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之后，就好像一个人做了换肾手术，需要终生服药抑制排异反应。拿到移民的门票，跨过那道门槛儿，不是完事大吉了，而是有无数后遗症等着你一一去面对，一种叫做“纠结”的情绪将和你如影随形，直到终老。
相对早期移民那种彻底告别母国，一到移民国即便是住地下室、打labor工也抱着安营扎寨、安家落户的勇气来的移民前辈们，近些年的移民大多是一家 两制，家庭成员中那个负责夯实经济基础的一般是拉着行李箱做候鸟，另一半留守陪伴孩子读书。这种家庭体制导致一个家庭在对未来的规划中充满了观望和举棋不 定。而今实力不可小觑的各类新移民们抵达之后便可入住豪宅或当地高尚社区，但特殊的家庭体制将原本可能沉闷、单调但却完整的生活割裂，脚踏两只船的行程总 是充满了各种潜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于是动荡的心很难把这片天空永远蔚蓝、绿草四季如茵、雾霾终年不见的土地当做自己真正的家。候鸟们一年四季处在迁徙的 状态中，留守的主妇们或盼着孩子早日入读大学，摆脱这份陪读的羁绊；或“移民监”中一口气住够时间，拿到公民身份，以期获得一份行走的自由。
但这依然只是一种期待中的生活，移民后遗症的形影相随，让这些貌似来去自由的人实际上经历着最难以给局外人讲解清楚、且技术含量颇高的牵挂和羁绊。
以保留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为例，候鸟们如果还想保住这个身份，要在五年中住满两年。不要以为这两年是白驹过隙，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说就是度日如年。国 内生意如过山车一般牵扯着每根神经，加拿大清净到寂寞的日子实在不好打发，哪里能安心住下来？有的人干脆放弃这个身份，拿个10年签证，但这就意味着你将 不能再享有当地政府给永久居民的各种福利。有的心有不甘便委托一些中介机构想“办法”。弄虚作假多了，移民局就开始给所有移民“服药”。现在当第一张枫叶 卡到期要换第二张枫叶卡时，手续变得格外繁冗、严苛。为了证明居住时限达标，移民局要求你提供护照中所有出入境记录，包括空白页都要复印出来，中国海关印 章没有英文，必须拿到有资质的英语翻译部门一个章一个章翻译出来，同时出具翻译机构确保真实性的声明。除此之外，还要提供每年的纳税证明、读书或工作证 明、租房证明、买房的每年缴纳地税的证明、孩子的就读证明甚至成绩报告……凡此种种，就是要证明你真实地住在这里。此外，所有提交的复印件要有家庭医生、 牧师或会计师等政府信得过的人关于真实性的声明和签字。现在医生、牧师愿意签这个字的越来越少，很多人干脆拿到律师事务所公证。
一位拿着永久居民身份的女士在加拿大完成生子任务后，回到国内和亲朋好友大力褒奖在加拿大生孩子享受的超乎想象的优越待遇，关键是费用全免。结果没 多少日子便收到了医院三万加元的巨额账单，原因是在加拿大的居住时间不够，不能享受当地医疗保险。 加拿大的失业保险有时候比上班的人工资还高，但一旦离境便不再享有。还有十八岁以下的孩子享有的儿童福利（俗称“牛奶金”），也是在离境之后便不能领取。 为了打击一些离境后还在拿这项福利的人，加拿大税务局不断加大抽查力度，而且年年抽查，一封信寄到家里，便要你提供居住证明，孩子的在校证明，40天内没 有将资料寄到税务局，福利立刻停止。随后便可能面对更多的调查，如果真的是冒领了，那就意味着吐出这些钱的同时还要接受罚款。现在加拿大一些部门已不再相 信私人之间的租房合同，为了证明你的真实居住，甚至要你提供半年的水电费、电话费的缴费账单。
很多移民想，干脆入籍吧，成为公民就不用每天算着日子居住，可以一劳永逸了。现在不仅这种一劳永逸行将被打破，就连入籍的门槛也让很多人望而生畏 了。今年2月，加拿大移民局将入籍申请费从每人200加元直接涨价到400加元。尽管很多人认为钱不是问题，但移民局让相当数量的人的语言能力成了一个很 严重的问题。所有申请人必须提供政府承认的ELSA（英语第二语言）听、说、读、写四项技能四级或四级以上的证明，包括学习期间的出勤记录。以前50岁以 上的申请人可以免入籍考试，现在一个即将通过的法案将年龄上限提到了65岁，这就意味着你得用英语参加入籍考试的笔试和面试。笔试如果还可以突击恶补的 话，移民局官员面前随机话题的对答如流可就不那么容易了。新法案通过后，入籍居住时间也从四年住满三年变成六年住满四年。最关键的是入籍之后也不再来去自 由，医疗保险住够规定时间方能生效只是限制条件的其中之一，预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细则对居住时间进行限制。
早年已经入籍的移民们，现在即便回到母国居住，因为已经是外国人了，母国也不得不对其见外了。很多手持加拿大护照的加籍华人回国看父母、和老公团 聚，在申请中国签证时还得提供国内的邀请函。还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入籍加拿大的华人在国内有房产和银行账户。为了保证这些个人财产的安全性，他们又不敢随便 把国内户口注销，否则你一个拿着外国护照的人怎么说清楚你本人就是那个房的房主和银行账户的户主？因此，他们不敢享受国内给彻底没户口、没瓜葛的外籍华人 的某些便利政策，只能在擦边球的状态中手持外国护照，拿着中国签证，回到国内居住满三个月就得出趟国再签一次。
一位回流国内定居的朋友，每三个月出境一次，“旅行”成了他生活的常态，尽管这张护照可以走遍世界150多个国家，但回国就为多挣两个钱的他还得选 择最经济的路线——香港。就因为手里那张加拿大护照，这些年是不用算在加拿大的居住时间了，在自己家却要天天掐着点儿过日子，远不是传说中的那种来去无牵 挂。即便不用算在加拿大的居住时间了，但每年四月报税的季节还得回到加拿大去报税，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毕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切断之后将来一旦你回去居 住了又是一堆麻烦等着你。还有房子的麻烦事，冬天得有人给你铲雪，一年四季还得有人帮你除草，没人居住却要年年给政府缴纳高昂的地税。这个朋友说一年到头 被两个国家的种种细节搞得快人格分裂了。
