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政治体系下，腐败在所难免，乾隆朝即呈现出这种特点，造成这种贪污大规模风行的原因是什么？相比于中国，日本为什么没有那么多贪污？
乾隆的专制加深了中国人的奴性
乾隆用高明的政治手腕，成功地防范了外戚、亲贵、太监、权臣，将中国专制制度推向顶峰，但他的一系列强悍的专制措施，并没有解决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基本问题——腐败。他的专制只是加深了中国人性格中的奴性和被动性，给中华民族带来永久的创伤。
十八世纪，人类社会涌动的文明大潮主流正是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他们关到法律的笼子里。”是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变，是个人意识的觉醒和对理性的崇尚。伴随着这些大事，西欧社会的政治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普通人的公民权利保障大为提高。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大解放，这造就了物质进步的真正基础。
在十八世纪的中国，发生着与世界潮流恰好相反的事。
在地球的另一端，乾隆皇帝积六十余年努力，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把皇权推到了顶点。在他眼里，任何民间的自发性和主动性都是危险的。他强化了对民众的驯化，把他们关进了更严密的专制统治的笼子里。
他陶醉于为子孙后代建设万世不易之基的伟业之中，成功地为中国人建造了一个针扎不透，水泼不透的完美政治监狱，这个监狱精心塑造出来的国民，固然是驯服、听话、忍耐力极强，却无法挺起腰板，擦亮眼睛，主动敏捷地迎接扑面而来的世界大潮。换句话说，乾隆皇帝的伟大统治，造成了中国人精神面貌的退化，拉大了中国与西方世界的距离。
乾隆盛世是一个饥饿的盛世，恐怖的盛世，只有生存权没有发展权的盛世。这个盛世完全是依靠强化君主集权制度这样传统的方式来造成的，他是乾隆皇帝一个人主导的盛世。乾隆盛世是基于少数统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设计出来的盛世。并没有回答中国在人口压力下如何转型这个近代性的问题，没有回答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以何等姿态面对世界。
中国式腐败根源在体制 单靠皇帝精明靠不住
在专制社会想根除贪污，就如同让大海停止波动一样不可能。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是默许官员在一定程度下贪污的，因为“低薪制”的设计使官员不可能不靠灰色收入来生活。事实上，传统财政制度中可钻的空子多得不胜枚举，贪污对任何一个智商正常的人来说都不是难事。在大部分时候，贪污之所以能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在儒学价值观有效运转下人格操守的约束；再一个是从上而下的政治高压，也就是说，最高统治者的反腐决心和虎视眈眈的监视。
在乾隆晚年，约束腐败的两个条件都失去了作用。在乾隆的不断打击挫辱下，官员们渐渐放弃了人格操守，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有一个不变的指针，那就是现世利益。晚年乾隆精力不济、“多从宽厚”，更带头腐败，为贪官们树立了榜样。同时，乾隆盛世的经济发展为腐败提供了巨大空间。在乾隆前期，大清经济一直高速成长，经济总量迅速增加。人口从一亿增长到近三亿。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对外贸易长期出超。蛋糕做大了，可以搜刮、聚敛的基数比以前扩大了数倍。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腐败如同细菌遇到了适合的温湿度和酸碱度，在乾隆皇帝的眼皮底下，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仅仅十余年间，乾隆朝就完成了从前期政治纪律严明到后期贪腐无孔不入的转变。
在繁荣的表相下，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局，就已经千疮百孔了。
我写乾隆腐败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和当下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咱们并不是要借古讽今或者怎么样，它是反映了中国历史的规律。乾隆时代的腐败案发生，遵循着一个数额由小到大，腐败官员的级别由底层向高层发展，最后发展成窝案、串案，牵一个出一串，挖一个起一窝，团伙犯罪，相互打掩护。腐败最后已经成为一种体系性、体制性的腐败。但是乾隆治理腐败的措施还是个人化的人治。人治不管多么厉害，老虎成天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些贪官，毕竟有打盹的时候，你一打盹，腐败马上就会死灰复燃。所以，中国式的腐败是基于制度、体制的，我们一定要从这个角度去寻找对策，要不然单纯靠皇帝一个人的雄才大略、精明还是靠不住。当官只有把上面对付好了，下面即使没穿裤子也看不到。
大众头脑充斥着错误观念 阻碍社会进步
马戛尔尼曾说是专制主义摧毁了中国人的财产安全，从而摧毁了所有刺激中国进步的因素，专制思维在传统中国人头脑中是如何体现的？到今天为止，中国人的这种专制思维是否有消减？
