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控制臣子，皇帝有时故意让你腐败，他纵容臣子腐败反而成了统治的一种手段。满朝文武，有几个屁股上是干净的，谁的头上没有辫子？康熙说，揪住你
的辫子，头上老有一把剑悬着，你只有老老实实夹紧尾巴，俯首帖耳。你的尾巴捏在上司手上，只能唯上是从。否则，判你个满门抄斩。
皇帝治贪，意在保持一种威慑，而不能动真格的。京剧《三娘教子》里有句台词：“高高举起，轻轻打下”，名虽为“打”，但在那位少爷身上，却连毫毛也没碰掉一根。
治贪官也是这样。乾隆把治贪叫做“常流水，不断线”，平均一两年办一个贪污的督抚（现在的“省部级”），再办一批“县处”级。因为有庇护的一面，追 究之弦不可能绷得太紧，充其量也就是一张一弛，这样势必造成政策上的随意性。张时从重、从快、从严，弛时从轻、从慢、从宽。当然，如果朝廷有较高的控制水 平，尚可张弛有度；如果朝廷软弱无能，则将一张而将弦崩断，一弛而不可收拾。张弛之学问，成了考验封建统治者水平高低的关键。什么十三经，什么二十四史， 什么《资治通鉴》，包括《三国演义》之类的文艺作品，说的都是张弛有度、软硬混搭之学问。治贪治腐，是治国理政的关键环节，当然也要在张弛有度上做文章 了。办法有的是，比如这个“只拉弓，不放箭”。
皇帝治贪重在造成威慑，有时也只是做做样子。清末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第十八回，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晚清浙江官场贪赃枉法成风，慈禧老佛爷闻报后发怒，即派两名钦差，带一帮查案人员赴浙。
一干人来到杭州，一本正经地拉开架势，宣布措施若干条，其中有：让杭州府准备十副新刑具，添办三十副手铐、脚镣，四个站笼；并放出风来：按浙江腐败 态势，不查办出一百五十个官员决不罢休。直吓得浙江官员惶惶不可终日，都以为大祸临头了。不料，钦差这“三斧头”砍下去后，却没有动静了。这下官员们明白 了，还是老套路：“只拉弓，不放箭”，只是这回把“弓”拉满了。于是赶紧走门路，通关节。结果摸清钦差的要价底线，二百万两银子。凑满银子，一场虚惊过 去，贪官们弹冠相庆。有人问，钦差何以如此大胆，回京后如何向老佛爷交待？
原来钦差办事，按老例，先得摸清楚老佛爷的意思，于是找到老佛爷的一个心腹公公，公公说：“老佛爷有话，天下十八省，哪里来的清官？如果御史不说， 我也装着糊涂罢了。”就是御史参上，派了大臣查过，办掉几个人，还不是这么一回事。前者已去，后者又来。真正能惩一儆百吗？这位得了好处的公公还补上一 句：“只拉弓，不放箭，自己落得实惠，趁此捞回两个。”
一直在热播的电视剧《大宋提刑官》中，宋慈查获了八箱贪赃枉法的证据，皇帝却一把火把它烧毁。这一招也是学《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曹操破了袁绍，查 获一批曹营中“里通外国”分子写给袁的信，估计有出卖情报的，有表示效忠的。小说写曹操连看都不看，下令当场烧掉。其实凭曹操的小心眼和多疑心理，他能不 看？早就看了，暗记在心。当场烧掉，这是收买人心的把戏。宋皇帝放过了八箱贪赃枉法的证据，表面上是烧了，其实早就记下了，你们这些官员这一辈子就服服帖 帖听招呼吧，弓拉得满满的，谁还敢乱说乱动。这就是皇帝反腐败的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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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制社会，想根除贪污就如同让大海停止波动一样不可能。中国传 统政治体制是默许官员在一定程度下贪污的，因为“低薪制”的设计使官员不可能不靠灰色收入来生活。事实上，传统财政制度中可钻的空子太多，贪污对任何一个 智商正常的人来说都不是难事。在大部分时候，贪污之所以能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在儒学价值观有效运转下人格操守的约束；再一个是从上 而下的政治高压，也就是说，最高统治者的反腐决心和虎视眈眈的监视。
在乾隆晚年，约束腐败的两个条件都失去了作用。在乾隆的不断打击挫辱下，官员们渐渐放弃了人格操守，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有一个不变的指针，那就是现实利益。晚年乾隆精力不济、“多从宽厚”，更带头腐败，为贪官们树立了榜样。同时，乾隆盛世的经济发展为腐败提供了巨大空间。在乾隆前期，大清经济一直高速成长，经济总量迅速增加。人口从一亿增长到近三亿。中国经济总 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对外贸易长期出超。蛋糕做大了，可以搜刮、聚敛钱财的基数比以前扩大了数倍。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腐败如同细菌遇到了 适合的温湿度和酸碱度，在乾隆皇帝的眼皮底下，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仅仅十余年间，乾隆朝就完成了从前期政治纪律严明到后期贪腐无孔不入的转变。在繁荣 的表象下，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局已经千疮百孔了。