候鸟的生活也不是别人眼中所艳羡的那样，越到老后遗症越多。超过四十岁以上，长途飞行就开始变成一种煎熬。就是头等舱中的富贵鸟也一样要面临倒时差 的折磨，年龄越大越经不起这种折腾，而且不久前就已经有人因为这种迁徙、奔波命陨温哥华。那些现在在国内打拼、筹划着老了以后回温哥华安享晚年的候鸟们， 很多连身份都没有了，多病多灾的老年是可以承受得了加拿大高昂的医疗费用呢还是可以经受得住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回国就医呢？一家两制的移民家庭，老到飞 不动的时候，一个人的社会福利全部在加拿大，一个人的社保、医疗等等全部在中国，牛郎织女的日子难道还要持续下去吗？到那个时候，在哪里居住、谁来陪伴谁 将是一个更加现实并两难的选择。
鉴于新一代移民的这种频繁迁徙中的诸多不确定性，移民国深感这些移民对当地经济贡献远远低于预期，对当地社会的融入程度和适应性也差强人意。 2011年，加拿大政府一刀切了30万技术移民，当时有媒体形容是“哀鸿遍野”。震惊之余很多已经拿到移民“入场券”但还在国内纠结“去，还是不去”的 人，不再每天在加拿大华人移民论坛中反反复复地问那些过来人“自己的状况到底适合不适合去那里生活” 了。因为他们突然发现了这张“入场券”因为紧俏必须珍惜了，至于那场子里的戏是否真的精彩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浪费了这个入场的机会。2014年，被 指责为“只认钱”的加拿大政府再次举起六亲不认的刀切了6.5万投资移民。这回是富人头上动刀，动静可就不是一般的大了。这下不是“哀鸿遍野”而是“沸反 盈天”，国内、国外的媒体跟着热闹，喊着打官司的有钱人还在和加拿大政府分庭抗礼、连连叫板。这是一个从“入场券紧俏”到“禁止入场”的质变，场外的人不 论是排队等候的还是压根儿就是远远观望的都急眼了。其实场子还是那个场子，就因为关了门，仿佛场子里的戏更精彩了，人人都想挤进去一看究竟。
实际上，那些已经入场的人们面对这场人生大戏的诸多无奈和求解无解的情况，相比国内的人们面对雾霾、食品安全、子女教育有着只多不少的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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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陶短房（以下简称陶）：这些天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旅加中生代大陆移民的时间上限、下限，究竟该划在哪一年？下限时间，多数人大约都会 同意划在2008年，这一年11月28日，加拿大联邦移民部颁发技术移民新规，将原有的300类技术移民准入类别大幅削减到38类；大幅提高移民申请者语 言要求，要求申请者提供雅思等级证书，或类似的法语语言等级凭证；首次为技术移民规定上限指标。从这一刻起，母语不是英、法语的大陆移民申请加拿大技术移 民项目变得十分困难，从此经济类移民取代技术移民，成为大陆来加移民的主体，此前和此后的大陆来加移民，面貌、构成、生活方式，差异都是很明显的。可上限 呢？似乎很难有个确切的时间点吧？
叙述者青溪（以下简称青）：照我的理解，最早的中生代移民，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来加的国际留学生，在完成学业、适应当地生活后，“就地转化”的一批。 这批人绝对人数不多，但影响却很大，因为在他们之前，中国移民给当地人的印象，大多数是吃苦耐劳、省吃俭用、文化程度不高的“苦力”或小店铺老板，中国人 的形象、符号，总是跟餐馆、洗衣铺之类联系在一起，而这些就地转化为移民的国际学生，却让当地人看到了中国人善于学习、奋发向上的一面，对重塑中国人在加 拿大的整体形象，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陶：我1979年就开始专业学外语了，当年出国留学的老师、熟人，十个有九个半留在国外，偶尔有回流的，报纸、电台反复宣传，硬是塑造成爱国典型， “物以稀为贵”，这也能从一个角度，看出当时国际留学生的在外定居比例。我曾跟一个后来回国当客座教授的老留学生移民聊过，他坦言当时做那样的选择是顺理 成章的，因为不论理论科学、应用科学，在当时的中国都很难满足高端研究的条件需要，研究成果转化更是困难重重，即便不考虑当时国门内外明显的生活水平落 差，仅仅从事业角度出发，许多人也只能做出这样的取舍——言归正传，你还没回答最初的问题呢，中生代大陆移民的时间上限，应该划在哪一年？
青：你要知道这些国际留学生是陆续来加的，而且他们学业完成后，转成移民的时间也各不相同。那个年代国际学生毕业后申请移民，还要回原籍递交申请 表，有些人嫌麻烦就会耽搁一段时间。我认识的这一批“早中生代移民”里，最早的两位，是1986年来加的，转化成移民，大约是90年代早中期的样子。
陶：两位？他们是夫妻档留学么？那年头很流行，或者夫妻档，或者一个留学，一个陪读。
青：差不多吧，来的时候他们还没结婚呢。他们是北京人，两口子都出生在知识分子世家，他们来加前刚从大学毕业，那会儿中国还没扩招，本科生就差不多算高知了。
