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巢最初参加了王仙芝起义，后来王仙芝战死，黄巢便成为起义首领，率领起义军南征北战。当时的唐朝皇帝唐僖宗继位不久，是一个地道的昏君。喜欢声色犬马，擅长斗鸡打，特别是打球技艺超群，自以为是球场上的状元。他昏庸到让人以打球来赌西川节度使的地步，他还与亲王斗鹅，一只鹅赌资高达五十万钱。有一次，在京城地区发生蝗灾，地方官报告说：“这些蝗虫不吃皇家庄稼，都吓得抱着荆棘自尽了。”而唐僖宗对这些谎言却深信不疑，对民间疾苦、旱涝灾害不闻不问。王仙芝、黄巢起义爆发后，虽知道调兵镇压，但是终归无法阻止祖宗传下来的江山社稷走向覆灭。
黄巢是曹州冤句(今山东曹县西北)人，世代贩盐为生，喜好击剑骑射。早年多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未中举，王仙芝起义军攻克曹州时，黄巢聚众响应。起义军在中原取得重大胜利后震动了唐朝廷，唐朝廷又重新调兵镇压。起义军则分兵对抗，攻占了今湖北、河南、安徽的一些地区，唐朝廷极为恐慌，害怕江南漕运被起义军掌握，断了江南粮食的来源。于是使人招降王仙芝。王仙芝经不起诱惑，竟欲投降，遭到将士反对。黄巢知道后痛斥王仙芝，还将他痛打一顿，破坏了唐朝廷的诱降阴谋。后来，黄巢起义军打到宋州(今河南商丘市)，大败唐军，朱温也就在这一年参加了黄巢起义军，追随黄巢南征北战，屡立战功，最终成为黄巢手下的一员大将。黄巢起义给朱温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崭露才干的机会。第二年，起义军转入两浙地区，攻克杭州，后又进军福建，再克广州，此后又北伐，最终攻克东都洛阳，然后乘胜破潼关，攻入唐都城长安。在长安建“大齐”政权，这时的朱温已是东南面行营先锋使，驻守在东渭桥(今西安东北)，并招降了唐夏州节度使诸葛爽。后来又奉命转战河南一带，攻占了邓州(今河南邓州)，从而阻断了唐军由荆襄北攻起义军的道路，使“大齐”政权东南面局势稳定下来。朱温得胜回长安时，黄巢还亲自到灞上犒赏三军。接着，黄巢又调朱温到长安西面，抗击纠集起来的唐朝军队，朱温又获大胜，然后挥师击败了唐将李孝昌等军。不久，朱温受命任同州(今陕西大荔)防御使，并攻下了同州，经过短短的五年的南征北战，三十而立的朱三已经成了“大齐”政权的功臣，成为起义军中的一员大将，但是顺心的朱温很快又陷入了困境。
叛降唐朝
和朱温隔河对峙的唐朝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有精兵数万，他投降过起义军，在唐僖宗逃到蜀地后号召各地将领围攻起义军时又重新叛归唐朝。由于兵少，朱温几次战败，只得向黄巢求救，但书信总是被负责军务的孟楷拦阻扣压，再加上起义军内部混乱腐败，朱温一筹莫展。谋士谢瞳趁机进言献策道：“黄巢起家于草莽之中，只是趁唐朝衰乱之时才得以占领长安，并不是凭借功业才德建立的王业，不值得您和他长期共事。现在唐朝天子在蜀，各路兵马又逐渐逼近长安，这说明唐朝气数未尽，还没被众人厌弃。将军您在外苦战立功，政权内部却为庸人所制约，这就是先前章邯背叛秦国而归楚的原因。”
朱温看谢瞳说的句句在理，正合自己的心意，为了生存，为了自己的前途，便杀掉监军使严实，率部投降了对面的王重荣。唐僖宗在得到朱温归降的消息后，不禁大喜，兴奋地说：“这真是天赐我也！”他似乎看到了复兴祖业的希望之光。但万万没有想到，引进来的却是一只真正的“狼”。唐僖宗喜过之后，立即下诏任命朱温为左金吾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还赐给朱温一个名字：全忠。但朱温并没有完全忠于他，忠于唐朝，就像原来没有忠于黄巢、忠于大齐一样，而是完完全全地叛了唐朝、灭了唐朝。
霸业成就
朱温当初参加黄巢起义，并非为了什么劳苦大众的幸福，更没有什么替天行道的思想，而仅是出于一种图富贵、出人头地的私心，为的是以后做官衣锦还乡，以此“回报”邻里对他的鄙视与轻蔑。在黄巢军中无法混下去时，为了生存为了富贵前途，他听从谋士谢瞳的计策背叛黄巢而投降了唐朝廷，在唐朝廷内朱温的官职步步高升，最后竟也做起了最高级的富贵梦：称帝。而且，一步步实施起来。
朱温投降唐朝廷后，唐朝廷任命朱温为汴州(今河南开封)刺史、宣武军节度使，但要等收复京城长安后才能去赴任。朱温便与各路唐军合围长安，和昔日并肩作战的兄弟军队兵戎相见。黄巢无法抵挡，只得退出长安，突围后向南转移，然后又奔向河南。黄巢在攻打蔡州(今河南汝南)时，唐蔡州节度使秦宗权投降，在黄巢死后，他取而代之，继续反唐。
这种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叛变行为不仅唐末存在，五代中也是比比皆是。乱世之中，什么正义和良心都抛之脑后了，兄弟相杀，朋友反目，成了五代时期最黑暗的一面。朱温乘胜追击黄巢军，一直打到汴州，此后，朱温便以汴州为他的根据地，汴州最后做了后梁的首都。以后，朱温又为解陈州(今河南淮阳)之围，和黄巢军作战大小四十余次，取得全胜。又与唐河东节度使的精锐骑兵合击黄巢军于郾城(今河南郾城)，再败黄巢军于中牟(今河南中牟北)北面的王满渡，黄巢大将葛从周等归降朱温。因为追剿黄巢有功，朱温被加封为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使相，封沛郡侯，后又进封吴兴郡王，地位显赫。所谓使相是一种合称，使指的是节度使，相指的是宰相，而唐朝没有宰相这一官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职权就相当于宰相，所以朱温此时称为使相。
