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开学前,山东临沂的两位大学生遭遇了电信诈骗后,心脏骤停,不幸离世。他们一个是18岁的大学新生徐玉玉,即将入读南京邮电大学;一个是山东理工大学的大二学生小刘,去世前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回校上课。在被骗光了9900元学费后,徐玉玉一遍一遍地喊:“咱家都这样了,为什么还有人来骗我!”
徐玉玉母亲残疾,只有父亲在外打零工,月入仅三四千,9900元他们攒了大半年。8月23日,周口市的唐爱莲女士遭遇电信诈骗,被转走了6万元,这是她借来给儿子治疗脑瘫的钱。为什么被骗受害的总是这些穷人?!
据统计,在中国从事网络诈骗产业的人数至少有160万,近年来我国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发案数量以年均20%到30%的速率快速增长。徐玉玉、小刘和唐爱莲的遭遇,只是极少数能够被媒体广泛报道的冰山一角。
如果不出人命,他们的遭遇谁会太在乎?
穷人历来都是骗子们最理想的下手对象。他们连一个独立清晰的社会阶层都算不上,充其量只是一个面目模糊却又极其普通的散漫群体。
穷人被骗的金额往往不高,毕竟能够失去的也就这么多了。城市里高楼华厦拔地而起,国家的经济建设节节开花,除了穷人自己,没有人觉得损失几千元是多要命的一件事。如果不是出了人命,他们的遭遇谁会太在乎?这样的事每日都在发生。如果徐玉玉和雷洋们不是大学生,他们的死亡能掀起这么大的波浪吗?更多的穷人只能悄无声息地对抗突如其来的厄运。
骗子们对无依无靠又全身透明的穷人下手,成本实在太低了!
骗子如果要寻找下手对象,最容易找到的便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在一个没有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社会,能够保护个人信息的只有权力。穷人,没有任何能力保护他的个人信息。他的资料被倒卖到全国各地,他的手机被各类骗子精准轰炸,不小心点开一个链接,就有可能导致银行卡被盗刷。要搞到这些资料,可能只需要花一块钱。
徐玉玉遭遇的便是精准诈骗,前脚刚收到教育部门关于发放助学金的通知,后脚就接到了骗子以发放助学金为名的诈骗电话。要找到一个有点小钱、又容易上钩的穷人,精准地投放诈骗信息,实在太容易了。身为穷人,就意味着你完全曝光在骗子的视线范围内,周围的黑暗里埋伏着无数准备出手的骗子!
一旦被骗,他们能调动的社会资源实在太少了!
穷人被骗后,常常是哑巴吃黄连,就当是花钱买了个教训。徐玉玉母亲安慰她“学费没了再给你凑,咱家供得起”;小刘的父亲也告诉他,钱没了可以再赚。
他们就没想过报案,常识也告诉他们,报案的作用不大。他们也没有到网上发帖曝光,几千块的事,在千万个求助帖中不值一提。真正的穷人,连一个能够使用微信发朋友圈求助的手机都没有。
穷人的穷,穷在对现有社会公共资源的占有极其有限,支配能力更低,而一旦被骗,他们能调动的资源实在太少了!像徐玉玉这些善良的穷人,吃了亏后只想到默默忍受,打算吃几年苦熬过去。
本来机会就少得可怜,一点小诱惑就足以令他们心存侥幸放松警惕。
穷人没有太多的赚钱手段。体力劳动者在田里顶着烈日耕种、在城里扛着水泥建楼,赚的都是血汗钱;脑力劳动者如乡村教师和低级文员,安安分分地做着一份工作,每月所入仅能温饱。在长期的低收入状态中,“意外之财”对他们的吸引力,比其他人更大。
没有人脉,没有技能,没有上升通道。穷人的机会本来就少得可怜,所以一点小诱惑就足以令他们心存侥幸,放松警惕。
他们没见过太多世面,要鉴别真假骗子实在太难!
徐玉玉使用的是一台老旧的诺基亚功能机,只能拨打电话和收发信息。她很可能极少使用移动互联网,无法经常看到社交网络上流传的诈骗案例,所以对陌生来电缺乏警惕。穷人没有见过世面,是因为买不起见识世面的工具!
他们是经济活动中最底层、社会活动中最边缘的人。他们的社交圈,多半还是穷人。他们的思维,跟不上这个复杂的社会。他们的确没有见过世面,但世面也不给他们走出去的机会。这样的受害者,又岂止是诈骗案的受害者啊!