他们俩是大学同学，男的叫陈伯翰，女的叫郑思燕，在大学就谈起了恋爱。你也知道，校园恋情是既美好、又脆弱的，那会儿大学是统招统分，毕业后倘分配 得一个天南一个地北，棒打鸳鸯就是常见的事，因此很多学校恋人一过大三就忙着张罗工作，设法毕业后凑得近一些。可这二位却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因为他们早 就下定决心，一毕业就去加拿大自费留学。而且两边家长也赞成。
陶：自费留学……他们两家一定很有钱吧。那个年代中国人普遍不富裕，自费留学的费用，会是很沉重的负担吧？
青：两家都不算穷，但也不富，靠家里把他们送出国门是可以的，但维持几年学业所需的学费、生活费，就要他们自己想办法了。对了，反映中国留学生加拿 大留学生涯的文学作品，好像也有一些吧？我看过的几部，都把打工说成留学生主要的财源，这其实是把美国的情况，生搬硬套到加拿大了。
陶：嗯，和美国不同，加拿大对学生打工的限制很多。我这里有一份今年2月11日联邦公民及移民部的调整公告，其中规定，持学习签证的全职学生就读6 个月后，才能凭学签每周打工不超过20小时，这项规定今年6月才生效，在这之前，全职学生是不允许打工的，要打工就得另行申请工作签证。
青：实际上当然没那么严格了，学生在校期间打“现金工”（直接支付现金而非支票的小时工，不易被政府规管，但也因此报酬比同类“支票工”低一些）是 很普遍的，假期更是国际学生打工的密集期，但加拿大大学以上学校，对学分、考试把关很严，中国学生本来就有语言关、理解关要过，别说有那么多限制，就算没 有，也不可能把太多时间用来打工，他们主要的资金来源，是政府提供的学生贷款，其次是学校或者非政府组织的奖学金、助学金，最喜欢打的工是当“助教”—— 别听着名字很好听，其实就是在学校里给老师打打杂，当当助手，收入不高，不过这个工作不耽误正常学业，因此很抢手。
伯翰和思燕是本科毕业，到加拿大攻读统计学硕士学位的。他们上的是大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在加拿大乃至北美都算名校了。但大温的 物价水平、生活指数在加拿大都是最高的，UBC所在的地区就更高，他们两位虽然也贷到款、申请到奖学金，甚至很快就找到了人人羡慕的助教工作，但手头还是 紧巴巴的。没办法，两人住到一起，合租了一个小单间。
陶：那个年代国内风气还是比较保守，留学生恋人们也并不是像某些人想象的“一出国就全盘西化”，而是生活使然，加拿大的大学和中国的不一样，没有关 起门来自成一统的“小社会”，衣食住行都得自己打理，两个人合住既方便又省钱，而且在那个年代的北美租房市场，异性同室比同性还正常——当然，现在大温即 便同性也见怪不怪了。
青：他们俩感情一直很稳定，当然更没什么，同住一室，就仿佛有了一个自己的家，学业上各自努力、互相帮助，回到家便相濡以沫，精打细算地过日子。据说那时候UBC的大陆留学生不算多，他们被称作“捡漏王”，一时间小有名气——对了，你们两口子捡过漏么？
陶：捡过啊，捡漏在北美很正常的么，我们2006年来这里，我“短登”（移民登陆后不到一个月就离境）后回非洲打理公司收尾业务，太太就捡了台旧电视，不过那台电视似乎有问题，很多台收不到，等我从非洲回来就处理了。
青：加拿大和美国一样，人们习惯于定期把自己不需要或暂时用不上的东西帖上“FREE”的标签扔在家门口，让需要的人拿走，这是一种互通有无的文化 习惯，也和北美的垃圾回收政策有关——这里没有“收废品的”，电子和大宗废品找人处理非但不能“卖钱”，还要倒贴处理费，还不如这样处理掉，与人方便，与 己方便。因此不能把这种习惯称之为“丢破烂”、“捡破烂”，可以说，这是加拿大特有的一种生活方式。
不过伯翰跟思燕和别人不同，别人是偶尔捡个东西拾遗补缺，他们的家基本上是“捡来”的。照理说北美租房，是连家具带电器一起租的，甚至卖房也要包厨 房电器，可他们图省钱，租了个啥也没有的“裸房”，家具、电器，一样样都得靠捡漏。东西是可以白捡，可没人包送货啊，捡个折叠椅什么的扛回去也罢了，大老 远捡个床垫、书桌，就既惹眼又不方便，他们穷得连车也没有，走远路捡漏，当然就更滑稽了。其实他们算运气好，在加拿大气候最适宜的大温留学，要是在东部， 冬天夜半，气温通常都是零下十几二十度，加上风冻效应，那滋味才叫不好受呢。
陶：你们两口子刚来就去了多伦多，想必是感同身受吧？
青：换个话题吧——还是说伯翰跟思燕两口子的事。同时代的自费留学生大多数生活都这样紧巴巴的，许多人因此把打工挣钱当成头等大事，甚至有人休学转 工签去打工，等过些年日子好过了，再回头去读完学位。伯翰跟思燕两口子不是这样，他们宁可当“捡漏王”，省吃俭用这么凑合，也不肯影响正常学业。和别人不 同，他们家对加拿大的情况了解在当时属于比较多的，对今后的学习、生活，早就有所规划。他们是学统计的，专业知识也帮了他们大忙，按照他们的计算，尽快完 成学业后所获得的回报，从长远看要远胜于半工半读或先工后读，因此他们很快就咬牙冲过了学位线，还结了婚、转了移民。
陶：后来呢？他们有了本地学历，去试着找专业工了么？
青：也许是天道酬勤吧，他们很快得到一个机会，跟一个很有实力的导师攻读博士。统计学是个半理论、半应用的学科，导师的实力相当关键。实力强的导师 能拉到充足的资金，可以资助学生的研究，还能推荐好的实习机会，甚至教职，这对于留学转移民的这一代中国学子而言，是最理想的一条“融入”之路。不过能走 通这条路的人少之又少，这需要头脑、前瞻性、勤奋、吃苦精神，还要有一点点运气。
他们的导师学术背景强，是公认的业务权威，资金背景也十分雄厚，这样一来，伯翰跟思燕不用再像读硕士那样，自己绞尽脑汁解决温饱问题，可以心无旁骛 地钻研学业，这让他们在学术上的能力更上一层楼，也赢得导师的赏识。等博士学位顺利到手，不用他们开口，导师就开出推荐书，荐举他们留校任教，他们的能力 和实力明摆着，学校当然也乐意接纳。那个年代，加拿大本地人还普遍热衷上大专，学门手艺，早些工作挣钱，走升学路线的年青人不算多，读完博士再留校任教的 更是凤毛麟角，伯翰两口子此时年纪也不大，却是货真价实的“高知”了，有稳定收入和完善福利，从事对口专业，即便和本地同龄人相比，也算是佼佼者了。朋友 们都羡慕他们运气好，但照他们自己的话，这一步步走来，又何止是“运气”二字所能涵盖的？
