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滕彪 2020年5月28日
新冠肺炎在中国首先暴发，美国的疫情却是世界第一。这自然引起了大量关于两大国比较的说法。中国社交媒体说它“好比一场球赛，中国打上半场，欧美打下半场，但从目前表现看，欧美似乎不如中国打得好。”但仔细探究就会发现，这种比较带来的混乱比它要说明的问题更多。
我在中国生活了40年，在美国5年多；我教学的核心是中国的法律和政治。在美国我是外国人，而中国是我回不去的祖国。日常生活、工作中，我会自觉不自觉地进行中美比较，物价、福利、媒体、教育、社区管理、人际关系等。我在中国几乎避不开的雾霾、地沟油、毒疫苗，在美国就碰不到。作为人权律师和异议知识分子，我在中国被吊销律师证、被禁止教课并最终开除，经常被当局软禁，三次被政治警察秘密绑架、失踪并遭受酷刑。在美国，我不可能因为言论或从事人权活动而被监禁。今天的美国人认为理所当然并习以为常的东西，比如表达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却是无数中国的抗争者付出自由乃至生命的代价在争取却仍未实现的东西。
人们写了无数的文章比较中美的政治、法律、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这些工作很必要，毕竟这两个大国如此典型，又如此不同。可是稍不注意，“比较”就容易出问题。比如，今年3月美国政府削减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人民日报》等五家中国官媒在美雇用的中国籍员工人数。很多人把这个与中国政府驱逐《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的在华记者相提并论，说是半斤八两。但共产党的宣传机器和独立媒体能混为一谈吗？
成问题的“比较”，一种表现是流于表面，没有深入探究本质或制度环境的截然不同。如果你比较一件衣服的生产成本，那当然在中国比在美国要低得多，所以把厂子建在中国就是“理性的”。但这意味着你拒绝计算这些因素：中国劳工没有组建独立工会和罢工的权利、条件恶劣的工作场所、环境破坏，以及政治腐败。美国有第一修正案，可中国也有“宪法35条”——“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关键的区别不在法律条文，而在法律条文算不算数。
当然这样断言也太简单化，比如，一些“市场化媒体”在市场的驱动下，偶尔会在党的命令边界上“打擦边球”。比如，十几年前，个别公民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成功当选区县一级的人大代表——他们当中最有名的一位是人权律师许志永，后因人权活动被判刑四年，今年2月份再次被强迫失踪，因为他批评当局对新冠肺炎的处理，并且呼吁习近平退位。当比较中美媒体或法院的时候，故意忽略他们在中国“姓党”这一性质，恐怕只能比较出一笔糊涂账。
第二种是叫做whataboutism的诡辩术。我没找到恰当的中文译法，姑且译作“比烂主义”。你说中国腐败严重，他说美国也一样；你说中国对维吾尔和藏人搞文化灭绝，他说美国过去杀印第安人与奴化黑人；你说中国搞跨境绑架，他们说美国打伊拉克。只要有人批评中国，他马上就套用一些句型：“那你们美国呢”“西方国家还不是一样”“美国做得更烂”。这种“比烂主义”立即转移了话题和焦点，而且完成了指控的逆转。这种诡辩术之下，中美比较或任何一种比较都变得毫无意义了：大家都一样，没什么好坏之分；你照照镜子看看，有什么资格批评我？
还有就是过度上纲上线。缺乏证据、推理和逻辑分析，进行简单粗暴地整体断言。比如：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更快，所以北京共识优于华盛顿共识，中国模式优于西方模式，至少中国模式比民主更适合中国。
这次新冠肺炎所引起的中美比较，上面这些毛病都大量出现。不少西方人也附和那种抗疫就像中美球赛的修辞。可这是一种有毒的比较。
首先，中美抗疫不是一场球赛。它首先在中国暴发，而中国政府掩盖真相，封杀舆论，并且被指控施压WHO使其迟迟不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因此贻误了防疫的最佳时机。更贴近事实的比喻是，中国污染了河流的上游，却指责下游治污不利。英国南安普敦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的一项研究表明，假如中国提早三个星期采取行动，病毒的传播将降低95%。
