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平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说：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我也曾有过强国梦。50年前，当我还是个初中生的时候，我立志要当科学家，要为中国的富强奋斗终生。作为中国人，我希望自己能为我们古老的民族和国家彻底摆脱百年耻辱而重新跨进先进国家之林贡献力量。（见《写在世纪之交（64）》，载《中国之春》1993年4月号）
可是，随着岁月的流逝、阅历的增长，我的科学家梦、强国梦日渐淡化。因为我耳闻目睹、乃至亲身经历了太多的痛苦与灾难，而这些痛苦与灾难基本上都是 人为的，是不应该发生的，是理当消除的，因此，我越来越把消除这些痛苦与灾难当作我的理想，当作我的梦。我越来越意识到，比起让中国成为强大这个远大、美 好也多少有些抽象的目标，克服在我们身边时时发生的具体的罪恶更为重要。
事后想来未免感到荒诞。我做强国梦的时候，正是大饥荒年代。那时，我虽然不知道在农村有大量的农民被饿死，但我至少知道周围的人（包括我自己）都吃不饱。世人多的是“人在福中不知福”，少的是像我们那样“人在苦中不知苦”。
十几年后，我的理想改变了。我在1979年发表的《论言论自由》里写道：我们的理想是：通过我们顽强不懈的努力，让言论自由的原则真正深入人心，在 中国扎下根来；要彻底消除因言治罪，文字狱，思想罪。我们的子孙后代，应该生活在这样的土地上，他们能自由地想、自由地说、自由地写作。那时，他们可能会 奇怪，怎么还会有这种时代，单单是说了几句话就招来杀身之祸？
比较我前后两个理想，前一个理想是为了实现一种善，后一个理想是为了消除一种恶。我并不是说善不值得追求不值得奋斗，但我认为，消除恶比实现善更优 先，更重要。后来，我读到20世纪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 Popper）的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我发现，在这个问题上，我和波普不谋而合。
我们知道，十九世纪的英国思想家边沁（Jeremy Bentham）提出过一个响亮的功利主义的口号：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在不少人看来，这个口号非常好。不论是个人，尤其是国家，政府，都应该把这个口号当作自己的目标。
然而，波普对此提出异议。波普指出，承认道德迫切感的基础在于对苦难和痛苦的迫切感。因此波普建议，“把功利主义的公式‘旨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 福’简称‘最大幸福’改为‘所有人的最小量的可以避免的疾苦’这个公式，简称为‘最少疾苦’。”波普说，这种简单的提法可以成为公共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 （当然不是唯一）。因为“从道德观念看，痛苦与幸福是不对称的；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对受苦难的人给予帮助并使之避免痛苦，都比增加幸福要迫切得多”。
举个例。一个旅游团乘坐巴士出外旅游，途中有一个人心脏病发作。在这时，你是为了最大多数人的幸福，继续照原计划旅游，置那个心脏病人于不顾呢，还是临时改变行程，耽误一下大多数人的旅游时间，首先把病人送到医院抢救？
正确的答案无疑是后者。这就是苦难和幸福不对称，这就是减少痛苦比增加幸福更重要更迫切。
波普还指出：“对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这个公式的进一步批评，就是指出它在原则上假定有一架永远使用的衡量快乐与痛苦的天平，使我们可以把痛苦视为快乐的负量。但是，从伦理的观点看，痛苦不能由快乐来抵消，尤其是一个人的痛苦不能由另一个人的快乐来抵消。”
不妨还是用上边的例子，假如旅游团置心脏病人于不顾，照旧按原计划旅游，结果那个病人由于没得到及时的治疗死掉了，其余的人则圆满地实现了旅游的愿 望，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这次旅游，因为它增加的幸福（绝大多数旅游客如愿以偿）大于造成的痛苦（只有一个人死了），因而从整体上讲还是成功的还是好的 呢？当然不能。
再有，波普说，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什么是恶？什么是痛苦？大家的看法比较一致；可是，什么是善？什么是幸福？那就难免见仁见智，人言人殊，此一时彼一时，众说纷纭了。
因为人的欲望无止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追求，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也可能追求不同的东西。我们很知道怎样做能使别人不感到痛苦，但是我们很不知道怎样做能使大家都感到幸福。
