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话语体系的舆论导向迄今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至1989：领导是英明的，群众是伟大的。
1949年以后，中国的文化被官方垄断，于是，领导永远是英明的，领袖永远是伟大的。即便有反右、大跃进、文革，领导依然英明。坏人先是刘少奇，后来是林彪、江青。
官方的新闻在歌颂领导，歌曲在歌颂领袖，但在文艺形象方面，主基调却是歌颂底层百姓。这是很有趣的。源泉是毛泽东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工业有大庆， 王进喜，农业有大寨，陈永贵郭凤莲。至于兵，那就更多了，雷锋、邱少云、黄继光、董存瑞……这与共产党的教义是统一的：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
刘秉义靠一首《咱们工人有力量》居然就混了一辈子饭。其他文艺将军大家都熟悉了，我不再罗列。
《刘三姐》中，有文化的秀才被嘲笑；没文化的一帮男女，谩骂充斥在歌声中，却被歌颂。
到了1978年以后，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尊重知识分子，于是媒体开始歌颂知识分子。代表形象是蒋筑英、罗健夫。与当年的雷锋等军人形象一样，仍是选择那些已死或将死的进行歌颂。
随后进入第二阶段：1989年至2013年：为改革唱赞歌，为金钱服务。
1980年代以后，官方体系受到讽刺。比如，1980年代，王朔的《渴望》风靡全国，虽然依然延续了工人伟大、知识分子委琐的思路，但王朔对官方的讽刺依然显得刺耳，并受到青年人的欢迎。
这个时候，官方媒体不再歌颂工农兵，因为连工农兵也不喜欢那种空洞的歌颂了。同样，歌颂领导人，也走不通。这时候的媒体，将歌颂对象虚化为“改革”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什么事情，只要号称是改革，似乎就具备了天然的道德优势和路线的正确性。
这段时间，政治上的重大标志是“三个代表”的出现。我一直高度评价江泽民先生的“三个代表”，因其将共产党从代表工农利益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转变为代 表全体人民利益（后面我会谈到全民党的问题）。当然有些朋友反对，认为这为官商勾结铺平了道路。我认为，各自角度不同，都有道理。
邓小平的猫论主导了中国。人们不再纠结于政治，然后连道德也不再纠结，所有人都扑向金钱。
各种职场书籍、各种所谓的成功学书籍摆满了书店。
商场里的专卖店，电视上的鉴宝栏目，已经在公开讨好那些有钱人。张艺谋从红色高粱地走到了黄金乳的皇宫，走向了歌颂式的某运动会开幕式；冯小刚也从 平民色彩的“三替公司”转化为“私人定制”。只有崔健还在坚守“一无所有”和“一块红布”，不久，他将收到进入体制的冯小刚的召唤，并与春晚的审查做斗 争。
第三阶段：2014年开始：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公开反击
网络的兴起，打破了官方对话语权的垄断。特别是微博的兴起，让利益集团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抨击。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经过近20年的疯狂增长，导致了严 重的贫富分化。改革已经不能让百姓兴奋，相反，百姓一听改革就害怕。因为，这时候的改革，意味着：要多交税，多交费，要忍受通货膨胀。
微博上充斥着对贫富分化的痛恨，充斥着对双轨制的抨击。因为人们已经明白过来：中国的贫富分化，不是因为智商的区别，也不是由于努力程度的不同，而主要是你的出生，你与权力的勾结程度。所有与权力勾结紧密的人，都能享受到双轨制的福利，而体制外的人，只能忍受剥削。
1990年代前后，官方话语体系曾经虚构了“新加坡高薪养廉”，为他们自己给自己发高工资、高福利找到国际依据。但微博兴起后，很快揭露出：新加坡根本不存在高薪养廉，新加坡公务员工资很低，新加坡人对于被栽赃为高薪养廉很是愤怒。这个揭露，使得高薪养廉骗局坍塌。
到了2014年，对于网络的指责，利益集团终于忍无可忍，开始反击。仅仅不到一个月，已经开始了爆发式的反击，主要体现在各地召开的人大会议上，为警察、法官、公务员呼吁：
