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会在科学和工程创新方面超过美国，成为凌驾于美国之上的科技强国吗？
似乎有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中国的无人飞船最近成功登月、在可再生能源和高速铁路领域的迅猛发展、日益增多的专利申请数量，以及在研发上进行的重大 投入，这一切让人感觉——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去年夏天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世界上很多地方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中国有望超过美国，成为全球领先的强国，如果它现在还不算的话。
中国曾诞生过印刷术和火药等里程碑式的创新发明，其“发明之乡”的历史面貌可能再度焕发光芒——甚至连美国政府的最高层都对此表达过关注。2011 年，当谈到中国在生产低成本太阳能电池的霸主地位时，美国时任能源部长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朱棣文曾敦促说：“我们确实可以，而且也应该夺回这项技术的领 先优势。”
我觉得美国人不应该那么担心。没错，中国已经展示了它可以转移到附加值更高的制造业上，而且中国人善于改进现有技术，用低廉的成本生产产品。但是在真正的创新领域，中国的表现并不出色。（第一块现代太阳能电池是美国人发明的。）
这件事中国人自己知道得最清楚。在2012年卸任中国国家主席职务之前，胡锦涛曾指示在扶持科技创新方面进行重大投入，以“实现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
但是，作为一位曾在中国教学的科学家，我也不相信中国很快会在创新上占据优势——至少在中国的体制文化从压制异见者朝着支持言论自由和鼓励批判性思维转变之前是不行的。
在过去的几百年中，几乎所有的“范式转移”创新——从1831年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在伦敦用一个在磁场中运动的铜线圈发电，到20世纪40年代，新泽西州的贝尔实验室(Bell Laboratories)发明晶体管——都出现在政治和思想自由程度相对较高的国家。为什么会这样呢？
第一个原因是文化上的：自由社会鼓励人们心存怀疑，提出批判性的问题。我2009年曾任教于北京一所大学，学生们表示，我经常问他们是否有疑问——而他们却很少有疑问。我上完最后一堂课后，在学生们的坚持下，我们讨论了这种沉默的原委。
有几名学生表示，从童年起，人们就不鼓励他们提问。我知道，在他们父母那一代，文革毁坏了高等教育，普遍性地摧残了知识探索的精神，但作为一名客 人，我不想涉入政治讨论。所以，我委婉地向学生们表示：他们是有心成为科学家的人，而所有的学术活动中，怀疑精神和批判性的质疑对于去芜存菁是必不可少 的。
第二个原因是体制上的：美国的很多创新技术都起始于少数人的好主意，他们在企业、政府、大学的实验室，或是硅谷的某个车库里工作。虽然政府对研发的 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但创新往往是自下而上地产生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爱因斯坦1939年给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写了一封信，表示核裂变可以用来制作威力巨大的炸弹，此举导致了“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的诞生。
2006年，我带领一队来自康奈尔大学(Cornell)的科学家，和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同行们讨论我们可以在纳米技术领域开展的合作。在用餐时，中国同行告诉我，科学研究是靠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启动的。
第三个原因是政治上的。自由社会吸引了外国人才。在18世纪，蒸汽机之所以诞生在英国，部分原因是胡格诺派教徒丹尼斯·帕潘(Denis Papin)逃离法国，前往宗教宽容度更大的英国。他利用蒸汽和大气压做功的理念，被汤马斯·纽科门(Thomas Newcomen)和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发扬光大，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提供了动力。
去年秋天访问中国时，我不禁注意到，人们不仅无法接触几个西方新闻来源，而且对新闻存在普遍的怀疑心理。“知情者”们对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等中国官方新闻机构的说辞并不信任。
北京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夏业良据说因为公开表示反对一党专政，被北大解聘。此事无助于激发大家对学术自由的信心。
在北京期间，我和妻子参观了位于该市东北部的798艺术区。当我们在画廊和工作室的漫步时，我曾问起艺术家和异见者艾未未的情况。2008年，我在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跟艾未未见过面。我询问的那位女士说，探望艾未未是非常危险的事，因为他住宅附近有很多警察。
中国在研发上投入巨大资金的重要意义怎样强调都不过分，尤其是在美国做出一个短视的决定之际：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和其他提供研究资金的机构预算遭到削减。
我说政治自由是科技创新的关键也可能是错的。作为一名科学家，我必须怀疑自己的结论。但21世纪开始还不久，我们将在本世纪的某个时候看到这个正在展开的实验的结果。目前来说，我还是更看好美国。
斯蒂芬·L·萨斯(Stephen L. Sass)是康奈尔大学材料科学工程系荣誉教授，《文明基于的物质：从石器时代到硅时代的材料学史和人类史》(The Substance of Civilization: Materials and Human Histor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Age of Silicon)一书的作者。