例如福利制度。福利制度并不是使人幸福的制度，而只是消除痛苦的制度。因为良好的福利制度，无非是给人的衣食住行提供基本保障，使人们免于缺吃少 穿，缺医少药的痛苦－－这只是消除痛苦，谈不上增进幸福。所以波普认为，政府的首要之务，应该是消除罪恶，消除可以避免的痛苦，而不是增进最大多数人的最 大幸福。获得幸福应该留待个人去努力。
波普特地提醒我们，如果政府把追求“最大幸福”或某种很高调的善当作它的目标，那就很可能导致专权导致压迫。因为他们要全力推进伟大理想的实现，要 集中力量办大事，所以他们就要集中权力，统一步调，排除干扰，清除异己。那些想在人间建立天堂的人之所以每每造成了地狱，原因就在这里。
波普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撰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公认为反对极权主义的经典之作。他的思想对我们认清所谓“强国梦”一类理想陷阱大有裨益。
且以所谓强国梦为例。乍一看去，强国梦很好，但凡中国人，大约很少会不赞成。可是稍微深入思考下去，问题就出来了：强国，什么是强国？什么样的强国？用什么方式强国？在这些问题上，大家的看法很可能不一样，而且还很可能针锋相对、水火难容。
美国是强国，纳粹德国何尝不是强国？希特勒治下的德国，经济发展迅猛，在西方国家中率先走出大萧条；主办柏林奥运，不仅夺得金牌第一、奖牌第一，而 且其雄伟气派前无古人；废除凡尔赛和约，一雪战败之耻。纳粹德国的官员远比今日中共的官员清廉，贫富差距也不像今日中国那么触目惊心。要说恢复民族骄傲， 改善民生，恐怕很多人都会把纳粹德国奉为成功的榜样和强国的典型。
但是，纳粹德国有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严重的政治迫害，对犹太人的残酷迫害，对异议人士的残酷迫害，等等。因为这些苦难并不是政府消除不力，而是 政府蓄意制造，所以它尤其不能原谅。既然一部分人的痛苦不能用另一些人的快乐相抵，罪恶不能用所谓功劳相抵，因此，无须等到希特勒发动世界大战我们就应该 认定，纳粹政府是罪犯，是邪恶的化身。
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认同强国梦。因为强国的概念有重大歧义，某些人心目中的强国很可能是另一些人的地狱。我认为，中国梦首先应该是消除人为的罪恶－－ 从结束文字狱、言论罪做起。我想，在这一点上，大家总该是没有分歧的吧。如果你连这一点都否认，那也好，那等于是自己揭开谜底，让我们提前知道了你的强国梦到底是什么东西。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说：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我也曾有过强国梦。50年前，当我还是个初中生的时候，我立志要当科学家，要为中国的富强奋斗终生。作为中国人，我希望自己能为我们古老的民族和国家彻底摆脱百年耻辱而重新跨进先进国家之林贡献力量。（见《写在世纪之交（64）》，载《中国之春》1993年4月号）
可是，随着岁月的流逝、阅历的增长，我的科学家梦、强国梦日渐淡化。因为我耳闻目睹、乃至亲身经历了太多的痛苦与灾难，而这些痛苦与灾难基本上都是 人为的，是不应该发生的，是理当消除的，因此，我越来越把消除这些痛苦与灾难当作我的理想，当作我的梦。我越来越意识到，比起让中国成为强大这个远大、美 好也多少有些抽象的目标，克服在我们身边时时发生的具体的罪恶更为重要。
事后想来未免感到荒诞。我做强国梦的时候，正是大饥荒年代。那时，我虽然不知道在农村有大量的农民被饿死，但我至少知道周围的人（包括我自己）都吃不饱。世人多的是“人在福中不知福”，少的是像我们那样“人在苦中不知苦”。
十几年后，我的理想改变了。我在1979年发表的《论言论自由》里写道：我们的理想是：通过我们顽强不懈的努力，让言论自由的原则真正深入人心，在 中国扎下根来；要彻底消除因言治罪，文字狱，思想罪。我们的子孙后代，应该生活在这样的土地上，他们能自由地想、自由地说、自由地写作。那时，他们可能会 奇怪，怎么还会有这种时代，单单是说了几句话就招来杀身之祸？
比较我前后两个理想，前一个理想是为了实现一种善，后一个理想是为了消除一种恶。我并不是说善不值得追求不值得奋斗，但我认为，消除恶比实现善更优 先，更重要。后来，我读到20世纪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 Popper）的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我发现，在这个问题上，我和波普不谋而合。
我们知道，十九世纪的英国思想家边沁（Jeremy Bentham）提出过一个响亮的功利主义的口号：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在不少人看来，这个口号非常好。不论是个人，尤其是国家，政府，都应该把这个口号当作自己的目标。