先是一个北京代表，叫王维平，他握着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的手说：警察工资太低，得提高待遇。然后是，北京多位代表呼吁给法官提高待遇，理由仅仅是过去5年北京共流失法官348人。
广州与北京惊人的相似。广东省人大代表、深圳商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林慧表示：法院工作人员很辛苦、工资偏低。林慧说，在国外，法官的工资相当高，所 以很积极地承担社会责任（这时候就提国际惯例了？），“我们的法官按行政级别，副处、处级，基本工资也就一万元左右。”——月工资一万还低？
深圳律师界女代表张丽杰说：法官太辛苦，收入太低；很多人辞职出来做律师，挣的钱是法官的很多倍。
广东省人大代表、深圳市政府投资项目评审中心高级工程师刘林干脆说，应该尽快给公务员涨工资。
这些代表们的呼吁惊人地一致，请允许我猜测：有些人巴结警察、法官是为了给自己预备后路；有些人呼吁为公务员涨工资，其实就是为自己的腰包呼吁。
与这些代表遥相呼应的，是一帮官方媒体的记者。以《人民日报》为代表。该报发表一篇文章《拉平养老金待遇对公务员不公平》声称：公务员是国家公职人 员，掌握并行使公共权力。养老待遇差了，队伍可不好带，积极性和清廉度都会受影响——其意思已经很直白了：公务员的收入若不明显高于他人，会影响效忠。
上面这些人的集体呐喊，与其说是呼吁，不如说是造势，是铺垫。因为，继续维持双轨制、给公务员涨工资的政策已经基本定型，很快要出台。这应该是习近平先生大力反腐的辅助措施：控制一下奢靡的公款消费，让百姓满意；同时，给公务员涨一些工资，作为弥补。
在2013年底的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会议上，人社部部长尹蔚民表示：“正在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着力解决‘双轨制’‘待遇 差’问题。”——将“双轨制”、“待遇差”这两个词并列在一起，很是奇怪。大家抨击双轨制，就是因为双轨制导致了公务员待遇奇高。而尹蔚民先生，一方面声 称要解决双轨制，同时却又说公务员待遇差。实在看不懂。
总之，2014年中国的舆论，以公务员及其代言人对网络的反击为开端。他们已经忍了很久，他们决定不再忍受网络的攻击。
对此，我表示热烈欢迎，要鼓励那些人：忍无可忍，就无须再忍。
我们可以用两个问题来分析：
1，为什么民间与官方会出现截然相反的结论？公务员待遇到底是高是低？
要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只要看一看每年有多少人报考公务员就明白了。如果中国公务员的待遇真的低，那么，为什么几百万人、上千万人挤破脑袋去考公务员？
供求关系反映商品价值。这是硬道理，任何狡辩都是多余的，都是废话。
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彻底废除双轨制，大力降低公务员待遇，一直降，直到报考公务员的人数达到一个合适的比例。等哪一天公务员招不到人的时候，再说提高公务员待遇的事情。
2，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跳上前台，公开亮相，是好事还是坏事？
是好事。
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不再假惺惺歌颂工农兵，而是赤裸裸为利益集团说话，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真实，所以是进步。我一直呼吁：任何社团组织都只能代表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凡是声称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能不能相信，你自己判断……
我希望，每个群体选举出自己的代表，去议会为自己这个群体说话，去会场上吵架甚至打架，去争取利益。社会各阶级、各阶层通过在议会的争吵，寻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达成妥协，并互相监督。这就是现代民主社会的协商机制。
这样的协商机制，有一个必须的前提：一人一票的选举。我们不需要被代表，我们要选出自己的代表。
我们可以在会场上吵架；也可以在电视和报纸上吵架——这需要媒体对民众开放；可以到网络上吵架——网络从来没有拒绝过官方代表，欢迎来吵架……