陶：即使是今天，国人对加拿大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环境，了解也仍停留在浮光掠影的表面，就更不用说他们那个时代了。伯翰和思燕在出国前，对陌生环境 有更多的了解，对自己未来的生活、学习也有很周密、务实的规划，而且抵加后不管多困难，也都能踏踏实实一步步照着走下去，可以说，在“融入”这个关键问题 上，他们赢在了起跑线上。
青：一步赢，步步赢，接下来他们两口子又“领先一步”：5年内生了两个女儿。大家都羡慕加拿大是福利国家，却很少有人去想想，这个福利是从哪里来 的，说到底，是从税款里来的，因此只有工作稳定的全职人员，才能享受最完全的福利。学校里的教职工资本就不低，又有远较一般全职工作更优裕的福利，因此他 们索性入乡随俗，让伯翰一个人在学术上继续打拼，思燕退下来做全职妈妈，一心照顾家庭，这也是本地高知家庭的惯常生活方式，从这点上讲，他们同样“融入” 得很好。
陶：《孙子兵法》里说“多算胜，少算不胜”，照我看，他们两个“融入”得如此顺利，奥妙就在这“多算”二字上。
青：不不，人都有算不准的时候，他们也失算过。
陶：怎么回事？
青：这还是思燕刚当全职太太不久时的事，那时候美元汇率很高，和加币的汇率是1美元兑1.5加币左右，两边大学同样的教职，账面上的薪水不看币种， 是差不多的，这样一来，在美国任教等于薪水多一半，当时许多加拿大学院派学者纷纷南下美国任教，伯翰也动了心，就跟太太商量：“要不咱上美国去？收入可以 多一半呢。”思燕是个随遇而安的人，劝伯翰要知足，说：“能有钱挣就不错了，何必计较多点少点呢？”结果，他们这么一知足，就整整耽误了6年，收入上是笔 不小的损失。
陶：我认识一对来自台湾的学者夫妇，前面的经历和伯翰思燕二位很像，后来因为在“留加”、“去美”问题上始终谈不拢，离婚了，太太只身去了美国。
青：移民家庭因为环境的变故，往往会显得比国内家庭脆弱得多，碰上风吹草动就容易出现危机。不过伯翰和思燕在这方面解决的很好，他们的灵丹妙药就是“包容”。
伯翰虽然觉得应该南下发展，但太太不同意就不勉强，而是静静地等候合适机会；思燕呢，慢慢也觉得，自己当初的想法太过片面，等6年后伯翰再提出，她就同意了。伯翰南下美国华盛顿州，在华盛顿大学当了教授。
陶：华盛顿州就在美加边境南侧，西雅图离大温就几小时车程，他们选择这里发展，是不是还眷念加拿大的安逸生活？
青：是啊，很多定居加拿大的人，不论本地人还是移民，都喜欢加拿大安逸的生活节奏和朴实的社会风气，但学历高、能力强的人，又不甘心加拿大专业机会 少、上升空间有限，许多人就选择在毗邻的美国企业、学校或研究单位工作，但仍然在相邻的加拿大城市保留一个家，甚至有人选择每天跨境上下班的。实话说，我 们家也曾经是这样，我也是因为这，才在华盛顿州认识他们两口子的。
伯翰和思燕是2000年定居华盛顿州的，但仍憧憬着在加拿大重筑一个小窝，为将来做准备，许多加拿大人退休后，喜欢回加拿大生活。伯翰不愧是搞数据 分析的专家，在美国工作期间精心理财，利用汇率差价赚了不少钱，不久前我和他们重逢，得知他们用这笔收入在大温买了幢独立屋。思燕很高兴，说“伯翰的一个 决定给我们家省出一幢加拿大的房子来”，其实这哪里是一个人的决定？
陶：他们这一代移民最令人羡慕的，是家庭团聚政策宽松，我认识的这一代移民，很多都把父母，甚至其他亲属都办过来，相互有个照应，华人不管到了哪 儿，都讲究个天伦之乐。我们这一代就不行了，父母、祖父母团聚移民越卡越紧，我岳父母的团聚申请都排了3年队，至今连个下文都没有。
青：伯翰的爸爸妈妈早就来了，不过他们这么一来，还给小两口添了点不大不小的烦恼。我前面说过，他们两家都是知识分子家庭，思燕的婆婆思想尤其开 通，他们在国内读本科时也不是没有在国内安逸下来的打算，这个婆婆差不多是硬把他们赶到加拿大的，理由是出国深造能提高自己，开阔眼界。等他们也来了加拿 大，婆婆对儿媳学业有成却在家里当家庭妇女，就显得十分不理解，一开始还怪儿子“大男子主义”，后来知道是儿媳自己的选择，就更不能接受，再三劝说无效， 老太太就在电话里、网上，跟国内的亲戚朋友不断表达遗憾。
这下倒好，思燕每次回国探亲，总会被一群亲朋好友“围观”，问的无外乎“你为啥不愿意上班”、“不工作读那么高学历做什么”之类。问多问烦了，她索性真的重找了份教职，就在先生工作的大学同一个系，当了个辅导学生作业的助教。
陶：北美是女权运动发源地之一，职业女性回归家庭，主要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工作的自主选择，在许多女性看来，家庭主妇也是一份很重要、很光荣的工作职 位，而且加拿大幼儿园、中小学体制和国内差异很大，家里如果两位都做全职工作，的确会有很多不便。这一点，是国内的朋友不太容易一下理解的。
青：不过思燕回归教职时，两个女儿都长大成人，这里许多本地家庭的女性，也会在儿女不需要全天候照顾后回归社会工作，思燕这样做，同样是“融入”好 的表现。虽然经过这番反复，思燕的教职比伯翰有了落差，但相比较伯翰在学术上的严谨，思燕的亲和力让她在学生中更有人缘，连伯翰都夸思燕比自己更讨人喜 欢。不久前又遇见他们，听说他们大女儿已经大学毕业，在美国一家知名大企业做金融分析和顾问，收入很可观，小女儿在大学里成绩也不错。在外人看来，他们全 家，包括一双女儿，既有西方文化熏陶出来的大方自信、活泼有礼，又有东方文化独有的含蓄收敛，谦和温婉，是“融入”的典范。
陶：故事听到这，其实我在想，他们两口子“融入”得如此顺利，和他们夫妻间始终能相濡以沫，保持美满恩爱有关。移民以来，我看到、听到的许多反例，追根溯源，和家庭变故多少有些关系。
青：出国的家庭很多都遇到这样那样的考验，像伯翰和思燕这样一路恩恩爱爱走过来的并不太多。人生是复杂的，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故事，外人不便说是言非，但你说得对，夫妻和家庭的和美，对移民在陌生环境中的“融入”，是很有帮助的，这也是朋友们最羡慕他们两口子的地方.