因为追剿黄巢而立功升官，又因为这个朱温结下死敌，对立交战直到他被儿子杀死，这个死敌就是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在王满渡、朱温与李克用联合击败了黄巢军后，朱温邀请李克用到汴州休整军队。在一次宴会上，年轻气盛、恃才自傲仅二十八岁的李克用喝了些酒之后，说了一些对大他四岁的朱温有点不恭敬的话。
二虎相争必有一伤，朱温一怒之下就想除掉这个狂徒，那样也会在将来少一个对手。朱温在宴席上隐而不露，等李克用回到驿馆，便命人放火围攻。偏巧遇上狂风暴雨，李克用侥幸逃脱，几百名士兵却全部阵亡。这场雨大概是场雷阵雨，历史上常将这些自然现象附会某人，说有神人相助。其实，当时正是夏日多雷雨的季节，朱温趁乌云压城的黑夜动手，却没想到乌云也能带来雷雨和大风，救了李克用一命。
朱温成帝业得益于狡诈，但又受害于狡诈。杀李克用不成，反树立了一个日后最大的也是最近的一个敌人。最后，梁朝就是灭在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之手，父仇子报，朱温的儿子败在了李克用的儿子手下。在黄巢败亡之后，降将秦宗权继续反唐，但却到处骚扰残害百姓，还妄自称帝，并攻占了河南的许多地方，成为与朱温在中原较量的首要对手。朱温虽然兵少，却毫不示弱。一面派人到山东募兵壮大队伍，一面向兖州(今山东兖州)的朱瑾、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的朱宣寻求支援。先后多次战胜秦宗权的骄纵部将，尤其是在汴州北面孝村一战取胜之后，秦宗权开始居于下风，并走向衰落，最后灭于朱温之手。
大敌已破，朱温又狡诈地对付小敌，甚至对曾经相助的朋友也不放过。因为西面秦宗权的威胁已除，朱温将目标对准了东边，他制造借口，诬陷帮他打败秦宗权的朱宣诱他的兵士背叛他，在书信中对朱宣横加指责，朱宣无法忍受他这种恩将仇报的行径，回信中也毫不相让。然后朱温便抓住这些他自己制造的把柄，令朱珍、葛从周袭击曹州(今山东曹县)，击败朱瑾兄弟，两人仅以身免。
紧接着，朱温又将矛头指向了淮南地区。原先的淮南节度使高骈在争战中被杀，唐朝廷任命朱温兼淮南节度使、东南面招讨使，遭到了淮南实力派杨行密(十国之一的南吴的创立者)的反对，也受到占有徐州(今江苏徐州)的时溥的抵制，朱温和他们的矛盾日益激化，但朱温还是先集中兵力解决了西面的秦宗权。
朱温被唐僖宗任命为蔡州四面行营都统，负责对秦宗权的围攻。不久，唐僖宗病逝，其弟弟唐昭宗李哗继位。朱温此时并没有立即进攻处于劣势的秦宗权，而是四处扩张自己的势力。派人北上，拉拢魏博兵变的获胜者，建立起黄河以北东面的同盟者。又派大将葛从周北上救援被李克用围攻的张全义，建立黄河以北西面牵制对抗河东势力的同盟者。北方之患稳定后，恰好唐昭宗为促使朱温早日解决秦宗权又加封他为检校侍中，朱温便顺水推舟，调集大兵强攻蔡州。城破之时，秦宗权被部将拘拿送给朱温。秦宗权被押到长安处死，朱温则进封东平郡王，并加检校太尉兼中书令。秦宗权势力消灭后，西面之忧解除，朱温又回师向东，对付时溥和原先逃脱的朱瑾兄弟。朱温率兵攻克徐州，时溥及其家眷自焚于燕子楼。
第二年，多次取胜的朱温又与朱瑾兄弟大战，以火攻取胜，最后擒杀朱宣，朱瑾逃奔杨行密。经过多年的征战，朱温扫清了一个个对手，完全控制了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中原大地，超过李克用成为最大的地方势力。从25岁参加黄巢起义军，到光化二年(公元899年)攻太原(今山西太原)、占榆次(今山西榆次)时47岁，朱温二十余年经营之后，羽翼丰满，野心开始膨胀，下一个目标他瞄上了皇帝宝座。
流氓皇帝
中国的帝王中，出身于流氓者原非少数，比如为后人称道不已的汉高祖刘邦，原本就是流氓出身。这一点，就连生活在他所创立的汉朝的司马迁也不得不称他“及长，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但与朱温相比，刘邦算小巫见大巫，小流氓见大流氓了。关于朱温，权威的《辞海》上只是平平实实地介绍说：“朱温(852—912年)，即梁太祖。五代大梁王朝建立者。公元907年至912年在位。宋州砀山人，唐乾符四年(877年)，参加黄巢起义军。黄巢建立大齐政权时，任同州防御使。中和二年(882年)，叛变降唐，被任为河中行营招讨副使，赐名全忠。次年，为宣武节度使。四年，与李克用等联兵镇压黄巢起义军。后又击破秦宗权，兼并徐州、兖州、郓州，并迫使河北各镇归附。天复元年(901年)，进封梁王。与李克用父子进行长期征战。
天佑四年(907年)，代唐称帝，改名晃，都汴(今河南开封)，国号大梁，改元开平，史称后梁。乾化二年(912年)，为其子友圭所杀。”
