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是人们公认的对客观世界常见现象的认识。这种认识，是对客观世界进行更为深入、更为系统的探索的起点，没有这个起点、或者说没有基本的常识，
就谈不上对客观世界更加深入系统的认识和把握。起点错了、或者说违背了基本的常识，那就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在认识和行动上铸成大错。
遗憾的是，半个多世纪来在华夏大地上总有人出于某种政治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人们公认的常识，将国家引入歧途。而被这种人操控的媒介或宣传工具，总会不遗余力地加入这种挑战常识的鼓噪，把大千世界搅得一片混沌，给亿万民众带来严重的苦难。
这方面最为经典的事例，便是胡话连篇的”大跃进”和”粮食放卫星”。不论水稻、小麦、玉米、油菜、棉花或其他作物，每亩产量从千斤、万斤一直吹到十 几万斤、几十万斤，根本无视最基本、最起码的常识，我当时接触到的一些祖辈耕作的老农私下说：全是一片梦话，把稻谷和稻草一起加拢来，也到不了这个数！除 非在地面铺上几寸厚的稻谷，要不然根本到不了这个数！可是掌权者及其吹鼓手，执意要向人所共知的常识挑战。结果当然一败涂地，可是还死不认错，偏要按这种 吹出来的产量向农民要粮，农民交不出，便挨家挨户、翻箱倒柜地搜，一直闹得哀鸿遍野、饿殍遍地，创下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期饿死人的世界纪录。
这种荒唐的做法到”文革”时期又推上了新的更加荒诞的高峰。不过这时挑战的不再是生产常识，而是文化常识、历史常识、社会常识、人伦常识等人间一切 常识。只要发现谁家有幅古代名人书法绘画，那就是妄图复辟封建主义；只要发现谁家有本民国时期的报刊、里面有点当年头面人物的照片或文字，那就是妄图变 天、盼望国民党卷土重来；只要发现谁家有海外亲属寄来的片言只字，那就是里通外国、充当帝修反的特务间谍，……凡此种种，当事人都要挨批斗、受关押、甚至 遭遇杀身之祸。运动的发动者及其操控的媒介和宣传工具，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利用红卫兵和中小学生的无知，挑战人间一切常识、挑战人类基本良知，把亿万民 众投入了一片血泊之中。
“文革”结束，国家进入了拨乱反正的新时期，这种情况有了较大的改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认识论的基本常识有所普及，历史和现实的是非，应该让实践来检验、让民众来评说。可是，历史的发展常有严重的惯性，挑战常识的事例仍不少见。
先说一件每年都会遇到的事例。10月1日是中共建政的节日，可是从中央到地方，媒体上总是把它说成是”我们祖国的生日”，甚至堂而皇之地声称”这是 我们祖国多少多少年的华诞”，这不是太可笑了吗？我们祖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怎么被缩短为五十几、六十或六十几年了？那些眼睛盯着每张报纸每篇文章每个标题 的审查官们，怎么都认可了这种无视常识的笑话了呢？有位所谓的作曲家，竟然在他创作的歌曲里反复咏唱：”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请问在他眼里 1949年10月1日以前到底有没有中国呢？如果有的话，他又依据什么说这个存在了几千年的中国是出生在十月一日的呢？多少年来，这样的歌曲长盛不衰地在 媒体播放，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再比如对历次政治运动的评价，所谓”基本正确”、”成绩是主要的”、”功大于过”等等，常常违背基本的数学常识和统计常识。就拿1957到1958 年的”反右”运动来说，在帮助中共整风的过程中，被打成”右派”的人数在55万以上（一说为300多万），经过1970年代末的复查，几乎都已”改 正”。”反右”时期报上点名的头面人物，不予改正的只有五位，在当年公开点名的千百个”右派分子”中占比不到百分之一。其他百分之九十九（甚至九十九点 九）以上的”右派”都已改正了。一个运动错案率如此之高，却还要说它是”正确的、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这不是挑战最起码的数学常识吗？这还只是数量上 的考虑，如果再从当年多数”右派”（包括未获改正的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人）的实际言行来看，不就是要求改进党的领导、推进国家的民主改革吗？认真地 回顾一下整个历史进程，用现代民主的观点分析一下这些言论主张，把他们打成”右派”真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吗？
这种挑战基本常识的事例，近年来又有重新泛滥之势。
比如说，有人在官媒上发表长篇大论，大肆讨伐宪政民主，大谈宪政之不可行，认为宪政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决不能采纳或仿效，甚至 还有人下令宪政概念不能在高校教学中讲授。这不是咄咄怪事！宪政者，依宪治国、依宪施政之谓也。这是有点政治头脑的人都知道的常识。我们不是有宪法吗？难 道我们不该贯彻宪法、依宪治国、依宪施政吗？不搞宪政，难道我们应该搞人治、搞独裁？难道应该废除宪法、重新回到毛泽东津津乐道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状态吗？