相对早期移民那种彻底告别母国，一到移民国即便是住地下室、打labor工也抱着安营扎寨、安家落户的勇气来的移民前辈们，近些年的移民大多是一家 两制，家庭成员中那个负责夯实经济基础的一般是拉着行李箱做候鸟，另一半留守陪伴孩子读书。这种家庭体制导致一个家庭在对未来的规划中充满了观望和举棋不 定。而今实力不可小觑的各类新移民们抵达之后便可入住豪宅或当地高尚社区，但特殊的家庭体制将原本可能沉闷、单调但却完整的生活割裂，脚踏两只船的行程总 是充满了各种潜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于是动荡的心很难把这片天空永远蔚蓝、绿草四季如茵、雾霾终年不见的土地当做自己真正的家。候鸟们一年四季处在迁徙的 状态中，留守的主妇们或盼着孩子早日入读大学，摆脱这份陪读的羁绊；或“移民监”中一口气住够时间，拿到公民身份，以期获得一份行走的自由。
但这依然只是一种期待中的生活，移民后遗症的形影相随，让这些貌似来去自由的人实际上经历着最难以给局外人讲解清楚、且技术含量颇高的牵挂和羁绊。
以保留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为例，候鸟们如果还想保住这个身份，要在五年中住满两年。不要以为这两年是白驹过隙，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说就是度日如年。国 内生意如过山车一般牵扯着每根神经，加拿大清净到寂寞的日子实在不好打发，哪里能安心住下来？有的人干脆放弃这个身份，拿个10年签证，但这就意味着你将 不能再享有当地政府给永久居民的各种福利。有的心有不甘便委托一些中介机构想“办法”。弄虚作假多了，移民局就开始给所有移民“服药”。现在当第一张枫叶 卡到期要换第二张枫叶卡时，手续变得格外繁冗、严苛。为了证明居住时限达标，移民局要求你提供护照中所有出入境记录，包括空白页都要复印出来，中国海关印 章没有英文，必须拿到有资质的英语翻译部门一个章一个章翻译出来，同时出具翻译机构确保真实性的声明。除此之外，还要提供每年的纳税证明、读书或工作证 明、租房证明、买房的每年缴纳地税的证明、孩子的就读证明甚至成绩报告……凡此种种，就是要证明你真实地住在这里。此外，所有提交的复印件要有家庭医生、 牧师或会计师等政府信得过的人关于真实性的声明和签字。现在医生、牧师愿意签这个字的越来越少，很多人干脆拿到律师事务所公证。
一位拿着永久居民身份的女士在加拿大完成生子任务后，回到国内和亲朋好友大力褒奖在加拿大生孩子享受的超乎想象的优越待遇，关键是费用全免。结果没 多少日子便收到了医院三万加元的巨额账单，原因是在加拿大的居住时间不够，不能享受当地医疗保险。 加拿大的失业保险有时候比上班的人工资还高，但一旦离境便不再享有。还有十八岁以下的孩子享有的儿童福利（俗称“牛奶金”），也是在离境之后便不能领取。 为了打击一些离境后还在拿这项福利的人，加拿大税务局不断加大抽查力度，而且年年抽查，一封信寄到家里，便要你提供居住证明，孩子的在校证明，40天内没 有将资料寄到税务局，福利立刻停止。随后便可能面对更多的调查，如果真的是冒领了，那就意味着吐出这些钱的同时还要接受罚款。现在加拿大一些部门已不再相 信私人之间的租房合同，为了证明你的真实居住，甚至要你提供半年的水电费、电话费的缴费账单。
很多移民想，干脆入籍吧，成为公民就不用每天算着日子居住，可以一劳永逸了。现在不仅这种一劳永逸行将被打破，就连入籍的门槛也让很多人望而生畏 了。今年2月，加拿大移民局将入籍申请费从每人200加元直接涨价到400加元。尽管很多人认为钱不是问题，但移民局让相当数量的人的语言能力成了一个很 严重的问题。所有申请人必须提供政府承认的ELSA（英语第二语言）听、说、读、写四项技能四级或四级以上的证明，包括学习期间的出勤记录。以前50岁以 上的申请人可以免入籍考试，现在一个即将通过的法案将年龄上限提到了65岁，这就意味着你得用英语参加入籍考试的笔试和面试。笔试如果还可以突击恶补的 话，移民局官员面前随机话题的对答如流可就不那么容易了。新法案通过后，入籍居住时间也从四年住满三年变成六年住满四年。最关键的是入籍之后也不再来去自 由，医疗保险住够规定时间方能生效只是限制条件的其中之一，预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细则对居住时间进行限制。
早年已经入籍的移民们，现在即便回到母国居住，因为已经是外国人了，母国也不得不对其见外了。很多手持加拿大护照的加籍华人回国看父母、和老公团 聚，在申请中国签证时还得提供国内的邀请函。还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入籍加拿大的华人在国内有房产和银行账户。为了保证这些个人财产的安全性，他们又不敢随便 把国内户口注销，否则你一个拿着外国护照的人怎么说清楚你本人就是那个房的房主和银行账户的户主？因此，他们不敢享受国内给彻底没户口、没瓜葛的外籍华人 的某些便利政策，只能在擦边球的状态中手持外国护照，拿着中国签证，回到国内居住满三个月就得出趟国再签一次。
一位回流国内定居的朋友，每三个月出境一次，“旅行”成了他生活的常态，尽管这张护照可以走遍世界150多个国家，但回国就为多挣两个钱的他还得选 择最经济的路线——香港。就因为手里那张加拿大护照，这些年是不用算在加拿大的居住时间了，在自己家却要天天掐着点儿过日子，远不是传说中的那种来去无牵 挂。即便不用算在加拿大的居住时间了，但每年四月报税的季节还得回到加拿大去报税，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毕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切断之后将来一旦你回去居 住了又是一堆麻烦等着你。还有房子的麻烦事，冬天得有人给你铲雪，一年四季还得有人帮你除草，没人居住却要年年给政府缴纳高昂的地税。这个朋友说一年到头 被两个国家的种种细节搞得快人格分裂了。
