合情理的怪现象，大家有目共睹，都是来源于主宰者的思想理念。
二、血祸造成的艾滋灾难
90年代，“血浆经济”引发艾滋病在广大农村大范围的传播。一夜之间一个县能冒出来十几个血站，县医院血站、乡医院血站、乡政府血站、公安局血站、组织部血站、宣传部血站、驻军血站、教育局血站、商业局血站、红十字会血站等等，其中竟然还有配种站血站，卫生条件极其简陋，甚至在牲口棚里抽血。这些血站都是政府承办的，没有他们批准，摆个摊位都难以经营。国际卫生组织对每人每天的捐献血量有明确的规定，但这些血站为了金钱利益，能把人抽到起不了床，甚至把人抽死，例如，2001年，河南鄢陵县下岗工人徐宝玉，被血头莫锡安以找工作为名骗到开封养鸡厂强廹卖血，八天抽血一万七千毫升，回家后带回40元人民币，已不能行走，第七天死亡，留下年轻的妻子、十岁的女儿和一个年仅七个月的幼儿。有好人帮忙告状，法院也不受理。
血对这些官员来说就是财富，多多益善。这种贪财，不负责任的政府行为导致全国性的艾滋病大爆发——“血祸”，成千上万忠厚老实的无辜农民死于这次灾难。更甚者，政府官员还对救助艾滋病病人的民间义士进行打压和监禁。在河南“血浆经济”引发艾滋病疫情泛滥暴露出来之后，更有不少“能人”以抗艾滋病为名发大财，医骗子趁机也发了一笔不菲的横财，二十多年来受害牺牲者至少有千万人，这是浩劫后造成的恶果。
三、工厂领导的难言之隐
1985年开始，我任职开封市煤矿仪表厂厂长。行政上隶属于开封市龙亭区政府管辖，生产业务隶属于中央煤炭工业部制造局和河南省煤炭厅，管理层次错综复杂，作为企业领导，与各路上级搞好关系是一种必要的艺术和觉悟。中央煤炭部每年在不同城市举办两次订货会，各企业主展示自己的产品，获得订单。如果和煤炭部有关领导搞好关系，你有可能被安排在与客户最近的住处，得到订单的机会大大增加。反之，领导可能完全不邀请你参加订货会，没有邀请函，什么也做不了。为了讨好这批当权领导，企业主们使出浑身解数。八九十年代时，还不敢直接送钱，都是送礼。每年春节前，我都要开车去北京，送去酒，特产等等，那时候的好东西。其次要“走红门”，这个门里都是主管领导最亲近的人，妻子、儿女和情妇，力所能及的帮他们解决困难，就能与主管领导搞好关系。一次，中央制造局领导的儿子结婚，下面的各个企业主挖空心思献殷勤，最后我帮领导儿子的婚房铺了地毯，他非常高兴。还有一年中秋的下午，省煤炭厅的一位领导夫人的车子在距开封200多公里外的柳河镇，他让我去救援，我把6岁的女儿放在副厂长老郭的家里，与老郭马上开车出城。在公路上找到他们的时候已经是夜里12点了，安排住宿，吃饭，第二天中午把领导夫人安全送回郑州。那年年底省煤炭厅颁发给我个人一个“优秀企业家”奖状。
法制和民主在乱世之秋形同虚设，社会软科学大行其道。作为一个企业主，背后必须有靠山，要么是黑社会，要么是公安。每个企业主每年上缴给公安局3000块钱，就能得到一个公安局工作证，美其名曰“保护企业家”。我深知这就是“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吓唬别人。有一次，我扣了一个工人的奖金，有个小地痞便找来我家，摇着明晃晃的匕首示威。在我亮出公安局工作证后，他脸色一变，立刻把刀收回去，语气也大变，灰溜溜的走了。
人大代表选举实际上也是上级任命的，区里指定每个企业主为区人大代表，代表每个企业的工人。每每选举上一级人大代表时，我们都要参加特殊的学习班，定调调，画框框，告诉我们党确定了谁，意思是我们只能选他，仅此一人。投票当天自然是百分之一百通过。这就是“定额选举”，而非民主社会中的“差额选举”。
中央对地方的高压专政也一直延续到后文革时期。若社会上发生其他事件的期间，全国处在紧张戒备状态，区领导要求每个企业主确保自己的下属工人不上街闹事，否则拿我们是问，具体办法企业主自己想。最后我召开全厂职工大会，设立了一个“安定奖”，只要不上街闹事，每个人发奖金100元。那时候每人每月的工资只有200多元，100元是很大的诱惑。“安定奖”让我和工厂平安度过各种特殊时期。