至于流氓，《辞海》的解释则是：“原谓无业游民。后用以指不务正业，专门放刁撒赖、施展下流手段的人。”《辞海》的这一定义有些苍白无力，或者它指的主要是日常生活中的小流氓，而不是朱温这样的政治流氓。如果以政治流氓做个界定的话，那它就是那种为了政治上的野心和个人的私欲而不择手段，不惜调戏国家、调戏正义调戏天下人的超级流氓。[4]
围攻凤翔
光化三年（900年）十一月，宦官刘季述等幽禁唐昭宗，立太子李裕为帝。次年初，与朱温关系密切的宰相崔胤与护驾都头孙德昭等杀刘季述，昭宗复位，改年号为天复，进封朱温为东平王。此后，崔胤想借朱温之手杀宦官，而韩全诲等宦官则以凤翔(今属陕西)李茂贞、邠宁(今彬县、宁县)王行瑜等为外援。这年十月，崔胤矫诏令朱温带兵赴京师，朱温乘机率兵7 万由河中攻取同州、华州(今华县)，兵临长安近郊。韩全诲等劫持昭宗到凤翔投靠李茂贞。朱温追到凤翔城下，要求迎还昭宗。韩全诲矫诏令朱温返镇。天复二年，朱温在一度返回河中之后再次围攻凤翔，多次击败李茂贞。前来救助李茂贞的鄜坊节度使李周彝也被拦截而归降朱温。控制唐昭宗凤翔被围日久，城中食尽，冻饿死者不可胜计。李茂贞无奈，于天复三年(903)正月杀韩全诲等 20 人，与朱温议和。朱温挟昭宗回长安，昭宗从此成了他的傀儡。昭宗也深知自己的境遇，他对朱温说：“宗庙社稷是卿再造，朕与戚属是卿再生。”因此他对朱温唯命是从。不久，朱温杀第五可范等宦官700 多人。唐代中期以来长期专权的宦官势力受到了彻底的打击。朱温则被任命为守太尉、兼中书令、宣武等军节度使、诸道兵马副元帅，进爵为梁王，并加赐“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的荣誉头衔和御制《杨柳词》5首。
然而朱温的目的是要取而代之。在任命他为诸道兵马副元帅之前商量正元帅的人选时，“崔胤请以辉王祚为之。上曰：‘濮王长’。胤承全忠密旨利祚冲幼，固请之。己卯，以祚为诸道兵马元帅”。天祐元年(904年）正月，朱温再次表请迁都洛阳(今属河南)，当昭宗“车驾至华州，民夹道呼万岁。上泣谓曰：‘勿呼万岁，朕不复为汝主矣！’”又对他的侍臣说：“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朱温把昭宗左右的小黄门、打毬供奉、内园小儿等200 余人全部缢杀而代之以他选来的形貌大小相似的亲信。“昭宗初不能辨，久而方察。自是昭宗左右前后皆梁人矣！”
建梁称帝
迁都洛阳后，朱温仍担心 38 岁的昭宗有朝一日利用李茂贞、李克用等东山再起，就令朱友恭、氏叔琮、蒋玄晖等杀昭宗，借皇后之命立13 岁的李柷为帝，是为昭宣帝。
为了推卸罪责，他在事前带兵离开洛阳到河中前线去讨伐新附于李茂贞的杨崇本。事后他回到洛阳演了一出戏：“朱全忠闻朱友恭等弑昭宗，阳惊号哭，自投于地曰：‘奴辈负我，令我受恶名于万代！’癸巳，至东都，伏梓宫恸哭流涕。又见帝自陈非己志。”随后，他杀朱友恭和氏叔琮以灭口。天祐二年(905年)二月，朱温又杀李裕等昭宗九子于九曲池。六月，杀裴枢、独孤损等朝臣 30 余人，投尸于滑州(今滑县东)白马驿附近的黄河，说是要让这些自诩为“清流”的官员成为“浊流”。朱温迫不及待地要废唐称帝，令唐宰相柳璨、枢密使蒋玄晖等加紧筹划。柳、蒋一则认为“魏晋以来，皆先封大国，加九锡殊礼，然后受禅，当次第行之”。再则认为“晋、燕、岐、蜀，皆吾勍敌，王遽受禅，彼心未服，不可不曲尽义理，然后取之”。因而建议朱温按部就班依例而行。天祐二年十一月，昭宣帝任命朱温为相国，总百揆，并进封魏王，以宣武等 21 道为魏国，兼备九锡之命。这本是柳璨等为朱温正式称帝铺设的一块跳板，可是朱温认为是柳璨等人有意拖延时日以待变，怒而不受此命，先后杀蒋玄晖、柳璨等人，进一步加快了夺权的步伐。
天祐四年(907年）四月，朱温在表面上由唐宰相张文蔚率百官劝进之后，正式称帝，更名为朱晃，庙号太祖。改元开平，国号大梁，史称后梁。升汴州为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建为东都，而以唐东都洛阳为西都。废 17 岁的昭宣帝为济阴王，迁往曹州济阴囚禁。次年二月，将其杀害。[5]
去世
梁太祖朱温的荒淫，行同禽兽，即使在封建帝王中也罕有其匹。
朱温之死
朱温为黄巢同州刺史时，娶砀山富室女张氏为妻。张氏“贤明有礼”，朱温“深加礼异”， “每军谋国计，必先延访。或已出师，中途有所不可，张氏一介请旋，如期而至，其信重如此”。天祐元年张氏病死后，朱温开始“纵意声色，诸子虽在外，常征其妇入侍，帝往往乱之”。
乾化二年，“太祖兵败蓨县，道病，还洛，幸全义会节园避暑，留旬日，全义妻女皆迫淫之”。张全义之子愤极要手刃朱温，为张全义苦苦劝止。至于朱温的儿子们对朱温的乱伦，不仅毫无羞耻，竟然利用妻子争宠，博取欢心，争夺储位，真是旷古丑闻！养子“朱友文妇王氏色美，帝(朱温)尤宠之，虽未以友文为太子，帝意常属之”。朱温病重时，打算把朱友文从东都召来洛阳付以后事。其亲子“友珪妇亦朝 夕侍帝侧，知之，密告友珪曰：‘大家(指朱温)以传国宝付王氏怀往东都，吾属死无日矣！’”朱友珪随即利用他掌握的宫廷宿卫侍从及其亲信韩勍所部牙兵发动宫廷政变，“中夜斩关入”，“友珪仆夫冯廷谔刺帝腹，刃出于背。友珪自以败毡裹之，瘗于寝殿”。这样，朱温最后于乾化二年(912)六月被亲子友珪所害，终年 61 岁。[5]
总评
