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式”的腐败，毕业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撰稿人，政治经济史研究者孙骁骥在博文《中国式腐败是最恶劣的一种腐败》中指，应避免一个认识上的误区：腐败可以被根除。这其实是不可能的。它与一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有着直接的关系。文章表示，“中国式腐败”的最显著特点还体现为，商业常常成为政治博弈的牺牲品，或者说腐败问题常常被政治化。腐败在这个国家已经不再是一种潜规则，“反腐”反而成为了一种新的潜规则。当每个人都腐败的时候，选择杀其中的哪一个示众，这无疑是一种“政治风向”的标志。
政治经济史研究者孙骁骥在博文《中国式腐败是最恶劣的一种腐败》中，阐述：关于腐败，我们应该避免认识上的一个误区是：腐败可以被根除。这其实是不可能的，只要有政府的存在，就一定会有伴生的寻租行为。不过，不同国家的腐败是有着形态上和规模上的区别的。它与一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无论是中国、美国还是以腐败著称的南美诸国，其政府的寻租行为在性质上并无区别，区别在于寻租的规模以及与这个规模相关的政府结构。
试举一例。哥伦比亚商学院教授雷蒙德·菲斯曼曾经写过一篇长文谈论印尼的腐败问题。60年代印尼的总统苏哈托上台以后，统治了这个国家30年。期间，印尼的政府机构腐败程度在全世界“享有盛誉”。苏哈托的亲友都通过利益交换从而攫取了巨额的财富。
不过，菲斯曼教授也认为，虽然腐败成风，但是印尼的经济在国家最腐败的这段时间却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很有趣的是，苏哈托在1998年不得不迫于压力下台，而印尼的经济也从那以后开始走下坡路。苏哈托统治的末期，印尼国内发生了许多的抗议示威活动，人们都认为他是个贪得无厌的人。但是苏哈托自己却辩称从来没有直接从政府与商界之间的利益交易中收受金钱。不管他说的是真是假，像苏哈托这样的统治者，的确为了创造一个好一些的投资环境，他多少会投资一定的金钱用以改善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环境，这对于一般民众还算有些好处。并且，投资者们也会更愿意来印尼投资，而随着投资的增加，政府自身也能增加寻租所得。
苏哈托等于是在印尼确定了一种“腐败潜规则”，并且受贿者和行贿者在这种潜规则下都对于寻租价格“心照不宣”：有需求者自然会懂得向当权者“进贡”，苏哈托家族也没有无度榨取。看上去，他似乎知道，过于极端的寻租行为会抑制国家经济的增长。简单来说，投资促进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像是穆加贝这样大权在握的独裁者，通常会无度地向潜在的投资者进行索取，如此，投资的总量自然就下降了。假若商业投资在一个国家会被“合法”征收100%的税率甚至更多时，还有谁还会愿意进行投资？因此，为什么像津巴布韦这样的腐败国家经济问题严重也就不难理解了。但是，有一些统治者随时会担心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安全问题，例如印尼的苏哈托，他当初其实很害怕将来政局一旦有变自己将面临流亡等等困局。因此，他的寻租程度会较低，并且提供的公共服务会比津巴布韦这种国家相对多一点。如果硬要在二者之间做一个选择，那么苏哈托算是有远见一些的统治者。他对国家经济的榨取也不会那么极端。
当然，寄望于腐败的统治者“良心未泯”，是非常不切实际的想法。但通过印尼的例子，我们能够看到，在威权政治体制下，中央政府可以决定具体的政府部门应该如何行动。因此，原本不得不和各国政府部门打交道的企业和商人只需要和级别高的部门进行沟通，就可以打通一切环节。从某种角度来讲，这反而更有效率。如果最高阶的统治者能够理性地做事的话，那么他会为这种打通关系的“内部价格”定在一个合理的位置，不至于吓跑太多的潜在投资者。当苏哈托离开以后，印尼的政府机构内部依旧腐败，而且还缺少了一个可以协调商界和政界的调停人。
