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信力建
中国传统描写说法中，有所谓“以哀境写乐情”——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说：“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简言之，以乐景写哀情，就是用让人心情愉悦的景物描写来反衬人物的悲伤；而以哀景写乐情，则是用让人心情悲伤的景物描写来反衬人物的欢乐。最典型的例子是《诗经采薇》中结尾“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本来， 依依杨柳，美好春色让人沉醉，却是黯然离别之际；霏霏雨雪，冰天坼地的寒冷，竟是征夫回乡之时！前者是乐景写哀，后者是哀景写哀，而以乐景写哀情或以哀景写乐情，可以起到倍增其哀乐的效果。
我们如果以“以哀境写乐情”的方式来描绘一把今天中国大陆的“人民公仆”，则不妨谓之“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与“父子反目”。
先看“妻离子散”和“家破人亡”。今天我们的干部流行的是所谓“裸官”：有一定地位有足够办法的官员都喜欢将自己配偶子女都在国外定居，而自己只身一人留在国内干革命。这种情形是不是“妻”也“离”了，“子也“散”了；“家”也“破”了，“人”也“亡”了？表面上真是“惨不”忍睹——然而，这不过“哀境”而已，当事人心中却“乐”不可支：须知这种家庭的“一国两制”可以保证我们这些人民公仆“赤条条来回无牵挂”，在国内当官能捞就捞，能贪就贪，捞来贪来的钱也不愁没去处，统统通过地下钱庄流到外国老婆孩子账上。公仆们在国内如果八字不好，东窗案发。则脚底下抹油溜之大吉，跑到外国夫妻团聚，合家欢乐了。至于留下一堆乱摊子和一个个黑窟窿，自有伟大的国家和勤劳的人民来收拾残局。对于这些跑到国外去的“裸官”，司法部门也多次跨国追捕，可不仅困难重重，收效甚微，而且就是最后将个别人绳之以法了。为此耗费的司法成本更几乎是天文数字。因为没有了后顾之忧，所以这些干部干起革命来，格外投入——他们成天兴致勃勃地对群众大声疾呼：“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有无比的优越性”、“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暗地里却心中有数地将贪污来的钱和各种非法所得，存到外国银行去支援“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福利，为自己营造三窟之穴！虽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但遥想未来幸福日子，不亦乐乎？这些公仆。也算是“战斗在敌人心脏”的“革命志士”了。
因为此境实乐，所以人数众多——据全国人大代表、国内著名反腐专家、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喆透露：“从媒体曝光的情况看，从1995年到2005年，我们现在有118万官员配偶和子女在国外定居。”118万是一种什么概念？也就是我们平均每个省都有将近4万“裸官”，即使按照2000多个市县来算，每个市县也有50多人。这些“裸官”所以愿意这样“妻离子散”与“家破人亡”，又有几个不是为了实现其“狡兔三窟”的“长久打算”的？据北京市检察院披露，“近30年来，中国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近4000亿人民币，算起来人均席卷约1亿元赃款。其中就包括那几位赫赫有名的贪官：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云南省委原书记高严、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这组数字，出自不久前商务部的一项调查。”
不妨来看看几个生动的例子：2006年，当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局长周金伙得知福建省纪检部门要找其谈话时，随即在一张纸上写下“我勤奋为党工作几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已经远走高飞，你们就不要再费劲找我了”后，即取道第三地飞向北美，与早已持有美国“绿卡”的妻女相聚去了。2010年3月25日晚，中国移动四川公司数据部原总经理李向东突然飞离成都。事发当日下午，进驻四川移动的国家审计署工作小组曾约李向东谈话。