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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20 January 2020

陆克文:中美之间的“大脱钩”和世界秩序的“大解体”

编者按:2019年11月4日,澳大利亚前总理、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所长陆克文先生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做了一个题为《中美大脱钩》的演讲。在这个演讲中,陆克文分析了当前关于大脱钩的辩论在美国和中国的政策环境;通过分析中美在贸易、直接投资、技术、资本、货币市场、以及人才交流等领域的互动,检验两国是否正在经历着实质性的脱钩脱钩。最后,陆克文对这个会影响我们所有人未来的政策进行了反思。《中美印象》特编译陆克文先生的部分演讲内容以飨读者。

  陆克文认为虽然两国关系处于近半个世纪以来最糟糕的状态,至少现阶段,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都没有将“ 脱钩”这个词作为其官方词汇的一部分。
 但是,虽然政府官员并未使用这个词,两国在学术界和智库等领域的学者对这个词以及它所代表的涵义进行了广泛讨论。陆克文担心这种讨论潜移默化影响两国决策层对双边关系的思考和对对方政策的应对。
  根据两国贸易战的进展来看,陆克文认为脱钩这个概念很快就会变得“家喻户晓”。他说,18个月前, “贸易战”这个词才登场,但迅速就成了口头禅,其他所有两国搞得不顺的关系都被冠以“战”,比如“技术战”。现在,一场更广泛的冲突笼罩着中美在贸易、技术、人才、外国直接投资、资本市场以及最新出现的货币战略方面的交往。
  去年5月,“脱钩”开始出现在有关中美经济关系的学术和政策研究文献中。六个月后,特朗普总统前首席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使用了这个概念,而班农是一位塑造民意的高手,“脱钩”这个词被他盯上是一件很令人担忧的事情。
  陆克文认为,那些支持全面脱钩的人正在寻求创造第二次冷战的先决条件。他希望两国政府尽快定义新的战略竞争时代的框架内容,重新确定经济共存的定义。
  换句话说,我们应该非常小心。一个完全“脱钩的世界”将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地方,将破坏过去40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的趋势,预示着东西方之间铁幕时代的回归,以及一场新的常规和核军备竞赛的开始,随之而来的是战略不稳定和风险。
美中贸易脱钩?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相比之下,中国对美国整体出口的重要性较低。在过去十年中,美国平均占中国出口的19%,而中国仅占美国总出口的8%,仅次于加拿大和墨西哥,是美国第三大市场。
  与美国相比,中国在总体上更依赖贸易。截至2019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占中国GDP的36%。相比之下,同年美国经济的贸易部分仅占美国GDP的26%。因此,尽管贸易对两个经济体都很重要,但它对中国比对美国更加重要。
  由于这些原因,中国领导人敏锐地意识到,美国通过贸易对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大于中国可能对美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尽管爆发了贸易战,但截至2019年,美国市场仍占中国出口总额的17%,对中国的整体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至少在目前,美国市场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
  中国领导人意识到未来几年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构成的重大威胁。他们的短期策略是通过提供足够的让步以防止贸易战进一步的升级,以此来控制贸易战,同时又不损害中国的核心经济和政治利益。中国领导人还奉行长期的双管齐下的战略,一方面试图重新提升国内的个人消费,将其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另一方面又使中国出口市场迅速多元化。这些策略都不一定能保证成功。但是,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减少中国对美国的长期经济依赖。而中国的观点也表明,在未来十年内,美国对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重要性都将减弱。
外国直接投资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在美国投资的机会现在正在关闭。正如北京预测的那样,美国科技公司将面临华盛顿监管机构越来越大的阻力,无法继续与中国境内的中国公司和机构进行合作。
  此外,中国政府判定未来的民主党政府会继续特朗普政府开始的这些限制。与贸易一样,中国目前正在寻求为来自第三国的其他投资者改善在中国的投资环境,并为在这些国家的中国投资者寻求对等待遇。这包括通过新的《外国投资法》,该法包含有关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新条款,并将强迫在中国技术转让定为非法。中国还取消了对中国金融和保险行业投资者的外国投资额度的上限。正如中国正在寻求加强与日本、印度和欧洲的总体投资关系,以弥补随着整体地缘政治气候继续恶化而造成的美国外国直接投资、风险投资以及可能的全部证券投资机会的潜在损失。
  总而言之,彼此的外国直接投资市场脱钩的发生可能比我们所有人想象的要快。
技术
  现实情况是,中美之间已经发生了很大程度的技术脱钩。当然,这始于十多年前。当时中国决定开始实行互联网主权,以限制信息向其公民的自由流通。由于美国对国家安全的考虑,对中国5G技术的打压可谓史无前例。在人工智能方面,结合美国的国家安全要求以及中国先前实现的国家自力更生的战略,这也使该领域处于脱钩的轨道上。这令美国半导体产业极度绝望,因为中国是他们最大的单一市场。
  这虽然不意味着将来美国的半导体和芯片对中国的销售被完全禁止。但是,这的确意味着对贸易的监管限制将变得更严格。尽管中美在新兴技术和其他领域的合作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例如在生物技术领域),但该领域也开始出现新的限制。随着一系列单边和多边监管的出现,脱钩还将对未来的全球行业标准、法规和治理安排产生深远影响。
教育、研究和人才
  这一部分研究的领域是两国之间的教育、研究和人才的自由流动。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我担心我们正在慢慢地进入一种新的麦卡锡主义,越来越多的华裔美国人,而不仅仅是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都处在被怀疑的阴影下。
  我开始感觉同样的现象可能也在中国出现,美国人可能会越来越多地成为中国安全机构的目标。中国政府资助的签证拒签率从去年第一季度的3%上升到今年同期的13.5%。在2017-2018学年,美国大学的新的国际招生总数下降了6.6%。此前一年下降了3.3%。这是首次出现同比下降。
  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宣布了一项新的决定。该决定对来自某些指定国家/地区的外国科学、工程、技术和数学学生的签证安排进行审查。美国国务院于今年6月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将开始审查这些地区现有中国学生的签证。现在,中国学生的签证续签时间也大大延长了。这些变化也影响了中国学生自身的观念。根据北京海外留学协会2019年的一项调查,英国现在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中国学生的首选目的地。
  同时,在中国方面,北京已经关闭了200多个与外国(包括美国)大学合作开展的高等教育计划。中国有自己与安全相关的理由,尽管他们声称这只是对美国最近的这些行动的回应。除上述之外,访问美国和中国的学者,智库工作人员,甚至来自其他领域的官员,他们也越来越受到彼此的签证限制。
  人才领域的巨大脱钩是否已经开始?目前有的数据令人担忧。随着新的与签证相关的行政安排的到位,我们现在可能处于调整期。但是我们忽略这些早期趋势也是不明智的。如果这些趋势持续下去,那么这将成为最大的脱钩。
  两国的国家安全问题都是确实存在的问题,我们不要否认这些担心的重要性。但是,由于人身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我们的安全和情报部门在维护国家研究、科学和技术机构的完整性方面的正常运作可能会引发两国脱钩的浪潮。
  我们似乎忘记了过去40年中我们取得的成就。那时,在改革开放初期,美国的中国学生和中国的美国学生相对稀少,几乎是异国情调的。自那以来,我们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到现在对彼此国家的普遍旅行,(对对方国家的)交往和个人体验已成为正常现象。我们是在要回到更早、更古老的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吗?
  在过去的20年中,有超过300万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接受了教育,我们似乎忽略了这一事实。如果加上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则还有更多。在中国庞大的政治和经济体系中,这些曾经的学生构成了对美国和西方持温和和理解的最大声音。这方面的脱钩也必将极大地损害我们的利益。

