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星人联系上孙玲时，她正在柬埔寨隔离中转，犹豫该何去何从。向前是孤注一掷前往美国，8千元飞纽约，在裁员大潮中找工作、保签证；向后是2万元飞中国，接受一个潜在的工作机会。
孙玲近乎“逆天改命”的故事一度刷爆全网：
她出生于湖南农村，12岁辍学，学过理发、干过农活，终于说服父母让她读完高中。她19岁高考失利，成为深圳流水线上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月薪2300元的一名女工。
靠着微薄的工资，她拼命攒下学费，上编程课，最终如愿获得了一份能坐在办公室里的工作。而后她自考深圳大学的本科，苦练英语，又用9个月攒了12万元前往美国留学。
孙玲就读的不是名校，但重视个人能力的美国科技行业接纳了她。孙玲毕业后如愿以偿成为了纽约的一名高薪软件工程师，年薪约合人民币80万元。
她没有杨超越式的机遇一夜成名，而是花了十年时间、尝试了一切可能，从高中学历的工厂流水线女工蜕变成纽约的高薪工程师，和象牙塔中走出的科技人才站到了同一个平台上。她的故事予无数人激励和希望。
然而，她的生活在今年被打碎了。
在新冠疫情蔓延的2020年，孙玲因父亲病逝回国，突如其来的旅行禁令让她无法返回美国，她被解雇了。失去了工作，她的签证宽限期只到七月底。
孙玲的遭遇引起了大量关注与共鸣，也是许多在美科技人才的缩影。硅谷超过七成的科技员工不是美国出生，支撑起科技行业的他们却正在被一步步驱逐：工作签证收紧，旅行禁令加重。很多人羞于开口讲述自己的困境，已经默默离开美国。
孙玲的微信签名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境：要心存善念，因为每个人都可能在打一场硬仗。
硬仗
当国际交通因为疫情而路路不通之时，孙玲却在中美两地之间飞了三遍。
孙玲春节回国一到机场就听说武汉封城了。此前很多人劝她不要回去，但她必须回国，父亲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可能是我陪父亲过的最后一个春节了”。
随着疫情进一步爆发，很快特朗普政府发布旅行禁令。身在中国的她争分夺秒飞回纽约机场，禁令已经生效，但她幸运地被海关放行。很多科技员工没有孙玲那样幸运，他们成为了第一批滞留海外无法返美的疫情受害者。
然而孙玲回到纽约一个月后，陆陆续续收到家人发来的信息，告诉她父亲的病情恶化越来越快，催她“快点回来”。
孙玲向公司申请了84天探病假期，公司那时就警告她：如果不能在假期结束前返回美国，你就会被解雇。申请流程还未走完，孙玲就毅然飞回了中国。
在她回到家的三天之后，父亲去世。村民们听说孙玲从美国回来，又有一场丧事要办，便纷纷给她打电话，让她去做检测、隔离。
孙玲在县城的宾馆里隔离了14天，甚至无法参加父亲的葬礼。由于父亲病逝，她的假期也变成了因私假期，缩短到只有30天。由于严格的旅行限制和限航政策，孙玲最终没能在丧父后及时赶回美国。
她被解雇了。
孙玲陷入了迷茫，短短一个多月之间，父亲去世了，工作没有了，美国回不去。她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不知道能做什么。她开始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转山玩，“他们玩什么我也会跟着玩，跟小朋友待在一起，我觉得比较容易开心一些”。
很多人曾问孙玲人生的最低谷是在什么时候。她觉得不是在流水线上工作的时候，不是咬牙攒下十几万元出国留学的时候，不是那些辛苦工作学习的日日夜夜。
她告诉硅星人：最近一段时间应该是我人生低谷的一个时候。
自从出来打工之后，她觉得生活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很多人认为她经历了很多，才能一步步走到今天。但对她来说，到了那一个阶段，就做那一个阶段的事情，是一种“顺其自然”。
她甚至觉得自己很幸运：“虽然确实付出了努力，但是都获得了回报。这个就比很多人幸运了，很多人都付出那么多努力，却没有得到对等的回报。”
可是这一次，疫情蔓延与国际政策都不由她个人左右，前途渺茫，似乎真无力与天争。
