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第一个误解：美国不过是历史不足二百五十年的年轻国家，不足以同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相比。
相当长时期以来，国内存在着一种比较强烈的藐视美国的取向。请注意，不是"趋向"，是更加主观的"取向"。这种取向近两年来在中美大国博弈日益升级的状态下有明显增强的趋势。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无论民众还是学术界，大多认为美国不过是一个具有二百多年历史的年轻国家，与我们拥有光辉灿烂的五千年文明的古老中国相比，简直是不自量力。这样一种近乎无知的态度和立场，是非常危险和可怕的。
美国与中国有许多不同，我觉得以下三点是必须高度重视的，绝对不可错判。
第一点，虽然美国自建国后迄今仅有二百四十多年的历史，但欧洲文明史有多久，美国的历史就有多长，这是自17世纪初来自英格兰和荷兰的清教徒殖民于美洲大陆时就已经开启的客观历史进程，即美国是由欧洲移民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移民构建起来的国家。
第二点，美国是一个人为设计出来的国家，也是众多思想、理念和社会势力相互妥协出来的国家，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人在欧洲大陆封建王权的桎梏下无法实现的思想、理念，在美国建国历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虽惊心动魄，但却谈出来或者说妥协出来一个年轻的国家，它与靠武力建立的国家是不同的。
第三点，美国这个国家，与其他过往的霸权国家有着一个很大的不同，这种差异甚至是根本性的，这就是，它对主宰和控制世界的战略诉求不是随着实力增长成为强国之后才产生的，而是具有与生俱来的特性。
实际上，美国单极思维的全球战略由来已久，确切地说，美国单极思维的全球战略与美国的历史一样长。
所以，我们绝对不可小视美国这个年轻的国家，更不能低估它捍卫霸权的决心和能力。
02
第二个误解：美国要搞"孤立主义"。
从华盛顿的政治遗嘱到美国对外政策的历程来看，美国的确有着相当浓厚的孤立主义传统。到19世纪末，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强国。在20世纪初，其经济规模已经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1/4。
即便到一战结束后，美国依旧采取孤立主义的立场，国会甚至拒绝签署《凡尔赛条约》并拒绝参加国际联盟，使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有关一战后国际秩序的"十四点和平原则"夭折。
但熟读国际关系史的人都知道，这个时期美国的对外政策与其说是孤立主义，不干涉他国内政，不如说是为了赢得遥远的作为全球实力平衡中心的欧洲的好感，或者说是为了让欧洲列强更加放心而采取的韬光养晦。
如今，美国采取一系列的"退群"以及打压中国的政策措施，意味着它在实施孤立主义吗？
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总之，遏制中国崛起已经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它将动员全球范围内一切可以动用的软、硬权力和同盟、非同盟力量，对中国进行遏制、封锁和打压。
美国的这种战略调整已悄然进行了十余年，如今已跃然台上，成为当今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中最大的定数而非变数。因此，认为美国在搞孤立主义是一种误判。
我们千万不能将 "美国优先"的口号，理解为美国为了自身经济利益要搞"贸易保护主义"，这样的认知是肤浅的。实际上，这个口号表明美国的世界地位不允许他国超越或取代，体现的是美国"绝不做世界第二"的传统的霸权信念。
03
第三个误解：美国在搞"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
现在，很多人说这一轮全球化终结了，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更是加剧了"去全球化"的进程，尤其是美国这个曾经的全球化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开始"反全球化"或者在搞"逆全球化"。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它脱离实际，危害不小。
实际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要实现产业链与中国"脱钩"，无论其是否真正可行，都不意味着去全球化，而是将原来过于依赖中国的产业链布局进行新的区域性调整。
更重要的是，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最核心的内容即金融资本流动的全球化，并未出现调整迹象，这是最符合美国核心利益，也是美国最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全球化。因而，我们仅仅关注贸易、产业链的调整是片面的。
