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91年6月到的美国，工作到2014年1月退休，在美国三个国家实验室（相当于中国的中科院研究所）工作过。悌忠老说我运气绝佳，遇到的都是好老板。
我是在欧洲核能研究中心短期聘用时拿到美国超级超导对撞机（SSC）的工程师聘书的，从瑞士直接转到美国德克萨斯州，没遇到那个年代很多留学美国的中国人申请签证的不易和毕业后寻找工作的艰难。到SSC上班后才知道，我所在的增强器工程部的性质有点像中国的工程办，我所在的低能环组是负责协调低能环装置设计和制造关系，并掌握生产进度和产品质量的，位置实际上比纯做设计的工程师要高。刚进SSC我是二级工程师，到任不久，组长李察德派我一个人到加州的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去解决低能环四极磁铁样机制造中出现的问题，又让我到苏联的莫斯科、新西伯利亚出差，去看那里为我们生产的磁铁样机，解决技术问题和讨论生产计划。每次行前并不嘱咐什么，只在我提的出差计划和预算上签字、照单同意，回来后交份出差报告完事。对在中国工作了二十多年，被领导事无巨细管控惯了的我来说，这种方式新鲜，但是说实话，感觉特好、特舒服。渐渐地、不知不觉中自己的主意越变越大，脑子好像也越来越好使。第二年普调工资，李察德将我升为三级，工资按允许比例的上限调高，他拿着调级调薪的通知亲自送到我的办公格子间，说："这是你应得的。"我有些始料不及。李察德平时不苟言笑，我在工作中也没遇到过什么自己解决不了，非得老板出面帮忙的事情，所以除了开会，跟他几乎没有什么过多的交往。能在我的办公间跟他面对面说话，忍不住将压在心底很久的疑问提了出来："我履历表上的正式学历只有初中毕业，你当初怎么会决定聘用我这样一个人呢？"他眼睛盯着我一字一顿地说："我知道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没有学可上的，能在那个年代自己读书的人，一定是金子。"我差点儿没当着他的面掉下眼泪。在高能所工厂我以工代干干了多少年工程师的活儿呵，人事科说我没有大学文凭，就是不给转干。后来有了对文革中自学成才的人破格提拔的政策，所里成立了一个由老科学家、老工程师组成的评审班子，在全所范围挑了几名以工代干的典型，每人给了20分钟时间向评审班子报告自己的"业绩"。我那时已经有了一本译著，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磁铁和谐波导加工中也有贡献，在评审意见中排名第一，这才绕过人事科的卡子，得到了工程师职称。科长跟我说："你这辈子也就到这儿了，再往上走（意思是当高级工程师），没可能。"我当然没想到我的美国老板会如此看重我自学的经历。后来我按第二优先申请绿卡，他写的推荐信上说："像李南央这样懂得磁铁制造的工程师，全美国也没有几个，她是美国需要的特殊人才。"在李察德的手下，我学会了不夹着尾巴作人，有七分能力，要把自己说成有十分的能力，然后拼命地去学，把那需要十分能力的工作干好。
又过了一年，美国国会讨论下个财政年度预算时，众议院投票终止SSC工程，幸亏老布什总统支持高能物理研究，在众议院通过"关张案"后，游说参议员，"关张案"在参议院未获通过，SSC才又拿到一年经费。李察德觉得SSC前景不妙，又恰遇密植根大学的实验室聘请室主任（相当于中国的研究所所长），他就应聘走了。增强器工程部从加拿大聘来了德国人乌利当了我们的新头儿。乌利跟李察德领导风格迥然不同，周末会在家里开派对，将全组人员连同家属邀去热闹。我女儿那时德语还没全忘，我也能凑合着说上两句，跟他的夫人和两个小儿子便成了朋友，除了谈工作，也常拉拉家常。乌利当组长一年不到，众参两院将超预算、拖工期的SSC一致投票停建，新总统克林顿对高能物理研究全无兴趣，不予挽救，乌利的组长工作变成安排好组员的遣散和已经完成设备的处置。美国能源部和德州政府联合组成了遣散工作组，下来听取SSC各方人员的意见。当时SSC有五千多名雇员，其中大约有十分之一的外籍人，这些人中需要有一名代表参加遣散工作组召开的遣散方案讨论会。乌利觉得我的情况在外国人中最困难：绿卡正在申请之中，没有正式的高学历，孩子小，丈夫在读研究生，是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就向实验室的领导强烈推荐我作外国雇员的代表，头头们同意了。在参加方案讨论会前，全体外国雇员开会，乌利将我这个实验室指定的代表介绍给大家。没想到那些从法国、英国来的大男人们一下子炸了窝：
这个女人是谁？我们不认识。
代表不能由你们头头说了算，这不民主 ，我们要求重新选举!