美国低迷的就业市场已经让外籍员工失去了依托。美国雇主原本告诉她，如果她能够回到美国，就可以立即重新雇佣她。可是她发现，前往美国的中转路线一度关闭。直到五月底，孙玲才发现从柬埔寨转机这条路线，各种中转攻略、互助群也成熟起来。
当孙玲确定了回美国的路线，询问公司能否再次雇佣她时，公司却告诉她“没有客户公司，没有岗位”——疫情已经断了无数人的美国工作梦。
孙玲在领英上发文章求助。她不知道失去了工作之后，她的实习签证是不是连入境美国都会被拒绝。
枷锁
外籍员工是科技公司的重要支柱：2019年，谷歌获批了2678人的H1B签证，亚马逊获批3026人，Facebook获批1518人，微软获批1701人……2016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硅谷71%的科技员工都不是美国出生。
然而工作签证一直是美国外籍员工身上的枷锁。在美国收紧一系列签证政策之前，实习签证OPT的累计失业天数不能超过150天，工作签证H1B失业后，必须在60天内找到新的工作，逾期就是非法滞留。
今年外籍科技员工更是胆战心惊：美国政府一次又一次威胁收紧签证政策，终于停止向海外的工作签证申请人发放签证。一些曾经为了保留签证而在公司挂靠的外籍员工，发现续签都遭到了拒绝。
人们更加担心这只是前奏，OPT实习签证续签会不会也被收紧？今年新的H1B签证还能不能签发？
一些硅谷科技员工向硅星人表示决定回国，一些人则考虑前往加拿大。在美国的失业裁员大潮下，被裁员、难再就业、签证难以续签、被迫离境的例子，比比皆是。不仅是针对中国外籍员工，美国似乎对全球外籍员工关上了这扇门。
很多科技员工受到了精神上的打击。被裁员之后，有段时间孙玲晚上睡不着，每天精神状态都不好，学习效率又很低，如果能够学习专注两个小时内已经很不错了。
她开始在国内求职、面试，国内的面试难度也在加大。有朋友还告诉她：“国内加班真的很严重，严重到你没法想象的一个程度”。
孙玲知道自己的状态不稳。电话面试之后她就患得患失。“只要是自己哪里说的不太好，意识到如果哪一方面有缺陷时，就会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什么都做不好，一件很小的事情，一个小电话都会打击到心态。”
在低谷中，孙玲也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有时候我真的会很讨厌我自己，因为一天下来学习都不在状态，就会觉得怎么会那样子，一看到那些人那么厉害，技术也很厉害，然后再就拿那些优秀的人跟自己对比，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会很打击自己，很鄙视自己。”
有很多人受到孙玲的经历鼓舞，燃起希望努力去突破自己人生的困境。也有人质疑她：“你不就是外包员工。”
这让她更加渴望努力去获得一份大公司的工作：“我也是心里想得到外界的认可，自己还没有成熟到，‘你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心里还是渴望大厂认可，成为一个正式员工，成为一个更优秀的人。”
孙玲的实习签证原本还可以再续签两年。在疫情发生之前，她原本希望充分利用这两年时间探索可能性、探索她能有所作为的工作，然后决定在美国还是回中国发展。
这次在签证失业宽限期将满之前，她决定至少要尝试返回美国。
“我就想如果去美国发展，冒一下险折腾，我觉得我都可以承受。最后如果真的是发展不下去了，花很多钱回国，那也没关系。但至少我已经试过了，多给自己多创造一些可能性。”
选择
孙玲在领英上发布了自己的遭遇、寻找工作机会。很多人帮她转发让更多的人看到，很多人联系她，表示即使不能为她做什么，也会给她鼓励的话语。
这些鼓励也让孙玲振作起来：“这些东西都很打动我。然后又让我去思考，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愿意来鼓励我，我如果还是处于那种比较消极的状态，我都对不住自己，也对不住他们。”
有人安慰孙玲：“你要相信世界终将会走出无知和偏见，全球还有其许多伟大的国家，好的机会，澳大利亚永远欢迎你。”
一名加拿大籍工程师给孙玲留言，表示自己也经历过这种糟糕的签证问题，但是“美国的工作机会值得你费尽这些周折”。
在美国出台政策，停止向海外申请人发放工作签证后，吴恩达等众多科技领袖抨击这类政策。很多人回忆当初都是拿着一张工作签证在美国工作，最终才有机会成为了企业家、CEO。