其次，中国抗疫取得了成功？单看数据好像如此。但中美统计的标准不一样，不明白这一点可能会闹学术笑话。在中国，统计为政治服务，各种数据造假是制度性的。造假的障碍被一一清除：媒体被事先审查，网络被阉割控制，调查真相的活动人士、吹哨人都被逮捕或被失踪。1月11日至17日，新增病例的数字就神奇地变成了0，原因是那个星期在开湖北省“两会”。在受到各界质疑之后，死亡人数又在4月17日一天之内上调了50%。有人说，病毒对中国来说是新的，而西方可以从中国的数据和经验中学习。应该如此，可惜的是，被中国政府操控的数据极大地误导了WHO和一些国家的政策。
退一万步说，就算中国政府提供的数据是真的，中国取得了“成功”，那又如何？中国模式优于民主？哪一个西方国家愿意要这种“成功”？为了掩盖疫情，把吹哨人、批评者全抓起来？严控媒体，把外国记者赶走？随意抓捕和关押不戴口罩的人？强制那些在外隔离的人交“隔离费”？为NGO参与抗疫制造层层阻碍？不让某个省份（湖北）入住酒店？把住在中国的一些非洲人从酒店赶出去，强迫他们住在街上？强令企业复工？借全民防疫的机会强化高科技极权主义（如健康码、警用无人机和人脸识别）？
影响瘟疫的有多元因素，治理能力之外还有经济、科学、文化、生活习惯等。美国应对瘟疫出现很多问题，比如在疫情初期检测力度不够、政府的应对不够及时、没有更早停飞中国航线、医疗资源供应短缺、一些州对保持社交距离缺乏重视。但中国政府采取的一些似乎比西方“更有效”的手段，是西方国家绝对不敢想象，也绝对不被允许的。他们不可能像共产党那样搞党国一体、肆意侵犯基本人权。比如，关押乃至公开羞辱不戴口罩的人，以传播谣言为借口任意关押网民，或者给每一个人配上可以影响工作或出行、政府随时检查的健康码。
特朗普做不到像习近平一样牢牢控制所有媒体，并随意把不听话的记者、作家封口甚至关进监狱。中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政治上最根本的不同，乃是合法性问题：权力是否来自人民和为了人民？这道理虽然浅显，却最容易被忘记。从未在专制体制下生活过的人们很容易认为，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既然都叫“政府”，那自然可以用美国政府的来源、性质、目标和运行原则来推论中国政府。这就错得离谱了。很多有毒的比较就是打这儿来的。
人们曾想像，东西方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在高歌猛进的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之下，必会彼此走进，并最终合体。当然，在人们的想像中，两国的最终合体，其实是中国走向美国，先是市场化、WTO、互联网，然后是中产阶级、麦当劳和好莱坞，然后是民主和法治，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但几十年过去了，中国离民主更远了，它的人权状况和自由度是全球最差的国家之一。中国没有走向美国，很多国家却走向中国。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遍布世界。中国被一次又一次选进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国人担任联合国好几个机构的重要负责人。为了进入中国，西方公司、好莱坞纷纷进行自我审查；思科(Cisco)等高科技公司帮助中国政府建立了互联网防火墙；或提供DNA、人脸识别等技术，强化中国的监控体系。
我在中国因争取自由而几次失去自由，被迫来到美国。但在美国的一些经历让我非常迷惑。为了不惹怒中国，据我当时了解的情况，美国律师协会拒绝出版他们本来请我写的关于中国人权运动的书。哈佛大学取消了一场预定好的我和陈光诚的演讲，因为校长刚刚见完习近平。在美国的中国学生不敢听我的演讲或选我的课。特朗普不掩饰对媒体的厌恶，以及对独裁者习近平的羡慕和称赞。如果美国变得越来越像中国，那么在中国和其他暴政下为自由而战的人将感到羞辱。这些年来，特朗普总统的一些做法让人担忧美国的自由民主体制，但各行各业的人们仍在努力阻止任何破坏美国根基的企图。世界各国正在艰难地抗击疫情，过去的几个月里，中美两国各自的错误做法也应该让人们吸取教训。不能压制言论、不能使世卫组织受到专制政府的侵蚀、不能以防疫为借口肆意侵犯人权、不能藐视科学。如果似是而非的中美比较像病毒一样传播，那我们就看不清真正的教训是什么，甚至把毒药当做药方。
滕彪，旅美学者，人权律师，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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