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正在进行新的调整，其核心是在金融全球化格局即美元体系依旧的条件下，在产业链布局和贸易规则等领域做出区域化、分层化的调整。其中产业链布局调整早在21世纪初就已经开始，现在正加速进行并更多地体现出区域化特征。
贸易规则调整也同样如此，更多地表现为层次化或者分层化发展的态势，即一部分国家要实行更高水平的市场经济规则、标准的全球化，还有许多国家继续支持二战后一直持续至今的全球多边自由贸易体制及其规则，这种发展态势很有可能会带来全球贸易规则的分层化或集团化。
但无论如何，这都不是"逆全球化"。
不能简单地说美国要搞"贸易保护主义"，或者说，它所搞的"贸易保护主义"是有针对性的，针对的是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曾经主导的全球多边贸易体系。
美国认为在这个体系中过多的单方面市场开放让自身损失颇多，却有益于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崛起，所以它开始转变立场，追求更高水平的公平贸易。
归纳起来讲，美国如今的所作所为不意味着"去全球化"，也不是"逆全球化"，而是将原有的全球化架构进行拆解，试图组合成一种新的结构，我将其称为"全球化的分层化和区域化"。
我们不能以传统的理念予以认识和理解，必须正视和积极应对。
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当今的全球化态势不是"逆全球化"，而是"全球化分裂"，主要表现在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之间关于什么是自由贸易、自由竞争等共识公开破裂了，两者秉持着各自的理念不是相向而行，而是背道而驰。
04
第四个误解："新冷战"是不可能的，更不足为惧。
现在，许多人对"新冷战"的提法感到不解，认为相比苏联，中国在意识形态传播、军事力量投射等方面都远远弱于美国，虽然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差距在快速缩小，但是中国的经济实力增长又是与美国紧密挂钩的，这就注定两国关系无法"冷"到以往美苏关系的那种程度。
其实，这恰恰道出了"新冷战"的内涵—保持最低限度经济交往状态下的大国对峙与竞争。
正是由于中国在科技、军事实力等领域同美国之间的过大差距，以及中国周边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这种"新冷战"的走向意味着更大的危险。"新冷战"是手段，目的是在构建新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让中国出局，进而达到遏制中国崛起的目的。
我们应该看到，无论是出于美国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态势及其对政治生活的强烈影响，还是出于对外关系政策中谋求弥补同盟国之间的分歧、弱化相互间竞争关系的需要，美国都需要一个"新的对手"，并过度渲染其威胁。
在我看来，"新冷战"在一定意义上可能比当年的"冷战"更具威胁性。
首先，从美国国内社会结构及其变化来看，"冷战"时期美国经济虽处于相对下降的过程中，但社会结构相对稳定，中产阶级队伍比较庞大。这不是胆怯，而是理性。
豪言壮语的确能鼓舞人心，当我们的经济体量位居世界第二时，就应该抱有刻意的谨慎，当我们被这个前所未有的强大的世界霸主锁定为"头号战略对手"时，更应该保持头脑清醒。
其次，从美国的对外关系来看，当年苏联的解体，令美国措手不及。
虽然福山自信地宣称"历史终结"，但美国以往面对一个强大对手而凝神聚力的能量突然消失了，不仅国内政治纷争日益难以弥合，而且原有盟友对它的战略安全需求也突然下降，相互间在各个领域中的竞争关系日益凸显。
所以，美国在战略上需要一个对手，这个对手的存在不仅有助于它弥合国内的社会裂痕和政治分歧，也有助于它组织并领导一个稳定的国际同盟体系，以求遏制对手，迫使其崛起中断，可谓一举多得。
中美博弈则是真正的相互依赖的近距离"搏杀"，其冲突必然是更加全方位的。
05
第五个误解：以经济体量衡量国家实力，认为美国在快速衰落。
以传统的GDP规模来看待一个国家的实力，很容易误判自己和他人。
我们在批评美国对中国搞贸易争端时，经常指责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获取了巨大利益，甚至远大于我们对其出口所得，指责美方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然而在衡量自身实力及其国际地位的变化以及判断美国地位时，却几乎从不考量美国跨国公司在美国国境之外的产出能力，只是关注其属地的GDP占世界总产出比重的相对下降。
实际上，美国产出的相当大一部分来自海外约25000家的跨国公司及其子公司，它们的总销售额超过美国出口额的大约3倍。如果我们只考虑美国境内GDP及其占比，怎么能更精确地衡量、判断美国的经济地位？
更何况，美国企业实际上占据着全球价值链网络的核心。
有人说，在全球化时代，美国的实力并未下降，而是被全球化了，这是有道理的。美国在国际金融、资本市场、国际贸易、科技创新、人口规模与结构以及军事领域中都具有拔群的能力，这本质上就是一种控制力。
我们必须看到，美国霸权的支撑点是美元体系，而维系这个体系的是一种结构性权力—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国内巨大的、开放的商品市场，高水平的科技创新系统，范围广泛的同盟或非同盟关系体系以及强大的、遍布全球的军事力量，而非简单的GDP规模及其国际占比。