孙玲还是拿到了两个无薪实习的职位，这样的职位不能帮她续签OPT签证，只能帮她入境美国。在柬埔寨隔离期间，孙玲也通过了一家国内一线大厂的所有技术面，如果收到了录取，她犹豫是否应该就此掉头返回中国。
孙玲很想念纽约平静的日常生活：
“早起，然后去公司阅读两个小时，上一天班回去之后，晚上还可以去玩飞盘，周六的时候还可以跟朋友一起喝酒吃肉。虽然可能在美国没有这边没有中国的朋友多，但是很安逸美好。”
“平静有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孙玲说曾有人问她，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要付出所有去美国留学，就为了拿那个学历。“我说不是的，那个学历在国内也不会太被认可。”
对于孙玲来说，去美国的最终目的是“找到一份非常牛逼的工作”，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找不到，她还是会经历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她所看重的，也只是一个过程而已。
“如果真的最后没有一个好的结果，真的没有一个好工作，只能是去做一些临时或者是为了生存的一些工作，我觉得我也是可以调整自己去做那些事情，去做那份工作。”
她渐渐找回了正常的状态，在柬埔寨隔离的十几天中，她每天起床之后就学习、健身，在酒店里面只有吃饭、学习、睡觉三件事，有时晚上做一些面试。
“办法总比问题多，遇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即使可能情况没那么好，没那么完美，只要能生活下去就好了，就是我的一个最低的要求了。”
在这场时代浪潮中，她可以甘于平凡，却不能甘于平凡地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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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程序员，出局
“在深圳，每个人都走得很快。”这是徐亮的体会。第一天搭地铁去IT培训学校，他发现前面的人突然开始疾走，接着小跑起来，所有人都开始跟着一起跑。他被挤在人群中，发现是列车的车门要关闭了。他也开始在站台上冲刺，刚好在启动前把自己塞进车里。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徐亮抬头一看，他其实坐上的是反方向的列车。
绿灯
电脑桌面中央是一个红绿灯，用编程语言让红灯、黄灯和绿灯依次亮起，一位合格的程序员能在两分钟内实现这一切。但11年前，19岁的孙玲第一次见到这个画面时还是被震慑了，她意识到，是技术让一切变得简单、迅速、直接。
那时孙玲刚得知自己高考落榜的消息，一个上升通道关闭后，她偶然接触到程序员这个职业，当即就想报IT培训学校，可是原本打算资助她的姑姑家里出了问题。后来，在手机电池厂的流水线待了一年后，孙玲攒了一些钱，决心脱离工厂，第一个想起的，还是红黄绿灯亮起的画面。
位于深圳华强北的一所IT培训学校让孙玲获得了成为程序员的入场券，她的传奇经历从此开始——通过自考获得文凭，不断跳槽去更好的公司，学英语去美国念研究生，最终在美国的互联网公司取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直到今天，孙玲去过的这所学校依然在行业里活得很好，门口的沙发上坐着各式各样的人，沧桑的中年人，满怀信心的年轻人，焦头烂额的家长，都在这里郑重地写下自己的名字和联系方式，只要在前台填完一张信息表，各式各样的人——招生老师、培训老师、学校主管都会找上门来，热情地邀请你走上通往程序员的道路。
对于要来IT培训学校的人，孙玲是一个“神话”，在采访的过程中，不断有人提起她，怀着向往的神情。她是一个坐标，代表着一种可以模仿的跃升轨迹，就像去年刷屏的那篇文章所说的那样：“她用了10年，从深圳流水线厂妹做到纽约高薪程序员”。这激起人的一种想象：一个毫无基础的普通人一旦成为程序员，就有机会在互联网的浪潮里开始一段不同于以往的、完全崭新的人生。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迫切地想找到通往互联网世界的入口，上一个IT培训学校，可能是花费最少、门槛最低的方式。