乾隆中后期，腐败呈现以下几大特点：
一是涉案数额从小到大，腐败案件由少到多。乾隆前期，继雍正肃杀之后，贪污案件极少发生。偶有发生，贪污额亦不大。乾隆前期处理的几个案子，少者数 千两，多者也不过数万两，极少有上十万者。像提督鄂善收贿银千两，即被处死。到了中后期，腐败案接连爆发，涉案金额成倍、成十倍增长，官员贪污动辄数万， 十万，数十万。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一个小小的贵州知州刘标就侵蚀公帑二十四万两。第二次金川之役中，一个小小的松岗站站员居然一次侵占公款近九 万两。
二是腐败官员由底层向高层发展，涉案高官越来越多。一般来说，高级领导干部经过组织程序千挑万选，人格操守和政治素质均应大大高于官僚队伍的平均水 平。确实，在乾隆前期，因为腐败而被处理的高级官员，不过三五人而已。到了中期之后，形势为之一变。从州府到省级大员，最后到首席军机大臣，都陷入腐败的 泥潭。乾隆中后期二十多年间，省部级高官被处理者达二十多人。乾隆皇帝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乾隆起居注》六十 年八月）
三是贿赂公行，窝案串案迅速增多，腐败呈集团化公开化趋势。
康雍两朝，举朝视贪腐如仇敌。到了乾隆朝，大家对腐败已经不以为耻，反以为常。在权力已经充分市场化的背景下，办一件事，安排一项工作，升一次官， 枉一回法，需要多少钱，都有心照不宣的规定。不懂这些潜规则，在官场是无法立足的。如果不贪污，一个人就无法操纵自己的关系网；如果不贪污，他也没办法建 功立业。在一定范围内的贪渎，不但是社会所默许的，而且是必须的。“腐而不败”，是做官的最高境界。
为了自保，腐败者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即“窝案”“串案”。其主要特征是涉案人员众多，形成了 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到四十九年（1784年），朝廷一连查出了五起贪污大案，都是“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 窝”。一人败露，则与他有关的关系网上的数十名乃至上百名官员就全部被揭露出来。常常是一人犯案，会导致一省官僚体系瘫痪。
皇帝治贪，意在保持一种威慑，而不能动真格的。京剧《三娘教子》里有句台词：“高高举起，轻轻打下”，名虽为“打”，但在那位少爷身上，却连毫毛也没碰掉一根。
治贪官也是这样。乾隆把治贪叫做“常流水，不断线”，平均一两年办一个贪污的督抚（现在的“省部级”），再办一批“县处”级。因为有庇护的一面，追 究之弦不可能绷得太紧，充其量也就是一张一弛，这样势必造成政策上的随意性。张时从重、从快、从严，弛时从轻、从慢、从宽。当然，如果朝廷有较高的控制水 平，尚可张弛有度；如果朝廷软弱无能，则将一张而将弦崩断，一弛而不可收拾。张弛之学问，成了考验封建统治者水平高低的关键。什么十三经，什么二十四史， 什么《资治通鉴》，包括《三国演义》之类的文艺作品，说的都是张弛有度、软硬混搭之学问。治贪治腐，是治国理政的关键环节，当然也要在张弛有度上做文章 了。办法有的是，比如这个“只拉弓，不放箭”。
皇帝治贪重在造成威慑，有时也只是做做样子。清末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第十八回，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晚清浙江官场贪赃枉法成风，慈禧老佛爷闻报后发怒，即派两名钦差，带一帮查案人员赴浙。
一干人来到杭州，一本正经地拉开架势，宣布措施若干条，其中有：让杭州府准备十副新刑具，添办三十副手铐、脚镣，四个站笼；并放出风来：按浙江腐败 态势，不查办出一百五十个官员决不罢休。直吓得浙江官员惶惶不可终日，都以为大祸临头了。不料，钦差这“三斧头”砍下去后，却没有动静了。这下官员们明白 了，还是老套路：“只拉弓，不放箭”，只是这回把“弓”拉满了。于是赶紧走门路，通关节。结果摸清钦差的要价底线，二百万两银子。凑满银子，一场虚惊过 去，贪官们弹冠相庆。有人问，钦差何以如此大胆，回京后如何向老佛爷交待？
原来钦差办事，按老例，先得摸清楚老佛爷的意思，于是找到老佛爷的一个心腹公公，公公说：“老佛爷有话，天下十八省，哪里来的清官？如果御史不说， 我也装着糊涂罢了。”就是御史参上，派了大臣查过，办掉几个人，还不是这么一回事。前者已去，后者又来。真正能惩一儆百吗？这位得了好处的公公还补上一 句：“只拉弓，不放箭，自己落得实惠，趁此捞回两个。”