中国的专制主义为什么如此根深蒂固，对专制主义的深入思索迫使我们不得不深入到历史源头，从最初的源头，即地理环境那里开始探索中国式专制主义的来龙去脉。事实上，一开始，我头脑中的许多常识和普通读者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秦始皇是文化专制的发明者。他制造的“焚书坑儒”残暴割断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学术自由传统，开了两千年文化专制之先河。要是没有秦始皇，中国人不会是现在这个样。
但深入阅读和思考得出的结论完全不是如此。这说明，我们头脑中的大量“常识”是靠不住的。也就是说，大众头脑中塞着大量的错误。这也是我们这个社会前进得如此艰难的一个原因吧。
专制制度不是中国人的主动选择，而是被历史和环境赋予的。事实上，专制制度毕竟还强过毫无理性的恶性竞争。比如狼群形成了按等级秩序进食的习惯，就有利于狼群的稳定与和谐。
不过人毕竟不是狼，我们现在处于的时代也不是中世纪。所以专制制度就显得很可恶了。就象和蝴蝶比起来，毛毛虫就很难看了。归根结底，建立起成熟、强大、严密的专制主义政治，并不能算成中国人的骄傲，因为专制主义是一种十分低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连动物都会使用。
而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分阶段分层次的。就如同生物的进化一样。越是与世隔绝的地方，物种就越停留在原始阶段。澳大利亚与其它大陆的分离很早，一直在孤立状态中发展，因而保留了许多原始动植物，比如鸭嘴兽和针鼹。而文明的进化也一样如此。由于地理原因，中国文明也停滞在了专制阶段。中国文明的早熟是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中国文明的进化缓慢，也是由于地理环境的优越。封闭的肥沃的黄土地带使中国早期文明遇到的挑战很小，从而使它丧失了探索农业文明以外其他文明形式的可能，也丧失了自我剧烈变革的压力和动力。中国社会进化的过程中，保留积存了大量的原始特征。就像一个缠着脐带长大的孩子，或者说像是一个背着蛹飞翔的蝴蝶，它的起步比别人早，可是发育得不完全，不充分、不彻底。在此后的几千年间，中国文明一直没有机会再次发育，而是一直停留在较低的文明层次上。就象一个早熟的孩子，在别的孩子没有长起来的时候，鹤立鸡群了一段时间，然而，在青春期过后，他却终生低人一头。所以，在1840年打开国门之后，那些西方人惊讶地发现，那个传说中的文明古国，原来竟然是一个半开化的半野蛮的民族，保留着和非洲部落相类似的惊人落后的习惯：小脚、太监、姨太太、贞节牌坊、无处不在的迷信和恐惧……
当今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或者更远。
乾隆的专制加深了中国人的奴性
乾隆用高明的政治手腕，成功地防范了外戚、亲贵、太监、权臣，将中国专制制度推向顶峰，但他的一系列强悍的专制措施，并没有解决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基本问题——腐败。他的专制只是加深了中国人性格中的奴性和被动性，给中华民族带来永久的创伤。
十八世纪，人类社会涌动的文明大潮主流正是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他们关到法律的笼子里。”是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变，是个人意识的觉醒和对理性的崇尚。伴随着这些大事，西欧社会的政治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普通人的公民权利保障大为提高。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大解放，这造就了物质进步的真正基础。
在十八世纪的中国，发生着与世界潮流恰好相反的事。
在地球的另一端，乾隆皇帝积六十余年努力，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把皇权推到了顶点。在他眼里，任何民间的自发性和主动性都是危险的。他强化了对民众的驯化，把他们关进了更严密的专制统治的笼子里。
他陶醉于为子孙后代建设万世不易之基的伟业之中，成功地为中国人建造了一个针扎不透，水泼不透的完美政治监狱，这个监狱精心塑造出来的国民，固然是驯服、听话、忍耐力极强，却无法挺起腰板，擦亮眼睛，主动敏捷地迎接扑面而来的世界大潮。换句话说，乾隆皇帝的伟大统治，造成了中国人精神面貌的退化，拉大了中国与西方世界的距离。
乾隆盛世是一个饥饿的盛世，恐怖的盛世，只有生存权没有发展权的盛世。这个盛世完全是依靠强化君主集权制度这样传统的方式来造成的，他是乾隆皇帝一个人主导的盛世。乾隆盛世是基于少数统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设计出来的盛世。并没有回答中国在人口压力下如何转型这个近代性的问题，没有回答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以何等姿态面对世界。
中国式腐败根源在体制 单靠皇帝精明靠不住
在专制社会想根除贪污，就如同让大海停止波动一样不可能。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是默许官员在一定程度下贪污的，因为“低薪制”的设计使官员不可能不靠灰色收入来生活。事实上，传统财政制度中可钻的空子多得不胜枚举，贪污对任何一个智商正常的人来说都不是难事。在大部分时候，贪污之所以能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在儒学价值观有效运转下人格操守的约束；再一个是从上而下的政治高压，也就是说，最高统治者的反腐决心和虎视眈眈的监视。
