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门口的木牌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有两场对战争罪犯的大审判：一是东京大审判；二是纽伦堡大审判。
高文彬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全程参与了东京大审判，为申张正义，惩治战犯，作出了重要而独特的贡献。然而，中共当政后，高文彬却被强加罪名送上审判台，被持续迫害27年。
高文彬幸遇良机
高文彬，1922年生，上海人，1945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同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同年11月，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而组建的盟军国际检察局成立，向哲濬任中国检察官。因东京大审判适用英美法程序，法庭的官方语言为英语和日语，急需懂英美法、英语或日语好的人才。当时的东吴大学法学院，是中国唯一一所教授英美法课程的大学。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上海著名律师刘世芳，把他的得意门生、学业优秀、英语极好的高文彬，推荐给向哲濬。经过面试与体检，高文彬被录用。
1946年5月15日，23岁的高文彬，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在上海江湾机场，乘坐美国军用运输机，飞往日本东京，开启他人生最辉煌的一页。
东京大审判
1946年1月19日，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宣布，在日本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法庭由美、苏、英、中等11国参加。审判从1946年5月3日开始，持续到1948年11月12日，历时两年半924天，共开庭审判818次，出庭证人达419名，书面证人779名，受理证据在4300件以上。
因案情庞大、复杂，证人、证据众多，东京大审判成为人类有史以来参与国家最多、规模最大、开庭时间最长、留下档案文献最浩瀚的一场大审判。
800多本庭审记录
据高文彬回忆，当时中国代表团仅派出17人，参加庭审的中方人员自始至终没有超过10人。而苏联代表团有70多人，美国代表团有100多人，日本28名甲级战犯的辩护律师多达112人。
此次审判涉及的55项罪行中，44项与中国相关。中国是此次战争中受害时间最长、牺牲最大的战胜国。当时军事法庭采取英美法诉讼程序，定罪不光靠各国提出的一纸战犯名单，而且要看控辩双方提出的证据是不是有力，能否驳倒对方，并被法官团采纳。
高文彬先担任“国际检察局中国检察官办公室翻译”，后又担任助理检察官和检察官向哲濬的秘书。期间，高文彬主要负责整理每天的庭审记录，查阅相关资料以供庭审时使用。在对日本甲级战犯在华犯罪进行审理时，高文彬为了收集更多证据，经常加班至深夜。“两年多的审理，仅庭审记录就多达800本。”
1948年8月，高文彬回国时，带回两套庭审记录，一套送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另一套送给他的母校东吴大学法学院。
将杀人狂送上审判台
1947年的一天，高文彬在东京《日日新闻》上发现一张照片，拍摄的是1937年侵华日军攻入南京不久，两个军刀插地的少尉军官洋洋得意，题目是“百人斩超记录”。图片上的两个日本少尉军官向井敏明与田野毅，以砍掉中国人头颅的数量作为“比赛”，最终以向井砍死106人“获胜”。而杀死105人的田野毅失败的原因竟然是，他的刀刃卷了。
高文彬将这份报纸复制3份，一份留在检察局办公室，两份通过中国首席检察官顾问倪征燠寄给南京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石美瑜立即向盟军总部提出抓捕罪犯。当时，两人混迹于被遣返的日军中回到日本。经过半年多的艰苦搜寻，终于在日本崎玉县找到两人。此时，杀人狂魔已变成头裹白布、在街边设摊的小商小贩。
两人被押解到南京受审时，与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一样，百般抵赖，拒不认罪。但是，证据确凿，不容狡辩。两人最终被判处死刑，1948年1月28日，在南京雨花台刑场被执行枪决。
历史性的成就
经过艰苦卓绝的起诉、举证、辩论、审讯和量刑，17位中国代表最后完成了一项又一项高难度的任务：