一直在热播的电视剧《大宋提刑官》中，宋慈查获了八箱贪赃枉法的证据，皇帝却一把火把它烧毁。这一招也是学《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曹操破了袁绍，查 获一批曹营中“里通外国”分子写给袁的信，估计有出卖情报的，有表示效忠的。小说写曹操连看都不看，下令当场烧掉。其实凭曹操的小心眼和多疑心理，他能不 看？早就看了，暗记在心。当场烧掉，这是收买人心的把戏。宋皇帝放过了八箱贪赃枉法的证据，表面上是烧了，其实早就记下了，你们这些官员这一辈子就服服帖 帖听招呼吧，弓拉得满满的，谁还敢乱说乱动。这就是皇帝反腐败的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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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传统政治体制默许官员贪污
在专制社会，想根除贪污就如同让大海停止波动一样不可能。中国传 统政治体制是默许官员在一定程度下贪污的，因为“低薪制”的设计使官员不可能不靠灰色收入来生活。事实上，传统财政制度中可钻的空子太多，贪污对任何一个 智商正常的人来说都不是难事。在大部分时候，贪污之所以能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在儒学价值观有效运转下人格操守的约束；再一个是从上 而下的政治高压，也就是说，最高统治者的反腐决心和虎视眈眈的监视。
在乾隆晚年，约束腐败的两个条件都失去了作用。在乾隆的不断打击挫辱下，官员们渐渐放弃了人格操守，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有一个不变的指针，那就是现实利益。晚年乾隆精力不济、“多从宽厚”，更带头腐败，为贪官们树立了榜样。同时，乾隆盛世的经济发展为腐败提供了巨大空间。在乾隆前期，大清经济一直高速成长，经济总量迅速增加。人口从一亿增长到近三亿。中国经济总 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对外贸易长期出超。蛋糕做大了，可以搜刮、聚敛钱财的基数比以前扩大了数倍。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腐败如同细菌遇到了 适合的温湿度和酸碱度，在乾隆皇帝的眼皮底下，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仅仅十余年间，乾隆朝就完成了从前期政治纪律严明到后期贪腐无孔不入的转变。在繁荣 的表象下，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局已经千疮百孔了。
乾隆中后期，腐败呈现以下几大特点：
一是涉案数额从小到大，腐败案件由少到多。乾隆前期，继雍正肃杀之后，贪污案件极少发生。偶有发生，贪污额亦不大。乾隆前期处理的几个案子，少者数 千两，多者也不过数万两，极少有上十万者。像提督鄂善收贿银千两，即被处死。到了中后期，腐败案接连爆发，涉案金额成倍、成十倍增长，官员贪污动辄数万， 十万，数十万。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一个小小的贵州知州刘标就侵蚀公帑二十四万两。第二次金川之役中，一个小小的松岗站站员居然一次侵占公款近九 万两。
二是腐败官员由底层向高层发展，涉案高官越来越多。一般来说，高级领导干部经过组织程序千挑万选，人格操守和政治素质均应大大高于官僚队伍的平均水 平。确实，在乾隆前期，因为腐败而被处理的高级官员，不过三五人而已。到了中期之后，形势为之一变。从州府到省级大员，最后到首席军机大臣，都陷入腐败的 泥潭。乾隆中后期二十多年间，省部级高官被处理者达二十多人。乾隆皇帝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乾隆起居注》六十 年八月）
三是贿赂公行，窝案串案迅速增多，腐败呈集团化公开化趋势。
康雍两朝，举朝视贪腐如仇敌。到了乾隆朝，大家对腐败已经不以为耻，反以为常。在权力已经充分市场化的背景下，办一件事，安排一项工作，升一次官， 枉一回法，需要多少钱，都有心照不宣的规定。不懂这些潜规则，在官场是无法立足的。如果不贪污，一个人就无法操纵自己的关系网；如果不贪污，他也没办法建 功立业。在一定范围内的贪渎，不但是社会所默许的，而且是必须的。“腐而不败”，是做官的最高境界。
为了自保，腐败者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即“窝案”“串案”。其主要特征是涉案人员众多，形成了 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到四十九年（1784年），朝廷一连查出了五起贪污大案，都是“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 窝”。一人败露，则与他有关的关系网上的数十名乃至上百名官员就全部被揭露出来。常常是一人犯案，会导致一省官僚体系瘫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