他们所受教育有限,对风险的防范意识相对不足。
防范意识既依赖于个人的经验,也需要社会向他们提供相应的安全教育。穷人的教育程度较低,不知法,不懂法,也不会用法。当中学生在教室里终日埋首准备高考,可曾有一节课是社会通识课,教他们认识这个复杂的社会?穷人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存入银行,可有机构系统地跟他们科普过金融诈骗手段,以免糊里糊涂地把钱转给了陌生人?
穷人的防范意识,往往来自于其他穷人的被骗经历。但社交圈有个“邓巴系数”,人类交际圈的规模最大不会超过150人,所以你从他们那里听到的案例也不会太多。很多被骗案例便发生在初到大城市的穷人身上,因为他们原有的防范意识,已经不足以识别更大的环境中层出不穷的诈骗术!
他们的家底太薄,心理承受能力自然较弱。
同样被骗10000元,对穷人的打击更大,这可能是他多年的积累!按照中国2011年确定的扶贫标准,人均收入2300元/年(约合1美元/天)即属于贫困人口。按这个标准,2011年全国共有1.23亿穷人,2013年全国共有8249万穷人。10000元,是这些穷人4年多的全部收入。
穷人被骗得最惨,不是惨在金额有多大,而是他们压根承受不了那一点点的损失。200块要干上一个月,2000块要辛苦一整年,谁能接受一个电话就被骗走几千块?徐玉玉之死,不是一个关于心脏为何会骤停的医学问题,而是一个事关社会公平的政治问题。
除了骗子太无良,很多不合理、不完善的规章制度也在助纣为虐。
徐玉玉的信息被泄露,全国人大代表陈伟才说,“源头肯定在学生登记过信息的学校和教育部门”。据财新网对40多个司法判决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是最主要的信息泄漏源,被交易的不止是电话号码之类的基本信息,还包括护照信息、车辆信息,以及开房记录等极为私密的信息。
监管制度漏洞百出,授权程序也没有成为社会常识。骗子冒充教育部门要求徐玉玉寄钱,徐玉玉不懂得核实骗子的身份和资格;骗子对小刘声称是公安局的,说他的银行卡号被人购买珠宝透支了六万多元,小刘既没有和公安局联系,也没有和银行核对。
徐玉玉母亲残疾,只有父亲在外打零工,月入仅三四千,9900元他们攒了大半年。8月23日,周口市的唐爱莲女士遭遇电信诈骗,被转走了6万元,这是她借来给儿子治疗脑瘫的钱。为什么被骗受害的总是这些穷人?!
据统计,在中国从事网络诈骗产业的人数至少有160万,近年来我国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发案数量以年均20%到30%的速率快速增长。徐玉玉、小刘和唐爱莲的遭遇,只是极少数能够被媒体广泛报道的冰山一角。
如果不出人命,他们的遭遇谁会太在乎?
穷人历来都是骗子们最理想的下手对象。他们连一个独立清晰的社会阶层都算不上,充其量只是一个面目模糊却又极其普通的散漫群体。
穷人被骗的金额往往不高,毕竟能够失去的也就这么多了。城市里高楼华厦拔地而起,国家的经济建设节节开花,除了穷人自己,没有人觉得损失几千元是多要命的一件事。如果不是出了人命,他们的遭遇谁会太在乎?这样的事每日都在发生。如果徐玉玉和雷洋们不是大学生,他们的死亡能掀起这么大的波浪吗?更多的穷人只能悄无声息地对抗突如其来的厄运。
骗子们对无依无靠又全身透明的穷人下手,成本实在太低了!
骗子如果要寻找下手对象,最容易找到的便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在一个没有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社会,能够保护个人信息的只有权力。穷人,没有任何能力保护他的个人信息。他的资料被倒卖到全国各地,他的手机被各类骗子精准轰炸,不小心点开一个链接,就有可能导致银行卡被盗刷。要搞到这些资料,可能只需要花一块钱。
徐玉玉遭遇的便是精准诈骗,前脚刚收到教育部门关于发放助学金的通知,后脚就接到了骗子以发放助学金为名的诈骗电话。要找到一个有点小钱、又容易上钩的穷人,精准地投放诈骗信息,实在太容易了。身为穷人,就意味着你完全曝光在骗子的视线范围内,周围的黑暗里埋伏着无数准备出手的骗子!