25岁的徐亮是其中一个。他选择的这家IT培训学校在深圳开了十年，规模保持在中等，一幢老旧写字楼里，塞进了四间教室和零散的小办公室。招生老师接待了徐亮，承诺他未来的工作“保底6K”，她在徐亮眼前比划着，“多的话拿到8K完全有可能。”她把招生宣传册推到他眼前，第一页印着：“选择IT，选择成功。”
徐亮将信将疑，环顾着培训学校四周的墙壁，贴的都是“就业明星”们的信息，他们的起薪没有低于10K的。招生老师继续给他勾画出明亮的未来：找工作、落户、做一个新深圳人——他被鼓舞了。
做一个新深圳人，一直只存在于徐亮的想象中。他在农村出生，小学上到一半，父母盘下一家小五金店，家里搬进只有两条主干道的县城。同辈的哥哥姐姐不是外出在工厂打工，就是留在县城谋生，只有一个哥哥是大家公认的“有出息”，在深圳的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
2018年夏天，徐亮接到哥哥的电话，邀请他来深圳学IT。他不懂什么是IT，22岁的他当时在一家雕刻厂工作，是整个厂子里最年轻的雕工，老师傅们支使他买烟和槟榔，他从来不敢说不。有一天，他偶然和他们说起，自己可能会去大城市，学IT。“别说胡话了。”和他最亲近的师傅说，“你的脑子我还不清楚？不可能的事。”
徐亮撇了撇嘴，想反驳又无从说起，他在厂房门口回头看，雕刻厂的一切都是灰色的，到处落满花岗岩的灰屑。一边是师傅们趴在石料上无休止地劳作，一边是新安装的数控雕刻机发出尖刻的响声，他觉得如果继续待下去，人生好像就栽倒在花岗岩上了。哥哥的电话再次打来时，徐亮决定动身，前往深圳。
快捷键
“我没有基础。”在IT培训学校，徐亮忐忑地问，“真的可以学吗？”
“只要你知道电脑的开关机，就可以学。”招生老师这么保证。
他去试听，从老师的操作中头一次知道了可以用Ctrl+C和Ctrl+V的快捷键来复制粘贴，他从中看出了“专业程序员”的味道，“程序员就是有一些独特的习惯，比如说会用很多的快捷键。”
厌恶学校生活的徐亮在培训学校找到了不同的感觉。上午四个小时课，下午和晚上是自习，到晚上十点，屁股都坐痛了，徐亮也舍不得走。学校的电脑很老旧，教室里常常传出学生们因为电脑死机骂脏话的声音，但徐亮总是很耐心地等。他需要时间停下来思考，才能跟上课程和作业的速度。
最开始教JAVA基础课，集合、多线程、数组、IO流，这些概念把他绕晕了，他刚把HTML搞懂，CSS3又来了。好在他学会了在网上检索教程，网上都有答案，这是他第一次运用叫自学的学习方式。
教材一共有六本，每本将近一百页，老师的教学方式是“填鸭式”，只教课本上的东西，没有进一步的扩展。学不懂的时候很多，不耐烦了，徐亮会到培训学校专门给学员设置的吸烟室抽烟，烟雾缭绕中，墙上“就业明星”的笑容依旧显眼。
之前在雕刻厂，徐亮一根烟可以抽半天，在这里，他的耐心只够抽半根。抽完烟，还得折回去，把不懂的代码段落背下来。在培训学校，没人讲代码背后的原理，实在学不懂的，要用的时候能默写出来就行。培训学校曹老师理解的是，他们奉行的是“应试教育”，不过“试”指的是企业的面试。讲到重点，他的习惯是拍一拍黑板，警告学生，“这是面试要问的。”
培训学校还安排了优秀毕业生回来交流，是一位在创业公司工作的JAVA工程师，工作一年多，他拿到了15K的月薪。徐亮看到真人，觉得从谈吐上来说，这人还不如自己。他的信心更坚定了，觉得自己很快会成为熟练按下快捷键的人。
“在深圳，每个人都走得很快。”这是徐亮的体会。第一天搭地铁去学校，他发现前面的人突然开始疾走，接着小跑起来，所有人都开始跟着一起跑。他被挤在人群中，发现是列车的车门要关闭了。他也开始在站台上冲刺，刚好在启动前把自己塞进车里。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徐亮抬头一看，他其实坐上的是反方向的列车。
速度一直是深圳的代名词，软件公司在这里的发展也是如此迅猛。1995年，IBM进驻深圳，随后，康柏、希捷、三洋、施乐等跨国公司纷纷在深圳开设分公司，带来了技术、岗位和钱，深圳变成了软件业的乐土，从2000年到孙玲入场的2010年，深圳软件业的企业数量几乎以每年翻倍的速度增长。