对！对！重选!重选！
其实满屋子人看过去，没有多少人互相认识，怎么个选法才算民主？天晓得。
我在一旁看着嚷嚷成一团的那些大男人，心说了：谁爱当谁当，我还不想代表你们这些男人呢。
印度人瓦江挨我站着，因为中午休息一起打乒乓球，算是熟人，在全实验室比赛中我打败了他，我第二，他第三。看看一脸无辜的我，他出来打圆场：你们先别说不同意，让代表说说她如何代表我们，再决定是否重新选人行不行？
大概众人觉得他的话不无道理，渐渐安静下来，等着我开口。
其实向政府提出什么要求，我早有腹稿，看到大家同意让我说话了，便道出我的想法：咱们这么多外国人，来自不同的国家，文化不同，境遇不同，肯定各有各的想法，提出一百条要求也不为过。但是如果真提那么多，等于没提，因为美国政府不会答应如此之多的条件。我想到三条，大家看看合不合适，多一条没有，少一条不行：
- 很多家庭都在申请绿卡的过程中，失去工作，就没有了申请的理由。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很多家庭无法返回自己的国家，即使能回去也不一定能恢复原来的工作。我们到SSC来，是因为美国的这个高能物理工程需要我们的特殊技能，现在不能因为美国政府决定不干了，就让我们统统哪儿来回哪儿。美国政府必须协助愿意继续申请绿卡的家庭拿到绿卡。
- 很多家庭已经有孩子进入德州大学系统学习，如果父母迁往外州，这些孩子就会丧失本州学生的优惠学费。德州政府应该承认这些孩子的德州居民身份，直至他们毕业。
- 愿意返回本国的家庭，美国政府必须支付所有搬迁及重新安家的费用。
全场热烈鼓掌：一致通过谈判三条，一致通过我当代表。讨论会上，外国雇员提出的三项要求美国政府的遣散小组全部接受，后来也全部兑现了。
美国国会给了SSC一年的期限彻底关张，一年之内没有找到工作的人可以天天到实验室上班，其实就是写简历、发简历，上各种政府办的免费求职学习班，逛全国各地到实验室开办的招募人才市场。工资照拿。一年之后再找不到工作就只能失业了。我开始有些恐慌，自己的"特殊才能"成了专业太窄的特短，又没有硬学历，再加在中国端了二十年铁饭碗，真不知新工作该如何找。总共发出了四百多封求职信（邮票由遣散组免费提供），只得到三份面试机会。第一个是住处不远的一家小工厂，面试完人家说我Over qualified（大材小用）。我这叫一个不理解：我不自认"材大"，愿意被贵公司"小用"，怎么不可以？对方说：It's not fair to you（这对你不公平）。天！不给我工作到公平了！第二个机会是加州的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他们得到了SLAC国家实验室PEPII低能环的磁铁工程，需要一个磁铁生产工程师。面试我的是项目大老板麦克，他刚从苏联、南韩、中国考察回来，已经决定将磁铁交给中国科学院的高能所工厂生产。我是那里出来的人，搞的又是磁铁制造，正对路。再加上我曾经在伯克利出过差，一些人对我的实际能力也多少了解一些，我在欧洲核能中心认识的一位物理学家又是麦克的熟人，事先给麦克写了信大力推荐。面试谈完，麦克请我吃饭，并请他在SLAC工作的华裔女友作陪，席间明确告我："决定聘你。但是因为伯克利是国家实验室，聘用程序繁琐，你需要回去耐心等上一段时间。"回到SSC，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设在底特律的工程设计中心的面试通知来了，他们寄来了机票，我就去了一趟。因为在汽车厂干过11年，在厂办"七二一"大学学的又是汽车设计和制造专业，面试时对汽车结构、设计图纸的问题都能回答上来，通用公司那时又正想在中国建厂，一天三个不同级别的面试下来，设计组正付组长请我吃饭，告诉我回去等聘用通知，两周内一定发到。两周过后，什么也没收到，伯克利那边也无消息，真是度日如年。