候鸟的生活也不是别人眼中所艳羡的那样，越到老后遗症越多。超过四十岁以上，长途飞行就开始变成一种煎熬。就是头等舱中的富贵鸟也一样要面临倒时差 的折磨，年龄越大越经不起这种折腾，而且不久前就已经有人因为这种迁徙、奔波命陨温哥华。那些现在在国内打拼、筹划着老了以后回温哥华安享晚年的候鸟们， 很多连身份都没有了，多病多灾的老年是可以承受得了加拿大高昂的医疗费用呢还是可以经受得住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回国就医呢？一家两制的移民家庭，老到飞 不动的时候，一个人的社会福利全部在加拿大，一个人的社保、医疗等等全部在中国，牛郎织女的日子难道还要持续下去吗？到那个时候，在哪里居住、谁来陪伴谁 将是一个更加现实并两难的选择。
鉴于新一代移民的这种频繁迁徙中的诸多不确定性，移民国深感这些移民对当地经济贡献远远低于预期，对当地社会的融入程度和适应性也差强人意。 2011年，加拿大政府一刀切了30万技术移民，当时有媒体形容是“哀鸿遍野”。震惊之余很多已经拿到移民“入场券”但还在国内纠结“去，还是不去”的 人，不再每天在加拿大华人移民论坛中反反复复地问那些过来人“自己的状况到底适合不适合去那里生活” 了。因为他们突然发现了这张“入场券”因为紧俏必须珍惜了，至于那场子里的戏是否真的精彩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浪费了这个入场的机会。2014年，被 指责为“只认钱”的加拿大政府再次举起六亲不认的刀切了6.5万投资移民。这回是富人头上动刀，动静可就不是一般的大了。这下不是“哀鸿遍野”而是“沸反 盈天”，国内、国外的媒体跟着热闹，喊着打官司的有钱人还在和加拿大政府分庭抗礼、连连叫板。这是一个从“入场券紧俏”到“禁止入场”的质变，场外的人不 论是排队等候的还是压根儿就是远远观望的都急眼了。其实场子还是那个场子，就因为关了门，仿佛场子里的戏更精彩了，人人都想挤进去一看究竟。
实际上，那些已经入场的人们面对这场人生大戏的诸多无奈和求解无解的情况，相比国内的人们面对雾霾、食品安全、子女教育有着只多不少的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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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国移民婚姻几多苦
采访者陶短房（以下简称陶）：这些天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旅加中生代大陆移民的时间上限、下限，究竟该划在哪一年？下限时间，多数人大约都会 同意划在2008年，这一年11月28日，加拿大联邦移民部颁发技术移民新规，将原有的300类技术移民准入类别大幅削减到38类；大幅提高移民申请者语 言要求，要求申请者提供雅思等级证书，或类似的法语语言等级凭证；首次为技术移民规定上限指标。从这一刻起，母语不是英、法语的大陆移民申请加拿大技术移 民项目变得十分困难，从此经济类移民取代技术移民，成为大陆来加移民的主体，此前和此后的大陆来加移民，面貌、构成、生活方式，差异都是很明显的。可上限 呢？似乎很难有个确切的时间点吧？
叙述者青溪（以下简称青）：照我的理解，最早的中生代移民，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来加的国际留学生，在完成学业、适应当地生活后，“就地转化”的一批。 这批人绝对人数不多，但影响却很大，因为在他们之前，中国移民给当地人的印象，大多数是吃苦耐劳、省吃俭用、文化程度不高的“苦力”或小店铺老板，中国人 的形象、符号，总是跟餐馆、洗衣铺之类联系在一起，而这些就地转化为移民的国际学生，却让当地人看到了中国人善于学习、奋发向上的一面，对重塑中国人在加 拿大的整体形象，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陶：我1979年就开始专业学外语了，当年出国留学的老师、熟人，十个有九个半留在国外，偶尔有回流的，报纸、电台反复宣传，硬是塑造成爱国典型， “物以稀为贵”，这也能从一个角度，看出当时国际留学生的在外定居比例。我曾跟一个后来回国当客座教授的老留学生移民聊过，他坦言当时做那样的选择是顺理 成章的，因为不论理论科学、应用科学，在当时的中国都很难满足高端研究的条件需要，研究成果转化更是困难重重，即便不考虑当时国门内外明显的生活水平落 差，仅仅从事业角度出发，许多人也只能做出这样的取舍——言归正传，你还没回答最初的问题呢，中生代大陆移民的时间上限，应该划在哪一年？
青：你要知道这些国际留学生是陆续来加的，而且他们学业完成后，转成移民的时间也各不相同。那个年代国际学生毕业后申请移民，还要回原籍递交申请 表，有些人嫌麻烦就会耽搁一段时间。我认识的这一批“早中生代移民”里，最早的两位，是1986年来加的，转化成移民，大约是90年代早中期的样子。
陶：两位？他们是夫妻档留学么？那年头很流行，或者夫妻档，或者一个留学，一个陪读。
青：差不多吧，来的时候他们还没结婚呢。他们是北京人，两口子都出生在知识分子世家，他们来加前刚从大学毕业，那会儿中国还没扩招，本科生就差不多算高知了。
他们俩是大学同学，男的叫陈伯翰，女的叫郑思燕，在大学就谈起了恋爱。你也知道，校园恋情是既美好、又脆弱的，那会儿大学是统招统分，毕业后倘分配 得一个天南一个地北，棒打鸳鸯就是常见的事，因此很多学校恋人一过大三就忙着张罗工作，设法毕业后凑得近一些。可这二位却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因为他们早 就下定决心，一毕业就去加拿大自费留学。而且两边家长也赞成。