结论
 (两国贸易谈判传出了一些鼓舞人心的消息。)但是,解决或缩小贸易战是一回事。这本身并不意味着“技术战”的结束,不意味着“人才战”的结束。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的下降或货币新的不确定性——这些大大小小的“战争”很可能会持续下去。两国关系负面发展的危险依然存在。
  在华盛顿和北京的所有不确定性之中,两国政府重新审视他们如何应对未来的艰难十年是明智的。
  我主张的另一种选择是“可控的战略竞争”。这将意味着一个共同商定的框架,该框架定义了基本的战略分歧领域(可以根据一致同意的协议进行管理,以防止不必要的升级);可以进行重大分歧领域的战略对话,以管理和缩小可能升级的领域,以及双方需要相互合作的领域。
  可控的战略竞争也可能为第三国提供合作框架。如果脱钩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深化,随着日益二元化的国际体系而扩大,那么第三国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战略选择的压力。其实,华为问题可能是许多此类似选择中的第一个,而且并不是全部在技术上。从这个角度讲,多边秩序对我们都是有利的。
  除中美两国外,当我们迈入本世纪的第三个十年时,我们可能也已经过了“全球化的黄金时期”。由于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新力量正在世界范围内发挥作用,在过去几年中,这些力量正变得越来越合法化。它们已经从发达国家的边缘转移到了许多国家以及其他地区的政治中心。因此,也许我们看到的不是“大脱钩”,更像是在上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中精心构建的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的“大解体”。当我们进入丛林法则的新时代时,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悲剧。
发布时间:2019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