一旦被骗,他们能调动的社会资源实在太少了!
穷人被骗后,常常是哑巴吃黄连,就当是花钱买了个教训。徐玉玉母亲安慰她“学费没了再给你凑,咱家供得起”;小刘的父亲也告诉他,钱没了可以再赚。
他们就没想过报案,常识也告诉他们,报案的作用不大。他们也没有到网上发帖曝光,几千块的事,在千万个求助帖中不值一提。真正的穷人,连一个能够使用微信发朋友圈求助的手机都没有。
穷人的穷,穷在对现有社会公共资源的占有极其有限,支配能力更低,而一旦被骗,他们能调动的资源实在太少了!像徐玉玉这些善良的穷人,吃了亏后只想到默默忍受,打算吃几年苦熬过去。
本来机会就少得可怜,一点小诱惑就足以令他们心存侥幸放松警惕。
穷人没有太多的赚钱手段。体力劳动者在田里顶着烈日耕种、在城里扛着水泥建楼,赚的都是血汗钱;脑力劳动者如乡村教师和低级文员,安安分分地做着一份工作,每月所入仅能温饱。在长期的低收入状态中,“意外之财”对他们的吸引力,比其他人更大。
没有人脉,没有技能,没有上升通道。穷人的机会本来就少得可怜,所以一点小诱惑就足以令他们心存侥幸,放松警惕。
他们没见过太多世面,要鉴别真假骗子实在太难!
徐玉玉使用的是一台老旧的诺基亚功能机,只能拨打电话和收发信息。她很可能极少使用移动互联网,无法经常看到社交网络上流传的诈骗案例,所以对陌生来电缺乏警惕。穷人没有见过世面,是因为买不起见识世面的工具!
他们是经济活动中最底层、社会活动中最边缘的人。他们的社交圈,多半还是穷人。他们的思维,跟不上这个复杂的社会。他们的确没有见过世面,但世面也不给他们走出去的机会。这样的受害者,又岂止是诈骗案的受害者啊!
他们所受教育有限,对风险的防范意识相对不足。
防范意识既依赖于个人的经验,也需要社会向他们提供相应的安全教育。穷人的教育程度较低,不知法,不懂法,也不会用法。当中学生在教室里终日埋首准备高考,可曾有一节课是社会通识课,教他们认识这个复杂的社会?穷人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存入银行,可有机构系统地跟他们科普过金融诈骗手段,以免糊里糊涂地把钱转给了陌生人?
穷人的防范意识,往往来自于其他穷人的被骗经历。但社交圈有个“邓巴系数”,人类交际圈的规模最大不会超过150人,所以你从他们那里听到的案例也不会太多。很多被骗案例便发生在初到大城市的穷人身上,因为他们原有的防范意识,已经不足以识别更大的环境中层出不穷的诈骗术!
他们的家底太薄,心理承受能力自然较弱。
同样被骗10000元,对穷人的打击更大,这可能是他多年的积累!按照中国2011年确定的扶贫标准,人均收入2300元/年(约合1美元/天)即属于贫困人口。按这个标准,2011年全国共有1.23亿穷人,2013年全国共有8249万穷人。10000元,是这些穷人4年多的全部收入。
穷人被骗得最惨,不是惨在金额有多大,而是他们压根承受不了那一点点的损失。200块要干上一个月,2000块要辛苦一整年,谁能接受一个电话就被骗走几千块?徐玉玉之死,不是一个关于心脏为何会骤停的医学问题,而是一个事关社会公平的政治问题。
除了骗子太无良,很多不合理、不完善的规章制度也在助纣为虐。
徐玉玉的信息被泄露,全国人大代表陈伟才说,“源头肯定在学生登记过信息的学校和教育部门”。据财新网对40多个司法判决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是最主要的信息泄漏源,被交易的不止是电话号码之类的基本信息,还包括护照信息、车辆信息,以及开房记录等极为私密的信息。
监管制度漏洞百出,授权程序也没有成为社会常识。骗子冒充教育部门要求徐玉玉寄钱,徐玉玉不懂得核实骗子的身份和资格;骗子对小刘声称是公安局的,说他的银行卡号被人购买珠宝透支了六万多元,小刘既没有和公安局联系,也没有和银行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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