一天邻居来访，送客人出门时突然发现放在大门前的脚垫下露出一角快递信封。因为每天上下班从车库出入，很少走大门，这封快递不知睡在那里多久，已被雨水淋得字迹模糊，勉强看出是通用汽车公司寄的。拆开一看，离回复同意应聘的期限只差几天了。赶紧给乌利打电话，告诉他收到通用公司的聘书，必须马上答复，等不了伯克利的消息了。没想到一向温文尔雅的乌利在电话那头突然大声地嚷嚷起来："你疯了，你是磁铁工程师，去什么汽车厂？你现在就给麦克打电话，告诉他再不来聘书，你就去别处了。"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心想：这不是要挟麦克吗？他要说："那你就去通用公司吧。"得多尴尬。听不到我的声音，乌利更急了："我告诉你给麦克打电话，现在就打。"我只好说："好！好！"挂了电话。第二天刚进办公间，乌利后脚就跟了进来："你给麦克打电话了吗？"我说："昨天太晚了，没好意思打扰麦克。"乌利说："那你现在就打，我看着你打！"我才知道他是真急了，赶紧抓起话筒。拨通电话，我没敢全按乌利教的说，只告诉麦克：我收到通用公司的聘书，今天必须回复，我决定接受他们的聘用。没想到麦克在电话那头急了："你千万不能去通用，一定不能去。请相信我，我今天就去人事部催，保证尽快将聘书寄给你。"
1994年6月，到美国三年后，我重新落脚到加州的伯克利国家实验室，是SSC为数不多的没有转业，仍然留在加速器这一行的幸运者。悌忠在德州的达拉斯大学获得MBA系统管理硕士学位后，也来到加州，受聘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全家总算在旧金山湾区定居下来。麦克成了我的顶头上司——我在伯克利实验室的大老板。
在伯克利实验室的工作开始得颇不顺利。工作一上手就要到中国出差，孩子还小，悌忠在德州上学，我只好请一位朋友的大学毕业正在找工作的女儿到我家暂住打工。从北京回来，家中冰箱空空如也，急忙开车带着女儿出去采购。那时附近还没有多少华人，买中国食品要到较远的奥克兰市。时差还没倒，晕头晕脑，人生地不熟，往回家开时天又开始下雨，越开天越黑，越开越觉得走错了路。看看后面的车似乎很远，一狠心，在公路上180度掉头，没想到后面的卡车司机酒后驾车，车速极快，没等我顺过车头，已经拦腰撞到我的车门。坐在另一侧的女儿没事儿，我被卡在车门和变速箱中间动弹不得，剧痛难忍。本来空无车迹的路上突然地就停下了很多车来相助。被急救车送到医院，肋骨撞断四根，盆骨三处骨裂，肺部被折断的肋骨戳了洞，胸腔积血。在医院躺了一周，用完了因刚被聘用积攒不多的几天假期和病假，再不上班就停发工资了。麦克到医院看我，跟我说，不上班就没有工资，他也没有办法，但是出院后，他可以让管计算机的人把计算机搬到我家，跟实验室连上线，在家里办公，算我出勤。我当然是感激不尽。好在这时候的主要工作是审查图纸，书写和翻译生产说明书。出院时，医院用救护车把我送回家，还免费借我一把轮椅，可在房间内自由移动，当晚办公室同事来家帮我安装好电脑，坐在轮椅里敲键盘，自觉比天天开车上班还方便。一天晚上十点过后，完成一份说明书，通过网线送到办公室的打印机打印，随即给麦克发了电邮告诉他明天早晨上班去拿。没想到麦克还没回家，他立即回了电邮："已经拿到了说明书。怎么这么晚还在干活儿？不要有压力，工作慢慢做。"这让我觉得麦克真是个通人情的好老板。待我康复全日上班后，方知并不全是那么回事。