这就有些类似与中国和俄罗斯的情况。有学者将此称为“去中心化”的腐败。人们注意到在前苏联解体之后，旧有的官僚机构分解成了很多小的新官僚机构，这些机构之间依然保持着一种潜在的政治上的关系。因此，对于那里的商人来说，要进行新的经营活动不再意味着如同过去那样只需要对职位较高的机构进行贿赂，因为这些机构已经发挥不了作用了。经营者需要对地方政府的各个环节都进行行贿，这些部门不再像以前那样完全听命于上级发出的指令，并且各个部门之间也因为利益不同而互不听命。因此，对于经营者来说，经营活动的风险和以前相比反而更高了，因为经营者们不知道自己明天自己到底应该和谁打交道才能把生意维持下去。
然而，“中国式腐败”的最显著特点在此之外还体现为，商业常常成为政治博弈的牺牲品，或者说腐败问题常常被政治化。腐败在这个国家已经不再是一种潜规则，“反腐”反而成为了一种新的潜规则。据说，广东某市委书记在被双规以后，面对审查他的纪委官员怒吼道：“你们以为我是贪官，关键问题，谁不是贪官，你们能说出一个我这个级别的不是贪官的吗？中国不就是腐败提拔腐败，贪官查贪官，腐败分子反腐败吗？这个还要我告诉你们？”当每个人都腐败的时候，选择杀其中的哪一个示众，这无疑是一种“政治风向”的标志。
中国式腐败具有威权体制下腐败的典型特征，也具有“去中心化”腐败的特征。换句话说，中国的腐败在某些方面像印尼，在另一些方面越来越像解体后的苏联或者说现在的俄罗斯。所不同的是，由于过去的威权意识形态并未像俄罗斯那样消失，因此当今的中国腐败问题反而为政治利用，变得相当的“政治化”。在政治处理所谓的问题官员时，连带处理相关的商人和企业家，似乎成为了中国反腐的“标准配备”。但将经济问题泛政治化的后果是，商业行为在这个国家的风险将会更大，投资的意愿会进一步降低。如果说俄罗斯的经营者们不知道自己明天自己到底应该和哪位官老爷打交道才能把生意维持下去；那么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经营者们不知道自己明天自己到底应该和哪位官老爷打交道才能让自己不被抓进局子去。当然，反过来说，中国商人的政治觉悟之高，也是被“中国式腐败”长期培养出来的。
不少人都看过国际透明组织发布的全球腐败指数排行榜。腐败指数排行榜1995年首次发布时，中国和印尼排在榜单的末尾，但自此榜单发布以来，印尼的经济增长率一直在6%左右，中国的经济增长则接近两位数。这似乎会让某些人轻易得出“腐败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现象”的结论。但是，当我们去思考一个已经存在着腐败问题的国家时，就不得不思考另一个问题：当目前的腐败形式消除以后，取而代之的是什么样的腐败形式？这个国家目前拥有的，可以说是集人类社会腐败之大成的腐败形态，并且在其中融入了旗帜鲜明的“中国特色”。假如举办一届腐败奥运会，中国应该也能轻易夺得奖牌榜第一名。
目前在中国大陆，腐败问题是公众最痛恨的问题。腐败问题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身体机制上的一个毒瘤，它侵蚀着社会的肌体，腐蚀着人们的灵魂，破坏着社会健康发展，并让社会分配失去公平性。而且，由于官场的示范倡导，如今腐败已经成为了当今社会的的一种生活方式。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曾说，“当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腐败还是由腐败催生的潜规则，都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和扩散性。久而久之，腐败开始成为一种人人都要去适应的生活方式，甚至开始成为社会中一种被人们接受或默认的价值。更值得警惕的是，在一些地方，清廉和正直开始成为被嘲弄的对象，而腐败却开始被人们所普遍接受。”孙立平提出的绝非是一个简单的腐败问题，而是一个十分可怕的问题，也是十分尖刻的问题。