在乾隆晚年，约束腐败的两个条件都失去了作用。在乾隆的不断打击挫辱下，官员们渐渐放弃了人格操守，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有一个不变的指针，那就是现世利益。晚年乾隆精力不济、“多从宽厚”，更带头腐败，为贪官们树立了榜样。同时，乾隆盛世的经济发展为腐败提供了巨大空间。在乾隆前期，大清经济一直高速成长，经济总量迅速增加。人口从一亿增长到近三亿。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对外贸易长期出超。蛋糕做大了，可以搜刮、聚敛的基数比以前扩大了数倍。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腐败如同细菌遇到了适合的温湿度和酸碱度，在乾隆皇帝的眼皮底下，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仅仅十余年间，乾隆朝就完成了从前期政治纪律严明到后期贪腐无孔不入的转变。
在繁荣的表相下，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局，就已经千疮百孔了。
我写乾隆腐败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和当下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咱们并不是要借古讽今或者怎么样，它是反映了中国历史的规律。乾隆时代的腐败案发生，遵循着一个数额由小到大，腐败官员的级别由底层向高层发展，最后发展成窝案、串案，牵一个出一串，挖一个起一窝，团伙犯罪，相互打掩护。腐败最后已经成为一种体系性、体制性的腐败。但是乾隆治理腐败的措施还是个人化的人治。人治不管多么厉害，老虎成天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些贪官，毕竟有打盹的时候，你一打盹，腐败马上就会死灰复燃。所以，中国式的腐败是基于制度、体制的，我们一定要从这个角度去寻找对策，要不然单纯靠皇帝一个人的雄才大略、精明还是靠不住。当官只有把上面对付好了，下面即使没穿裤子也看不到。
大众头脑充斥着错误观念 阻碍社会进步
马戛尔尼曾说是专制主义摧毁了中国人的财产安全，从而摧毁了所有刺激中国进步的因素，专制思维在传统中国人头脑中是如何体现的？到今天为止，中国人的这种专制思维是否有消减？
中国的专制主义为什么如此根深蒂固，对专制主义的深入思索迫使我们不得不深入到历史源头，从最初的源头，即地理环境那里开始探索中国式专制主义的来龙去脉。事实上，一开始，我头脑中的许多常识和普通读者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秦始皇是文化专制的发明者。他制造的“焚书坑儒”残暴割断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学术自由传统，开了两千年文化专制之先河。要是没有秦始皇，中国人不会是现在这个样。
但深入阅读和思考得出的结论完全不是如此。这说明，我们头脑中的大量“常识”是靠不住的。也就是说，大众头脑中塞着大量的错误。这也是我们这个社会前进得如此艰难的一个原因吧。
专制制度不是中国人的主动选择，而是被历史和环境赋予的。事实上，专制制度毕竟还强过毫无理性的恶性竞争。比如狼群形成了按等级秩序进食的习惯，就有利于狼群的稳定与和谐。
不过人毕竟不是狼，我们现在处于的时代也不是中世纪。所以专制制度就显得很可恶了。就象和蝴蝶比起来，毛毛虫就很难看了。归根结底，建立起成熟、强大、严密的专制主义政治，并不能算成中国人的骄傲，因为专制主义是一种十分低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连动物都会使用。
而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分阶段分层次的。就如同生物的进化一样。越是与世隔绝的地方，物种就越停留在原始阶段。澳大利亚与其它大陆的分离很早，一直在孤立状态中发展，因而保留了许多原始动植物，比如鸭嘴兽和针鼹。而文明的进化也一样如此。由于地理原因，中国文明也停滞在了专制阶段。中国文明的早熟是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中国文明的进化缓慢，也是由于地理环境的优越。封闭的肥沃的黄土地带使中国早期文明遇到的挑战很小，从而使它丧失了探索农业文明以外其他文明形式的可能，也丧失了自我剧烈变革的压力和动力。中国社会进化的过程中，保留积存了大量的原始特征。就像一个缠着脐带长大的孩子，或者说像是一个背着蛹飞翔的蝴蝶，它的起步比别人早，可是发育得不完全，不充分、不彻底。在此后的几千年间，中国文明一直没有机会再次发育，而是一直停留在较低的文明层次上。就象一个早熟的孩子，在别的孩子没有长起来的时候，鹤立鸡群了一段时间，然而，在青春期过后，他却终生低人一头。所以，在1840年打开国门之后，那些西方人惊讶地发现，那个传说中的文明古国，原来竟然是一个半开化的半野蛮的民族，保留着和非洲部落相类似的惊人落后的习惯：小脚、太监、姨太太、贞节牌坊、无处不在的迷信和恐惧……
当今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或者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