总结朱温一生，在治理国家方面还是做了一些事情的，这应该肯定。但朱温的滥杀无辜，荒淫无耻也是历史上极为突出的，为历代人所不齿。称帝后，对外作战时，朱温也实施了一套安邦定国的措施，以期大梁江山永固。他转变了只重军事的做法，认识到民众和土地对稳固政权的重要性。因此，他尽最大努力去恢复生产，奖励农耕，采取了一些与民休息的宽容政策，中原的经济得到一些恢复。同时，为保证地方行政的顺利，朱温又下令给各地将领，不论其军阶多高，部队多少，在行政事务方面一律居地方官之下，听从地方官吏管束、安排。
这样就从根本上保证了地方治安的稳定，使军队的作用发挥在保民上，而不是割据一地扰民乱国。朱温又吸取唐末地方将领无法节制终成大祸的教训，对手下大将严加防范，一旦有骄横的人出现，立即除掉，或杀或囚，以绝后患。但朱温却没有自己约束自己这种多疑和嗜杀的品性，相反，嗜杀自始至终还表现为滥杀无辜。朱温对部下、战俘、士人均滥杀成性。战争时期为整肃军纪，利于调遣，从严治军是应该的，但朱温却严得残酷，杀得残忍。五代时期的法律严酷得令人发指，在中国法制史上五代就是以法律严酷而出名的。为保证战斗力，对待士兵极为严厉，每次作战时，如果将领战死疆场，所属士兵也必须与将领与阵地共存亡，如果生还就全部杀掉，名为“跋队斩”。
所以，将官一死，兵士也就纷纷逃亡，不敢归队。朱温又让人在士兵的脸上刺字，如果思念家乡逃走，或者战役结束后私自逃命，一旦被关津渡口抓获送回，必死无疑。无独有偶，现代史上的直系军阀吴佩孚也是在这种方法的基础上加以改造，以这种野蛮的方式提高战斗力。只不过吴佩孚的“效率”更高，让督战队手持大刀到前线执行任务，一遇退缩者，就地砍头。吴佩孚就这样在军阀混战中扩张自己的势力，但最终败在了勇猛无敌的叶挺手下，虽然枪毙许多连营长也无济于事。[6]
历代评价
欧阳修：“呜呼，天下之恶梁久矣！自后唐以来，皆以为伪也。至予论次五代，独不伪梁，而议者或讥予大失《春秋》之旨，以谓‘梁负大恶，当加诛绝，而反进之，是奖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应之曰：‘是《春秋》之志尔。鲁桓公弑隐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郑厉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卫公孙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圣人于《春秋》，皆不绝其为君。此予所以不伪梁者，用《春秋》之法也。’‘然则《春秋》亦奖篡乎？’曰：‘惟不绝四者之为君，于此见《春秋》之意也。圣人之于《春秋》，用意深，故能劝戒切，为言信，然后善恶明。夫欲著其罪于后世，在乎不没其实。其实尝为君矣，书其为君。其实篡也，书其篡。各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则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尔。使为君者不得掩其恶，然后人知恶名不可逃，则为恶者庶乎其息矣。是谓用意深而劝戒切，为言信而善恶明也。桀、纣，不待贬其王，而万世所共恶者也。《春秋》于大恶之君不诛绝之者，不害其褒善贬恶之旨也，惟不没其实以著其罪，而信乎后世，与其为君而不得掩其恶，以息人之为恶。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后知予不伪梁之旨也。’”
何去非：“梁祖起于宛朐群盗之党，已而挟听命之唐，鞭笞天下，以收神器，亦可谓一时之奸雄。然及其衰暮，而河、汾李氏基业已大，固当气吞而志灭之矣。借使不遂及于子祸，则其后嗣有足以为庄宗之抗哉？此梁之亡不待旋踵也。”
洪迈：“朱梁之恶，最为欧阳公《五代史记》所斥詈。然轻赋一事，旧史取之，而新书不为拈出。其语云：‘梁祖之开国也，属黄巢大乱之余，以夷门一镇，外严烽候，内辟污莱，厉以耕桑，薄其租赋，士虽苦战，民则乐输，二纪之间，俄成霸业。及末帝与庄宗对垒于河上，河南之民，虽困于辇运，亦未至流亡。其义无他，盖赋敛轻而丘园可恋故也。及庄宗平定梁室，任吏人孔谦为租庸使，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民产虽竭，军食尚亏，加之以兵革，因之以饥馑，不四三年，以致颠陨。其义无他，盖赋役重而寰区失望故也。’予以事考之，此论诚然，有国有家者之龟鉴也。”
吕思勉：梁太祖的私德，是有些缺点的，所以从前的史家，对他的批评，多不大好。然而私德只是私德，社会的情形复杂了，论人的标准，自亦随之而复杂，政治和道德、伦理，岂能并为一谈？就篡弑，也是历代英雄的公罪，岂能偏责一人？老实说：当大局阽危之际，只要能保护国家、抗御外族、拯救人民的，就是有功的政治家。
当一个政治家要尽他为国为民的责任，而前代的皇室成为其障碍物时，岂能守小信而忘大义？在唐、五代之际，梁太祖确是能定乱和恤民的，而历来论者，多视为罪大恶极，甚有反偏袒后唐的，那就未免不知民族的大义了。惜乎天不假年，梁太祖篡位后仅6年而遇弑。末帝定乱自立，柔懦无能，而李克用死后，其子存勖袭位，颇有英锐之气。