再比如，我们国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进行过”三大改造”，即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对个体手工业、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此以后在我们的国土上彻底 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建立了公有制（包括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一统天下；彻底消灭了市场经济（连老大娘卖几个鸡蛋，都作为资本主义尾巴被禁止 了），全面实行了计划经济，从生产、流通到消费，全部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在城镇，对私营经济先是公私合营、给私方付定息赎买，后来干脆取消定息收归国 有，迨到”文革”时期，城镇全部土地、房产、工商企业、各种生产资料都已国有化。在农村，先是合作化、随后公社化，而公社既是经济组织、又是政权机构，统 领当地工农商学兵一切事业，实际上农村的各种生产资料也完全归于国家支配。这便是毛泽东时代建立的整套社会制度，这便是当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 大成果”。
毛泽东时代建立的这套社会制度，经过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已经彻底废除和改变了。现在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各种所有制并存，今天的民营经济不论从绝 对数量还是从所占的比重来说，远远超过”三大改造”之前的私营经济。现在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从根本上取代了当年的计划经济。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已 是国人和世人共知的事实，也就是国人和世人公认的常识。
奇怪的是，如今官媒谈论中共的”丰功伟绩”时，总要重申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夺取政权）、建设（即”文革”结束之前的27年）和改革开放这三个 时期的”辉煌成就”；谈论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时，除了推崇他领导全党夺取了政权之外，还要强调他奠定了新中国的基本社会制度，还要强调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在继承他所开创的道路和伟业。明明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改造”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恶果已不复存在了，明明毛泽东时代建造的公有制一统天下 和计划经济模式已不复存在了，可还要重申他创建了这个国家的基本社会制度，这不是无视现实的变化、无视人所共知的事实和常识吗？已经被历史否定了的东西， 竟然还是他的丰功伟绩，这是什么逻辑？莫非谈论者有意要恢复那已经否定了的一切、来个否定之否定？
回顾起来，所有挑战国人常识的行为，都有其特殊的政治目的、都是为特定的政治需要服务的。对于此，本文不想展开论述，这里想说的只是：常识总归是常 识，只要它是社会现象的正确认知，谁也无法否定它、违背它。如果出于某种政治需要而来否定它、挑战它，不仅徒劳、而且注定要碰壁的。如果以为绕点弯子、编 点说辞，就能自圆其说、达到否定常识常理的目的，这就未免过于低估了民众的智商。到头来只会遭到民众的讪笑，以至失去自己的公信力。试问：你连社会历史现 象的ABC都闹不清(或者是有意混淆)，还能指望人们相信你的高谈阔论、相信你的高明教导吗？
（2014年1月）
张允若，复旦大学新闻系1953年毕业。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系教授。 曾先后在江西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大学等校执教。1988年、1998年两次主编全国通用的《外国新闻事业史》自学考试大纲和教材。 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西方新闻事业概述》、《外国新闻事业史新编》、《外国新闻事业史教程》、《张允若新闻传播文集》等。在国家级或省级刊物发表论文 150多篇。退休以后作为自由撰稿人在多家网站上辟有个人博客或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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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匪及其御用媒体/专家就偏偏是以颠倒黑白，“假大空”为能事。在互联网时代，这一套越来越难以奏效。