那时智能手机没有普及，移动互联网时代也没有到来，市场需要的，是能写门户网站代码的人，JAVA已经是开发网站最常用的语言，但大学里还在教C语言——解决这个矛盾的IT培训学校应运而生。华强北、南山科技园、龙岗中心城，在互联网公司的边上，IT培训学校挤进写字楼里，用人公司会直接来培训学校开招聘会，每个公司占据一个小隔间，学生们排着队进去面试，不通过的人很少。
徐亮渴望能赶上深圳速度，在他的想象中，培训学校是一所魔法学校，教的是市面上最稀缺的东西，进去了就意味着好工作、好未来。而深圳的IT培训学校的教课进度，又是全国分校里最快的，从各个省份来的学员都急切地等待着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资格，别的分校教一年半的内容，在这里8个月能全部上完。课程除了JAVA语言，还穿插着开发网络电视精灵、新闻发布系统、租房网等项目，宣称把学员都培养成够格的软件工程师。它就像出现在人生里的快捷键一样，以最迅捷的速度把人生送到下一阶段。
人涌进来，培训学校也在疯狂扩张，2010年到2012年，最著名的北大青鸟IT培训学校在深圳开了6家分校。“学IT，好工作，就来北大青鸟”的广告词像咒语一样，铺天盖地出现在传单上和电视广告里。国内当时规模最大的IT培训机构达内教育，也在2014年于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转变发生在2015年左右，风口期过去，巨头公司开始出现，庞大的系统对于代码的要求已经不是“能用就行”，而是要求简洁、漂亮、可持续优化。“企业都在挖掘自己的护城河。”十年前就上过培训学校的祝容说。这个护城河的核心是最优质的程序设计，它带来学历、经验、出身构成的壁垒。
护城河修好，普通人就进不去了，曹老师也清晰地感受到。他所在的学校，培训材料一年半更新一次，已经是行业内最快，而在那些大企业，“是真正的日新月异，一个月不学习，就会被公司淘汰。”培训学校也在逐渐被淘汰。2017年到2020年三年间，北大青鸟深圳分校从6家缩减到2家，小的培训机构纷纷关门，只留下过去处在头部和中部的机构。截止2019年底，达内教育的市值缩水了91%，并且由于拖欠财报，收到了纳斯达克的退市警告。
IT培训班的学员们接触到的课程——JAVA面向对象编程逻辑、JAVA高级实用开发技术和Web前端开发技术等等，从名字上来说，看似可以满足一个程序员的生产需求，但也仅仅是名字而已，培训班教的都是基础中的基础，知识过时而简陋。“同样是盖楼，头部互联网公司要求员工盖一座摩天大厦，培训班只能教你如何盖一间砖房。”一位资深程序员说。
进货
但圈层以外的一部分人对这一切毫无知觉，依旧想搭上这趟便车。几年前，22岁的曾峰从一所普通大学的计算机系毕业，苦恼于没有学到可以直接应用的技能，被广告吸引到IT培训学校。他对于学到什么已经记忆模糊，但他记得在下课后在厕所前排队的焦灼，人太多了，每次前面都要排六七个人才能轮到自己。
那时他了解到，IT培训学校还有一种班叫业余班，班里的学生大多来自流水线工厂或服务业，工作日需要上班，只有晚上和周末才能来学习。一般一个班只有一半的学员能学完所有课程，对他们来说，昂贵的学费、大量的时间，都是学习的阻碍。
但是无论是业余班还是脱产班的学生，在培训学校的招生老师蒋洁眼里都没有区别，他们要缴纳的学费是一样的，这意味着她拿到的提成也是一样的，每有一个人报名，她会收入2000块。
在培训学校，蒋洁没有基本工资，每一个潜在的学生都是她可能拿到的钱。她三年前入行时，IT培训行业已经没有那么景气，来咨询的学生和家长越来越少，只有靠她主动出击。
每一个进入培训学校的学生，学校都要求他们再留下5个身边同学的联系方式，蒋洁会一个一个打过去，问有没有来学IT的意愿，如果没有，“那认识的人里有没有想学的呢？”如果有学员成功介绍新的学员进来，学员本人会得到一千块的奖金和两千块的学费减免。
另一种招新的方式，是从差一些的大学接手他们的学生。这些大学的计算机专业会在大三暑假的时候开展“实训”课程，学校没有安排师资，就请培训学校的老师过来，作为交换，培训学校也因此获得了招生宣传的机会。
“最重要的是忘掉过去。”蒋老师传授招生的技巧。“无论对方过去是什么样的，先表示同情，再告诉他们，不重要，然后展望未来。”她最擅长于对付忧心忡忡的家长，他们往往为了孩子的出路发愁，这时候她会说起自己不存在的“哥哥”和“弟弟”。
“我的弟弟也是，沉迷玩游戏，玩得那个性格都变得很古怪。”
“我哥哥之前没有读书了，想出来打工，玩了两年也没有正经工作。”
“我就叫他来学这个编程，现在已经上班了。”