我相信，中国一直在进步，我们将继续取得进步。
第一阶段，1949年至1989：领导是英明的，群众是伟大的。
1949年以后，中国的文化被官方垄断，于是，领导永远是英明的，领袖永远是伟大的。即便有反右、大跃进、文革，领导依然英明。坏人先是刘少奇，后来是林彪、江青。
官方的新闻在歌颂领导，歌曲在歌颂领袖，但在文艺形象方面，主基调却是歌颂底层百姓。这是很有趣的。源泉是毛泽东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工业有大庆， 王进喜，农业有大寨，陈永贵郭凤莲。至于兵，那就更多了，雷锋、邱少云、黄继光、董存瑞……这与共产党的教义是统一的：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
刘秉义靠一首《咱们工人有力量》居然就混了一辈子饭。其他文艺将军大家都熟悉了，我不再罗列。
《刘三姐》中，有文化的秀才被嘲笑；没文化的一帮男女，谩骂充斥在歌声中，却被歌颂。
到了1978年以后，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尊重知识分子，于是媒体开始歌颂知识分子。代表形象是蒋筑英、罗健夫。与当年的雷锋等军人形象一样，仍是选择那些已死或将死的进行歌颂。
随后进入第二阶段：1989年至2013年：为改革唱赞歌，为金钱服务。
1980年代以后，官方体系受到讽刺。比如，1980年代，王朔的《渴望》风靡全国，虽然依然延续了工人伟大、知识分子委琐的思路，但王朔对官方的讽刺依然显得刺耳，并受到青年人的欢迎。
这个时候，官方媒体不再歌颂工农兵，因为连工农兵也不喜欢那种空洞的歌颂了。同样，歌颂领导人，也走不通。这时候的媒体，将歌颂对象虚化为“改革”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什么事情，只要号称是改革，似乎就具备了天然的道德优势和路线的正确性。
这段时间，政治上的重大标志是“三个代表”的出现。我一直高度评价江泽民先生的“三个代表”，因其将共产党从代表工农利益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转变为代 表全体人民利益（后面我会谈到全民党的问题）。当然有些朋友反对，认为这为官商勾结铺平了道路。我认为，各自角度不同，都有道理。
邓小平的猫论主导了中国。人们不再纠结于政治，然后连道德也不再纠结，所有人都扑向金钱。
各种职场书籍、各种所谓的成功学书籍摆满了书店。
商场里的专卖店，电视上的鉴宝栏目，已经在公开讨好那些有钱人。张艺谋从红色高粱地走到了黄金乳的皇宫，走向了歌颂式的某运动会开幕式；冯小刚也从 平民色彩的“三替公司”转化为“私人定制”。只有崔健还在坚守“一无所有”和“一块红布”，不久，他将收到进入体制的冯小刚的召唤，并与春晚的审查做斗 争。
第三阶段：2014年开始：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公开反击
网络的兴起，打破了官方对话语权的垄断。特别是微博的兴起，让利益集团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抨击。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经过近20年的疯狂增长，导致了严 重的贫富分化。改革已经不能让百姓兴奋，相反，百姓一听改革就害怕。因为，这时候的改革，意味着：要多交税，多交费，要忍受通货膨胀。
微博上充斥着对贫富分化的痛恨，充斥着对双轨制的抨击。因为人们已经明白过来：中国的贫富分化，不是因为智商的区别，也不是由于努力程度的不同，而主要是你的出生，你与权力的勾结程度。所有与权力勾结紧密的人，都能享受到双轨制的福利，而体制外的人，只能忍受剥削。
1990年代前后，官方话语体系曾经虚构了“新加坡高薪养廉”，为他们自己给自己发高工资、高福利找到国际依据。但微博兴起后，很快揭露出：新加坡根本不存在高薪养廉，新加坡公务员工资很低，新加坡人对于被栽赃为高薪养廉很是愤怒。这个揭露，使得高薪养廉骗局坍塌。
到了2014年，对于网络的指责，利益集团终于忍无可忍，开始反击。仅仅不到一个月，已经开始了爆发式的反击，主要体现在各地召开的人大会议上，为警察、法官、公务员呼吁：
先是一个北京代表，叫王维平，他握着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的手说：警察工资太低，得提高待遇。然后是，北京多位代表呼吁给法官提高待遇，理由仅仅是过去5年北京共流失法官348人。