早在2004年，李向东的妻子姚红突然从四川电信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位置上离职，移居加拿大……近年来，媒体报道的此类公职人员的名单还有一长串：原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高严、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原局长蒋基芳、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温州市鹿城区原区委书记杨湘洪……可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尤其可虑的是，许多在任官员对这种“裸官”非常认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2012年《法治蓝皮书》。蓝皮书指出，根据调查，有38.9%的公职人员认为配偶可以拥有外国国籍。接受调查的省部级、司局级和县处级的公职人员超过半数认可子女拥有外国国籍或者外国永久居留权。（见2月21日《京华时报》）”看来，中国官员这种“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趋势方兴未艾，后继有人！
事实上，这种“裸官“的存在掏空了中国经济，败坏了官场风气，“裸官”外逃不仅带走大量金钱，而且，他们在有了这样的目的后，会大搞权力寻租，根本无视党纪国法，容易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乃至造成阶层对立，侵蚀政府公信力。这些官员只管自己捞足利益，不管走后洪水滔天。还应看到：这种趋势对国家利益还具有深远的影响：一些要害部门的公职人员，其配偶和子女拥有外国国籍或者外国永久居留权将影响政府部门的决策。
再看看“父子反目”。一个明显的现象是：近年来“出事”的贪官们也有一个共同特点：大多把子女送往海外“留学”。 这些“公仆”所以喜欢将自己子女送往国外，不外是这几个原因：首先是是望子成龙。一些领“公仆”爱子心切，总想为子女的成长创造一条金光大道，希望把子女送到经济条件发达的国家去学习生活，但自身的经济实力确实难以实现，于是把手中权力作为铺就这条金光大道的工具。其次是为了互相攀比。一些地方，领导干部送子女出国留学读书成为一种风气，有些人看到别人子女出国留学，认为这是“有能力”的表现，而自己的子女在国内显得“没面子”。为了跟风，他们想方设法贪污受贿，将子女送出国去留学深造。再次是为了招财进宝。一些手握重权的人以子女留学为借口，暗示他人送钱送物，达到“创收”目的。很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权钱交易，也是官员变相受贿的一种方式。最后是为了转移赃款。利用亲属出国留学是腐败分子转移赃款敛财的一条捷径，贪官通常先送孩子留学，再以教育经费流动资金，把赃款转移到国外。这实际上是将黑钱“洗白”的一种方式。
然而，这些官员大概没有想到，他们这种做法其实是埋下了“父子反目”的祸根。这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辨析。
首先是子女在国外受的教育与贪官的观念和行为背道而驰。这些个裸官送子女留学的国度首选美国，而后世欧洲，再则是日本、澳洲、加拿大等。所有这些国家都是民主国家，其教育的基本点是自由、民主、博爱。试想，这些官员的子女长期浸透在西方这些现代教育思想理念中，将来还能与他们那深受阶级斗争教育、恨的教育、你死我活的传统教育，和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中国式教育的父母有共同语言么？这方面，西方也有清楚的意识：美国兰德公司在一份战略研究报告中宣称，这些受过西方生活方式熏陶的留学生回国以后，“其威力将远远胜过派几十万军队去”。对苏联和东欧而言，后来苏东的解体与一些亲西方的领导人有着密切的关系。 美国新闻署发表文章公开声称：“美国应向中国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灌输美国的价值观念，这比向他们传授科学知识更重要。”他们认为，在这方面花点钱是值得的，对西方来说，这是一笔明智的投资，“我们决不要忽视训练一批数量可观的中国未来领导人的意义。”1982年里根得知中国在美国有6500名访问学者和留学生，当即表示有“6.5万人更好，这是长期投资”。美国注意把留学生中的高干子弟和学习尖子确定为重点对象，同他们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期望他们回国以后能够担任要职。“等到他们逐步成为中国社会栋梁，就可以通过他们的头脑逐步使中国向资本主义演变”。如此这般，父子两代反目，还不题中应有之义？
其父子反目还有个原因在于：这些手握大权的父母为了子女在外国留学开销，大都不惜以身试法，大肆贪污受贿，而上得山多终遇虎，难免碰上纪委上门的时候，运气不好就只能成为了阶下囚，子女留学因此断供，原先吃穿不愁的公子小姐不仅经济上没有了来源，而且会因此饱受白眼，对原先“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父母难免怨怼。
语云投资有风险，贪污当然更有风险。不知中国官员们在“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以及“父子反目”的道路上还能走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