“挣得不算多，但是可以自食其力。”
学费不便宜，在2万上下，各个培训机构都是这个价。但交不起学费也没有关系，可以使用互联网金融APP的学费贷款功能分期付。招满了15个人左右就开班，中间陆续再添进来，最后的规模在30人左右，而这30人里头，大概有一半为了交学费而申请了贷款。
蒋老师经常在朋友圈晒一类微信聊天截图：又有HR找上门来，邀请培训学校组织学生去公司面试，岗位丰富，包括软件开发工程师、运维工程师等等。她还会配上文字：“就业合作企业HR再次发来人才需求橄榄枝，享受一流企业福利和待遇。”
聊天截图的另一头，是互联网人力外包公司的HR赵丽。“HR”是她的自称，实际上，行业里的人都管这一类岗位叫做“销售”。她的工作就是向甲方用人单位贩卖人头。她介绍从IT培训学校毕业的学生去甲方面试，面试通过后，学生为甲方工作，拿低廉的工资，合同签在人力外包公司这里，甲方再付给人力外包公司一定的费用。
招聘的要求越来越高，培训学校的产出跟不上市场的需求，简历造假开始出现。但赵丽从来不介意这些学员的简历是真是假，她在意的是自己的指标和提成。一个月里，她会介绍150个以上的人去甲方面试，如果有人能通过甲方的面试留下来，成为正式的外包员工，她可以从公司那里拿到1000元的提成。“除了人力外包公司，没有人会主动去找培训学校。”她说。“我去培训学校，就像是从批发市场进货，货的质量我不管，卖得出去就行。”而假的简历，意味着可以“卖”得更容易。
全都是假的
徐亮终于到了要正式面试的时刻。
培训学校先是举办了一个分享会，让每一个人上去当着所有人的面说说自己的过去，他因此知道了同学们的来历，售楼员、餐馆的服务生、被金融业淘汰的人，也有学业不精的大学生。在接连不断的抒情和反思里，许多人都流下了眼泪。有一个同学说，“我们都是一样的。”他大专辍学，但在培训学校里，他是学习委员，每天负责给同学们开电脑。徐亮感受到了胸腔中的共鸣，他们确实是一样的，他想，都是之前不够努力，然后现在要拼一把的人。
有的同学之前做文员、工人，一个月拿三四千，现在不过培训了四五个月，出去就能拿翻倍的工资？学员自己也不相信，在面试的时候不敢提这么高的薪资，培训学校的老师给他们上思想课。“你们是时代需要的人才。”“就应该拿这么高的工资。”“不要露怯！”“大胆地提！”
互联网企业的程序员招聘流程一般分为两个步骤，一是看简历，二是技术面试。在技术面试上，面试官会就一些基本的编程语言与框架向求职者提问，考察技术水平。因为没有实操环节，所以只要口头上能够答出来，就能顺利通过。至于简历，培训学校有别的办法，技术课上完了，该上职业素养课，老师走进来，先跟他们讲：“简历需要包装，所有人都包装，你不包装就是落后于别人。”
徐亮点点头，有些同意这句话。老师接着说，让他们根据自己的年龄，写上1-5年的工作经验。他没找过工作，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旁边的同学小声嘀咕，这不就是造假吗？于是徐亮问他，“造假的事情，我们能做吗？”
同学没回答他，他自己也找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想起周末的时候和同学去深圳后海一带玩，那里有腾讯大楼和数不清的互联网企业，写字楼的外墙在海边的太阳下发光。他发誓要找一份像样的工作，坐在空调房里，让别人都来服务他。
徐亮还是照着老师的话做了。他1995年出生，老师让他写上三年工作经验。公司名称，叫他去网上找一个听起来像样的小公司的名字；项目经验，就写在培训学校做过的项目，如果嫌培训学校里做的不够高级，就再去网上找，徐亮在网上找到一个清华大学的软件项目，听了一半，把这个项目的名字写上去了；学历，用在培训学校“全自动”获得的成人高考本科，这一类本科文凭只要交钱，不需要上课就可以包过，毕业年限随着设定的工作年数可以随意变更。
“你要是不能接受，就编少一点。”老师也这么劝过曾锋，要求他修改简历。他拒绝了老师的要求。老师不允许。他问，我不找工作行了吗？我直接回家。但入学的时候签了协议，学校要负责学生找工作的一切事宜，不能轻易地放他回去。他就办了休学，名义上是中断学业，和老师说他明年再来，回了老家。
有全日制本科计算机专业毕业证的谢飞，在经过培训学校的简历“包装”后，开始了求职之路。他算了下，自己至少投了500份简历，最开始的时候，只去离自己10公里之内的公司面试，后来这个范围扩大到15公里、20公里，到最后变成了整个深圳市都可以。