我们经常在说社会腐败，说有权者滥用权力而滋生腐败，其实腐败的侵蚀早已不局限与权力者，而是社会任何人、任何阶层、任何行道都在滋生着腐败，腐败的毒素已经侵蚀了人们的灵魂。上街购买任何东西都担心遇到假货；和人交易怕收到假钱；连你找个对象也许也是假面孔。造假手段高明，造假现象无孔不入,社会的整体信誉都降到了最底。造假还可以制富，因造假没有被查到的人利用低成本犯罪的手段却得到了高利润，这对诚实信用的人就是个打击，是个讽刺，讽刺老实人成了傻瓜，这就是社会腐败的侵蚀性和渗透性。
到任何一个地方办事都感到“人熟好办事”，人熟可以替代规矩和法律，人们在制度和法律中寻找着人熟放水钻空子的机会，炫耀着有门路人熟而办到违规的手续和事情，久而久之，人熟比任何法律法规政策都有用，生人生面孔就会受到各个权力部门办事员的白眼和不好好服务，小恩小惠的力量孕育着“熟人”和“规则”，逐渐培育起庞大的腐败群体和内在潜规则的生活方式。一个社会就这样慢慢自己腐烂着。当陌生人进到这个社会时，就发现自己处处按明示规则无法办事，就会潜心研究所谓的“潜规则”，而潜规则，就是腐败的温床。
其实，当我们做为一个平民百姓对腐败万分痛恨的时候，我们也在腐败的环境中不得不做着滋生腐败的事情。否则，我们就无法生存。比如，有一个学生马上要去美国读书，有中国内地人告诉他，有朋友在美国没有驾照照样开车！问及原因，却告之“用钱买了个假驾照”！并说“去美国了别那么傻，其实很好混，美国人其实很傻。”。而长期居住的美国居民却说，中国大陆去美国的人一定不要太“机灵”，机灵“过度”就完全没有信誉了，美国居民风气是讲规矩，一切都要按照公布的规矩办事。并说“别以为人家傻，其实很多才去的中国人不过是小聪明，就知道钻空子，而钻空子这种恶习在美国却不大好使。”。一个学生听到了两种思维方式的教育，一种人是目前还在中国内地的，一种是去美国多年已经很有成就的人。这两种人代表着两种根本不同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在不同的社会生活，就要用不同的思维方式.这叫“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这就是所谓的flexibility-灵活性）
上面的例子说明不按规矩办事在中国是多么深入人心，而按照规矩循规蹈矩的人一定被人看成有点傻，有点迂腐，有点落后，有点落伍，被人嘲笑，被人不理解。比如当红灯亮起来，马路上没有一个车走动，你也站在那里等绿灯亮，就私下里有人窃笑，说你“傻”。“清廉和正直成为被嘲弄的对象”这个感受每一个曾经正直过的人都体会过。社会为什么不正直了呢，是正直的人都被口水淹没了。谁愿意老被人嘲笑呢，劣币驱良币一旦成为风气，谁还能挡得住潮流。
所以总以为反腐败是反别人的事情，是反官场，反国企中的腐败，是反大案要案里的腐败，离我们自己很远。其实，腐败一但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成为渗透进整个社会血液变成我们的肌体，变为驻扎在人们和社会身体上的不可去掉的习惯，社会就好比吸毒一般地，摆脱不掉那中习惯了。
孙立平举例说明腐败的现象中特别举出了学生干部中的腐败现象“是最令人反感的，与社会那些腐败相比，也许这些学生干部中的腐败远非大奸大恶，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个理应相对纯洁的群体却过早地被社会中的腐败侵蚀，我们既可以看到他们对权力的腐败式理解，也可以看到他们在一个权力极为有限的环境中，模仿社会中的模式将以权谋利原则运用到极致。可以说，当他们进入社会并掌握了某种权利之后，将会如何来使用那些权力？！”
既然社会将腐败的因素全面侵蚀渗透，连这些学生——他们将来是社会的接班人，都是这么模仿和仿制着腐败，那么社会的腐败问题应该是很严重了。
怎样来解决社会的腐败问题呢？好比治病该治本。什么是本？制度是本！该怎么治？从根本上改革制度！从全面限制和制约公权力入手，将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权力关进笼子里，使全社会失去因攀附权力而肆无忌惮、无孔不入的“聪明”土壤，腐败也就从上到下失去了生存根基。如此，即便腐败无法根除，也会像欧美民主国家那样，相对中国大陆要好何止百倍。如此，广为国际诟病和国内痛恨的“中国式的腐败”，就会转变为“中国式的清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