这种高度的压制和控制，一直存在于平民百姓的生活之中。我们所看的新闻经过筛选，我们的所说所做不能违背党的利益。大姐高耀洁的“防艾”之路几经坎坷，我们全家都不同程度的受到影响。她要出国说真话，中共当局却将她软禁于家中，30几个便衣24小时监视，我被当作人质，一同被关在她家长达两周。安全局的特派员更是不定期造访我的工厂，对我施加压力，到目前为止已长达8年之久。
毛的忠实信徒红卫兵们坚持毛的主张，将“专政”执行的彻彻底底，不给人民表达异议的权利。并且在运动后没有对贪腐进行惩治，变相助长了贪官的士气，他们更加变本加厉，肆无忌惮。
四、私营企业处境更难
我有个包工头朋友曾经向我诉苦，他通过竞标得到了开封市政府的一段修路工程，自己垫资几百万，完工后政府却一分钱没给他，最后倾家荡产，没钱发给手下的农民工，被追债，堵门，焦头烂额。最后不了了之，他投的几百万血本无归，农民工白白做了几个月的苦工，政府拿到修好的路，开始建关卡收费。殊不知，电视新闻上广泛斥责的包工头拖欠农民工工资事件，还有更深的原因没有挖掘，也没人敢挖掘。
1993年，我开始自己办厂。客户中私企、国企都有，却往往是很多国资大厂一而再、再而三地拖欠货款，甚至不给。每年因此的损失都在3—5万，对于一个私人小企业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一次，湖南的一个大型国资企业，几万块的货款，欠了两年之久都不还。经办人刘某某夹在中间实在为难，告诉我说，领导曾经对他们讲：“要你们这些人去干啥，就是去拖（货款）去骗（货款）的…”另一家山东的国资企业，欠了1万多货款，收到货后多次打电话催款，对方一直说找不到负责人，后来说原负责人已调离，拖欠的款不属于现在的负责人管。类似的事情不胜枚举，可谓哑巴吃黄莲，吃的是党给的黄莲，有苦说不出。
这种层层的坑骗，受益最大的是那些少数的顶端领导人。某中央常务委员的儿子早年在澳洲悉尼最顶级的住宅区斥资2亿买下一座城堡，正对悉尼歌剧院，却因为不喜欢房子的样子，要拆掉重建，预算2000万。这已是几年前的新闻，与如今曝光的贪腐数额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
文革提倡斗争，永无休止的斗争，文革鼓励人们“整人”，大义灭亲，怀疑所有人，检举所有人，包括父母，兄弟姐妹，夫妻子女，亲戚朋友等等。白色恐怖无形中限制了人们的言论自由，一句话，一个字都可能让自己和家人一辈子翻不了身。不安和恐惧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信，人们不再讲仁义道德，互帮互助，变得自私、嫉妒和不信任、虚伪欺骗已成了当代的风俗时尚。
通常，与我打交道的国企的采购员负责订购仪器，货到入库后，如果金额小，采购员会直接从财务将钱领出，付给我们。但有些国企的采购员就丧失了做人的基本道德，私吞是常有的事。安徽淮北一家国资厂的采购员，我打电话向他催款，问他：“钱提出来没有？”他答：“提出来了啊。”我又问：“那钱呢？”他说：“我花了。”说的如此理所当然，似乎他的行为合情合理，毫无不妥之处。文革把人的良心道义都“革”掉了。
我的工厂每个月要向龙亭区税局报税，年底的时候，经常会有税局业务员来厂里“拜访”，说是拜访，其实是要钱。理由是：上面下达的税收任务完不成，要我“再交点”。如此直白的张口要钱，没有据可依，没有理可讲。他要，我就得交，否则厂就办不下去。到底谁是谁的“公仆”？
这些一代代接班的红卫兵们，才是文革最大的后遗症。社会上一切不合情理的怪现象都来源于主宰者的主导思想，要想消除文革后遗症必须从他们做起，抛弃毛氏学说，清除毛氏阴魔和鬼蜮伎俩的影响，恢复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道德五常（仁、义、礼、智、信）社会文化提倡四维（礼义廉耻），放弃毛氏遗留的罪恶思想，中国才会真正的兴盛。
（高世洁/文；高耀洁/审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