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从何而来，以及这样的“生命力”如何把共产党资本主义导向未老先衰。
中共的外宣媒体《多维新闻网》2019年3月29日刊登过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南海与官僚体系的无休战争》。这个标题意味深长，江胡时代中共官场与高层的那种和谐关系显然已一去不复返了。此文还提到，“政权之安定与整个吏治的环境唇齿相依”。可见，当局对官员们的离心离德一清二楚。官媒也曾写道：如果将中国经济比作一个公司，中共中央就等同于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CEO），由于对高利润的业务调整，同时得罪了股东（各家银行）和部门经理（地方官员），于是股东们不愿意增加投资，部门经理在那里明哲保身、阳奉阴违、消极怠工，结果连累得公司业绩连年下降。
中共改革后的制度曾经一度展现出相当的“活力”，在引进外资和推动房地产开发方面营造出短期的经济繁荣。因此中共觉得，它已经找到了振兴、崛起的道路，甚至飘飘然地以为，这样的“中国模式”可以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的典范。然而，中共领导层从来没有意识到，共产党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就隐藏在它那独特的“生命力”当中，那就是，各级官员近乎疯狂的“发展经济”之举，是靠腐败的疯狂动力来点燃的，而全面广泛的腐败最终必然把共产党资本主义这套制度送进死胡同。
许多人对中共官场普遍腐败的认知，一般都聚焦在官员品行和“上行下效”这些方面，很少会从中共改革开放制度运行的角度去做深入思考。上世纪末国内有学者曾经鼓吹，“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这样讲当然是为改革中普遍的腐败化妆遮掩。实际上，腐败不是中共“改革”的“润滑剂”，而是共产党资本主义这套制度下官场得以运转的唯一“燃料”。
二、中共集权体制官员驱动机制的历史演变：从政治恐惧到“财欲”驱动
共产党的集权体制主要靠自上而下的党政系统来运作，而对官员的驱动机制起着关键性作用，如何让官员们为贯彻高层的意志而拼命执行，决定了这个集权体制能否有效运转。之所以要分析这个问题，因为它与本文后面要谈的中央最近推出官场“经济督战队”有密切关系。
在毛时代，官员的驱动机制主要靠两个因素构成：其一是对毛的盲目崇拜，因此产生了唯命是从；而另一个因素更重要，那就是对政治打击的恐惧，这属于逆向驱动。在政治高压下，任何官员敢于违背上级意图，就可能受到残酷的政治打击而一败涂地。因此，害怕“跟不上”而遭到批判，是毛泽东号令天下无所阻的根本原因，官员们唯恐“跟不上”，而绝不敢“反着来”或怠工。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套驱动机制不灵了，官员们是否积极执行改革政策，主要靠建立在对改革认知基础上的自我意愿。赵紫阳推动的经济改革政策，主要不是靠强迫行政命令，而是靠讲道理。于是，官场和国有企业界各种态度都有，“想干才干，不想干就旁边呆着看”。在那个年代，对推行改革政策，有的人积极，有的人反感，更多的人是“上面推一推，下面动一动”；积极改革的，未必都提拔，消极改革的，也不见得必定被惩罚。因此，80年代在官场上从未出现过改革“狂潮”。
而从九十年代后半期开始，共产党资本主义的制度基本形成，官员驱动机制主要不再依靠官员的自我意愿，更不是政治打击，而是官员们的财欲。高层通过“搞活”、“开放”、“改制（私有化）”等等政策，为官员们打开了允许捞钱的大门；只要有利于GDP，官员们敢想敢捞，都“宽而不究”。这样，以宽纵腐败来推动改革开放，就成了江胡时代的隐形国策。用官员们的财欲来驱动官员们为集权体制效力，只有共产党资本主义这套制度才会施行，这就是“中国模式”一时繁荣的实质。
无论是吸引外资，还是开发房地产，集权国家比民主国家都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因此也能取得速效。在集权体制下，垂直的自上而下的吸引外资和开发房地产政策推行起来既迅速又高效，原因是，外企的地方政策如“橡皮筋”，而土地又是官有（名义上的国有），背后就意味着敢“捞”的官员们凭借权力便可财源滚滚。与此同时，官员们的腐败不受民意监督，又得到司法系统保护，索贿收贿便成为“改革开放”的“新常态”。进入这种状态之后，引进外资和开发房地产已经不需要高层强力推动了，经济发展有了官场的自发驱动力；官员们为了满足个人财欲而迸发出立项捞钱的无穷干劲，当然，强制拆迁自然就是题中应有之意了。