中国历史上4大流氓出身的皇帝：刘邦，朱温，朱元璋，毛泽东（上台后几乎个个都大肆诛杀自己的功臣。 而非流氓出身的皇帝则几乎不会这样做，李世民没有这样，赵匡胤也没有，赵匡胤算是最客气的了-“杯酒释兵权”。所以离流氓出身的人最好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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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巢是曹州冤句(今山东曹县西北)人，世代贩盐为生，喜好击剑骑射。早年多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未中举，王仙芝起义军攻克曹州时，黄巢聚众响应。起义军在中原取得重大胜利后震动了唐朝廷，唐朝廷又重新调兵镇压。起义军则分兵对抗，攻占了今湖北、河南、安徽的一些地区，唐朝廷极为恐慌，害怕江南漕运被起义军掌握，断了江南粮食的来源。于是使人招降王仙芝。王仙芝经不起诱惑，竟欲投降，遭到将士反对。黄巢知道后痛斥王仙芝，还将他痛打一顿，破坏了唐朝廷的诱降阴谋。后来，黄巢起义军打到宋州(今河南商丘市)，大败唐军，朱温也就在这一年参加了黄巢起义军，追随黄巢南征北战，屡立战功，最终成为黄巢手下的一员大将。黄巢起义给朱温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崭露才干的机会。第二年，起义军转入两浙地区，攻克杭州，后又进军福建，再克广州，此后又北伐，最终攻克东都洛阳，然后乘胜破潼关，攻入唐都城长安。在长安建“大齐”政权，这时的朱温已是东南面行营先锋使，驻守在东渭桥(今西安东北)，并招降了唐夏州节度使诸葛爽。后来又奉命转战河南一带，攻占了邓州(今河南邓州)，从而阻断了唐军由荆襄北攻起义军的道路，使“大齐”政权东南面局势稳定下来。朱温得胜回长安时，黄巢还亲自到灞上犒赏三军。接着，黄巢又调朱温到长安西面，抗击纠集起来的唐朝军队，朱温又获大胜，然后挥师击败了唐将李孝昌等军。不久，朱温受命任同州(今陕西大荔)防御使，并攻下了同州，经过短短的五年的南征北战，三十而立的朱三已经成了“大齐”政权的功臣，成为起义军中的一员大将，但是顺心的朱温很快又陷入了困境。
叛降唐朝
和朱温隔河对峙的唐朝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有精兵数万，他投降过起义军，在唐僖宗逃到蜀地后号召各地将领围攻起义军时又重新叛归唐朝。由于兵少，朱温几次战败，只得向黄巢求救，但书信总是被负责军务的孟楷拦阻扣压，再加上起义军内部混乱腐败，朱温一筹莫展。谋士谢瞳趁机进言献策道：“黄巢起家于草莽之中，只是趁唐朝衰乱之时才得以占领长安，并不是凭借功业才德建立的王业，不值得您和他长期共事。现在唐朝天子在蜀，各路兵马又逐渐逼近长安，这说明唐朝气数未尽，还没被众人厌弃。将军您在外苦战立功，政权内部却为庸人所制约，这就是先前章邯背叛秦国而归楚的原因。”
朱温看谢瞳说的句句在理，正合自己的心意，为了生存，为了自己的前途，便杀掉监军使严实，率部投降了对面的王重荣。唐僖宗在得到朱温归降的消息后，不禁大喜，兴奋地说：“这真是天赐我也！”他似乎看到了复兴祖业的希望之光。但万万没有想到，引进来的却是一只真正的“狼”。唐僖宗喜过之后，立即下诏任命朱温为左金吾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还赐给朱温一个名字：全忠。但朱温并没有完全忠于他，忠于唐朝，就像原来没有忠于黄巢、忠于大齐一样，而是完完全全地叛了唐朝、灭了唐朝。
霸业成就
朱温当初参加黄巢起义，并非为了什么劳苦大众的幸福，更没有什么替天行道的思想，而仅是出于一种图富贵、出人头地的私心，为的是以后做官衣锦还乡，以此“回报”邻里对他的鄙视与轻蔑。在黄巢军中无法混下去时，为了生存为了富贵前途，他听从谋士谢瞳的计策背叛黄巢而投降了唐朝廷，在唐朝廷内朱温的官职步步高升，最后竟也做起了最高级的富贵梦：称帝。而且，一步步实施起来。
朱温投降唐朝廷后，唐朝廷任命朱温为汴州(今河南开封)刺史、宣武军节度使，但要等收复京城长安后才能去赴任。朱温便与各路唐军合围长安，和昔日并肩作战的兄弟军队兵戎相见。黄巢无法抵挡，只得退出长安，突围后向南转移，然后又奔向河南。黄巢在攻打蔡州(今河南汝南)时，唐蔡州节度使秦宗权投降，在黄巢死后，他取而代之，继续反唐。
这种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叛变行为不仅唐末存在，五代中也是比比皆是。乱世之中，什么正义和良心都抛之脑后了，兄弟相杀，朋友反目，成了五代时期最黑暗的一面。朱温乘胜追击黄巢军，一直打到汴州，此后，朱温便以汴州为他的根据地，汴州最后做了后梁的首都。以后，朱温又为解陈州(今河南淮阳)之围，和黄巢军作战大小四十余次，取得全胜。又与唐河东节度使的精锐骑兵合击黄巢军于郾城(今河南郾城)，再败黄巢军于中牟(今河南中牟北)北面的王满渡，黄巢大将葛从周等归降朱温。因为追剿黄巢有功，朱温被加封为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使相，封沛郡侯，后又进封吴兴郡王，地位显赫。所谓使相是一种合称，使指的是节度使，相指的是宰相，而唐朝没有宰相这一官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职权就相当于宰相，所以朱温此时称为使相。