遗憾的是，半个多世纪来在华夏大地上总有人出于某种政治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人们公认的常识，将国家引入歧途。而被这种人操控的媒介或宣传工具，总会不遗余力地加入这种挑战常识的鼓噪，把大千世界搅得一片混沌，给亿万民众带来严重的苦难。
这方面最为经典的事例，便是胡话连篇的”大跃进”和”粮食放卫星”。不论水稻、小麦、玉米、油菜、棉花或其他作物，每亩产量从千斤、万斤一直吹到十 几万斤、几十万斤，根本无视最基本、最起码的常识，我当时接触到的一些祖辈耕作的老农私下说：全是一片梦话，把稻谷和稻草一起加拢来，也到不了这个数！除 非在地面铺上几寸厚的稻谷，要不然根本到不了这个数！可是掌权者及其吹鼓手，执意要向人所共知的常识挑战。结果当然一败涂地，可是还死不认错，偏要按这种 吹出来的产量向农民要粮，农民交不出，便挨家挨户、翻箱倒柜地搜，一直闹得哀鸿遍野、饿殍遍地，创下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期饿死人的世界纪录。
这种荒唐的做法到”文革”时期又推上了新的更加荒诞的高峰。不过这时挑战的不再是生产常识，而是文化常识、历史常识、社会常识、人伦常识等人间一切 常识。只要发现谁家有幅古代名人书法绘画，那就是妄图复辟封建主义；只要发现谁家有本民国时期的报刊、里面有点当年头面人物的照片或文字，那就是妄图变 天、盼望国民党卷土重来；只要发现谁家有海外亲属寄来的片言只字，那就是里通外国、充当帝修反的特务间谍，……凡此种种，当事人都要挨批斗、受关押、甚至 遭遇杀身之祸。运动的发动者及其操控的媒介和宣传工具，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利用红卫兵和中小学生的无知，挑战人间一切常识、挑战人类基本良知，把亿万民 众投入了一片血泊之中。
“文革”结束，国家进入了拨乱反正的新时期，这种情况有了较大的改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认识论的基本常识有所普及，历史和现实的是非，应该让实践来检验、让民众来评说。可是，历史的发展常有严重的惯性，挑战常识的事例仍不少见。
先说一件每年都会遇到的事例。10月1日是中共建政的节日，可是从中央到地方，媒体上总是把它说成是”我们祖国的生日”，甚至堂而皇之地声称”这是 我们祖国多少多少年的华诞”，这不是太可笑了吗？我们祖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怎么被缩短为五十几、六十或六十几年了？那些眼睛盯着每张报纸每篇文章每个标题 的审查官们，怎么都认可了这种无视常识的笑话了呢？有位所谓的作曲家，竟然在他创作的歌曲里反复咏唱：”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请问在他眼里 1949年10月1日以前到底有没有中国呢？如果有的话，他又依据什么说这个存在了几千年的中国是出生在十月一日的呢？多少年来，这样的歌曲长盛不衰地在 媒体播放，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再比如对历次政治运动的评价，所谓”基本正确”、”成绩是主要的”、”功大于过”等等，常常违背基本的数学常识和统计常识。就拿1957到1958 年的”反右”运动来说，在帮助中共整风的过程中，被打成”右派”的人数在55万以上（一说为300多万），经过1970年代末的复查，几乎都已”改 正”。”反右”时期报上点名的头面人物，不予改正的只有五位，在当年公开点名的千百个”右派分子”中占比不到百分之一。其他百分之九十九（甚至九十九点 九）以上的”右派”都已改正了。一个运动错案率如此之高，却还要说它是”正确的、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这不是挑战最起码的数学常识吗？这还只是数量上 的考虑，如果再从当年多数”右派”（包括未获改正的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人）的实际言行来看，不就是要求改进党的领导、推进国家的民主改革吗？认真地 回顾一下整个历史进程，用现代民主的观点分析一下这些言论主张，把他们打成”右派”真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吗？
这种挑战基本常识的事例，近年来又有重新泛滥之势。
比如说，有人在官媒上发表长篇大论，大肆讨伐宪政民主，大谈宪政之不可行，认为宪政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决不能采纳或仿效，甚至 还有人下令宪政概念不能在高校教学中讲授。这不是咄咄怪事！宪政者，依宪治国、依宪施政之谓也。这是有点政治头脑的人都知道的常识。我们不是有宪法吗？难 道我们不该贯彻宪法、依宪治国、依宪施政吗？不搞宪政，难道我们应该搞人治、搞独裁？难道应该废除宪法、重新回到毛泽东津津乐道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状态吗？