陶：自费留学……他们两家一定很有钱吧。那个年代中国人普遍不富裕，自费留学的费用，会是很沉重的负担吧？
青：两家都不算穷，但也不富，靠家里把他们送出国门是可以的，但维持几年学业所需的学费、生活费，就要他们自己想办法了。对了，反映中国留学生加拿 大留学生涯的文学作品，好像也有一些吧？我看过的几部，都把打工说成留学生主要的财源，这其实是把美国的情况，生搬硬套到加拿大了。
陶：嗯，和美国不同，加拿大对学生打工的限制很多。我这里有一份今年2月11日联邦公民及移民部的调整公告，其中规定，持学习签证的全职学生就读6 个月后，才能凭学签每周打工不超过20小时，这项规定今年6月才生效，在这之前，全职学生是不允许打工的，要打工就得另行申请工作签证。
青：实际上当然没那么严格了，学生在校期间打“现金工”（直接支付现金而非支票的小时工，不易被政府规管，但也因此报酬比同类“支票工”低一些）是 很普遍的，假期更是国际学生打工的密集期，但加拿大大学以上学校，对学分、考试把关很严，中国学生本来就有语言关、理解关要过，别说有那么多限制，就算没 有，也不可能把太多时间用来打工，他们主要的资金来源，是政府提供的学生贷款，其次是学校或者非政府组织的奖学金、助学金，最喜欢打的工是当“助教”—— 别听着名字很好听，其实就是在学校里给老师打打杂，当当助手，收入不高，不过这个工作不耽误正常学业，因此很抢手。
伯翰和思燕是本科毕业，到加拿大攻读统计学硕士学位的。他们上的是大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在加拿大乃至北美都算名校了。但大温的 物价水平、生活指数在加拿大都是最高的，UBC所在的地区就更高，他们两位虽然也贷到款、申请到奖学金，甚至很快就找到了人人羡慕的助教工作，但手头还是 紧巴巴的。没办法，两人住到一起，合租了一个小单间。
陶：那个年代国内风气还是比较保守，留学生恋人们也并不是像某些人想象的“一出国就全盘西化”，而是生活使然，加拿大的大学和中国的不一样，没有关 起门来自成一统的“小社会”，衣食住行都得自己打理，两个人合住既方便又省钱，而且在那个年代的北美租房市场，异性同室比同性还正常——当然，现在大温即 便同性也见怪不怪了。
青：他们俩感情一直很稳定，当然更没什么，同住一室，就仿佛有了一个自己的家，学业上各自努力、互相帮助，回到家便相濡以沫，精打细算地过日子。据说那时候UBC的大陆留学生不算多，他们被称作“捡漏王”，一时间小有名气——对了，你们两口子捡过漏么？
陶：捡过啊，捡漏在北美很正常的么，我们2006年来这里，我“短登”（移民登陆后不到一个月就离境）后回非洲打理公司收尾业务，太太就捡了台旧电视，不过那台电视似乎有问题，很多台收不到，等我从非洲回来就处理了。
青：加拿大和美国一样，人们习惯于定期把自己不需要或暂时用不上的东西帖上“FREE”的标签扔在家门口，让需要的人拿走，这是一种互通有无的文化 习惯，也和北美的垃圾回收政策有关——这里没有“收废品的”，电子和大宗废品找人处理非但不能“卖钱”，还要倒贴处理费，还不如这样处理掉，与人方便，与 己方便。因此不能把这种习惯称之为“丢破烂”、“捡破烂”，可以说，这是加拿大特有的一种生活方式。
不过伯翰跟思燕和别人不同，别人是偶尔捡个东西拾遗补缺，他们的家基本上是“捡来”的。照理说北美租房，是连家具带电器一起租的，甚至卖房也要包厨 房电器，可他们图省钱，租了个啥也没有的“裸房”，家具、电器，一样样都得靠捡漏。东西是可以白捡，可没人包送货啊，捡个折叠椅什么的扛回去也罢了，大老 远捡个床垫、书桌，就既惹眼又不方便，他们穷得连车也没有，走远路捡漏，当然就更滑稽了。其实他们算运气好，在加拿大气候最适宜的大温留学，要是在东部， 冬天夜半，气温通常都是零下十几二十度，加上风冻效应，那滋味才叫不好受呢。
陶：你们两口子刚来就去了多伦多，想必是感同身受吧？
青：换个话题吧——还是说伯翰跟思燕两口子的事。同时代的自费留学生大多数生活都这样紧巴巴的，许多人因此把打工挣钱当成头等大事，甚至有人休学转 工签去打工，等过些年日子好过了，再回头去读完学位。伯翰跟思燕两口子不是这样，他们宁可当“捡漏王”，省吃俭用这么凑合，也不肯影响正常学业。和别人不 同，他们家对加拿大的情况了解在当时属于比较多的，对今后的学习、生活，早就有所规划。他们是学统计的，专业知识也帮了他们大忙，按照他们的计算，尽快完 成学业后所获得的回报，从长远看要远胜于半工半读或先工后读，因此他们很快就咬牙冲过了学位线，还结了婚、转了移民。
陶：后来呢？他们有了本地学历，去试着找专业工了么？
青：也许是天道酬勤吧，他们很快得到一个机会，跟一个很有实力的导师攻读博士。统计学是个半理论、半应用的学科，导师的实力相当关键。实力强的导师 能拉到充足的资金，可以资助学生的研究，还能推荐好的实习机会，甚至教职，这对于留学转移民的这一代中国学子而言，是最理想的一条“融入”之路。不过能走 通这条路的人少之又少，这需要头脑、前瞻性、勤奋、吃苦精神，还要有一点点运气。
他们的导师学术背景强，是公认的业务权威，资金背景也十分雄厚，这样一来，伯翰跟思燕不用再像读硕士那样，自己绞尽脑汁解决温饱问题，可以心无旁骛 地钻研学业，这让他们在学术上的能力更上一层楼，也赢得导师的赏识。等博士学位顺利到手，不用他们开口，导师就开出推荐书，荐举他们留校任教，他们的能力 和实力明摆着，学校当然也乐意接纳。那个年代，加拿大本地人还普遍热衷上大专，学门手艺，早些工作挣钱，走升学路线的年青人不算多，读完博士再留校任教的 更是凤毛麟角，伯翰两口子此时年纪也不大，却是货真价实的“高知”了，有稳定收入和完善福利，从事对口专业，即便和本地同龄人相比，也算是佼佼者了。朋友 们都羡慕他们运气好，但照他们自己的话，这一步步走来，又何止是“运气”二字所能涵盖的？