因为追剿黄巢而立功升官，又因为这个朱温结下死敌，对立交战直到他被儿子杀死，这个死敌就是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在王满渡、朱温与李克用联合击败了黄巢军后，朱温邀请李克用到汴州休整军队。在一次宴会上，年轻气盛、恃才自傲仅二十八岁的李克用喝了些酒之后，说了一些对大他四岁的朱温有点不恭敬的话。
二虎相争必有一伤，朱温一怒之下就想除掉这个狂徒，那样也会在将来少一个对手。朱温在宴席上隐而不露，等李克用回到驿馆，便命人放火围攻。偏巧遇上狂风暴雨，李克用侥幸逃脱，几百名士兵却全部阵亡。这场雨大概是场雷阵雨，历史上常将这些自然现象附会某人，说有神人相助。其实，当时正是夏日多雷雨的季节，朱温趁乌云压城的黑夜动手，却没想到乌云也能带来雷雨和大风，救了李克用一命。
朱温成帝业得益于狡诈，但又受害于狡诈。杀李克用不成，反树立了一个日后最大的也是最近的一个敌人。最后，梁朝就是灭在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之手，父仇子报，朱温的儿子败在了李克用的儿子手下。在黄巢败亡之后，降将秦宗权继续反唐，但却到处骚扰残害百姓，还妄自称帝，并攻占了河南的许多地方，成为与朱温在中原较量的首要对手。朱温虽然兵少，却毫不示弱。一面派人到山东募兵壮大队伍，一面向兖州(今山东兖州)的朱瑾、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的朱宣寻求支援。先后多次战胜秦宗权的骄纵部将，尤其是在汴州北面孝村一战取胜之后，秦宗权开始居于下风，并走向衰落，最后灭于朱温之手。
大敌已破，朱温又狡诈地对付小敌，甚至对曾经相助的朋友也不放过。因为西面秦宗权的威胁已除，朱温将目标对准了东边，他制造借口，诬陷帮他打败秦宗权的朱宣诱他的兵士背叛他，在书信中对朱宣横加指责，朱宣无法忍受他这种恩将仇报的行径，回信中也毫不相让。然后朱温便抓住这些他自己制造的把柄，令朱珍、葛从周袭击曹州(今山东曹县)，击败朱瑾兄弟，两人仅以身免。
紧接着，朱温又将矛头指向了淮南地区。原先的淮南节度使高骈在争战中被杀，唐朝廷任命朱温兼淮南节度使、东南面招讨使，遭到了淮南实力派杨行密(十国之一的南吴的创立者)的反对，也受到占有徐州(今江苏徐州)的时溥的抵制，朱温和他们的矛盾日益激化，但朱温还是先集中兵力解决了西面的秦宗权。
朱温被唐僖宗任命为蔡州四面行营都统，负责对秦宗权的围攻。不久，唐僖宗病逝，其弟弟唐昭宗李哗继位。朱温此时并没有立即进攻处于劣势的秦宗权，而是四处扩张自己的势力。派人北上，拉拢魏博兵变的获胜者，建立起黄河以北东面的同盟者。又派大将葛从周北上救援被李克用围攻的张全义，建立黄河以北西面牵制对抗河东势力的同盟者。北方之患稳定后，恰好唐昭宗为促使朱温早日解决秦宗权又加封他为检校侍中，朱温便顺水推舟，调集大兵强攻蔡州。城破之时，秦宗权被部将拘拿送给朱温。秦宗权被押到长安处死，朱温则进封东平郡王，并加检校太尉兼中书令。秦宗权势力消灭后，西面之忧解除，朱温又回师向东，对付时溥和原先逃脱的朱瑾兄弟。朱温率兵攻克徐州，时溥及其家眷自焚于燕子楼。
第二年，多次取胜的朱温又与朱瑾兄弟大战，以火攻取胜，最后擒杀朱宣，朱瑾逃奔杨行密。经过多年的征战，朱温扫清了一个个对手，完全控制了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中原大地，超过李克用成为最大的地方势力。从25岁参加黄巢起义军，到光化二年(公元899年)攻太原(今山西太原)、占榆次(今山西榆次)时47岁，朱温二十余年经营之后，羽翼丰满，野心开始膨胀，下一个目标他瞄上了皇帝宝座。
流氓皇帝
中国的帝王中，出身于流氓者原非少数，比如为后人称道不已的汉高祖刘邦，原本就是流氓出身。这一点，就连生活在他所创立的汉朝的司马迁也不得不称他“及长，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但与朱温相比，刘邦算小巫见大巫，小流氓见大流氓了。关于朱温，权威的《辞海》上只是平平实实地介绍说：“朱温(852—912年)，即梁太祖。五代大梁王朝建立者。公元907年至912年在位。宋州砀山人，唐乾符四年(877年)，参加黄巢起义军。黄巢建立大齐政权时，任同州防御使。中和二年(882年)，叛变降唐，被任为河中行营招讨副使，赐名全忠。次年，为宣武节度使。四年，与李克用等联兵镇压黄巢起义军。后又击破秦宗权，兼并徐州、兖州、郓州，并迫使河北各镇归附。天复元年(901年)，进封梁王。与李克用父子进行长期征战。
天佑四年(907年)，代唐称帝，改名晃，都汴(今河南开封)，国号大梁，改元开平，史称后梁。乾化二年(912年)，为其子友圭所杀。”
至于流氓，《辞海》的解释则是：“原谓无业游民。后用以指不务正业，专门放刁撒赖、施展下流手段的人。”《辞海》的这一定义有些苍白无力，或者它指的主要是日常生活中的小流氓，而不是朱温这样的政治流氓。如果以政治流氓做个界定的话，那它就是那种为了政治上的野心和个人的私欲而不择手段，不惜调戏国家、调戏正义调戏天下人的超级流氓。[4]
围攻凤翔