比如，将对日本战犯的起诉起始日，提早到日本关东军制造“皇姑屯事件”的1928年6月4日；设法进入被盟军封闭的日本内阁和日本陆军省档案库，寻找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证；说服末代皇帝溥仪出庭作证等。
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宣判。判决书长达1212页，整整宣读了7天。28名战犯全部被认定有罪；东条英机、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名战犯被判处绞刑；另外21名战犯分别被判无期或有期徒刑。
高文彬被中共逮捕
1949年中共占领上海后，高文彬成了“国民党的遗留人员”，在集中“学习改造”后，被分配到上海军管委外事处第四科工作。
他以前有一个老师叫艾国藩，是东吴大学兼职教授、国际法专家。艾国藩的本职工作是瑞士驻上海领事馆法律顾问，办公室设在原来的法租界外滩一号。高文彬跟艾教授关系不错，常向他请教。
上海外事处第四科负责与“敌产”有关的案子。其中，有一个法租界公董局62处公产大案，由高文彬负责。高对法租界不了解，常去找艾教授了解有关情况。1952年，中共发动“三反”、“五反”运动时，艾国藩被当成“国民党潜伏在上海的特务”抓起来了。
有人揭发高文彬一直为艾国藩服务，给他定了一个“为国民党特务盗窃外交部机密情报”的罪名，把他也抓起来了。
高文彬被判刑10年
中共指控高文彬拿了艾教授的钱，实际上，他1分钱也没拿。高文彬一介书生，生性胆怯，经过一番威逼利诱，就怕了，今天承认收了20万，明天又说30万。办案人员查来查去，也没查出什么证据，但是，中共说他“不老实”，没有经济关系，也有政治关系。最后，艾国藩被判刑7年，高文彬被判刑10年。
艾国藩也是一介书生，笃信法律，不懂中共整人的伎俩，以为中共的法院总有讲理的地方，于是，上诉到上级法院。艾认为，如果自己做了，死刑也认；自己没做，判一个月都不行。那知道，共产党是根本不讲法律的。上诉就是认罪态度恶劣，这怎么能行？结果，艾国藩被改判无期徒刑，后来死在监狱。
1952年，高文彬被判刑。1953年，他的妻子就跟他离婚了，法院把大女儿判给他，由他母亲抚养。从此，当年东京大审判的功臣沦为中共暴政下的囚徒，妻离子散。
高文彬刑满不释放
高文彬在上海被关押一年多，分别关在第三看守所、第一看守所、提蓝桥监狱。1953年被押解到苏北盐城东台上海农场川东分场劳改，在那里待了一年左右，又被押解到江西北部的珠湖农场，到70年代初，被转到江西中部的永桥农场。
在劳改农场，高文彬吃了太多的苦。冬天，甚至大年三十晚上，零下2度到零下3度，他还被要求上身赤膊着挑土，满身是汗，垫肩贴着肉，下面穿着短的衬裤，赤脚穿球鞋。鄱阳湖边没有屏障，北风直直的吹来，非常寒冷。因为上级规定要赶在4月汛期到来前挑一万亩地，如果来不及，水一淹，等于白挑。所以，建设工地高度紧张，80到100斤一担，他每天要挑几十担，甚至上百担，皮被磨破了，垫肩和血肉都黏在一起了。
按照刑期，他本应在1962年刑满释放，但中共的法律就是儿戏，刑满不释放，而是变了一个说法，叫“留场就业”。他被“留”在永桥农场，当了一名初中英文教师。
高文彬终于回上海
1976年10月6日，中共当局抓捕了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等“四人帮”，十年文革宣告结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迫害的人，纷纷想办法，找门路，解决自己的问题。
按照当时的规定，65岁以上退休了的人可以回上海。那时，高文彬还没满65岁，就不断的写信给中央、给外交部、给邓小平申诉，这些信最后都被退回到上海市政府安置办公室。他又到安置办去找。
他说，有的人是老牌特务，有血债的，他们过65岁了，都能回上海。我根本没做过什么坏事，还曾是中共外事部门的干部，反而不能回来，这不合理。经过反复上访，历经千辛万苦的高文彬，终于在1979年回到阔别几十年的上海。
1980年代初，他的冤案获得平反。
结语
1949年中共当政后，在东西方冷战已经爆发的情况下，在外交上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被中共认为是敌对的国家。
中华民国时代以教授英美法为主的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师生几乎都受到中共的迫害。法学院院长盛振为被判刑十年；继任法学院院长杨兆龙被判无期徒刑。高文彬是众多东吴大学法学院学子中饱受不幸的一位。
至今，中共当政72年，仍然是党大于法，权大于法，冤假错案遍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