就这样，“发展（发横财）是硬道理”成了江胡时代的官场“旗帜”，官员们贪腐的疯狂推动了盲目的经济发展，虽然造就了十年出口景气和十年房地产景气，但也必然缩短繁荣的时限；最后，出口狂潮遇到美国的次贷危机而一度熄火，又因美中经贸谈判而最后碰壁，房地产热潮则因制造出危险的房地产泡沫而嘎然中止。于是，经济繁荣被经济下行所取代。
三、贪官们的资产外逃撼动中共的经济根基
单纯的面临经济下行并不会立刻动摇共产党资本主义的体制架构，而官员们必然的资产外逃行动却直接撼动着中共的经济根基。对贪官来说，他们其实始终缺乏安全感，最大的恐惧来自官场同事，因为官员之间的权力斗争是常态，而同僚们的妒忌也构成威胁，只要有同僚写匿名信，贪官们就害怕被抓。为此，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官场上就流行一句为官诀窍，“吐出一半，上送三级”。大意是，上级官员对下级能捞多少，心中大体有数，要想获得保护伞，就必须舍得“吐出”捞来的钱财之一半，送给上面三级的领导，这样即便有人和自己“过不去”，也能基本上平安无事。与此对应的还有一句，“专打两种人，挡路的、吝啬鬼”。“挡路的”指自己不“捞”，但同僚们觉得“坏了规矩”，“财路”被挡，就要找机会整他；“吝啬鬼”指的是舍不得“吐出一半”的人，遇到麻烦了没人出力保他。
毕竟中国已经开放了，新的机会应运而生。官员们发现，其实最安全的藏匿资产的地方不是身边，而是海外，而众多帮助国内的人到离岸金融中心注册公司、申请护照、开户存钱、转移资产的公司服务周到，于是，象英属维京群岛、开曼群岛、萨摩亚、毛里求斯、巴巴多斯、百慕大、巴哈马群岛、文莱和马歇尔群岛等小岛国就成了贪官们的“天堂”。他们可以足不出国，却把大笔资产转移到中纪委摸不着的地方。于是，“捞钱”之后再把资财转往境外，成了从权贵到基层小吏共同的“爱好”和“追求”。不少官员把钱财转出去的同时安排亲属子女出国，自己也获得外国居留权甚至外国护照，然后在发达国家购房置产，准备在官场到龄退休后去国外安享“幸福”晚年。
红色精英当中普遍的移民倾向（至少弄个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产生了两个结果。其一是红色精英“异族化”，即贪官中移民族猛增。其二是他们的国内行为“占领军化”，他们不再关心自己“捞钱”的这块土地的未来命运如何，“捞足以后哪怕洪水滔天”。因为有了随时“撤出”的可能，贪官们“捞”起钱来更加肆无忌惮、心狠手辣，毫无顾忌，而往境外转钱的手笔也越来越大。
但是，对中共掌权者来说，官员们敛聚了巨额财富，又竞相把资产转移国外，就掏空了红色政权的经济基础，直接冲击外汇储备。2014年6月中共的外汇储备达到了历史最高点，接近四万亿美元；在接下来的两年半里，外汇储备突然跌到三万亿美元这个中共官方确定的外汇储备最低“警戒线”。短期内将近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流失，就是官员们发现国内反腐风紧、加快往境外转移资产的结果，而他们的这一集体行动让掌权的中共高层直接感受到了“异族化”红色精英们对其政权的威胁。
四、反腐后官场运转的驱动机制失灵
习近平上台后发动的反腐运动有多重动因，而上述现象是其考量之一。然而，习近平没料到的是，反腐运动动摇了共产党资本主义体制下官场运转的驱动机制。江胡时代官场上追求“发展（捞钱）”的那股来自官员们的动力之所以“源源不断”，关键在于宽纵腐败；习时代改用反腐政策，规定了种种“规矩”，中纪委大刀阔斧地打击贪官，再加上控制护照、限制转出外汇等辅助措施，一下子既断了官员们的钱财来路，也断了他们手中钱财的去路，甚至还断了他们今后去国外安享“幸福”晚年的退路。于是维持共产党资本主义体制“活力”的“燃料”消失了，官员们开始消极怠工。“政令不出中南海”，成了一个连高层也不得不承认的现实。
在集权体制下，推动经济的主要方法是，各级官员运用高层提供的政策工具，设法在各地营造经济增长的机会。在江胡时代各级官员们曾经“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不管后效该如何评价，至少产生了某种短期效果。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增长放慢的“新常态”，当局赖以克服经济困难的主要办法仍然是指望各级政府努力想办法，找出摆脱困境的各种策略来。然而，与高层的期待相反，和经济下行同步出现的是官员们的新“行为模式”。这种新模式大致有三个特点，“静观”、“惰怠”、“胡干”。所谓“静观”，就是对经济形势恶化无动于衷，等着看笑话，看你们上面怎么办；所谓“惰怠”，就是懒得出力，本着少干少错的宗旨，坐着不动，上面反正不能因此撤职查办；所谓“胡干”，就是单纯按照上面的指示精神，简单模仿，不顾经济社会效果是好是坏，上面的要求已经执行过了，至于有没有用，是否做过了头，那就不在乎了。
