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佛利民有一段经典名言：“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节约，又讲效果；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只讲节约，不讲效果；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只讲效果，不讲节约；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效果，又不讲节约。”
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从经营上讲，就是私人企业。香港过去一百多年的成功，就是在法律规限之下，每个人自己办自己的事，人人发挥才智能力，各显神通。即使只是打工，不是做老板，也不可以不讲节约不讲效果，因为有讲节约讲效果的老板在背后考勤。
中共在过去70年，基本上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在中共建政之初，容许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有过几年兴旺的日子，但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到来，城市和农村所有经济都公有，就不是花自己钱做自己事啦，于是大锅饭和做不做都三十六，使经济一直下滑，直至文革时到了崩溃边缘。那是接近30年的失败。
1979年改革开放后，引进外资，开始有个体户，并进而开放民营。经济起飞就是依靠外资和民营的“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所带动起来的。
但打江山而取得政权的专政党，已经形成了唯权是上的观念，执政党在能源、交通、金融、电力等领域紧握国家经营不放。尽管国企占尽了信贷、土地、政策等各方面的优势，但纵使境况较好的时期，国企盈利能力都比民企差一大截。以就业率来说，中国过去20年，非国有企业每年都提供一千多万新就业职位，而20年有17年国有企业的新增就业职位就是负数。
习近平上台后，厉行在各领域贯彻党的一元化领导，经济上推动国进民退，民企以至外企，都要设党委，还要在工人党员中选些人参与企业的行政管理，那就使老板伙计不分啦。于是，年来成功的民营大企业的大老板纷纷宣告让位或退休，也有些突然横死。中国看来在一人化领导下，有可能重回全面花别人钱办别人事的阶段。
花自己钱办自己事，在香港已经形成了一种传统的自主意识。尽管社会应该增加对弱势者的福利，但我们仍然看到许多弯着腰拾纸皮的公公婆婆，还有许许多多贫穷户，他们不想靠别人或靠综援，而宁愿靠自己。他们的脸上都有一股倔强。香港人的主导意识是，不会有人白白给我们任何东西，我们总要自己面对人生，而且认为这样的感觉比较好。
在“花别人钱办别人事”的社会成长的人，具有的就是另一种性格。因为从来没有自主过，也从来不是由自己来肯定自己，而是由“组织”即上级来肯定，而上级也不是老板，上级花的也不是自己的钱，也不是办自己的事，上级还有更上级。因此，整个社会是以依附关系而存在的。在这种社会生存的人，跟习惯在“花自己钱办自己事”的社会生存的人，是不同的人种。他们不了解我们在强权的主宰之下，为什么明知不敌还要争自主，我们也不了解他们为什么总要依附。
依附，英文是dependent。香港人的性格是independent，既然习惯依附的人对“独立”有过敏症，我们就说这其实是自主、非依附的意思。不过，据说命运是由性格决定的，那么为了自主而不顾力薄、抗争到底，也许就是香港人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