有面试官委婉地提醒：“你的简历和经历不太匹配。”他答不上话来，明白简历被识破，汗落了下来，分不清屋子里是热是冷，只想快点逃离。但是很快他就克服了这种情绪，因为面试的场数太多，他对一切都已经麻木。最终一家销售公司要了他，在这个公司，只有两个技术岗，所用到的代码可能在5年前就已经被大公司淘汰。
即使找到了工作，假的简历对一些人来说依旧是炸弹一样的存在。陈龙本科学的是光电信息科学，这个专业能找什么工作，他完全没有头绪。于是他在2017年报名了IT培训学校，后来转行。工作的两年里，他总是极力回避去当新人的面试官，看到别人的简历，他就会想到自己那份——不仅学历、经验是假的，连年龄也是假的。当同龄的同事谈论起年龄有关的话题，他只能保持沉默。有一次别人问他工作时最看重什么。他说，是诚信，心里想的还是那份假简历。
洗白简历的方法一般是在工作一两年后，等有了真正的工作经验，就跳槽去新的公司。但是陈龙重感情，希望能和现在的同事们继续共事。在他入职一年多时，他找到了一个和直属领导吃饭的机会，在饭桌上向他坦白了。
“我知道，我其实看出来了。”领导听到之后一点吃惊的表情也没有，非常淡然地说。他更加无地自容了，想到自己在过去的工作中一定出现了很多疏漏，才会让人看出自己的真实水平。
领导没有再提这件事情，就剩他一个人继续煎熬。结束了一个大项目，同事们一起去聚餐喝酒，他依旧是心事重重。在嘈杂的交谈和玩笑声里，他一声不吭地喝着，不自觉喝到神智都有些模糊。“我的简历是假的！”他突然大喊出声。同事愣住了，没有听懂他在说什么，走到他身边，问他，“怎么了？”“假的！全都是假的！”他跪倒在同事面前，继续道歉：“我的简历是假的。”所有人都听见了。后来他才从一位关系好的同事那里得知自己做了什么。公司的氛围依旧保持着平静，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但从此，他再也不在公司聚餐上喝酒。
外包
来不及去仔细研究每家公司是做什么的，只要标注了“软件工程师”、“JAVA工程师”等字样的职位，徐亮都投出了简历。最终他被一家小公司聘用，月薪是6-7K。签完入职协议，他回过头看公司介绍，主要合作对象写了一大堆，从政府机构到影视公司，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进入了一家项目外包公司。
项目外包公司是乙方，负责从甲方承包项目，是依据甲方的需求进行软件开发。没有自己的产品，工作内容和进度全依甲方而定。如果在网上询问要不要去软件外包公司就职，得到的几乎都是千万别去的忠告。但徐亮没有别的选择，当时报班的时候贷了款，学费是两万三千多，还没开始找工作，催还款的短信就已经发到了手机上，必须要找到工作，这念头在他脑中绷成了一支弦，催着他干一切事情。
他终于来到了深圳软件园，第一天上班坐地铁，已经习惯深圳节奏的他顺着人流从地铁走出来。“真得劲。”他脑子里满是雀跃的想法，差点在地铁口的台阶上摔一跤。但等到真正开始工作，他心里的一丝侥幸马上就消失了——因为自己实在太“菜”了。
最开始的一段时间，他不敢问同事问题，怕显得水平太差。后来每完成一段工作，就强化一次这样的想法。有一次主管给的deadline太紧，他不得已在淘宝上找了程序代写，但是代写的人水平也不高，他俩一起研究方法，才按时提交任务。
在培训学校的分享会上，徐亮说出自己高中辍学的原因：他上课看网络小说被班主任发现，班主任强迫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念出刚刚看的内容。他本来就成绩差，当下更觉得受了羞辱，从此也总是疑心老师和同学看不起他。现在，那种羞辱感又来了，开会的时候，主管问他：“程序日志怎么写的？刚上大学的小孩都不会写成这样。”徐亮察觉到有几个同事也跟着赞同地点了点头。他觉得委屈，他又没有上过大学，他怎么知道。
但后来他没那么容易退缩了，哪里被说不好，他就改正哪里。同事里技术水平最好的是一位工作了一年的计算机专业科班生，他专门去请教他关于框架的问题，技术论坛也看了不少。
距离他第一个项目的交付日期只有几天，他几乎是住在公司。他住在坪洲，离软件园只有20分钟，但是他舍不得花上这么一点时间。他开始计划，等这个项目做完了，要尽量多接触一些不同的项目多学习，在这里肯定待不到一年，之后可以跳去别的公司。
离交付日期还有两天，他加班到晚上十二点半，在公司楼下等车回家，主管的电话突然打过来，他接起来，然后就听到了噩耗：“甲方改需求了。”他当下就懵了，一整夜没睡着。