广州与北京惊人的相似。广东省人大代表、深圳商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林慧表示：法院工作人员很辛苦、工资偏低。林慧说，在国外，法官的工资相当高，所 以很积极地承担社会责任（这时候就提国际惯例了？），“我们的法官按行政级别，副处、处级，基本工资也就一万元左右。”——月工资一万还低？
深圳律师界女代表张丽杰说：法官太辛苦，收入太低；很多人辞职出来做律师，挣的钱是法官的很多倍。
广东省人大代表、深圳市政府投资项目评审中心高级工程师刘林干脆说，应该尽快给公务员涨工资。
这些代表们的呼吁惊人地一致，请允许我猜测：有些人巴结警察、法官是为了给自己预备后路；有些人呼吁为公务员涨工资，其实就是为自己的腰包呼吁。
与这些代表遥相呼应的，是一帮官方媒体的记者。以《人民日报》为代表。该报发表一篇文章《拉平养老金待遇对公务员不公平》声称：公务员是国家公职人 员，掌握并行使公共权力。养老待遇差了，队伍可不好带，积极性和清廉度都会受影响——其意思已经很直白了：公务员的收入若不明显高于他人，会影响效忠。
上面这些人的集体呐喊，与其说是呼吁，不如说是造势，是铺垫。因为，继续维持双轨制、给公务员涨工资的政策已经基本定型，很快要出台。这应该是习近平先生大力反腐的辅助措施：控制一下奢靡的公款消费，让百姓满意；同时，给公务员涨一些工资，作为弥补。
在2013年底的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会议上，人社部部长尹蔚民表示：“正在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着力解决‘双轨制’‘待遇 差’问题。”——将“双轨制”、“待遇差”这两个词并列在一起，很是奇怪。大家抨击双轨制，就是因为双轨制导致了公务员待遇奇高。而尹蔚民先生，一方面声 称要解决双轨制，同时却又说公务员待遇差。实在看不懂。
总之，2014年中国的舆论，以公务员及其代言人对网络的反击为开端。他们已经忍了很久，他们决定不再忍受网络的攻击。
对此，我表示热烈欢迎，要鼓励那些人：忍无可忍，就无须再忍。
我们可以用两个问题来分析：
1，为什么民间与官方会出现截然相反的结论？公务员待遇到底是高是低？
要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只要看一看每年有多少人报考公务员就明白了。如果中国公务员的待遇真的低，那么，为什么几百万人、上千万人挤破脑袋去考公务员？
供求关系反映商品价值。这是硬道理，任何狡辩都是多余的，都是废话。
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彻底废除双轨制，大力降低公务员待遇，一直降，直到报考公务员的人数达到一个合适的比例。等哪一天公务员招不到人的时候，再说提高公务员待遇的事情。
2，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跳上前台，公开亮相，是好事还是坏事？
是好事。
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不再假惺惺歌颂工农兵，而是赤裸裸为利益集团说话，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真实，所以是进步。我一直呼吁：任何社团组织都只能代表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凡是声称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能不能相信，你自己判断……
我希望，每个群体选举出自己的代表，去议会为自己这个群体说话，去会场上吵架甚至打架，去争取利益。社会各阶级、各阶层通过在议会的争吵，寻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达成妥协，并互相监督。这就是现代民主社会的协商机制。
这样的协商机制，有一个必须的前提：一人一票的选举。我们不需要被代表，我们要选出自己的代表。
我们可以在会场上吵架；也可以在电视和报纸上吵架——这需要媒体对民众开放；可以到网络上吵架——网络从来没有拒绝过官方代表，欢迎来吵架……
我相信，中国一直在进步，我们将继续取得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