然而，波普对此提出异议。波普指出，承认道德迫切感的基础在于对苦难和痛苦的迫切感。因此波普建议，“把功利主义的公式‘旨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 福’简称‘最大幸福’改为‘所有人的最小量的可以避免的疾苦’这个公式，简称为‘最少疾苦’。”波普说，这种简单的提法可以成为公共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 （当然不是唯一）。因为“从道德观念看，痛苦与幸福是不对称的；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对受苦难的人给予帮助并使之避免痛苦，都比增加幸福要迫切得多”。
举个例。一个旅游团乘坐巴士出外旅游，途中有一个人心脏病发作。在这时，你是为了最大多数人的幸福，继续照原计划旅游，置那个心脏病人于不顾呢，还是临时改变行程，耽误一下大多数人的旅游时间，首先把病人送到医院抢救？
正确的答案无疑是后者。这就是苦难和幸福不对称，这就是减少痛苦比增加幸福更重要更迫切。
波普还指出：“对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这个公式的进一步批评，就是指出它在原则上假定有一架永远使用的衡量快乐与痛苦的天平，使我们可以把痛苦视为快乐的负量。但是，从伦理的观点看，痛苦不能由快乐来抵消，尤其是一个人的痛苦不能由另一个人的快乐来抵消。”
不妨还是用上边的例子，假如旅游团置心脏病人于不顾，照旧按原计划旅游，结果那个病人由于没得到及时的治疗死掉了，其余的人则圆满地实现了旅游的愿 望，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这次旅游，因为它增加的幸福（绝大多数旅游客如愿以偿）大于造成的痛苦（只有一个人死了），因而从整体上讲还是成功的还是好的 呢？当然不能。
再有，波普说，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什么是恶？什么是痛苦？大家的看法比较一致；可是，什么是善？什么是幸福？那就难免见仁见智，人言人殊，此一时彼一时，众说纷纭了。
因为人的欲望无止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追求，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也可能追求不同的东西。我们很知道怎样做能使别人不感到痛苦，但是我们很不知道怎样做能使大家都感到幸福。
例如福利制度。福利制度并不是使人幸福的制度，而只是消除痛苦的制度。因为良好的福利制度，无非是给人的衣食住行提供基本保障，使人们免于缺吃少 穿，缺医少药的痛苦－－这只是消除痛苦，谈不上增进幸福。所以波普认为，政府的首要之务，应该是消除罪恶，消除可以避免的痛苦，而不是增进最大多数人的最 大幸福。获得幸福应该留待个人去努力。
波普特地提醒我们，如果政府把追求“最大幸福”或某种很高调的善当作它的目标，那就很可能导致专权导致压迫。因为他们要全力推进伟大理想的实现，要 集中力量办大事，所以他们就要集中权力，统一步调，排除干扰，清除异己。那些想在人间建立天堂的人之所以每每造成了地狱，原因就在这里。
波普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撰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公认为反对极权主义的经典之作。他的思想对我们认清所谓“强国梦”一类理想陷阱大有裨益。
且以所谓强国梦为例。乍一看去，强国梦很好，但凡中国人，大约很少会不赞成。可是稍微深入思考下去，问题就出来了：强国，什么是强国？什么样的强国？用什么方式强国？在这些问题上，大家的看法很可能不一样，而且还很可能针锋相对、水火难容。
美国是强国，纳粹德国何尝不是强国？希特勒治下的德国，经济发展迅猛，在西方国家中率先走出大萧条；主办柏林奥运，不仅夺得金牌第一、奖牌第一，而 且其雄伟气派前无古人；废除凡尔赛和约，一雪战败之耻。纳粹德国的官员远比今日中共的官员清廉，贫富差距也不像今日中国那么触目惊心。要说恢复民族骄傲， 改善民生，恐怕很多人都会把纳粹德国奉为成功的榜样和强国的典型。
但是，纳粹德国有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严重的政治迫害，对犹太人的残酷迫害，对异议人士的残酷迫害，等等。因为这些苦难并不是政府消除不力，而是 政府蓄意制造，所以它尤其不能原谅。既然一部分人的痛苦不能用另一些人的快乐相抵，罪恶不能用所谓功劳相抵，因此，无须等到希特勒发动世界大战我们就应该 认定，纳粹政府是罪犯，是邪恶的化身。
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认同强国梦。因为强国的概念有重大歧义，某些人心目中的强国很可能是另一些人的地狱。我认为，中国梦首先应该是消除人为的罪恶－－ 从结束文字狱、言论罪做起。我想，在这一点上，大家总该是没有分歧的吧。如果你连这一点都否认，那也好，那等于是自己揭开谜底，让我们提前知道了你的强国梦到底是什么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