我们在北京的磁铁制造遇到了麻烦。因为磁铁数量太大，高能所工厂将二极磁铁外包给北京重型电机厂加工。工期两年半，快一年了，他们连样机还没完成。麦克急了，我刚恢复上班不久，就让我跟他一起去中国出差。到了北重，项目经理在办公室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说保证今天完成样机的安装，带我们去了现场。我发现干活的竟然是两位工程师，工人们站在那儿袖手旁观，还不时地嘲笑工程师手脚的不利落，两位工程师说出的话比工人还糙，很显然是在力求"知识分子工农化"。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文革过去十几年了，这里工程师的地位怎么还似当年的"臭老九"！中午北重厂长请我们吃饭，项目经理和工人代表作陪，没有工程师什么事儿。菜一盘盘地上，摆满了一桌。厂长问麦克菜的味道如何，麦克脱口而出："你们如果能把磁铁的活儿做得跟这些菜一样好我将感激不尽"。厂长呵呵一笑，将头转向项目经理，经理连忙喏喏："没问题，我们今天就能干完样机。"
晚上十点，种种原因……终于，样机还是没有完成。经理说："今天就这么着吧，我请哥儿几个吃饭。"我和麦克想告辞，经理非拉着我们一起去。我跟麦克说："去看看经理怎么说吧"。又是一桌丰盛的菜肴，还有卡拉OK。工人拉我唱歌，让我陪酒，我笑笑什么也没说。经理举起酒杯："哥儿几个今天辛苦了，我敬大家一杯。"原以为他多少会对今天没能完成样机说点儿什么，让大家找找原因，看看明天如何干完，没想到他领着人大吃大喝，像开庆功会一样地兴高采烈。我实在是忍无可忍，话横着就出来了："辛苦有什么用，光耗时间不出活儿，等于零。"坐在我对面的工人立即翻了脸："你这么说话，我们还不给你干了！"麦克尽管一句也听不懂，但是看到了双方的脸色，示意我起身告辞。
走出餐馆，麦克问我："你怎么想？他们到底有能力吗？我只需要你告诉我你的真实想法，决定我来做，后果由我负全责。" 我回答他："毫无希望，立即换厂。"
高能所终止了跟北重的合同，将项目转移到上海的克林公司。所幸转移的过程十分顺利，北重没有给高能所出任何难题，退还了所有的原材料和已经加工完的工装设备。不久之后，北重的厂长因贪污腐败下台。PEPII的总负责人约翰、麦克和我，跟高能所的副所长一起到上海克林公司谈二极铁合同，克林的经理和总工程师分厘计较，毫米不让，真见识了上海人的精明。合同签订后样机的制造进展神速，又让我看到了旧时上海滩资本家的遗风：诚信和效率。我被麦克派驻在克林公司现场解决样机生产中可能出现的一切问题，一个月后，第一台样机制造完毕。此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样机运回伯克利实验室进行磁测时，发现我们自己的设计有问题，磁铁只能在高场强下保证质量，低场强时好场区极为狭窄。伯克利的磁铁工程师杰克立即重新进行磁场计算，将新的设计方案发到上海，我跟克林公司的工程师讨论好加工方案和完成日期，认为他们已经不需要我在现场，可以自己完成第二台样机，决定打道回府，因为此时我已弹尽粮绝——那时的中国还不能使用信用卡，出差都是带旅行支票在中国的银行兑换成人民币，我按一个月计划携带的支票已经用完。在办退房手续之前，最后一次跟麦克通话，告诉他跟克林商定的下一步计划，说我这就去机场回美国。不料麦克大发雷霆："样机没完成，你怎么能回来？你马上给我去克林，什么时候样机测试合格，你什么时候回来。"我本能地辩解说："我已经没钱了，没法儿再呆下去"。麦克斩钉截铁："你自己想办法，跟高能所借钱，跟朋友借钱，反正你不能回来。"我那叫一个气呀!电话那边也在参加对话的副头儿冉·约克一个劲儿地："麦克、麦克…"想让他冷静些，麦克就一句话："样机不完，不许回来。"我别无选择，回到克林现场，人们直奇怪："咿，你不是走了吗？"
半个月后我回到实验室：第二台样机空运回伯克利，测试合格。本以为在外出差45天，完成了任务，麦克至少会向我道声辛苦吧，在办公室过道碰到他，就好像我一直在实验室上班似的，点点头过去了，一句话没有。一年半之后，高能所工厂、克林公司按期完成了合同，所有磁铁都合格。这期间，每个生产节点我都会到北京和上海出差。在PEPII顺利投入运行后，一次去SLAC办事见到乌利，他是在我离开SSC不久后转到SLAC，也在PEPII项目上工作，他说："你知道吗？你救了PEPII的磁铁项目。"我这才知道PEPII工程的顶层人物当时有多么的焦虑和绝望，以为低能环的磁铁工程要断送在中国人的手里了。在苏联、南韩和中国三地考察之后，他们选择了中国的高能物理研究所，中国干砸了，PEPII的低能环不能按时竣工，决策错误会断送整个班子的前途和实验室今后新工程的立项。乌利言外之意，当年他不让我去通用汽车公司有多么英明。可是麦克怎么就一句好话都不肯说呢？也许我距离他当初雇我的期许还相差甚远。