似乎有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中国的无人飞船最近成功登月、在可再生能源和高速铁路领域的迅猛发展、日益增多的专利申请数量，以及在研发上进行的重大 投入，这一切让人感觉——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去年夏天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世界上很多地方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中国有望超过美国，成为全球领先的强国，如果它现在还不算的话。
中国曾诞生过印刷术和火药等里程碑式的创新发明，其“发明之乡”的历史面貌可能再度焕发光芒——甚至连美国政府的最高层都对此表达过关注。2011 年，当谈到中国在生产低成本太阳能电池的霸主地位时，美国时任能源部长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朱棣文曾敦促说：“我们确实可以，而且也应该夺回这项技术的领 先优势。”
我觉得美国人不应该那么担心。没错，中国已经展示了它可以转移到附加值更高的制造业上，而且中国人善于改进现有技术，用低廉的成本生产产品。但是在真正的创新领域，中国的表现并不出色。（第一块现代太阳能电池是美国人发明的。）
这件事中国人自己知道得最清楚。在2012年卸任中国国家主席职务之前，胡锦涛曾指示在扶持科技创新方面进行重大投入，以“实现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
但是，作为一位曾在中国教学的科学家，我也不相信中国很快会在创新上占据优势——至少在中国的体制文化从压制异见者朝着支持言论自由和鼓励批判性思维转变之前是不行的。
在过去的几百年中，几乎所有的“范式转移”创新——从1831年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在伦敦用一个在磁场中运动的铜线圈发电，到20世纪40年代，新泽西州的贝尔实验室(Bell Laboratories)发明晶体管——都出现在政治和思想自由程度相对较高的国家。为什么会这样呢？
第一个原因是文化上的：自由社会鼓励人们心存怀疑，提出批判性的问题。我2009年曾任教于北京一所大学，学生们表示，我经常问他们是否有疑问——而他们却很少有疑问。我上完最后一堂课后，在学生们的坚持下，我们讨论了这种沉默的原委。
有几名学生表示，从童年起，人们就不鼓励他们提问。我知道，在他们父母那一代，文革毁坏了高等教育，普遍性地摧残了知识探索的精神，但作为一名客 人，我不想涉入政治讨论。所以，我委婉地向学生们表示：他们是有心成为科学家的人，而所有的学术活动中，怀疑精神和批判性的质疑对于去芜存菁是必不可少 的。
第二个原因是体制上的：美国的很多创新技术都起始于少数人的好主意，他们在企业、政府、大学的实验室，或是硅谷的某个车库里工作。虽然政府对研发的 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但创新往往是自下而上地产生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爱因斯坦1939年给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写了一封信，表示核裂变可以用来制作威力巨大的炸弹，此举导致了“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的诞生。
2006年，我带领一队来自康奈尔大学(Cornell)的科学家，和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同行们讨论我们可以在纳米技术领域开展的合作。在用餐时，中国同行告诉我，科学研究是靠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启动的。
第三个原因是政治上的。自由社会吸引了外国人才。在18世纪，蒸汽机之所以诞生在英国，部分原因是胡格诺派教徒丹尼斯·帕潘(Denis Papin)逃离法国，前往宗教宽容度更大的英国。他利用蒸汽和大气压做功的理念，被汤马斯·纽科门(Thomas Newcomen)和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发扬光大，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提供了动力。
去年秋天访问中国时，我不禁注意到，人们不仅无法接触几个西方新闻来源，而且对新闻存在普遍的怀疑心理。“知情者”们对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等中国官方新闻机构的说辞并不信任。
北京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夏业良据说因为公开表示反对一党专政，被北大解聘。此事无助于激发大家对学术自由的信心。
在北京期间，我和妻子参观了位于该市东北部的798艺术区。当我们在画廊和工作室的漫步时，我曾问起艺术家和异见者艾未未的情况。2008年，我在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跟艾未未见过面。我询问的那位女士说，探望艾未未是非常危险的事，因为他住宅附近有很多警察。
中国在研发上投入巨大资金的重要意义怎样强调都不过分，尤其是在美国做出一个短视的决定之际：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和其他提供研究资金的机构预算遭到削减。
我说政治自由是科技创新的关键也可能是错的。作为一名科学家，我必须怀疑自己的结论。但21世纪开始还不久，我们将在本世纪的某个时候看到这个正在展开的实验的结果。目前来说，我还是更看好美国。
斯蒂芬·L·萨斯(Stephen L. Sass)是康奈尔大学材料科学工程系荣誉教授，《文明基于的物质：从石器时代到硅时代的材料学史和人类史》(The Substance of Civilization: Materials and Human Histor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Age of Silicon)一书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