陶：即使是今天，国人对加拿大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环境，了解也仍停留在浮光掠影的表面，就更不用说他们那个时代了。伯翰和思燕在出国前，对陌生环境 有更多的了解，对自己未来的生活、学习也有很周密、务实的规划，而且抵加后不管多困难，也都能踏踏实实一步步照着走下去，可以说，在“融入”这个关键问题 上，他们赢在了起跑线上。
青：一步赢，步步赢，接下来他们两口子又“领先一步”：5年内生了两个女儿。大家都羡慕加拿大是福利国家，却很少有人去想想，这个福利是从哪里来 的，说到底，是从税款里来的，因此只有工作稳定的全职人员，才能享受最完全的福利。学校里的教职工资本就不低，又有远较一般全职工作更优裕的福利，因此他 们索性入乡随俗，让伯翰一个人在学术上继续打拼，思燕退下来做全职妈妈，一心照顾家庭，这也是本地高知家庭的惯常生活方式，从这点上讲，他们同样“融入” 得很好。
陶：《孙子兵法》里说“多算胜，少算不胜”，照我看，他们两个“融入”得如此顺利，奥妙就在这“多算”二字上。
青：不不，人都有算不准的时候，他们也失算过。
陶：怎么回事？
青：这还是思燕刚当全职太太不久时的事，那时候美元汇率很高，和加币的汇率是1美元兑1.5加币左右，两边大学同样的教职，账面上的薪水不看币种， 是差不多的，这样一来，在美国任教等于薪水多一半，当时许多加拿大学院派学者纷纷南下美国任教，伯翰也动了心，就跟太太商量：“要不咱上美国去？收入可以 多一半呢。”思燕是个随遇而安的人，劝伯翰要知足，说：“能有钱挣就不错了，何必计较多点少点呢？”结果，他们这么一知足，就整整耽误了6年，收入上是笔 不小的损失。
陶：我认识一对来自台湾的学者夫妇，前面的经历和伯翰思燕二位很像，后来因为在“留加”、“去美”问题上始终谈不拢，离婚了，太太只身去了美国。
青：移民家庭因为环境的变故，往往会显得比国内家庭脆弱得多，碰上风吹草动就容易出现危机。不过伯翰和思燕在这方面解决的很好，他们的灵丹妙药就是“包容”。
伯翰虽然觉得应该南下发展，但太太不同意就不勉强，而是静静地等候合适机会；思燕呢，慢慢也觉得，自己当初的想法太过片面，等6年后伯翰再提出，她就同意了。伯翰南下美国华盛顿州，在华盛顿大学当了教授。
陶：华盛顿州就在美加边境南侧，西雅图离大温就几小时车程，他们选择这里发展，是不是还眷念加拿大的安逸生活？
青：是啊，很多定居加拿大的人，不论本地人还是移民，都喜欢加拿大安逸的生活节奏和朴实的社会风气，但学历高、能力强的人，又不甘心加拿大专业机会 少、上升空间有限，许多人就选择在毗邻的美国企业、学校或研究单位工作，但仍然在相邻的加拿大城市保留一个家，甚至有人选择每天跨境上下班的。实话说，我 们家也曾经是这样，我也是因为这，才在华盛顿州认识他们两口子的。
伯翰和思燕是2000年定居华盛顿州的，但仍憧憬着在加拿大重筑一个小窝，为将来做准备，许多加拿大人退休后，喜欢回加拿大生活。伯翰不愧是搞数据 分析的专家，在美国工作期间精心理财，利用汇率差价赚了不少钱，不久前我和他们重逢，得知他们用这笔收入在大温买了幢独立屋。思燕很高兴，说“伯翰的一个 决定给我们家省出一幢加拿大的房子来”，其实这哪里是一个人的决定？
陶：他们这一代移民最令人羡慕的，是家庭团聚政策宽松，我认识的这一代移民，很多都把父母，甚至其他亲属都办过来，相互有个照应，华人不管到了哪 儿，都讲究个天伦之乐。我们这一代就不行了，父母、祖父母团聚移民越卡越紧，我岳父母的团聚申请都排了3年队，至今连个下文都没有。
青：伯翰的爸爸妈妈早就来了，不过他们这么一来，还给小两口添了点不大不小的烦恼。我前面说过，他们两家都是知识分子家庭，思燕的婆婆思想尤其开 通，他们在国内读本科时也不是没有在国内安逸下来的打算，这个婆婆差不多是硬把他们赶到加拿大的，理由是出国深造能提高自己，开阔眼界。等他们也来了加拿 大，婆婆对儿媳学业有成却在家里当家庭妇女，就显得十分不理解，一开始还怪儿子“大男子主义”，后来知道是儿媳自己的选择，就更不能接受，再三劝说无效， 老太太就在电话里、网上，跟国内的亲戚朋友不断表达遗憾。
这下倒好，思燕每次回国探亲，总会被一群亲朋好友“围观”，问的无外乎“你为啥不愿意上班”、“不工作读那么高学历做什么”之类。问多问烦了，她索性真的重找了份教职，就在先生工作的大学同一个系，当了个辅导学生作业的助教。
陶：北美是女权运动发源地之一，职业女性回归家庭，主要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工作的自主选择，在许多女性看来，家庭主妇也是一份很重要、很光荣的工作职 位，而且加拿大幼儿园、中小学体制和国内差异很大，家里如果两位都做全职工作，的确会有很多不便。这一点，是国内的朋友不太容易一下理解的。
青：不过思燕回归教职时，两个女儿都长大成人，这里许多本地家庭的女性，也会在儿女不需要全天候照顾后回归社会工作，思燕这样做，同样是“融入”好 的表现。虽然经过这番反复，思燕的教职比伯翰有了落差，但相比较伯翰在学术上的严谨，思燕的亲和力让她在学生中更有人缘，连伯翰都夸思燕比自己更讨人喜 欢。不久前又遇见他们，听说他们大女儿已经大学毕业，在美国一家知名大企业做金融分析和顾问，收入很可观，小女儿在大学里成绩也不错。在外人看来，他们全 家，包括一双女儿，既有西方文化熏陶出来的大方自信、活泼有礼，又有东方文化独有的含蓄收敛，谦和温婉，是“融入”的典范。
陶：故事听到这，其实我在想，他们两口子“融入”得如此顺利，和他们夫妻间始终能相濡以沫，保持美满恩爱有关。移民以来，我看到、听到的许多反例，追根溯源，和家庭变故多少有些关系。
青：出国的家庭很多都遇到这样那样的考验，像伯翰和思燕这样一路恩恩爱爱走过来的并不太多。人生是复杂的，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故事，外人不便说是言非，但你说得对，夫妻和家庭的和美，对移民在陌生环境中的“融入”，是很有帮助的，这也是朋友们最羡慕他们两口子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