在伯克利实验室干到1999年，出了李文和间谍案，这时我已转到核聚变组，参加核聚变发电研究项目。因为项目资金来自美国国防预算，组里就有人提出李南央这个中国人呆在我们这儿不合适。我是很久以后才知道这件事的，当时只是从小组头头年终对我的差评中感到了他对我的不满意，却不知原因何在。此时机械工程部的大老板换了新人，他告诉我：伯克利只雇用从麻省理工和哈佛这样名牌大学毕业的工程师，你连个大学文凭都没有，最好另找工作。SLAC实验室曾经负责过协调伯克利PEIPII工程低能环磁铁工程的汤姆知道了，二话不说："伯克利不要，我要。"这样，我得到了来美国后的第三份国家实验室的工作，到SLAC上班了。
SLAC刚刚开始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SPEAR3）项目，汤姆是总负责。我还是做磁铁，磁铁组就三个人，从伯克利退休返聘到这里的杰克和我是组员，我在欧洲核能研究中心认识的意大利小伙子多米尼加（《访欧片语》中写的那个多米尼加）是组长。十几年不见，小伙子开始谢顶，派头也长了,对我和杰克颐指气使不说，微管控到本应由我制定的磁铁生产进度中每个磁铁部件的加工工时都要向他汇报。我起初委婉地向他解释没必要管得这么细，何况这是我的活儿，用不着他费心。他听不进去，索性把我的工作拿过去自己干了，可是又搞不清楚，就不停地给我打电话，电话里听不懂，就让我去他的办公室，在他那张永远完成不了的工程进度表上替他填入每个加工细节所需时间。如此折腾，我终于丧失了应付这位组长大人的耐心，三下五除二做完磁铁生产进度表，交给了协调磁铁进度的负责人约克。老资格的磁铁工程师杰克对多米尼加比我不客气多了："我的工作不归你管。"根本拒绝多米尼加的领导。多米尼加把我俩告到约克那儿，说我们不服从管理。约克有绝的，不找我们谈，把情况汇报到人事调解部，我和杰克便被分别找去谈话。人事调节部出面的是位非裔女士，她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多米尼加认为我不尊重他，做了本该他做的生产进度表交给约克，平时也不服从他的领导。我将顶撞多米尼加的原因如实相告，又说约克使用了我做的进度表，没有用多米尼加做的，责任不在我，而在他做的不能用。我说SLAC聘用我，是因为我能做好这份工作，他当组长就应该相信我，放手让我干活儿。他这样管理等于用他一个人的头脑代替我和杰克两人的头脑，而他的磁铁制造经验又不如我们，如果事事都要听他的，只能给他打下手，事情肯定干不好。杰克是在我之后被找去谈话的，回来对我说，那位女士告诉他：南央说的有理。我猜可能是人事调解部将谈话结论通报了汤姆，不久后汤姆解散了磁铁组，将我和杰克归到他的名下，由他直接领导。其实他的所谓领导，就是不领导，除了每周的进度会听汇报，对我们的工作一句话都没有。这样过了半年，汤姆突然给我提了14%的工资，说："伯克利过去给你的工资太低了。"年终评语是汤姆写的，发给我让我提意见，我一看他对我干过的活儿比我自己都清楚，真不知道他是怎么了解到的。转过年普调工资时，汤姆又按最高比例上限上调了我的工资。SPEAR3工程结束，汤姆退休，项目人员解散。PEPII还在运行，我就去找那里的头头约翰·西蒙，问他有没有活儿，我是否可以到他那儿工作。他说："我知道你可以做磁铁的机械结构设计，磁铁制造的经验也很多，我这里对这些都有需要。只是不知道你会做磁场设计吗？"