再比如，我们国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进行过”三大改造”，即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对个体手工业、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此以后在我们的国土上彻底 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建立了公有制（包括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一统天下；彻底消灭了市场经济（连老大娘卖几个鸡蛋，都作为资本主义尾巴被禁止 了），全面实行了计划经济，从生产、流通到消费，全部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在城镇，对私营经济先是公私合营、给私方付定息赎买，后来干脆取消定息收归国 有，迨到”文革”时期，城镇全部土地、房产、工商企业、各种生产资料都已国有化。在农村，先是合作化、随后公社化，而公社既是经济组织、又是政权机构，统 领当地工农商学兵一切事业，实际上农村的各种生产资料也完全归于国家支配。这便是毛泽东时代建立的整套社会制度，这便是当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 大成果”。
毛泽东时代建立的这套社会制度，经过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已经彻底废除和改变了。现在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各种所有制并存，今天的民营经济不论从绝 对数量还是从所占的比重来说，远远超过”三大改造”之前的私营经济。现在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从根本上取代了当年的计划经济。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已 是国人和世人共知的事实，也就是国人和世人公认的常识。
奇怪的是，如今官媒谈论中共的”丰功伟绩”时，总要重申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夺取政权）、建设（即”文革”结束之前的27年）和改革开放这三个 时期的”辉煌成就”；谈论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时，除了推崇他领导全党夺取了政权之外，还要强调他奠定了新中国的基本社会制度，还要强调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在继承他所开创的道路和伟业。明明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改造”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恶果已不复存在了，明明毛泽东时代建造的公有制一统天下 和计划经济模式已不复存在了，可还要重申他创建了这个国家的基本社会制度，这不是无视现实的变化、无视人所共知的事实和常识吗？已经被历史否定了的东西， 竟然还是他的丰功伟绩，这是什么逻辑？莫非谈论者有意要恢复那已经否定了的一切、来个否定之否定？
回顾起来，所有挑战国人常识的行为，都有其特殊的政治目的、都是为特定的政治需要服务的。对于此，本文不想展开论述，这里想说的只是：常识总归是常 识，只要它是社会现象的正确认知，谁也无法否定它、违背它。如果出于某种政治需要而来否定它、挑战它，不仅徒劳、而且注定要碰壁的。如果以为绕点弯子、编 点说辞，就能自圆其说、达到否定常识常理的目的，这就未免过于低估了民众的智商。到头来只会遭到民众的讪笑，以至失去自己的公信力。试问：你连社会历史现 象的ABC都闹不清(或者是有意混淆)，还能指望人们相信你的高谈阔论、相信你的高明教导吗？
（2014年1月）
张允若，复旦大学新闻系1953年毕业。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系教授。 曾先后在江西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大学等校执教。1988年、1998年两次主编全国通用的《外国新闻事业史》自学考试大纲和教材。 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西方新闻事业概述》、《外国新闻事业史新编》、《外国新闻事业史教程》、《张允若新闻传播文集》等。在国家级或省级刊物发表论文 150多篇。退休以后作为自由撰稿人在多家网站上辟有个人博客或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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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匪及其御用媒体/专家就偏偏是以颠倒黑白，“假大空”为能事。在互联网时代，这一套越来越难以奏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