光化三年（900年）十一月，宦官刘季述等幽禁唐昭宗，立太子李裕为帝。次年初，与朱温关系密切的宰相崔胤与护驾都头孙德昭等杀刘季述，昭宗复位，改年号为天复，进封朱温为东平王。此后，崔胤想借朱温之手杀宦官，而韩全诲等宦官则以凤翔(今属陕西)李茂贞、邠宁(今彬县、宁县)王行瑜等为外援。这年十月，崔胤矫诏令朱温带兵赴京师，朱温乘机率兵7 万由河中攻取同州、华州(今华县)，兵临长安近郊。韩全诲等劫持昭宗到凤翔投靠李茂贞。朱温追到凤翔城下，要求迎还昭宗。韩全诲矫诏令朱温返镇。天复二年，朱温在一度返回河中之后再次围攻凤翔，多次击败李茂贞。前来救助李茂贞的鄜坊节度使李周彝也被拦截而归降朱温。控制唐昭宗凤翔被围日久，城中食尽，冻饿死者不可胜计。李茂贞无奈，于天复三年(903)正月杀韩全诲等 20 人，与朱温议和。朱温挟昭宗回长安，昭宗从此成了他的傀儡。昭宗也深知自己的境遇，他对朱温说：“宗庙社稷是卿再造，朕与戚属是卿再生。”因此他对朱温唯命是从。不久，朱温杀第五可范等宦官700 多人。唐代中期以来长期专权的宦官势力受到了彻底的打击。朱温则被任命为守太尉、兼中书令、宣武等军节度使、诸道兵马副元帅，进爵为梁王，并加赐“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的荣誉头衔和御制《杨柳词》5首。
然而朱温的目的是要取而代之。在任命他为诸道兵马副元帅之前商量正元帅的人选时，“崔胤请以辉王祚为之。上曰：‘濮王长’。胤承全忠密旨利祚冲幼，固请之。己卯，以祚为诸道兵马元帅”。天祐元年(904年）正月，朱温再次表请迁都洛阳(今属河南)，当昭宗“车驾至华州，民夹道呼万岁。上泣谓曰：‘勿呼万岁，朕不复为汝主矣！’”又对他的侍臣说：“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朱温把昭宗左右的小黄门、打毬供奉、内园小儿等200 余人全部缢杀而代之以他选来的形貌大小相似的亲信。“昭宗初不能辨，久而方察。自是昭宗左右前后皆梁人矣！”
建梁称帝
迁都洛阳后，朱温仍担心 38 岁的昭宗有朝一日利用李茂贞、李克用等东山再起，就令朱友恭、氏叔琮、蒋玄晖等杀昭宗，借皇后之命立13 岁的李柷为帝，是为昭宣帝。
为了推卸罪责，他在事前带兵离开洛阳到河中前线去讨伐新附于李茂贞的杨崇本。事后他回到洛阳演了一出戏：“朱全忠闻朱友恭等弑昭宗，阳惊号哭，自投于地曰：‘奴辈负我，令我受恶名于万代！’癸巳，至东都，伏梓宫恸哭流涕。又见帝自陈非己志。”随后，他杀朱友恭和氏叔琮以灭口。天祐二年(905年)二月，朱温又杀李裕等昭宗九子于九曲池。六月，杀裴枢、独孤损等朝臣 30 余人，投尸于滑州(今滑县东)白马驿附近的黄河，说是要让这些自诩为“清流”的官员成为“浊流”。朱温迫不及待地要废唐称帝，令唐宰相柳璨、枢密使蒋玄晖等加紧筹划。柳、蒋一则认为“魏晋以来，皆先封大国，加九锡殊礼，然后受禅，当次第行之”。再则认为“晋、燕、岐、蜀，皆吾勍敌，王遽受禅，彼心未服，不可不曲尽义理，然后取之”。因而建议朱温按部就班依例而行。天祐二年十一月，昭宣帝任命朱温为相国，总百揆，并进封魏王，以宣武等 21 道为魏国，兼备九锡之命。这本是柳璨等为朱温正式称帝铺设的一块跳板，可是朱温认为是柳璨等人有意拖延时日以待变，怒而不受此命，先后杀蒋玄晖、柳璨等人，进一步加快了夺权的步伐。
天祐四年(907年）四月，朱温在表面上由唐宰相张文蔚率百官劝进之后，正式称帝，更名为朱晃，庙号太祖。改元开平，国号大梁，史称后梁。升汴州为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建为东都，而以唐东都洛阳为西都。废 17 岁的昭宣帝为济阴王，迁往曹州济阴囚禁。次年二月，将其杀害。[5]
去世
梁太祖朱温的荒淫，行同禽兽，即使在封建帝王中也罕有其匹。
朱温之死
朱温为黄巢同州刺史时，娶砀山富室女张氏为妻。张氏“贤明有礼”，朱温“深加礼异”， “每军谋国计，必先延访。或已出师，中途有所不可，张氏一介请旋，如期而至，其信重如此”。天祐元年张氏病死后，朱温开始“纵意声色，诸子虽在外，常征其妇入侍，帝往往乱之”。
乾化二年，“太祖兵败蓨县，道病，还洛，幸全义会节园避暑，留旬日，全义妻女皆迫淫之”。张全义之子愤极要手刃朱温，为张全义苦苦劝止。至于朱温的儿子们对朱温的乱伦，不仅毫无羞耻，竟然利用妻子争宠，博取欢心，争夺储位，真是旷古丑闻！养子“朱友文妇王氏色美，帝(朱温)尤宠之，虽未以友文为太子，帝意常属之”。朱温病重时，打算把朱友文从东都召来洛阳付以后事。其亲子“友珪妇亦朝 夕侍帝侧，知之，密告友珪曰：‘大家(指朱温)以传国宝付王氏怀往东都，吾属死无日矣！’”朱友珪随即利用他掌握的宫廷宿卫侍从及其亲信韩勍所部牙兵发动宫廷政变，“中夜斩关入”，“友珪仆夫冯廷谔刺帝腹，刃出于背。友珪自以败毡裹之，瘗于寝殿”。这样，朱温最后于乾化二年(912)六月被亲子友珪所害，终年 61 岁。[5]
总评
总结朱温一生，在治理国家方面还是做了一些事情的，这应该肯定。但朱温的滥杀无辜，荒淫无耻也是历史上极为突出的，为历代人所不齿。称帝后，对外作战时，朱温也实施了一套安邦定国的措施，以期大梁江山永固。他转变了只重军事的做法，认识到民众和土地对稳固政权的重要性。因此，他尽最大努力去恢复生产，奖励农耕，采取了一些与民休息的宽容政策，中原的经济得到一些恢复。同时，为保证地方行政的顺利，朱温又下令给各地将领，不论其军阶多高，部队多少，在行政事务方面一律居地方官之下，听从地方官吏管束、安排。