我实话实说："不会，没干过。但是如果有需要，我可以学。"约翰点点头，相信了，我就在他那儿得了个新位置。国际间开发出的磁场设计软件不多，俄罗斯新西伯利亚核能所开发的"美人鱼"软件最便宜，是美国软件价格的十分之一，模式也最易被我这样的机械工程师掌握，我就跟约翰提出要买这个软件，他一个磕本儿没打就批了。我也就开始用这个软件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地做起磁铁的磁场设计，觉得自己这个磁铁工程师终于算是有些名至实归了。
2009年9月的一天，办公室的电话"铃铃"响起，我拿起话筒，对方说："我是伯克利机械工程部的罗斯·史鲁特。"这个名字我很熟，他是美国磁铁之父克劳斯的得意门生，我在伯克利时，他是机械部下面磁铁组的组长，此时早已是机械部主任，换下了那个告诉我只用名校毕业生的主任。罗斯问我愿不愿意回伯克利，说他们有项目需要我的经验。我说："我在SLAC的工作很好，但是伯克利离家近，我愿意考虑。条件是你必须保证雇我四年。"他问："为什么是四年？"。我说："四年后我就不干了，退休回家帮女儿带孩子。"他哈哈大笑："你来作个报告吧，算是面试。"作报告那天，听的人坐满一屋子，有聘用考察组的人，我原来的同事，还有那位前主任，更多是我不认识的人。做完报告，一位聘用考察组的人当即说：二极、四极、六极，设计、制造、测试她什么都干，当初为什么会让她走呢？
报告完，转移到小会议室跟聘用考察组的人接着谈，那位前主任说："你应该知道伯克利的雇用原则是'老人后走，新来先走'。如果遇到裁员，你会在首批解聘名单中，我们不能保证一定雇你四年。"罗斯当即脸色大变，厉声说："我们既然请南央回来，答应了四年，就是四年，说话算话。"那位前主任脸涨得通红，再不吭声。回到伯克利上班不久，真的赶上了大裁员，那位前主任选择了自愿离职，避免了被裁掉的命运。干到第三个年头，罗斯将我的级别调到四级，组长史蒂文告诉我，全实验室只有可数的几个四级工程师。我笑问他："是不是让我不好意思开口提退休啊。"他说："退不退休完全是你的个人决定，别觉得有约束。"
2013年11月，我向人事部递交了退休申请。一个月之后，实验室又开始了另一波裁员，裁员正式开始前选择自愿离职的可以按工龄得到一定补偿。史蒂文找我谈话，说工程室今天开会（机械部在这个室之下），室长特别点了你的名，说应该允许像南央这样已经提出退休的人改为自愿离职，否则对这些为实验室作出过贡献的人不公平。我说："我都提出退休了，现在为那份补偿金，又改成自愿离职，好像在占便宜。"史蒂文正色回答我："没人会这么看。你收回退休申请，另递一份自愿离职申请就行了。没那么多事，很简单。"结果我的退休比原计划推迟了一个星期，拿到意外的一万元离职补偿金。只觉得大大小小的老板们真是太好了，生怕我这个下属吃亏。
实验室为跟我同期退休和离职的人开了一个告别会，主持人问我有什么要讲。我回顾了自己17岁走出中学大门，成了一名汽车制造厂的大型冲压工，业余时间自学了高中课程和高等数学，在工厂办的学校学了两年半。刚到美国的时候，开口说英文前，我得先在脑子里把要说的中文翻译成英文才能开口，但是所遇的老板都能赏识我的能力，看到我的潜力，我从内心感谢所有工作过的美国国家实验室，特别是伯克利给了我两次工作的机会，我虽然没能得到正规的大学教育，却能在这里做到我所能做的最好。我在伯克利的工作经历真的是十分的美好，以后什么时候回想起来，都会感觉温暖。我看到听众中有人红了眼眶。
后来一些同事们在一个中国饭店又为我开了一个告别宴会，还请悌忠也参加了。大家在一张实验室风景大挂图上签名，写了很多祝福的话。史蒂文念了罗斯·史鲁特的电子邮件，他正和家人在智利度假。罗斯说：