谢飞也是如此，他所在的销售公司业务很简单，但是对刚从培训学校出来的他来说却不好对付。谢飞总是偷偷地上网查某段代码要怎么敲，公司里唯一的程序员同事坐在他身边，时不时凑过来问问他进度如何，他赶紧把网页叉掉，生怕对方看到。等他适应了这家公司的节奏，他又很快意识到，这样工作下去没有任何进步可言。他重新找工作，在没有什么选择的情况下，进了一家人力外包公司。
在培训学校的时候，有一天老师说，有毕业学长带回来了工作机会，让大家都去看看。去了他才发现，所谓的工作是去柬埔寨开发赌博软件。他想，人力外包公司至少比非法博彩业好。谢飞甚至不知道他签的这家公司地址在哪里。他在甲方提供的驻场工作，合同中不属于甲方，位置上不属于乙方。没有谁能给他提供归属感。
等待着谢飞的是习以为常的加班和无穷无尽的项目，他也看不到自己所做的东西是如何发布、如何被使用的。外包员工加班不用给钱，老板常常下午四五点的时候发布任务，等到做完，就只能赶地铁的末班车。
“就像对着空气敲代码”，他这样形容。“你只是一个人力资源，和桌子、椅子一样，都是可以被随意替代的。”
徒劳
一家外卖平台曾经拍过一个宣传片，说的是一个程序员给一家互联网公司送餐，看到代码出了问题，像天降救星一样坐下来帮他们排除bug。“送外卖只是为了活动筋骨。”宣传片里的程序员对着镜头露出灿烂的笑容。
不如去送外卖——这是徐亮和同事们常开的一个玩笑。入职两三个月，最初的激情退去，在加完班的夜晚，他疲惫地躺在床上，经常自嘲式地想起这个玩笑：送外卖是搬运食物，自己是搬运代码，都不产出新的东西。
有时候他心血来潮，想优化一下程序，但是又觉得没必要，他不会因为创造出质量更好的程序受到额外的嘉奖。他工作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完成任务，任务多到他喘不过气，他最好的解压方式是，幻想自己要如何帅气地辞职，要怎么去气他看不顺眼的主管。工作半年，他身边同事已经换了一拨，那位技术好的大学生也离职了。
大概是今年5月，徐亮的右手腕开始痛，敲代码的时候手都很难抬起来，应该是腱鞘炎，同事笃定地给他诊断了。徐亮不愿意去医院，自己才工作不到一年，就说得了腱鞘炎，矫情。
那天，深圳大雨，一个项目在几天前收尾，新的项目还没来，公司里每一个人都神情怠惰，徐亮回顾了工作的10个月。“我每天都写这种脏东西，一天比一天脏。”类似的想法在他心里盘桓。“脏”，是程序员用来形容冗余过多的代码的词。他看了看周围，突然就无法忍受这种死气沉沉的气氛，过去设想过的辞职的场景出现在眼前。他走去主管的办公室，“老板，我想和你聊聊辞职的事情。”“好啊。”主管静静地听他说完，没有说任何一句挽留的话，很快地交待了他手续要如何办，还送他出了办公室的门。
徐亮走出公司大楼，雨下得更大了。一切又回到原点，他想。外包公司的工作经历并不是什么好的加分项，在这个行业，外包公司等同于技术含量不高，现在找工作，他极大可能还是进另一家外包公司。他跑了三四场面试，放弃了。
他培训学校的同学和他有联系的不多，最亲密的一位最初去了一家创业公司，后来被辞退，再一次进入找工作的漩涡。他隐约听说，班上唯一的女同学，已经回老家嫁人了。“大部分学生都是这样，干上一两年，就回到原本的行业里去了。”曹老师说。
曹老师教过业余班，他有一位姓赵的学生，在数控厂工作，为了求得每天晚上都能上课的机会，找关系让主管把原本三班倒的工作时间都排在了白天。他每天睡三四个小时，开始的时候，是班上最好学的那一个，也很有天赋。但是曹老师依旧看见他的神采一点点熄灭下去。这样的生活不是谁都能坚持的。赵同学在课堂上逐渐撑不住了，开始打瞌睡。起初曹老师还会把他叫醒，之后却舍不得打扰他，强撑了半年多，他渐渐跟不上班上的节奏，也退学了。
徐亮也觉得迷茫，他终于明白“神话”孙玲只是极少的孤例，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上培训学校、做一个底层的程序员，更多只是徒劳的一跃。要不要去送外卖？他开始认真考虑这件事情，唯一的担忧是，他的右手腕即使不再敲击键盘，也会产生持续的疼痛。
（应采访对象要求，除孙玲外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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