这样就从根本上保证了地方治安的稳定，使军队的作用发挥在保民上，而不是割据一地扰民乱国。朱温又吸取唐末地方将领无法节制终成大祸的教训，对手下大将严加防范，一旦有骄横的人出现，立即除掉，或杀或囚，以绝后患。但朱温却没有自己约束自己这种多疑和嗜杀的品性，相反，嗜杀自始至终还表现为滥杀无辜。朱温对部下、战俘、士人均滥杀成性。战争时期为整肃军纪，利于调遣，从严治军是应该的，但朱温却严得残酷，杀得残忍。五代时期的法律严酷得令人发指，在中国法制史上五代就是以法律严酷而出名的。为保证战斗力，对待士兵极为严厉，每次作战时，如果将领战死疆场，所属士兵也必须与将领与阵地共存亡，如果生还就全部杀掉，名为“跋队斩”。
所以，将官一死，兵士也就纷纷逃亡，不敢归队。朱温又让人在士兵的脸上刺字，如果思念家乡逃走，或者战役结束后私自逃命，一旦被关津渡口抓获送回，必死无疑。无独有偶，现代史上的直系军阀吴佩孚也是在这种方法的基础上加以改造，以这种野蛮的方式提高战斗力。只不过吴佩孚的“效率”更高，让督战队手持大刀到前线执行任务，一遇退缩者，就地砍头。吴佩孚就这样在军阀混战中扩张自己的势力，但最终败在了勇猛无敌的叶挺手下，虽然枪毙许多连营长也无济于事。[6]
历代评价
欧阳修：“呜呼，天下之恶梁久矣！自后唐以来，皆以为伪也。至予论次五代，独不伪梁，而议者或讥予大失《春秋》之旨，以谓‘梁负大恶，当加诛绝，而反进之，是奖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应之曰：‘是《春秋》之志尔。鲁桓公弑隐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郑厉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卫公孙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圣人于《春秋》，皆不绝其为君。此予所以不伪梁者，用《春秋》之法也。’‘然则《春秋》亦奖篡乎？’曰：‘惟不绝四者之为君，于此见《春秋》之意也。圣人之于《春秋》，用意深，故能劝戒切，为言信，然后善恶明。夫欲著其罪于后世，在乎不没其实。其实尝为君矣，书其为君。其实篡也，书其篡。各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则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尔。使为君者不得掩其恶，然后人知恶名不可逃，则为恶者庶乎其息矣。是谓用意深而劝戒切，为言信而善恶明也。桀、纣，不待贬其王，而万世所共恶者也。《春秋》于大恶之君不诛绝之者，不害其褒善贬恶之旨也，惟不没其实以著其罪，而信乎后世，与其为君而不得掩其恶，以息人之为恶。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后知予不伪梁之旨也。’”
何去非：“梁祖起于宛朐群盗之党，已而挟听命之唐，鞭笞天下，以收神器，亦可谓一时之奸雄。然及其衰暮，而河、汾李氏基业已大，固当气吞而志灭之矣。借使不遂及于子祸，则其后嗣有足以为庄宗之抗哉？此梁之亡不待旋踵也。”
洪迈：“朱梁之恶，最为欧阳公《五代史记》所斥詈。然轻赋一事，旧史取之，而新书不为拈出。其语云：‘梁祖之开国也，属黄巢大乱之余，以夷门一镇，外严烽候，内辟污莱，厉以耕桑，薄其租赋，士虽苦战，民则乐输，二纪之间，俄成霸业。及末帝与庄宗对垒于河上，河南之民，虽困于辇运，亦未至流亡。其义无他，盖赋敛轻而丘园可恋故也。及庄宗平定梁室，任吏人孔谦为租庸使，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民产虽竭，军食尚亏，加之以兵革，因之以饥馑，不四三年，以致颠陨。其义无他，盖赋役重而寰区失望故也。’予以事考之，此论诚然，有国有家者之龟鉴也。”
吕思勉：梁太祖的私德，是有些缺点的，所以从前的史家，对他的批评，多不大好。然而私德只是私德，社会的情形复杂了，论人的标准，自亦随之而复杂，政治和道德、伦理，岂能并为一谈？就篡弑，也是历代英雄的公罪，岂能偏责一人？老实说：当大局阽危之际，只要能保护国家、抗御外族、拯救人民的，就是有功的政治家。
当一个政治家要尽他为国为民的责任，而前代的皇室成为其障碍物时，岂能守小信而忘大义？在唐、五代之际，梁太祖确是能定乱和恤民的，而历来论者，多视为罪大恶极，甚有反偏袒后唐的，那就未免不知民族的大义了。惜乎天不假年，梁太祖篡位后仅6年而遇弑。末帝定乱自立，柔懦无能，而李克用死后，其子存勖袭位，颇有英锐之气。
中国历史上4大流氓出身的皇帝：刘邦，朱温，朱元璋，毛泽东（上台后几乎个个都大肆诛杀自己的功臣。 而非流氓出身的皇帝则几乎不会这样做，李世民没有这样，赵匡胤也没有，赵匡胤算是最客气的了-“杯酒释兵权”。所以离流氓出身的人最好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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