"我个人感到非常高兴、伯克利实验室感到非常幸运，能有南央为工程室工作。自从四年前南央回到伯克利，她在三个部门的重要项目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大亚湾中微子/物理部；六极铁/光源部；低温超导磁体/加速器、核聚变研究部。她最后被提升为四级工程师和转为终身职位，南央的能力是多方面的，是一名优秀的生产工程师、磁铁工程师，工作细致负责，把握工程娴熟自如，有着卓越的主观能动性，对所担任的工作坚持干完干好。在工程室机械部跟南央一起工作真正是一种愉悦。祝她退休生活快乐！"
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站得到这样的评价，我心存无限感激！
再也没有想到，还有更好的意外在等着我。退休后，我立即回北京探亲，恰遇同事德润在北京高能所开会，他打电话给我说麦克也来开会了，邀我跟他们一起吃饭。我在高能所附近的一家火锅店跟他们碰了头，就着热腾腾的涮羊肉，喝着啤酒，边吃边聊，天南海北，麦克显得轻松愉快。饭后走到一楼大厅，他们要回开会的酒店，我回自己的旅馆，我向麦克伸出手，准备道别。麦克没有握我的手，说："不能这样告别，我得给你一个拥抱。"然后紧紧地抱住了我，很感情地说："你是一名非常好的工程师，我会想念你的。"这在我是作梦也想不到的。回到伯克利在低温超导项目中再次跟麦克合作，再次一起跟他去哈尔滨、上海、北京出差，他在很多讨论会上说：实验室总是把物理学家看得非常重要，其实没有机械工程师，我们这些搞物理的什么也干不成，工程师的作用在实验室是太被低估了。以前的麦克可从来没这么说过，我觉得他改变了很多，但是总有一种不足感，总想听他说得更具体些，具体到对我这个工程师的评价。直到退休，也没等到。在北京的火锅店听到麦克这样充满人情的告别，那一刻，我从心底感到自己的职业生涯可以划上圆圆的句号了，方才意识到，我其实一直在等待着这个句号，它对我是多么的重要。
我不知道的是，麦克那时已经确诊患了癌症，他谁也没有告诉，照常上班。2015年8月30日麦克突然走了，头天晚上，德润还收到他的电子邮件，对项目提出想法和建议。没人相信，麦克真的不在了。10月18日，家人为他举行海葬，上船之前，亲友和同事们在码头边的一家餐馆举行了小小的追思会。我第一次见到麦克的第一任妻子，他与这个妻子的两个儿子，还有孙子们。他的第二任妻子就是他面试我那天，吃饭时被邀来陪坐的华裔女友，他们从中国领回的养女，在我的印象中还是个只有五岁的小姑娘，没想到已经长成亭亭玉立的少女，一口流利的中文，还会看中文报纸和用中文作文。麦克的大儿子第一个讲话，言词间能听出对父亲的幽怨。他说父亲总把感情深藏不露，不知道他是否爱我们。他最后到医院看望父亲，多么希望父亲能对他说："我爱你，儿子，我为你感到骄傲。"或者哪怕告诉我为什么不喜欢我，我哪一点做得不好。可是父亲什么都没说。大儿子含着眼泪请在座的朋友们一定记住，跟家人的交流对家人有多么重要，你的孩子是多么希望知道你对他的看法，请不要将感情掩藏起来，是好是坏，都应该对家人敞开胸襟。我才知道自己有多么幸运，我从麦克那里听到了他的亲生儿子一直期盼着而终未得到的东西。麦克，我感谢你，你是一个不懂人情的老板，但是你是一个好人，你让我的职业生涯没有留下任何的遗憾。
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这话不错，但是在不同的环境中，同一种性格会遭遇不同的命运。在中国，从小学到中学，老师给我的操行评语中总有："希望多联系群众。"工作后，同事们总认为我"群众关系不好"，我也不大得领导们的烟儿抽。到了美国之后，却变得被领导喜欢，也交了很多的知心朋友。乌利跟我说过："你不大像其他的中国人，说话很直接，非常容易相处，因为我一下子就知道你想的是什么。"所以是不是也应该自我表扬一下：在美国总遇上好老板，也不全归运气好，也有自己性格好的原因呵!不是吗？
2016.6.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