对中共高层来说，官员们的新“行为模式”构成了当局的政治风险，其要害不仅仅在于挽救经济的意图难以落实；更重要的是，官场上的这种新“行为模式”标志着，官员们有了“二心”，与高层的关系从江胡时代的“上下同心、闷声发财”，变成了“上下异心、软磨硬泡”。在江胡时代，官场堪称是为官者的“蜜月”：举国之域，尽为“龙潭”，“九龙治水”，一“龙”一“潭”；各显神通，化权为财，上下分肥，彼此相安；“各取所需”，遍地贪官，敛财无数，全球惊骇。在前苏联和邓时代，官场腐败主要表现为特权消费、受贿（现金、贵金属、古董、艺术品）等；而一旦共产党资本主义体制形成，全面腐败的量级就起飞了，原因是，官员们可以获取并持有企业产权、金融资产、房地产等，还可将国内财富转移到境外投资。
一旦官员们通过腐败而成了资本家，他们的敛财目标就变得“无穷大”；而挣业绩升官就不再是唯一的仕途指南，升官可能成了提升个人安全系数的途径。在这样的政治经济环境下提拔起来的官场混混们不会终日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相反，他们会想尽办法推动经济活动，不仅仅是为了政绩，也因为这是敛财的主要途径。
现在官员们的“二心”究从何来？主要是由于官场全面对高层的反腐行动极度不满，因此出现了诋毁和消极怠工。他们的这种不满和对江胡时代的怀念，是对过去高层实施的“用腐败换合作”的官场管理方针非常怀念，而对过去几年来高层的“用反腐逼合作”百般抵触。这种官场情绪的本质是热爱腐败而不可得所表现出来的反弹。其不满，首先是因为失去了安全感，许多官员都处在漏网之后终日惊心的恐惧之中；其次是财路被堵，也失去了奢靡荒淫的生活“乐趣”；最后是断了退路，海外房产、海外金融资产以及逍遥自在的海外晚年生活，都成了遥不可及的幻梦，多年心血，化为泡影。“仇恨入心要发芽”（《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词），自然就有了“二心”。但官员们并非向往政治民主；他们知道，民主化同样会反腐，也可能是他们的死期，他们所真正盼望的是终结目前这种官场与高层的关系。
五、“经济督战队”：最后的无效手段
据官媒报道，中共高层现在认为，江胡时代实行的GDP考核机制与腐败的官员晋升机制，以及土地财政的财富激励机制，今后要“打断”。官媒则相应表示，由纪检、监察部门组成的“督战队”已经站在了各级官员的背后；在习近平发布2020年中国经济“动员令”的同时，“督战队”将通过“胡萝卜+大棒”的策略，通过容错、激励与惩戒等机制，督促改革的落实。
“经济督战队”是北京的最新发明，在共产党国家的历史上也是一项创新。它标志着，共产党资本主义体制前20年的那种官员们为财欲自励的官场运转机制失灵了，而毛时代那种靠个人崇拜加政治恐惧的运转机制也无法再造。那么，能否发明出一种与这前两种机制不同的办法来呢？最近当局为官员们加了薪，但那只是“胡萝卜渣”，与贪腐捞钱相比，实在小得可怜，效用不彰；“经济督战队”只能主要靠“大棒”，逼着官员拼经济。
在斯大林时代和毛时代，统治者不需要督战队，政治压力让官员们乖乖地顺从，没有督战队，他们也争先恐后地按照上面的意思往前冲，生怕自己落后了会被整。现在，“经济督战队”自身遇到了难题，经济基本面的问题不是“上战场杀敌”，官员们不上心不出力，却可以找出一万条客观理由来搪塞，“督战队”面对几百万惰怠的经济官僚，“大棒”也打不出“政绩”。
集权体制抓经济只有两套体制、两套路子。毛时代是一套，江胡时代是另一套。前一套已被抛弃，不堪再用；后一套曾经靠“钱老爷”当“督战队”，那一套现在也不灵了；当前用中纪委来代替“钱老爷”，这样的“督战队”毕竟只能督，而无法取经济官僚们而代之。中纪委的“督战队”只能管到省部级，省以下的督战队还得靠各级党政部门自己安排，“下管一级”，让怠政的中层官员督战怠政的下级官员，彼此心照不宣，很自然就是走过场。况且，督战属于临时性措施，没法当作长期性制度。如果天天督战，月月督战，年年督战，必然师老兵疲，督战队自己也会怠政。对“经济督战队”来说，最难的是没有执法的尺度，战场上是退下来就枪毙，抓经济，怎样才算“退下来”、该执行“战场纪律”？因为“经济大气候”不好而“想不出好点子”，是否都得“正法”？说到底，这是病急乱投医。
经济下行本身反映出过去二十年盲目发展的“短寿”，而“经济督战队”的出场，则意味着共产党资本主义体制下官场运转机制的“未老先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