历史经验同样告诉我们，仅仅依靠GDP等经济规模指标考察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也是不现实的。
总之，在上述关于美国衰落的误解当中，基于经济增长及其实力变化所推导出来的关于国家崛起或衰落的线性推断是最危险的。
这非常容易造成对美国的战略误判，不仅轻视美国的真正实力，更容易忽视美国打压对手的战略意志与决心，在大国博弈过程中很容易出现连续的战略被动。
约瑟夫·奈曾不无忧虑地指出："谈论'衰落'可能会导致危险的政策选择，因为它会鼓励俄罗斯那样的国家推行冒险政策，鼓励中国对邻国更过度自信，或鼓励美国出于恐惧而反应过度。"
06
第六个误解：无限的量化宽松政策将终结美元地位。
自20世纪60年代起，许多人就不断地为美元发布讣告。虽然这些预言一再落空，但由于美元地位问题与世界格局高度相关，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世界格局的未来，因而对美元地位的分析与判断格外重要。
现在，很多人认为，经过此次危机以及美联储的无上限宽松操作，美元霸权将迎来"最后的黄昏"。
我对这种观点持有怀疑态度，这种局面在遥远的将来也许会出现，但用以认知、判断当前的美元体系和国际秩序极其容易产生误导甚至是战略误判。
自2020年3月23日美联储开始实施"无上限量化宽松"以来，不仅将利率降至零，更放出了约16万亿美元的货币量，相当于制造了一个欧盟的GDP。
到2020年9月，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达到近27万亿美元，美国国债占GDP的比重2020年将达到98%，而且还在不断攀升……
美元信用的风险以及安全资产的短缺的确是目前全球高度关注的问题。
但关键问题在于，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世界，可能是一个"比烂"的世界，各国相互之间比照的不是谁更好，而是谁更不坏。
正如货币的对外价格是一个相对概念一样，我相信，在当今和未来美欧日等主要发达国家中，美国的经济状况仍旧是最不坏的一个，欧盟的经济情况会比美国更糟。
毕竟，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与美国的霸权地位直接相关。
正是由于美元体系体现的是一种结构性权力，因而仅仅用可能的流动性泛滥或者国债规模膨胀作为判断美元信用高低的唯一标准，是缺乏科学性的。
除此之外，美元的结构性权力还表现在：贸易领域的巨大网络效应、对外政策关系的同盟效应。
美元作为一种协商货币的功能，以及美国强大的全球军事实力所提供的安全效应，这些都是其他国家、地区难以企及或不具备的。
当下一些国家所谓的"去美元化"举措都是被动的，即为了规避美元体系的强大制裁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若以此作为全球"去美元化"大势已成的证据，不仅是错误的，更是自欺欺人。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无论如何，美国私人和公共债务的不断增长，对美元信心的影响不容小觑。但是，即便美元走向衰落的过程已经开始，其最终的衰落也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强国即便早已衰落，但由于货币国际使用所具有的路径依赖特征，其货币的衰落存在着相当长的时滞。
为此，美国必须制造出诱人的环境或条件，引诱或胁迫其他国家响应美国的号召，做出支持美元的承诺与行动，同时对任何影响美元地位的国际政治经济动向都充满警惕。
07
写在最后
中美两国相对而言，都是各自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新对手。
目前我们所需要做的，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就是科学、理性地认识美国这个强大的对手，以及美国霸权的本质及其运行机制，对世界格局的演变抱有客观、现实和更加耐心的态度与立场。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中，我们不能混淆统治与治理的内涵，相应地，也不能混淆国际体系"权力转移"与"权力分散"的概念。否则，难免带来战略误判。
因此，在面对霸权国家不择手段的全方位打压、遏制的条件下，如何认识美国及其主导的世界格局，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学者必须严肃思考的历史性的大问题。
第二，就是要抛弃传统的"以不变应万变"的思维方式与做法，顺应时代潮流，练好内功，进一步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
从这个意义上看，我同意张宇燕教授的一个看法：我们依然面临着新的历史机遇，这个新的历史机遇主要在内而不在外。经济史和国际关系史的分析，让我相信这样一个结论：全球化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选择。
作者：李晓，《双重冲击》作者，吉林大学"匡亚明学者"卓越教授（A岗），广州商学院校长，国家级人才称号获得者。
来源：本文为"身边的经济学"（ID：jjchangshi）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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